|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说明：本章的译文可能存在不少错误，需要校对。现姑且上传，请读者注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九章 国际主义与全球化
因为市场信仰没有提供它许诺的繁荣，所以失去了支持；相反，它还制造了苦难与艰辛，所以，我们需要把人们从全球化迷信中拯救出来。有人抗议失业和缺乏保障，以及贫富差距的增大和社会服务的恶化，而新的说教者的回应则是深切的同情和宿命性的顺从。一位法国财政部长曾在里昂举行的西方七国议会结束时这样告诉人们：“别做梦！我们现在生活在全球化的经济中。”西方七国借助真实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资金流动规模和速度方面的数据，为我们这个世界幻想了一个相当遥远的景象。在拥有电子货币、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可以到处移动的未来情形下，国际化公司能轻易地搬迁、关闭、盘点、贮存，而工资差异却是最小的。在此背景下，新信仰的说教者用更严厉的语言向不受警告威慑的怀疑者们布道。这些怀疑者们敢于为了高工资，或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社会福利而斗争。说教者告诉怀疑者们：“如果你们赢了，你们将被外国的廉价商品淹没，或者看见工厂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将工厂搬到海外；如果你们试图发动全国范围内的抵抗，你们则会破产，从而屈服于国内外的流动资金”。 面对如此明显的宣传，撒切尔夫人提出了最新的看法，她认为这种尝试很好，它有效地说明了反抗程度，也能很好地表明，整个争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简单化、部分真实和统计上的花招。事实上，在过去的25年里，随着限制的取消，新通信方式的采用，新仪器的发明，我们已经目睹了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激烈膨胀。但是，这种膨胀应部分归咎于先前一段时间内的异常控制和限制，如果将边界开放的程度，以及对外国投资的依赖程度与100多年前英镑主导的金本位时代比较，而不是与30年前的情况比较的话，这种差异这不会如此深刻。相似地，如果世界人口被少数几百家大型跨国公司控制，它们的海外产出仍然大约占了整个工业生产的15%。虽然这些大型公司受利润驱动，而不是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行动，但它们仍然有很强的民族基础。除了少数公司，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在本国招聘的，同时，它们的大部分研究工作也是在国内进行的。[1] 最后，生产投资不应同国际游资（短期资本）混淆。工厂并没有被搬迁到国外。工资不是决定厂址的惟一因素。3/4的外国直接投资发生在高度工业化国家。即使是在1995年，如果不考虑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引起了新的关注——相对富裕、高工资的国家仍吸收了新的投资总量的60%。美国和西欧是最大的受益者。[2] 为了粉碎散播某种目的的神话，重述这些基本事实是很重要的，但这还远远不够。它巧妙地强加给人们完全失范的、全球化的世界景象，但这会滋生出一种软弱无能的情绪。为了驱除这种失败主义情绪，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现象是重要的，准备采取行动，以回应近几年发生的不可否认的重要变化则是必要的。对于历史上所有的技术革新来说，全球化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强加和扩大资本统治的又一次努力。资本本性驱使它跨越国界。在19世纪，资本有一段早期的快速膨胀时期，当时，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它领导了这次潮流。虽然英镑的统治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动摇了，但是英国货币的国际统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4年才终止。随后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十月革命）——它阻止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然后是大萧条，法西斯的崛起，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4年，西方强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采用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人们希望该体系能消除近期的两大麻烦：一是提供新的国际框架的民族主义，二是允许政府控制国际资金流动的臆想。布雷顿森林会议引入的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瓦解，而这给全球化创造了空间。 因此，第二点是：顾名思义。全球化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一方面，要面对逐渐减少的利率，另一方面，我们则要面对依赖于美国绝对强权的货币机制的崩溃。资本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重组和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挥舞的双重武器，它试图努力恢复其生存理由，以及它的本质：可获利性。 但是，第二点使至关重要的第三点更为令人印象深刻：与建立权威相反，全球化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由经济进步，技术进步强加的不可避免的选择。经济全球化采取的形式是由政策决定的，金融快速膨胀的根源不在计算机，而在政府解除对国际资本流动限制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这个决定被执行后，技术才发挥其作用。通信和计算的速度使资金的流动达到了惊人的速度。实际上，它为狂热的金融投机提供了机会。据估计，每天大约有价值15000亿美元的大宗国际交易，其中不到1/10的交易与外贸和对外投资有直接联系。[3] 我们的巫师已经驱除了金融妖魔吗？事实上，资本的本性一直是扩张，它跨越国界并渗透到国内尚未征服的领域。今天，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对资本的寻求，这个目的似乎达到了。正如罗莎·卢森堡的著名建议一样，是不是这段历程的结束宣布统治的黄昏过去了，资本主义体制需要征服新的生存领土呢？[4]或者换句话说，可不可以将这种体制在创新工作时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或愚蠢的投机解释为厄运临近的征兆呢。 有人会讽刺说，自由贸易是强权国家的保护主义。英国是19世纪的经济主宰国，它花费了不少时间以完全转变成自由贸易国。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出口制造商们的农业利益的附属物——标志着英国国内的转变，然而，1860年英国同法国签订的科布登—谢瓦利埃（Cobden-Chevalier）条约则标志着它向国外的扩张。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为英国所偏爱的金本位制度发展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5]然后，英国成为了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它占据了世界24%的外贸，以及比例更高的对外投资。然而，英国短暂的权力和荣耀已经预示着它的相对下滑。19世纪8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制造商，德国与英国的差距也不大。事实上，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我们经历了一次经济萧条，一次争夺殖民市场的战争，资本主义强权间开始了垄断竞争。 但是，货币体系有时会被条件反射左右。很多年以来，伦敦仍然是国际金融的中心，将近60%的国际贸易使用英国货币交易。伦敦银行利率的变化影响到所有主要金融资本，引起全球振动。难怪凯恩斯会把那个时期的伦敦银行描述成“国际管弦乐队的指挥家”，然而那时，它只是一个为即将来临的葬礼进行表演的不合格的乐队罢了。1994年，一场恐惧的战争淹没了英国强权和金本位及其他东西。 那场血腥屠杀的一个结果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在19世纪的欧洲，出没的幽灵有了真实的面目，富翁们及其政治食客再不能通过集中维持外汇汇率的措施来从事经营活动。工资和工作条件必定是重要的。 一旦被征服者从急剧的通货膨胀中走出来，胜利者们将试图通过微弱的调整来恢复过去的货币秩序，坚挺的货币在这个货币秩序下被作为储备，如英镑作为储备黄金外汇标准。但是，热那亚会议对这个代替物的准备没能持久。英国不再强大得足以占据统治地位，美国也没准备接手。国际货币的失序和投机，引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惨重的经济衰退，这场大萧条在1929—1932年达到了顶峰。生产崩溃，失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和美国将近有1/4的劳动力失业，德国则将近有一半的劳动力失业。人们没有记住的是，首先，急剧的通货膨胀吞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积蓄，然后是失业大军，也不可能有人能理解，欧洲随着纳粹主义的崛起而进入了黑暗年代。 这场风暴扫除了金本位制。当边界被关闭时，外贸急剧收缩。每个国家都一直试图通过保护措施或竞争贬值来保护自己。经济敌对预示了军事敌对。事实就是这样，经济已经从衰退的底谷中复苏，但欧洲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却将要经历第二次紧接而来的灾难：30年，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次血的悲剧。“再也不要发生了”。人们对这种屠杀的反感突然强烈起来，以至于即便是政客及其财务顾问也不得于1944年的春季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对这种反感进行思考。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在最大可能的全球范围内恢复资本主义秩序，同时也为了阻止另一场像大萧条一样的灾难，而大萧条已证明了资本控制的重要性。 在书面文件中，起草者创建了一个多边国际机构去处理世界金融问题。这个机构的核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被授权对固定汇率进行例外调整，同时提供货币流动性（它逐渐成为最后放款人）。根据各成员国经济势力决定的配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一个基金，并对其进行运营管理，各成员国所缴纳的份额也决定着这些国家可以货款的数量。为了提供长期投资资金，这次会议也创建了另一个组织——国际开发与复兴银行，也就是世界银行。美国在世行的份额最大，这样可以防止采取任何未经华盛顿同意的决议。因为一盎司黄金值25美元。所有货币与美元挂钩，但如果只指出美国在世行的份额或强调新的货币体制事实上是一种黄金对美元的兑换标准，这仍不足以显示美国的关键作用。完全公正地说，这种体制本身就是美国统治的工具。 虽然有44个代表团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是对最初文件的起草有发言权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受凯恩斯影响的英国，另一个则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领导的美国。在会议中，每个代表团的计划都被做了重大修改，然而最终文件是在美国财政部提出的最早的文稿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在议会和财政部门的压力下，会议对此文稿做了大量的修改，但给予美国代表团及其商业利益群体优越条件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经济战争结束后只有一个胜利者。美国大约占了一半的全球制造业生产，1/3的全球出口和61%的黄金储备。[6]某种意义上，布雷顿森林会议其实是一场迟来的权力交接仪式。19世纪的经济由英国统治，20世纪后半叶则由美国来主宰。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发挥了作用，这不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了货币流动性，也不是因为世界银行提供了资金，而是它在一段时间里满足了统治强权的利益。 美国当时的野心是统治尽可能广的资本主义，而如果这个野心得以实现，它就可以把斯大林势力赶回苏联。另外，如果美国要在欧洲实现这个目标，它就必须支持受公愤威胁的西方政体，就要向他们重申红军已经在苏联进一步发展的事实。1947年出台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就服务于这个双重目的。这个计划反抗苏联，帮助确定冷战边界。虽然斯大林与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毫不相干，但这场胜利仍激励了美国的热情和坚定了它的决心。为了达到目的，美国准备支持它过去与将来的欧洲对手复苏经济，向朝鲜派兵作战，同时帮助日本经济成倍增长。布雷顿森林货币是有效的，因为富裕的美国愿意对此付款。 实际上，经济援助、军费开支、直接投资的总和很快就会超过美国的贸易顺差。从1953年开始，除了几年例外，美国的财政赤字一直是巨大的，并且在不断增长。这暂时还不是问题，因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十分乐意在自己的金库中储备美元。 然而，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变化。德国、意大利、法国已经完全恢复。1956年，它们连同比（利时）、荷（兰）、卢（森保）经济联盟国家建立了共同市场。在美国的认可和推动下，它们重新确立了货币可兑换关系。它们做好了竞争的准备。日本也是这样。但是竞争条件实际上并不平等。虽然美国不再支援欧洲，但是它的帝国主义扩张以及收购外国公司的活动已经超过了它的资源容量。 20世纪60年代中期，外国政府手中的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而且这种差距在美国对越南开战后扩大了。然而，美国不打算做任何补救。欧洲开始私下里说，美国因为有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所以它是惟一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解决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戴高乐将军，这位出入于大西洋联盟的怪人仍然是惟一敢于坚持的人。与此同时，戴高乐还揭示说，如果皇帝不是完全赤身裸体，他就即将前途无望。1965年，法国没有储备美元，而是要求把它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德国正轻易地实现这个目的）。 让我们在此做短暂停留，因为这个插曲显示了竞争的模糊性以及资本主义强权间的同谋关系的一些重要内容。在这里，只有那位勇敢的将军敢于质疑和挑战美国对同盟的领导权。但即便是他也不能坚持到底，当有人向他指出整个货币体系会随同美元崩溃时，他退缩了，法国切实地采取了对策，比如建立了一个“黄金库”（Gold pool），以支持美元对黄金的平价。然而，美国华盛顿政府随即认识到，它不再有维持其过去那种优势的办法了，因此，它不得不寻找新的可以维持长久统治的方法。为了抵制德国和日本的竞争，美元贬值是必须的。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兑换窗口，美国不再用美元换黄金。两年后，固定汇率被“废除”，布雷顿森林时代结束。这个货币体系几乎持续了整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差不多30年的时间。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无规范的投机世界，陷入了混乱。 当然，从来没有清楚的分界线，所以历史学家们也不能把1973年作为划分两个时代的准确分界线。旧的货币体系不仅是它自身解体的种子，而且世界紧随它的灭亡进入了过渡期。不稳定的游资（短期资本）和膨胀的投机部门使旧的规范的货币体系从内部开始衰败。在此，我并不是指没有权力部门的仁慈，海外低税收区（offshore fax havens）是不会繁荣的。我是说，这个体制的中心是投机的温床，也就是伦敦的欧洲货币市场。欧洲美元是有权不必提交给美国审批就可以存在海外的美元。相反，第一笔这样的存款是苏联通过Narodny银行储蓄的。这是个逸闻。重要的是，一个大型欧洲美元市场被允许在伦敦大力发展（其它货币效仿欧洲货币市场），欧洲美元储蓄在1970年就达到了美国黄金储备的价值，没有美国和英国当局的心照不宣，这种发展是完全不可能的。[7]那些认为政府后来在市场压力下，别无选择地解除管制的人们通常会忘了描述这些政府是怎样为其不可避免的屈服做准备的。华盛顿允许美国银行的分行使用欧洲美元，也允许它的国际公司在海外储蓄欧洲美元。华盛顿可能已经准备考虑用另一种办法来维持其统治。 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的激剧增长，中东的酋长们和苏丹们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他们将收益存入西方银行，而随着石油美元的收入，欧洲货币市场的规模就发生了变化。顺便提一句，这些资金在发展中国家周转，越快越好。除了富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改变了经济政策，如加强管制，大幅度提高利息率，这也意味着贷款者为了完成达不到的支出而增加出口。结果，债务危机在许多国家，尤其拉丁美洲国家造成了社会灾难以及难以言说的个人不幸，经济上委婉地说，这是“失去的十年”。 通货膨胀紧随的石油动荡提醒人们，20世纪70年代是一段过渡期，在增长减慢，生产率逐渐下降，利率逐渐下落，石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这个体制将放弃它在旧的资本主义弱肉强食法则下产生的临时妥协和社会契约。但是经过25年愉快的阶级合作后，这个合作组织里的一些人反对将阶级冲突公开化带来的风险。英国托利党内的自由派分子和未来“撒切尔主义者”之间发生冲突，进退两难。20世纪70年代，人们试图通过某些支出形式克服体制危机，结果生产减慢和价格加速增长：滞胀。这是一种改革导火线。滞胀持续存在。但是，这次还伴随着通货紧缩，还继续威胁着战后取得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全面受困的年代。 通常，那种攻击首先做好了准备。然后得到了思想意识形态运动的支持。被卡莱尔（Carlyle）称为“沮丧科学”（dismal science）的经济学自然是这支增援队伍的重要一员。比如，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哈耶克（Hayek），他为反对自由贸易而斗争［注：英文版为：the arch-reactionary free trade crusader。应为“极端反动的捍卫自由贸易的斗士”——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则授予了货币主义泰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8]，现在不仅马克思主义，而且凯恩思主义也过时了。前沿经济学家们正在推崇一种自然失业率，它低于其背后危险的经济冒险，当学术权威们因此正在讨论菲利普斯曲线时，大众宣传媒体却重谈陈词滥调，即公共固有的邪恶和私有的内在价值，或自由企业，或被一双仁慈的“看不见的手”引导的市场的完美智慧。[9] 宣传与实践紧密联系，为了坚定地把重心从工资转移到利润，为了牢固地重建资本支配劳动力的规则，各国在国内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这种争斗可以策略性地以美国的航空交通专业管制员工会或英国的矿业为例子来证明。它们通过修改劳动法来削弱工会力量。通过法律来保障工资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活动被取消。为了扩大利润范围，在欧洲私有化动机的驱使下，每种公共财产都被出售，开始是工业和银行，然后是铁路业和电信，而在它们的成功的鼓舞下，这次活动的主持者扩大了活动，解除了公共支出。当然不是取消军费和对所有产业进行补贴，而是取消所有社会福利服务、医疗和教育的公共开支。人们应该在这个背景下看待全球化。边界的开放，对资金滚动控制的解除，市场的合并，外国机构对他国政府债券的购买，不稳定的国际短期资金，都在把资本统治这个市场的暴君强加给政府。这些政府迫于本国选民的压力从而敢质问新的信条，这种信条认为对利润和公司有好处的行为也自动地对人们有益。 世界各地解除金融管制运动的前进步伐是不一致的。美国于1974年全面解除了对资金流动的限制。当伦敦市的利益看起来几乎历史性地超越英国产业利益时，英国紧随美国其后就不足为奇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她随即及时地解除了资本控制。事实上，有人曾认为这个过去的统治国家和那个试图坚守强权的国家正兴趣盎然地将重点从金融转移到补偿它们在工业竞争中与德国和日本相关的损失。1981年，德国解除了资本控制，而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虽然它仍有限制，但它的前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为了准备国际资本主义竞争而进行彻底改革的决定是1989年由一届倾向社会主义的政府采纳的。1988年，一道指令宣布所有欧盟国家的资本控制结束。在解除限制的同时，交易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下面引用的数据可以对它的范围有所了解：“1973年3月，在货币危机期间，每天有30亿美元换成欧洲美元，据估计，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兑换量在1000亿美元。10年后，这个数字达到6500亿美元”[10]。到1995年，国际清算银行估算，每天的兑换量在12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就是个极限。 不可否认，通信方式和成本的革命性变化推动了这种惊人的发展。1960年，一条跨越大西洋的电缆只能同时载138门电话，到了1995年，一条光纤可以同时载150万门电话。今天，笔计本电脑的速度是20年前的巨型机速度的数倍，而巨型机价值100万美元，现代计算机的成本却已经降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成本的1%。[11]如此便宜和瞬时的传输不仅改变了生产商与其供应商的关系，而且改变了国内总部与海外下属公司的关系。它使在全球建立24小时贸易变得容易，同时也使距离遥远的不同市场建立紧密联系变得容易。另外，速度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都激励人们精心设计新的金融工具。 同样不可否认，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惊人的，管制的解除为固定汇率的废除提供了大量机会。随着固定汇率被废除，货币可以浮动了。20世纪60年代，美元的升降蔚为壮观，作为主要贸易货币，它促使从事外贸的人们寻求保护，另一方面，国际上变换无穷的资金要求管制利息，促使商人们考虑别的还不清楚的办法。规章制度的解除为国内许多革新创造了机会，这种革新同时延伸到了国际领域。担心交易风险的顾客获得了多种投资办法：在期货市场购买保单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已知货币（或商品或证券）；也可以得到买卖的选择权，一份保证如期发货的证书，免费与想买你想卖掉的货币的人进行交易或者相反；可以操作更复杂的金融工具，而人们发明这些金融衍生工具，是为了满足各种普通的或特殊需要。顾名思义，衍生工具就是通过对货币、股份、商品的真实走势或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评估，从而衍变出价值。现在，它被最恰当地描述成一个巨大的再保险体制。你可以在这种体制中尽情投资。在对这种革新很为欣赏的报告中，人们承认约1/5的国际交易与外贸以及投资中的交易直接的关系，明显地，在这种再保险体制里，两面投注产生了投机乐土。 衍生工具繁殖的一个国际后果是，只投机某种货币的投机者们，比如说，1992年攻击英镑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s）处于强势。他们不仅可以从银行借贷超过自己可担风险的资金，而且“资金的势力现在增大了，因为只有一小部分衍生合同的面值是急需的，换句话说，对冲基金不用花自己的钱就可以进行大型投注”[12]。对冲基金组织在管制解除较早的海外国家和美国注册，它现在已经成为故事里的英雄或恶棍。对财产和英镑成功阻击的分析显示，里拉、英镑只是较大攻击中的受害者之一。[13] 近几年，金融市场极端快速地膨胀，一些投机者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在美国，典型的例子是开放式基金（mutual funds），它主宰着金融市场膨胀的步伐。对冲基金只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1980年到1995年，开放式基金的财产几乎翻了九番，从2930亿美元增长到近2.6万亿美元。它们虽远不及巨大的养老基金——养老基金的资产同一时期从6680亿美元增长到4万亿美元——但它缩短了与养老基金的差距，因为法律约束禁止把养老基金用于某些投资，所以养老基金为了克服障碍就把资金转移到了开放式基金上。通过购买债台高筑的美国行政部门的大量证券和各种性质的证券，包括垃圾证券，开放式基金的总需求得到了满足。表面上，它们很大程度得益于令人无法相信的成功的证券交易，从而有杰出的表现，而当它们在国内得到满足后，它们就去海外冒险，对冲基金作为投资先锋开辟了道路。因为受益于管制的解除，保险衍生工具控制的解除，特别是在欧洲，投资流动性得以确保，所以，养老基金紧随对冲基金到海外投资，它们现在可以购买外国股票或政府债券，也可以随时投资。但并不是只有它们才这样做。大投资银行，例如（Goldman），高盛（Sachs）或者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这些主要的大商业银行以及对冲基金在投机狂潮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种投机狂潮引起了金融市场的振荡。国际公司逐渐壮大的金融部分也包括在内。正是这些强大的集团，在1996年9月16日——黑色的星期一，成功地阻击了英镑，导致英镑贬值。 养老基金是英国和美国的特产品，假如没有养老基金，年老的美国人就会挨饿，而退休的英国人则会进入佩斯·贝弗里奇（Berereridge）所说的艰难时期。当其他国家，如日本把大量的钱投入保险时，美国人或英国人则把钱投入了养老基金，这就是为什么养老基金进入外国市场被称为“盎格鲁-萨克逊”入侵的原因。[14]然而开放式基金本质上是美国式的，把这种慈善投资机构的国际渗透描述成美国化更为准确。然而，认为美国把资本主义方式带到欧洲和全世界则是可笑的。当资本主义“普通化”后，那就要求不同国家有不同特色。与美国不同，德国银行被允许向工业直接投资，而它们在生产上的重要作用使鲁道夫·希尔弗丁（Rudolf Hilfeding）在20世纪初发明了“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这一概念。另一方面，在法国，大产业集团的相对弱质性驱使集权的科尔贝（Colbertist）政府在组织生产中起到了直接作用。同样，如果认为德国政府不支持美国资本主义也是错误的。事实上，考虑一下五角大楼的采购在IBM和其他电子公司的发展上，在波音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的发迹中所发挥的作用，不用说通用汽车和伊斯特曼·柯达的历史，你都会发现这样的论断简直可笑。然而，这种支持行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15] 诸位一定要摒弃另一个明显是在起宣传作用的说法，即慈善投资机构进入世界各地市场，标志着分享民主的国际胜利，弱小者胜利。事实恰恰相反。特权者在这个体制中分得了巨大的蛋糕，而小储蓄者（Small savers）则在蛋糕碎末的贿赂下保持沉默。但是后者无权参与政策制定，决定的权力被限制在越来越小的圈子里，而且，它的真实性不仅仅取决于养老金或对冲基金。所有银行由于竞争而压缩规模，它们要求并获得了在新领域投资的权利。你现在经常会看到，不仅同一国家的传统大银行合并，像美国的大通银行（Chase）和汉华（Chemical）银行的合并或瑞士的联合银行（Union）和瑞士银行公司（Swiss Bank Corporation）的合并；你也会看到，金融大集团，像万国宝通（Citicorp）商业银行和Travellers破记录的交易，荷兰国际集团（ING）银行收购霸菱银行（Barings）（过去叫伦敦商业银行，London Merchant Bank），或者德国银行（Deutsche Bank）收购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 Trust Corporation）；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保险业合并案也比比皆是，不再是大公司吃小公司，而是大公司吞吃大公司，从而获得国际竞争需求的规模。小的是美丽的——那是针对鸟而言的。现实世界不是被弱小者统治，而是被集中在三个由强权公司主宰的金融中心：伦敦，过去的中心；纽约，现在的中心；东京，新兴的中心。[16] 应该用另一种方法和不同背景来解释在全球强加美国金融模式的企图。经历了一段不到30年历史时期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罕有的退步后，资本主义正在重建。资本主义正恢复正常，回到过去的道路上，但它当然会在新的框架中重塑自己，因而它也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日本生产组织方式证明重申其权力的努力是有益的。就这种制度的巩固而言，美国的管理模式同样被认为是新历史时期最适合的模式。像过去15年一样，这种管理模式加强了金融控制，强调即期利润。在这种体制模式下，慈善机构投资者的权势增强，控股要求的股份比例比欧洲的还少，不满的投资者可轻松地转移到利润更高的产业上，这个体制的重点早已是快速赢利和季度报告。它最主要的成绩当然是“减产”，实际上是减少劳动力、工人数量，减少他们的工资和福利。而且这仅是一个开端。其他方面，特别是研究和开发会受到这种短期行为的影响。这种态度如果从公司上升到国家高度，那它就要求大量减少利润税、高收入所得税和降低公共支出，除了国防支出，还要提供公正契约所需的开销、解决社会纷争所必要的警察和囚犯的开销。 这种模式背负着自负的名称——“公司治理”，国外正在采用这种模式。它的销售商和厂商通常遭到质疑：比如OECD这样的国际组织，它的年度国家报告指责德国仍然背离规定的模式。在达沃斯聚集参加一年一度的自由贸易大会的商人也是嫌犯之一，而经济学家杂志是这样崇拜的主要宣传喉舌；另外，全世界信仰这种舆论的其他人或被收买的追随者都有嫌疑，[17]在欧洲，比如1995年的法国，这种趋势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抵抗。然而，它的发起者坚信，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他们终究会有一天。随着资金流动控制的彻底解除。对外国债的比例升高（这个数字有波动，OECD的平均值在1/4~1/3），不满的投资者可能出售股票或政府债券，并转移到条件更方便的投资环境中去。有人会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抵制这种潮流。现在，他们不仅要遵守资本主义游戏的国内规则，而且也要遵守它的国际规则，因而，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东京，从赫尔辛基到开普敦，美国似乎都是最大的赢家和榜样。 然而，把世纪之交说成美国的强权时代是很草率的。肯定地说，美国的领导作用不容怀疑，随着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刚刚没落，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一直提醒它的伙伴们，他们和这个世界仍然需要一位“警察”。美国也有它的经济理由。尽管美国事实上自1985年后就成为净债务国，而且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但布雷顿森林协议瓦解后的25年里，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国内外出现巨大财政赤字时，英国、德国、日本首先支援美国，大量购买美国债券，而这没有阻止美元继续作为储备货币和主要国际交换工具。当华盛顿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决定采用其他办法保持美元统治后，华盛顿的确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操作。 然而，美国的优势实际上与过去不完全一样。日本不可能做亚洲的代言人，尤其考虑到中国逐渐加强的地位；而如果不考虑欧元，那西欧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他们明显没有做好冲击美元的准备，因为一旦这个主要支柱倒塌，整个公共利益体系也会瓦解。但是他们也不会完全接受华盛顿的命令。[18]对穷国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它们的规则全都是好的。当美元、日元、马克和欧元的强权代表举行西方七国会议时，他们避免事端或争吵，就像他们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一样。华盛顿不是世界政府头脑。华盛顿第一次置身于一种复杂的、不定型的三边不平等关系中。 1987年10月19日是个黑色星期一，这一天，抛售指令淹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突然崩盘。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全球市场造成了突然的恐慌。1992年至1993年，一小撮投机分子的成功狙击粉碎并几乎毁掉了欧洲货币体系。1994年12月的墨西哥便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和例子。墨西哥人、外国人看到金融市场上的比索和外汇报价狂跌，连同资金一起飞走了。由于这个自吹自擂的“自由天堂”的体制，墨西哥政府走到了倒闭的边缘。墨西哥的经济濒临毁灭。1997年夏天，那些后现代英雄，“亚洲老虎”遭到了投机商的袭击，它们的货币和股市受到了袭击。但这些仅是另一种振荡。 总体来看，在几十年时间里，或在1985年以后，东亚在世界经济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直接外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快速膨胀的时期——1995年，这种投资达到了1000亿美元——而且大部分增长都是东亚带来的。受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条件的吸引，跨国大公司正进行大量投资。日本尤为积极，因此日元相对美元坚挺，并且所有可能受日本影响的国家同美元有联合汇率或其他方式的联系。如果算上过去的“四小龙”（中国香港和台湾、新加坡、韩国）和现在的“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以及——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由1985年的13.1%攀升到了1995年的23%，比美国的15.4%（有所升高）和日本的11.7%（下降）高，甚至比欧洲共同体(19.4%)要高。[19] 如果中国或印度尼西亚仍然主要出口消费产品，如纺织品、玩具或鞋类，其他主要的产品如计算机、电子产品或通信产品，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那些部门的容量已经过大，生产过多，加速了自己的崩溃。随着与日元挂钩的美元在1995年开始攀升，东亚货币随后也攀升，观察家们开始怀疑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否长时间承受这个压力，而游资也开始产生。当1997年7月1日泰铢下跌时，恐慌像着火一样迅速蔓延。货币与股票证券很快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下跌。港币也遭到袭击，中国人民币的黑市市场也难逃此劫。当所有这些情况恶化了日本危机时，投资者从“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的撤退击退了摇摇晃晃的卢布，威胁了巴西到委内瑞拉的货币。 评论家们较早的时候就得出了乐观的结论，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不再像过去一样脆弱。1987年，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价格首次下跌，比1929年的情况更为糟糕，但是这一次，无论是华盛顿还是纽约的金融当局都很快就介入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尔后，外国银行开始设法软化美元价值后来的下降。在欧洲，当里拉和英镑被第一次波动冲击后，法国法郎也几乎被第二次波动吞没，但欧洲货币体系存活下来了，现在形成了一个统一货币。在墨西哥这个案例中，虽然克林顿总统在听从国会及其国际伙伴上有疑问，但为了救助墨西哥政府和投资者——大量美国人仍设法提供了500亿美元（毫无疑问，墨西哥人在高通货膨胀、大量失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上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这与竞赛的本质是一致的）。然而，规律在这里不起作用。尽管缺乏自己的货币，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仍设法采取了挽救行动，包括为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俄罗斯提供了大约1400亿美元资金（如果把给巴西元捆绑的资金算在内则超过了1800亿美元）。如果一个西方或美国人，机构的行为相当开放，就有机会促使韩国或泰国更多的向外国投资商开放。然而，虽然这种选择至少跟过去一样痛苦，会有成百万增长的失业和成千万的低于贫困线水平的穷人产生，但这是这种补救措施似乎有相反效用。衰退成了继续恶化的萧条。因为纯粹的心理因素，这种萧条情况并没有扩散。如果俄罗斯或拉丁美洲受到影响，也仅是因为投资者从“新兴市场”中撤出引起的。对亚洲九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需求下降足以使原材料价格下降，尤其是原油价格，而且俄罗斯与拉丁美洲仍然极大地依靠原材料出口获取收益。麻烦变大了，因为世界经济正不断地融合为一体。从泰铢贬值开始的萧条仍没有结束，它也被人们称为全球经济的第一次大生产过剩大危机。 甚至还有更多的麻烦吗？我们的统治者清楚过去的教训，他们总能成功地实施拯救行动吗？有理由认为这个体制是脆弱的、不稳定的，甚至它受到大变动的威胁。事实与设想之间，经济现实与虚构的金融表现之间的差距正在加大。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矛盾。听一听信息革命、划时代的变化、工作的终结这些神话，人们就能想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快速扩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就业人口随着技术进步的速度而消失。而真正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停滞的时期，产出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几乎不到“黄金时代”的一半。如果我们看看国际关系，就会发现同样的悖论。听一听所有关于无情的全球化的讨论，人们必定会断言，国际贸易的扩张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超越的速度。事实上，我们又一次错了：它的速度在放慢。外贸的年增长率从1950—1973年的年均7.2%下降到了1973—1990年的3.9%。因为那种增长率的一半不是用新的投资来计算的，而是考虑了其他发达国家中的企业合并和收购，与此同时，追求至上的跨国公司相互争斗加剧。 金融资本的新统治并不是纯粹的幻想。它与经济事实有明显的联系。为了实现财富的重要转移，它为剩余分配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框架和借口。在20世纪最后25年左右的时间里，大多数国家的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有明显下降。相伴而来的则是分化的加剧，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加大。这个趋势在两个与新模式最接近的国家最为突出，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英国。 然而即使那样，真实的变化——劳动的失败和资本的胜利——也没有证实它们的金融表现，利润率的增长最近相对放慢也不足以说明道-琼斯指数的上升。在国际领域，外贸和投资以算术级数增长，而金融收益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且是天文数字般的巨大增长。 这是一种狂乱的推测，它会变成一种金融虚构，会使人们想起罗莎·卢森堡预见性的话，卢森堡认为，资本的统治仅当存在新的征服领域时才会继续下去。俄罗斯和中国现在正“狼吞虎咽”，虽然远没有消化，但很快就会成功。虚构资本的非理性扩张可能是最终骚动的第一个迹象，它试图通过人为方式来延长自己的生命周期。对于我们而言，为解释“兰波”逃离这种体制可能是他唯一的错误而对此表示悲哀完全多余。 我们应该寻找抵制现存秩序的支配地位的方法，而不是强化对现存秩序的预言。因此，我们转过来讨论本章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即国际主义的本质。 全球化不是单一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体制和其正扩大的本质。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在一个短期和异常时期后又回到了常态。考虑到生产的不同结构和发展阶段，今天的国际渗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们把外贸在国民产出中所占的比重当作开放的标准，那么，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超过了19世纪的水平，此后就越去越远。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直接外国投资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比重，那么1991年时我们仍然明显落后于1914年的最高水平。[20]认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是独特而且不可比的说法应该是忽视历史而得出的错觉。 但是，一旦承认全球化过去到现在都是资本的一个自然趋势，目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差异也是不可否认的话，那么，对于帝国力量而言，殖民地就是必须的，而且是其产品的销路和原材料的来源。现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厂家，而廉价劳动力则是吸引跨国公司的一个原因。拥有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是在掩蔽墙之后获得一个专有地位，今天，大公司正在国际上为争取世界贸易更大的比重而竞争。大型公司之间的争斗和合并不只限于国际金融领域，克莱斯勒被德国的戴姆勒尔-奔驰汽车制造商收购的案例，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产业合并，虽然这是依据生产能力过剩而判断的，但汽车产业并没有因此而出现这种情况。国家垄断在电信领域的瓦解已经在AT&T和英国电信等跨国公司之间带来了国家交易和国际联合投机。但是原油、制药、电子和航空、无线电和电视产业的国际集中也正在加速。1997年，全世界的合并和收购额达到1.6万亿美元的纪录。自从1998年上半年超过1万亿美元大关以来，这是一个可能又被超过了的记录。[21]少数正变大的公司主导着大多数部门的生产和贸易，但是他们并没有当即瓜分世界。这些跨国公司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并不再创造和平，也不分割世界经济，它们甚至可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类的机构支持下建立一个世界政府。[22]即便是资本主义垄断集团也注定有一定形式的竞争。 这样，当“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本质时，它也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方式。这种影响比第一次世界战争前更大，因为资本同时已经侵入了新领域，更深地渗透到世界经济中，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越来越多人的生活。这个进程实际上从20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在关税削减和其他壁垒消除的激励下，外贸自从1950年就已经后期开始按照一个比同期生产率高50%的比率稳步增长。我们已经看到，有鉴于1973年后兴起的资本调整运动，以及国际金融的相继繁荣，外贸扩张在“黄金时代”确实更快了。然而，无论周期如何，动机如何，控制的提升和相应的强化是否没有完全改变环境，没有极大地减少单个政府的自治，根除社会激剧变革最初的地域——民族国家呢？ 我们试图回答这个关键问题，重要的是，需要重申金融升级不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不是命中注定的但是现实存在的。它是资本主义体系结构危机的反映之一。这是重要的，因为人类原则上应该能够改变自己能做的事情。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目前，任何试图重新控制资本运动的努力都将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它的严重性质可以从一个由更温和的建议引起的抗议中体现出来，这个建议是由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提出来的，他是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建议通过“向轮子里注入一些沙粉”来减少投资范围，可以对国际交易引入一个小额税收。[23]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今天民族国家软弱无能的起源：自由化并没有强加给不情愿的政府。他们既没抵制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保持中立态度。世界各国政府积极参与了这个转变，包括许多明显左翼的政府（这些政府接受现存社会）也不得不接受正在变化的游戏规则。这个情节显示的不是民族国家的消失或者萎缩，而是它对新的历史阶段的适应。顺便说一句，无政府资本主义这个观点在表述上是矛盾的。如果取消保护私人财产的机构（如警察局、监狱、市法院），取消了获得同意的更为复杂的工具，以及支撑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大量金融工具，无政府资本主义就会像海滩上用沙垒起来的城堡一样坍塌。 实际上，在相对繁荣的战后时期，国家扩大了它的范围。国家增强了它通过发展群众教育来提供熟练劳动力的功能，以及通过健康保险、养老金、家庭补贴和其他津贴来提供“第二工资”的功能。为了帮助公司，民族国家冒险进入了基本生产领域而且在社会关系中充当了裁判员，对“社会契约”保持谨慎的观察。所谓的福利国家就是在底层压力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但是，一旦发展机制陷入困境，整个积累进程就受到威胁，运动就会转向。政府现在不是缓和社会关系，而是实际上出台反劳动法（Anti-labor）,强化阶级冲突中的一方力量。他们对随着失业的增加而显著上升的福利支出进行了改革。他们不仅私下人为地平衡账户而且也有利于其利润的获得。简而言之，国家不是因循守旧的。相反，它已经强化了约束，首要的是它的意识形态功能。把增长的喜讯变成所谓的“自由”和公司的神圣义务，这是不容易的，国家也对“私人企业”增加了资助，尤其是对跨国公司，这些公司超越了国家，但仍需要得到国家的帮助。欧洲货币统一体在建立中存在的一个困难，即对所有的公司合并者来说，遍布欧洲的公司仍然相对较少，布鲁塞尔没有取代其他首都成为跨国公司的保护者。 在讨论目前可能使用民族国家来形容社会变革这一问题，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转向第三世界，出口增加，给制造业的就业带来影响之前，我们仍然应该注意全球化的一方面：虽然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无论国内还是国家间的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正在扩大，但是南亚的一些前第三世界国家，即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通过国内控制和外国投资以及技术，已经设法推动生产和贸易非常快速地发展起来，逐渐出口更多高级产品。总之，据估计，西方七国，即欧洲最发达国家、美国以及日本在1968年，只有1%的制造业消费品是通过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来满足的，到了1993年底，这个比例则上升到4%，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占了所有制成品的10%。这必定影响就业，直接地或通过变化生产方式，尤其是鞋业或纺织品以及电子消费品的生产方式来影响就业，有人已经证明，这种影响在英国或美国比德国或日本大得多。因为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也是技术产品的重要进口国，所以不应该夸大西方国家制造业的就业减少所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个高度公开的威胁影响了劳动关系，以及老板们的进取心。而且工会心照不宣，如果他们不缓和自己的要求，那么雇主，尤其是跨国公司的雇主将会转移到更便宜的地方。在发达国家里，如果一个激进的左翼政府将接管这些跨国公司的话，那么就会受到恐吓，因为大的公司实际上依赖于其国内政府，这就使我们开始讨论关键问题：在民族国家里，一个激进的政府能有所作为吗？或者为了真正的社会变革，对于竞争来说，那些边界现在是否过于狭窄了？ 在极端的形式下——现在除了国际化不可能有其他争斗——这种看法明显是滑稽的，即便国家的争斗也依赖于地方冲突中获得的战斗精神。比如，假定德国或者法国工会在自己的领域中是被动和抵抗性的，一旦冲突被扩大到了欧洲工会，其战斗性精神就将突显出来。事实上，这个重要的考虑坚持认为，只有综合的欧洲行动才是贴切的，它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处于消极状态，他们很少希望西欧所有的工人运动在不满程度、政治成熟度以及道德上能同时达到同等水平。这个重要的讨论在一个失范世界里所做的事就是让资本自由流动，履行法律，而工人运动或进步运动则将被迅速推向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外。换句话说，国际主义已经被强加在我们身上。 为了在环境已变化的情况下考证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案例。1981年，统一的法国左派赢得了法国政权，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政府的任务包括产业集团和商业银行的国有化，而不足以远到真正地改变法国社会任务，这些任务是相当激进的，它们引起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抗议。然而左翼政府既没有考虑拒绝尊重游戏的资本主义规则，也没有动员其支持者们在这个冲突中支持它。因此，无法回避的事情发生了。当遇到国际市场的敌视力量以及国内联合体的抗议时，左翼政府就直接屈服了。1983年以后，密特朗的所为确实与他的承诺相反，他使法国“标准化了”。他尽最大能力使政府适应资本主义竞争和舆论政治，这在进行过程中破坏了法国左翼传统，而传统相信通过集体政治活动能改变命运。[24] 然而，密特朗并没有彻底破坏它。法国人民在努力强化美国模式的同时，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正如较早就提到的，法国人的不满改变了政治气氛，引发了仓促的选举，1997年6月，联合左派又一次进入了政府，这一次，社会主义者利昂内尔·若斯潘当选首相。他是一个标准的左派，他甚至不像他的前辈一样寻找“（法国）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空隙”。但是在社会运动的影响下，政府在选举运动期间承诺把工作周减少到35小时，而从业人员不会有收入损失，拒绝紧缩和马萨诸塞条约对通货紧缩的定义——这和新的正统观念冲突。这些差异和已经出现的第一轮迹象坚持已有秩序的规则，它将又一次违背其誓约。微弱的希望是在下层的压力下，政府将被迫坚持其誓约，而且反对国际趋势。因此，基本问题仍然没有改变。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是否决定履行其任务，情愿破除游戏的资本主义规则，并准备为了这个目的而动员社会。 然而这个框架将发生冲突，这个框架在16年里已经被加以修正。密特朗将会面临老板们的极力反对，他曾断言有更多机动的空间，有更多时间准备。若斯潘则必定会很快将自己推向国际社会的争斗，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对我们的处境给出一个暂时的回答：因为民族国家没有消失，所以民族国家仍然是运动开始的领域，获取权力的领域，社会激烈变革的领域，但它也是迟早会生存下来的领域，所以这个运动必定会向一个更广的领域发展。有多快呢？考虑到国家规模、整合程度和自治程度，这个问题只能勉强给出答案。如果政府决定重塑社会，它将在美国获得成功，几十年来，它可能忽视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部分（可能它将不会是必要的，因为它的背弃可能使其他地方的类似事件突然发生）。在一个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充其量将会遇到数年的暂缓发展。现在没有人会认真地考虑一下英国兰开夏、意大利的伦巴第，或者美国的路易斯安那自身发生的激烈变化。[25]欧洲统一体的国家仍然没有处在地方层次。但是因为经济和法律的整合，这些国家也不再是羽翼完全的主权国家，而且共同货币——欧元的采用已经加速了这个进程。可能的激进政府在精心设计它们的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这些都必定是有感染力的，因为新政策为了生存将不得不扩张。它的政府首脑提出的建议，诸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社会津贴，共同应对福利国家的瓦解等，必定会吸引成员国的全体选民。 当紧急情况发生变化时，一个国际范围的需要就是普遍的了。毕竟，跨边界的团结是社会主义传统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在抵抗北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欧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上，这个特征正在堕落，陷入了混乱，因此，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沦为反生产行为。这样做的语气可能与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等人的侵略主义语言相混淆。 反对进步的人必定会更直接地说，这不是在为一个抽象国家而斗争而是为防止大企业规则的强化，因此，为了在成员国中实现工会和其他社会运动的联合行动，它将情愿牺牲主权来保护工人们的利益。 需要重申，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的国际主义原则。“单一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创造，它在表述上是矛盾的，无论如何，社会主义视角在当前混乱状态中的出现都将不得不国际化，这是真实的，你不可能有一个反对那些不普遍的剥夺、不公正、不平等的运动。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四周被污染的海洋包围的纯洁的岛屿。资本主义在内驱力的促使下入侵整个星球，社会主义在其自身的方式上也不是普遍的。如果全球化是利润征服世界的道路，那么，国际主义必定是工人们的回应。一个新的世界即将诞生，它受其国家保护，同时与其大公司的利益冲突，这样，民族国家被生产力的发展在缝隙处撕裂——所有这些都是即将来到的变化的征兆。计算机可能是合作的工具而不是剥削的工具。信息高速公路或数字电视和网络不得不附属于贸易，它们也不得不成为商业文化的工具。我并不是说，同样的工具在社会不同的使用者手中的性质被修改了。科学、技术和其服务的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比那个更为复杂。我只是说，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允许国际组织有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人们在本能地渴望国际主义。我们看到，无论在阿尔利亚、波斯尼亚、卢旺达，还是在科索沃，由于受所见惨景的震惊，人们不仅正在要求立即加以干预，而且也需要有自己的法庭和强制手段的国际政府形式出现。 在此意义上，问题是此类制度必定会被人们误解，而你们能够想象这样一个谴责和惩罚美国的组织吗？因为美国对危地马拉或尼加拉瓜进行了干涉。我们能够想象美国的当事人，如沙特阿拉伯或以色列正在遭受的苛刻待遇吗？或者我们正在用一个与美国的商业利益无关的尺度来测量它对人权的侵犯吗？然而，如果我们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或其他相反的情况下建立了这样一个实体，并用武装力量来执行它的话，你们就只会为了维持现状而强化了暴力。不过，人道主义的诉求是自然的。 当人们考虑到我们的生态前景时，对一个真正国际化的权力当局的要求就更加重要。为了确保这个星球的生存而做出的努力基本上是全球性的问题，比如土地、空气和水的污染，臭氧的耗尽，全球变暖等问题必须由各地着手处理，但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解决。每过几年，联合国就会召开一次环境与发展会议，比如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大会制定了未来计划与方案，结果与1997年的京都会议和1998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一样，有人发现大企业变得比值得赞许的宣言强大得多。 我们稍后将讨论到，资本主义能够发明赢利性的绿色运动，与此同时，它内在地不能确保我们的生态环境，因为它需要依赖交换价值而不是价值来扩张。但是，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另一个局限。 今天，每个人都知道，生物圈无法承受西方富裕国家盛行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向全世界推广带来的压力。那种想在印度或中国拥有两辆车的家庭对于环保主义者简直就是噩梦。附带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关于在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的说法仅只是“闲话”的原因。如果讨论者们再深入地思考一下，他们真的应该记住，富人世界接纳了小部分外部人，却把他们从西方世界好的部分中排除了。无论如何，生态环境可能暂时得以确保，而特权阶级的习性同时只能通过防止世界主要人口实现那些生活标准来得以维持。解决这个两难困境的唯一办法是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新形式的合作——考虑一下那个词汇的真实含义——联合构建新的生产模式和新的消费模式，再次强化从国际角度进行思考的必要性。确切地说，它就是进步运动必须起作用的地方。毕竟，我们不可能装作在国内消除不平等和不公正，而在外交关系上却容忍不平等。 [1] 高层管理的例外出现在小国家中的大公司里，比如荷兰的壳牌(Shell)，联合利华(Uniliver)，飞利浦(Philips)，瑞士雀巢(Nestle)或瑞典的伊莱克斯(Electrolux)，ABB公司。关于这方面，可以参见Winfried Ruigrok&Rob van Tulder，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structuring，London：Routledge，1995，152~162。 [2] UN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6（Geneva：UNCTAD，1996）．一旦1998年的统计数据一公布，他们就自然会强化这种看法，因为受1997年的金融崩溃和生产相应下降的影响，亚洲在联合的外国投资中所占比重已经严重地下降。 [3] John Eatwell， Global Unemployment（Armonk，N．Y．M．E． Sharpe，1996）， [4] Rosa Luxemburg，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8）．尤其是第26章。 [5] 金本位是指以一定重量的黄金作为本位货币的体系。货币必须按其面值转换为黄金；黄金必须能自由地输出输入，因此必须有充足的黄金准备以供所需。 [6]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on：Fontana，1989），461． [7] 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简明地指出，欧洲美元市场只有在得到美国和英国政府的同意下方能形成，即美国允许不按照美国银行规则进行离岸交易；而英国允许不按英国银行的规则和规章进行离岸交易。Yoshikazu Sakamoto ed．，Global Transformation（UN University Press，1994）236：1997年的欧洲美元储备数据，见S．Corbridge，R． Martin and N． Thrift， eds ， Money： Power and Space (London：Blackwell，1994)，58。 [8]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rn）在其著作《极端年代》（Age of Extrems）（NewYork：Pantheon，1994）中集中讨论了诺贝尔奖金的归属问题。 [9] 迈克尔·卡利基（Michal Kalecki）预测了他的同行经济学家的作品。1943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充分就业将遇到商业领袖们的憎恨，‘工人们’将失去控制而‘工业领袖们担心’会接受教训······一个强大的阻力在大企业和食利者的利益之间产生，他们可能会发现不止一个经济学家断言，情况明显不妙。”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144。 [10] J．B． Goodman and L．W．Pauly，the Obsolescence of Capital Controls；J．A．Frieden and D．A．Lake ed．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303．也可以参见“Survey of the world Economy，the Economist”，19 Semptember 1992 [11] “Survey of the world Economy”，The Economist，28 Semptember 1996 [12] Ruth Kelly，“Deprivatives：A Growing Threat，”in J．Michie and J．Grieve Smith eds．Managing the Global Econom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3] IMF，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Part l：Exchange Rate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August 1993) [14] 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2年的资料显示，它们的资产在美国达3.3万亿美元，英国6710亿美元，相比之下，日本为1920亿美元，德国为630亿美元。Quoted by Richard Farnetti in Francois Chesnais， Le Mondialisation financière，Paris：Syros，1996． [15] 这一点，参见Ruigrok and Van Tulder，216。 [16] 关于对这些城市的地位和它们中的富人与穷人的差异的集中讨论可以参见Saskia Sassen，The Global City (Princeton，N．J，：Princersity Press，1991)。 [17] 一些主要的受益人正开始怀疑，是否并没有太偏离平衡(the movement of the pendulum has not gone too far )。乔治·索罗斯（Gorge Soros）是人为称赞的量子基金的领头人，他对英镑的狙击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参见他的文章《资本主义的威胁》（The Capitalist Threat），《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第79卷（1997年1月），45~58页。但是他的第二个思想并没有像对资本运动征税一样深刻。关于托宾的建议，可以参见以下的第25个脚注。 [18] 1997年9月，日本建议针对亚洲危机组织一次区域性的挽救行动。在美国的领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拒绝了这个建议，而日本东京也没有坚持。这表明，日本与德国一样并不是真的要随时与美国华盛顿作对。 [19] 优势被夸大了。因为在亚洲存在内部贸易，而在欧洲则不存在。而这与如下提法相比则不为过了。即亚洲九国的内部贸易占了总数的1/4，而欧洲共同体则为2/3。OECD Economic Outlook，63，June 1998，205~220。 [20] See R．kozul-Wright’s essay in Michie，157 and table，158. [21]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4 June1998．根据保障数据公司（引自经济学家）1998年7月4日提供的数据，1997年美国的合并者和收购者达到9260亿美元的纪录，1998年上半年则达到9490亿美元的最高纪录。随着股票价格下跌，这个进程方放缓，而后又随着证券交易的恢复而继续。 [22] 1994年，在100个顶级跨国公司中（按其外资的比重来确定），有44个公司是欧洲的，2个是美国的，9个是日本的，3个是加拿大的公司，2个是澳大利亚的公司。这些海外资产总共为1.4万亿美元，而在直接外国投资的全球性股票中占1/3。1993年，这100个顶级跨国公司（INCs）雇用了差不多1200万人或者全世界的跨国公司估计雇用了7300万劳动力。World Investment Report，1996，XVI，29~32． [23] James Tobin，“A proposal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in 1978，reprinted in Essays on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Cambridge，MA：MIT Press，1982）． [24] 对我批判性分析密斯特朗的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Danniel Singer， Is Socialism Doomed?，The meaning of Mittera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5] 我承认有错。比如欧洲转型地区中，富裕地区正在考虑自己走自己的路。莱戈（Legha）正在为帕达纳平原（Padana）的独立辩护。这意味着北意大利的实际分离。 感谢 五叶 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