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第四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挽歌
苏联帝国的垮台引来阵阵欢呼，这欢呼，不单是为了庆祝社会主义的灭亡，也是为了欢庆一切革命走到末路。革命的先辈们，例如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奥利弗·克伦威尔[2]，以及革命的理论家们，例如罗莎·卢森堡、卡尔·马克思，都在反思性的非难指责中被搅到了一起。从逻辑上讲，攻击激进变革观念，就应该赞美渐进主义、费边学说和逐步革新观念。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的失败”应该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一道来临。但是实际上，这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与新斯大林体制崩溃一道驾临的，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严重危机。在这里，我们是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的，即指对资本主义社会从管理上加以改良的学说。 词语的本来含义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都知道，用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果来定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曾对后者造成了严重的歪曲。让我们来更精确地定义一下“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一开始时，这个词语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含义是一样的。列宁和马尔托夫，一个是布尔什维克人，一个是孟什维克人，但他们都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也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改良的”社会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和他的主要批判者罗莎·卢森堡，情形也和这类似。至少从理论上说，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最终目标：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生产资料社会化，最终消除不平等。从原则上说，甚至在暴力的运用问题上，他们之间也不存在根本的分歧，因为暴力的运用程度取决于特权阶级的反抗程度。他们真正的分歧在于运动应该持续多久。改良派认为，应该在现行制度的框架内逐步地、不断地走向那个全新的社会。革命派则认为，假如不打破和彻底重建现行制度框架，就到不了那个社会。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事实上共产党越来越接近莫斯科，而社会党则越来越成为现存秩序的捍卫者，但他们在理论上的目标还是一致的。不过，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国社会党仍然花了大量时间去摆平实践与党章的关系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1958年哥德斯堡会议上修改自己的章程的。只是到了1995年，英国工党才在其著名的宪章第四款中删去“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全民公有”这句话。但这话显然早已是陈词滥调，早已成了过去留下来的废话。法国社会主义者也许是最后一个还在说着“打倒资本主义”这类敷衍之词的，他们把这话一直说到1981年，密特朗执政两年后所发生的事情，相信各位都知道了。今天，人们不可能还有误解。社会民主党也不再称自己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它的惟一目标，就是在这一社会的框架内寻求改良。 然而现在，西欧是不存在这样一种资本主义改良的天地了，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当前危机如此深重的原因。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应该追溯一下战后那段20多年史无前例的、确实有着改良余地的增长期，看一下那段繁荣期包括共产党复兴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后果，探讨一下这次重新调整与经济危机的发生谋而合的历史悖论，说说随后那重建的四分之一世纪，最后看一下西欧左翼因此而面临的难题。 对于西欧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5年是一段经济增长空前迅速、社会转型空前深刻的时期。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首先，有必要进行战后重建，而美国工业在战时所获得的进步则给西欧吸收其进步成果提供了方便。美国给了投资和援助，这些投资和援助出于与俄国对峙的原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慷慨许多。其次，随着欧洲内部市场因经济一体化的成功推进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益扩大，西欧已能以空前的规模采用美国的大生产手段了。最后，西欧迎来了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工业革命的冲击最为惊人，因为这些国家在19世纪里的集中化程度远没有英国和德国那么高。 社会领域发生变化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欧洲大陆西半部农民的消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法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土地上劳动，意大利比它更多。20多年后，这一比例就接近了盎格鲁—撒克逊人[3]的水平。[4]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这种大量迁移，很可能是由农业生产力的迅猛提高造成的，但这仍然无法满足当时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外国工人蜂拥而入，首先是来自南欧，接着就来自海外了。妇女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当中，填补医疗、教育、商贸和公务等工作岗位。如果你从整体上观察这段时期，你会发现，农业劳动锐减，蓝领工作十分稳定，白领工人增长迅速。 但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还是国民产值的迅猛增长。如果你不把英国计算在内，那么欧洲各国国民总产值的增长尽管一年好一年坏，但平均增速达到了5%的水平。这种速度维持了很长一段时期，使得劳动人民也有可能沾点好处。因此，差不多30年里，欧洲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消费模式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汽车、洗衣机、冰箱、电视机，总之是那些与美国梦联系在一起的奢侈品，都在那一代人身上变得十分普通。伴随耐用消费品大量普及的还有社会成就，而这正是欧洲与美国的典型区别。在欧洲，全民致富计划逐渐扩大到了整个洲的每一个人。雇主的雇用权和解雇权也得到了一定的限制。尽管不很体面但意义重大的最低工资有了保障，疾病和失业救济金、老年退休金得到了发放。资本主义欧洲建设福利国家的景象，也使社会民主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美化这段法国人念念不忘的“光荣的30年”。它也有阴暗面：对移民工人的压迫、对妇女在工作岗位和家里的双重剥削、背井离乡的农民的悲惨境遇、拥挤的城市特别是其郊区的紧张和不安全，等等，数不胜数。在我们这个自鸣得意的消费社会的美丽面纱下，掩藏着无数久被压抑的不满，1968—1969年，法国和意大利的学生和年轻工人就曾把这层面纱无情的撕扯了下来，他们占领了校园，使工厂瘫痪，走上街头，提出了许多时至今日仍未回答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并不算是全部）：增长是为了什么？为了谁的利益？为了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 然而，那时仍在飞速增长的资本主义成功抵挡住了这股抗议潮流。今天，回头看看资本主义是凭借什么保护自己，是很有意思的。不无道理的是，当时人们认为惟一可能的另外选择只是“古拉格”，而资本主义却由于其自身的优点，由于这种制度找到了活力永驻、增长不止的秘密，因而获得了人们的垂青。随着经济危机的逐步消除，对失业的谴责声也日渐沉寂，而危机也被说成是贸易周期中的微小波动。为什么要抛弃一个已设法走出了最低谷的、已用凯恩斯的乐观情调代替了市场的无情法则的、已用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代替了久候不到的救济金的社会？即使在社会主义者并未当政的国家里，社会民主主义也已笼罩了一切。情绪从来就是可以传染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孤零零的共产党人在长期失去自己的苏维埃模式却又老找不到自己独立的社会方案之后，也开始改头换面了。甚至他们的长远目标也不再是改变社会，而只是促成现存社会的内部改变了。历史学家们有一天也许会饶有趣味地写道，只是在需要作出这种战略调整的时期结束以后，共产党才转向了妥协。是的，不管西方的结构危机是与利润率的降低一道来的，还是与石油价格的飙升一道来的，但确实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发生战后时期的突变的。几乎是在30多年史无前例的增长之后，社会民主主义笼罩一切的时期才结束。与经济重建的历史背景相映成趣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是在摇摆了几乎25年后，才倒向右翼一边的。 巴黎是观察意识形态异常大逆转的好去处。在1968年学生和工人运动之后，在法国，我们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支柱看起来岌岌可危。大厦屹然不倒，乃是因为这场抗议运动不能联合成一次总攻击。经济危机此时也阻碍着联合力量的形成。在那些当权者看来，关键是要劝告年轻人，尽管造反有理，但进一步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既是危险的，也有可能触犯法律。这层意思必须由相对年轻的、多多少少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有一定瓜葛的传道者来散布。“新哲学家们”就担当了这一任务。他们捧出的“菜肴”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既不新鲜也不好吃。都是些老掉牙的、外来的东西：半截波普尔[5]，一点点冯·哈耶克，再加上整篮子索尔仁尼琴。[6]年轻的法国厨子们，只是加了点调味品。从学术上说，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什么成果。但这场宣传战还相当成功。在媒体的呐喊助威下，到处弥漫着这则预言：革命的最后只能是“古拉格”，“总体性”（totality）等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从“一切破坏都是危险的”，很容易就传到了“别无选择”，最后终于转到“历史已经终结”。 要是你从马克思那里读到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句话，那你一定不会对上述现象感到惊奇。毕竟，运动失败了，政权保存下来了，它的霸权依旧。然而事实上，这场意识形态的突变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不能仅仅凭借当局及其走狗的聪明举动就把它解释清楚。要理解它，我们现在必须考察一下最近的25年，或者说，考察一下资本的进攻，工人的退却，以及失败的左翼现在所面临的难题。 要知道我们已在不到20几年的时间里走得有多远，听一听新的“福音”就够了。社会民主主义老讲带着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这类故事早已不攻自破。人们一再鼓吹的，仍是那最顽固的资本主义旧教条。利益就是上帝，一切以之为依归啦。个人是神圣的，而群体则是糟糕的啦。国家的作用应该永远加以削弱，除非——这种情况太少见了——它能够对我们的利益有帮助啦。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纵容和包庇游手好闲、碌碌无为、肆意挥霍之徒啦。而且，假如资本主义碰巧偏袒有钱人而使穷人更穷，那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它的法则的一部分：“给每一个所当给的人”[7]啦，等等。就在法国人所说的“受尊敬的左翼”（更确切点说，即受到现存秩序尊敬的左翼）们不愿意接受幻想破灭的事实的时候，右翼已大胆地发起了进攻。[8] 工会在保护其成员的利益时，处境十分被动。他们不仅仅没有在心理上做好迎战的准备，他们也没有利用好早先的时机使自己适应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迁：不曾在移民和女工中大规模地吸收新成员。现在，经济调整开始冲击他们的传统堡垒——矿井、钢铁车间、船厂、汽车厂，所有这些地方，以前都是他们的大营。有人告诉我们说，只有旧的产业受到了影响，但这些产业中的工作岗位的损失将会被服务业的扩张所抵消。然而实际上，这种现象已非一时了。自从出现了计算机，自动化就开始侵入到银行、保险和运输业当中，以同样的方式削减了许多工作机会。大量失业现在已成了欧洲危机的核心问题。后面我们还将会回到这一问题，这里先让我们看一看危机发生的环境，这种环境并不是偶然光临我们身边的，而是旨在加强资本力量的有意识的政策的产物。 在贸易壁垒早就有所降低之后，全方位地取消对资本国际运动的限制，就成了最近20年来的主要目标。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加快了通信速度，方便了实时交易，使得一切种类的套购交易制度都有可能设计出来，但让货币自由流动的决策则是政治性的。这样一来，如今每日的国际金融交易量已超过了1.5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成员的全部黄金和外汇储备都高得多。[9]即使考虑到复式会计的因素，这一数字也会让人觉得单个政府的力量实在是弱小。金融资本现在统治了一切，就连中央银行也在它面前俯首称臣。所有的国家都明白，它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现在已受制于资本外逃的威胁了。工会讨价还价的实力也被这种可能性所削弱，因为资本能够自由地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了。 西欧远没有摆脱这种趋势的影响。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就是现在的欧盟很快的走向一个单一市场并在今天艰难地转变到单一货币——欧元，单个民族国家就越来越丧失更多的保卫其边界、控制资本流动、左右经济运行的权力。然而，这些权力并没有转交给一个更大的欧洲政府——在布鲁塞尔将它们行使，而转交给了一个自由贸易的帝国，也就是受到了资本的支配。在据说是欧洲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当中，有一章专门谈论劳动人民的最低社会保障问题，但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表明该条约并没有把工人忘得一干二净。[10] 在这个自由贸易的框架内，欧洲重新响起了大量失业的谴责声。再也不可能掩饰说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是由于经济周期的变动之故了。无业工人的数量在繁荣阶段自然比在萧条阶段多，但如今在每一周期的结束阶段，其数量都比过去的结束阶段多。即便是在老是有所隐瞒的官方数据里，劳动力中的失业比例也达到了过去的两倍。这是资本主义不存在危机这类动听故事的破产，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马克思主义领域，死劳动取代了活劳动，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失业的后备军。 在资本主义故事的后半部，事情似乎要复杂些，因为资本同时也需要创造新的工作，以便它剥夺更多的剩余价值。但现在有许多迹象表明，它正在失去这样做的能力。我们也许离马克思在《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描绘的时代越来越近了：“现今社会财富的基础是偷盗他人的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11]这就是我在前面比较我们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倒退时头脑中所想的。如果我们仅仅为了争论而把自己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已经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接近了劳动和休闲的分界线，尽管为了摆明失业问题以及其他一切重大问题，包括那些和我们的环境有关的问题，我们还既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也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运行这种组织。 请原谅我说了这些题外话。这不是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从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那里所得到的指示。它们的告诫再简单不过了：仿效美国的榜样。当然，要避免让欧洲人在战后殚思竭虑的美国悲剧：如今美国的现状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低工资出奇之低，“有工作的穷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遍地皆是。 这种模式是不是最不值得炫耀的？如果你不喜欢它，你还是必须接受它。你别无选择。在这个无法无天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共同建立起一整套国际制度，然后充当这套制度的看家狗。从此，你们再也没能力承担起给一份赖以活命的最低工资、一定程度的工作保障、比较可观的失业救济金和老年退休金。你们再也没办法提供国民卫生保健。你们必须越来越依赖于私营保险公司和私立学校，依赖于两份保健和两次教育。一言以蔽之，你必须加快解散福利国家的步伐，并且，由于福利国家是社会民主党赖以得宠和炫耀的地方，因此，此时的危机是最深重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得势并非仅仅是老谋深算的政客和工会老板背叛的结果。这是一种大气候，主要是由在现存社会内满足大众需要的范围所决定的。在战后空前繁荣的20多年里，社会氛围特别有利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繁荣，比较而言，在接下来的25年里条件变得越来越不利。然而只是到现在，危机才崭露头角。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可敬的左翼领导人曾经向他们自己的葡萄酒中兑了许多水。那时执政的社会主义者们——在法国是弗朗西斯·密特朗，在西班牙是菲利普·冈萨雷斯——曾经积极参与了解除管制、削减政府权利、招来今日麻烦等行动。那些持反对态度的英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也好不到那里去。一份充当国际财政当局喉舌的周刊曾经注意到英国工党是如何发明“社会—撒切尔主义”、意大利前共产党是如何找到“自由市场经济”的。[12] 但是，上述反驳是不成立的。我从来没有说，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激进左翼人士，急于想重建社会。根本不是。他们过于轻信，也许还乐意继续轻信下去。但现在他们面临的压力和以前不一样了：不要做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者，甚至不要去管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不需要进一步的改良了。有人告诉他们，要放弃战后时期由工人运动所获得的权益，正是靠着这些权益，他们才享有美誉、富有吸引力的。岌岌可危的是他们自身的命运，是左翼力量从此还能否在欧洲（尽管不是在美国）继续存在下去。 另外，据说欧洲左翼的领导人已做好准备，接受美国化的政治后果。在首次竞选成功后，克林顿总统成了伦敦、巴黎和罗马受人尊敬的左翼人士口中屡屡称赞的人物。后来，他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这并无大碍。第二次竞选成功恢复了他的美好形象，尽管他作出了让步不过是为了竞选的需要。他那愚蠢的性丑闻也并没有提高他作为一个“赢家”的政治声誉。然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工党的温和领导人）、利昂内尔·若斯潘（密特朗不情愿的继承人，在法国的地位和布莱尔差不多）、马西莫·达莱马（为当上意大利总理而第一个转变立场的共产党人）、杰拉德·施罗德（德国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多多少少急于把自己的阵营转变成和美国民主党差不多的东西了。[13] 问题是，即使在今天，这样一种趋势还是和以前有许多典型的差别：与工会的组织联系出现断裂，一度建立在好战分子基础上的各个党派转变成纯粹的选举机器，从社会福利前线发动大撤退。尽管普通人士迷惘不定，混乱不堪，但这也是某种政治传统的产物。他们太迷恋于自己的社会权益了，尽管他们对福利国家的结构和运行一直也抱有某种天然的担心。没有一场斗争，他们就不会抛弃这种传统，换言之，问题不是布莱尔、若斯潘、达莱马和施罗德是否愿意这样做，而是他们还能否做得了。 公正地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即选择并不是在投降和维持现状之间。这里主要的理由是，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维持现状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也许有意或无意想造成斗争局势的转变。但不管是游戏还是其规则，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而且我这里也不指什么革命行动。那并不在当前的时间表上。单单为了保住其成员的薪水和工作，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工会和一般所说的左翼力量就得展开斗争，极大地减少工作时间，并且把这种斗争尽快从国家水平扩展到欧盟的水平。换句话说，仅仅为了防卫，左翼人士就必须动员大量群众，在国际水平上思考。好久好久以来，他们就没有这样思考过了。 西欧的左翼现在是否会随着他们的领导人走上美国道路，把自己的传统撇在一边并踏上事实上的政治自杀之路呢？或者，他们会自己动动脑筋，抛弃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无能，在努力保护自己眼前利益同时，为我们的时代重新拟定一份社会主义的蓝图？任何时候，或迟或早，我们总得面临这种选择。在这里我只想说，由于西欧的传统与眼前被强加的美国模式之间并不相容，西欧将会成为变革的先驱——也就是，在这个千年之交西欧必须作出选择，展开斗争。1994年末，当西维奥尔·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向意大利老年退休金发难时在意大利上演的游行，1995年，当雅克·希拉克同样企图执行财政当局的旨意时在法国发生的使巴黎处于瘫痪的罢工以及随后急剧蔓延至法国各省的史无前历的大游行，都只是这场大战的首次小规模交战。 要是能够说，人们已开始想去掌握政权，而社会主义将在西欧现已残败不堪的模式废墟上复兴起来，特别是这些现象意味着历史已走完一个圆圈的时候，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曾经，我们辜负了人们的希望，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社会的激进转型，反而在西欧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悲剧，那确实是我们的过失，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过失。现在，这场悲剧闭幕的时候，正是西方左翼最终着手执行其使命的大好时机。这将给世界作出榜样，点燃人们的希望之火。然而，好事总是多磨的。社会主义者在西欧进行的、既不是开始于也不是结束于1917年的斗争，并不必然就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1]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758—1794）：以严峻和清廉出名的法国革命家、雅各宾派领袖，后被反对派逮捕并处决。——译者注 [2]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在英国内战时（1642—1649）率领国会军队取得了胜利并要求处死查理一世，后因查理二世的王政复辟而下台。——译者注 [3] 即英国人。——译者注 [4] 到1996年，法国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已下降到4.6%，而意大利已下降到7%。参看OECD iigures (Paris：OECD，1998） [5] 卡尔·波普尔：生于1902年，英国著名哲学家，以其推动人们对科学推理的理解做出的贡献和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而闻名。他的作品包括《科学发现的逻辑》（1931年）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 [6] 索尔仁尼琴·亚尼山大·伊萨耶维奇：生于1918年，苏联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其作品包括《伊凡的一天》及《古拉格群岛》，揭露了苏联劳改营的野蛮残酷，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7] 《马太福音》。 [8] “受人尊敬的左翼”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好听的称呼，因为它是在萨特著名的戏剧《受人尊敬的妓女》基础上生造的。 [9] 《经济学家》杂志1998年10月3日载文：“根据英格兰银行的最新数据，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加在一起的日均交易量已稍稍多于1.6万亿美元。” [10] 这个“社会政策协议”增加了那些不需要的“全体一致”这个规则即获通过的问题数量。同时，这次欧盟的社会立法也与医疗和劳动安全以及各国保障制度的协调开始有了一定的联系。然而，即使存在着公认的立法——例如，一周工作48小时的限制——也时不时有许多变数使得这些立法毫无效力。经济立法之多与社会立法之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所谓的1989年《社会宪章》，也不过是一系列真诚的愿望而已，并不具有强制的效力，也就是说，只是一些宣传口号而已。即使这些，在英国布莱尔政府看来也嫌太多了，但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还是接受了它，尽管它和以前的各界政府一样，也对限制雇主权力的措施表现不出多大的兴趣。至于资料翔实的批评性分析，可以参看Salesse，Propositions pour une autre Europe （Paris：Editions du Felin，1997）。 [11] Karl Marx，Grundrisse ，New York：Vintage，1973，705。中文泽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译者注 [12] The Economist，2，September 1995。 [13] 对于这样一种转变，达莱马没有他的党内同志沃尔特·韦尔特罗尼（Walter Veltroni）那样热心，而若斯潘也不像布莱尔那样，急于进一步向右转。但这种趋势是摆到了桌面上的。要想看看拍马屁的著作，请参考布莱尔的精神领袖安东尼·吉登斯的书《第三条道路》。要想看看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所作的糟糕透顶的描述，请参看Leo Panitch，Colin Leys，The End of Parliamentary Socialism，New York：Verso，1997。为了突出表示这点微小的差别，意大利前共产党一再改换自己的名称。它曾被叫做PDS，这是意大利文“左翼民主党”的几个首字母。但是，自从它把前社会主义者和前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员吸收进来之后，它抛弃了PDS的称号，而改叫DS，即左翼民主党。 感谢 姜晴信 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