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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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即使最大的理想主义者，即使最坚韧的革命力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也都无法认清楚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界限，也只能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

——罗莎·卢森堡^[1]
　

　　社会主义的故事还没开始，也没结束，不管苏联的实验多么重要、多么富有启发性和戏剧性，都是如此。罗莎·卢森堡显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她说这些话，不是在今天，而是早在1918年。

　　1914年初，以德国为首的社会民主阵线发起了游行示威，试图保卫和平。其领导人声明说，如果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在一些国家发动战争，无产阶级将会拒绝与自己的同胞兵刃相见；如果他们胆敢一意孤行，广大工人就会把武器对准统治阶级，把战争变成革命。但到了这一重大之年的8月份，同样是这些领导人，他们中除了极少数例外，全都钻进了各自的沙文主义五彩车队。其成员开始兴冲冲地参与到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人类大屠杀当中。在这里，蕴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光荣和悲剧。

　　1917年革命在欧洲所唤起的热情，以及之后人们多年对它的崇敬，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人所起的开拓性作用。他们的行动证明，劳动人民不仅能够夺取政权，而且能够掌握政权。然而，初时的热情还必须战胜战争的恐惧，防止退缩。只有俄国人才最终兑现了他们的承诺。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老板，却把他们的同胞带入了歧途，所以应该为血腥后果负责。

　　不过，布尔什维克人的荣耀也来自于他们那可怕的处境。他们自行其是的事实，意味着现在某种被提上历史日程的东西，并不是马克思当时所能够看到的——社会主义不是在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文化和开化水平最高的欧洲国家，而是在落后的、农业的“祖国俄罗斯”首先建立起来的。

　　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的想法并不新颖。俄国的产业工人人数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几个大型的工厂里。俄国的农民则贫困潦倒、怨声载道，他们手中只有很少的土地。俄国政府是沙皇专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显然，俄国是欧洲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2]。因而，随时有可能出现暴动。实际上，有人甚至已经预见到俄国革命将是“持久的”，将会跨过资产阶级阶段而很快走向社会主义。^[3]那时，还没有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相信俄国能够单独完成这一任务——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1920年前的俄国，先是经历了三年的国际冲突，之后又是三年内战，农村被破坏殆尽，工业凋零，工人七零八落（一些工人被新的政府所吸收，一些则回到了农村），以至于有些批评家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无阶级先锋队”^[4]。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显然是特别可笑的。

　　各位千万别误会，我在这里不是去整理从克伦斯基^[5]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简史。我只是想摆出相关事实，以便推动解决我们头脑中现在想到的、或者我们今天可以用事后聪明来触及的那些问题。用武器抢夺历史捷径的企图，是否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1917年革命爆发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这些问题，又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相关问题：如果像列宁所说，在孤立的苏联，暴力的解决只能诉诸暴力，那么，斯大林是否是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必然产生的人物？在列宁的政权和他的继承人的政权之间，是否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否包含了孕育后者的种子？斯大林是否创建了一种特殊的政体，毕其生不变，并且即使在他死后，仍然阻碍着该体制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转变？而且在这种体制中，有许许多多的愿望——有些是俄国国内的，有些则是俄国国外的——均被无情地搁浅了？

　　在那些对1917年2月开始的俄国革命持欢迎态度的人中间，我们可以粗略地区分出三种不同的思想流派。俄国的孟什维克人及其外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伙伴们，例如卡尔·考茨基等人认为，由于俄国在实现根本转变方面还不成熟，社会主义运动不应该走得太远，社会主义者应该帮助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麻烦的是，俄国人民同时想要两个东西——和平和土地，但孟什维克人支持的地方政府却什么也不给他们。于是，这一流派的命运是注定要失败的。

　　布尔什维克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认为权力已唾手可得，因而决心10月把它夺取过来。之后，他们开始巩固自己的政权，等待革命蔓延开去。一旦革命重心转到柏林，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获得建立社会主义的先机。在掌权智慧方面，布尔什维克人各有伯仲，但他们在这一估计方面，却显出惊人一致：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惟一机遇，离不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成功。^[6]

　　持第三种立场的人是罗莎·卢森堡，正如本章开始所引的那样，她对革命不抱任何幻想。和别人不同，卢森堡把革命看成包含整个历史时期的全世界范围的运动过程，是一系列失败之后的最终胜利。在她的分析背后，前提就是：布尔什维克人的失败，只是迟早的事情。列宁也好，考茨基也好，更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是坚持原则、试行无产阶级民主，以便在国内外为未来的子孙和未来的胜利打好基础。

　　虽然我个人完全赞同卢森堡的观点，但我必须承认，从良心上说，要是不去具体指责某人，那接受失败就容易多了。今天那些轻易就指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执著于权力而不顾原则的人应该记住，运动一旦失败，就会招来沙皇军阀的无情统治，轮不到那些文质彬彬的孟什维克人。更一般而言，仰赖运动向西方蔓延，那时似乎也不是什么可笑的念头。谁能够预料到西欧到了世纪末也没有发生革命！仅仅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捷径变成了死路，并不能断言革命从一开始就走的是死胡同。说已来的必定来，不过是一种苍白无力的宿命论。

　　卢森堡认为，处在残酷斗争和极端恐怖的环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人，放弃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忘记了一种可行的方案只能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自由的、热情的政治活动”才能实现。^[7]她这种看法让我们想起当前对俄国革命的此类声讨：从一开始，这场革命就是邪恶的。如今流行的做法是，无视早期历史，渲染红色恐怖而闭口不谈白色恐怖；把列宁和他的继承人，把斯大林和牺牲在他手中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混为一谈；甚至把马克思说成是“古拉格”^[8]之父。诸如此类的福音，从那些俄国人口中传布开来，但就在昨天，他们还在慷慨激昂地讲授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样的福音，也在一些西方人口中兜售，同声吆喝的，还有那些以前的造反派，他们过去老是念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这里，我只想反穿衣裳，并不想洗刷灰尘。我们既不能忘记，也不能原谅他们的罪恶。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反常行为甚至更可怕，因为这些罪恶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犯下的。然而，谴责不等于可以胡说，可以把牺牲的人数夸大到荒唐的地步。^[9]也没有必要把整个苏联时期涂抹成黑色，仿佛在赫鲁晓夫于20世纪50年代释放大批囚犯之后，事情还和斯大林大清洗的30年代一样糟糕。不管我们的判断如何严厉，也不能违背历史的事实和历史的态度，只有这样，判断才是可信的、有益的。

　　任何对苏联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被列宁时期和斯大林年代在政治和道德氛围方面的差异所震惊。在前者那里，镇压叛乱、限制自由都是用来对付内战和外国干涉的。这类政策的倡导者们天真地相信，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一旦革命蔓延开去就会被取消。而在斯大林那里，整齐划一的政党、自上而下的命令机制、普遍实行的集中制，都是现行统治体制的一部分，而且都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现实例子、全世界的榜样而建立起来的。差别还是表现在文化领域。在前者那时候，现代诗人、画家、建筑或戏剧设计师都在未来的战线上百家争鸣；但在斯大林时期，艺术家们必须遵守服从来自日丹诺夫的命令，而所有的作家都必须把他们的颂词献给克里姆林宫的半人半神的天才们。^[10]这使得纯粹的无知和异乎寻常的政治偏见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并且最终搅到了一起。

　　然而，据说，第一个政权确确实实包含了孕育第二个政权的种子。当布尔什维克人替自己争得了政治专断权，取缔了其他所有的政党，之后又于1921年取消运动自身内部的派别时，他们就在准备着建立一个清一色的社会和专制的统治了。这首先不是因为他们的党是从沙皇统治背景下成长起来因而习惯不了精细的民主。斯大林主义种子之所以得以萌芽，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是因为社会主义设想和俄国落后之间的矛盾。在西方只发生零星几次流产革命的情况下，以权力为后盾的布尔什维克人承担的、使他们的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太过艰巨了。没有外来投资，他们只能自力更生，实现他们自身的“原始积累”。这在西方历史上乃是单独的一幕，马克思称之为“用血与火写在人类耻辱柱上的”历史阶段。^[11]我们看到，在此时的苏联，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农村则被大量的农民（大约2,500万个家庭）所占据，他们现在已经获得了土地，不再害怕反革命分子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人要想通过民主的手段完成他们的任务，无疑困难重重。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12]的矛盾滋生了斯大林主义的意思。

　　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和民主，并不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未来已注定失败。领袖不能随意书写历史，他只能留下自己的足迹和印记。莫斯科审判期间的令人恶心的前后矛盾、东方式的参拜暴君时的赞美诗与和撒那^[13]，都可归咎于这位受教于东正教神学院的格鲁吉亚暴君^[14]的性格特征。然而，斯大林要为独裁的内容和形式负责。在操纵党的机器方面，他无疑是位强者，也正是凭借这一点，他才打败了自己的对手。然而，莫名其妙的是，他在每次冲突开始时，总是韬光养晦。1917年，当列宁决心夺取政权时，他在是否站在列宁这一边的问题上犹犹豫豫。20年代中期，正是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白热化的时候，他还是摇摆不定。实际上，他开始时是和尼古拉·布哈林站在一边的，布哈林告诉农民要他们自我富裕起来，因攻击托洛茨基而获得了“超级工业化主义者”的称号。斯大林关心的是权力，而不是政策。但是，一旦出现一丝机会，他就会立刻加以利用，其无情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往往缺乏准备，随兴所至。

　　这里不是争论谁对谁错的地方。布哈林鼓吹“小步”发展以便安抚农民，而托洛茨基则把快速工业化看作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即使是托洛茨基，也没能严肃地看待清算富农的举动，而这正是斯大林在1929年最终完成农业集体化之后的首要举措。虽然并不仅仅只有富农才大肆屠杀牲畜，想方设法恢复旧秩序，但斯大林还是掀起了一场足以称得上第二次内战的大风暴。这次风暴对苏维埃政权性质的影响，无疑更为重要。苏联的农业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才从这次风暴中恢复元气。革命之初，集体农场被当做是吸引人民自愿走向更高目标的设想，现在它也被这场血腥的镇压弄得信誉扫地了。由于工业现在肩负起了打破纪录从而弥补失去的时间的重任，“五年计划”的制定者们不得不受命制定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甚至随后还要求提前（在四年甚至三年内）完成任务。计划不再是民主的手段，倒成了行政强迫和上级命令的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被千千万万个背井离乡、满腹怨言的进城农民所重塑。这些农民必须要连威带逼，才肯跟上工业劳动和城市生活的节奏。

　　现在，我发现自己也快落入只描写苏联发展的丑恶面的俗套了。单靠政治权力，哪一个政权都不能持久稳固。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并不是只有拥挤的城市、个人崇拜和“古拉格”。这段时间，同样是卫生保健、半文盲乡村的大众教育、为工农子弟营造社会进步前景等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虽然那些老爱挑剔的文人墨客遭到了排斥，但该政权也培养了大批专业知识分子。此时的苏联，同样充满了年轻的共青团员的热情，他们在第聂伯河上建起了大坝，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15]建起了工厂。正是这种敢于涉险的在十多年内实现的工业化，为坦克和火炮的生产奠定了基础，而红军正是用它们才把我们从纳粹手中拯救出来。凭着这一点，斯大林才荒唐地发明了“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并把他这种“社会主义”的标签贴到了易北河。^[16]

　　为了避免在与当今主流观点相反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还是让我作出三条重要的结论吧。首先，不管成就有多大，俄国革命成功所付出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生命的代价，不值得我们提倡。其次，如果“社会主义”一词在我们眼里意味着人民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和命运，那么，即使在苏联体制富有活力的时候，也就是说，即使在俄国的计划者能够控制部分大工厂和大工程的时候，苏联体制也没给社会主义做出过什么贡献。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该体制走的是自我毁灭的道路。设计这种体制的初衷，是统治那支背景离乡的、被迫进城但又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大军；但随着经济和人口状况日趋复杂，这种体制就越来越力不从心。斯大林一死，它就已过时。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东欧时，一定要不时记起这一点。在红军解放并随后占领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时，他们给易北河带去的，正是这种过时的体制。苏联部队赶走了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和大地主，因而那时尚不像现在这样不受欢迎。但当冷战把欧洲一分为二时，同样的“单独走向社会主义”的观念却被批判为异端，苏联模式强加到了这一地区。在政治上，这不过意味着斯大林主义在“人民民主”的可笑名义下的自上而下的无情统治。在经济上，它意味着所有这些国家都被斩断了与国际劳动分工的联系。如果它们是出于自身的意愿或压力而在同时加入这种替代性体制的，那倒是得大于失。但那时苏联体制就已陈旧。在这里，你可以找到1989年变化的始因。东欧各国的政权不仅是外来的，而且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它们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苏联体制的虚伪性和日益明显的脆弱性。

　　还是就此打住吧。在上面的简述之后，我们还必须看看斯大林和他的统治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党组织的一把手，斯大林是在全体党员的支持下，在那些内战时期以及内战之后入党的、富有冲劲的新人的拥戴下，爬到这一位置的。和传说的相反，他不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却是平等主义的死对头。他喜欢斯达汉诺夫运动^[17]、大的收入差别、少数人的特权。因而，他是官僚机构的拥护者和代言人。但他也是官僚机构的祸根。他那极权统治是不会允许别人和他分享权力的。他那惨无人道的、翻来覆去的大清洗，不但是为了威逼农民俯首帖耳，而且是为了把劳动纪律注入到新的工人当中。另一个目的，则是防止特权精英们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阶层。那些有权有势的、忠诚可靠的斯大林主义者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好运有多久。^[18]因此，斯大林创设了一种由特权者掌管的体制，却又极力阻止这些精英们把自己的位置坐稳当。他的后继者们企图在维护该体制的同时，又摆脱盲目清洗的影响。为了这种不致毁灭下一代的斯大林主义，他们可谓尽心尽力了。

　　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时，苏联仍有57%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或者，可以说，农村人口当中只占57%，因为更多的人是在工厂里、建筑工地上或者运输行业里劳动。社会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得越来越快。政治的、同样也包括经济的管理方法必须更新。给成千上万拥挤在各大城镇里的新来者提供住房，重新对待饱受冷遇的消费者，替那些更多学识的人寻找新的动力，凡此种种，都是绝对必要的。

　　尼基塔·赫鲁晓夫，这位半是农民半是城里人的、把现状彻底掀翻的、斯大林的忠诚助手，正是一位标志着苏联处于转变当中的领导人。他知道变革的必要性。他给俄国人的，是一种菜炖牛肉的（goulash）^[19]共产主义。受1957年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鼓舞，他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各式各样的生产曲线，发誓要在1980年赶超美国。他的设想是，技术越来越熟练的生产者能够让苏联保持快速的增长率，而更高的生活水平将允许他一步一步地解放现行体制。

　　实际上，赫鲁晓夫也只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他揭露了斯大林的一些罪恶，之后却因害怕自己也被当作共犯而反对进一步调查下去。他没有进行根本的管理改革，反而制定了一系列计划：种植玉米，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地，改组各种行政机构。他为什么没有进一步走下去？挑剔党内问题只是他的主要手段而已，而此时的党内，老党员们仍然把持着各个管理职务，因此，他不可能在市场道路上走得很远。然而，他能否不走这条道路？这是否是苏联找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后一次机会？

　　要做到这一点，苏联领导人必须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而这些难题，也许我们自己都解决不了这么多。假如你不想用我们自己的强迫方式，即失业的威胁，来取代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式的强迫，那么，你该如何促使人们去工作？只要你想消灭群体的、阶级的和地区的不平等，计划就是必不可少的，但你该如何把一个计划的社会转变成一个民主的、自我组织起来的社会？你也许会说，苏联领导人本来是可以通过向他们的神话中加入一些实际内容，通过不厌其烦地说自己是替工人和农民担当重任从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工厂和集体农场的主人，而迈出第一步。但如此主张，不过表明你的想法和唐吉珂德^[20]的差不多。在当权者——老革命、经理、知识分子中的特权人士即我们该把他们叫做“学阀”的那部分人——激烈反对这样一种异端思想时，工人怎么能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呢？当权者想到的，首先是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喜欢的只是斯大林主义的位子牢固。只有当现行体制的支柱受到威胁时，他们才反对镇压行动。

　　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赫鲁晓夫的半截子措施也是不堪忍受的，因为当这些措施有可能威胁到现行体制的稳定时，他们就抛弃了他。那就是1964年的事。他们在他的位子上放上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这个人的行为方式恰好相反——不采取任何与现状相反的措施。他靠着这条原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待了18年。在病态焉焉的尤里·安德罗波夫短暂的政权之后，当选的则是老朽年迈的康士坦丁·契尔年科，后者的主要声望照诙谐作家阿里斯·阿达莫维奇的说法是“他削尖了勃列日涅夫的笔”。因此，说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奇怪的保守中庸统治持续了21年，并填补了从赫鲁晓夫倒台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之间的距离，一点都不过分。它不仅粉碎了赫鲁晓夫的夸夸其谈，而且粉碎了西方左翼人士的普遍怀有的希望，这种希望就是：虽然苏联在1956年入侵了匈牙利，但那是它的经济扩张造成的，因此，一个正在变革的俄国必定会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

　　这种乐观主义的理论根据是：随着苏联越来越城市化，越来越工业化，教育越来越发达，它必定会使自身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其领导人会作出某种让步，人民的要求会更高，在上层改革和下层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这个国家将会向前迈进。它将会给自己形同虚设的机构注入某些实质性的东西，将会给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注入某些社会内容，将会给苏维埃制度注入某些民主。换言之，它将会缩小响亮的口号和可怕的实践之间的鸿沟。在这种乐观主义背后，人们相信苏联社会的基础是牢固的，也多多少少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另一方面，人们也假定，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有权力这样做：西方的劳工运动在完成其历史任务方面失败了，在那里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了；如果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国建立，那么至少应该是一个有着东欧这么大面积的地区。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理论是错误的，其原因也不仅仅是这些假定缺乏根据。倡导这种理论的人们忘记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深刻联系。他们没有认真掂量政治惯性的分量，低估了一个政权在控制所有的权力杠杆方面的能力，这种控制，不是为了避免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是尽量推迟它的到来。斯大林铸造了一种政治体制。他的后继者们一旦坐稳自己的位置，就露出了手段之高明，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持权力结构的稳定，是不惜付出极高的、实际上是不该有的经济代价来对抗必不可免的改革的。他们不可能永远这样做，但他们这样做的时间也足以改变历史路线了。实际上，当他们最终被迫屈服时，也不是像乐观主义理论所预言的那样，是经济膨胀影响下的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相反，这种屈服是因为经济停滞已到了极限，在政治上已不可忍受，有可能要爆炸了。

　　我们可以把勃列日涅夫这段成功抗拒变革的时期称作是共产党最高的也是最后的统治阶段。这段时间如此之长的秘密，就在于勃列日涅夫善于在苏联现状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达成妥协。特别是1973年国防部、内务部和外交部等部长进了党的最高机关即中央政治局以后，这个机关就成了达成各种折中方案的地方。之后，勃列日涅夫也同工人力量达成了交易，这是一项默许的休战方案，其前提是：你让我们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我们就不会把装配线的速度调得太快，让你们有精力从事第二职业（顺便指出，所谓的“第二经济”，即非法的、在官方统计数据上反映不出来的经济，从那时开始获得了飞速发展）。

　　但你也别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温和有加的政权。当自身利益看起来要受损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及其追随者也可以变得很无情，例如捷克人在1968年的经历，以及勇敢的俄国持不同政见者在面对劳动营、精神病所的时候，所感受到的统治滋味。它只是一个保守的、老化的、疲惫的政权，只能够抓住任何没有风险的东西，却不能够作出任何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举动。此外，这也是一个老人政权，勃列日涅夫周围的亲信们，大都老态龙钟。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上层没有任何变动。究其原因，乃是斯大林的铡刀不再砍落头颅，同时在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政治阶梯是很高的，那些爬到上层、爬到政治局的人，均已不再年轻。

　　外表上的政局稳定，其真正的代价就是没有变革，只有停滞，只有凶险的增长减速。历届领导人实际上运气并不好。早先，百业待兴，还有可能通过从农村输入新的劳动力来繁荣生产，但现在，这种资源已很快减少，很可能会在80年代中期全部耗尽。同时，投资成本日渐攀升。苏联的金融和外贸一段时间内通过增加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而得以保存。但在遥远的、艰难的环境中开发新的这些原材料资源，则需要越来越高的成本。随着劳动资源的减少、投资回报的降低、增长速度的减慢，苏联经济显然开始走入困境。

　　说是停滞，并不是太准确，因为在苏联的政治结构已凝固、经济已半瘫痪的时候，其社会仍然在变动。人们依然从农村迁往城市，打破着城镇乐于接受的平衡。中学和大学毕业生的人数长期在攀升。照赫鲁晓夫的设想，苏联奇迹应该表现在：更大的产出，更高的生活水平，压力减轻，为走向更自由的社会铺好道路。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陷入停滞，这场好梦变成了噩梦。社会发展的范围日益缩小，职业提升的前景日趋暗淡，每个工厂和机关里都坐满了年轻人，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既配不上自己的能力，也与当初的期望相距太远。

　　此外，军备竞赛也在迫使苏联领导人为了赶上美国而减少国民产出。因而，负担相当沉重，面对如此稀缺的经济，苏联人是不需要拿巨大的国防预算来刺激生产的。然而，这种外来的因素是次要的。根本变化的主要原因还在国内。它的政权已走到了尽头。哪怕是最小的体制内变革，都是不可能的了。需要的是新的管理方法、新的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新的国家运转形式。党的领导层是如何不情愿冒险一试，在政治局选择不幸的契尔年科当总书记时可谓是表露无遗；显然，这样做的惟一目的，就是推迟作出决定。但在1985年的5月，它选择了一位年轻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就选择了未知数。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巨大的转变不是生产力发展造成的，而是人民日益觉醒之后由下面的压力促成的。曾几何时，上层的决策和斗争决定了变革的可能性。但在30年代斯大林逝世以后，有些事情依然照旧，有些事情则发生了巨变。产业工人的人数现在已多得不计其数，他们更少畏惧，教育程度也更高。^[21]他们没有传统的拖累，没有往事的牵挂，也没政治实践的经验，他们只是这场斗争的旁观者。在统治集团中，勃列日涅夫的间歇期已改变了权力平衡：有利于管理者集团，不利于老革命家。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称呼俄国日益壮大的统治阶级，在斯大林逝世后，他们的自信心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增进。那时，这个阶级想要的，只是在和平中享受他们的特权，事事有保障，打个比方说，5点钟敲门的人，准是送奶工人而不是秘密警察。但是多年的机关生活和闲适心情已经激起了他们的雄心。现在，统治者们想要牢牢掌握他们手中的权力，打好坚实的基础，并将之转交给下一代人。除了权力，他们也开始觊觎财富。苏联，或者更准确些说，俄国，已经准备好踏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要不自觉地在这场新的戏剧上，扮演主角。

^[1] 罗莎· 卢森堡《俄国革命》（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28.

^[2] 此时的俄国，产业工人人数不到300万。1913年，工业包括建筑业雇用总人数约占全国总劳动力的9％，农业则占了75％。在13900万总人口中，18％是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占到了82％。参看Narodnoye Khozaystvo SSR 1958：9，654。

^[3] “持久革命”的观念的首倡者是帕福斯(Parvus)（笔名：Alexander Helphnd），之后被托洛茨基在一篇于1906年发表的叫做《后果与前景》的文章中进一步发挥。关于帕福斯，请参看Z．A．B．Zeman and W．B．Scharlau，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4] 工人反抗组织领导人亚历山大·什拉普尼科夫在1922年3月第十一届党的代表大会上给列宁的信。

^[5] 克伦斯基，亚历山大·费奥德罗维奇（Kerensky，Aleksandr Feodorovich，1881—1970）：俄国革命者，尼古拉二世退位后被任命为政府首脑（1917年7月），但由于他的温和政策而被布尔什维克人推翻（1917年10月）。——译者注

^[6] 此时反对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有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

^[7] Luxemburg，62。

^[8] 古拉格：苏联劳改集中营系统，泛指政治犯集中营、劳改集中营或监狱，尤指关押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译者注

^[9]要想了解根据苏联资料得出的具体相牲人数，可参看下比书的附录：Moshe Lewin, Russia, USSR, Russia（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10] 安德烈·日丹诺夫：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命的政治局委员，专门负责维护文化艺术领域的正统性。

^[11] Karl Marx，CaPital，V01．1（London：Iawrence and Wishart，1970），669。中文译本参见《马克思思格斯选集》，2版，第2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12] 关于这一概念，请参看E．A．Preobrazhensky，The New Econom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以及Alexander Herlich, The Soviet Industrialisation Debate 1924 - 1928（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13] 和撒那：《圣经》中赞美上帝之语。——译者注

^[14] 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固有此说。——译者注

^[15]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苏联乌拉尔河上游城市。——译者注

^[16] 易北河：流经中欧的欧洲主要河流之一。——译者注

^[17] 斯达汉诺夫（1906—1977），苏联顿巴斯矿工，因创造单位作业时间采煤新纪录，合理组织劳动并最大限度运用技术，1935年12月，联共中央全会号召全国学习斯达汉诺夫，此后，学习斯达汉诺夫运动在苏联全国广泛开展。——译者注

^[18] 在1966名第十七届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他们都是“胜利者”——当中，被处死的有1108人。而且，在那次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139名委员当中，98人披判死刑。赫鲁晓夫1956年2月24日发表的“秘密”讲话证实了这些数字的可信度。美国国务院是在这年的6月发表该讲话的。参看Anti-Stalinist Campaig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

^[19] 莱炖牛肉（goulash）：匈牙利式炖牛肉，牛肉或小牛肉与蔬菜做的炖莱，主要用红辣椒调和，或者译作“红烧牛肉”，意指“大杂烩、杂乱的一堆”。——译者注

^[20] 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描绘的一位浪漫英雄，喻指沉湎于传奇故事中崇高业绩并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不考虑实际观念的意思。——译者注

^[21] 1987年，苏联有8400万工人，其中3840万属于工业与建筑业工人。

感谢姜晴信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