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第三章 非洲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前殖民主义时期
辉煌时的英国贸易是在非洲基础上美洲贸易和海上力量的结合。
——玛拉基·波斯尔思韦特（Malachi Postlethwayt），《非洲贸易——英国在北美种植园贸易的强有力支柱，1745年》
如果你每年从殖民地所得中损失超过2亿里弗，如果你没有和殖民地的专属贸易去支持你的制造业，维持你的海军，发展你的农业，支付你的进口商品，满足你的奢侈需求，有利平衡你与欧亚之间的贸易，那么我应该明确地说，这个王国将无可挽救地灭亡。
——毛里主教（Bishop Maury）（法国），“反对法国结束奴隶贸易和解放奴隶殖民地的论点”，1791年在法国国民议会提出 |
欧洲如何成为世界范围内贸易体系的主导
由于很多对“欠发达”的浅薄认知及其造成的误解，有必要再次强调发达和欠发达不仅是相对的术语，它们还彼此存在着辩证的关系。确切地说，双方通过互动促成彼此的形成。西欧和非洲形成了一种确保财富从后者转移到前者的关系。这种转移只有当贸易真正国际化后才成为可能，这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当时非洲和欧洲以及亚洲、美洲第一次卷入共同关系。当下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交往已经持续了四个半世纪。此处的论点是，在这一整个时期，非洲帮助西欧使之发达，而西欧则以相同程度致使非洲欠发达。
在15世纪贸易国际化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欧洲人主动前往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中国船只抵达过欧洲，而即使抵达过美洲的非洲独木舟（正如有时坚称的那样）也没有建立双向连接。所谓的国际贸易不过是欧洲利益的海外扩张。国际贸易背后的战略以及作为支撑的生产都牢牢掌握在欧洲人手中，尤其是那些从北海到地中海的航海国家。他们拥有和掌控着世界上大部分的航海船只，并且控制着四个大陆间的贸易融资。非洲人对非洲、欧洲和美洲这三个大陆间的连接知之甚少。欧洲垄断性地拥有对国际交易系统全局的了解，因为西欧是唯一有能力纵观全局的区域。
欧洲人利用他们船只和火炮的优势获得对全世界航道的掌控，从西地中海到北非的大西洋海岸。从1415年葡萄牙占领靠近直布罗陀的休达开始，他们就一直持续对马格里布发动进攻。在那以后的六十年里，他们夺取并巩固了阿尔西拉（Arzila）、塞吉尔堡（El-Ksar-es-Seghir)、丹吉尔（Tangier）等港口。15世纪后半期，莆萄牙人就已经控制了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并利用其经济和战略优势为进一步航海做准备，最终在1495年将他们的船只送达好望角。到达印度洋之后，葡萄牙人成功取代阿拉伯人成为连接东非和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商人。在17、18世纪，大部分的东非象牙由葡萄牙输送销往印度；而与此同时印度布匹和项链由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销往东非和西非，还有来自东印度的玛瑙贝壳。通过掌控海域，欧洲领先一步开始将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转变为经济卫星区。
17世纪前半叶，当葡萄牙和西班牙还在主导世界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印度购买棉织品以交换非洲黑奴在中美和南美开采黄金。在美洲开采的部分黄金被用于采购远东的香料和丝绸。宗主国和依附的概念在部分非洲地区卷入国际贸易的时候自动生成。一方面，欧洲国家决定着非洲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非洲也成为欧洲资本市场的延伸。在对外贸易中，非洲依赖于欧洲人的买卖需求。
欧洲向非洲出口在欧洲本土生产和使用的商品——荷兰的亚麻布、西班牙的铁器、英国的白镴、葡萄牙的葡萄酒、法国白兰地、威尼斯玻璃珠、德国火枪等。欧洲人还将欧洲的滞销货物在非洲倾销。于是，旧床单、过时的制服、技术落后的火器以及各种杂七杂八的零碎商品在非洲找到了市场。非洲人开始逐渐意识到要求并获得更好进口商品的可能性，给欧洲船长们造成了压力；但总体范围上讲，那些离开汉堡、哥本哈根和利物浦这些欧洲港口的贸易商品，绝大部分由欧洲大陆内的生产消费模式决定。
从一开始，欧洲就掌握了国际贸易体系的决定权。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用于管理远海各国的所谓的国际法，其实不过是欧洲法。非洲人没有参与此法的决策过程，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是受害者，因为法规不过是认可他们作为可运输的商品。如果非洲黑奴从船上被扔人海中，唯一的法律问题是运奴船可否向保险公司索取补偿！最重要的是，欧洲人的决定权在根据欧洲需求来选择非洲的出口商品方面发挥作用。
葡萄牙人的船只将开采金矿作为最高优先，一部分基于众所周知的从西非穿过撒哈拉到达欧洲的黄金，另一部分基于推测。葡萄牙人曾成功地在西非和非洲中东部获得黄金，这里作为“黄金海岸”（Gold Coast）在16、17世纪的欧洲引起最大关注。在这里修筑的要塞数量就是这个效应的证明，参与的国家除了殖民忠实拥护者诸如英国、荷兰和葡萄牙之外，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普鲁士（德国）人。
因为日渐增长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对金币的迫切需求，欧洲人十分热切地想要在非洲得到黄金。鉴于当时欧洲人的了解，黄金只局限于非洲的小范围地区，所以主要的出口商品是黑奴。只有在很少情况下其他出口商品才能比拟或超过黑奴的重要性，例如塞内加尔的树胶、塞拉利昂的非洲红木和莫桑比克的象牙。但是，就算将这些都考虑在内，可以说欧洲分配给非洲的是一个供应俘虏以在世界各地用作奴隶的角色。
当欧洲人抵达美洲时，他们认识到此地在金银和热带产品上的巨大潜能。但是这种潜在价值在没有足够劳动力供给的情况下无法成为现实。当地原住民无法经受欧洲人的疾病（如天花)，也不能忍受有组织的奴隶种植园和奴隶开矿的苦力劳动，因为他们才刚刚从狩猎社会发展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在诸如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上，当地原住民几乎被白人侵略者灭绝。与此同时，欧洲本身稀少的人口不足以供应劳动力来汲取美洲的财富。因此，他们转向了最近的大陆非洲，非洲碰巧在很大范围拥有适应了稳定农业的人民和守纪律的劳动力。这些是欧洲开始奴隶贸易背后的客观条件，也是资产阶级在欧洲用他们对国际贸易的掌控来确保非洲专门出口奴隶的原因。
显然，如果欧洲告诉非洲人应该出口什么商品，这是欧洲强权的一种表现。但是，如果认为这是具有压倒性的军事强权，那是错误的。在贸易时期前几个世纪，欧洲人意识到不可能征服非洲人，除了在孤立的海岸地区。欧洲人的力量在于他们的生产系统在当时高于非洲的水平。欧洲社会正在脱离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而非洲社会正进入一个堪比封建主义的时期。
欧洲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使欧洲人相比其他人类文明在对宇宙的科学认知、工具制作和劳动力的有效组织等方面领先一步。欧洲技术领先并没有反映在所有的生产方面，但是在几个重要领域拥有的优势具有决定性意义。例如，在尼罗河和塞内加尔海岸的非洲独木舟有着很高规格，但是相关的操作范围是大洋，欧洲船只可以在此发号施令。西非人在尼日利亚多地研制的金属铸造达到了精良的艺术巅峰，但是当美丽的青铜器和欧洲粗糙简陋的火炮相比就远远没有实质性意义了。非洲木质器具制作相当精美，但是欧洲生产的罐子和平底锅有很多实用价值的优势。识字水平、组织经验和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也使欧洲处于有利地位。
在与非洲进行贸易的早期，欧洲制造品质量低劣，但是它们种类新颖并具有吸引力。艾斯塔班·蒙特戈（Estaban Montejo）是一个19世纪从古巴奴隶种植园逃跑的非洲人，他曾回想起他的同胞是如何被红色诱惑而沦为奴隶的。他说：
正是那鲜红色毁掉了非洲人，国王和平民没有抗争就屈服了。当国王们看到那些白人拿出鲜红色的手帕仿佛在挥手，他们对黑人说，“快去，去拿来一条红手帕”，而后非洲人像羊群般激动地奔向船只，在那里被俘获。
这一来自奴隶制度受害人的陈述很有诗意。它的意思是指一些非洲统治者觉得欧洲商品十分值得拥有，并愿意用在冲突中获得的俘虏进行交换。很快，社区间仅仅为了获得战俘出售给欧洲人爆发战争，甚至在一个社区里，统治者很可能想要利用自己的人民，俘获他们用于销售。一个连锁反应从欧洲对奴隶（仅仅是奴隶）的需求和提供生活消费品开始——这个过程与非洲社会的内部分化密切相关。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殖民时期非洲的纵向政治分化使征服变得轻而易举。非洲屈服于奴隶贸易的方式更加证实了这个说法。国家统一是成熟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欧洲，政治分化相比非洲以家族为核心的社群主义社会里的政治分化要少很多，非洲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说得上真正的领土完整。而且，当一个欧洲国家为了从非洲统治者获得俘虏而挑战另一个欧洲国家，无论两国哪个赢得战斗，欧洲都能从中获益。任何一个欧洲商人都可以在西非海岸利用那里的政治差异。比如，在一个葡萄牙后来称为几内亚-比绍的小领地，有多达十几个族群。要在他们之间挑起冲突轻而易举，以至于欧洲人称之为“奴隶贩子的天堂”。尽管阶级分化在非洲并不显著，却同样促成了欧洲将商业强加于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当非洲统治者被欧洲商品迷惑的时候，他们利用拥有的地位和权威，突袭其他群体，同时在社会内部进行剥削以迫害自己的人民。在那些没有国王的海岸社区里，事实证明欧洲人无法建立俘虏贸易所必要的联盟。而在那些拥有统治集团的群体，建立和欧洲人的联合轻而易举，随后欧洲深化了现有的并创造新的内部阶级分化。
事实上，在欧洲人以身处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出现时，非洲国家的某些方面便成了弱点。然而，通过奴隶贸易征服非洲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欧洲人需要战胜非洲人对这一贸易的反对或冷漠。在刚果，奴隶贸易在16世纪遭到国王的严重怀疑和反对。他要求得到石匠、神父、教士、医生等，但他被来自葡萄牙的奴隶船弄得不知所措，一场邪恶的贸易在刚果王国两个不同地区之间的斗争中开展。刚果国王设想了本国人民与欧洲国家间的双贏交换，但是后者却强迫他专门进行人贩出口。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贝宁的奥巴（Oba，国王)，虽然他同意出卖一些女俘虔，欧洲人却费尽周折才说服并施压让他出售那些本应该被纳入贝宁阶层的男战犯。
很明显奴隶贸易在非洲任何一个地方开始的时候，单靠一个非洲国家根本无力改变整个局势。在安哥拉，葡萄牙人雇用了相当数量的自己军队试图从非洲人那里抢夺政治权力。宽果河上的安哥拉人成立于1630年的马坦巴王国（Matamba）是对葡萄牙人的直接反抗的结果。以恩津加女王（Queen Nzinga）为首，马坦巴国试图协调安哥拉人针对葡萄牙人的反抗力量。然而，葡萄牙在1648年占据上风，使得马坦巴国被孤立。马坦巴国不可能永久性地置身其外，因为只要它反对与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就会遭到周边那些与欧洲人和奴隶贸易妥协的非洲邻国的敌对。于是，在1656年恩津加女王恢复了与葡萄牙人的商业往来——一个针对欧洲人在安哥拉本土经济中起决策作用的重要让步。
另一个非洲人反对奴隶贸易的例子来自当今几内亚共和国的巴加人（Baga)。巴加人生活在小的国家里，约1720年，其中一位首领（名为托姆巴，Tomba）有志于保全一个阻止奴隶运输的联盟。他被当地的欧洲定居者、商人、黑白混血儿（mulattos）和其他从事奴隶贸易的非洲人击败。不难理解为什么欧洲人会立刻采取措施确保托姆巴及其巴加人追随者不能选择退出欧洲人给他们分配的角色。一个与之相似的事件是19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以确保西方资本主义能获利，同时使中国人成为瘾君子。
诚然，使用武力以保证在依附地区追求优惠政策是资本主义宗主国的不得已手段。一般来讲，经济武器就已经足够。在18世纪20年代，达荷美反对欧洲的奴隶贸易商人，从而被剥夺了欧洲的进口商品，而这些进口商品中有的在当时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达荷美最伟大的国王阿嗄加·特鲁多（Agaja Trudo）认识到，欧洲人对达荷美及其周边地区的奴隶和苦工的需求与达荷美的发展相冲突。1724～1726年，他掠夺焚烧欧洲人的要塞和奴隶营，他还通过阻隔从内部通往供给源头的通道，将在“奴隶海岸”的贸易往来减少到最低程度。欧洲贩奴商人对此怀恨在心，试图资助一些非洲的合作者反对阿嗄加·特鲁多。他们想将阿嘎加革职并摧毁达荷美共和国，但这一企图失败。反过来，阿嘎加也没有能够成功说服他们在当地开展如种植园农业等新的经济活；并且，由于他急于从欧洲人那里获得火器和货贝，因此不得不在1730年同意重新开始奴隶贸易。
1730年之后，达荷美的奴隶贸易被置于王室掌控下，比以往更受限制。然而，这个坚定努力的失败表明了当时单靠一个非洲国家无法将自己从欧洲掌控下解放出来。非洲国家面积较小的领土和众多政治分化使欧洲更加容易决定非洲在世界生产和贸易中的地位。
奴隶贸易产生了很多带有负罪感的良心。欧洲人知道他们开展了奴隶贸易，非洲人也明白贸易的展开离不开部分非洲人与奴隶船的合作。为了减轻他们良心的遣责，欧洲人试图将奴隶贸易的主要责任推给非洲人。一个出自欧洲作者的关于奴隶贸易的书［恰当的题名《我们父辈的罪恶》（Sins of Our Fathers)］阐述了有许多白人要求他表明这种贸易应该由非洲酋长承担责任，而欧洲人仅仅是恰巧出现才购买俘虏——仿佛如果没有欧洲人的需求，数百万被俘者将坐在海滩边！这些问题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但对它们正确认识需要理解以下两点：其一，欧洲成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其二，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启动了奴隶制度和大西洋奴隶贸易。
非洲的人贩贸易是一个对外界因素的反应。刚开始，葡萄牙、西班牙和大西洋岛屿如圣多美、佛得角和加纳利群岛需要劳动力；随后，大安的列斯和西班牙占领的美洲大陆需要为种族屠杀中牺牲的原住民寻找替代品；此外加勒比和内陆种植园的需求得到满足。数据记录显示非洲黑奴出口数量和欧洲在一些美洲种植园经济对奴隶工人的需求有着直接的联系。当荷兰人在1634年占领巴西的伯南布哥（Pernambuco）时，荷兰西印度公司主管告知他们在“黄金海岸”的代理商采取必要措施在沃尔特河以东的临近海岸进行奴隶贸易——进而使这个地区成为恶名昭彰的“奴隶海岸”。当英国西印度群岛开始种植甘蔗，冈比亚是第一批做出反应的地区之一。诸如此类的外部控制直到贸易后期都不胜枚举。这种控制也影响到了东非，因为从18～19世纪起欧洲市场在印度洋群岛变得重要，而巴西这些国家的需求导致莫桑比克人被船只运送绕过好望角。
非洲对早期资本主义欧洲的经济和信仰的贡献
只有在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献中，非洲对欧洲发展的重要贡献才被认可，尽管这一点令人好奇，但欧洲从控制世界贸易的过程中获取的各种利益已众所周知。然而，欧洲学者往往将欧洲经济视为完全独立。19世纪的欧洲经济学家显然认识到他们的国家经济和世界的相关性。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作为英国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曾说过，在英国人看来，“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不被认为是外部贸易，而更像是城镇与乡村间的交通”。密尔所说的“西印度群岛贸易”指的是非洲、英国和西印度群岛间的商贸活动，因为没有非洲劳工的西印度群岛没有任何价值。卡尔·马克思也对欧洲资本主义如何将非洲、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连接到资本主义体系发表了评论；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最猛烈的批评家）继而指出欧洲人的利益是以非洲人和美洲土著说不尽的苦难为代价而得到的。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1]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60～861页。——译者注
有人曾尝试为欧洲人在奴隶贸易活动中所得的金钱利益定量。具体的度量不好确定，但获利是惊人的。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曾在16世纪60年代三次造访西非，俘获黑奴在美洲卖给西班牙人。在第一次从非洲回到英国后，他非常可观的收益使伊丽莎白女王有兴趣直接参与他的下一次探险；她还为此特意准备了一艘名为“耶稣号”的船。霍金斯乘着“耶稣号”去俘获更多的非洲人，在返回英国的时候因为丰厚的获利而被女王封为爵士。霍金斯将他的盾形纹章图案选为一个被链条束缚的非洲人。
诚然，不可避免地有失败的航程，在海上遗失的奴隶船，等等。有时候贸易在非洲顺利进行，而另一些时候在美洲的获利则极为可观。当所有的起落沉浮都被排除，需要相当规模的利益才能解释这种特殊贸易持续几个世纪的合理性。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试图指出奴隶贸易没有值得的金钱回报。他们试图让人们相信，那些在其他情况下被他们赞扬为资本主义发展英雄的企业家在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中如此愚蠢，以至于几个世纪以来忍受着非营利的探险活动！这种论点值得注意的是，它更能说明白人资产阶级学者扭曲事实的本事，而不是作为需要认真考虑的例证。此外，除了资本积累，欧洲与非洲的贸易给欧洲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许多刺激。
由非洲人开采的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在满足西欧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对于硬币的需要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非洲黄金在这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显著。非洲黄金从15世纪起资助了葡萄牙在好望角和亚洲的进一步航海活动。非洲黄金也是17世纪荷兰铸造金币的主要来源，它帮助阿姆斯特丹成为这一时期欧洲的金融之都；另外，十分巧合的是，当英国在1663年发行了一套新的金币时，他们称它为“畿尼”（guinea）。《大英百科全书》解释说，畿尼是“曾经在联合王国流行过的金币。它最早是在1663年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由一家获得英国王室特许的招商贸易公司从西非几内亚海岸进口的黄金制造而得名”。
在17和18世纪及19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对于非洲和非洲劳动力的剥削仍然是再投资西欧的资本积累的资源。非洲人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发展扩展到航运和保险等重要部门，如公司的形成、资本主义农业、科技和机械制造。其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有许多影响很少引起读者的注意。例如，法国圣马洛的捕鱼业就是由于法国奴隶种植园市场的开启而得以复苏；而在欧洲的葡萄牙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染料如靛蓝、紫木以及来自非洲和美洲的巴西木和胭脂。从非洲运来的树胶也对纺织产业起了一部分作用，这是欧洲经济增长中公认的最强大引擎之一。然后是从非洲出口的象牙，也使许多伦敦民辛巷的商人发了财，并为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和北美刀把和钢琴键等物件的生产提供了原材料。
非洲被卷入西欧的轨道加快了后者的技术发展。例如，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造船的演变过程就是在那个时期它对于海上贸易垄断的必然结果。在此期间，北非人被限制在地中海，没有进一步的有价值的研究进展，尽管欧洲人最初是从他们那里借用了大量的航海仪器。欧洲原有的优势并不足以保证其高高至上，它就有意破坏其他人的努力。例如，印度海军就遭到英国航海法的严格控制。然而，建设新的更好的欧洲船只的费用来自与印度和非洲等地的海外贸易获得的利润。荷兰人在造船方面是先锋，这些航船成功地将西班牙和葡萄牙带出了大西洋。在亚洲、非洲和美洲运营的接二连三的荷兰贸易公司负责这方面的实验。到了18世纪，英国人用荷兰的专有技术作为超越荷兰的基础，大西洋又成了他们的实验室。人们常说，奴隶贸易是英国海员的一个训练场。关注大西洋贸易是海军技术不断发展的一种刺激可能更有意义。
在欧洲，与非洲贸易有关的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海港城市的兴起——尤其是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南特、波尔多、塞维利亚。直接或间接地连接到这些地区，往往就会出现产生“工业革命”的制造中心。在英国，兰开夏郡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兰开夏郡的经济发展首先取决于进行奴隶贸易的利物浦港的发展。
在英格兰增长过程中，奴隶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的著名作品《资本主义与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中有充分的记录。威廉斯清楚描述了英格兰从奴隶贸易和剥削奴隶中获得的许多好处，他还给指名道姓地说出了一些受益者和资本主义企业。戴维斯和亚历山大·巴克莱（Alexander Barclay）就是突出的例子。1756年他们从事奴隶贸易，后来用战利品建立了巴克莱银行。劳埃德（Lloyds）的例子也表明了类似的进展，一个伦敦的小咖啡屋在从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获得利润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之一。然后是詹姆斯·瓦特，他对于直接资助了他著名的蒸汽机的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表达了永恒的感激，是他们将蒸汽机从绘图板引到了工厂的制作。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对于法国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详细的研究之中。事实上，18世纪的西印度群岛在法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了20\%，比整个非洲在当前世纪中所占的比例还大。当然，利益并不总是直接与某个特定的欧洲国家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量成正比。葡萄牙海外企业巨大的利润迅速从葡萄牙的经济流入更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中，他们为葡萄牙提供了资本、船只和贸易货物。德国被列入这一范畴，还有英国、荷兰和法国。从非洲获取的商业利润大大有助于加强西欧经济内的跨国联系，记住，美国的产品也是非洲劳工的结果。例如，巴西染料木通过葡萄牙再出口到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进入到17世纪大陆的织布业。加勒比的糖从英国和法国再出口到欧洲的其他地方，以至于德国的汉堡在18世纪上半叶成为欧洲最大的制糖中心。德国为斯堪的纳维亚、荷兰、英国、法国和葡萄牙提供制成品，再转售给非洲。英国、法国和荷兰认为有必要交换各类商品以便更好地兑换非洲的黄金、奴隶和象牙。热那亚的金融家和商人支撑着里斯本和塞维利亚的市场，荷兰银行家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来说扮演了类似角色。
西欧是欧洲的一部分，其15世纪的最明显趋势就是封建主义让位给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东欧，封建主义依然很强劲。）农民被迫离开英国的土地，农业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经营，它在技术上更先进，生产食物和纤维来支持更多的人口，特别是为毛麻行业打下了更有效的基础。产业的技术基础以及社会和经济组织正在发生转变。非洲贸易促进了多个方面，包括上述的西欧一体化。这就是为什么非洲关联做出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经济增长（涉及的数量维度），也在于加强进一步增长和独立的能力意义上的真正发展。
在谈到欧洲的奴隶贸易时，必须提到美国，不仅因为它占主导地位的人口是欧洲人，也因为欧洲将其资本主义制度转移到北美比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要更全面，同时在消灭了土著居民和剥削了数百万非洲人的劳动后建立了一个强大形式的资本主义。像新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样，英国王室的美洲殖民地被作为再出口到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但北美殖民地也直接受益于存在于南美洲、英属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和欧洲一样，由奴隶制和奴隶贸易获得的利润首先到了商业港口和工业区，主要是被称为新英格兰和纽约州的东北沿海地区。泛非主义者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Bois）在一项有关美洲奴隶贸易的研究中引用了1862年的报告如下：
从事奴隶贸易的人数和包含在里面的资本的数量超过了我们的计算能力。直到很晩（1862年），纽约市这个具有不好的商业名声的城市成了世界的主要港口；虽然波特兰和波士顿在分销方面仅次于它。
直到19世纪中叶，美洲经济发展完全依赖于对外贸易，而它是以奴隶制为核心。在19世纪30年代，奴隶种植的棉花约占美国所有出口值的一半。此外，从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例子中，我们也能观察到非洲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做出的一个又一个的贡献。例如，在新英格兰，与非洲、欧洲和西印度群岛之间进行的奴隶和奴隶种植产品的贸昜为他们的商船供应了货物，刺激了他们造船工业的发展，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城镇和城市，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森林、渔业和土壤。最后，西印度奴隶殖民地和欧洲之间的贸易运输推动了美洲殖民地从英国统治下的解放。同时，争取美国独立的斗争从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发起也非偶然。在19世纪，与非洲的联系继续在美洲政治发展中起着间接的作用。首先，奴隶活动的利润进入了政党的金库，甚至更重要的是，非洲的刺激和黑人劳动在延伸欧洲人对于今天美国领土的控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南方，但也包括所谓的“狂野西部”，那里活跃着黑色牛仔。
奴隶制对于早期的资本积累是有用的，但对于工业发展过于死板。奴隶们必须得到粗糙的非易碎性的工具，这些工具阻碍了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北部比南部从奴隶制获得了更多的产业效益，而南部的土地上实际上设有奴隶机构。最终，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当北方的资本家结束了国内的奴隶制时，美国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从而使整个国家能推进到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实际上可以说，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南部的奴隶关系开始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的生产基地的进一步扩展产生冲突。同时，暴力冲突接踵而来，直到法律上的自由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关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欧洲人在远离欧洲社会的地方保持了奴隶制；因此欧洲本身的资本主义关系在不受美国奴隶制度的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变得日益复杂。在欧洲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时刻，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现美洲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的使用不再对其进一步发展有利。英国早在19世纪早期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其后是法国。
由于资本主义与其他任何生产方式一样是一个总的系统，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有必要关注非洲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思想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个领域，最明显的特征无疑是欧洲思想元素中的一个广为传播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崛起。人们已经仔细研究了在某些情况下奴隶制度在促进种族偏见的意识形态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美国。简单的事实是，无人可以在没有优越感的情况下连续几个世纪地奴役他人。同时，当那些人的颜色和其他物理性状完全不同时，以种族歧视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偏见是不可避免的。从非洲本身来看，在南非的开普省就有同样的情况，那里的白人从1650年就对非白人树立了军事和社会方面的优越感。
如果认为在欧洲的所有种族和肤色的偏见都是来自于早期国际贸易中对于非洲人的奴役和非白种人的剥削的话，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在更早的时期，欧洲内部也有反犹太主义，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时，总是有怀疑和不理解的元素。但是，可以毫无保留地肯定，遍及世界的白人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白人如何对待一个黑人的问题。欧洲的种族主义是一套并没有科学依据的概括和假设，但从宗教学到生物学的各个领域都得以合理化。
偶尔会有人错误地认为，欧洲人基于种族歧视的原因奴役了非洲人。欧洲的种植园主和采矿主因为经济原因奴役了非洲人，这样就可以剥削其劳动力。事实上，如果没有非洲的劳动力，人们就不可能开发新世界并使用它作为一个不断制造财富的发动机。没有其他的替代者可以选择，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几乎被消灭殆尽，欧洲当时的人口太少不适合居住海外。然后，在变得完全依赖于非洲劳动力时，国内外的欧洲人发现有必要使种族主义的剥削合理化。压迫从逻辑上随着剥削而来，从而保证后者。以纯粹的种族理由对非洲人民的压迫，伴随且加强了以经济原因对之进行的压迫，并使二者难以区别。
著名的泛非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C. L. R. 詹姆斯曾经说过：
种族问题在政治上是附属于阶级问题的，以种族主义的方式来考虑帝国主义是灾难性的。但是忽视种族因素且将其看作偶然的也是一个错误，只是将种族作为根本问题的错误更严重。
人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在19世纪，当白人种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美国）已经制度化时，有时可以将它先于利润最大化考虑，从而作为压迫黑人的动机。
在短期内，欧洲种族主义似乎没有伤害欧洲人，他们用这些错误观点来对其在殖民地时代进一步统治非欧洲人民的行为进行合理化。从长期来看，偏执和不科学的种族主义思想在国际上的扩展必将有负面后果。当欧洲人把他们数以百万计的兄弟（犹太人）送到纳粹的炉下时，可谓恶有恶报。这种“民主”欧洲的内部行为并不像所了解到的那样奇怪。在阐述欧洲内部的民主思想和阐述欧洲人对非洲人的专制残暴的实践之间总是有矛盾。当法国革命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名时，这并没有延伸到在西印度群岛和印度洋上被法国人奴役的非洲黑人。事实上，法国反对那些致力于解放自己的人民，同时他们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直率地说，他们的革命并不代表黑色人种。
即使认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内部而不是在外部发展了民主的观点也不对。在内部，资本主义会有一些关于自由的谈话或修辞，但这些不会从资产阶级延伸到受压迫的工人。对非洲人的待遇肯定已经使欧洲人的生活形成了这种虚伪的习惯，尤其是那些统治阶级。人们要如何才能解释这一事实：基督教会充分参与了对奴隶制的维护，却仍然谈论着拯救灵魂！在美国，这种虚伪程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18世纪在美国与英国殖民者进行的美国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非洲人后裔——克里斯帕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在华盛顿的军队中，奴隶与自由的非洲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然而，《美国宪法》却认可对于非洲人的继续奴役。在最近一个时期，一些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是，美国在越南美莱（My Lai）发布的屠杀命令已经构成了战争犯罪。但事实是，美莱事件始于对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奴役。在早期几个世纪的国际贸易中，种族歧视、暴力和野蛮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扩张相伴而行。
阅读指南
非洲对欧洲发展的贡献这一主题揭示了限制作家陈述客观现实的几个因素。例如，语言和国籍就是有效沟通的障碍。英语著作很少考虑法国、荷兰和葡萄牙在前殖民地时期通过奴隶制和其他形式的商业剥削非洲人所带来的影响。意识形态上的鸿沟导致的事实是，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学者在描写一些现象如英国工业革命时，一次也没有提到作为原始资本积累的一个因素，即欧洲的奴隶贸易。马克思本人非常重视海外资本积累的来源。但马克思主义者（突出的有毛里斯·多布和E.J.霍布斯鲍姆）多年来集中研究了欧洲内部的资本主义摆脱封建主义后的演进，只偶尔提及对非洲人、亚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剥削。
ERIC 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 OLIVER Cox，Capitaqlism as a System，New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64.
考克斯（Lox）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他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从很早开始就是一种国际体系。埃里克·威廉斯是西印度群岛人，非常精确和详细地说明了英国资本主义和受奴役的非洲人之间的关联。
W. E. B. Du BOIS，The Suppression of the Atlantic Slave—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639-1870，New York: Social Science Press，1954.
RICHARD PARES，Yankees and Creoles: the Trade between North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befor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London: Longmans Gress，1956.
这两部著作都为非洲劳动力在奴隶制时代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做出的贡献提供了数据。
LEO HUBERMAN，Man's Wordly Goods: The Story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Bros.，1936.
F. CLAIREMONTE，Economic Liber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休伯曼（Huberman）的书是一部从整体上研究摆脱封建制度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著作。其中有一部分突出了奴隶制的作用。克莱蒙特（Clairemonte）的研究认可了在欧洲建立过程中印度次大陆所起的作用。
PHIPIP D. CURTIN，The Image of Africa，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
WINTHROP JORDAN，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Negro，Chapel Hill: Published for the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t Williamsburg，1968.
虽然这两部著作都没有对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做出足够明确的区分，但是这两部著作都与白人种族主义兴起的问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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