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引言
首先，在写任何其他东西之前，我们需要公开承认，要忍受对于我们而言不可否认的这一事实是多么困难;沃尔特·罗德尼，我们的兄弟、朋友和同志，去世了。1980年6月13日，这一无与伦比的历史性分析著作的作者，在圭亚那，成为遭受他自己家乡统治者实施的一系列暗杀活动和其他形式的残酷镇压的最著名的受害者。
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因为沃尔特已经认定，对于他自己国家的广大人民而言，获取真正人类发展和解放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在转变自己生活的斗争中更换和重塑这个主导其社会和规定其存在的新殖民主义政府。然而，圭亚那总统福布斯·伯纳姆（Forbes Burn-ham）曾多次明确表示，在这场争取民众人心和思想的斗争中，他"消灭反对力量"的决心是没有限制的。许多人认为，毫无疑问，夺去了沃尔特·罗德尼生命的炸弹是伯纳姆的死咒所致。
尽管难以接受和承受他逝世的事实，但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主要不是出于感情或政治谩骂的目的，而是因为如果不与罗德尼这位革命的学者、有学识的革命者、为人正直并给人希望的人进行严肃和直接的接触，就不可能产生《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的新引言。相比其流派的大多数书籍来说，这本书显然汇聚了作者的精神、智力和承诺，作者在三十岁之前就进行了无畏和广泛的研究，而且在他短暂的岁月中信仰坚定，矢志不渝为之奋斗。
对于罗德尼来说，生活即写作，他的生活把我们带回到这部作品的基本主题。除却其标题，这并不只是一部简单描述欧洲压迫者和非洲受害者的作品，它还是—种武器，在鞭挞剥削者的同时在他们自己的智力游戏中将其打败。（当然，就那种有限的作用而言，它已经做了出色的工作。）更确切地说，这一经典的研究中承载着更多的内容，在其最深刻的水平上触及了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一点上，在这本书的前面，罗德尼就总结出了其基本思想∶
关于谁或什么应该对非洲的欠发达负责这一问题，可从两个层面回答。第一个回答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作用应该对非洲经济的延缓承担主要责任，因为这一制度榨取了非洲财富，使它不可能更快地开发这个大陆的资源。第二是那些巧妙地控制着这一制度的人和那些不是代理人就是无意中成为这个制度帮凶的人。正是西欧资本家阶级积极地将他们的剥削制度从欧洲内部延伸并覆盖到整个非洲。近来，他们参与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或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后者所取代。很多年以来，这些宗主国的工人们也得益于对非洲的剥削和非洲的欠发达状况。（第27~28页）
沃尔特为所有这些提供了丰富的有创见的支持以及从各种资源、不同时间和地点选择的精确的例子。然而，虽然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将收集到的记录倾倒给压迫者。同时他也未充分说明在美国生活的黑人，心甘情愿分享剥削非洲获得的利益。相反，他对于本书中心主题的总结，超越了指控或内疚。他说，
这些评论无意将发展的最终责任从非洲人的肩上免除。不仅在帝国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着一些非洲帮凶，且每一位非洲人有责任理解这一制度并致力于推翻这一制度。（第28页）
不像我们许多人说出和写出这样的话，沃尔特认真对待这样的说法。他知道，这些话对他的意义所在，对那些在加勒比海和美国的非洲孩子;对欧洲人控制下的印第安人、亚洲人以及对于那些在许多其他欠发达国家的人来说的意义所在。事实上，他也知道这些话对于所有那些声称团结第三世界、为发展和解放而斗争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意义所在。
罗德尼设想和研究了这样的假设，即非洲人的新发展和处于"外围"的其他相关人民需要他所谓的"与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根本性的决裂"，这是对于目前世界秩序"中心"失败的—种勇敢的挑战。当然，他也知道，任何这样的决裂或严重的争论都会导致中心本身深刻的革命性的变化。因此，从他的角度来看，至关重要的，绝对必要的是对于主宰了世界近五百年的一系列政治、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基本转变。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愿景，尤其是因为沃尔特敢于说出来同时相信这样的一个巨大转变必须由非洲人民和其他受剥削的处于底层的人民来发起。然而，他对自已的分析所产生的影响没有退缩。相反，他继续——特别是通过他自身的例子——鼓励我们所有人，走向彻底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能力、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客观条件的愿景。静静地，不断地，他敦促我们要在从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斗争中担负起所有的责任。
没有人能忽视沃尔特的工作或怀疑他的号召，因为他以身作则，为自己设定了应承担起的这—令人敬畏的责任中的那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他1980年6月在圭亚那。这就是为什么他自1974年以来就在那里发展劳动人民联盟（WPA），为了支撑家庭而奋斗，想方设法找时间继续写作和研究他的国家和加勒比海的其他地区劳动人民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他被谋杀。
在悲痛和愤怒中，坦率地说。对于我们这些知道沃尔特的人。没有谁会对他去世的消息感到惊讶。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存在着—种不可忽视或否认的坚持和正直。事实上，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某种模式在他生命的早期就已形成。罗德尼出生于1942年3月13日，长在当时英属圭亚那的首府乔治敦。从一开始，他就属于一个十分重视政治转型的家庭。他的父母，特别是父亲，深深地卷入人民进步党（PPP）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是当时加勒比海地区唯一使普通人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世界的群众政治组织，致力于提高未来其他发展的可能性，即超越仅仅在英联邦中谋求独立的可能。
因此，甚至在进入青春期之前，沃尔特就已经在散发传单，参加党的会议，同时聆听就在他家里进行的数干小时的政治讨论。然后，当他进入皇后学院这一当时在乔治敦受到高度重视的中学。这位年轻的政治活动家也成为非常熟悉当时西印度生活的"学术型男孩"之一。智慧聪明、充满活力和思维清晰的他在学术和体育方面都很擅长（他打破了学校的跳高纪录），当他赢得进入位于牙买加莫纳的西印度群岛大学学院的令人垂涎的圭亚那奖学金时，通往学术声望和荣誉的传统路径是向他敞开的。
1963年，罗德尼以历史系最优等生的荣誉从西印度群岛大学学院（UCWI）毕业，同时获得伦敦大学的奖学金，并进人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攻读非洲历史方面的博士学位。沃尔特在政治方面的本能和早期的惠陶使他不能安居于传统的学术生涯。相反，在伦敦的那些年（1963～1966年）是他的政治和学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他立刻成为年轻的西印度群岛研究组成员，他们在当时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C.L.R.詹姆斯（C.L.R. James）的指导下定期会晤，詹姆斯是特立尼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最出名的著作是海地革命史《黑人雅各宾派》（Black Jacobins）。
与詹姆斯的交往和在研究组的经验是罗德尼早期接触日常的加勒比激进政治生活的一种补充，也是他在日后的学术界站稳脚跟的一个重要来源。1966年，当罗德尼离开伦敦去坦桑尼亚时，正准备写一部历史著作，他后来形容其为"—部革命性的，以社会主义者和以人为中心视角的历史著作"。（以学术论文为标准，他出色的博士论文《上几内亚海岸的历史，1545～1800》切中主题，本身也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1]
[1]本文是由科学出版社（Clarendon Press）1970年出版，最近再版平装本由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出版。
1966～1967学年，沃尔特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教授历史。1968年.他回到牙买加。在母校教历史。并开发了他计划成为主要课题的非洲和加勒比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想测试自己关于革命知识分子仍需植根于人民生活的信念。沃尔特在这两个方面都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正是由于这一成功，尤其是他在牙买加街头、丘陵和沟壑区与普通民众的工作，导致他待在那个国家的时间大幅缩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罗德尼已经联系并帮助那些对现实表现出深刻不满和不安的人，填补了牙买加的普通人以及许多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当他们开始在一起认真倾听和述说关于组织起来进行变革的方式时。当他们听到和思考有关黑人权力在这个国家的崛起这一号召带来的强大影响时，显而易见，一种深刻的和不可预料的骚动正在孕育，同时保守的牙买加政府很容易确定沃尔特为不受欢迎的外国元素。因此，在1968年10月，罗德尼在蒙特利尔出席一个黑人作家的发布会时被正式驱逐出牙买加。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在金斯敦持续了数天的抗议活动，但罗德尼被拒之门外。
正是这一政治活动以及他在蒙特利尔会议上的积极参与，第一次引起了我们在美国的许多人对于这位26岁的加勒比史学家的关注。然后，在牙买加政府的行动之后，沃尔特在伦敦的C.L.R.詹姆斯研究小组的成员与其他加勒比活动家要求沃尔特找机会发表他在牙买加所讲授的内容。以此为目的，他们创办了博格尔-卢维图尔出版社，1969年出版了沃尔特第一本广为传阅的书《与兄弟们为伍》（Grounding with My Brothers）。[1]沃尔特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再次在大学（1969～1972年）教学，而《与兄弟们为伍》给这个国家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在美国参与了为黑人（白人）争夺领导权的人，这一斗争暂时性地以黑人研究运动的形式而具体化。
[1]这一出版社以1865年在牙买加莫兰特湾起义的领袖保罗·博格尔（PoulBogle）的名字和海地领导人杜桑·卢维图尔（Toussaint L'Ouverture）的名字命名。那些最积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有安得烈·萨尔基，杰西卡和埃瑞克·李特利，理查德·斯莫尔，约翰·拉罗斯，塞尔玛·詹姆斯，厄尔·格林伍德和克里斯·勒·梅特。在罗德尼遇刺后不久，博格尔-卢维图尔书店改名为沃尔特·罗德尼书店。
毫不奇怪，正是在这一运动发起的多次会议上的一次，沃尔特·罗德尼首次被推到了非洲裔美国人的面前。1970年5月，他参加了在霍华德大学举行的非洲遗产研究协会（African Heritage Studies Associcotion）的第二届年会。由于本引言作者之—（罗伯特·希尔）曾在西印度群岛大学见到过沃尔特，还和他一起工作过。霍华德会议为我们中的另外两位提供了与罗德尼认识的第一次机会。和会议上的许多人一样，我对这位个子瘦小、说话温柔、深肤色来自圭亚那的兄弟的第—印象是他脱稿演讲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滔滔不绝的华丽理论，但他使用了非常翔实的材料，言语组织细致而有说服力，使得有可能将它从讲稿直接送去出版。最终，我们发现这种惊人的学术条理性（以及强大的政治本能）是有一个有条理的精神力量的配合，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掌握而不是被其奴役，有着一种代表这个世界上的不幸的人们对这一集体工作的坚定不移的承诺。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种敏锐和冷静的幽默感，却毫无自以为是之意。换句话说，我们很清楚，沃尔特·罗德尼具有不容忽视的道德感、政治和学术力量，是非洲最美丽的子女之一。
从第一次相遇，我们就知道我们遇到了一个兄弟，一位老师和—个同志。在霍华德会议上，当时的罗伯特·希尔（Robert Hill）、比尔·斯特里克兰（Bill Strickland）和我以及其他人一起在黑人世界研究所（IBW）研究发展问题，这是一个位于亚特兰大的研究、出版和宣传中心。随即，我们开始与沃尔特探索与他在这一实验中分享集体智慧的工作方式。最后，通过一系列的访问，他与我们安静且从容不迫地待在一起。在我们的家里，他也带来了他的妻子帕特（Pat），和他们活泼可爱的孩子，沙加（Shaka）、坎尼尼（Ka-nini）和阿莎（Asha）。
我们的关系在不断地发展和巩固。1972年，由博格尔-卢维图尔出版社和坦桑尼亚出版公司联合出版了第一版的《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对于所有那些能够得到这部著作的人来说，就像获得了一股能量强大的、令人振奋的新鲜空气。罗德尼并未将前殖民地时代的非洲浪漫化，而是将其置入世界各地人类发展的背景中考察，追溯非洲与欧洲殖民势力的真实历史关系，同时就非洲走向新生活和在重新塑造世界中的新作用的途径提出了建议。这本书立即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引起了兴奋和共鸣。它在那些具有政治导向的黑人中间所起的作用就像差不多十年前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Wretched of the Earth）所起的作用一样。事实上，两人探讨的都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蹂躏;两人都呼吁必须与这种带有剥削性和破坏性的体系决裂，为创造一个新秩序的世界向前迈进。他们都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他们所期盼的转型的实例。
与法农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著作一样，罗德尼也从非洲和加勒比海的视角入手，但我们在美国立刻就看出了这种全球性的关联。尽管沃尔特的主要历史分析结束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但他对美国在当代剥削非洲过程中的角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简略却强有力的说明，含蓄地警告我们不要主动或被动地参与那种破坏性的工作。但其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美国黑人斗争的联系也许更直接相关，尤其是他关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教育以及对非洲的心灵和精神的影响方面的阐述。例如，沃尔特写道，"归根结底，也许殖民教育最重要的原则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非洲，无论是正规的学校制度还是殖民主义的非正式价值体系都破坏了社会团结，同时促进了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人主义最严重的异化形式"。（第254～255页）
我们这些美国黑人立即认识到了这种情况。事实上，黑人研究和黑人权力运动的中心主题之一就是呼吁黑人之间的团结，以抵制美国主流社会生活方式中的具有破坏性的个人主义。但是，当我们的年轻人随着强大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错误的教育网络系统充分融入美国社会文化潮流之中时，我们痛苦地意识到这种异化在年轻人中间开始上升。因此，很自然地，我们这些在黑人世界研究所里工作的人邀请罗德尼参加我们直接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两个项目。在第一个项目中，他是长篇论文《教育和黑人斗争》（Education and Black Struggle）的撰稿人，这是我们在1974年为《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组织和编辑的。他的文章是"非洲教育和当代坦桑尼亚"。
第二个项目的性质不同。早在1974年沃尔特就接到担任圭亚那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主任的任命。这一任命对于沃尔特和他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明确的胜利、证明了他的远见。在他返回圭亚那之前，我们邀请他来亚特兰大与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夏季时光。他在黑人世界研究所待了一个多月，主要从事一个夏季研修班的领导和发展工作。来自这一国家其他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同事加入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利用模型进行一个教育计划的实验，将为全国高校的黑人青年提供更广的视野和新的选择方案。[1]同时，带着远见和勇气，霍华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第一版《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
[1]参加了夏季研修班的同事有C.LR.詹姆斯、圣·克莱尔·德雷克、凯瑟琳·邓纳姆、乔治·贝克福德、爱德华·布雷斯韦特、勒鲁尼·贝内特、玛丽·贝端、特兰·凡丁、麦克·琼斯和弗兰克·史密斯。
那个夏天，沃尔特延长了他在黑人世界研究所待的时间，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关键，有助于我们对黑人知识分子在我们自己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黑人世界研究所可以在这种发展中所起作用的思考更加明确。同时，它为沃尔特提供了更深入地探讨独特的美国黑人的经验的机会。此外，它也使我们所在的社区形成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学生和同事共事的团体，我们期待着在他新任职于圭亚那大学时还会有很多途径让我们可以继续与沃尔特一起工作。
然而，在沃尔特离开亚特兰大之前，我们就已经听到有关大学职位任命方面不好的消息。当他到家后就有了来自官方的消息。在最后时刻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任命取消了，原因显然是来自政府最高层的压力。从那时起，罗德尼，这位革命的学者，开始再次深入他家乡的土壤之中。除了从许多地方发来的邀请和请求之外，他坚决拒绝永久地离开圭亚那。
他给自己安排了两大任务，这两项任务都符合他作为一个黑人知识分子致力于他的人民的解放和发展的角色定义。这两项任务都要求他留在圭亚那。首先是开展一个主要的、多卷本的有关自己国家劳动人民的历史的研究。第二个任务（这个任务是包含各个方面的）就是与自己同时代的人民打成一片，同时研究他们，找到一种反抗的方法，来抵抗已经背叛了他们希望和信任的政府，一个正在阻碍他们发展的政府。换句话说，沃尔特仍在努力应对新殖民主义对于《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的影响，百折不挠地将这种研究解决方案带入自己的生活中心及民族的生活中心。同时，特别是当他的妻子帕特也被拒绝了她的社会福利业工作机会时，他必须设法找到养家糊口的方法，考虑整个家庭的食品、衣服和房子等问题。
尽管我们有些人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在这种不断的紧张和危险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但沃尔特确实设法挤出时间和精力在圭亚那国家档案馆和乔治敦大学的加勒比海图书馆花很长的时间进行研究。除了一些著述外，沃尔特这种忘我工作的最终结果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圭亚那劳动人民的历史，1881～1905》（History of the Guyanese Working People，1881~1905）。在这段激烈斗争的时期，他还发表了重要文献《19世纪后期的圭亚那甘蔗种植园》（Guyanese Sugar Plantations in the Late Nineteeth Century）。
同时，他在继续做组织方面的工作。在1974年之前，沃尔特已经帮助成立了劳动人民联盟。这成了他在不懈的斗争中的政治基地，以建立一种带来圭亚那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力量。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许多人的帮助下，沃尔特找到了进行演讲和授课的机会，以此试图与圭亚那以外的战友们保持联系，同时赚取养活家庭所需的资金。【康奈尔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特纳（JamesTurner）和位于宾厄姆顿的纽约州立大学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我们中间那些试图组织这些活动的人提供了特殊的帮助。】
当沃尔特出国时，尤其是在政府的镇压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许多朋友劝他离开圭亚那，为他自己和家人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沃尔特给我们的反应通常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他觉得他应该对圭亚那的人民和同志们负责任。他说他在为自己和他们的社会转型的大无畏斗争中鼓励他们，而且他不能因为自己碰巧已有了现成的逃生途径而离开。第二，罗德尼说他觉得他在遍及第三世界的工作和旅行的过程中已经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和接触，只有他可以获得这样的特权。对他来说，这种特权就是有责任继续同他的人民分享那些参与解放斗争的女性和男性在国际联络中的内容和精神。因此。从未流露出任何对牺牲的恐惧，同时却对面临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沃尔特的反应永远是一样的∶"我在这里是必要的。"
到最后，所有这些危险、希望和紧张都集中到了一个事件上，源源不断的为期一年的生与死的考验。1979年6月，劳动人民联盟正式宣布它已经成为政党，这个政党将不懈努力推翻贝纳姆领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建立的政权。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乔治敦的一个政府大楼着火了，八人被捕，沃尔特和其他四名劳动人民联盟成员也在其中，并被控为纵火犯之一。[1]因为这是一座政府大楼，指控是很严重的。但对于很多观察家来说，事实也是很清楚的，这种行动完全是为了打破罗德尼虽小却颇有影响力的组织所采取的措施中的一部分。在传讯的那一天，伯纳德·丹克教父（Father Bernard Danke），—位《天主教标准报》（Catholic Standard）的记者，当他站在法院大楼外观看那些亲劳动人民联盟的群众示威时，被人从后面刺死。这件事后，镇压的情况恶化到可以称为官方的恐怖主义之夜，包括爆炸、警方殴打和不断升级的贝纳姆要"灭绝"与之作对的沃尔特和劳动人民联盟其他领导者的威胁。
[1]被称为"全民公投的五人"，他们是沃尔特·罗德尼、鲁伯特·鲁普纳雷恩、莫里斯·奥马瓦利、克瓦米·阿帕塔和凯伦·德·苏扎。五人都由陪审团审判无罪。
到1980年2月底，沃尔特在劳动人民联盟的两位同事奥海·科阿玛（Ohene Koama）和爱德华·卢布林（Edward Lublin）被警察杀害，其他人遭到枪击和毒打;还有一些人被抓入狱，他们的房子被洗劫一空，遭到爆炸袭击。那时，一些劳动人民联盟的领导成员实际上是在圭亚那的政治犯，因为他们的政府拒绝他们离境。然而，罗德尼设法在1980年5月出境，受邀参加津巴布韦爱国阵线（PatrioticFront）独立庆典。然后，沃尔特回到圭亚那继续他在档案馆的研究工作，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他曾不祥地告诉我们在这个国家的一些人，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
6月2日，纵火罪的审判开始，由来自加勒比地区、美国和英国的有关观察员见证。几天之内，很明显，政府没出现什么情况，不可以起诉罗德尼和他的同事。结果是，在6月6日，在政府的要求下，审判被延期至8月20日。审判后的一周，6月13日，星期五的晚上，沃尔特开着他哥哥的车，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等待唐纳德·罗德尼。他们停在了一个人的房子前，我们现在知道此人早已潜入了劳动人民联盟的行列。唐纳德·罗德尼去取此人说是沃尔特想要的一个对讲机。当他们晚上7;30站在这个潜入者的院子里时，此人告诉罗德尼开车走并在8∶00等待一个测试信号。唐纳德回到车上，开车走了。当信号传来时，竟是结束了沃尔特·罗德尼生命的爆炸。
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星期，罗德尼一直在接受有关他面临的危险以及保护自己的计划的采访。他说，
就我自己的安全和其他一些在劳动人民联盟的人的安全来说，我们将努力通过提高国内外政治动员和政治行动的水平来予以保证。从根本上说，它比任何一种物理的防御更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都对这种不断出现的威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不认为我们自己是冒险家，烈士或潜在的烈士，但我们认为有工作要做，这种工作就是要在特定的时间点我们必须做那些需要做的事。
另外，沃尔特勇敢的承诺和人格唤起了我们对法农的深切回忆。他为了人民的解放，也在四十岁之前就献出了自已的生命。他也时呼叶非洲的孩一们和那些受欧洲欺凌的人们掌握主动性改变我们的方式。他还要求我们抵御所有的诱惑，不要当永久受害者、愤怒的控告者或是欧洲的奉承者。他说，
来吧。同志们，欧洲的游戏终于结束了。……瞧瞧他们今天在原子和精神解体之间摇摆……我们必须寻找不同的东西。我们今天能做所有的一切，只要我们不模仿欧洲，只要我们不被赶上欧洲的渴望所困扰，我们擅自地在这一点、上将"欧洲"改为欧洲/美国——我们认为法农会允许这样。第三世界相比欧洲/美国人口众多，他们的目的是努力解决欧洲/美国都没有能够找到解决答案的问题。所以同志们。我们不要因为欧洲/美国创建了令人向往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等而赞美他们。……如果我们想让人类前进一步，如果我们想把它带到不同于欧洲/美国现有的水平，那么，我们必须要创造，我们必须去发现。如果我们想要达到人民的期望，我们必须寻求其他的反应而不是欧洲/美国的反应。同志们，对于欧洲/美国，对于我们自己和人类来说，我们必须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必须解决新的概念，我们必须努力推动一个新的人类。（《全世界受苦的人》，第252~255页）
从沃尔特的角度来看，这就是"需要做的工作"，也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已决定接受的挑战;从自己国家的所在地开始进行试验、发明、冒险，试图找到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斗争模式、新的远景和观念并讲行引导和加强。对于沃尔特·罗德尼来说。劳动人民联盟是他的一项工作，他的另一项工作是研究和写作。他觉得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任务的所有这些元素通过他生命正直的完整性、他的远见所具有的严谨力量、他对人民永恒的爱以及他们所有的可能性，完整稳固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去做那些需要做的工作。但是，因为对于马尔科姆·X[1]有过这样的说法，所以也可以这样来描述沃尔特∶"他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了。"
[1]马尔科姆·X（Malcolm X，1925-1965），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物之一。
我们完全意识到现在他已经不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员，但是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是谁，他所从事的工作还会在我们的手中继续，重新定义。他试图呼吁要回答的问题就在我们大家这里∶"如果我们想让人类前进一步…我们必须要创造，我们必须去发现…我们必须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必须解决新的概念，我们必须努力推动一个新的【人类】。"（《全世界受苦的人》，第255页）
沃尔特的遗产
我们应对这样一个宏伟召唤的勇气和创造性的努力，使我们开始打破我们欠发达的链条，动摇人类所有剥削的基础。难道现在还不清楚，导致欠发达的剥削过程既存在于"中心"也存在于"外围"吗?难道我们不知道在中心的欠发达，在剥削阶级的家园，只是充满着物质财富和致命武器，而赤裸裸的人类的落后仍然存在吗?所以，难道我们中间还有谁不需要突破过去的束缚，超越和创造我们的历史吗？也许只有当我们接过了沃尔特和法农的挑战，我们才能准备好放弃所有的500年以来的致命游戏，寻找新的防御手段，新的斗争形式，新的革命途径，以及人类社会真正寄予我们厚望的新视墅野。只有当我们开始接受这样的想法，考虑到这样的发现时，我们才能准备好仔细检查同时超越《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的大量限制，按罗德尼和法农的精神，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重新来发展这个世界!
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我们所处的位置开始，我们必须拆掉什么，我们必须建立起什么，我们必须打下什么样的基础?我们应该与谁一起工作，我们可以创造什么样的远景，应当肩负什么样的希望呢?我们应该如何去组织?我们如何将那些在南非，在萨尔瓦多，在圭亚那提出的相同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应如何与他人沟通我们时代的紧迫感?我们应如何为我们自己国家革命转变的愿景而努力?在我们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什么是有助于我们需要的变革的发明、发现和新的概念?现在任何花言巧语和强迫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徒劳的。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否应该继续残缺和欠发达状态，或去参加我们自身的治愈过程，通过挑战重新发展我们自己、我们的人民、我们濒危的国家和世界。没有人能强迫我们走向这里。用传统的方法，不能保证我们先烈的鲜血不会白流，正如大家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那些先烈们，像罗德尼和弗朗兹·法农，鲁比·多丽丝（Ruby Doris）和范妮·罗（Fanny Lon），马尔科姆和马丁，都是充分的证明。
但是有一个世界在等待着我们;事实上，有许多世界都在等着我们。一个是我们孩子的世界，他们还没有出世，或刚刚降生，但他们想要生存，成长，成长为最好的自我。沃尔特认为，除非中心发生了转化，从根本上有了改变，否则，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除非"我们"改变了，重新发展和更新，否则一切也都不会发生。我们孩子的未来取决于这些缜密的转变。
美国黑人的挑战
然后，还有另一个更艰难的世界在等着我们;欧洲/美国人的儿子和女儿的世界，这些人已经开始发现他们自已的欠发达，认识到他们精神上的扭曲和麻木。不用重操有关同盟和联盟旧的政治争论，既不要忘记过去也不受其约束，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回应他们，让他们来与我们联系。这不是以陈旧的"种族关系"的方式来传递奢华。相反，我们现在认识到，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孩子都融入了一种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要比我们大多数人选择去认识的程度更深，在缺少一方的情况下，根本就谈不上重新发展另一方。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它也是一种巨大的可能性。在这个国家，我们有着独特的历史，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正是由于这些困难问题，我们又回到了沃尔特和他所从事的伟大工作。现在，当我们重新阅读《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时，似乎要求我们这次的阅读是在考虑到沃尔特·罗德尼的生与死的时刻;意识到危险且容易爆炸的美国中心的时刻;想想与我们相伴的孩子的时刻;法农所坚持的号召与我们同在的时刻。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比以前更清晰地看到，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如何使世界其他地区欠发达，导致了欧洲对其本身的破坏，同时殃及它支配下的每个人和每件事。所以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内部都是受伤的人。现在，我们要将自己开放给所有那些认识到了欠发达的残酷辩证法的人，那些承认我们共同的需求、我们共同的危险和我们共同的可能性这种内聚力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新的阵地，相互手拉手，团结在一起，面对严酷却美丽的事实，我们必须要么重新制订我们自己和我们世界的规划，要么一起被推进那些可怕的爆炸的火光之中。
当然，如果我们选择我们基本的社区方式，那么我们就无法持久地对主要是恐惧的紧迫性做出反应（可能会重复历史而不是改造历史，同时还会失信于像沃尔特那样无畏的兄弟）。相反，我们必须承认有很多吸引我们的事情这—事实。例如，在过去500年的支配/服从模式的另一面中充满希望的元素之一是，人类已被带入沟通的网络和内在的联系之中，这就为超越传统和打破民族隔阂从而建立新社区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经过重新塑造和重新定向，剥削机制可能实际上将一些重新发展的重要手段置于我们的掌控之中。现在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双手来改写我们的历史，打破过去的枷锁，重新发展自己及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世界，去寻找人性的、具有创造性的和无畏的方式来对付那些目前反对这种发展的人。这些都是宏伟的愿景，具有真正神圣的责任。但我们必须勇往直前。事实上，我们似乎清楚地知道，即使没有成功的保证，我们也必须朝着人类最美好的、最富有创造性想象力的以及对我们具有最深刻意义的新梦想的方向前进。
在危险的时代，缺少了任何点都是不完美的。缺少了任何一点都有负于对我们兄弟的记忆，有负于满足我们孩子们的需要。有负于我们自己最好的、最伟大的以及尚未开发的自我能力。
1981年3月
文森特·哈丁
罗伯特·希尔
威廉·斯特里克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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