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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第六章 Claude Bernard 的贡献
这一章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无需做更多的介绍。正如本书的第一章介绍的是一名国际战士——谢秋杜在巴黎的活动一样，本章介绍的是另外一名同志——Claude Bernard在巴黎的活动。由于他对越南托派的贡献非常多，因此我们选取的内容都来自越南同志的回忆。
本章的内容实际上也不仅仅是描述Claude Bernard的真实活动记录，它也反映出越南同志在起草宣言、制定计划方面的不足。虽然我们很多同志都付出了艰苦、果敢和乏味的辛劳，却并没有产生出革命者们期望的立竿见影的成效，而只是准备好了一个重要的活动平台。
我们要再次感谢《托洛茨基文库》（Cahiers Léon Trotsky）的吴文（Ngo Van）和Pierre Broué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原始材料。
他的越南朋友（His Viets）[1]
黄同青
关于谢秋杜之死，Raoul（也就是Claude Bernard）曾与Daniel Guérin通信，让他仔细向黄同青询问细节……
培养干部的基地
CCI和印度支那的干部们都知道他们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历史，他们也都知道正在山区里进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像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都是在一战期间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当工人的时候接触政治和共产主义的，他们也是在这里成长为第一批共产主义运动干部的。
Raoul、Pierre和Gilbert的任务就是在那些有组织的法国“劳工集中营”里，招募那些有政治热情和爱国情怀的印度支那人，在他们回国之前对他们进行“培训”。CCI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是“殖民委员会”（Colonial Commission）,它给Raoul指派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孩作政治上的帮手。Marguerite Bonnet是地道的农民家的孩子，后来她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是研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专家，也是托洛茨基夫人纳塔利娅（Natalia）的知己。
在法国的越南人有多少呢？大约有成建制的士兵几千人，还有大约1.5万挂靠在殖民事务部（Colonial Office）的工人。他们是在1939年9月被运到法国到军工厂里从事艰苦、通常又是危险的工作。Gilbert（Anh Van的假名）写道：“停战后他们被安置在这些地方兵营里，包括Vauclused的索尔格（Sorgues）,Dordogne的 贝尔热拉克（Bergerac），马赛附近的Mazargues，鲁尔区的Venissieux等，在那里他们被迫从事一些危险的工作,却得不到较好的营养，饱受集中营管理当局的剥削（他们经常从事黑市交易）……除了在炸药厂和兵工厂工作以外，他们还被分成几部分去帮忙砍树、采盐和挖煤等等，总之他们的工作很辛苦，身体却营养不良。”
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并且几乎都是文盲。这群可怜的人被流放在一个完全陌生甚至敌对的国度里，没有人会关心他们。他们与外界唯一的沟通渠道就是那些翻译人员，这些家伙通常就是作威作福的监工，只有极少数的翻译人员才会愿意帮助和支持他们组织起来。
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知识了解世界，这就是CCI的托派干部和印度支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所要从事的任务。他们的成员包括一些翻译人员、两名工程师，Raoul是总负责的法国人。
工人们早就受够了苦，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尊严。团结起来和亲切的同志关系改变了他们。一个崭新的世界已经出现，而对于旧世界，不是你进攻它就是它进攻你，不是你羞辱它就是它羞辱你。Raoul非常崇敬地推广建立这种新的人性化的人际关系，并和大家交朋友。每当他说起他们的时候，他总是说“我的越南朋友”（my Viets），就像老师称呼学生“我的孩子们”一样。
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的活动
我们的工作开始于1942年7月，David反对Goliath。David人数不超过十个人，Goliath则是德国在法国的驻军。后者的目的是奴役殖民地的工人，并使他们参与侵略战争；前者的目的就是解救他们。
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的活动开始于1942年7月。当时德国党卫军试图利用反对殖民主义的宣传，在集中营里招募工人去德国做工，条件优秀的人将被组成越南人的党卫军。我们的任务就是揭露他们，阻止这一计划。
那时在Vél d’Hiv发生的围捕越狱者的事件，使得人们关注到德国这一政策的目的和结果。后来越来越多的工人或士兵逃出来，其中一些人就在巴黎建立了联络关系，他们让人们了解到这些越南人在外省的集中营里遭受到恶劣的生活环境，饥饿迫使他们逃跑，自残以避免去采盐，年纪轻轻就已经习惯了非人待遇，未来毫无希望。Raoul通过这些逃亡者建立了一个小的联络网，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一个合法的组织——留法越南人友好协会（Vietnamese Workers Friendly Society in France）。
正如黄同青描述的那样：“越南托派组织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反对希特勒德国组建印度支那人军队……它印发的第一份秘密宣传册就是要说明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纳粹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压迫都是同样性质的压迫，野蛮和暴力是法西斯主义的共生物，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
这份国际主义的宣传册被我们发送到所有的兵营和集中营，在越南工人和士兵中激起巨大的热浪。事实证明我们是在恰当的时间传递了正确的观念。尽管他们文化水平有限，但他们很快就能明白我们说的是正确的：我们的敌人并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而是法国或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是英国或法国的殖民主义者；压迫者并不只有白人，任何肤色的人种里都有压迫者。同样地在各国都有的那些工人们、挨饿受苦、受剥削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很快就被这些饱受苦难和不幸的人们领会到了。”
有一些胆小的人警告我们不要走得太远，这些“无知的”农民根本就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穷人往往比富人更容易理解阶级斗争的含义，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在经历着阶级斗争。尽管他们不知道阶级斗争的理论，但他们却了解这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正是由于越南工人和士兵们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我们才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44年以来的法国工人起义使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鼓舞。随着维希政府的垮台，法国政治的危机严重削弱了法国资产阶级的抵抗能力，这种局势也迫使我们要讨论、甚至要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昨天还予以轻视的力量。托派虽然是反宗教的，但它很高兴地认识到越南友好协会在扩大对外联络方面的角色，支持它和天主教徒、佛教信众以及所有富有仁爱之心的人搞联合。
Raoul身边的越南托派确实已经意识到提高人际关系质量的重要性，但无论这有多重要，在当时这仍然还是次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在法国的越南人获得表达自身权利的资格。1946年时Raoul总结了1944年八九月份的工作，那时候他身边的越南同志已经有9个人了。
“这一时期是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最重要的时期，我们在移民的工人、士兵和学生中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在1944年8月11日的一次小型会议上，鉴于维希政府倒台后统一政治力量缺失的局面，Pierre和Raoul提出应该建立一个代表所有留法印度支那人利益的组织，一个独立于殖民事务部（Colonial Office）和本土工人服务中心（Native Workers Service）的组织。这就要求我们要去集中营里组建委员会，并以此作为集中营管理机构的基础。……事情进展顺利得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殖民事务部和本土工人服务中心以及集中营管理当局已经不能阻止我们前进了，而在它们能够阻止之前，1944年9月16日我们已经在巴黎再次选举出150名代表，并于1944年11月在阿维尼翁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任何可能伤害到参会代表的行为，都将招致全面的罢工。……从那时起，工人们就已经完全控制了集中营，并在里面享受完全的政治自由。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派不仅没有丝毫参与其中，反而进行捣乱了一年多时间。”
黄同青回忆这段时期时说：“正是越南的托派团体公开组织筹备了1944年9月的会议。在会上人们听到的是全新的语言，惊奇地看到如此多的人在为印度支那的自由和独立而秘密斗争着（大家都没说‘独立’一词，但大家都明白这一意思）。会上选举出了15名代表，但托派只占两名，另外甚至还有一名进步牧师。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说明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是不可能由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提出的，而只能由代表穷苦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先锋战士提出。
临时委员会成员人选在1944年10月阿维尼翁全国代表大会上被予以确认。法国政府殖民事务部的代表也承认，每个集中营的工人们都有合法权利选举代表和政府进行谈判，但拒绝说明什么才是进行谈判的组织形式。于是委员会就只好找工人们开始进行选举工作。
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也同样没有否决军方再度征服印度支那的战争要求。当时留在集中营里的1.5万名工人已经有很多人学会了阅读和书写，他们已经通过一定的工会形式组织起来了，他们也懂得了相互尊重。这对法国政府而言，已经成了公共秩序的威胁者。法国政府一方面耐心地容忍着印度支那工人们，一方面也在筹备Leclerc将军的战争方案。”
鲜为人知的事实
当时我们开展工作时为了不引起巨大的动静，经常是在一种隐秘的环境里工作的。Raoul的工作也一直是处于地下状态。他当时的合法身份是Farman工厂的工人，他经常要与同志们秘密接触发送传单，然后很快地从公众中消失。
针对印度支那人的工作非常有特色。因为一个在法国的越南人在当时可以说简直就是半个盲人。只有极少数的越南特权人士像医生、工程师和教授才能在法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很多的越南人包括我们的一些干部，他们都是从兵营或集中营里逃出来的，根本就没有合法的身份。于是我们经常得帮着制作假的身份证件，身份证虽然是假的，但对于这些越南人而言却不是普通的证件，它确实能解决很多现实的困难。
这种地下工作的性质就决定了Raoul得经常潜入兵营待一段时间，他自嘲为“罗宾汉”，因为他进进出出从来都没走过门。他经常是在夜里组织大家开展政治活动或讨论，也经常执行一些具体的任务。为了不让大家对外人夜里进入营区感到惊讶，我们的同志们在营区里制定并严格执行了一些规定。
Raoul不愿意告诉大家那个被分尸的盖世太保线人的故事，因为这样会让人觉得他在埋怨同志们让他做的事。那个间谍在军营里暴露后很快被士兵们处死了，但问题接踵而来，尸体怎么处理呢？他们都没有计划。同志们自然地就想到了Raoul，在他一次来访时，他们给他准备了一个大包，里面装着被分成块的尸体。不得不承认，两个普通的法国人拿着大包会比两个越南人更少引人注意。Raoul别无选择，只能同意。
扛着大包裹没走多久就在到达第二段路之前被发现了。媒体随后报道了此事并追问“这个被碎尸的亚洲人是谁？”最后此事归因于死者自身。好一段时间里，Raoul整天心惊胆颤地关注着新闻对“血包裹”的报道。
在工人们被组织起来的那段时间里，集中营和兵营里就有了“司法”，但这并不能用于规范日常生活的所有问题。于是这些问题就交给了契卡（cheka，他们给自己的内部纠察人员的昵称，仿效苏俄时期的契卡）。有时候一些罪行看起来是很无辜的，比如喝酒，但这很容易酒后乱言，暴露机密。因此在组织内部是严禁喝酒的。
在有些集中营里，工人们甚至还设立了自己的监狱，其实就是一些设在地下室的小屋子，并且是不上锁的。这是他们创造的“开放监狱”。对于感到奇怪的参观者，看守人员会耐心地解释说由于法国警察有时候会来搜查犯了所谓“绑架罪”的同志（这当然是由于他们被责骂了才过来滋事的），只要他们来了，他们只能看到一些开着门的房间，并且每间房都有人生称自己正常生活在里面。
战争胜利后就没有再产生过像“血包裹”这样的野蛮事件了，但还是有一些非常真实的事情。比如在贝尔热拉克（Bergerac），Raoul的同志们成功组织了一次罢工游行，导致当地警方开枪。
“教育”也依赖良好的环境。笔者就清晰地记着自己曾沿着Massif Central的山道长途跋涉，终于被领到一处偏僻的空旷处，在那里迎风飘扬着一面带有第四国际标志的镰刀铁锤红旗。Raoul就在这里作了一次题为“国际”的演讲。
当他到的时候，全体越南同学起身高唱《国际歌》和一首越南语的歌曲《长湖之子》（the Children of Long Lake）。他把这首歌翻译成了法语，歌词里面有“咱们兄弟团结起来”反抗“奴隶贩子”。
在一些兵工厂和集中营，有时候甚至可以组织起合法的演讲活动。“马克思主义学说”系列讲座非常吸引听众们。此时工人代表们已经开始对外联络工会和政党组织并和他们交朋友，建立联系。
当然开展所有这些活动的难度还是很大的。Raoul在1946年对1944年的工作情况又写道：“在1944年9月的时候，还有1.8万人是文盲（但现在由于我们的工作，现在只剩下不到一千人），其中那些有读写能力的人以及那些很早就来到法国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他们也不懂什么共产主义原理，甚至连“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这些词都不知道，或者有着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理解。在工会理事会期间的几个月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教育他们，而不是鼓动他们去冒险和实践。……有些人荒谬地认为我们只要在杂志上印上镰刀、铁锤和第四国际的标志就可以有计划地培育干部了，在这种环境下根本不可行……我们认为……招收和教育组织的干部必须和具体的群众斗争相结合……包括不能欺骗我们的同志参加阶级斗争。”
这明确地表示教育和培训是头等大事。1946年Raoul在一份方案里写道：“共产主义在殖民地国家的战略与战术是需要我们用大量的文件、研究和出版物来丰富的。……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不能有效回答殖民地国家先进分子提出的具体问题，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在这些地方开展工作。比如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研究不断革命论上，我们就无法向苏联渗透。因为我们的理论考虑的主要还是中国或印度的情况，根本没有考虑苏联人自己面临的问题。”
Raoul一直坚持这些无论是越南同志还是法国同志都不理解的观点。为此他举了个例子，在Vaucluse的索尔格（Sorgues）附近有一个集中营，在这里他敏锐地发现了越南工人们存在的问题：“组织一帮人建立一个团体根本不是问题。但我们针对的是移民，而不是在印度支那本地开展工作。我们不可能在移民中组建起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我们应该培养干部。基于各种各样的同情和压力，招募成员不是问题；让我们成为团体决策的核心也不是问题，但当他们回国后，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我们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团结的、有组织的、政治坚定的干部队伍。……即使他们回到祖国，他们依然会记得正是第四国际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战斗，他们将会证明自己，不仅是在口头说教上，还要诉诸实践。”
他对这些工人干部是否适合第四国际也有很精准的见解：“在那些与政府代表团密切接触的工人代表中，有一两个人明显不愿意接触越盟。也可能是因为越盟的人太强势，自恃其力量强大并罩着革命的荣光。对于大多数同志而言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即使他们完全接受我们的经验和计划，他们仍然看不到需要有一个‘国际’的必要（我指的是决定性的证据）。对于这两个组织而言，他们也害怕回国后由于遭受斯大林派的排挤而脱离群众。他们已经看到了好多出版物在诬蔑和歪曲托派，他们也知道杨白梅（Duong Bach Mai）一直在证明，并且已经证明一些集中营里有托派嫌疑的‘煽动者’。”
在1946年4月，Raoul有一封发自索尔格的优美的信件，他在那里的集中营里教着53名学生。他们一天有4个小时学习语言，4个小时讨论。Raoul制定具体的时间表，工作非常富有激情。他说：“为他们备课、准备资料、复印都把我累坏了，这真是一件艰难的工作。但我发誓，在这里工作要比我去度假好上一百倍。我对你讲啊，我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下午满屋子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努力学习知识的场景。不管未来会怎样，我的工作是值得的。不足的是由于有人监视，我不能和他们长期呆在一起。”
当年夏天举行的越南支部代表大会，Raoul负责准备了所有的资料、计划与方案，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逐个地”和大家讨论。他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第四国际越南支部的人数很快就吃过了500人，成为继锡兰支部之后的第二大支部。但这并不是最让他感兴趣的事情。
法国政府粗暴地结束了他这场激动人心的冒险。1947年2月的一天晚上，集中营和兵工厂的同志们被逮捕，他们被先装上货车后又乘船被送到别的地方，总之大家都互相分离开了。大部分的工人们被遣返回到了祖国。干部们则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其中包括险恶的保罗•康多岛（Poulo Condore）集中营。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有一些可以进出警察局的有同情心的小商贩们声称，只要给他们一笔可观的费用，就可以了解一些内部的信息。后来有一些人，我们通过来自吉布提的瓶装明信片确认了他们的归宿。
而Raoul则永远和他的“越南朋友”分开了，后来他也再见到过一些人，尤其是他最喜欢的黄同青（Anh Van）。
[1] 本文摘译自《托洛茨基文库》（1995年6月出版，第56卷，第33-44页）Anh Van（黄同青）编写的Ses’ Vi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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