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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第五章 托派与印度支那在法国的工人们
法国与其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关系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丝毫不奇怪，在1930年代早期第一批越南托派回国后，法国托派在二战期间很快地在越南籍法国人中再次创建了一个繁荣的托派支部。越南托派支部由于长期地反对殖民主义和斯大林派的斗争立场，在越南籍法国人中赢得了绝对的影响力，到1950年它就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托派组织。
为了对这一情况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我们再次携手奉献这些文章。为此我们要感谢CERMTRI同志们的辛苦工作，感谢Pietro Tresso研究中心的Paolo Casciola为我们提供了珍贵而稀有的文件，同时我们也感谢吴文（Ngo Van）同志所作的校对工作。
二战期间在法国的印度支那工人
Benjamin Stora
一、各种政治势力共存：民族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
各种政治组织、团体或运动纷纷关注印度支那工人（主要是越南工人）主要开始于1942-43年间。1943年德国当局的报告上说：“战争期间，在工厂里工作的印度支那人完全倾心于共产主义的宣传，那时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异见。”但也正是从那时起，一切都开始变得不稳定了，等到“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General Delegation of the Indo-Chinese in France）成立时，政见的不和达到了高峰。
在二战前夕，留法越南人的主要政治思想来自于法国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谢秋杜领导的托派只是在越南本土有些影响。
在法国被德国占领之前和期间，“留法越南人友好协会”（the Vietnamese Friendly Society in France）一直座落在巴黎第五区的Jean de Beauvais路11号。这个社团的宗旨就是相互帮助，大家聚在一起通过讨论自己的国家，使自己能够找到家的感觉。其负责人是陈佑方（Tran Huu Phuong），是一名工程师，天主教信徒。那些拒绝接受殖民当局宴请（尤其是春节宴请，届时可享受丰盛的大餐，这在艰难时局里是相当诱人的）的民族主义者们就聚集在协会里。这些民族主义者虽然都在法国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心里依然仇视这个占领祖国80多年的敌人。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越南独立，为此他们坚守着越南民族主义的光荣传统，以此激发他们的斗志和激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族主义者就曾在1925-26年间在安南北部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新越南革命党”（Tan-Viet Cach-Mang-Dang），其成员主要是政府低级职员和小商贩；当然最主要的团体就是成立于1927年的东京地区的越南国民党。该党在1930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从政治上策反了安南驻中国云南边境线的军队，并在1930年2月10-11日发动了著名的安沛起义。起义遭到无情镇压，村庄被轰炸的夷为平地。几十名革命者被枪杀，其中包括国民党领导人阮太学（Nguyen Thai Hoc），更多的人则被监禁。国民党遭到解散后，其成员就转向了个人恐怖主义，其势力也仅限于个别地区。政治斗争的下一阶段就转由印度支那共产党来领导了，尤其是托派领导的“斗争报派”，它在1937年争取到了有效的政治斗争领导权。不过越南民族主义的传统依然继续存在，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有一些越南民族主义者认为争取越南的独立，只能寄希望于法国的敌人了，他们搬出来老的格言为自己辩护：“我们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去求助于德国和日本。从1942年起，他们团结在Nguyen Khoa 和Nguyen Khac Vien的周围，“主要是些民族主义的学生，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包括Hoang Xuan Nhi，现任河内政府的智囊）得到戈培尔（Goebbels）的奖学金去德国留学。”由于受其职业和未来“光明前程”的愿景影响，这些民族主义者把政治看作是“政治精英之间高端对决的游戏”，它们几乎从未想到过那些在法国南部集中营里拼命劳动的工人同胞们。这些工人们虽然也信奉民族主义，但其观念确不是来自于这帮知识分子，而是来自越南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的反抗殖民占领的斗争传统。
法国共产党对越南同志的绝对控制在二战开始之初就开始无效了。这是因为它奉行了“民主对抗法西斯主义”策略，这一政策就是建立人民阵线。1937年12月法共九大上其书记Maurice Thorez在其《法国人民阵线及其在世界上的使命》报告中公开宣称支持法国的殖民帝国：“当前最紧要的问题就是和法西斯作坚决的斗争，殖民地人民应该和法国人民站在一起，否则就是帮助法西斯主义。”
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干部们紧紧追随着法国共产党，向在越南移民们宣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加强和巩固人民阵线联盟，一切都服务于人们阵线，一切事情都要通过人民阵线”。但越南移民却并不领情。巴黎的《Appel》杂志（与斗争报派成员有来往）在1936年12月写道：
“以前越南发生的哪怕是最轻微的群众运动，都能在越南移民中引起最热烈而丰富的讨论，但如今这种情景再也见不到了。……如今隆隆的战鼓声已经把越南移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人们不愿意讨论的话题。正是由于对战争的恐惧，在‘战术’借口的名义下，他们让人民保持了沉默。现在如果说殖民问题还会被提及的话，那也只是仅仅因为当战争机器开动时，殖民地能够在经济和兵员上为母国提供支援。……这是多么可悲的一种国际主义论调呀！（精英们的愿望，违背了大众的意志）”。
曾经在创建革命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越南移民这次对第三国际的命令保持了沉默。1941年7月29日法国和日本政府签订了西原-达兰协定（Kato-Darlan），使得日本军队可以进驻其殖民地，并承认了“共同防卫”的原则。随后大批日军登陆印度支那南部。此时印度支那共产党及其在法国的干部更甚于以往地支持“民主对抗法西斯主义”的策略。他们与以德国和日本为敌的同盟国站在了一起，不敢提及殖民地问题，谁要是抨击殖民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帮凶”。
黄同青说：“现在绝大多数的越南人和殖民地居民已经深深体会了法国和英国殖民压迫的感觉了，但却还没有体会到德国和日本的殖民压迫会更惨。因此在越南人民中进行宣传时，如果不谴责他们日常生活中一直遭受的法国帝国主义的话，宣传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只有反殖民的口号才能打动人民。”
二、托派在印度支那工人中的活动
托派正是由于坚定不移地高举反殖民主义和反法西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大旗，从而获得了超乎想象的民众认可。
托派组织一直以来都在关注越南问题，他们也在努力影响那些留法的越南知识分子。黄同青就是较早加入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越南人，并和越南的托派组织建立了联系。黄同青自传上的简历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一批越南人转向反殖民主义、投身政治活动的过程，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托派在越南的组建情况。
黄同青1918年出生于平定（Binh Dinh）省的Tu-My村，父母是农民，他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其兄弟有好几个都参加了革命，尤其是他的哥哥黄同文（Hoang Don Van）：“我想起了他对我说，皇帝是个可悲的人，他去法国期间被拖入了泥潭。他说的是保大皇帝，在1926年即位，年仅12岁，完全是个傀儡。我哥哥的这些强有力的话让我父亲感到害怕。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亲眼见过殖民当局的镇压活动，几十颗人头被沿街挂着，或者被拿着在村子里游街。我哥哥的话是很有分量的，但他还嫌不够，他加入了一个革命组织——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即 Thanh Nien 青年），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前期筹备者……1930年代初他秘密前往中国广州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组建。他爬上一艘货船，藏在了煤炭包中间，结果竟然到了香港。警察没有发现他的这次行动，要不然他就得坐牢20年。”
黄同青是小学毕业，这在当时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毕竟35个学生里只有一两个人能拿到小学毕业证书。虽然他对政治很敏感，也在读Jean Jaurès的《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史》，但他哥哥黄同文却劝他继续读书。由于他喜欢数学，在1933年他考入了西贡的Huynh Kuong Minh 学院。正是在这所学院，一次有决定性的会面决定了他的命运和政治偏好。他的历史与道德教师是谢秋杜，他是正在筹备中的斗争报派的成员，也是第四国际越南支部的负责人。听着谢秋杜热情洋溢的课程，黄同青对托派产生了好感。成立于1932年1月的东京地区的托派组织当时非常弱小，8月9日其成员几乎全部被捕，直到1933年5月1日才被释放。但该组织很快就焕发了生机，在5月份的西贡市政选举中，他们以《斗争报》这份杂志为核心，建立了一个团结的组织。斗争报派的候选人和阮文孝（Nguyen Van Tao）领导的斯大林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从这时起一直到法国人民阵线执政期间，托派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些干部以《斗争报》为阵地，团结协作地反对殖民主义，在越南民众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后来斯大林派在殖民问题上的退缩破坏了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斗争报派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937年6月14日召开。与此同时期，斯大林在1937年3月3日发表“消灭托派”的演讲，随后莫斯科审判开始了。越南托派在谢秋杜的领导下控制了《斗争报》。
黄同青在1937年离开西贡到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在这里他和法国托派建立了联系，并经常阅读《真理报》（La Véritè）。黄同青在维希政府时期开始秘密政治活动的，起因就是他的一个犹太朋友被关进集中营，后来全家被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他就开始努力帮助那些逃亡而来的越南工人和士兵，帮他们找住处和工作。
和他一起从事秘密活动的有一个人叫Claude Bernard，大家叫他Raoul，是法国托派组织国际共产主义委员会（the Comité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r，简称CCI）的干部。两人是在1940年认识的，当时Raoul是哲学系的学生，和他在一起的还有Iraqi Joume，巴勒斯坦阿拉伯委员会（巴黎）的创建人叙利亚的Hair ud-Din Hakki，以及后来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Brahim Mirza。后来他们两个又多了一个帮手Nguyen Duoc。他们三个人成了奔走于巴黎和法国南部集中营之间的主力，负责进入集中营和逃亡过来的越南工人与士兵联系、接头，并将他们组织起来。1953年12月黄同青和Nguyen Duoc正式加入了第四国际，并分别使用了Gilbert和Pierre的假名。
逃亡过来的越南人中，那些农民、工人和士兵大部分都是文盲，这使得托派甚至连最基本的政治宣传工作都很难开展。因此他们不得不首先承担起码的教育工作。
他们利用“越南人友好协会”在Jean de Beauvais大街的办公设施，在1943年夏天成功印制了第一批秘密宣传册，上面说：“反对殖民主义就是反对法西斯，因为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意味着压迫，正是这种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各国的法西斯主义，才是野蛮掠夺和剥削的温床。”他们的第二份秘密宣传册是反对德国党卫军（Waffen SS）在印度支那移民中征兵组建一支“解放印度支那”的军队。 Raoul在其向国际共产主义党（CCI的前身）殖民问题理事会的内部报告中谈到：“毫不夸张地讲，正是由于我们的坚决反对，是这次征兵活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德国人只招募到了40个人。我们是积极站出来反对这股征兵潮流的，虽然有些民族主义者也讨厌德国人的伎俩，但他们没有人站出来进行抗争。至于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亲日派，甚至藉此机会选择去德国进行深造。”
这些工作使得托派加强了和那些民族主义战士的联系。在1944年春，一批曾经熟知托派活动的越南人从法国南部的集中营逃到巴黎加入了“越南人友好协会”，他们中间有三个人拥有越南高中的学历，曾在集中营被任命为“群众领袖”。他们的到来加强了巴黎左翼民族主义战士分子的力量，他们发起组建了“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直到纳粹战败前夕及法国工人争取解放的罢工运动兴起之时，托派组织在里也只有15名越南骨干成员，但是他们的口号—“反对法西斯，反对各种殖民主义”却赢得了广泛的认同。“这种国际主义理念为所有越南工人指明了方向，我们在恰当的时间播出了好新闻”，“在殖民政府鼓吹的恐怖气氛下，这种理念为‘政治’、‘政治活动’和‘政治犯’这些词以及其所指的对象在人们心里赢得了巨大的声望。”正是他们长期、有耐心的细微组织工作，才使得小小的托派组织能够在即将到来的局势里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说，“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的成立，正是他们两年多来政治活动的成果。
结果：“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的成立
在德国人开始遭受军事上的挫败后，尤其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被视为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的伟大胜利，法国全境爆发了一连串的反对强迫劳动的罢工浪潮。到1944年时，维希政府事实上已经在各地都无法维持统治了，德国军队也越来越没有力量保护法国的资产阶级了。在纳粹的铁蹄下，被关押在法国南部集中营里的越南工人也越来越难以忍受纳粹毫无节制的剥削了，于是抗议食物供应短缺、劳动时间过长和生活环境恶化的罢工运动爆发了。德国当局非常焦虑，在1944年3月其档案披露：“必须严密监视这些外国工人，怠工现象太难控制了。”
1944年5月在法国马赛发生大罢工期间，身在德国Todt组织（德国组建的用来奴役外国劳工的机构）的40名印度支那士兵和法国工人站在了一起。6月初Mazargues集中营里的印度支那工人还发起了抗议减少食物供应的罢工运动。集中营的法国官员Yung威胁他们说，如果继续罢工就让德国军队枪杀200多人。但工人们继续坚持罢工，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到了1944年初，由国际共产主义委员会（CCI）和国际工人党（POI）合并成立的新托派组织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 Party,PCI）也面临着诸多新的任务，自二战开始到1944年6月托派的整个未来架构也逐渐清晰了：“第四国际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认为，要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就需要在此期间组建工人委员会来对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斯大林派的阴谋。”
他们组织工人建立委员会，家庭主妇也参与进来，还组建了地区一级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把工作转向印度支那工人是在1944年8月11日。这时候正处于德国人已经撤离但盟军尚未到来的时期，巴黎有10个工厂的工人在PCI的组织下占领了工厂。在这历史性的转折点上，他们在8月11日的会议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
“鉴于当前局势，维希政府已经垮台，统一的政治势力尚未形成，我们决定发起成立一个组织，统一代表在法国的印度支那人。这个组织要完全独立于殖民事务部（Colonial Office）和本土工人服务中心（Native Workers Service）。但前提必须是我们要以集中营为基础组建委员会。”
在迎接解放的热情氛围中，巴黎一些小的越南人团体非常活跃，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联络工作重新开始光明正大了。大多数越南人都是很惊讶地发现，竟然有这么多的人在为印度支那的独立和自由一直秘密战斗着。在“越南人友好协会”的组织下，9月16日在其总部（Jean de Beauvais路11号），有200印度支那人参加并选举了一个代表在法国越南人的临时委员会——Tong Vy-Ban Daidien Tam Thoi：“这时候我们刚刚从盖世太保的恐怖中解脱出来，只敢使用Vy-Ban（委员会）一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委员会有15名成员，其中有一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一个“进步牧师”Luan，虽然只有两个托派成员，但却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他们的职责就是筹备一个代表集中营工人和士兵成员的大会。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法国南部，整个1944年10月有成千上万的越南人在马赛、索尔格（Sorgues）和贝尔热拉克〔Bergerac〕参加会议选举代表。很快代表名单就起草完毕，附带的还有人们要求被遣送回国的强烈要求，以及享受“民主、自由权利”的渴望，这暗示了人们要求印度支那独立的愿望。“这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初的想象”。
1944年11月在阿维尼翁（Avignon）召开的一次民族会议，所有聚集在巴黎的代表们按照1:5的比例进行了再次选举，成立了“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如果有人敢对本代表大会进行丝毫的攻击，我们就将发起大罢工。在Tran DucTao被抓这件事上，你们想必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力量。从今以后集中营里的工人们已经能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了，他们将在内部享受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
而共产党的干部们则从一开始就敌视这些行为，后来干脆打着“生产第一、需求其次”的旗号公开反对。在法国斯大林派看来，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应该是重树“政府的权威”，维护法兰西帝国的完整。
在1944年11月，法国托派《人道报》发表Magnien的文章说：“我们必须招募、并武装那些在1939年被带到法国的印度支那人，大约有2.5万人，他们在那里继续承受着压迫……我们应该把这些人培养成能联络法国和印度支那关系桥梁的革命者，以后好成为解放自己祖国的战士。”
这一策略在集中营里不会遭致愤怒和蔑视，反而还能扩大托派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些人都非常希望成为解放祖国的战士，但却不想为那些压迫他们的殖民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战。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获得自由的法国人民应该不再充当压迫者，放弃殖民主义统治，给予印度支那以自由和独立。”
殖民事务部的代表也参加了阿维尼翁（Avignon）的会议，大会的代表们也被政府官员予以接见。面对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局势，政府的一位发言人Marcel Aginon接受了这些集中营劳工代表们递交的抗议当局的请愿书。这难道不是一种胜利吗？既通过斗争捍卫了自己的诉求，又超越了以往的组织形式（以群众直接选举的代表取代了工会）。托派就是这么想的，他们在“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成立前夕就毫不犹豫地写道：“这一次的革命浪潮将不会仅停留在重建工会组织的阶段，它还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进，发展出群众自治的组织——委员会和苏维埃。它们将不会沦落成叛徒们用以破坏群众运动的官僚机器。”
事实上，后来这些集中营委员会很快都转成了工会理事会（因为这才是政府承认的组织形式），并在马赛共同组成了印度支那联合工会（Indo-Chinese Joint Union）,对外发行一份名为Cong Doan的期刊。不管是由于政治局势的艰难，还是出现过错误和发生过矛盾（毕竟是新生事物，缺乏经验），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托派这段时期的工作以及它对印度支那工人代表们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也正是有了这些付出，才有了后来第四国际越南支部的建立，也为1945年夏季的印度支那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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