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布莱恩．S·罗珀《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2013）
第十章 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的先驱：
1871 年巴黎公社和1905 及1917 年俄国革命
引言
直至今天，历史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民主形式：雅典民主、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和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本书主要论述雅典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因而，从第三章到第七章集中讨论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代议制民主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1848—1849年革命中的历史性出现，以及这种民主形式20世纪在全世界的传播。
正如前一章中讨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进行了系统性批判。从这一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判断出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如何和被谁改变，而且强调有一种社会主义民主方式可以取代它。在本章中，我将探讨这些问题，考察历史上迄今为实现工人阶级自我解放而进行的最为重要的尝试——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及1917年俄国革命，目的是想说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观念，是如何在工人阶级的这种革命斗争的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
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和共产主义可以替代资本主义，其根据是分析我们上一章中讨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根本性矛盾：由剥削产生的资产阶级和先产阶级之间的对抗、生产的日益社会化和占用财产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利益率趋于下降而造成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动乱、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的深度异化。但是，它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易于发生且日益难以控制的经济危机和紧张的阶级斗争，它还会产生令其转变的主要集体动因，而且会为更高质量的社会形式奠定经济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主义造成了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变，这“既有历史可能性，也有历史必然性”（Callinicos，1995：160 ）。
为了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自我解放说了什么、没说什么，首先就要承认《共产党宣言》只是提供了他们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和“工人阶级解放的政治形式”的成熟观点的一个不全面的指南。1848—1849年革命爆发在2月《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的几个星期。当时马克思在德国担任《新莱茵报》主编，他和恩格斯作为德国左翼民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在反对专制主义、支持代议制民主在斗争中的作用的思想。最后推断出：“德国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继续向前挺进，只有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才能保证建立民主制度。”（Nimtz，2000：111；Marx，1973c ）
此外，是巴黎工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以1871年公社的具体形式创立了极端民主工人国家的重要结构性机制。只有通过回顾巴黎无产阶级所取得的世界性成就，马克思才能全面发展其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成熟观点，并在《法兰西内战》中对此进行了清晰的阐释。
巴黎公社体现民主的机制是市议会。尽管这一议会在议会民主形式的基础上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但与1905年俄国革命中出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新的民主形式——工人委员会或称为“苏维埃”相比，那就黯然失色了。1917年8月和9月，列宁为了撰写《国家与革命》，总结了苏维埃的经验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在这一著作中，列宁（Lenin，1980a：324） 强调，建立社会主义，要“极力扩大民主，这是第一次成为穷人的民主、人民的民主，而不是钱袋的民主”。以同样的思路，他强调“民主对于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其重要”，“摆脱议会政治，当然不是废除代表性机构和选举规则，而是将代表性机构从‘清谈馆’转变为‘实干场’”（Lenin，1980a：332，294）。
本书稍后将集中讨论俄国工人和农民在创立参与制民主形式中所取得的积极成就，尽管那是极其悲惨的短暂阶段，但让劳动大众可以对社会治理施加极大的影响，其程度超过了雅典民主以来的任何时候。
俄国工人阶级民主自治取得了短暂成就，是一块重要的试金石，突显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分子、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派同其革命敌人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差异。但是，尽管1917—1918年俄国革命成为工人阶级争取自我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高点，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革命中的斯大林主义倒退无疑形成了一个低点。斯大林主义倒退，只有纳粹德国工人运动的失败可与之相提并论。在本章中，我会非常简略地概述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并且驳斥如下观点：旨在推翻资本主义和创立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替代方式的任何现实可行的尝试注定会失败。
1871年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持续了 72天，从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这是“19世纪规模最大的城市起义，预示着革命即将到来”（Edwards，1971：9）。最为重要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自始至终起主要作用的革命起义。当年3月29日，《泰晤士报》把这场革命描述为“无产阶级战胜了富人阶级，雇工战胜了雇主，劳动战胜了资本”（quoted in Edwards，1971：39）。毫不奇怪，巴黎公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政治方式的理念具有决定性影响。它也深远地影响了经典马克思传统理论后来的发展，特别是在俄国，在思考和争论社会主义运动时，它一直是一个关键的参考点。正如霍伯斯鲍姆（Hobsbawm，1975：200）所说，“巴黎公社取得的成功没有比预示的未来更重要；它作为象征比作为事件更有威力。”
在法国，君主专制被推翻，1848年2月24日宣布成立共和国。路易-拿破伦·波拿巴（1808—1873）于1848年12月当选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此后，他在1851年的政变中再次掌权，1852年加冕为“皇帝拿破仑三世”。后来，他作为保守但受人民拥护的独裁者统治了 18年。这就是所谓的第二帝国。由于越来越不受欢迎，他于1870年7月打起了针对普鲁士的“战争牌”。8月遭受了一系列败绩，9月初头几天形势更加严重，最后在色当惨败，拿破仑和麦克马洪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被俘。引起的反应是：
1869年当选的巴黎共和派代表当时就拥向了巴黎人民权力的象征——市政厅……他们（1870年9月4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并自己组建了国防政府，这么做旨在阻止革命左派争夺权力的可能。
（Toombs，1999：43）
普鲁士军继续向巴黎推进，9月18日开始包围整个城市。巴赞率领的留守法军也在梅茨被围了起来，于10月27日向普方投降。[1]
[1] 根据霍恩（Horne，1965：106）的研究，法军投降发生在10月29日 ，但多数资料来源显示，是发生在 10月27日（Edwards，1971：373；Sowerwine，2001：14；Williams，1969：96 ）。
巴黎人民很快变得骚动不安，因为物资严重匮乏，食品短缺，经济陷入危机，失业率高攀，政府对战争漫不经心。巴黎民众越来越明白，政府更关心的是维持秩序转移革命的挑战，而不是保卫法国，抗击普鲁士反革命力量。10月31日，法军在梅茨投降的消息传来，政府差点被起义的国民卫队推翻。领导这次起义的有佛洛朗、布朗基、德勒克吕兹等革命家，他们指挥起义军冲进了正在开会的市政厅。虽说政府方面成功平息了这次未遂起义，但整个巴黎似乎都陷人了骚动之中。1月22日市政厅外面爆发了反政府示威游行，政府被迫下令开枪驱散人群，结果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1月28日，政府方面同普鲁士签署了停战协议，巴黎民众被进一步激怒了。
法国举行选举，选出新的国民议会。新议会批准了停战协议，支持第三共和国（政府于2月28日同德意志签署了停战条约）。爱德华兹分析道：
新议会的成员组成……严重恶化了形势。君主主义者在议会中占了多数，主要是由法国农村选民选出的代表，这是同建立大城市的共和派愿望相左的。议会中公开讨论恢复君主制和把政府所在地迁出巴黎等，只能是进一步疏远了首都人民。
（Edwards，1973a：18）
3月1 日，巴黎人在经受了因围城而造成的缺衣少食之后，阴郁地瞅着普鲁士军队在整个巴黎举行胜利大游行。后来在11日和12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四项法案，巴黎人谑称其为“反巴黎措施”（Sowerwine，2001：17）。连同把政府所在地搬到凡尔赛，这些措施要求：遣散国民卫队，停止发放少得可怜的军饷，这是在普鲁士军队围城而造成经济混乱和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国民卫队成员和他们的家庭活命的钱。新措施要求过期的租金和账单，要连本带利一起还清；还放开了在当铺出售货物的禁令。除了特别富裕的人之外，这些措施对所有人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在巴黎劳动大众中埋下了愤怒的火种。
阿道夫·梯也尔主持领导国民政府。在1848年6月对工人起义进行血腥的暴力镇压中，他起了主要作用。他是精英分子，厲于右翼，残酷无情。他把巴黎民众称为“邪恶的民众”，并声称：“只有把所有这些坏蛋消灭，把他们的炮弹清理掉，商人才会回来做生意，金融活动才会活起来。必须结束所有这一切，然后人们才能恢复正常生活。” （Edwards，1973a：25）
解除巴黎民众的武装，说起來容易做起来难。9月6日，新政府迫于民众的压力，下令扩大了巴黎国民卫队。无产阶级和中下层阶级人士大量参与其中：“一周之内就新组建了78个营.到该月末达到了194个营……这样，巴黎国民卫队就成为一支大受欢迎的军队……人数超过34万，步枪达到28万支，其中许多都是新式的后膛枪，还装备了榴弹炮。所有这些费用一部分是由社会捐助的。”（Toombs，1999：45-46）正如马克思恰当地描述到，国民卫队将成为“革命的军队” （Marx，1974b：188）。现在，全副武装的巴黎民众不会再接受政府的强制解除武装的命令了。爱德华兹描述道：
1871年3月18日，星期六凌晨，政府试图夺下国民卫队的枪械库，结果引发了革命。政府的计划是占领城中各处战略要地，夺下枪械库，并逮捕著名的革命家。梯也尔本人及几名部长前往巴黎督战。起初，巴黎还在熟睡之中，一切进展顺利。但是，很快人群开始集结，冲着那些士兵们又笑又骂，尤其是妇们一边给那些饥肠辘辘的士兵们送吃的，一边在不停地规劝。国民卫队开始出动，显然坚定地反对政府。常规部队仍在等待把枪械送走，但转眼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了。局势首先在蒙马特区出现了重大转机，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反而把自己的长官抓了起来，后来长官被开枪打死。 巴黎城里的其他地方，军官们指挥不动自己的士兵了，下午早些时候，梯也尔决定放弃首都。他跳上一辆等待的马车，下令军队全部撤回凡尔赛，并命令其他几名部长跟他回去。
深夜11时，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终于召集到足够的成员，鼓足勇气占领了被放弃的市政厅，国民卫队其他指挥官及其士兵则占领了首都其他公共建筑。这次革命是一次全域自发的起义，国民卫队中没有任何一个委员会传达过中央指令。
（Edwards，1973a：26-27）
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后来行使起了领导权，直到3月26日星期日举行市政选举，组建了公社。
在这次选举中，227,000名选民投票，从巴黎20个区选出81名代表。这些代表较为年轻，平均年龄38岁。大约35人来自于体力劳动阶级；其他人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约40人参加过法国工人运动。“结果表明完全转向了左翼，只有大约15到20名温和的共和派当选，而且他们很快就辞职了。最为坚定的工人阶级地区就是最为强大的支持公社的力量。”（Edwards，1973a：26）
公社举行了 57次会议。领导公社的是一个7人执行委员会，来“执行法律和法令”，而且：
公社还设立了主管各种事务的9个委员会：战争；财政；公共服务（包括邮政、电报、道路、公共服务等）；供应；日常安全（警察）；司法；教育；劳务、工业和交易（该委员会研究社会和经济改革）；对外关系（处理同普鲁士、其他外国力量以及法国其他地区的关系）。
（Toombs，1999：80-81）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当选的人，（在公社中）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他们是作为代表，而不是议会议员”。他们受制于选举他们的选区的罢免权，他们“要回去汇报，同人民主权的源头经常保持联系” （Edwards，1973a：31）。在这方面，代表们担任来自选区的公社代表，同时担任管理选区地方事务的市长。他们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资。[1]
[1] 图姆斯（Toombs，1999：85-86）研究认为，实际上他们的工资是工人平均工资的4倍，但这仍然能够表明废除了官员高薪制（cf.，Glurkstein，2006：21
公民参与政治是通过许许多多的俱乐部来进行的，倶乐部里要对日常事务进行广泛的政治讨论。国民卫队根据巴黎的各个区进行相对应的重组，并继续进行自身民主组织完善，许多报纸允许公社里的各种各样的观点自由表达（Gluckstein，2006：14-31，112-116）。
爱德华兹分析认为：“公社的确是‘被压迫者的节日’，正像列宁曾经描述的，整个城市变成为政治讨论和活动的公共论坛。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公社足以显示出进行新型结社的可能。”（Edward，1971：277）在这方面，俱乐部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让工人、小资产阶级和妇女参与了政治讨论和争辩，建立了一个他们同公社交流意见的渠道。4月末，有人建议成立一个俱乐部联合会，这一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于5月5日举行首次会议。从此以后，这个委员会每天开会，并搬到了公共援助大厦，离公社开会的市政厅很近。这个联合会委员会的目的是“保持同公社的日常联络。这样，它就会把日常活动和军事动态的信息传递给我们，以便让各个代表发布给各自的俱乐部”，而且 “我们也会讨论自己的建议，然后将建议提交给公社”（Edwards，1971：281）。俱乐部的一名演讲者在圣埃卢瓦教堂宣布，“我们将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真正联合、民主的社会。那里不会有穷人，也不会有富人。因为即使有了富人，他们也要被迫把宝贝东西分给穷人”（Edwards，1971：287-288）。
原则上，所有重要的公共官员都要经过选举产生，尽管实际上经常没有时间这么做。于是，公社指定他们主管市政管理事务，诸如邮政和电报、道路、博物馆、图书馆、医院、公共服务、国家烟草专卖等。遭人痛恨的警察局被取消了，国民卫队的连队在他们驻防的地方负责日常警察事务。
公社指派利奥·弗兰克尔领导劳务和交易委员会。根据弗兰克尔的记述，“3月18日革命完全是由工人阶级完成的。如果我们不支持这个阶级，我们这些崇尚社会公平的人以及我自己，就会认为公社没有存在的任何理由了”（Edwards，1973a：35）。其实，公社推出的社会措施是温和、不全面和可以预测的，即使有的被看成是社会改革方案，那也不是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方案。尤其是在财政事务上，公社特别保守，这让马克思大为惊愕。公社让法国银行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条件是银行要进一步提供公社向国民卫队发放军饷和保持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大多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巴黎人在普鲁士围城期间拖欠的租金被取消了。 经过激烈讨论，通过法令规定，债务可以拖欠3年，但3年之后债务人仍然要还清债务。巴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一个重要的信贷渠道就是国有当铺。在围城期间，许多人为了活命被迫把专业工具和家用什物当了出去。典当条件不利于穷人，因为小典小当利息高，大典大当利息才低。劳务和交易委员会没有采纳弗兰克尔的建议，即废除当铺，以工人银行取而代之，而是“同意价值达20法郎的家用什物和劳动用具可以免费赎回”（Edwards，1971：256）。
公社没有以“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社会化”的形式扩大一般性的合作社生产，但确实鼓励工人把资产阶级放弃的那些工厂抢占下来并自己开办。例如，4月16日发布的一条法令，就授权工会去占领被废弃的作坊，并成立合作社把作坊运转起来。到了 5月14日，巴黎的许多手工业作坊中，已经成立了43个生产者合作社。
在教育领域，公社采取步骤消除教会的参与，解决工人中广泛存在的文盲问题，推行一种“完整的”教学方式，将实际专业训练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公社还特别关心妇女的教育，过去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教会学校缺乏训练的修女来完成的。与之相反，“公社期间，普遍的观点是……赞同公共教育既针对男姓，也针对女性”（Edwards，1971：272）。正如颇受欢迎的《杜歇老爷报》所说，“在一个美好的共和国中，我们对女孩子的教育应该比男孩子更关心！因为你们知道，爱国者们当初是在一名女性公民的跪求下……我们才把最早的各种想法凑了起来”（cited by Sowervine，2001：23；the full text is in Edwards，1973b：116-117）。除了想让妇女享受到免费的公共教育，“还有人建议把日托所建在工厂附近，作为帮助妇女的一项措施”，并向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卫队成员的配偶（已婚或未婚）和孩子（婚生或私生）发放600法郎的抚恤金（Edwards，1971：272-273；1973b：117-120）。这些措施部分反映了妇女在公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管是作为政治领导人（明克、利奥、德米特里弗、米歇尔），还是普通的参与者，她们在各种政治倶乐部、保卫巴黎妇女联合会、救护伤员组织上都贡献巨大，越来越多的妇女还成为国民卫队的女战士。当然，这些也加重了那些在照顾小孩、 照料伤员以及在对巴黎坚持下去至关重要的生产性行业中工作的妇女的劳动。
尽管公社统治的大部分期间，枪炮声在巴黎不绝于耳，第二次围城再次带来物资短缺，但工人阶级所在的地区弥漫着欢乐的节日气氛。虽说剧院和歌剧院没多大变化，可许多公共音乐会都在举办，画家库尔贝还组建了一个拥护公社的艺术家联盟。“虽然遭受围困，可革命中的首都到处都是这种节日气氛，欢天喜地，最有代表性的是杜伊勒里宫举行的音乐会。”（Edwards，1971：308）不幸的是，其中一场最大的音乐会于5月21日举行，有6,000名观众前往聆听，与此同时，政府军攻进了巴黎，残暴地镇压了公社。
公社最为重要的事情，即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反对凡尔赛国民政府，因而爆发了内战。普鲁士军队仍然围困着巴黎东部和北部的一半地区，国民政府军在普鲁士军队暗中支持下，5月1日发起了进攻，炮轰巴黎城的外围防御工事，其前沿阵地不断向这些工事推进（Hornets，1965：357）。公社没能有效完成最重要的任务——组织和指挥城市的军事防御。国民卫队虽然名义上是一支强而有力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是一支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组织极差的志愿者部队。国民卫队的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公社，本来拥有指挥卫队各分队的权力，实际上这些分队很大程度上是各自为战。军官是通过地方选举产生的，他们首先要效忠选举他们的那些部队成员。各种命令都要经过激烈争论，只有分队多数人跟他们观点一致，命令才得以执行。大炮对于守城在整体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但是由卫队的地方分队所控制，而不是中央委员会所控制（这样，一大批大炮在城防战役中甚至未曾使用，就被敌人抢走了）。此外，尽管国民卫队名义上规模巨大，可到5月21 日只组成了一支约有3万人的有生战斗力量。这支力量缩水的部队要迎战梯也尔13万军 队（普鲁士人决定释放10万战俘，用于支持镇压巴黎公社，这大大加强了梯也尔军队的实力）。政府军攻人巴黎的消息传来，德勒克吕兹向“人民和国民卫队”发表了激励士气的讲话，号召大家拿起武器保卫巴黎：
市民们，鼓起战斗的勇气，忘掉那些穿着金边制服的军官吧！为人民开道，为我们的斗士开道，为我们的武器开道！革命战争的钟声敲响了。人民对密谋计划一无所知，但只要他们手中有枪，脚下有卵石，他们绝不会惧怕任何君主学校的战略家的。拿起武器战斗吧！市民们，拿起武器战斗吧！
（Edwards，1971：311-312）
“血战一周”开始了。政府军首先攻进了巴黎西南部资产阶级聚居区奥特伊和帕西，然后向东推进到工人阶级聚居区蒙马特、维莱特、贝尔维尔、罗盖特和贝尔西。公社社员们的抵抗越来越坚定而勇敢，他们明白，政府军不只是想夺回巴黎，而且要彻底消灭所有积极支持公社的人（Home，1965：408）。那些投降敌军的人被枪毙了，公社的女战士往往要被先奸后杀。尽管在巴黎东部工人阶级聚居区，男女老少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抵抗，但政府军最后还是于5月28日取得了胜利。
随后几日，对公社社员继续进行了大屠杀。普鲁士同梯也尔政府军合谋，拒绝让公社社员从他们的战线上逃离。对死亡人数的估计多种多样，但最可信的说法是，大约有2万到3.7万人被杀（Edwards，1971：346；Gluckstein，2006：177；Home，1965：418；cf.Toombs，1999：180）。另外，至少有4万人被逮捕，最后可能多达5万人，有几人在等待审判中死亡，2人被送上断头台，许多人坐了大牢或被遣送到流放地（4,000 多人被发配到新喀里多尼亚）（Gluckstein，2006：177；Toombs，1999：181）。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巴黎公社的解读
1871年工人的革命起义和短暂建立的巴黎公社，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政治形式的观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认为公社是：
一个完全扩大型的政治形式，而所有以前的政府形式都是着重于压迫性，其真正的秘密就在于此。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终于被发现了。
（Marx，1974b：212）
建立巴黎公社说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捤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Marx，1974b：206）。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全面民主的“政治形式”，具有反映经典马克思社会主义观中心思想的一系列原则的特点：首先，资产阶级议会必须被推翻，直接由代议制和参与制机构所取代。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论述表明了他关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参与制机构可能形式的观点，值得详细引用：
公社领导是由市政委员组成，他们是由域中各地区实行普遍选举而选出的，他们在短时间内负有责任并可以被罢免。多数成员自然是工人，或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是一个工作团体，而非议会机构，同时承担行政和立法职责。警察没有继续成为中央政府的一部分，而是一度被剥离了政治特性，转而成为对公社负责、任何时候都可以撤销的机构。行政部门的其他分支机构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领导成员到下级官员，要完成公共服务，但获得的工资是和工人一样的。国家高官的既得利益和担任代表的补贴和高官本身一起消失了。公共服务功能不再是中央政府工具的私有财产。 不只是市政管理，还有国家至今进行的全部计划都落入了公社手中。
（Marx，1974b：209）
虽然这种叙述不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完全历史性地准确，但准确地强调了马克思从对公社的分析中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工人的权力是通过建立区级和市级议会加以民主地行使，然后再将代表们选送到国家议会。这些议会因受到罢免权和经常举行选举的限制而要对其选区负责。这些议会的代表“任何时候都可被罢免，受到（他们选民正式指示的）约束”（Marx，1974b：210）。这就意味着“不再是三到六年做一次决定，让统治阶级在议会中不合适地代表人民，而是举行全民普选，为人民服务”（Marx，1974b：210）。常备军队和其他“旧政府力量的压迫性机构也被剔除了”，并被人民军队所取代（Marx，1974b：210，187- 188）。最后，公社力争废除私有财产，但在马克思看来，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由国家所有制来取代，而是联合生产者通过民主议会对生产资料实施有效控制。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所说的生产关系，主要是指民主的工人阶级对“只是成为自由和联合劳动工具”的生产资料的控制（Draper，1977：253-254）。
公社遭受的镇压程度让马克思观察到“征服和被征服的主角（德意志领导人俾斯麦和法国的梯也尔）……是一对亲兄弟，联手屠杀了无产阶级”。
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
（Marx，1974b：226）
此外，“我们时代的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是旧时代大亨的法定继承人，觉得利用手中的武器对付平民是理所当然的，而平民手中有任何一件武器都构成了犯罪”（Marx，1974b：230-231）。对巴黎公社社员的血腥镇压，突出表明了革命的风险有多大——失败的代价不只是重建旧秩序，而且还有牺牲。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种教训被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吸取得很好（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详细地论述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他们还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学到了这样的教训：如果首都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同国家的其他地方隔裂，那就绝不能在首都单独发动革命。（尽管其他大城市也发生了大起义，但被镇压下去了，巴黎陷入孤立之中）国民卫队3月18 日起义后没能立即进行战术推进，没能着力推翻凡尔赛的国民政府，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吸取的一大教训，并在1917年革命中得到了应用。最后，巴黎公社的经验表明，极需建立一个集权化革命党，在革命过程中领导工人阶级，以确保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被成功推翻，并被社会主义民主所取代。
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工人的力量
巴黎公社的实践非常重要，它表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管理社会是可能的。但是，俄国1917年发生的事情更是无与伦比的重要。俄国 1917年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因为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联手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夺取了政权。这是自从雅典民主以来，第一次由劳动公民统治国家，尽管不幸的是只维持了短暂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俄国革命继续成为试金石的原因，它凸显了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保守派和新由主义者赞同维持现状；社会民主派赞同维持现状，但要求进行体制改革；革命社会主义者则完全拒绝接受现状。所以，俄国革命的历史引起了极大争议，历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成了意识形态之战的牺牲品，保守派、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向维护革命取得了积极成功的社会主义者幵战，同时他们还企图维护资本主义并诋毁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
这一节的中心议题，是通过对俄国经验的分析，厘清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关键特点。与此同时，我还要间对布尔什维克的当代历史批评家们进行交战，虽不总是直接交战，但也是间接地、（有时是）含蓄地交战。这一节将重点批驳右翼的观点：俄国发生的事情根本不是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而是一次布尔什维克政变。另外，还将对认为布尔什维克废除选民议会是个错误的观点进行批判。
历史背景
托洛茨基认为，20世纪初俄国社会充满了复杂而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在城市，19世纪90年代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结果建成了一些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工厂。到1914年，54%的俄国工人受雇于有500 多名工人的大工厂，而当时美国的这一数字只有32.5%。76%的俄国工人受雇于有10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Shawki，1997：8；Liebman，1970：28-29）。地处彼得格勒工人阶级聚居的维堡区的普提洛夫工厂雇佣工人大约3.5万。所以，虽然工人阶级在俄国1.6亿的总人口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都集中在大工厂，处于大城市中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同城市的先进生产特点有显著不同，半封建关系在农业生产中继续盛行。尽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正式废除了农奴制，但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饥寒交迫，赋税沉重。正如利伯曼所说，“在19世纪末，俄国的直接税收总额高达2.08亿卢布，而饥寒交迫的农民就上缴了1.95亿卢布。”（Liebman，1970：27）
农民的辛苦劳动让拥有土地的贵族享受着荣华富贵，而最大的贵族就是专制君主，他认为是上帝授予其神圣之权来统治俄国的。他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外资在俄国工业中占很大的比例（1915年，外方在合资公司所占资本41%），本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十分软弱。这一阶级的大多数人顶多是拥护“一个自由主义的立宪政权”，“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化资本主义的俄罗斯”而进行的改革结果（Haynes，2002：20）。但是，贵族和沙皇政权的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他们害怕工人阶级造反，在人民运动中起领导作用，从而推翻沙皇并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1905年革命
这就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社会背景，当时俄国刚刚在对日本的战争中失败（1904年2月沙皇政府宣布对日战争结束）。1905年1月4日，普提洛夫钢铁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莱特分析道：
多年来，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秘密警察把普提洛夫工厂的工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他们要追求自由。他们开始讨论许多重要的事情。最为急迫的是，他们开始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卫生条件和徤康待遇。他们串联圣彼得堡其他工厂以赢得支持，从而引起了更多的讨论：整个圣彼得堡的工人都开始愤怒表达自已的不满。很快，讨论的事项不再只是面包、工作和生活，还有自由、选举、言论自由权利和结束审查制度。1月9日，20万工人游行到冬宫，就这些事项向沙皇请愿。一周之内，本来是不起眼的工会争议，结果演变成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现在沙皇亲自插手其臣民的政治运动了。沙皇军队向和平而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随后骑兵挥着军刀猛冲，最后造成1,000多人伤亡。走在游行队伍后面的神父加邦表达了这一行动引起的恐怖：“血流成河，国王同他的人民分道扬镳了。”列宁冷峻地做了政治总结：“工人阶级受到的革命教育在这一天之内取得的进步，大大超过数月、甚至数年了无生气、悲惨劳作的结果。”
（Wright，1984：5）
1月9日的示威游行遭到残酷镇压，“血腥星期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各地。这激起了人民的抗议热潮，罢工行动席卷各大城市，农民暴动遍布乡村，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发生水兵暴动。
持续动乱达到高峰，10月13日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委员会）。尽管到12月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只持续了50天，但在为工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民主权利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的领导和协调作用（10月和11月号召举行了两次大罢工），日益显露出工人政府的形式和功能。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全面组织，它“立即获得了人民运动政治诉求的巨大权威，并成为能够满足无产阶级需要的机构” （Haynes，2002：27）。托洛茨基表示，就在沙皇政权镇压之前，彼得格勒苏维埃选出了主席。
它是一个组织，很有权威，但还没有传统；它能立即召唤数以十万计的无组织的人民，但实际上还没有团结无产阶级中革命群众的组织机器；它能提出倡议，随时可以自行节制，但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在24小时之内从地下冒出来。
（Trotsky，1973：122）
苏维埃主要是一种直接参与的民主形式，其基础是工厂和工地选举出的代表
苏维埃，最早是由俄国社会主义孟什维克派提出的，满足了工人对群众性组织的自发要求。3天之内就集聚了 226名代表，都是被各工厂以500名工人中就有一名代表选出的……苏维埃无可争议地成为彼得格勒工人的群众集体组织。
（Gluckstein，1985：16）
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也成立了苏维埃。
沙皇政权最后在各个工厂厂主的普遍停工的支持下，于12月3日镇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随后不久，莫斯科苏维埃也开始遭到镇压。然而，尽管对1905年革命的镇压驱散了苏维埃，但苏维埃“仍然活在俄国工人的心中” （Gluckstein，1985：18）。
革命者从1905年革命中学到了很多经验。产业工人阶级虽然只占国家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显示出它处于城市大工厂的战略重要性，所以在未来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任何革命挑战中都能起到领导作用。贫困的农民也显示出有能力打破顺从和迷信的习惯枷锁，起而发动反对贵族的农村暴动。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因胆怯而接受了沙皇政权为避免革命而推行的十分有限的改革（特别是建立了一个完全没有代表性、很大程度上无权的议会，或称杜马）。这显示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在革命运动中起到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尽管革命没能推翻沙皇的压迫政权，但它暴露了在遭到工人、农民和部分陆军和海军士兵参加的群众运动反抗时，这 一政权是极度不受欢迎的和十分脆弱的。革命也凸显出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弱于主要敌国，俄国社会充满了矛盾和紧张，这有可能会在未来引发另一次革命起义。最后，1905年革命显示了革命家领导作用的重要性。根据1905年革命“预演”的经验，列宁强调，在革命过程中社会主义者组织的作用就是“向群众说明我们民主社会主义的宏大理想，向他们指明通往全面、绝对和决定性胜利的最短、最直接的道路”（Lenin，1977b：113）。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1905年革命让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领袖人物敏锐地意识到集体觉悟快速转变的重要性。卢森堡在其《罢工》中对这次革命进行深刻的分析，她生动地展示了革命工人阶级意识在参加群众斗争中是为什么、怎样发展变化的。所以，为了推翻俄国的专制主义，“无产阶级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训练、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高水平的组织。所有这些条件都不是可以从小册子和传单中得到的，只有从活生生的政治学校里，只有通过斗争并且在斗争中间，在不断前进的革命过程中才能获得” （Luxemburg，1970a：172；see also Geras，1976：111-131，1986：133-141）。列宁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群众的真正教育绝不能同他们的政治斗争，尤其是革命斗争隔裂开来。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阶级。只有斗争，才能揭示出其自身力量的强大，扩大其视野，加强其能力，净化其心灵，锻造其意志。”（Lenin，1981：241）工人阶级意识上的这些快速而剧烈的变化最后使革命变为可能，因为只有在群众斗争的背景下，工人和被压迫者才会完全明白世界在什么地方出错了、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会意识到要用自己的能量去改变它，要用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形式取代资本主义。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1905年革命的诠释，预示了他们在1917 年革命期间所要采取的立场。按孟什维克的观点，俄国社会在社会和经济上还不够发达，工人阶级力量太小，不足以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的作用是支持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沙皇，要求新的民主政府向无产阶级做出重大让步，同时要避免采取疏远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措施。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表示同意，要建立可能的社会主义，俄国的确还不够发达，但他们拒绝认同这样的观点：胆小懦弱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同沙皇政权和有地贵族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被信任在这方曲担当领导角色。而与之相反，列宁设想出一个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政府，它将打碎农村的封建主义残余，推行资产阶级民主。
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运动中拒绝这两种立场的唯一一位重量级理论家。他争辩说：“在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权力就会落入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阶级手中——换句话说，就会落人无产阶级手中。” （Trotsky，1969：69）此外：
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宰地位与其经济奴役地位是不相称的。不管高举什么样的政治旗帜，无产阶级最终会夺得政权，所以必须走社会主义政策之路。认为无产阶级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机制就能主宰政治，就能……将其任务限制为资产阶级主宰社会而创造共和民主的条件，那是十足的乌托邦思想。（这种政治主宰），即使只是短暂的，也将会极度削弱国家通常所需资本的阻碍，将会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提供广阔的空间。
（Trotsky，1969：102-103）
无产阶级在城市大工厂中的战略地位，使其能够认识到并支持“农民进行的土地关系中的各种革命性变化（征用），所以在农民面前，无产阶级是以“解放他们的阶级”出现的（Trotsky，1969：71）。考虑到这些因素，社会主义者的作用就是不断革命，不只是要推翻沙皇政权，而且还要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认为，尽管俄国落后，但这是可能的。因为俄国的革命胜利，将会引发一波革命大潮席卷欧洲，从而在更为发达的西欧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有利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我比较详细地概述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我们后面会看到，列宁1917年4月采纳了这一理论，对以后的革命具有决定性影响。
战争、危机和革命
1907年至1911年，沙皇政权的政治压迫成倍增长，工人阶级的斗争减少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和组织力量下降了。其后，西伯利亚矿工罢工遭到暴力镇压（170多人被杀害），紧接着工人斗争出现了重大复苏。西伯利亚事件引发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同情性罢工和游行，这开启了俄国1914年8月1日卷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更高层次的罢工活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隶属于第二国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它当时是规模最大的党，党员接近100万人）的欧洲各社会主义大党放弃了其原则，不顾第二国际的反战决议，支持本国的统治阶级和政府。在俄国，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派反对战争。列宁为革命失败主义而辩护——社会主义者应当欢迎本国政府的失败，应当将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工人同本国真正的敌人——统治阶级之 间的内战。随着装备较差、缺乏训练的俄国军队在与实力更强的德国军队的交战中大败（到1917年死亡170万人），起初的爱国热情不久消退，普遍的幻灭随之而起，战时贫困和物资匮乏严重影响了工人大众，而富人很大程度上毫发无损（Harman，1999：408）。无需惊奇，沙皇政权很快就变得极其不受欢迎。
二月革命和双重权力
1917年2月23日，国际妇女节，在彼得格勒斗争激烈的维堡区，纺织女工举行了罢工，并派代表前往大工厂寻求支持。这一行动像许多很快扩大的罢工一样，也是自发的。正如托洛茨基（Trotsky，1980a：101）所说，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组织在那一天号召采取行动，“甚至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和一个最好斗的组织——维堡区委员会……还反对罢工”，因为他们认为，“采取激烈行动的时机还不成熟——党的实力还不够强，工人和军人的接触还太少”。
这祥……二月革命是从低层开始，克服了其自身革命组织的阻碍，无产阶级中最受压迫和蹂躏的一部分——纺织女工自愿地积极行动起来……领救济食物的人群不断扩大，给行动提供了最后的动力。那天，大约9万男女工人举行了罢工。游行、集会以及和警察的对阵中显示出了激烈斗争的气氛。运动从维堡的大工厂开始，随后波及彼得堡一侧……成千上万的妇女，并不都是工人，拥向了市议会，要求得到面包，但这如同从公山羊身上挤奶一样。市区不少地方红旗飘扬，旗帜上的文字说明：工人们只想要面包，既没提独裁，也没提战争。
（Trotsky，1980a：102）
其后5天，罢工行动愈演愈烈，反对沙皇政权的示威游行越来越大，越来越激烈。沙皇政权试图残酷镇压起义，造成433人死亡、1,214人 受伤。但这进一步煽起了反抗的怒火（Haynes，2002：16）。不久，彼得堡就瘫痪了，绝大多数工人力量举行了大罢工。
如果军队中的多数人敌视罢工工人，如果军队一直在沙皇政权的控制之下，那起义最后就会失败。但是，正如托洛茨基在详细记述工人群众对士兵们的影响时分析道，“没有哪一次国家大危机不会对军队产生影响。所以，由于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创造了条件，为取得胜利带来了可能，但并不是保证能取得胜利”（Trotsky，1969：120）。在那些历史性的日子里，工人们，尤其是女工们，让城市各处的人民和军队间的接触“有争论、有接近、有呼吁”，因为军队已接到实行镇压的命令。到 2月27日，彼得格勒的多数军人要么加人了起义队伍，要么保持对起义友善的中立立场。这说明，虽然起义是自发而且有重要的意义，但意识的快速转变更似火上浇油，1905年的革命也显示出这种特点。由此可见，“经历、批评、倡议和自我牺牲等因素渗入到民众的心底，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但毫不犹豫地将革命的内在机制转变为觉悟的过程” （Trotsky，1980a：151）。
2月28日，沙皇退位。长达几百年的沙皇统治被5天的民众革命斗争终结了。随着沙皇被推翻的消息见诸报端，革命像野火一样迅速扩大到了莫斯科，随后是其他地方。苏维埃不仅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把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联合了起来，在全国各地都是一样。“到3月17日，49个城市建立了苏维埃：5天后上升到77个城市，6月份达到了 519个 城市”（Gluckstein，1985：21）。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有1,100多名代表参加，代表们选出了小型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由各大派别按支持民众的多少选出代表组成，委员会行使政府治理的日常工作。
就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举行会议的同时，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在杜马的成员组建了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临时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机构，其成员是指派的，因而它没有民主授权来治理社会。它宣称自己是一个合法的过渡机构，最终要组织立宪会议的民主选举，但其运作极其缓慢，因为其许多成员担心，如果举行自由而公平的选举，选出的机构将会相当激进。而且，海恩斯认为：
（临时政府）执政几个月，证明它不像3月份那样能够胜任加强社会秩序、稳定其合法性了。它一直在谈论要结束战争，但同盟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关系断不了。它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在内受到同俄罗斯传统利益集团关系的掣肘；在外则受到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事实证明，要想激发工人的士气，只有给予他们食品和尊严，并在工作场所推行民主化。它向农民许诺给予土地，但又迟疑不决，最后连俄国社会中这一最大群体的支持也失去了……结果呢，当打出“面包、和平、土地”的标语时，那也就意味着这是临时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Haynes，2002：29）
在各种压力下，政府从4月到10月改组了四次，每一次都在增加社会主义温和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力量。自始至终，其权力十分有限，正如战争部长古契柯夫所说，那是因为：
临时政府没有实权，其政令下达，只有在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代表同意后才能执行。后者手握重要的实权，诸如军队、铁路、邮政和电报服务等。说白了，只有在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同意的情况下，临时政府才能存在。
（quoted in Gluckstein，1985：21）
7月7日，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取代了宪政民主党成员里沃夫王子，成立了一个由6名“资本主义”部长和9名“社会主义”部长组成的内阁（G1uckstein，1985：29）。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宪政民主政府，从而推行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于是，二月革命产生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政府——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临时政府是同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密切联手；苏维埃则是工人、农民和士兵发动的革命运动而成立的组织。最初，双方是在彼得格勒图哈罗德宫不同的大殿工作，但苏维埃7月份搬到了斯莫尔尼宮。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围绕双重权力，革命道路开始转向。双重权力的形势出现了变化，因为：
在革命前夕，历史性的革命准备产生了一种新形势：接受号召起来实现新的社会体制的阶级，虽然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实际掌握了重要的国家权力，而政府的官方机器还掌握在旧贵族的手中。
（Trotsky，1980a：207）
双重权力存在内在不稳定性，因为：
敌对阶级各自都在依赖基本上互不相容的政府组织——有的经受住了考验，有的还在形成过程之中——彼此在政府领域里每走一步都争斗不休。落在每一个斗争中的阶级手中的权力大小……是由斗争过程中各派力量相互关系所决定的。
（Trotsky，1980a：207-208）
整个1917年，孟什维克继续坚持认为，革命基本上还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共和宪政民主制度。在实践中，他们支持临时政府，继续参战；在土地改革上避重就轻，反对将国家所有权力交给苏难埃。结果，工人、农民、陆军和海军十兵对他们的支持急速下降。
直到4月3日列宁抵达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一直执行列宁在 1905年革命后制定的方针。4月4日，列宁向布尔什维克党发表了《四月提纲》。“列宁的提纲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托洛茨基这样描绘道 （Trotsky，1980a：312）0实际上，列宁是阐述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理论的主要方针，尽管列宁独立发表了《提纲》，而且没有提到托洛茨基，当时托洛茨基还是党外人士，7月份才入党。列宁强调，“国家正在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不高、组织不完善，权力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而第二阶段，权力必须落到无产阶级和农民中最贫困的人士手中”（Lenin，1980b：22）。通过“对所犯的战术错误进行耐心、系统和不断地解释”，“必须让民众明白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形式”（Lenin，1980b：23）。
尽管起初在党内属于少数派，但列宁成功地在4月份让党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所以，布尔什维克要求“将全部权力转交给工人代表的苏维埃”，并且在“和平、面包、土地”的口号之外，又加一条：“所有权力交给苏维埃。”（Lenin，1980b：23-5）列宁的观点在党内贏得赞同，是因为这些观点“同工人中最先进、最激烈那部分人的实践经验相一致” （Wright，1984：259）。
从4月末到10月，临时政府在和平、面包和土地事务上一再拖延，不能兑现诺言。它还在忙着打仗，没能阻止城市工人生活水平因通货膨胀严重而持续下降，还拒绝进行土地改革。人民大众继续从底层推动变革，要求结束战争、改善生活、土地改革和组建民主政府。海恩斯说：
1917年革命过程的重点，就是普通俄国人的行动，他们一度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俄国到处在谈论政治，是因为政治很重要。政治很重要，是因为激进派许诺的要比那种只是临时选举一个遥远的政府多得多。这就开启了从底层对社会进行民主控制的可能。
（Haynes，2002：21 ）
布尔什维克党从2月份的1万-2万名党员猛增到10月份的20万-35万名党员，因为它是在实践中致力于完成和平、面包和土地任务的唯一一个大党，而且它为工人、士兵和农民在这几个月的革命和反革命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中提供了英明的领导。（Haynes，2002：30；Liebman，1970：176）。
在这几个月中，革命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政府下令军队进攻遭到惨败之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6月18日，彼得格勒有50多万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列宁称之为“大于示威，小于革命”。高尔基担任主编的社会主义独立报纸评论说，“从各种标语和海报来看，星期日的示威游行显示了布尔什维主义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的全面胜利”（quoted in Trotsky，1980b：454）。紧张形势不断加剧，7月初，工人、喀琅施塔得的士兵、彼得格勒市内的士兵强烈要求举行暴动。但是，布尔什维克吸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一条重耍教训——尽管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民众已准备就绪，随时会推翻临时政府，将全部权力交给苏维埃，但是大部分军人和农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布尔什维克利用自身影响来控制运动，以避免不成熟的革命暴动，那样会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政治上同全国其他地方割裂开来，并让革命更易受到反革命力量的攻击。
等布尔什维克刚刚成功地控制了运动，临时政府就从7月3日开始釆取镇压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撤销其总部、清除印刷出版物和《真理报》的办公室，逮捕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数百名党员，计划对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其他领导成员作为德国间谋进行审判。托洛茨基把7月称为“超级诽谤”之月——临时政府、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宪政民主党都联合起来，指责布尔什维克是拿着德国薪水为德国人工作。这完全是造谣，但大量的工人和士兵短时间内还是信以为真，布尔什维克面临的政治环境变得更加艰难。
反革命力量，包括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党和军队中的反革命军官在内，因此而大为得势。这几个月期间革命的第三阶段，发生了政治向右转。最大的事件是，8月28日至31日，陆军最高指挥官科尔尼洛夫将军领导了一起反革命未遂政变。这一事件对二月革命产生的两套政府机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造成了威胁，因为科尔尼洛夫的目标是自己作为军事独裁者掌握大权，恢复秩序。
“现在是我们捉拿以列宁为头子的所有这些德国特工和间谍的时候了，”他私下对其主要副手卢科姆斯基说道，“至于其他，我们要狠狠打击工人士兵苏维埃，让它永远不敢重操旧业。”……而对临时政府，他倒是有点宽大为怀。当时最需要的是对比较不可靠的因素进行一次清洗，而确保达到目的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但任领袖。
（quoted by Liebman，1970：206）
由于克伦斯基及临时政府诽谤布尔什维克是德国间谍和奸细，现在布尔什维克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在军事上保护政府，同时在政治上对其严厉批判。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挽救临时政府，而是为了“保卫革命及其真正的目标——工人的胜利、贫民的胜利、和平的胜利，（Lenin quoted by Liebman，1970：211）。
赤卫队是一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武装，它在二月革命后成立，但在7月份解除了武装。布尔什维克很快将赤卫队动员起来（几天内他们就达到了2.5万人）并重新武装。工人们做好了准备，并被组织起來抵抗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尤其是铁路工人在事件中成功地破坏了科尔尼洛夫的全盘行动。此外，布尔什维克影响下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部队也响应号召准备加入战斗。在回答后者提出的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现在会明确保卫临时政府的问题时，托洛茨基回答道：“把克伦斯基当枪使，射杀科尔尼洛夫。然后，我们再同克伦斯基算账。”（Trotsky，1980c：233）结果，科尔尼洛夫政变一事无成——他指挥的军队认为计划不靠谱，从彼得格勒来的代表和行进途中遇到的工人，轻而易举地以政治手段解除了他们的武装。铁路工人采取行动，使铁路网络全部停顿，军队进攻的计划和指挥实在是一塌糊涂。
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
布尔什维克在成功地保卫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使其支持率大幅上升，而孟什维克的支持率却一路下滑，这让布尔什维克在8月31日的选举中贏得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托洛茨基当选为主席。在9月5 日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也赢得了莫斯科苏维埃的多数。到了9月中旬，布尔什维克在多数大城市的苏维埃中赢得了多数席位。整个9月，列宁全力以赴，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起义，推翻临时政府，把所有权力移交苏维埃。列宁在这次斗争最得力、最坚持不懈的支持者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同意列宁发动起义的观点，但不同意列宁有关布尔什维克独立完成起义的观点。他强调：
起义应当同全俄苏维埃大会同时进行，这是战术和政治需要。
那样就造成起义是在工人机构的指挥下进行的印象。起义是由无产阶级的广泛联盟，而不只是一个政党所完成，这样可以扩大革命运动成功的声望和机会。
（Liebman，1970：238）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两名领导成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坚决反对举行任何形式的起义。最后，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举行了长达10个小时的会议，10：2投票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定：“‘起义势在必行’，号召全党做好准备。”（Liebman，1970：242） 实际上，列宁贏得了领导层的同意，如果起义是以苏维埃的名义而不是以党的名义进行，那么党就应当领导起义。这一决定在10月16日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得以通过，一些重要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扩大会议，托洛茨基被选定负责组织起义。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然不同意这一决定，“接近于破坏性地公然违反党性原则”，加米涅夫10月18日在一家非本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指责说，“起义的问题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讨论的重要议题” （Liebman，1970：244）。列宁大为愤怒，称他们是革命中的“工贼”，要求将他们开除出党（Lenin，1977c：216）。其实，托洛茨基才是起义的主要组织者、鼓动者和歌颂者。正如利伯曼写道：
是他，一次又一次地主持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发布公告，表达人民的热情与怒火；是他，驾轻就熟，摸准了人民的脉搏；是他，满腔热情，鼓动人民怒潮汹涌；是他，让全国人民看到，他们的行动影响极大，会远远超越俄国。
（Liebman，1970：245）
10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 “革命国防委员会”，保卫彼得格勒，防止德国看起来极为可能的进攻。托洛茨基作为苏维埃主席，在委员会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委员会不久改名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在委员会中占绝对多数，但其中也有左翼革命党人。在托洛茨基指挥下，这一苏维埃委员会计划、组织和领导起义。赤卫队为了执行任务快速扩大、训练和武装。起义预定在10月26日第二届全俄苏维埃大会举行前夕进行。
获悉布尔什维克的计划，10月24 日克伦斯基和临时政府采取行动镇压布尔什维克，防止起义的发生。托洛茨基以此为借口，下令发动起义。起义大部分是按计划进行，24日晚和25日几乎兵不血刃。赤卫队在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支持下，很快占领了城中所有关键战略要地。彼得保罗要塞的大炮高耸于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之上，当那里的守卫部队拒绝执行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的时候，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书记安东诺夫-奥凡西科坚决主张对要塞进行军事进攻。
托洛茨基说，政治劝降会做得更好。他于是就走进要塞，在那里举行了大会，以他的热忱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他把他们全部策反了。结果呢，布尔什维克不只拿下了要塞，而且还有附近的克伦沃克斯基军火库，里面存放着10万支步枪，全部是新枪。
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壮举，不只是十月起义期间的壮举，而且是整个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的壮举。没有运用杰出的军事战略，没有显示强大的军事实力——夺取权力，更多的是政治成功，而非军事胜利。其中没有任何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诡计，而是成千上万次不知疲倦地劝说和宣传。拒绝逬行正面攻击，赤手空拳进入彼得保罗要塞劝说士兵们，托洛茨基完成了一位真正革命家的杰作：他选择的是阳谋而不是阴谋，是规劝而不是枪械，是鼓动而不是攻击。
（Liehman，1970：259-260）
10月25日夜晚，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号”巡洋舰上的水兵们发射了一排空炮弹，警告冬宫的防卫军队不得抵抗。在此支持下，赤卫队冲进冬宫，凌晨2时逮捕了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
10月26日晚，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发表演讲，许诺结束战争、分田地给农民，宣布“我们现在将建设社会主义秩序”（Trotsky，1980c：324）。新一届苏维埃大会由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领导。托洛茨基总结了新一届苏维埃大会的政策和中心政治任务：“苏维埃政府建议：立即实现和平，将给农民分田地，让军队民主化，建立生产控制机制，很快举行立宪会议选举，保证俄国的国家自主权。” （Trotsky，1980c：317）
俄国革命化是一次“布尔什维克政变”吗？
对十月革命有各种批评，其中广为流传的一种声音认为，那只是一次“布尔什维克政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成员、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在其《俄国革命》一书中强调，1917年10月构成了 “现代政变的一个模式”（Pipes，1990：491），显示出布尔什维克作为残酷、暴力、邪恶和阴险的少数派，通过军事手段非法夺取了政权。这种批评一般是右翼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当然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也持同样立场。
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是极其虚弱的，它以意识形态的胜利来偷换历史的真实性。第一，它不顾历史事实，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都是明确反对起义，除非布尔什维克得到多数苏维埃的支持。列宁在9月27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
布尔什维克得到了两大都城的多数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支持，能够而且必须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大多数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从5月6日到8月31日和9月12日漫长而痛苦的进程中证明了这一点。获得多数大城市苏维埃的支持，是人民站在我们一边的结果。
（Lennin，1977d：19）
换言之，布尔什维克的支持率断提高，是因为他们致力于“和平、面包、土地”，他们有效地领导了反对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政变图谋的战斗，他们要求将所有权力交给苏维埃，最后布尔什维克获得了民主授权完成了权力转换。与之相反，抨击起义的当代批评家们根本不顾临时政府完全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民主授权的事实，临时政府在所有重要事项上闪烁其辞，其中包括不愿迅速结束俄国对第一次上世界大战的血腥参战。
第二，如果布尔什维克主要关心的，只是让权力落入自己手中，那他们在6月份的动荡中，至少在大城市，就完成了这一任务。而事实正好相反，他们控制了运动的发展，只有得到了全国多数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支持，他们才会发动起义，推翻临时政府。
第三，如前所述，起义是由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协调和指挥的。尽管这个委员会80名成员中约有50名是布尔什维克，但也包括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这根本不能算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团体。此外，彼得格勒苏维埃麾下的赤卫队，不是效忠于想搞政变的儿名官员的小股军队，而是由勇敢的工人组成的群众武装。
第四，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宣布起义即将到来，尽管克伦斯基信心满满地声称，他掌握足够的军事力量“打垮他们（例如：布尔什维克）”，并保证“全面彻底地打败他们”，但起义还是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反对者并不多（Liebman，1970：251）。实际上，彼得格勒的多数部队明确支持布尔什维克。利伯曼写道，在起义准备就绪的时候，彼得格勒的防卫部队举行了大会：
毎一名布尔什维克的讲话，都会引来全场起立欢呼。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代表的讲话则没人理睬。如果彼得格勒防卫部队根本没有全部投向布尔什维克的话，布尔什维克至少也会得到防卫部队的善意中立。在任何情况下——这是决定性因素——没有军队想为支持临时政府而动一个手指头。
（Liebman，1970：249-251）
正像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这让人想起，起义“没有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诡计，而是有成千上万次不知疲倦的劝说和宣传”（Liebman，1970：259-260）。 “政变”决不会是群众性民主苏维埃和大会上公开辩论的一种政治现象，而革命起义则是这样。
第五，重要而公开的起义目标，在广为人知并大受欢迎的布尔什维克口号中说得很明白：“全部权力交给苏维埃！”第二届全俄苏维埃大会的出席代表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国际派、左冀社会革命党、右翼社会革命党、其他社会主义者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由大约670名代表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包括了 14名布尔什维克、7名社会革命党、3名孟什维克以及1名来自于隶属于马克西姆·髙尔基组织的社会主义者（Liehman，1970：272）。如果一个政党背着民众密谋政变，但推翻政府后又同意和其他两个大党分享权力，这显然是太荒谬了。
第六，起义在事后得到了高度支持：第二届全俄苏维埃大会举行 投票，670名代表中有505名赞成“所有权力交给苏维埃”（Haynes，2002：32）。正如左翼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所说，“请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无产阶级起义的胜利——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都支持列宁，希望通过这次起义而获得自身的社会解放”（quoted by Haynes，2002：33）。研究1917年革命最著名的孟什维克历史学家苏克哈诺夫也持同样的观点，“当时绝大多数人民都跟着这个党走，这个党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所有的实权和威望，这个时候还谈论那是军事阴谋而不是民族起义，显然可笑之极。由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所为，这就是不怀好意的荒唐之举”（quoted by Rees，1991：17）。
新的工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根据起义前后的书本知识和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实践，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点。布尔什维克认为，如果，也只能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德国取得成功，革命俄国的国际孤立就被打破了，那么就可以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了。
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建设要由一个直接民主的工人国家来统治。记得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Lenin，1980a：466）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极力扩大民主，这是第一次成为穷人的民主、人民的民主，而不是钱袋的民主”。托洛茨基（Trotsky，1980c：302）把第二届全俄苏维埃大会描述为“世界历史上最民主的议会”，它比资产阶级议会更加民主，因为它主要是根据工作场所、陆军和海军兵营、农民团体来实行的直接参与制民主。
它组建了一种政府的联邦体制，对权力和政策决定既分化又集中，全俄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就变成了全国政府，而地区苏维埃就成为当地的地方或省政府。这是一种多党制民主，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被选进了执行委员会。因为经常举行选举，所以选民对代表的罢免权就成为苏维埃民主一个基本要素。陆军和海军由苏维埃政府控制。同资产阶级议会不同，多数代表是工人或农民。自雅典民主以来，第一次“穷人因成为多数而登上统治地位”。从各方面来看，俄国苏维埃具备了民主的社会主义参与制模式的关键特性，即使许多特点因各种原因从来没有实现过，我们将在后面就这些原因进行探讨。
新的苏维埃政府很快就建议，参战的各国政府要举行和平谈判。西方列强都拒绝参加和平谈判，宣布它们决心要将战争进行到底，警告俄国不得单独同德国及其同盟国签署和平条约。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的苏维埃政府，1918年3月3日同德国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签订了和平条约，德国政府强加了极为苛刻的条件，结果德国得到了“过去俄国34%的人口和32%的可耕地”（Liebman，1970：312）。这就完成了布尔什维克结束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诺，尽管代价过高。
政府承认农民的权利，分了贵族的土地而不用补偿。如此做法是实行了左翼社会革命党的政策，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布尔什维克先前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制度，向集体农场制转化。这一政策至少在短期内极有成效地巩固了多数农民对苏维埃政府的拥护。
莱特写道，政府发布了许多革命法令：
通过选举出的委员会，协调和加强了工人对工厂的领导；废除了秘密外交，号召世界各国工人要求正义的和平；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没收所有财产而无补偿；宣布俄国各省如有需要，都有权独立；建立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实行离婚自由。
（Wright，1984：262）
妇女拥有了选举权；法律规定同工同酬；实行了普遍的产假制度；废除了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之间的区别；堕胎合法化，只要要求，即允许堕胎；采取措施推出公社厨房、洗衣设施和幼儿园（Rowbotham，1972：136-162）。取消对同性恋刑罚禁令。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强各个层次的教育，让工人和农民更容易接受教育，发起了大规模的扫肓运动。对艺术、 音乐、剧场和歌剧院以及文学方面的运作也进行了改良。
布尔什维克致力于国际主义，在全世界推广革命，从而建立了第三国际。这使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走到了一起 （Hallas，1985：27-53）。
俄国革命的斯大林主义倒退
俄国革命进程中，布尔什维克和民众的许多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并没有实现。篇幅所限，这里只能作简略的讨论。我想概述一下那些维护十月革命积极成就的社会主义者通常表达的重要观点，同时也承认其局限性，阐述其最后的倒退。
第一，在参加2月至10月临时政府的时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更感兴趣的是，同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党合作，而不是结束战争和推行土地改革。这些政党为了迎合自身党员和支持者的愿望，其行动同大量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愿望不相一致，这就导致了它们的支持率下降和布尔什维克支持率的上升。不幸的是，这方面反映出的十分脆弱的民主努力，在起义爆发（10月25、26日）以后变得更加脆弱。
真正考验一个政党对民主是否尽心尽力，是要看它在失去多数地位时如何表现，以及地处反对党地位时如何应对，而不是掌控政府大权时的所作所为。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都在这种考验中令人沮丧地失败了。参加起义的两个政党——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大会占有绝对多数，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成了反对党，但它们不愿接受这种现实，于是就退出了议会。利伯曼分析道：
这次退出引起了一片嘘声，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证明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一事件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和他们很大一部分社会主义对手发生了彻底分裂。所以，两个阵营分裂，不只是由于意识形态分歧和个人争吵，而且还有深刻的宪政分歧——1917年10月25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建立了新的法律秩序。由于对此拒绝接受，（右翼）社会革命党和右翼孟什维克故意放弃了作为正式反对派的资格。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使俄国布尔什维克和社会民主派间的争吵大大超越了过去的分歧——在苏维埃新政权诞生之际，他们就对其重要根基发起了挑战。因此，从一开始，这些人的行为就不像是反对派，而是反叛者。十月起义是二月革命的合理延续，所以至少在布尔什维克和广大民众眼中，社会主义右派已转化为反革命力量的一分子。
（Liebman，1970：271-273）
马尔托夫领导的左翼孟什维克同样退出了苏维埃。苏克哈诺夫是其中一员，他后来承认这是一个重大错误，因为孟什维克的行动：
意味着同民众的正式决裂，同革命的正式决裂。为什么呢？因为议会宣布了苏维埃政权的成立，而小小的孟什维克-右翼社会革命党少数派则失去了一席之地！……不久之前，布尔什维克自己处于和孟什维克以及右翼社会革命党现在一祥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地位，但他们没有，也不能因此而决定退出苏维埃。
（Quoted by Haynes，2002：34）
实际上，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看不起多数工人和农民在议会代表选举中所表示出的期望。
更为糟糕的是，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在其担任临时政府成员时，同意对全国选举立宪会议推迟好几个月，而现在他们要求这一选举立即举行。布尔什维克-左翼社会革命党苏维埃政府和临时政府不一样，其实一点都没有拖延，就于11月12日至14日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结果只有一半合法选民投了票，社会革命党得票率58%，在立宪会议707个议席中得了 410席；布尔什维克得票率25%，得175席；宪政民主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得票率13%，得17席；孟什维克得票率 4%，得16席（Liebman，1970：315）。这一结果有点让人看不懂，因为右翼社会革命党和左翼社会革命党政策完全不同，是互相敌视的两派，可他们列入了同一党派系列。此外，右翼社会革命党领导层操纵党派列表，为的是本党得便宜。左冀社会革命党享有多数社会革命党追随者的支持（正如后来苏维埃大会选举所显示的情况），只得了410席中的40席。右翼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当选为主席，立宪会议立即就变成为各种反革命势力的集结地。
作为回应，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要求临时政府接受苏维埃政府的首要地位，并接受对立宪会议成员和苏维埃代表都要受到罢免权的制约。但右翼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立宪议会被解散了。维克多·谢尔盖表示，“解散立宪会议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而在俄国国内却无人理会”（quoted by Rees，1991：27）。其实，几乎没有人支持立宪会议，因为广大民众很清楚，立宪会议很大程度上不理会他们的期望，而且会继续执行临时政府的政策。全俄苏维埃大会的选举证明，人民赞成解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的支持率从1917年10月的51%上升到1918年1月的61%和1918年7月的66% （quoted by Rees，1991：26）。在1月10日举行的第三届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得到了74%代表的支 持（Haynes，1997：48）。继续召集立宪会议将会再度造成双重权力；解散立宪会议，决定性地维护了超越间接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直接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的重要地位。左翼社会革命党退出了苏维埃政府，因为他们反对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立陶夫斯克同德国签署和平条约，结果转而导致了一党执政。革命的重大悲剧之一，是布尔什维克成为唯一的政党，该党一直致力于结束俄罗斯参加一战，保卫革命成果、反对反革命的进攻，建设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第二，考虑到俄国社会和经济各方面落后的状况，列宁和托洛茨基 都承认：俄国没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除非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据托洛茨基所说（Trotsky，1969：105），“如果欧洲人民不能起而砸碎帝国主义，那我们就会被砸碎——这是毫无疑问的。要么俄国革命在西方刮起斗争的旋风，要么各国资本主义者扼杀我们的斗争。”列宁同样说道，“毫无疑问，我们的革命事业，如果是单打独斗，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发生革命运动，最后取得胜利没有多大希望……我再次重申，我们克服这些困难获得拯救，只能是整个欧洲发生革命”（quoted by Carr，1966：53）。这样的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不是因为缺乏一系列自发的革命起义——实际上起义在1917—1923年的整个欧洲已经发生了——而是因为欧洲其他国家还没有大众性的革命社会党。里斯说到了点子上，“（这些革命起义）所缺乏的是一个清楚明白的领导层，一个有丰富经验的成员为核心的组织来领导这些运动夺取政权。这是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存在的决定性的差异”（Rees，1991：9）。包括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社会派领导人，在战争期间没能从社会民主党中分离出来并建立共产党，这是至关重要的事件（Cliff，1986a：13-17；Harman，1982：37-38，306-307）。同样重要的是，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像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卡尔·考茨基等，在自己国家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结果不幸失败了。而依照当时当地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危机，本来是可以取得一次特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考茨基曾宣称，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成熟”的，因为俄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十分落后。其实，不管社会、经济条件先进与否，他都是反对任何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 （Harman，1982：16；Rees，1991：10）。
第三，右派学者一直不知疲倦地批判布尔什维克，但对包括所有西方列强在内的14个国家政府的行为则从不批评。这些政府向白军提供军事援助，包括装备、军火以及20多万人的军队，只是因为它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担心社会主义革命扩散到其他国家。波兰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派出一支7.4万人的军队于1920年10月侵入乌克兰。在这 次外国干涉之前，苏维埃政府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规模较小的反革命军队；这次事件之后，苏维埃政府被迫动员本来不多的资源来维护革命，回击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外国军队的进攻。苏维埃政府可以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对俄国的联合贸易封锁更加恶化了这一状况。到1919年初，“没有一封信、没有一件食品、没有一箱物品、没有一份外国报纸，能够进入红色俄国”（Rees，1991：33）。内战、外敌入侵和贸易封锁对俄国的经济基础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极大伤害。海恩斯写道：
前线局势变幻莫测，饥寒交迫日重一日，革命俄国力争挺过这一社会灾难。生活水深火热，政权的优先选项和运行方式都受到了改变。由于缺乏燃料、食品和原材料，工厂关门了，工人在挨饿。1920年的工业产出是1913年水平的31%，生产总值之比则为38%。向军队提供本已短缺的资源成为第一选项。在食品匮乏的地区，不少镇子人走楼空。彼得格勒的人口从1917年的230万骤减到1918年的150万和1920年的74万——只有1917年水平的32%……1918年冬天，整个彼得格勒“在挨饿，极地之风刺骨得冷，全域没有一块儿煤，更谈不上面包，工厂的大烟囱灰飞烟灭了，整 个城镇像一座鬼城”。
（Haynes，2002：50）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打败白军，工人国家的工人阶级基础多次被动员起来，布尔什维克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石发生了衰变。最后，布尔什维克挺过了3年的内战和反击外国侵略的战争，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分化，缩减为先前规模的一部分，不再能行使 1917年那样的集体权力了。
（Rees，1991：65）
革命再也没能全面复元，最后斯大林上台当起了独裁者，以反对他的布尔什维克（诸如1926—1928年左翼反对派的那些人）、工人和农民的鲜血，淹没了所有的革命基本原则。
托洛茨基一直坚决反对斯大林掌握大权，1940年，斯大林下令特工谋杀了他。1935年托洛茨基写道，“我认为，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尽管没有多少且支离破碎，但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所做的重要，也比内战期间或任何其他时期所做的都要重要”（qimted by Cliff，1993：17）。托洛茨基工作的重要性，主要是指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政权实际上违背了革命先驱们的理想。在1937年出版的《被背叛的革命》中，他强调：“苏联现在的政权每一步都会激起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官僚体系不只是压迫的机器，而且也常常是激起愤怒的源头。只要有一拨贪婪、欺骗、自私的统治者存在，就会在暗地里产生极大的愤怒。”（Trotsky，1972：284-285）这种形势可能会导致推翻斯大林政权的革命。但是，这种革命不是简单地“一个统治集团取代另一个统治集团，而是要改变治理国家经济和指导国家文化的方式”（Trotsky，1972：289）。托洛茨基一心想复苏民主的意愿表露无遗：
独裁统治必须给苏维埃民主让位。恢复批评权、真正的自由选举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就需要恢复布尔什维克党开始的苏维埃政党的自由，以及让工会重新活动。给工业界输送民主，那是改善对辛勤劳作的工人利益的一次极大修正。
（Trotsky，1972：289）
不幸的是，托洛茨基的批评权受到了他自己主张的严重损害。他认为，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同中央计划联系在一起，那就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指财产所有权同实际控制关系的合并。“政治革命”，就是要求在俄国重建真正社会主义的所有内容，而忽视必须要进行生产关系根本改革的现实。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在国家官僚资本主义体系中剥削和统治工人。
由于俄国社会经济落后，革命受到国际孤立、内战、外敌人侵和经济封锁，布尔什维克没能建立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论述公社时，以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但是，如果这有益于我们明白和解释清楚革命倒退的情况，那也能说明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是多么容易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成为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而且比历史上任何低层阶级受过的教育都要好。经济生产、交通网络、通信技术和科学技术都更为发达，因而一般物质生活标准也就更高，这都远远超过了1917年的俄国。此外，如果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发生革命，外国侵略也就更难。所有这些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会以类似俄国革命的方式倒退。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创造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达条件，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也就是多数人直接参与社会的自我治理，在21世纪建立和保持，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相对欠发达的条件下容易得多（Callinicos，1991）。
结语：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民主
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在巴黎公社的过程中以胚胎的形式出现，在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又以更为成熟的形式出现。那么，这一特殊民主形式的中心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历史性的民主新形式，具有超越雅典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潜力，因为它把这些早期民主形式的优点，诸如公民自由，同雅典民主开创的代议制民主以及有关统治、行政和司法决定的参与制方式结合在了一起。
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乌托邦式的哲学概念，它的发展壮大既是由历史决定，同时也是由工人阶级大众通过革命改变现存社会及其政治统治机构而在现实中创造的。这种社会主义，只能从底层建立，通过绝大多数民众为了多数人利益的运动来实现。在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国家，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是通过各种委员会和议会网络的结构机制来实现的，各种委员会和议会把集权化和非集权化要素结合在了一起。所谓集权化要素，比如国民议会作出了重大的投资决定；非集权化要素，是指工作场所的决定和当地社区的治理（Albert and Hahnel，2002a，2002b；Callinicos，1991：110-118，1993b，1993c；Campbell，2002；Cockshott and Cottrell，2002；Devine，1988，2002；Mandel，1986；Molyneux，1991）。罢免权、经常举行选举、常规性群众大会、法律扩大公民自由民主权利、司法权民主化，以及如有必要，即组建人民武装保卫革命，这些都确保了代表要对选举他们的选民负责。
这样的民主制度，只能通过消除各种剥削、不平等和压迫的主要形式来实现，从而也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必须推翻同时管理和支持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形式。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为的是要减少每一个人完成生产劳动所需的平均时间，为的是拥有抚养儿童所需的适当食品和平等的责任。社会主义创造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不只是保证参与制民主能够运转，而且保证了个人自由、多样性和自我发展的最大化。
扩展阅读
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1996：160-202〉和德雷珀（Draper，1978：33-48）对工人阶级及其集体力量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论述。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1996）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念提供了十分有用的一般性介绍。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念作出了最好的一般性论述的人是尼姆茨（Nimtz，2000）。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愿景的最重要的作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3本著作（Marx and Engels，1998；Marx in Marx and Engels，1978：45-146；Marx，1974b：187-268）。
关于巴黎公社，格拉克斯坦（Gluckstein，2006）的作品堪称基本读物，最好的章节介绍还是要看爱德华兹（Edwards，1973a）所写的基本材料概述指南（Edwards，1973b）。爱德华兹（Edwards，1971）就这一主题也撰写了一本佳作。哈曼（Harman，1999：368-374）提供了精炼的概述，霍恩（Horne，1965）则进行了详尽的记述，并有简略的历史图表（Home，1971）。描述和分析巴黎公社时期妇女作用的有克利夫 （Cliff，1984：34-45）、艾希纳（Eichner，2004）和罗博瑟姆（Rowbotham，1972：103-107）的作品。其他论述巴黎公社的还有利萨格雷（Lissagray，1976）、梅森（Mason，1967）和苏尔坎德（Schulkind）。
对1905和1917年俄国革命历史的最好介绍是不少社会主义组织编撰的小册子。在这一领域，莱特（Wright，1984）撰写了非常好的有关俄国革命的介绍性文章。其他优秀短篇作品的作者有哈曼（Harman，1999：405-429）、海恩斯（Haynes，2002：15-41）、曼德尔（Mandel，1979a：103-111）、沙基（Shawki，1997）和托洛茨基（Trotsky，1993）。卢森堡（Luxemburg，1970b）、列宁（Lenin，1981）和托洛茨基（Trotsky，1969）则撰写了有关1905年革命的经典著作。
托洛茨基（Trotsky，1980a，1980b，1980c）的《俄国革命历史》堪与《资本论》比肩，一道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由于斯大林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流行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的影响，这一著作被忽视了，其实是一部必读著作。在关于俄国革命的许多著作屮，卡尔（Carr，1966）、利伯曼（Lehman，1970）的作品是上乘之作。苏克哈诺夫（Sukhanov，1984）提供了论述孟什维克的最好作品。里德（Reed，1997）的实录性著作堪称经典。格拉克斯坦（Gluckstein，1985）的作品对俄国和西方的苏维埃进行了颇有价值的论述。关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发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则要看利伯玆（Liebman，1975）和克利夫（Cliff，1985，1986b，1987）的著作。哈拉斯（Hallas，1984）和曼德尔（Mandel，1979a）从两大托洛茨基主义流派的角度论述了托洛茨基派的马克思主义。海恩斯（Haynes，1997）和里斯（Rees，1991）的作品驳斥了修正主义者妄称十月革命是一场“布尔什维克政变”的观点。托洛茨基（Trotsky，1972）对俄国革命中斯大林主义倒退的批判，是有关这一主题的必读作品。论述俄国革命倒退的最佳当代著作是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1991）和海恩斯（Haynes，2002）的大作，两人都是按克利夫（Cliff，1988）所开创的传统方法来研究的。曼德尔 （Mandel，1979b：112-115）对斯大林主义俄国如何成为倒退的工人国家，进行了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分析。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1990）的作品概述了有关俄国革命倒退的各种托洛茨基主义解读。雷斯尼克和沃尔夫（Rosnick and Wolff，2002）则提供了论述斯大林俄国的一种十分有趣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托洛茨基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分析。
上一篇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