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布莱恩．S·罗珀《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2013）
第七章 1848—1849 年革命
引言
1848年，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西部和中部，“其希望之大、范围之广、成功之快、失败之速，前所未有”（Hobsbawm，1975：37）。但是，即使这些革命没能成功建立大致像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那样的持久的共和式民主，但却深刻奠定了欧洲历史的未来发展道路，扫除了西欧和中欧的农奴制残余，迫使君主们作出对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让议会政治流行开来，有产者比1848年以前具有了更为广泛的代表性，从而开创了宪法、司法和政治变革，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一章概述1848年革命的广阔历史背景和深刻原因，简略地描述发生在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重大事件，思考巴黎工人的6月起义，描述保守的反革命势力如何推翻革命初期建立的新政府，最后总结出这些革命的一些共同特点和历史遗产。
背景与原因
1848年革命是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当时，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很不平衡。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突飞猛进，为大英帝国在全世界扩张提供了经济支柱。法国和德国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在农业生产领域引进资本主义，从而实现工业化，进一步同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英国竞争。这方面的内容，在前面已有不少涉及。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农奴制和封建体制在中欧和西欧的存在，是引起农奴和农民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资产阶级、国家官员以及开明的贵族认为，这是大大落后于时代的产物。在这种背景之下，随着封建主义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继续从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产品，就成为有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所面临的巨大挑战（Mooers，1991：27—40）。
资本主义兴起，不只是包括农业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元素，而且还包括：早期的工业化和经济飞速增长，加速了城镇化和人口增长，继而造成大量的失业和社会动荡。1845年至1848年，欧洲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形势更加恶化。1845年和1846年谷物歉收，加之土豆绝收，导致了食品价格大幅上涨（Price，1988：18），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同时也降低了社会对制成品的需求，“结果造成当时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城乡工业领域的失业率也在高攀”（Price，1988：18）。这些促使包括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越来越不满，乃至怨恨。
在爱尔兰，土豆绝收引起了大饥荒，造成50万人死亡。这也是为什么人民没有揭竿而起的原因，也反映出大英帝国政府应对灾情的无所作为和麻木不仁，当地人民对英国统治的反抗情绪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危机造成生活环境越来越差，罢工、示威、哄抢食品和犯罪事件不断增多。普赖斯描述道：“尽管1847年秋天粮食丰收，各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善，但失业率仍然高居不下，借债度日者比比皆是，不安全感依然严重。对于政府来说，真正的危险是人民不满并走向政治化。”（Price，1988：20）
除了英国、比利时和荷兰，欧洲的其他国家政治上依然由有地贵族所主导。在实行君主专制的普鲁士、奥匈帝国和俄国，贵族主宰尤为明显。法国实行路易·菲力浦的君主立宪制，同样是贵族主宰，只是程度小一点。在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许许多多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民族统一和自治是“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先决条件”（Price，1988：29）。
1948年革命波及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欧洲社会的各个主要阶级，但最受影响的阶级，尤其是在革命活动上升的初期阶段，是来自城市的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学生和工人。哈曼写道：
工业在整个西欧不断增长，意味着资本主义阶级比法国革命时期要更大、更强。与此同时，由知识分子、教授、教师和公职人员组织的中产阶级在不断扩大，他们视英国为经济样板，视法国革命建立起来的统一民族国家为政治样板。
（Harman，1999：336—337）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中产阶级同盟，通过自由主义理念表达了自己的要求。这一理念希望“结束专制政体，途径是逐渐减少那些传统机制的权力，诸如王室和教会等，通过发展议会政体，扩大分享政治权力的范围，同时要保证个人自由和法治”（Price，1988：21）。
工人阶级在其历史进程中还处于早期阶段，它将形成具有自身利益、群体、组织和领导的独特的社会阶级。霍布斯鲍姆强调，贫困的劳动者“拥有足够的能力使革命的未来看起来真实而具有威胁性”，但“实力还太弱，达不到吓倒敌人的地步”（Hobsbawm，1975：35）。其实力不够，是因为这时的工人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只构成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当然英国除外，而且也因为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然而，这一阶级的成员“能超水平地发挥能量，因为他们大多是饥饿民众，居住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城市”（Hobsbawm，1975：35）。
在1848年革命中，虽然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有地贵族和农民在人数和政治上仍主导着整个西欧和中欧地区。例如，德国就“表现为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正像恩格斯在评价早期的现代专制主义时所说，‘政治秩序依然是封建主义，而社会则变得越来越资产阶级了”'（Mooers，1991：134）。
革命浪潮席卷欧洲
1848年革命，最早是由2月22日至24日巴黎革命起义取得成功开始，随后迅速扩散到法国其他地方、德意志同盟和奥地利帝国，而且进一步扩大到东南部欧洲和意大利（Hobsbawm，1975：23）。的确，法国发生革命的消息传出，革命浪潮很快就横扫整个欧洲。这次革命“鼓励举行公共集会和示威，主要由城市中产阶级和熟练工匠参与，主张实行改革”（Price，1988：37）。
在法国，革命起义是由国王路易·菲力浦治下的政府点燃的，巴黎曾计划举行选举改革和公民自由的群众集会，而国王下达禁止令。发起全国宣传改革运动的激进派拒绝接受禁令，号召2月22日举行示威游行。巴黎的贫民区设立了街垒，动乱到处蔓延，“到了23日晚上10时，危机似乎就要过去了。可守卫外交部的士兵由于紧张得要命，显然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突然开了枪”（Price，1988：36）。四五十人倒在血泊之中，如此暴行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民众马上搭建了l,500多个街垒（Stearns，1974：73；Fasel，1970：51）。事件迅速升级为“反抗国王屠杀其臣民”的民众起义（Price，1988：36）。在巴黎12个区的国民卫队有5.6万名队员：
其中只有来自富裕的第一区的一个军团明确支持政府。剩下的11个中，有几个是政治上不一致，有六七个激烈反对政府，响应改革的呼声，要求解除甚至逮捕首相基佐。
（Fasel，1970：50）
这使得国王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只能被迫退位。人民武装占领了城中的所有战略性建筑，2月24日，临时新政府宣布成立并占领了市政厅。
新政府没有政治经验，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观点不一致。普赖斯分析道，新政府成员“同情穷人，但和其他地方的贵族及中产阶级改革派一样，他们不愿意，抑或不想变革，因为那会极大地改变现存社会体制”（Price，1988：44）。这就是说，尽管政府豪情满怀地推出一些激进的政治改革，但只是迫于人民运动的重压不得已而为之，诸如：建立了一些国立作坊救助失业者，缩短日工作时间l小时（巴黎从11小时缩减到10小时，地方各省从12小时缩减到11小时）（Price，1975：69）。不过，政府选举改革，使选民从大约25万人增加到800万人，扩大了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等。这促使全国人民走向政治化、大城市居民日益激进化。尤其在巴黎，工人们认为“政治改革只是社会改革的一个工具”（Price，1988：54）。巴黎动不动就举行15万至20万人的民众游行，向政府施压，不得同保守复辟势力妥协。
4月23日，举行了以男性选民为基础的选举，选出一个新的制宪议会。结果保守派大获全胜，他们中间许多人是保皇分子，因为有教会的支持，组织工作也做得好，他们在法国农村地区的影响更大，超过了革命的激进支持者。900名代表中，只有70至80名是激进的共和派，另有100名左右属温和的共和派。从社会层次来看，这是一次地方贵族的大集结。“这些人包括地主，还有那些特别是传统资产阶级职业的代表：自由职业者261人，其中176人是律师；约有170人为公职官员；170人为经济专家；279人过去大都当过大地主。”（Price，1988：56）
议会的社会组成和政治倾向无可避免地要同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发生冲突，尤其是在巴黎，许许多多人曾经认为，革命带来了新时代，工人权利应当得到承认。
制宪议会于5月5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重组了政府，赋予一个委员会行政权力，任命临时政府的人担任政府部长，但社会主义者排除在外。社会主义者对于失去分享权力的机会大为愤怒，依赖各个俱乐部和卢森堡工人委员会，策划第二次革命，于5月15日对议会发动突然袭击。结果失败，他们被迫缩减了已经拥有的像警察局长那样的官职。他们的领袖拉斯帕伊、布朗基、巴贝斯、艾尔伯特等被逮捕入狱。
（Pouthas，1967：399）
如此做法，加强了保守派联盟的实力，他们一心想恢复旧秩序和君主政体，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紧张。
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还是一个邦联，由普鲁士主导下的各个邦国组成。由于前面提到的经济危机，社会和政治动荡四处蔓延，特别是在农民、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工人中间。随着法国革命的消息传来，人民起义席卷各个德意志邦国，先是2月末从西德意志开始，3月初突进到巴伐利亚和东普鲁士，而后是北德意志，柏林发生的事件尤其重要。
由于失业严重、食品价格奇高，1847年4月柏林爆发了3天的严重骚乱。11个月以后，工人和中产阶级再次揭竿而起，但这一次在法国起义的影响下，他们决心迫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推动实施一部民主宪法。3月18日，在国王近臣的指示下，城里的军队前往镇压起义，造成200多名平民伤亡，其中大部分是熟练工人。虽然军队似乎成功清理了街垒，但造成的后果是，大大加深了人民对国王继续进行专制统治的痛恨。为了避免法国起义剥夺国王权力那样的下场，威廉国王同意建立君主立宪制。
3月30日，从现存国会中挑出的600名代表组建留守议会，决定举行一次全国选举，财产所有权是拥有选举权的一个关键要素。此次选举必须选出一个新议会（这里指法兰克福议会），新议会将制定一部德意志宪法。[1]议会通过选举而产生，5月18日起议会举行会议，“主导会议的是地主（60人）、资产阶级（80人）、教授（106人）、律师（223人）和官员（118人）”（Price，1988：49）。议会中热烈讨论了德意志各邦国的统一问题，以及该不该将奥地利也纳人德意志帝国之中，还讨论了选举权的范围、社会改革等，但结果一事无成，最后还是抵挡不住保守派的复辟势力。1849年4月，议会终于同意建立一个联邦体，下设一个国家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保持相当的行政权，但最合适的人选普鲁士国王，决定“不接受国民议会赐予的帝国皇冠”（Price，1988：50）。
[1] 一般都称“法兰克福议会”，但西曼（Siemann，1998：120）更准确地称之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不像法国革命和奥地利革命那样，德国革命的重点没有集中在首都。相反，革命将德意志邦联的所有地区和大城市一勺烩。部分原因是，经济危机造成了普遍贫困。另外，虽然正式的自由主义政治党派还没有出现，“但自由主义和民主派领袖已经在1847年现身于新闻界、各邦国的议会以及普鲁士联合议会中。这就表明为什么德意志各邦国首府都选择了相似的道路”（Price，1988：39）。农村起义在德国革命中也是汹涌澎湃，迫使各邦国政府废除了农奴制并保护农民对公用土地和森林的使用权（Price，1988：40）。如此看来，德国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社会革命。
同时受到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影响，革命起义在奥地利帝国也是如火如荼。在奥地利，坚决要求实行民主和社会改革的压力集中在首都维也纳。3月3日，维也纳下奥地利庄园会议的自由主义派成员，“呼吁举行选举，选出一个‘爱国且有启蒙思想的国会’，从而向国王提出政治改革建议”（Price，1988：37）。革命运动谴责“专制政府的压迫暴行”，希望奥地利由一个资产阶级、专业性中产阶级和农民为代表的议会来治理。议会将组建一个部门来治理国家，实施较为公平的税收制度、公民权利、法律改革和普及教育。
不出所料，这一举措吓坏了国王及其大臣们。3月13日，当下奥地利议会会场外聚集了大批民众的时候，他们下令清场。
接着发生的事件跟巴黎的情形差不多。军队被民众扔了石头，最终开了枪。作为回击，示威者建起了街垒，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己，一方面是为了继续斗争。中产阶级组成的民团拒不执行命令，局势越来越乱，两天后国王感到不得不接受梅特涅的辞呈，后者是旧秩序的象征……国王还许诺推出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
（Price，1988：50）
约有5,000多名学生组成维也纳激进派的主要力量，受到工人的支持。他们从军火库抢出了数千支步枪，迫使政府同意组建国民卫队，学生们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学生团。从这个时候一直到7月22日选举新政府，“尽管哈布斯堡王朝任命的政府名义上掌握着权力，实际上维也纳由激进派所控制。哈布斯堡王室低了头，但未受损伤，着手动员帝国其他地方的军队”（Stearns，1974：102）。同样的局势一再出现，政府做了让步，学生和工人又开始动员，迫使政府做出更大的让步。5月17日达到了高潮，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政府最终同意举行以男性公民为基础的选举，选出一个一院制议会。5月17日，王室成员逃到了因斯布鲁克。保护人民权利的市民、国民和学生委员会完全控制了维也纳（Stearns，1974：102）。
7月选举后产生的新政府有383名成员，其中60％是资产阶级，25％是农民，剩余的是神父和贵族（Price，1988：52）。新政府没有政治经验，内部又严重分裂，那就意味着将一事无成。资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倾向于温和的自由主义，他们想实行君主立宪制，这样他们就可以参与理政，但反对实行社会改革，同时也反对建立一个全部成年男性参选的民主共和国。不管怎么说，哈布斯堡王朝政府于5月20日宜布废除农奴制，大大降低了农民要求社会改革的动力。“过去行使采邑权力的地主得到了政府的补偿，政府反过来提高农民的税收。”（Stearns，1974：103）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伎俩，显示出皇家政府和统治阶级的灵活性。本来该成为革命产物的一种措施，则被别人抢先一步拿下，这就使城里要求变革的激进派力量落人孤立境地，没能和农村起义的潜在资源联起手来”（Stearns，1974：103）。
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政府于3月份倒台，激励了那些居住在波西米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帝国的意大利各省（伦巴第和威尼斯）的人，他们极力要求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和更大的民族自治。在匈牙利，议会中的自由主义现代化派，诸如科苏特和塞切尼等，着力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他们要求匈牙利变成一个工业化社会，由民主政府主政，在哈布斯堡帝国内保持极大自治。他们对社会改革热情不高，但同意废除农奴制以赢得农民对新政权的支持。3月上旬，议会讨论了科苏特的改革计划，5月15日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匈牙利国家。议会将过渡为一个由地主选举的新议会。对议会负责的一个部门组建起来，作为行政分支机构。整个政府搬到了匈牙利的传统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人组成的军队从帝国军队中分列出来组成了单列部队。”（Stearns，1974：104）但是，新政府仍然保持君主立宪制，匈牙利国王由哈布斯堡王室任命。4月，新政府通过了法律，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农民劳役和什一税；对贵族税收特权予以补偿；赞成制定一部自由主义政治宪法，从而实行以财产为基础的选举制，让约有四分之一的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Price，1988：80）不出所料，以此选举出的第一届议会74％的代表是贵族。
意大利最初发生的事件与法国、奥地利的形势不相干。意大利1948年的第一次起义实际上是1月12日发生在西西里的巴勒莫。随后起义扩散到了那不勒斯王国的内地，迫使国王（斐迪南二世）在l月29日同意颁布新宪法。同样情形在2月17日席卷了托斯卡纳、2月21日教皇辖地、3月4日皮埃蒙特地区。接着巴黎和维也纳的事态引起了反应，米兰爆发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起义。“奥地利军队司令拉德茨基尽管接到了维也纳的替告，但还是手足无措。经过5天的街头苦战，最后被迫下令撤兵。”（Price，1988：39）奥地利将军齐奇在维也纳也被迫做出让步，同意重建威尼斯共和国，由丹尼尔·曼宁领导临时政府。随着奥地利势力的衰微，4月份，皮埃蒙特王国国王、教皇庇护九世、那不勒斯国王和托斯卡纳大公联合决定派出军队，决定把奥地利军队赶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图谋未能得逞，因为这些统治者在进行军事进攻时没能团结一致，再者，奥地利军力要略胜一筹。
六月起义
1848年革命6月在巴黎出现了关键的转折点。4月选出的、主要由地方各省贵族组成的共和政府于6月22日宣布，主要救济失业者的国立作坊将关闭，留给失业者的选择是：要么应征人伍，要么离开巴黎到乡下去。政府中的保守分子显然是想正面对抗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力量，后者要求进一步进行社会改革。在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看来，进行社会改革，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共和国的希望破灭了。“玛丽代表政府的执行委员会，毫不客气地告诉皮若尔领导的工人代表团：‘如果工人们不离开，我们就以武力将他们赶出巴黎。’”（Price，1988：58）
结果，一次四五万人的大规模起义立即爆发了，主要集中在巴黎贫穷的东部地区。普赖斯描述道：
起义者主要是城里手工作坊的工人，来自于建筑、打铁、缝纫、修鞋和家具等行业，还有部分来自现代工业界的工人，如铁路工程项目，另外有许多非熟练工人和少数小商小贩。这些人可不像保守派宣传的那样是无根的流浪汉，他们多数是技术熟练工人，有家有业，和社区联系紧密。正是由于这种忠于社区的力量，才说明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参与起义，像第六区、第九区和第十二区。每一个抵抗中心都是由一特定行业所主导：车夫是在拉维莱特，船厂工人在圣马丁运河，铁匠们在坦普尔大道，木匠和手工艺人则是在圣安东尼区。
（Price，1988：59）
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像国民卫队一样拿起了武器，6月30日他们搭起街垒来自卫，他们认为这就是在保卫革命。用这样的方式，他们成功地控制了城里的大部分地方。为了对付起义者，政府动用了来自富裕区的6万至8万人的国民卫队、正规军3万人、机动部队2.5万人（Harman，1999：339）。经过几天激烈而血腥的街垒战，工人起义遭到镇压。斯特恩说：
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看，国民卫队显得特别残酷。500名起义者对付1,000名士兵和国民卫队队员，最后不幸倒在街垒战的血泊中。在最后一个街垒被攻克后，起义者遭到全城搜捕，约有3,000人被残酷杀害。此外，有1.2万人被逮捕，其中约4,500人最后坐了大牢或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劳动集中营。
（Stearns，1974：92）
保守派势力的反革命行为
巴黎6月起义失败，不只加强了法国反革命保守势力的力量，而且激励了反对革命的贵族和保守派进一步反击。例如，俾斯麦就“对普鲁士国民议会说，‘这是整个欧洲最幸运的事件之一’”（Harman，1999：340）。尽管各地的革命轻松取胜，很快建立了不少新政府，但这些政府所面临的困难则是巨大的：特别是1848年2月以来，经济危机日益加重，席卷了整个欧洲；反对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保守派实力不断提升，而资产阶级对民主的追求则极其微弱。
普赖斯（Price，1988：85）分析道，“旧有的社会精英从士气低落中恢复了过来，他们先前在现存政府体制垮台中经历了挫折”。这些精英在反攻这些运动产生的革命成果和政府方面，拥有一些有利条件。当革命对他们的财富、地位和权力造成威胁时，他们就有了团结的欲望；他们一般都可以依赖教会的支持，教会一向是保守派的堡垒；他们在民事服务和军队中占据要职；作为地主或雇主，他们拥有很大的权力，集体保持着极强的社会和文化优越感；他们的领导人比对手拥有更多的政治经验。此外，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革命仍然让现存君主保留了行政权力和管控军队的权力。与之相反，革命势力则因资产阶级要求保持秩序和实行君主立宪而实力大减。
一旦对自由主义作出让步，政治上的重新组合就会开始。较为温和的一派，尤其是那些富裕的和经济上无忧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地主、官员、商人和专业人士）就会打定主意要避免社会变革，他们更愿意保留一个强有力的、能提供保护伞的国王。的确，这是整个欧洲对要求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一种普遍反应。
（Price，1988：53）
在农村，“对农民的一系列让步，以及夸大左派力量对财产、宗教、家庭和民族造成的威胁，都有助于反对自由主义改革的保守派赢得民众的支持”（Price，1988：86）。而与此相反，左派力量则很难赢得农民的支持。
利用前面所说的优势，尤其是他们对国家机器和军队的控制，反革命势力对革命第一激进阶段推出的社会政治改革，实施了倒退。保守派的宣传将“红魔”描绘为一心以放纵的抢劫和暴行毁灭社会，因而“选举系统受到操纵，受到怀疑的地方官员被清洗，报纸和会议场所被关闭，激进分子受到压制。最后，许多领域实际上消除了激进政治运动的影响并进行政治复辟的行动”（Price，1988：89）。
在镇压了6月起义之后，法国立宪议会委任保守派将军、曾经成功掌控了政府军队的卡芬雅克，对地方政府实施行政控制。他被任命为部长委员会主席，在12月20日前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被选为总统（Denholm，1972：142）。在卡芬雅克担任主席期间，地方政府加强了对左派政治活动的常态化镇压。与此同时，立宪议会起草了第二共和国宪法。宪法内容十分广泛，其中规定：设立一院制议会，由男性公民每3年普选产生；保证一系列民权；创立一个总统领导下的政府行政机构，总统由男性公民每4年普选产生，总统权力很大，部长要对总统负责（Stearns，1974：213）。
1848年12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路易·拿破仑作为保守派候选人，以5,534,520票赢得压倒性胜利（Stearns，1974：213）。1849年4月又举行全国选举，产生了新宪法制下的第一届政府，保守派大获全胜，但也出现了戏剧性的政治极端化，激进派候选人得票也很高。750名议会代表中，75至80人是温和的共和派，约有200人属激进派（民社党成员），450多人属保守派（Pouthas，1967：408；Price，1988：64）。激进派得到了大城市中工人阶级选民的强力支持，也得到了东南部农民的支持。左翼力量在以下领域进行了艰苦的工作：
着力渗透偏远农村，鼓励组织起来，散发宣传性的歌曲、小册子和报纸。他们许诺：工作权利、免费教育、支持兴建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利率低的信贷、为穷人减税、向富人增税，以及对国家经济的重要部门实行国有化。
（Price，1988：64）
激进左翼力量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令保守派大为震惊，结果导致政府镇压行动的加剧，最后于1851年12月达到高潮，保守派全面支持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路易·拿破仑废除了第二共和国宪法，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解散了议会。这是对大量无产阶级、小资阶级和农民希望的致命威胁，他们本来希望共和民主会带来社会改革。这种希望产生于激进派在1849年选举中的成功，许许多多人指望着1852年选举取得更大的成功。因而，政变激起了一波民众大规模武装抵抗，主要发生在激进共和派实力强的地区，约有10万人参与，7万人拿起了武器。武装起义在中部（阿列、涅夫勒）、西南部（洛特加龙、热尔），特别是东南部（德龙、阿尔代什、巴士阿尔卑斯、埃罗、瓦尔）等地区爆发（Price，1988：65）。最后，由于这些地区和大部分农民起义没有全国性的协调，他们被忠于波拿巴的军队击败，波拿巴于1852年称帝，号称拿破仑三世皇帝，后来他作为保守的平民独裁者，统治法兰西18年（史称第二帝国）。
1848年10月，德国的法兰克福议会开始起草一部新的自由主义宪法。宪法保证民权，诸如：结社、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自由，审判要有陪审团。宪法还废除了所有的采邑权力和其他封建特权，规定设立“两院制国民议会，上院由各省的代表组成，下院则由普选产生”（Stearns，1974：187）。为了实行君主立宪，法兰克福议会3月28日“邀请普鲁士国王接任统一德意志的世袭王位”，这就要求弗里德里希·威廉公开宣示，而他拒绝了被自己称为的“来自贫民窟的皇冠”，而且他还评价说，“那是自己做主的德国人民给我戴了条狗链子”（Stearns，1974：188）。作为回报，议会大多数代表没有反对国王积极推动贵族的反革命行动。从这个时候起，革命进程主要被以下态势所左右：不断增长的反革命势力、资产阶级逐渐衰微的政治勇气、大部分农民的沉默，以及工人阶级、学生和部分中产阶级的日益激进化和政治勇气。随着普鲁士和奥地利代表的离去，议会实际上于5月30日就解散了，而到6月18日，军队遵照国王的命令进行了彻底的镇压。这一举措激起了工人、学生和部分中产阶级广泛的武装抵抗：莱茵兰、巴伐利亚领地、巴登和萨克森，都爆发了武装起义。因为这些起义是相继发生而不是同时发生，普鲁士军队就可以一个一个地镇压下去。在巴登省的德莱斯顿，军队遇到了激烈抵抗，“激战4天，有8,000到1万名起义者加人战斗，最后250人不幸遇难”（Price，1988：70）。
击退起义者抵抗之后，普鲁士国王于1848年12月颁布了一部自由主义宪法，尽管规定了他有权否决所有法律，但同时也保护公民自由，建立一个两院制议会，下院由普选间接产生。1849年l月根据新宪法举行了选举，虽然结果是保守派大胜（184席），但激进派也不错（l60席）。议会在4月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国王批准法兰克福早先推出的自由主义宪法，国王再次解散了议会，实行有利于富人的新的选举机制，重新划分选区。斯特恩斯认为，
新的法律根据所缴税收将选民分为三类。第一类，缴清所有直接税的三分之一，是人口中最富有的5%，他们选举三分之一的代表；第二类，约是第一类人数的4倍，选举三分之一的代表；第三类，包括所有的大多数（约占缴税者的75%），还有不缴直接税的人，他们选举剩下的三分之一。这一别出心裁的选举机制，既让许多自由主义者满意，也让保守派满意，因为两者都没有真正喜欢过民主，这一机制一直延用到1918年。
（Stearns，1974：190）
新的选举制度，不只是选举出一个权力有限的保守议会，而且还建立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示范模式：遍及西欧和中欧的统治阶级推动并成功确立了政府形式，将一些有限的民主特色同君主大臣们无限的权力结合了起来。
在维也纳，内部分裂削弱了革命力量。8月23日，工人举行抗议，反对为了救济失业而采取的降低工资措施，抗议遭到了中产阶级国民卫队的强力镇压，杀死6人，伤了许多人。这一事件加深了工人与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和专业性中产阶级之间的裂痕。工人盼望实行社会改革，过上好日子；而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和专业性中产阶级则只希望实行有限的政治改革。虽然估测的参与人数有所不同，但显然至少有三四万，甚至多达10万人参与了10月6日在维也纳爆发的武装起义，起义者群情激愤，抗议国王派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的革命政府。他们抢了城内的军火库，杀死了战争部大臣（Price，1958：72；Siemann，1998：163）。“保卫革命的军队有维也纳军团（常规部队）、各种民主协会、工人俱乐部、学生团和一个新成立的机动卫队。这些人都没有多少财产，武器则是从军火库抢来的。”（Siemann，1998：163）10月26日，反革命军队温迪什格拉兹将军指挥7万军队进军维也纳。经过7天的激烈战斗，温迪什格拉兹的军队占领了维也纳，杀死了2,000多名起义者。这不仅在奥地利复辟了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体，而且直接加强了奥地利军队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反革命暴行。
维也纳起义的命运同匈牙利为民族自治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普赖斯分析说（Price，1988：82），“德意志-奥地利人主导的帝国官僚认为，匈牙利改革者们对自治的要求过高，超过了帝国能够承受的能力”。奥地利帝国政府和匈牙利议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9月21日达到了极限，科苏特领导的国防委员会成立，实际上就是成立政府。9月28日，帝国政府采取行动解散了匈牙利议会，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实际就是向匈牙利政府宣战。在初期遭到失败后，紧急组建的匈牙利军队，在匈牙利人民的强力支持下，成功阻击了奥地利军队，但由于匈牙利将军戈尔盖犹豫不决，没能在10月底实施进军维也纳支持起义者的计划，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就给奥地利帝国政府留出了时间，一方面可以加强在奥地利国内镇压革命的行动，另一方面请求俄国沙皇提供军事援助对付匈牙利。在10万俄国军队的帮助下，奥地利军队成功打败匈牙利军队，并于1849年6月解散了革命政府。
1848年7月25日，奥地利军队在拉德茨基的指挥下，在科斯多佐成功击溃了皮埃蒙特王国军队。这让奥地利军队重新占领了伦巴第，开始了对威尼斯的封锁，最后迫使后者于1849年8月22日投降。对奥地利占领军的抵抗失利，部分原因是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
米兰和威尼斯的革命政府主要关心的是财产，十分不情愿进行重大的农业改革，加之皮埃蒙特军队进驻伦巴第平原时又大量征用土地，疏远了大量的农民，也让城市中的革命运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Price，1988：77）
1849年，革命起义遍及意大利各邦国，但驻扎在北部邦国的奥地利军队最后还是成功镇压了起义。法国军队镇压了罗马的革命政府，这一政府成立于2月，反对教皇的世俗统治。那不勒斯国王的军队则逮捕了1.5万多名反对君主政体的革命派。
人民的春天
尽管有许许多多不同，但1848年革命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这些革命显示出很大程度的同步性，尤其是在18世纪通信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革命运动的起起落落居然会受到欧洲其他地方相关局势的深刻影响；第二，法国发生的革命起到了关键作用，既推动了初期阶段汹涌的革命浪潮，也在巴黎6月起义失败后激起了反革命的疯狂反扑。第三，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
所有的革命都带有同样的气氛、同样的格调―一种好奇的、罗曼蒂克的乌托邦气氛以及诸如此类的言语……民兵们兴高采烈，留着胡子，系着领巾，戴着宽边帽。三色旗迎风飘扬，街垒无处不在，解放的气氛扑面而来，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困惑。这是“人民的春天”，的确，正像春天一样，匆匆而过。
（Hobsbawm，1975：26）
第四，激进派采取的立场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大都是学生、熟练工人，还有专业性的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日程是建立一个集权化的民主共和国，同时进行社会改革，结束封建主义，减少工人们的贫困和痛苦。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经济危机席卷欧洲，造成了无以数计的工人失业。共和国“是根据法国革命推翻王公贵族后实践过的原则加以建立的，高高竖起的是三色旗，一般都是以法国国旗为样板的”（Hobsbawm，1975：25）。
除了有地贵族、君主、教会和保守派的死硬反对外，激进派面临的重大障碍还有资产阶级对民主的三心二意。在每个国家，资产阶级中最富有的成员倾向于与反革命势力同流合污，甚至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也是一样，他们一心想创立代议制民主，不管是采取君主立宪形式，还是共和形式，无不充满了算计。他们总是对民主充满担忧，认为这与社会革命是一个样（Hobsbawm，1975：25）。
资产阶级面临的问题是，1848年革命“实际上或立即会成为劳苦大众的社会革命”，而且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在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Hobsbawm，1975：28）。“他们吓坏了那些自由主义温和派，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激进的政治家，这些人是被他们推上了权力顶峰，至少变成了旧制度的支持者。”（Hobsbawm，1975：28；同见Harman，1999：336）而工人、工匠和小企业主则被这些革命鼓动了起来，并成为激进派。他们奋斗的目标不只是建立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而且还想建立民主、社会地位平等、向所有人提供生计安全的共和国。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决定性的对抗，“不是旧制度同联合的‘进步力量’之间的对抗，而是‘维护秩序’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对抗。其中，至为重要的对抗不是发生在2月的巴黎，而是发生在6月的巴黎。6月，工人起义受到围攻，最后失败，遭到屠杀”（Hobsbawm，1975：30）。1848—1849年革命的重要之处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对西欧有两大重要发现：革命很危险；不通过革命，他们的一些实质要求（尤其是经济上）也能实现。这样，资产阶级就不再是一派革命力量了”（Hobsbawm，1975：33）。我们在第十章中也会看到，巴黎公社的经验证实了这一分析，并因此而成为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的标志。不管怎么说，资产阶级在法国1789—1793年革命、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中，都起到了广泛的历史进步作用。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支持代议制民主（不论君主立宪制，还是温和的共和制）。可是从1871年起，资产阶级就反对任何革命运动，因为这些革命推动更大范围的参与形式的民主，威胁了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因而也威胁到他们的财富、权力和特权。
结语：1848年革命的历史遗产
1849年8月匈牙利人和威尼斯人投降后，革命就宣告死亡。除了法国是唯一的例外，其他国家所有的旧时的统治者都恢复了权力，例如，哈布斯堡王朝帝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而无数革命者都四散逃亡了。同样也只有法国例外，其他国家所有的机制变革，1848年之春催生的所有政治和社会梦想都很快烟消云散了，即使在法国，共和国也只延续了短短的两年半。
（Hobsbawm，1975：27）
对1848年革命的这种诠释，没能充分强调革命对后来的欧洲历史轨迹产生的重要影响。第一，最为重要的是，1848年革命结束了中欧和西欧地区依然存在的封建体制下的义务、苛捐杂税和农奴制。但结果是，农民并没有比以前好多少，因为有地贵族进一步转变为农业资本家，以货币形式对租用他们土地的佃农收租；同时也因为国家提高农民必须缴纳的税收，以对贵族失去封建特权而进行补偿。但尽管如此，废除农村的封建体制，有助于农业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必要的农业生产力，从而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第二，1848年革命之后，西欧国家的君主不再按传统的专制方式统治，这受到了教会神权的认同，并得到了臣民的欣赏和爱戴。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这样，保守派特权阶层以及富人等势力就不得不以新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了。要维护社会秩序的人就必须学习人民政治”（Hobsbawm，1975：38）。通过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他们发现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是：
承认一定的政治权利，同时牢牢控制官僚和军事机构。在法国、德国和奥匈帝国这样的多元化社会体制中，普遍性选举和代议制得以保持，但对参与者的权利则有严格的限制。
（Price，1988：96）
第三，1848年革命既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思想嬗变，对欧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848年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唯一直接参加过的革命（Nimtz，2000：57—81）。在德国革命、巴黎残酷镇压工人起义的事件中，资产阶级自由派起到了保守的、最后是背叛的作用。这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独立组建政治组织至关重要。工人阶级需要拥有自己的政党，因为即使“民主资产阶级”在推翻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愿意依赖工人阶级的支持，但一旦取得成功，他们“就会立即利用最新得到的权力来对付工人”（Marx，1978：278）。马克思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夺取了国家政权，并运用这一权力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必不可少的过渡点，从而实现消除一切阶级差别，消除阶级所依赖的所有生产关系，消除跟生产关系相对应的所有社会关系，使产生于这些社会关系中的所有思想革命化。
（Marx，1978：127）
最后，哈曼（Harman，1999：342）认为，“回顾1860年代晚期，资产阶级会从反思中意识到，他们也许在1848年的政治斗争中遭到了失败，但在经济斗争中获得了胜利”。1848年革命也许没能催生由普选产生主权政府的代议制民主，但催生了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宪法、法律和政治体制。
扩展阅读
如果想广泛地深度阅读，请参阅普赖斯（Price，1988：101-109）和施佩贝尔（Sperber，1994：260-269）的作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1848年革命的最佳读物是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75：21-40；同见Hobsbawm，1962：359—372）和哈曼（Harman，1999：335—344）的著作。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章节论述也有很多，但普塔斯（Pouthas，1967）的著作仍然值得一读，吉尔迪亚（Gildea，2003：83—104）和里昂斯（Lyons，2006：214—237）提供了最近出版的新作。普赖斯（Price，1988）的著作并不长，但却是一本十分出色的概览。施佩贝尔（Sperber，1994）的书也是概览，稍长一点，不过内容更详细、更全面。其他一些关于1948年革命的作品包括：法萨尔（Fasal，1970）、拉波特（Rapport，2009）、西格曼（Sigman，1973）、斯特恩斯（Stearns，1974）和罗伯森（Robertson，1960）等人的书。
尽管不是专门研究1848年革命，但穆尔斯（Mooers，1991）的著作对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有十分精妙的马克思主义描述，其中有章节介绍法国（专制主义到波拿巴主义）和德国（普鲁斯专制体制到俾斯麦）。阿居隆（Agulhon，1983）、德诺姆（Denholm，1972）和迪沃（Duveau，1967）关于1848年法国革命和第二共和国的论述对于读者大有裨益。普赖斯（Price.1975）的著作提供了一系列原始材料，十分有用。
关于马克思（Marx，1978）的分析，请参阅《l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尼姆茨（Nimtz，2000）则精彩地描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1848年革命以及他们对革命的分析。关于德国和奥匈帝国1848—1849年革命的情况，请参阅西曼（Siemann，2001）和布莱克本（Blackhourn，1997：138—174）的著作。西曼（Siemann，1998）的另一著作也很有帮助，布莱克本和埃利（Blackbourn and Eley，1984）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有丰富而深刻的探讨。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Engels，1967）是一本必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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