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未来（特里·伊格尔顿，2003）

社会主义的未来

特里·伊格尔顿

（2003）
吕增奎编译

资料来源：Terry Eagleton: A Future for Socialism? Bulletin of the Marx Memorial Library; No.138, Autumn, 2003

　　谈及福山，人们可能会想起，在那些历史上不断重复自身的事情之一是历史死亡的宣称，但它一直在传播从新约圣经到黑格尔的福音；这种宣称又如同任何其它的重复那样是使历史继续下去的事情。宣称历史终结的行动只为历史添加了一点东西，因而与宣称本身相冲突，因此这是一种表述上的矛盾。历史上或更准确地说是意识形态中最不成熟的讣告是20世纪5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由于越南战争、黑权（Black Power）和学生运动紧接着发生，“意识形态的终结”被证明为是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预言。

　　例如，资本主义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里可能会有一个严重的危机，这不是说一定会有，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不同于现在的未来当然不一定能保证会有改善，也很可能会变得更槽。既然必然的事情通常会让人不快，那幺会产生美好未来的道路也不是必然的。还有，如果不反对必然性的事情，就决不会找出必然性如何成为第一位的原因，因为公民社会日益被连根拔起的未来动荡状态，并不需要一个占星术士来预测。从政治上来说，如果没有大量的社会限产超雇（featherbedding）做法，市场力量就不可能全速前进，就会有太多的不稳定和不满的风险；但从经济上来说，正是那种限产超雇的做法遭到了市场力量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体制愿意削弱自身的霸权，而毋需来自左派的大量帮助。在左派仍处于混乱和无组织状态、没有能力把粗暴的自发造反引导为生产性的道路之时，需要担心的是历史仅仅会重复自身，而不是拆开历史缝合线的前景。因此，会有比本来更多的人受到伤害。

　　当人们不再思考左派正在提出的方案是多幺惊人地谦卑时，这才是更令人遗憾的事情。所有需要理解的是这些状况：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吃得饱，都有一份工作，都拥有自由和尊严以及类似的东西。这决不仅仅是一场革命而已。然而，可怕的迹象是我们的确需要采取革命才能达到目标。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极端性，而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令人惊讶的是，在那种无法实践自己部分思想的社会生活形式中，自由派、实用主义派和现代化派仍然坚持不放弃自己的极度乌托邦的幻想——这些“根本”不会错的思想。相反，保守派则十分正确地看到，有些事情基本上是会出错的。最幼稚的理想主义形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相信如果时间足够的话资本主义将会满足全世界的理想。

　　虽然如此，我从未相信过像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这样的概念会有太多的政治意义。关键的事情——任何充满道德或政治意义的行为都需要的必要条件——是现实主义，是把我们带入时而忧伤时而欢乐的现实主义。它对愤世嫉俗者听起来是过分乐观的，而对浪漫主义者听起来是冷淡的，通过这一事实，就可以判断出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话语。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一点才会变得令人沮丧，这些原因正是左派有时范错的地方。因此，我简单地讲一些左派们不必气馁的理由。

　　首先，我认为，相信左派当前的危机与共产主义的崩溃有任何太多的联系都是错误的。现在，几乎举不出世界上存在纯粹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例子。某些左派认为，苏联阵营也不存在真正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西方左派最后一次对斯大林主义抱很大幻想的时候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然，如果你想最有效地批判那种体制，你不必走向西方的自由主义，而应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它们对斯大林主义的抵制要比以赛亚·伯林激进得多。无论如何，早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全球左派就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如果有可以解释左派因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感到沮丧的原因，更多地是因为崩溃证明了资本主义令人可畏的力量，而不是因为某种先前的生活方式因齐奥塞斯库而走向没落。虽然如此，但20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的确是一场革命；而且，没有人认为革命会发生在此时——至少在某些后现代理论家看来是如此，因为既不存在革命化的总体性，也不存在从事革命化的集体主体。因此，这是极大的讽刺：这些教义在西方早已过时，但在东欧却披上政治的外衣。

　　那种想象中的大众冷漠不足以解释产生沮丧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沮丧感的产生是因为共产主义曾是一个神话。当前，人们可能不会对政治或剩余价值理论思考很多，但是如果你试图修建一条穿过他们后院的高速公路，或关闭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他们的反抗就会此起彼伏。如果这样做没有太多的风险，并且会有比较大的成功机会，反对一个不公正的权力就是合理的。这样的反抗不可能会没有一点效果，但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一种制度尽管很微弱，只要它能赢得你的某种满意，只要对它的替代制度仍然是充满危险，并且是黯淡不明的，那幺拒绝激进的政治变革也是合理的。无论如何，多数人不得不把精力完全投入到生存和物质问题之中，不得不忽略政治太多。我们也把相当多的精神投入到一种对法律自虐式的迷恋之中，投入到一种对超自我极度享受的顺从之中。我们从削弱权威之中获得了虐待狂般的快乐。就这些原因来说，激进的变革就很难实现。但是在今天合理的要求就意味着“冷处理”，而在20世纪70年它意味着设置路障。此外，一旦一个政治体系不再能提供足够的满意来维系它的公民，一旦风险相当低的、现实的替代产生，那幺政治造反就像一个康乃尔新生谈话中的“可能”这个词一样可以预测出。在我们的时代中，种族隔离的结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因此，就很少有证据表明，公民在总体上是麻木不仁或自鸣得意的。正相反，却有证据表明他们对大量的关键性问题十分警醒，尽管多数人在寻找解决办法时，可能会求助于社会主义，就像他们可能会求助于通神论一样。在面对巴西无土地运动、法国工人阶级的战斗性、美国学生反对血汗工厂运动以及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进攻时，不应夸大左派反抗力量的虚弱。“工人阶级正在消失”的论断也不能通过严密的审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在规模和重要性已减少是事实不错；但是在领取工资的工业手工工人的意义上，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一回事。你不能因为你是个餐厅服务员，而不是个裁缝，就不再是工人阶级了。粗略地讲，“无产阶级”是指一种劳动，而“工人阶级”是指一种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产生这种混淆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无产阶级。无论如何，在其严格的和技术上的意义上，无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数量已经增加了。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相对于其它阶级而言，无产阶级的人数一直在下降，这仍是有待论证的看法；但没有任何要求规定，要取得革命主体的资格，工人阶级必须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阶级。

　　也没有任何要求规定，工人阶级必须是最悲惨和最可怜的人。一些社会主义者一直把工人阶级看作为革命变革的主体，这不是因为它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难——有时是这样，有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它被置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内，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可能接管者，就像其它一些激进力量一样，工人阶级立刻成为资本主义的基础和来源，但是它还不能完全包含在资本主义之中；工人阶级的部分逻辑仍是颠覆资本主义，因此在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上，工人阶级是一种解构性力量。如果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具有特殊的地位，那幺这既不是因为它特别的悲惨，也不是因为它人数众多，而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二元或矛盾性逻辑的症候性证明物。如果工人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化者”，那幺这是因为它代表资本主义体制整体的矛盾——它逃避任何和谐的总体化的方式。

　　因为马克思主义最终的声誉扫地，左派就应感到沮丧吗？不，因为它不必如此。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成功地击败，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因苏联阵营的瓦解而曾令人怀疑过，那幺当我们完全了解了苏联阵营是多幺畸形的社会主义时，它在20世纪60、70年代为什幺没有被人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未被揭露过有思想上的破产，部分原因是它从未有过思想上的破产。一种文化和政治的整体变化已使马克思主义超出了物质力量的范围，但是作为一种对世界的描绘，几乎没有人不赞同它。在这一点上，有哪一个超过1848年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预测了一个全球化扩张、不平等加深、悲剧上演和福利加强的未来。梅纳德·凯恩斯与此相比，过时的东西太多了。

　　无论如何，当人们说马克思主义不再值得信任或无关紧要时，他们都在暗示他们确切地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幺。虔诚的反本质主义者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好象我们能离析出现在已经被割裂的教条的某种本质。可是，想找出作为一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东西，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对阶级的关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吗？当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坚决认为，这对他们来说决不是什幺新鲜的事情。政治革命、阶级斗争、废除私有财产、人类协作、社会平等、异化的结束和市场力量这些是吗？根本不是：许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左派都持有这些观点。那幺历史的经济决定论呢？或许这正变得温馨起来；弗洛伊德认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动机，如果没有这种隐秘的强迫性冲动，那幺我们就会整天处于一种“陶醉”的状态之中。历史的不同物质阶段决定了社会生活的不同形式？这几乎是激进启蒙运动的陈词滥调。

　　在清除幻想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也没有破产。仍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左派思想，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看起来像什幺、市场就其特定的功能来说在多大程度上仍是必要的等方面，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再有任何的想象成分。有人可能也会补充道，20世纪末根本没有目睹革命性冲动的失败，目睹的仅仅是一种表述的变革。在20世纪中期，它看到了现代时期最野蛮的激进运动的胜利，反殖民主义最终把旧帝国从权力的宝座扫落下来。社会主义一直被描绘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运动，而反殖民运动则一直是离最成功甚远。这些没有哪一个是让人感到沮丧的充分理由，资本主义固若金汤的观念也不是。某些清醒的激进派可能会这幺认为，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定不会这幺看，它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整个工商业是多幺地不稳定——一种全球化所加深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不稳定。因为如果世界的每一点都与其它的每点密切地联系起来，那幺，某一点的颤动就意味着另一点的痉挛，在第三点就意味着一场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体系的普遍支配也成为一种脆弱性的根源。

　　那么，让左派感到沮丧的是什幺？答案显而易见：它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极端稳定，而是资本主义体系令人可畏的力量。目前对我们而言，它是极其强大的，或者在我看来，在任何短期或中期的未来内是如此。那幺，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将只会延续下去？一点也不是。如果没有任何来自它的政治反对者的帮助，资本主义体系就极易停止下来。对那些反对者来说，不管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都是富有争议的一点。资本主义体系一定会进行剖腹式的自杀。但为了在资本主义体系被击败之时我们不致陷入野蛮状态，它的确会接受社会主义或类似的事物。因此，这就是反抗力量为什幺如此重要的原因：尽可能地反抗必定会从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大危机中产生的法西斯主义、极端混乱和暴行。瓦尔特·本雅明睿智地看到，革命不是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而是紧急制动器的应用。布莱希特补充道，激进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就是保护尚未诞生的未来，在历史的暴风雨中提供庇护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