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我的维特根斯坦

我的维特根斯坦

伊格尔顿

　　如何给思想观念照相呢？概念的色彩和肌质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些问题与一部关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电影有关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年的维特根斯坦本人就对言说（saying）和显示（showing）之间的断沟相当关注。语言的内在结构可以展示语言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但是不能陈述这种关系，因为陈述时需要另一语言来丈量现实与关于现实的话语之间的距离。这好比用尺子量物体的长度，然后想用同一把尺子量出尺子与物体之间的距离。不管用什么样的恰当形象，反正这里说的是一个纯粹自找失败的高难度动作，是某种反身的后手翻或不可思议的豁然大悟：我们能跳到自己的影子上或看见自己看到了什么。在早年的维特根斯坦看来，任何诸如此类抓着自己的语言鞋襻把自己举起来的事情都是根本做不到的。如果我们的语言能抓住自己的把手，那么罐头盖上随带的起子也就能自己拉开；不过，这正是欧洲现代主义潮流从未停止追逐的一个目标。《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也暗合这一潮流，因为与这个令人惊诧的神秘文本真正并列的既非罗素亦非弗雷格，而是乔伊斯、勋伯格、毕加索以及所有那些自嘲式的先锋派艺术家，他们竭力以自己的样式再现并同时指向再现过程。任何这样的努力都有某种独特的自我解构性，同样，《逻辑哲学论》也暗含着一种自我破坏的机制，因为它竟然荒诞地想要确立自己已经非难过的东西，比如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因此它绝对没有存在的资格，必然最终把自己击碎。维特根斯坦在该书的结论部分神秘兮兮地说，读者如果明白这些命题，就会知道这些命题是一派胡言。只有这些命题用作梯子，一登上去就把它们踢开，他或她才能看到真正的世界。《逻辑哲学论》以一处现代主义者的自嘲姿态把自己删除了，仅仅通过它的突然内爆释放的幽微光亮才将直理照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维持根斯坦一直要求调到更危险的前沿阵地，这使军事司令非常为难。他希望靠近死亡或许会使他远未得到满足的存在出现一点起色。他口袋里装着《逻辑哲学论》草稿，蜷伏在语言极限的战壕里，背上紧贴着死亡的黑暗，一下子变得哑口无言。你可以显示你的意思，如挥手或微笑，但是你不能把它说出来。这可不是那种含糊不清的表达或虚假的说辞，如“如果能告诉你的话，会让你知道的”，而是严格在再现限度内进行的展示。所以，正是他以一种古典的批判姿态从语言自身的内部勾划出语言的边界，他在哲学可以说的事情和哲学最好保持沉默的事情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分界，可以说的是所有那些并不十分重要的事情，应该保持沉默的是那些重大的问题。关于这些重大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和侦探惊险小说家、托尔斯泰和糟糕的美国电影、圣约翰和门德尔松，他们也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特别的线索。后斯的维特根斯坦彻底丢开“语言'描画'世界”的比喻，把它看作囚禁我们的又一个误导的比喻：说什么语言与现实没有距离，当然也不是说它们面对面地贴近，云云。不过，他仍然怀恋并追寻着那条终极边界，一直追到欧洲外沿一个叫做基勒里的港口，几年前，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决定写他的。

　　从技术上讲，基勒里港是爱尔兰的惟一峡湾，风光旖旎，属于康纳玛拉北部的一个盖尔塔彻特（爱尔兰说法）地区。这里几乎算不上一个村庄，只有四五处茅舍，称作罗斯鹿，维特根斯坦1948年从剑桥逃到这里。当地传说他养鸟写字，我们后来读到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大都在这里草草写成。还有一些早期手稿维特根斯坦让一个名叫汤姆·玛尔克林斯的当地渔民在维特根斯坦住处的一个外间小屋里烧掉了。汤姆是维特根斯坦在罗斯鹿期间的家务帮手；许多年后第一次遇到他时，我带着一本诺曼·麦尔考姆的维特根斯坦《回忆录》，里面提到一封维特根斯坦致罗素的信，信中甚为赞许地提到了汤姆。我把有幸出现在伟人们之间的他的名字指给他看，但他一点也不断所动，这真让我高兴。不久前，我再到罗斯鹿参加爱尔兰总统阁下主持的维特根斯坦故居揭匾仪式，那个茅舍成了一个青年活动营地。汤姆已经在前一年去世了，我找到了一些年老的渔民，和他们谈起那痊威严仰止的外国学者，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突然屈尊降纡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注意到他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还想知道他的身高，说话带德语口音的还是英语口音，以及拍电影所需的其他内容。他讲纯正的上流社会英语，我猜对了。

　　弗雷格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萨特是媒体的知识分子，罗素是每个小店主心目中的圣哲。

　　伙计，这一切都有什么关系？据说伦敦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曾这样问罗素，他认出坐在出租车后座上的人就是罗素。而维特根斯坦则是诗人、作曲家、剧作家和小说家们的哲学家，他那部了不起的《逻辑哲学论》中的片断就曾被配上音乐。从一盘荷兰制作的磁带上可以听出用婉啭动听的声音读出这部著作中的句子，那是一种轻快的德语舞台音调。也许是因为维特根斯坦由巨富而赤贫的一生有一种虚构或神话般的品质，他的一生比艺术还要艺术，很容易予以艺术再现。1987年我写了一本关于爱尔兰的小说（《圣人和学者》Saints and Scholars），其中写到共和党领袖詹姆斯·康纳利、哲学家尼考莱依·巴赫金和维特根斯坦在盖尔威的茅舍的一次重要会面。但是即便在这种细节里，真实性仍然胜过了虚构性，因为当时任伯明翰大学首席语言学教授的巴赫金（他是更出名的那位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哥哥）的确是维特根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维特根斯坦第一个对他朗读过《哲学研究》。尽管巴赫金兄弟因苏维埃革命的动荡而失去了联系，但两人的著作非常相似。尼考莱依甚至不知道米哈伊尔还活着，后来他在巴黎一家书店偶然碰上了那本米哈伊尔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

　　两三年前，请我写维特根斯坦的电影剧本，是因为我写了关于他的小说。这个片子将在4频道上作为系列电视剧《哲学家们》之一播出。这个哲学家系列剧由塔里克·阿里（是1960年代英国回应丹尼尔·考恩一本迪特的产物）制作，下属的班顿公司为4频道制作了反映所谓第三世界的精彩纪录片。假设面对的是对维特根斯坦几乎一无所知的观众，以戏剧的形式简明扼要地向他们传达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观点，不可能讲得很充分。导演德莱克·嘉曼是最激进和最有争议的英国电影导演之一。他读了剧本后问我为什么以剑桥为背景，我回答：“因为他主要生活在那里。”嘉曼告诉我：“我们不在剑桥拍电影。首先因为人们都在剑桥那个鬼地方拍电影。第二，剑桥的学院地收地皮费。”我们把背景改在滑铁卢的一个弃置不用的摄制棚里，拍了两星期才花了300000英磅，英国电影学院也给了一些经济帮助。

　　我不会谈导演如何把自己的剧本删改得不成样子，那种斤斤计较的叙述已经屡见不鲜。我只说一点就足矣，代理人曾经要把我的名字从摄制人员单上划去，而英国电影学院则铳人吃惊地说服我把名字留在上面。嘉曼是一个特别杰出和胆量过人的电影导演，但他也像那些杰出的电影导演们一样，对不能立即转变成惊心动魄的视学形象的任何思想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会说我的剧本太罗嗦（像一个爱尔兰人写的东西），他说的疑很对。按他们说，电影不是一种词语媒介，即使关于一个始终专注于语言的思想家的电影来说，翻新复如此。最后拍出来的电影不乏一些精彩的片断，但也有一些令人扫兴的地方。那些欧陆年轻人穿着黑皮夹克四处晃荡，还装出一副哲学家的样子，他们以为斯宾诺莎可能是某种意大利面食。他们偶尔会把哲学家的无用性与互相挤到床上的兴奋性做一个鲜明的对照，我以为这并不符合维特根斯坦的本意。有个怪模怪样的人不时冒出来，说上一通莫明其妙的话。不过，卡尔·约翰逊长得很像路德维希，而且很哲学家的气质，电影里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佩服的地方。总之，在爱尔兰和伦敦的拍片经验使我明白，在戏剧和电影里，作者的确是死了。即使没有完全死掉，也只能和端茶的小伙计一起规规矩矩地坐在排演室的后面。无论自己的神圣文本正在遭受多么可怕的屠宰，作家必须告诫自己保持沉默，否则演员们就会收到矛盾的信息。这些人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对知识分子就像对街上人一样，不摸底细而谨慎有加。对剧本的改动偶尔也感激的地方：当时正在爱尔兰拍最后一集戏，演员们要求和我开一个讨论会，因为剧本里有一些他们不太明白的地方。我给他们讲解生活的意义，虽然声嘶力竭但仍然不得要领，他们抓耳挠腮地坐在周围，本子上记下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

　　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观念拍成传记片实在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它们完全是明摆着的两回事。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仍然怀念着纯冰一样的哲学的精确性，怀念那些无数的形而上的巨大冰块默默地向地平线延展。这是一幅壮丽的景象。但是他后来明白，在那个世界走路会摔个人仰马翻。我们需要走在一个能磨擦的地方，能感觉到我们共同的人类实践的那种粗糙性和不确切性。测量太阳的距离需要精确到毫米的程度吗？某人不清晰的照片难道根本就不是一张照片吗？如果抗议语言不是一种确切的工具，那就好像抱怨萝卜上奏不出曲子。于是我们就有了写出《哲学研究》的后斯的维特根斯坦。他抛弃了苦行僧般的青年时代和水晶一样的纯洁性，竭力使我们回到混杂而多义的平常言语的粗糙地面上来。然而，与后期这种无终洁的、多元的、通俗的探询形成最大反差的还是他本人：专横而不容抗辩的家长作风，被一种令人疲倦的追求道德完美的热情所驱使，非常熟练地随时把任何挡他路的朋友扔在一边。罗斯鹿的渔民不无沮丧地还记得他如何与他们保持着距离，汤姆·玛尔克林斯为了不让他那个易怒的主人听到狗的叫声而颇费精神。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可爱而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本人实在不像那个如雷贯耳的哲学人物维特根斯坦。他是一个兼僧侣、神秘主义者和机械师于一身的惹人注目的人物。他是一个欧洲高大知识分子，但是像托尔斯泰那样渴望返璞归真。他是一个性情暴躁的极权主义者，但是却永不满足地追求着神圣的境界。我希望所有这一切在电影中有一定的反映。但奇怪的是，这与他后期思想里的谦敬隐忍观念是相抵触的。这个人一听见那句英语成语“世界有容乃大”便大为感动，气喘吁吁地评论说，这是至美至善的金玉良言。

　　维特根斯坦写道：“什么都隐藏不住，一切都任人观睹。”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却并非如此，他曾偷偷地搞过同性恋。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非常激进，那是因为他使我们的言语和实践真正恢复了社会性。推翻了那种根深蒂固的自我形象，即把自我看作对自己私人的和不可言表的感官感觉进行思考的孤独之物。能有一种私人的语言吗？可以说，这就像一个人把钱从自己的一只手里换到另一只手里之后，就以为他已经做了一笔金融交易。也可以说，就像一个人把手放在自己头上，然后喊“我真的知道我有多高！”维特根斯坦对内在的东西没有耐心，也没有在耐心去崇拜“个人经验”，他对所有那些自以为是笛卡儿式的术语及其到处滋生的个体主义政治不感兴趣。我知道我受着痛苦，但是只能推测和推导出你在痛苦，这一事实就是我的痛苦和你的痛苦的不同之处吗？一派胡言：声称我知道我痛苦，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动词“知道”只有在一定的怀疑语境里才有力量，现在遇到的不是这个问题。“我的确知道你此时的感觉”，我说的这句话至少有时候是有意义的。我如何像接近你那样地接近我自己？不需要劳神费力地将经验主义原子主义或浪漫主义个体主义的悠久传统非神秘化所有这一切都已经由一个饱受孤独折磨的灵魂完成了。他曾经问，人们以为我行为古怪？仿佛他们是在透过窗户盯着窗外人的奇怪动作。他们不知道外面正下着暴风雨，不知道那个人每走一步都极其根难。维特根斯坦的路也走得非常艰辛，哪怕稍有出轨之举，就会一蹶不振。所以他怪模怪样地满口伦理道德，深受把一切看作赎救或惩罚符号的清教主义狂热病的侵害。倘若他不要讲那么多道德，他对赎救的信心或许会更大。最后，他被放逐于纯冰和粗糙地面之间，二者都不是他的家园；正像凯因斯在电影中评说的那样，这是他的所有悲哀的根源。

　　当然，他的社会位置并不好。我是说，他出身于一个荒唐而富有的家庭，虽然他竭力摆脱这种无能的标记并为此而一部放弃了属于他的那部分钱财，但是他永远清除不掉家庭出身给他留下的致命痕迹。他来自维也纳，那是一个美食终日、肥脂流肠、热中享乐的地方，是淫佚趣味和庸俗艺术的斗鸡场，中产阶级越来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整个城市四肢僵硬，阴道干涸，阴茎萎垂。城里的人咳嗽，口吃，被癌症和假怀孕的磨影所困扰，等待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诊治。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数学可以治愈维也纳的这种严重的肠胃气胀。在这个充斥着奶油蛋糕和圆滚滚身体的哈布斯堡帝国，所有的一切都是绝无仅有的，纯粹完整的。苦行僧的儿子辈像俄狄浦斯一样造他们吃喝过度的父辈的反。在这场斗争中，最糟糕的是他们中的一些鲁莽之士自杀了，其中有两个是维特根斯坦的兄弟。这种新的苦行僧哲学是纯洁的，严明的，表里如一的；它是维也纳所不是的一切。电影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展开的，然后追踪年轻的路德维希到曼彻斯特（他在那里发明了新型的航空发动机），最后到了剑桥，他从未放弃逃离那个玩具城的打算。他跑到爱尔兰，后来到了一个孤零零的挪威峡湾（又一个尽头），到了奥地利的一个寺院，在那里当园丁助手，最后又踢又喊不情愿地被拖回学术圈。他甚至在最黑暗的斯大林时代跑到苏联，几次拒绝当那里的哲学教授，而是要求做一个体力劳动者。他也许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他认为哲学没有多少用处，催促他的助手们放弃哲学，正如他曾经迎着国王队列走上去，鲁莽地要F.R.利维斯放弃文学批评。他只写过一本书，属于那种异端的哲学亚潮流，用笑话、警句、轶事酿造出全部复杂的思想，用直白的语录或不经意的顿悟表达出来。在哲学家一族中有各种各样的灰谐家，从基尔凯郭尔和尼采到阿多诺和德里达，他们只有发明一种新的哲学写作体裁才能讲出他们的意思。《哲学研究》读上去像一堆形象的集合或叙述断片，惊奇而大声地问我们一些无可无不可的问题。我们就像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家一样，怀疑作者有若干答案，但他把答案都藏起来，逼我们自己解开秘密；热情地邀我们参与进去，同时却在我们周围绕着圈子。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哲学是一种疗治方法。如果说他对弗洛伊德疑虑颇深的话，那是因为（像电影中他说的那样）要认识一个维也纳人，必须通过另一个维也纳人才行。艺术家们所以对他敬佩，部分明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优秀艺术这，他用以表达思想的那种文学风格让人觉得他一定是这个世界游刃有余的逍遥之人，其实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不管如何，这部电影公映了，伦敦到处可见年轻男女们穿着维特根斯坦T恤衫。批评家们热，部分明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优秀艺术这，他用以表达思想的那种文学风格让人觉得他一定是这个世界游刃有余的逍遥之人，其实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不管如何，这部电影公映了，伦敦到处可见年轻男女们穿着维特根斯坦T恤衫。批评家们热烈地争论着这个怪人的重要意义，而我正在等着好莱坞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任编剧的爱尔兰戏剧公司正在策划一个将于贝尔法斯特上演的圣诞节哑剧，主有斯蒂芬·里厄曾在我的《圣奥斯卡》（Saint Oscar）剧中饰演过奥斯卡·王尔德。但是爱尔兰共和军刚刚炸掉了会场。有些批评家仍然相信艺术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但在爱尔兰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