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八章 谈判中的诡计
1934年5月21日，星期一那天早上，市场区的激战还没结束，574分会的斗争就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这次斗争的战况，通过电报传给了所有报纸。到了星期二，KSTP电台直播了警察和治安队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场面，又通过无线广播网传遍了全国。星期二的战斗被拍成了新闻短片，在各地影院上映，这在当时是电影业的重要业务之一。各地工人群众对这些消息反响很热烈。在大多数罢工中，工人总是被警察痛打，所以，当观众在银幕上看见纠察队员痛打警察时，便纷纷鼓掌喝彩。工人看见工会会员坚守阵地，勇斗警察，让警察吃了大亏，都觉得大受鼓舞。
纽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领导人看了这些报道，对卡车司机罢工的全貌有了大概的了解。奥尔森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的消息，让他们特别担心，因为这会对工会造成严重威胁。党马上做出决定：派全国书记吉姆·坎农[1]去明尼阿波利斯，帮助卡车司机工会的同志。他是搭飞机去的，这在当时可不便宜。我们党那时人又少，又没几个钱，买机票对我们负担不小；可是，兵贵神速，而坐飞机是最快的方法，所以我们硬是凑出了机票钱。
帮助地方上的同志，是全国领导机关应尽的义务。在革命党的一个支部投入重大行动的时候，全国领导机关必须全力提供帮助，并担负起党在行动中应有的作用，不能把工作全部丢给当地同志处理。
好几年后，雷·邓恩在信中跟我谈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就是地方党支部，坚信五月罢工一定能取得跟煤场罢工一样好的战果。我们的理由很充分，因为我们通过煤场罢工发展了好几百人〔参加工会——法·多〕，其中大多数是年轻、热情、经过战斗考验的积极分子和组织者。他们又发展和训练了好几百个司机和场内工人[2]。最重要的是，我们发展党员的速度越来越快。……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可以说，我们犯了大错——明尼阿波利斯的形势发展得飞快，我们却没有及时把情况通知党中央。这是一个重大错误，应当好好记上一笔。我跟卡尔〔·斯科格伦德〕谈过这个问题，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党内，同小资产阶级集团进行的派别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党中央正面临着许多困难，如果把我们这边的情况通知党中央，就会让纽约那边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给党中央添麻烦。
“直到五月罢工快结束时，吉姆坐飞机来到明尼阿波利斯，才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错误。他对本地局势的态度和理解，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新奇的。〔以前，共产党中央领导插手地方工作的经历，给雷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但雷对吉姆的到访却抱着感激之情，并且在这里好像在拿来和前者做对比。——法·多〕作为布尔什维克，他懂得一些不仅能够在地方上，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巩固党的力量、加强党的作用的要点。……我们的视野，原本只局限于本地，吉姆来了以后，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能〔从全国的角度来〕思考深化斗争和发展组织的问题，并在实际上把整个斗争提高到了更高的政治水平和战略水平。”
雷这里说的全国性的视野，就是要把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同整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工作联系起来。在此之前，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人数少、力量弱，许多自以为很聪明的人都瞧不起它。而现在，它的党员正在领导一场大规模的工会斗争，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个道理：人数的多少，并不是衡量一个革命政党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事实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者拥有真正的、基本的革命品质：有纲领、有战略、有策略，并有能力率领工人投入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吉姆很快就看出了这些因素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全国党建工作之间的关系。同时，他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后，给卡车司机工会里的同志们帮了大忙，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出了大力。
要想更清楚地了解谈判的情况，就得讲一下过去的一些事。在罢工爆发以前，574分会提出了建立封闭式工厂的要求[3]，而老板们就针对这一点大做文章，提出了反工会的纲领，所以，在罢工前夕，574分会收回了这个要求，只要求资方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参加集体谈判，这项权利是《全国产业复兴法》第七条A款明文规定的。要求承认工会，已经是最低不过的要求了，所以地区劳工局也只能承认这个要求是合法的。老板们被将了一军，只好对这个问题装聋作哑，一边装作没听见劳工局的话，一边寻找新的宣传方针。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对罢工的这个核心问题一清二楚了。大家都看见了，工会要求的只不过是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且对于用什么方式来承认工会，工会的态度也是很灵活、很通融的，可老板们却还是坚决不肯承认工会。因此，在宣传方面，工会就占了上风，让罢工获得了更多的群众支持。
罢工开始后，奥尔森州长就出来当和事佬，想安排老板跟工会谈判，可是老板们根本不理睬他的一片苦心，一点都不肯退让，还对他说，他的职责就是出动国民警卫队保护卡车上路。而工会这边，自然是愿意配合他的调停的。但是，574分会领导层内部的分歧，让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克利夫·霍尔，还有被他影响的执委会委员，还有普通的劳联干部，都想让奥尔森在谈判中完全自由发挥，不受任何限制。幸好574分会的谈判代表团里还有迈尔斯·邓恩和比尔·布朗，部分抵消了这种危险。
必须想个法子让奥尔森明白，他休想在谈判中玩什么欺骗工会会员的鬼把戏。5月19日星期六那天，我们的纠察队员在贝尔曼水果公司门前被警察痛打，这倒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的人挨打的时候，奥尔森正在竞技俱乐部（Athletic Club）主持谈判，他跑来跑去，一会去找工会的代表团，一会又跑去跟老板们的代表团谈。
574分会给奥尔森发了一个声明：“在今早十点于罢工总部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本会会员指示我们发出最后通牒：罢工委员会委员已对市场的情况进行了特别调查。随后我们发现，警方用棍棒、警棍、铅管野蛮地打伤了许多工人的头。我方有十二人受重伤，甚至可能是致命伤，这些伤员已被送至医院救治。我们对此暴行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州长命令警察局长撤回警察，否则我们将会中止会谈。如果州长先生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按照指示，全力投入战斗，在大局已定之前，我们将拒绝任何仲裁或调停。我们将号召明尼阿波利斯及周边地区的全体工人援助我们，保卫我们的权利和生活。在你方采取行动和做出答复之前，我方将撤回代表。”
这个声明难免有一些语法错误，但这也是因为它是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草草写成的。不过它的内容却是坚定而毫不含糊的。这个声明刚刚被全体会员通过，工会就派几队特别巡逻队去竞技俱乐部，把这个声明当面交给奥尔森，并把我们的谈判代表拉回罢工总部。这两件事都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奥尔森和他在劳联官僚中的同伙收到了警告，这段经历也对574分会的谈判代表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而且，这也能帮助工人认清奥尔森这个和事佬的真面目，让他们明白奥尔森这人是靠不住的。
5月22日，星期二这一天，双方刚刚停战，劳工局就提出了一个调解方案。到了晚上，奥尔森在尼科莱特旅馆（Nicollet Hotel）主持会议，让双方代表去到那里，以劳工局的方案为基础开始谈判。工会派出大批机动巡逻队，护送代表团前往会场。到了会场，他们发现到处都是警察，就又给奥尔森下了最后通牒：“警察不撤走，我方就不会跟你方会面，也不会进行会谈。”后来我们得到消息，说公民联盟已经布下陷阱，警察已经拿到了逮捕证，就等574分会的谈判代表过来自投罗网，幸亏代表们警惕性够高，才没中计。奥尔森就叫警察撤退，然后谈判就以间接的方式进行：双方代表团不在同一个房间里开会，由奥尔森在两边来回传话。
艰难的谈判足足进行了三天。最后老板们总算同意承认工会，但要以劳工局下发同意令[4]的形式来间接承认，工会接受了同意令之后，166个老板代表整个卡车运输业在同意令上签了字。老板们还想以罢工纠察队员在罢工期间“犯罪”为由，开除纠察队员，但是他们失败了，只好同意让全体纠察队员无条件上岗。老板们保证不会歧视工会会员，并承认574分会有权在具体问题上代表业内会员进行谈判。为了防止老板们开除工会会员，还特别设立了一套年资制度。总的来说，老板们承认工会的形式，足以使工会获得稳固的根基，让工会能够继续斗争，在工资和劳动条件两方面赢得扎实的成果。
在谈判中，为了在多大范围内承认工会这个问题，双方差点谈崩了。老板们坚决要求把场内工人排除在外，所以工会谈判代表就离开会场，回到了罢工总部。没过多久，奥尔森就派他的司机来到罢工总部，请谈判代表坐他的豪华轿车回去谈判，还提出了新的条件。新的条件把工会有权代表的工人的范围，扩大到了司机、帮工和“与卡车运输业务有关的其他人员”。
新条件的关键，是“与卡车运输业务有关”这个说法，它把工会能够代表的工人，扩大到了雇用司机和帮工的企业内部。在这些企业里面，由于业务范围的不同，工种的划分是很复杂的，所以，这个对工会代表权的规定虽然不够具体，却能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只要能把这类职工组织起来，工会就会自动获得代表他们的权利。所以574分会才要使用“场内工人”这个覆盖范围非常广的说法。只要在承认工会的条款中明确承认全体工会会员都算在内，那么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奥尔森向工会谈判代表保证，一定会把这项要求写进协议里面，还说他只是想给老板们留点面子。既然州长都做出了这样的保证，工会也就接受了这个条件。
在罢工爆发前，老板们给卡车司机加了工资，时薪加到了五毛钱，其它关键岗位上的工人也加了不少。老板们本来想用这一招来瓦解工会组织运动，并让罢工流产，没想到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协议里有这么一条：罢工之前的大幅加薪必须维持至少一年。这条规定也适用于罢工后的谈判或日后的工资仲裁。劳资双方成立了一个仲裁委员会，一共有七名委员，其中两个是574分会的代表，两个是老板的代表，地区劳工局出一个工人代表和一个资方代表，然后这六人再提名一个“中立”人士。对于劳动时间的问题，双方都同意先按全国复兴署的规定来办。
5月25日，星期五那天晚上，工会领导层接受了协议草案，并把草案提交给全体会员审批。二月的煤场罢工结束时，劳联干部把协议吹得天花乱坠，但这次574分会老实地承认，这个协议草案是同老板们妥协的结果。在5月25日的大会上，工会坦率地承认了原先的要求有哪些能实现，哪些实现不了，全体会员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罢工工人认为自己赢得了有限的胜利（主要是迫使资方承认工会，这为未来的斗争打下了基础），经过表决，决定接受这个协议。第二天早上，除了出租车司机之外，全部工人都复工了。
出租车司机的主要雇主是黄色出租车公司，它不属于卡车运输业。在卡车运输业的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后，黄色出租车公司才开始同工会认真进行谈判，到了6月4日，双方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协议。按照协议的规定，工资大大增加了，工人也开始落实工会对职业的监督。工会马上就开始吸收出租车行业的其它工种：调度员、电话接线员[5]、车库工人、运行李的司机，还有帮工。个体出租车司机也争得了同样的协议。签订协议后，全城的出租车司机举行大会，经过表决，几乎一致同意继续留在574分会里面。这样一来，那个由个体出租车业主和他们的轮班司机组成的小工会，也就等于名存实亡了。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再次绕开了托宾的组织规定。
共产党在斗争中根本没出什么力，等到工人得胜复工后，它突然跳出来大骂罢工协议，说“托匪把工人出卖给了公民联盟”。那时候的共产党陷入了极左狂热。在1928年以前，他们的路线是跟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妥协，跟资产阶级政客合作，到了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时期”路线，然后共产党就跳到了极左路线，在1934年的时候，共产党的策略就是根据第三时期路线来定的，等到1935年，他们又跳回了1928年以前那种阶级合作路线。他们预计，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只消一个晚上就会产生革命形势，他们的整个方针政策都是按照这个预计来定的。所以他们采取了宗派主义的路线，要把“革命的”领导层硬塞给群众。为此，他们首先要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然后在共产党的控制下重建国际工运。
美国共产党的干部接到命令，要强行分裂劳联，尽量把工人拉上他们的冒险道路，能拉多少就拉多少。他们想建立一个“红色”的工会联合会，他们给这个组织起的名字叫“工会团结联盟”（Trade Union Unity League），这个名字可真够讽刺的。可是，参加这些“红色”工会的人，基本上只有共产党员，还有直接受他们影响的那些工人，所以它们也就是些空架子。这些“革命”的空架子当然不可能赢得老板的承认，更别提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了。这种极左主义和冒险主义，使共产党的干部同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相隔离。在明尼阿波利斯，共产党对574分会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想办法从外面插手工会的行动，为此他们印了好些传单。
5月15日，574分会举行大会，经过投票表决，决定继续罢工，共产党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还散发传单，大骂卡尔·斯科格伦德和邓恩兄弟都是“叛徒”和“老板的奸细”。在罢工期间，他们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想让他们支持罢工，就得让他们那个空架子组织的人参加罢工委员会。我们没听他们的，他们就印了更多的传单，大骂工会领导层“不民主”。这下惹火了罢工工人，要不是工会领导拦着，发传单的共产党员非挨揍不可。比尔·布朗是个说俏皮话的能手，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共产党让油印机丢脸了。”
罢工结束后，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6]赶到明尼阿波利斯，大骂了一通罢工协议。但是，攻击574分会的主攻手，却是雷、迈尔斯和格兰特三兄弟的大哥威廉·F·邓恩[7]。他以前属于共产党坎农派，但在1928年的分裂中，他却投靠了斯大林派。现在共产党的头头命令他去干脏活，要他去捅自己的亲兄弟一刀，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忠心。他也答应了。他在共产党的《工人日报》[8]上写文章，说“明尼阿波利斯斗争的核心政治任务应当是揭露和击败奥尔森。”他痛批工会领导层，说工会领导层不该跟老板妥协，应该坚持斗争，争取“全胜”。他硬说工会应当“踢开劳联官僚”，发动总罢工。工会没照他说的做，他就说罢工被“击败”和“叛卖”了。
吉姆·坎农在《战士报》的专栏上发表文章，反驳了威廉·邓恩；坎农指出：斯大林派脑子发昏了，工人可没发昏，他们比斯大林派更懂得什么是“核心任务”——是让工会得到承认。所以，除非“踢开”工人，否则是不可能发动一场以“揭露和击败奥尔森”为目标的总罢工的。其实，政府是怎么做的，工人都看在眼里，他们学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教训。工人发现，不管是在煤场罢工中，还是在五月罢工中，警察都完全站在老板一边。奥尔森一出动国民警卫队，工人就知道这对罢工有害——后来的情况，证明了这种认识对工会大有好处。在1934年6月16日的《战士报》上，吉姆·坎农解释了这次罢工的核心任务应当是什么：
“争取落实经济要求的斗争，与争取成立工会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这个道理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工会是进行这一斗争的工具，又是经济性成果的守护者。每一个参加了工会的工人，都会本能地明白这个道理。工人想要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在为改善自身处境而斗争时，他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保障。这就是‘承认工会’这个公式的具体含义。……每一个罢工协议，都会让老板继续控制工业，继续剥削工人，所以说，罢工协议总是一种妥协。就算是最好的罢工协议，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和限制这种剥削。现实的领导不会指望资本家的‘公正’，只会在具体的情况中尽量争取扩大工会，加强工会的力量，为下一次斗争做好准备。”
接着，坎农又对加薪幅度的仲裁规定写了一些看法：“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工会干部认为，为了在下一阶段让工会获得的承认更有保障，并巩固工会的力量，必须在现有条件下争取落实它。……仲裁委员会如果做出对工人不利的裁决，肯定会刺激工会会员，让他们重新行动起来。罢工持续了十天，仲裁委员会在开会时，不可能不受到罢工的直接影响，不可能不明白工会有多么强大、多么勇猛。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成果中最关键的一点——成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工会。工会领导和组织者的全部计划，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而设计的，而这个目的，又只是一个长期计划中的第一步。这次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展的，并且赢得了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工会可以继续前进。把这种结果说成是‘失败’，实在荒谬至极。”
吉姆·坎农对罢工成果的评价，得到了参加过罢工的工人的普遍认同。卡车运输业的工人复工后，都在胸前骄傲地戴着574分会的徽章。在罢工期间，加油站员工给工会惹了不少麻烦，现在连他们都开始参加工会了。在罢工刚开始的时候，一些快递司机还想当工贼，现在他们都在涌入工会。
没过多久，574分会的会员人数就突破了七千人，而且天天都在不断增加。工会成立了一些劳动监督委员会（job committee），处理工人的申诉，并收取会费。另外，工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参与的活动越来越多，必须要建立一个全职的组织者班子。6月1日，莫·霍克向执委会建议：由雷·邓恩、迈尔斯·邓恩、格兰特·邓恩、卡尔·斯科格伦德和我担任全职组织者，工资与卡车司机的平均工资相同——每周二十五块钱。这个建议被执委会批准了。这样一来，工会的实际领导层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在罢工结束后，处理工会的监督委员会处理不了的申诉，是我们这些组织者的第一个任务。这些任务包括让罢工工人重新上岗，令人惊讶的是，没几个老板敢不让罢工工人上岗的。大多数情况下，老板都愿意接见工会代表，并解决纠纷。
我跟雷·邓恩一块工作时，碰到了一件怪事。在市场有家公司，它跟竞争对手有协议：每天开工的时候，就用卡车拉来橙子，两家各分一半。然后这家公司的老板就叫一个司机早上来早一点，给自家多分一点。司机跟老板说，他现在属于工会，再也不能干这种事了。老板就炒了他，说他“不听话”。我们就去找老板，给他两条路：要么让司机复工，要么我们就罢工。老板坐下来，盯了我们一会，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想起了市场的战斗。最后他还是让那个司机复工了。
到了六月中旬，处理申诉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这都是因为公民联盟给城里的老板们施压，要他们给工会会员穿小鞋，比如在加薪问题上耍花样，或是优先解雇资历较老的工人。才过了几天，就有七百多工人向我们投诉，说自己受了刁难；工会在跟老板交涉时，绝大多数老板都不肯做出半点补偿。不用说，公民联盟正在找机会，向工会发起新的挑衅。
工会想按照罢工协议中的规定，通过劳工局，就进一步的加薪进行谈判或仲裁，但是，资方代表团的态度，却更加暴露了他们的这种企图。资方代表吞吞吐吐，扯来扯去，既不说“可以”，也不说“不行”，就这么拖下去。既然劳工局不能落实协议，工会就直接去找各家公司的老板，打算一家一家地把这个问题给谈妥了。但是他们都说自己做不了主，叫我们去找资方代表团。同时，他们又加了一点点工资，想在工会会员当中制造分裂。
资方代表团说明白了的只有一件事：凡是跟场内工人有关的问题，一律免谈——他们说，上头只让他们跟574分会谈判跟卡车司机和罢工有关的问题，其它问题都不能谈。他们就是想让卡车司机和帮工抛弃场内工人，在工会会员中间搞分裂。要是让他们得逞，工会的力量就要大大削弱，也就不能从老板那里争得多少让步了。老板们做足了功课，他们很清楚托宾的组织思路，他也想压缩工会能代表的范围，所以他跟老板们想到一块去了。他和老板们都想扭转574分会的产业工会路线，把工会局限在狭隘的行业范围内。这样一来，574分会的激进领导层就会被赶走，被换成“工人政治家”。
这也符合奥尔森州长的需要，因为574分会的勇猛斗争让他在政治上两头为难。在谈判中，他曾向工会代表团保证：罢工协议一定会让老板们全面承认工会，也会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场内工人。这样肯定会引起关于工会能代表多大范围内的工人的争议。他这么老奸巨猾，应该早就对此心里有数了。这种可能性，产生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罢工期间，他的主要目标，就是不惜一切风险，也要让工人复工。等到劳工局问他，对罢工协议中关于工会代表范围的条款有什么意见时，他就说些含糊不清的话，想把问题糊弄过去。1934年6月21日，他写了个声明，建议这项条款应当把负责运货和收货的职员、码头搬运工和起重机操作员都算进去。然后他又说，应当提请仲裁，以仲裁的结果为最终决定，就当协议中对工人做出的小小让步根本不存在似的。
奥尔森的声明惹火了老板们，他们在报上登出大幅广告，宣布工会只能代表卡车司机和帮工。劳工局看见老板们根本不理睬奥尔森的声明，就对罢工协议中关于工会的代表范围的条款作出了裁决。它裁定工会只能代表司机、帮工和“直接参与卡车的装货与卸货”的站台工人。这个裁决一出，工会就失去了代表场内工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老板们马上接受了它。工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这个忽悠人的裁决，还讽刺了一句：“劳工局‘慷慨地’裁定，574分会有权代表它的近半会员。”
就在奥尔森发表那个声明的同一天，574分会也召开会员大会，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进行了讨论。大会经过表决，决定公开发表声明，要求老板们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还要求立即加薪。为了给这些要求增加底气，大会还决定着手准备新的罢工。在大会上，克利夫·霍尔跟工会领导层商量后，给兄弟会总司库托马斯·L·休斯（Thomas L. Hughes）写了封信，报告了目前的局势。写这封信是为了给兄弟会高层卖个面子，里面解释说，574分会没有申请国际执委会的批准，就发动了五月罢工，这是因为分会的大多数会员都刚入会不久，按照兄弟会的规定，他们不能领取罢工津贴。至于工会能否代表场内工人这个问题，由于托宾和休斯都不赞成，所以信里也就不提了。信里只说老板们不肯遵守罢工协议，不愿把工资问题提请仲裁。
由于罢工的开销非常大，信里还请求休斯免除五月里入会的三千名新会员的入会费。霍尔在信中写道，这个要求不算过分，“毕竟在罢工的十一天里，兄弟会连一分钱的津贴都没发给我们。”信中还保证，如果兄弟会能免除这批新会员的入会费，以后每个会员每月三毛钱的人头费一定会按时上交给兄弟会。
休斯在回信中说：“每发展一个新会员，兄弟会都要从入会费中抽一块钱，这可是白纸黑字写在组织规定里面的。”对于574分会跟老板们的纠纷，他一个字都没写。后来，托宾对这个问题发表声明，在574分会背后捅了一刀。
考虑到要同老板们进行新的斗争，妇女后援会可以在斗争中提供有力的帮助，所以工会就着手加强妇女后援会。从五月罢工后期开始，有不少纠察队员不是受了伤，就是被劳教，所以妇女后援会就负责接济他们的家人。现在公民联盟又向工会发动了新的进攻，有很多工人受到了打击，所以妇女后援会就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给这些工人提供救济。为了帮助这些阶级战争的受害者，妇女们给他们争取社会救济，又帮他们举行街头募捐。妇女们还到其它工会去募捐。新的罢工很快就要爆发，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人手却总是不够，所以妇女后援会也开始发展会员，收到的效果很好，就连574分会外面的人，也开始申请入会。在新的斗争中，以经历过五月斗争的老战士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战斗的妇女，再次成为了一支重要的队伍。
工会正在为了新的斗争做准备，共产主义者同盟也没闲着，它在全国各地的组织都在尽力帮助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为了资助卡车司机工会，还发动了一场征集特殊党费的运动。另外还发动了一场扩大《战士报》订阅量的运动，主要是在受到五月罢工鼓舞的各地工人中间发展订户。
吉姆·坎农又来到明尼阿波利斯，他跟当地同志商量后，决定把擅长做辅助性工作的党员派来这里。这些同志当中，有两人是顶尖的新闻记者——马克斯·沙赫特曼[9]和赫伯特·索洛[10]，索洛后来当了《财富》（Fortune）杂志的编辑；还有阿尔伯特·戈尔德曼[11]，他是芝加哥的著名工人律师，来到这里给工会当法律总顾问；还有胡戈·奥勒尔[12]，他是个优秀的群众运动领袖，也赶来这里，帮助574分会发动失业工人。
中央派来支援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与领导工会斗争的当地同志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里面有几个原因。自从吉姆·坎农在五月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后，中央就能比以前更准确地掌握当地形势，及时作出反应。而且工会党团也非常清楚，中央派来的提供特殊援助的同志，能帮上很大的忙。我们参加的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充满了各种政治风险。在现代的罢工中，如果能有具备阶级政治意识的记者，为罢工提供充分的政治建议和帮助，就会大大有利于罢工，我们这次罢工也不例外。一个富有经验的失业工人组织者，一个能干的革命律师，他们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无价的。中央给我们的帮助，主要就是派来了这么多能干的同志。他们提高了工会的“总参谋部”的水平，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一定会带来许多重大好处。
在煤场罢工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当地支部的党员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在后来的卡车司机罢工中，他们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574分会之外的其它工会、在失业工人和妇女后援会当中。他们还扩大了《战士报》的读者群，利用《战士报》对工会斗争的政治分析，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有：范妮·巴拉奇（Fannie Barach）、塞·巴拉奇（Si Barach）、戈尔迪·库珀（Goldie Cooper）、老奥斯卡·库弗、威廉·库伦（William Curran）、C·R·赫德伦（C. R. Hedlund）与P·G·赫德伦（P. G. Hedlund）、切斯特·约翰森、路易斯·罗斯兰（Louis Roseland）和乔·罗斯（Joe Ross）。自从煤场的组织运动开展以来，整个党支部就在逐渐壮大。它的大部分新党员都来自574分会，在574分会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力的党团，这说明它在工运中的影响力逐渐变强了。
宣传工作是非常重要的，574分会为此出了大力。6月25日，574分会出版了自己的报纸《组织者》（The Organizer）。574分会可以利用这份报纸，揭穿老板的报纸散布的谎言，介绍自己的目的与政策，揭露老板和政府的反工人阴谋。工人很喜欢《组织者》，他们仔细阅读每一期，并广泛散发。《组织者》一开始只有八开大小，只有四个版面，发行量也只有五千份，每周出一期，但在工会不得不再次发动罢工后（工会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组织者》改为每天出一期。
虽然我也是《组织者》的编辑，但我忙于其它工作，再加上当时我也不会办报，所以我其实也没怎么参加编辑的工作。我能当上它的编辑，只是因为按照惯例，要有一个工会领导挂名，这样做很有好处。《组织者》的编辑工作，其实是由马克斯·沙赫特曼和赫伯特·索洛负责的，还有一个会写新闻的当地同志卡洛斯·哈德森（Carlos Hudson）给他们帮忙。吉姆·坎农也给《组织者》写了不少社论。《组织者》的编辑方针，是经过工会领导和党的记者商量之后，再确定的。通过这种集体协作，工会又掌握了一种强力的新武器。
（翻译：龚义哲）
[1]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生于堪萨斯州玫瑰谷（Rosedale），1908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1911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倾向共产主义，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美国共产党成立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六大上接受了左翼反对派的主张，为此被美共开除，此后成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袖，建立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时担任全国书记。1953年辞去全国书记的职务后退居二线。1974年在洛杉矶逝世。——译注
[2] 这里的“场内工人”（inside worker）是指并不亲自驾驶卡车、但又与运输业息息相关的工人，比如把货物从车上卸下，然后把货物运往厂房、车间、库房、站台等地的工人。——译注
[3] 也就是说，工厂只能录用工会会员。——译注
[4]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双方发生纠纷时，可以在经过调解并达成协议后，由法院或具有管辖权的机构下达同意令（consent order或consent decree），双方在同意令上签字后，即视为纠纷已解决。——译注
[5] 当时的电话需要用人工来完成拨号和转接的工作。——译注
[6] 厄尔·拉塞尔·白劳德（Earl Russel Browder，1891年5月20日——1973年6月27日），生于堪萨斯州威奇托市，190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17年12月因拒绝服兵役被判处监禁，1918年11月获释。1921年参加美国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被红色工会国际派往中国，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工会书记处书记，1929年返回美国，1930—1945年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曾于1936年和1940年参加大选。1944年解散美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重建后，于1946年被开除出党。——译注
[7] 威廉·弗兰西斯·邓恩（William Francis Dunne，1887年10月15日——1953年9月23日），绰号“比尔”（Bill），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曾在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当过电工。1910年参加美国社会党。一战期间当选为蒙大拿劳工联合会（Montana Federation of Labor）副主席，并担任蒙大拿劳工联合会主办的《比尤特公报》（Butte Bulletin）编辑。1918年至1920年当选为蒙大拿州议员。1919年秋季，在社会党分裂后，参与创建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并率领社会党比尤特支部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922年年底，美国共产党建立了合法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后，比尔·邓恩担任美国工人党的周报《工人报》（The Worker）编辑，并当选为美国工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因参加共产党而被劳联开除。1924年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至1925年担任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5年回国后担任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编辑。1928年出席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年当选为美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2年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作。在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期间，他的几个兄弟（文森特、迈尔斯、格兰特）都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积极参加了卡车司机罢工，但他则代表美共，批判了他的兄弟们。二战期间在海军造船厂工作。1946年被指控进行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译注
[8] 《工人日报》（Daily Worker）是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译注
[9] 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 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 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 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 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1949 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译注
[10] 赫伯特·索洛（Herbert Solow，1903年11月20日——1964年11月26日），美国记者，二十年代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同路人，三十年代参加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后来脱离政治。——译注
[11] 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 Goldman，1897—1960），原名阿尔伯特·维布伦（Albert Verblen），出生于芝加哥，曾当过裁缝，191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因拥护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4年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1939年起开始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全职干部。1941年社工党因违反史密斯法案受审时，他担任了社工党的辩护人，但他随后也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批判社工党与第四国际，1945年建议社工党与沙赫特曼的工人党合并，合并失败后，于1946年退出社工党，参加了工人党。后退出工人党，参加了美国社会党。——译注
[12] 爱德华·胡戈·奥勒尔（Edward Hugo Oehler，1903—1983），曾任美国共产党的堪萨斯地区组织者，1930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1935年因反对同美利坚工人党合并而退党，另建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RWL）。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统工党。1937年彻底与托洛茨基决裂。二战爆发后逐渐泯没无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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