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三章 斗争的计划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通过卡车司机工会第574分会发动工会运动的，这个分会具有经济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的特征。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塞缪尔·龚珀斯[1]让劳联浸透了经济工会主义的精神。1924年龚珀斯死后，威廉·格林[2]接任劳联主席，他继续执行经济工会主义的政策。经济工会主义就是通过阶级合作，让统治阶级接受工会。因此劳联高官都想把自己扮成“工人政治家”。
劳联的大佬们根本不关心绝大多数工人，让工人自生自灭，大佬们只想组织一些狭隘的、享有特权的行业工会。这些行业工会的基础是技术工人阶层。这个阶层的收入在工人阶级当中算是比较高的，他们的想法非常容易受到经济工会主义的影响。劳联用来控制技术工人的方法，就是跟老板签订封闭式合同，按照这种合同的规定，老板只能雇用指定的行业工会的会员，这可以给会员提供一点点职业保障。劳联干部都受过这样的教育：想在工会运动中出人头地，就得严格遵守这些合同，千万不能让这些合同受到半点伤害。他们牢牢控制着罢工，一个行业罢工时，经常会被另一个行业下绊子。
劳联的干部变成了骄傲的官僚，他们领着高薪，花钱如流水。官僚沉醉在花花世界里，对工人运动一点也不上心。他们经常帮助老板对付工人。工会里要是有人不听话，他们马上就会动用纪律惩罚。他们不信任工人，害怕工人，企图用独裁手段来严厉管束普通会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操纵着工会的机关和程序，让自己的官能永远当下去。随着三十年代的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劳联官僚却还在坚持老一套的做法，结果全国工会会员的数量不断下跌。
1933年，明尼阿波利斯只有很小规模的劳联运动，而且它已经半死不活了。它由建筑业、印刷业、铁路工厂、服务业、货车运输业和其它一些行业的工会组成。这些工会大多只有空架子。劳联按照行业成立了各种全国性的行业工会，这些全国性行业工会在地方上的下级机关就是各种地方分会；劳联旗下的全国性行业工会虽然大多叫“国际工会”，但它们根本没有半点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味道，这个名字只表示它们在加拿大有几个分会。
在1933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上级机关叫做国际卡车司机、轿车司机、马车夫和帮工兄弟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Chauffeurs, Stablemen, and Helpers）。这个工会当时在全国大概有八万名会员。从1907年开始，丹尼尔·J·托宾[3]就一直担任这个工会的主席，他是经济工会主义的忠实代表。他在《卡车司机日报》（Teamsters Journal）上吹牛说“咱这里可没有其它工会里那些废物”。他还说，“谁要是想明天就罢工，就不要加入工会。”
兄弟会的会员基本上就是卡车司机、帮工和帮卡车装货卸货的工人，再加上差不多已经消失的马车夫。行业工会本来就够狭隘的了，可它下面还分成了更狭隘的下属行业分会。会员们大致是按照他们运送的货物，被分到各个单独的分会。每个分会都是按照下属行业组建的，它们都拼命守住自己的地盘，不让别人插手。托宾利用这一手，把工人在组织上分割开来，他就能用铁腕操纵工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养了一帮总组织者，直接向他负责。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执行托宾的命令，组织内有谁不听话，就向他报告。托宾自己高高在上，跟普通会员十分疏远。他通过《卡车司机日报》制订会规，谁敢坏了会规，就得到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兄弟会总部去挨训。
一个城市里有几个分会的时候，兄弟会一般就会成立一个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Teamsters Joint Council）。它是由不同分会的执委会委员组成的代表机构，可以让它的委员混得很舒服。在地方分会里，要是有哪个干部被会员围攻了，他就可以去找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会理解他，给他撑腰。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按照惯例，一般是在代表中选一个组织者来管。只要联合委员会严格遵守兄弟会的正式政策，并坚决执行托宾的一切指示，它就有可以享有很大的权利，可以监管兄弟会在市里的全部分会。
明尼阿波利斯也有一个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送冰块的、送牛奶的、送茶和咖啡的、给市政府开车的、还有普通的卡车司机的独立分会，都归它管。还有一个出租车分会，里面有一些会员开的是自己买的出租汽车，而不是公司配的。在1933年，这些分会的会员加起来还不到一千人，二十多年来，市里的卡车司机就没赢过一场罢工。
大概是在1915年的时候，574分会获得了建立“总”分会的资格。这就是说，凡是开卡车的，只要会规里面没有明确规定他们必须参加其它分会，574分会就可以吸收他们参加。话是这么说，但574分会并不打算把所有卡车司机都吸收进来。比方说，要是574分会在哪个下属行业发展了足够多的会员，那么574分会就要再成立一个独立分会，把这个行业的会员都编进去。不过这种问题其实没有出现过，因为574分会一直发展不起来。在1933年秋天以前，它只有75个会员。会员选出了七个干部，组成了分会的执行委员会。里面有主席，副主席，有一个负责记录会议纪要的书记。还有一个司库[4]，负责管理财务和处理文件，还要管工会的一般事务。另外三个人负责审计账簿。
主席威廉·S·布朗是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专职组织者，只有他是脱产干部，另外六个干部都不脱产。所以574分会找来克利夫·霍尔，让他担任不脱产的工会代理，处理分会的事务。他是送奶司机，被他的组织“借调”给574分会，他很有野心，想当上工会官僚，他把574分会代理这个工作当成实现野心的跳板。574分会跟几家小公司签了四五份封闭式合同，作为回报，它保证会“关照”这几家公司。它把它们列入“公正雇主”的名单内，贴在中央劳工联盟总部门前。要是哪家公司不遵守合同，它就会威胁公司，把这家公司撤下“公正雇主”的名单，公司的业务就会遭到损害。
可这个法子并不灵，1930年4月22日，克利夫·霍尔给托宾写了信，讲了自己的情况：“半个月前，一家运输公司叫我过去，老板跟我说……一家无工会的公司跑到他最大的一个车站，把运费砍了差不多一半，结果，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去问雇员，愿不愿意把周薪下调一块钱。……有流言说其它运输公司也要这么做，除非我们能想办法阻止。……4月21日……听说有两家运输公司要降薪，分会会员为此开了会。我可以说，现在流言满天飞……只有一种办法能把全城工人组织起来，那就是向倾向工会的公司提出一项协议，要是它们不肯签，574分会就很有可能罢工，这样就会产生对组织工人很有利的情绪。”
霍尔随信附上了工资协议草案，让托宾批准，还说：“它已在分会组织内宣读过三遍〔兄弟会的会规是这么要求的——法·多〕，并得以逐条通过。第32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也批准了这个协议。”
第二天，托宾给霍尔回信，同意了霍尔的要求。托宾在信中说：“当然，你得明白批准工资协议并不等于同意罢工，在允许你的人参加任何停工行为之前，你必须跟我这边联系一下，讲清楚你们分会跟雇主有什么分歧、这件事会牵扯到多少人，还要把跟这事有关的一切消息都向我报告，这样我才能把这个协议提交总执行委员会考虑和批准。我相信你不会卷入任何麻烦，也相信你会把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协议的好消息告诉我。”这两封信很好地解释了工会为什么这样软弱无力。
574分会还很穷。它主要的资产就是一个小保险柜，一个干部说这个保险柜一定要保管好，因为“里面藏着我们的账簿”。分会弄了两套账簿，一套用来应付托宾派来的巡回审计员，另一套有着更微妙的用处。分会有时会搞一些组织活动，拉来几个新人，但这些新人往往待不久。在这种活动中加入的新会员，他们的入会费和每月会费被记在第二套账簿上。有的新会员过一阵就脱离了工会，但分会还得向托宾交这些工人的人头费，所以分会就把这些人记在第二套账簿上，这样就不用替他们交人头费了。托宾有时会抱怨说分会没有上报准确的会员数量，所以兄弟会算不出能收上来多少会费。但他的牢骚改变不了574分会的做法，因为这样能给分会的小金库多弄一点钱。
比尔·布朗讲过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分会生活是什么样的。在一次会员大会上，司库宣读财务报告，他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念到杂项时，就把“miscellaneous”（杂项）念成“missmullaneous”。有个会员多喝了几杯，嚷了一声：“你拿我们的钱去找哪个该死的小姐了？[5]”气得司库把账簿一扔，径直离开了会场。
总之，574分会除了拥有兄弟会的加盟资格之外，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凭这个资格，它能发起组织运动。但这个资格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刚刚参加工会的工人，往往都会选择名头响、威望高的工会，不管这个工会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在明尼阿波利斯，劳联在工人组织中一家独大，而574分会又是它的分会。谁想踢开劳联，自己搞什么独立工会的话，准会落得一场空。谁想这么干，就会遭到劳联官僚的针对，他们会想办法把工人吸收到现有的工会组织中。工人中的混乱和分裂只会对老板有利。
反过来说，要是利用574分会对卡车司机行业的“总”管辖权，把它能管到的工人都吸收进来，就能利用它的兄弟会加盟资格弄点好处。只要搞起一场成功的组织运动，整个行业就会有大量工人涌进分会。在托宾把他们拆分到574分会的各个下属行业分会之前，形势的发展就会超出他的控制。在像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商业城市里，卡车运输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具有战略性地位，所以它拥有这样的潜力。因此，卡车司机是城里最强大的工人群体。卡车在街上到处跑，老板很难利用工贼破坏罢工，这进一步加强了工人的力量。
这种前景是很有可行性的，但要把它变成现实，就得做到两点：第一，必须说服574分会，让它吸收那些不在它现有的职业保障范围内的新会员；第二，发起一场组织运动，把这个行业里还没参加工会的大部分工人给组织起来，并让工会接纳他们。
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的领导人研究了形势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仔细考虑了阶级斗争的动力学，然后开始进行这两个任务。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工人正在变得激进起来。要推动他们行动，就要从他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出发。通过斗争，大多数工人会相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会政策是正确的。他们会明白，过去十年里，城里没有一个工会赢得罢工，主要是因为劳联领袖的错误领导。要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就必须跟老板进行公开斗争，在斗争中证明罢工是可以获胜的。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骨干力量，给工会带来具有阶级政治觉悟的领导层。当然，他们并不能马上当上工会的领导。要等到不久以后，在跟老板斗争时，他们的领导作用才会体现出来，并让大家信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城里全体党员都要理解和支持即将发动的卡车司机运动。为此，党支部认认真真地讨论了所有的设想，对于该怎么行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党支部还有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预先决定由谁来当党的公开发言人，并在这次运动中领导工会里的党员。
在前面引用过的回忆录中，雷·邓恩讲了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斯科吉建议，应该让我去当党的公开发言人和工会党团的领导，而不是他。卡尔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们俩都知道这任务很危险。要是我们赢了，老板就会利用他没有美国国籍这件事来对付他。如果让他当公开发言人，就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而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另外，可能被发展入会的工人，有不少都认得我。在1928年，我曾代表共产党竞选国会参议员，所以在州里的几个重要选区名气不小。……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并认真考虑了市里和州里的政治形势之后，我跟他总算取得了一致。”
还有一件好事也应该说一下，雷和卡尔一直都是集体行动的。他们既不会为了出风头而逞英雄，也不装出事事都懂的样子。他们俩都是严肃的革命者，是忠于组织的人，他们懂得怎样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去教育更年轻的领导人。
在他们的带领下，领导团队逐渐扩大。格兰特·邓恩和迈尔斯·邓恩跟雷和卡尔一样，都是在煤场工作的党员，卡车司机运动开始时，他们的加入让团队如虎添翼。工会里另有两个党员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一个是老奥斯卡·库弗（Oscar Coover Sr.），他在建筑业工作，是个熟练电工；另一个是在西北铁路公司开火车的C·R·赫德伦（C.R.Hedlund）。没过多久，年轻的战斗性工人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在煤炭业的斗争中，他们开始成为领头人。
在煤炭业里发动运动，有几个特殊的原因：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几个党员在这一行做工；明尼苏达一到冬天，气温就会降到零度以下，所以，对于运动的发动，煤场具有战略意义。在罢工中，只要工人能确确实实地关闭煤场，老板就不能像以往一样，安稳地坐着，等着工人被饥饿打败，因为天寒地冻的，没有煤烧，人是撑不下去的。而在大萧条影响下，许多人一次只买得起一点煤，这又让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所以说，只要罢工能选对时机、组织得好，就可以较快地赢得对工会有利的合同，虽然这还算不上大获全胜，但也不错了。
当然，老板一定会拼死反扑，要想获胜，非得打退他们不可。如果我们打退了他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卡车运输业的其他司机都组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劳联旗下工会普遍存在的麻痹无力，就可以得到克服，全城的工人就都能组织起来。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发动一场阶级战争，而这场战争怎么结束，就要看共产主义者同盟能不能发挥关键作用，领导和激励整个运动。在前一阶段，激进势力对明尼苏达劳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算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不少工会活动家仍对过去的激进工会运动记忆犹新。有些人把自己当作广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依然燃烧着世界产业工会的战斗性。只要城里能发动一场真正的罢工斗争，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踊跃参加，就像听到军号声的退役军人一样。
要想把斗争搞起来，就必须粉碎中央劳工联盟和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里的官僚障碍。574分会的问题主要出在克利夫·霍尔身上。他跟城里的工会高官狼狈为奸。他们当了好多年大干部，却连一次罢工都没赢过。他们把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工人头上。他们整天就想跟“公正”雇主合作，所以，在罢工中，他们肯定是要作对的。但我们不能一上来就直接向官僚进攻，这样会让人们以为，我们发动运动，就是为了当上工会的大干部。这样会损害组织运动，所以只能采取迂回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关键，就藏在工会官僚所面对的矛盾之中。他们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跟资本家合作，要是他们失去了工会中的基本盘，他们对统治阶级就一钱不值。但要维持基本盘，他们就得给工人一些好处。然而，在运动准备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根本承担不起领导运动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采用的策略，就是让工人直接向老板开火，使工会官僚陷入矛盾之中。要是他们反应不积极，他们的名声就臭了。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明尼苏达农工党[6]。这个党是在一战后成立的，它的基础是工会与农民组织的联盟。随着它的壮大，它在城市中间阶级当中也获得了一些支持者。在它成立以前，明尼苏达的工会运动一直想赢得某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它的成立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工会运动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受了左翼工会活动家的影响。虽然农工党在选举中独自参选，对抗民主党和共和党，但它的纲领仍然没有超出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结果，它的基层支持者的阶级政治意识发生了混乱，它的这些基层力量，是以城乡的各种社区俱乐部的联合为形式组织起来的。另外，工会是这种联合的主要成分。
从一开始，农工党内参加公职人员选举的那些人就想控制全党。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当选，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惜随意玩弄原则。1922年，农工党赢得了一个国会参议员和几个国会众议员的席位，这是它的首次重大胜利。到了1930年，明尼苏达农工党在州长竞选中获胜，全国各地的农工党组织当中，只有它曾经赢得过这么高的职位。1933年，农工党的州长获得连任。那时农工党在州议会中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结成联盟，控制了众议院，但参议院主要还是被保守派掌握。
这里还得说一句，在农工党的诞生中，共产党也出了不少力。后来在1928年，共产党决定亲自参加国会选举，跟农工党的候选人角逐国会参议员。农工党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个第12区俱乐部，好几年来，这个俱乐部的书记一直由雷·邓恩担任，现在共产党选他来当候选人，结果导致他被农工党开除。没过多久，共产党又把他打成“托派”，也把他开除了。
农工党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有一定基础，所以它有两重性质。在选举时，它的选举人毫无原则地玩弄各种政治把戏，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群众运动，它的党员参加了农民斗争和工会活动。也就是说，在工会与老板发生冲突的时候，在政府任职的农工党代表不得不对工会表示同情。许多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在选举时都会投它的票，所以，对于把这些工人组织进工会，这些当了官的农工党代表也只能表示支持，他们认为这既是工人的权利，也是工人的需要。
弗洛伊德·B·奥尔森[7]在1930年代表农工党竞选明尼苏达州长，并获得了胜利，1932年他再次当选。他是个律师，早年参加过工会运动，以前还当过亨内平县的检察官，明尼阿波利斯就在这个县里。奥尔森以为自己要比自己所代表的运动更强大，所以他在政治上见风使舵，为了谋取私利，他跟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做了不少交易。
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标来说，奥尔森当州长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他的政治生命依赖于农工党，所以他不能公开破坏罢工，反而还得做一些姿态，表示公开支持工会的组织运动。坏处就是，在跟老板斗到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和工会官僚可能就会把工会力量的领导权给夺走。
这种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他既有雄辩的嘴，又有灵活的手腕。在工会会员当中，他很有威望，没有一个工会干部敢跟他作对。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认为，在574分会罢工时，凡是跟其它工会发起的同情罢工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得认真考虑。否则就会给奥尔森可乘之机，让他通过其它工会干部介入和控制罢工。因此，必须加强574分会的力量，使它能在哪怕是最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向阶级敌人表现出自己的强大。
574分会在跟老板斗争时，还得对付公民联盟。公民联盟是老板们的组织，1918年，老板们出动战时自卫队，镇压了有轨电车工人的罢工，随后老板们就按照这个办法，成立了公民联盟。控制公民联盟的，是当地最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在劳资关系问题上，这些大资本家说一，下面那些小老板——差不多八百人——就不敢说二。公民联盟不许会员违反它的政策。哪个老板违反劳动关系政策，就要受罚。它有一整套专职的工作班子，它在工会中安插奸细，还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合作，还能调动警察。阶级敌人为了破坏罢工，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组织，而且充满自信，趾高气扬。
总之，我们准备发动的组织运动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圈套和危险。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一定要把它给落实。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以乐观的情绪投入行动。运动的第一步，我们准备在煤场发动，因为在煤场里，有着参加过激进运动的工人，我们可以依靠他们，让计划顺利开展。
（翻译：赤心 修订：龚义哲）
[1] 塞缪尔·龚珀斯（Samuel Gompers，1850年1月27日——1924年12月13日），美国劳工联合会创始人，1886—1924年任劳联主席。——译注
[2] 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1873年3月3日——1952年11月21日），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1924—1952年任劳联主席。——译注
[3] 丹尼尔·约瑟夫·托宾（Daniel Joseph Tobin，1875—1955），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领袖，1907—1952年任兄弟会主席。——译注
[4] 美国工会中的司库大多叫secretary-treasure，直译为“书记—司库”，为简便起见，简称“司库”。——译注
[5] “missmullaneous”听起来像是“Miss Mullaneous”，即“什么什么小姐”，所以喝醉了的这个会员才会这么问。——译注
[6] 二十年代初，美共企图推动各地工会与农会建立一个独立于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农工党（Farmer-Labor Party），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各种农工党组织，在1923年，在美共的推动下，全国性的农工党组织——联合农工党（Federated Farmer-Labor Party）成立了，但是，联合农工党很快就流产了。虽然全国性的农工党组织成立不久就瓦解了，但农工党在一些地方仍有较强的影响力，比如明尼苏达农工党就曾在1930年和1932年两次赢得州长选举，它在四十年代同明尼苏达民主党合并为明尼苏达民主农工党。——译注
[7] 弗洛伊德·比约恩施坦·奥尔森（Floyd Bjørnstjerne Olson，1891年11月13日——1936年8月22日），生于明尼阿波利斯一个北欧移民家庭，1909年高中毕业后在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1910年考入明尼苏达大学，一年后辍学。四处流浪打工，并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1913年返回明尼苏达，考入威廉·米切尔法学院，1915年获得法学学位，开始担任执业律师。1919年担任亨内平县副检察官，1920年担任县检察官。1930年代表明尼苏达农工党竞选明尼苏达州长成功，1932年、1934年成功连任。1936年因胃癌逝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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