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孙家麒《蒋经国建立台湾特务系统秘辛》（1988） 第十一章 关于「最伟大父亲」的蒋介石 这本书既以「蒋经国窃国内幕」为名，其内容自应以太子的「窃国」种种为限，似乎不必拉扯到老先生身上去；不过老先生是中华民国的元首，国家的一切权力，完全可以操纵在他的手里。假如不是他蓄意传子，把所有的力量都毫无保留地让渡到他的爱子手上，那末，太子先生纵有通天本领也无法施其技的，又假如换了别人，恐怕大权还未盗窃到手，脑袋和身体便早已分家了；所以太子的「窃国」勾当，是在老先生全力掩护监守自盗情形之下进行的，因此「窃国」的罪行，父子二人是半斤八两，难分主从。何况外界所看到的老先生只是他虚伪的外貌，而我所看到的则是他的真面目，这些正和未来的国运息息相关，为什么不应该提出谈谈呢？ 在「七七」事变还未发生以前的几年，我对老先生是非常崇拜的，西安事变时也曾经为他流过眼泪，我之所以参加特务工作也是由于崇拜的缘故。现在我才知道那是上了御用宣传家的当了，他们高喊「蒋委员长是中华民族的救星！」把「伟大的领袖」捧上三十三重天成了一尊庄严神圣的偶像，于是一般青年便信以为真，也盲目崇拜起来了，听到「委员长」三个字便要挺胸膛、碰脚跟，原来那些都是愚民的把戏。记得纳粹的著名宣传家戈培尔有一句话「谎话说久了连自己也会信以为真」，老先生便是在如此这般的谎言中奠定他的偶像地位的，这谎言一直等我到台湾之后，才有机会把它看穿。 古时的帝王都是住在皇宫大内之中，和人民完全隔离，其用意乃是予人民以尊贵、威严、高不可攀的神秘印象，国民党人对老先生也是用的这种手法，所以局外的人根本看不见他的真象。读文告吗？那是别人替他写的；看外表吗？那是作状矫装出来的；看照片吗？那是经过左挑右选的；那里有半点儿真面目？ 谈到照片我又想起一件事：有次我们和NACC研究印制传单的问题，上面需要老先生的照片，他们表示「蒋总统的照片太一本正经了，缺乏生动活泼的人情味，有次他和夫人一同散步，路面不甚好走，他便用手搀着夫人，我们认为这个镜头很好，便拍了下来，不料侍从人员一定要把底片收去，不准洗印，真是岂有此理！」 真的！老先生的照片是不准随便拍摄的，那是励志社胡崇贤的专利，每次我们需要照片，都是向他买，但他所有的照片一律是一本正经状，此无他，恐有失老先生的庄严、伟大的偶像身分，影响人们对他的崇拜也。这和不久以前英国女王伊莉萨白二世在一次赛马里输了之后，满脸充满伤感沮丧表情的照片，任由报刊随便刊登的作风，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近十几年来我所看到的蒋介石先生，和一般人所了解的大不相同，最令我失望的是他不但一点也不伟大，相反地，以他那样的才能、品德，和他担任的职务比较起来，一点也不相称。根据我的观察，发现他有最显著的五大缺点；兹分述如下： 一、最拙劣的演说家 凡是在中国政治圈里混过的人，大概都领教过老先生的演说，一口奉化的土音不讲，十句之中倒有三四个「这个是……」，其无条理、无重点、重复、累赘、散漫之处不一而足。但那还算是比较好的，因为那至少在事前还有人为他准备个大纲；只有在临时性或没有圈外人参加的场合中，才可以看出他的真本领来。我在政治行动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曾经替他担任过几次记录，所以我对于他的演说能力的认识也最为清楚。 政治行动委员会一年一度举行的工作检讨会，开幕时照例是老先生自己主持，因为参加的人清一色的全是他的忠实信徒——特工人员，所以讲话也特别随便，不让别人替他起草。记得一九五一年的工作检讨会是在警务处大礼堂举行的，间幕时又是我的纪录。老先生在「领袖训话」的节目里，讲了半小时的话，内容只有两点：一是对于派往大陆工作的人不可求速效，要长线放远鸢，一是要投中共所好。话虽只是这么两句，但他老先生却翻来覆去地讲了又讲，中间夹杂着无数的「这个是……」，前言不对后语，下句不接上句，真是记也无从记起。幸而另有录音设备，事后录出一看，啊！那真是一篇使人啼笑皆非的妙文，不得已，只好仿照曹圣芬的办法按照大意再替他另做一篇。 听说从前有一位仁兄为老先生作纪录，以熟练的速记技术，把他所讲的话一字不遗地完全记了下来，忠实得连那无数的「这个是……」也未曾掉一个。不料老先生看了之后赫然震怒，立刻把那位仁兄炒了鱿鱼。后来曹圣芬担任纪录的时候，有了前车之鉴，纪录时便不再理他怎么讲，也不管前后的次序如何，只是就其大意加油添醋地另作一篇，这个办法果然大受赞赏，老先生那些汗牛充栋的「言论集」与「训词」之类，都是如此这般地产生的。 西安事变之后，我们读了老先生的「西安半月记」，对于「伟大的领袖」无不深深地佩服。但我对于那篇「对张杨训话」的讲词却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以为在那样兵马倥偬，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还会有时间、有心情从容不迫长篇大论地训斥两员叛将，尤其还未完全脱离他们掌握的时候，难道不怕他们中途变卦？同时蒋夫人在那种情形之下，怎会记得那样完整？难道她是一位速记专家？这都是许多年来使我大惑不解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不禁使人哑然失笑，我敢断定不仅老先生讲不出那样一篇大气磅礴的动人讲词，蒋夫人也记不了那么完整，其实压根儿便没有那么回事，为了使人歌颂「领袖」的伟大，所以才杜撰出那篇讲稿，其所以说是蒋夫人纪录者，无非找个证人使人相信而已，因为当时只有四人在场，两个失去自由了，一个是太太，当然只会替他圆谎，于是又听得到处在喊「领袖伟大」「伟大的领袖」了（我还以为张学良二十多年之所以不得自由，很可能便是因为老先生怕他拆穿这个西洋镜之故）。 老先生的口才，笨拙得连个小学教师也不如，在当前的世界政治家之中，实在是一位最拙劣的演说家，奇怪的是他却最喜欢在公共场合大显身手，有时无话可讲，就翻出他的「言论集」或训词之类，选出一篇指定一个人上台宣读，大家人手一册在台下跟着默诵，老先生也是如此。自己研读自己的训词，古今中外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相同的例子来，我的心里只觉得非常滑稽，这大概是「愚而好自用」的心理在作祟吧。 二、最颟顸的行政官 处在科学发达文明进步的二十世纪，一切事事物物都变得非常复杂，无论是管理一所工厂，一个商业机构，要想使它的效率高，非分层负责、分工合作、尊重组织系统不可。工商团体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处理亿万人事务的政府机构？老先生爱管闲事的毛病大概是与生俱来，本来以总统地位之尊，各级负责人如此之众，只需要他决定政策，指示大的方向交给行政院负责执行便可以了，实在用不着再管那些一节节的问题。所谓唐虞之世垂拱而天下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秘诀，那也只是分层负责而已；试想有皋陶管理司法，契负责内政，禹负责水利，后稷办理农业，每个人都以最大努力把业务办得井井有条，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有什么事好做？唯一的希望便是祈求上天给一个风调雨顺的大丰收，所以大舜才有「南风歌」之作。然而这位老先生远不及此（他在「科学的管理」、「行政三联制」、「组织的原理与功效」几篇训词中，说得头头是道，不料做起事来竟全不是那回事儿，这都是因为别人捉刀之故，其实他的训词，第一个应该精读深究的，却是老先生自己），他还是事事都管，总统虽然没有太多的事好做（假使不剥夺行政院长的权力），但总裁却不受这些约束，可以海阔天空地为所欲为。别的不谈，单说中央每周一次的纪念周、中常会和每月一次的总动员会报，一经老先生主持，便足以闹个人仰马翻神鬼不安了。 中央常务委员会是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党的最高会议，老先生是党的「总裁」（也就等于党的皇帝，他可以不受会议的拘束，不受多少票数的限制，他的决定不容变更，不管多少人反对（实际上也无人敢反对），他不同意的事可以使用「否决权」；所以他对某一事有意见了，中央党部秘书处便马上行文过去，要该主管机关首长遵办；而且这是属于「总裁交办」的「十万火急」案件，不受工作计划、年度预算或其他的任何约束，一定要优先完成。 总动员会报每月举行一次，这是仿照抗日时期的「精神总动员」而组织的（各机关的动员月会便是由此而来，这种集会不仅毫无动员意义，适足以废时误事，其实国民党的大小会议，又有那一种不是如此？每一个机关首长，光是参加会议，就把时间占尽了，那里还有工夫办事），也是老先生主持，所指示的尽是些零零碎碎的枝节问题。 中央「纪念周」每遇周一举行一次（也是属于党的思想训练之一），老先生都是亲自主持。尤其是每月一次的「扩大纪念周」，参加的人计有：党政军各单位首长，中央级民意代表（立、监委员国大代表），高级训练机关学员（革命实践研究院、国防大学），人数至少亦在千人以上。在老先生训话的节目中，除了有较为重要事项事前有所准备或照本宣议训词之外，他便东拉西扯地想到那里说到那里，我曾经耳听他讲了无数次关于「随地小便」、「临街晒衣」、「脚踏车装灯」等等警察业务问题，试想在那样庄严隆重的场合里，以一国元首之尊，讲的竟是些鸡毛蒜皮般的琐事之事，连越五六级指挥到台北市警察局长的头上，这无异一个大军统帅直接指挥到连长，请问这个仗怎么会不失败？记得有一次老先生看到脚踏车上不装灯，认为易招车祸，在纪念周上大发责，当天晚上台北街头大批警察出动，取缔无灯脚踏车，弄得鸡飞狗跳，怨声载道，但几天之后又恢复原状了。 又有一次老先生看到街上的标语、广告有自左而右横写的，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写法不合传统精神，严令取缔。于是台北市警察局又手忙脚乱地大忙一阵，直到所有的标语、广告全部改正为止（不仅标语广告如此，连投向大陆的传单遇有横行也一定要自右而左，其实这是十分可笑的，那样写法恰是违反了大陆同胞的日常习惯）。 台北市警察局长本来只是一个地方三级小官，上有警务处长和台湾省主席，再上还有内政部长、行政院长，和总统相隔等级如此之多，可以说不可能直接发生业务关系的，而居然如此发生了，警察局长自然是如奉纶音，于是暂时抛开一切业务先办总统面谕的要公，连处长、主席也不敢过问。这次是警察局，下次可能是公路局，再一次可能是卫生处或其他机关，每个机关都有承办总统面谕案件的可能，「曾经沧海难为水」，承办过「皇差」之后，眼界大开，对于例行公事，无形中会产生一种漠视的心理，况且老先生的指示，好像「吹无定向风」一般，讲到的时候雷厉风行地紧张一阵，风头过后一切又依然故我。每个部会首长虽然都有固定的职费，但人人都有被总统越俎代庖的可能，于是凡百庶政，一齐「乱晒大笼」，外人常常批评我国政府贪污无能，也确实是事实，如果追根究底地研究起来，贪污的形成固非一朝一夕的工夫（将来有机会当详加论列），而老先生的不尊重组织系统和不知道分层负责的越级指挥作风，实在是造成政府无能的最大原因。 记得从前某个皇帝问他的宰相一些专门性的枝节问题，那位宰相不回答，要皇帝问该项业务的主管官去，连问几次都是如此，于是皇帝光火了，问他：「那么，要你这宰相做什么？」但见那宰相不慌不忙地答道：「宰相的职责是燮理阴阳，使皇帝成为圣明之君的。」以前的宰相相当于今日的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尚且不能越权，何况总统？胡适之先生在祝老先生七旬大寿的时候，曾提出「三不」与「三无」的建议作为他的祝寿礼物，确是对症的药物，可惜老先生不明其理反而认为是有意讽刺呢。 三、最自私的当国者 一九五九年（民四八）六月十二日台湾省议员李万居先生向省议会提出质询十六点，其中有一段说： 「国父孙中山先生毕生从事革命，冒尽种种危险，他的信念乃在替全中华民族谋解放和自由，他的最终目的是替全体中国人谋幸福，是在实现「天下为公」的崇高理想，他毫不为个人的权势和利禄打算。所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为着国家的统一强盛，他毫不迟疑地毅然把总统的权位让给袁世凯。这是何等的伟大？……现在距离孙中山去世三十四年，他的至公无私的伟大精神一面留给世人崇拜赞颂，另一面他的精神则在变质者。依照宪法第一三八条规定「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军队是国家的，宪法上写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无人能够加以曲解，这也是一般民主国家的常规。但是自由中国的实情如何呢？我们的军队不是日益在加紧党化吗？许多青年在军中服役，常于一两点钟的深夜被叫起来疲劳讯问：为什么不入党？甚至用强烈灯光向眼睛照射，使你的精神和身体都受不了。这是不是把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私」了？这是就大的一方面讲；小的方面则把许多戏院、旅社、饭馆变成党营的事业。这究竟是「天下为公」抑是「天下为私」？台湾老百姓对于这点感觉惶惑不解。」
李万居先生的质询虽然许多人都认为非常精彩，但我以为他的观察还不够彻底，他的质询也还不到家，因为他只晓得一切都国民党化了，那只是皮毛之论，却不晓得骨子里国民党早已「蒋家化」了，一切都为了「蒋家」，一切都为了「传子」；如果仅是党化，那还算是属于一个政党而不属于个人，「蒋家化」之后，则一切都是蒋氏父子的私产了。关于老先生的自私事例，实在举不胜举，现在还是单就他的家族方面谈谈吧。 （一）太太 宋美龄妻以夫贵因而荣膺中国第一夫人称号三十多年，由航空委员会委员长（其实她对航空懂得什么？）而「女中央」的「女总裁」，以配偶身分参加国际会议，风头之健，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其原因只是为了她嫁得一个有权的丈夫。 （二）儿子 长子经国以非军人身分而荣任上将，把国家大权以明交暗盗方式悉数传给了他；次子纬国未立任何战功而荣任中将装甲军团司令，可惜我们的第一夫人肚子太不争气，几十年来儿女未生一个，如果她是一个多产者，生上十个八个英雄儿子，（老子是英雄儿子当然也是英雄），恐怕三军将领早已为蒋氏兄弟包办，太子窃夺军权的时候，也不必费那么许多气力了。不过在这方面中国人还是值得自豪的，试看近代显赫人物如艾森豪威尔，杜鲁门、戴高乐、邱吉尔、赫鲁晓夫、连死去的一代魔王希特勒、墨索里尼也算在内，他们的儿子似乎没有一个做到将官的，小艾森豪威尔好像还只是一个校官，而杜鲁门的女儿玛嘉丽小姐虽然也住了六七年白宫，而结果还只能以唱歌作职业！这些都足以证明他们的儿女之所以不能克绍箕裘，不是做儿女的不肖，便是做父亲的脓包，那里及得上我们的「领袖」伟大？有办法？能不让他们羡慕？谈到这里，我们真应该也学台北集会那样高呼三声「领袖万岁」！ （三）孙子 皇孙蒋孝文自从一九五四年和军友社总干事江海东率领一群暴徒大闹空军新生社，捣毁华美协进会举办的时装表演会场之后，久已销声匿迹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去年（一九六〇）二月上旬此间一家左报上刊载一则「皇孙蒋孝文」在美国奥克兰大道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驾车被拘的消息，并说我国驻该地的沈领事，以蒋孝文持有外交护照的理由，亲向法庭提出外交豁免权的要求云云。 我看了这条新闻，以为又是左报造谣，因为在我离台之前，太子的「地下小朝廷」里正盛传着一个关于蒋孝文的消息：说他在考取留美后，太子先生鉴于近些年来政府达官贵人的子弟，无一不是千方百计争着去美国留学，为了以身作则挽此颓风，自己的儿子虽已考取了留美，也不该他出国，特地送入军校受训，准备将来作一个捍卫国家的革命军人。这真是一个「廉顽立懦」的好消息，也确实值得令人称赞，于是在他那个小朝廷里到处洋溢着「蒋先生真伟大」的歌颂之声。 我因为脑子里早已有了这一深刻印象，所以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蒋孝文会在投笔从戎的学至半途中，再偷偷摸摸脱下军装换上洋服飞往太平洋的彼岸去；而且居然摇身一变由一个中学毕业的学生突然成为中华民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果然如此，堂堂国家的外交部岂不成了他们蒋家的「交际室」？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其他的报纸也纷纷刊出了这则消息，证明了这事的千真万确不是左报造谣。 我对于这位在台北赫赫有名的「太保」蒋孝文一点也不愿加以苛责，相信他也和一般的孩子们一样可爱，只不过因为环境特殊把他娇纵惯了，所以才变成一名「飞仔」。至于考上留美改入军校，然后再偷偷摸摸神不知鬼不觉地继许多达官贵人子弟之后，和他的妹妹孝章小姐一同到了美国，这些魔术把戏决不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孩子所能要得来的；尤其是外交护照非同小可，当然这是太子先生的又一精心杰作。只不知这幕把戏戳穿之后，从前那些大喊「蒋先生真伟大」的那班老朋友们，心里作何感想耳！ （四）皇亲贵戚 老先生的大舅子和襟兄弟，凭了这点裙关系，操纵中国财政二十年，他们的腰包满了，老百姓的腰带松了，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用不着列举。 根据以上事实证明老先生确是一个最自私的国家负责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只为他的家族和亲戚打算，老百姓的死活一概不管。谈到这里，我对于老先生当年抗日的动机不禁发生了怀疑，因为中国的土地人民都等于他的私产，日本人竟要来抢夺了，为了保家保产任何人都会加以抵抗的，又有谁能断定他的抗日不是抱的这样念头呢？「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我非常替他惋惜在重庆的时候没有被日本飞机炸死，否则，他在历史上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纵有这些「传子」种种的自私念头，因为还未见诸行动，任何人也没法发觉，而现在则原形毕露了！ 四、最低能的军事家 老先生以枪杆起家，几十年来从不肯放弃军权，直到今天还是不肯脱下军装（访问碧瑶和南韩为仅有的两次），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法国的戴高乐都是正牌军人出身，战功也不比老先生逊色，而且他们的总统也是身兼陆海空大元帅，何以他们一旦当选总统之后，立即脱下军服而老先生则不然呢？自然是他对军事特别感觉兴趣而以军事家自居了。 谈到「军事家」这个头衔，又使我想起一件故事：老先生看到现代的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威力特强，忽然异想天开要以「总裁战」的型式，使党政军结为一体，像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般的也来一个「党政军联合作战」。这个独创的战术思想形成之后，就在阳明山庄（即阳明山会谈之处）革命实践研究院（现改为国防研究院）中举办「党政军联合作战研究班」，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每期召集学员约一百人，其成分全为党、政、军各部门的高级干部，时间为四个月，研究的主要课程为：「战时党务」、「战地政务」和「陆海空三军教令」三种，其他都是配属性质。 本来党、政、军、三者和陆、海、空、三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虽然都是「三合一」，但陆、海、空仅是兵种上的区别，而其均为战斗组织则并无二致，只要在战场上协同一致，便可以发挥战斗威力了。而党政军的联合，则是把军人和非军人硬生生地搅在一起，其扦格难入之处不问可知；但因为这是「伟大的革命领袖」超时代的军事思想，一般奴仆之辈怎敢有丝毫怀疑？于是只好遵照「领袖」的意旨从事设计工作。因而最初的研究方案都是以生吞活剥的办法，硬把三者拉在一起。经过几度研究之后，才晓得不是那么简单，更不是一句话便可把党政文员变得和军人一样的；于是一期一期地研究修正下去，到了我参加的那一期（七期）的时候，我发觉那些方案和现行制度在本质上并无什么特异之处，只是在字面上多了些联合作战的许多新名词而已。例如：战地最高指挥官仍旧是身兼党务特派员和最高行政长官，党工人员和政工人员也还是「二合一」，收复区的军政府完全受军事支配，又有什么新颖特异之处？原来党政人员实在和军事行动配合不上，于是兜来兜去又回到老路去了（不知道现在的国防研究院又有什么新办法没有）。 记得最后还有一次纸上作业的登陆演习，假想由××地区敌前登陆，以××为初步目标攻击前进；党政军三个部门在统一指挥之下像煞有介事的各显神通，果然以摧枯立槁之势圆满达成任务（这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这次演习是陈诚先生以班主任的身分亲自指导的，但老先生的讲评却大为不满，认为演习失败。 老先生是颇以军事家自负的，但他一生中除了北伐之外似乎并没有打过几场漂亮的仗，譬如抗日、剿共的无数战役，凡是由老先生自己指挥的有过一次辉煌的胜利没有？据说周恩来在重庆时，曾和国民党以外的人士谈起此事，周说：「我们和中央军作战，最欢迎蒋先生亲自指挥，因为那会给我们补充大量的武器弹药。」证之于后来的东北、徐蚌，和川陕撤退几次战役，周恩来的话的确没有冤枉他；所以当东北失守以及川陕撤退之后，各方大声疾呼要求杀陈诚、胡宗南以谢国人的时候，老先生始终一声不响，后来立法院逼得凶了，他才承认一切责任应该由他自己来负。从这几次战役也可以看出他的指挥能力如何了，所以我说他是一位最低能的军事家。而其低能的关键仍然是他那「不尊重组织系统」和「不知道分层负责」的老毛病，他不晓得在行政上越级指挥，不过减低工作效率使政府无能罢了，在军事上越级指挥，尤其坐在几千里之外的办公厅里，根据失时的情报，指挥情况瞬息万变的战场军队，从事千钧一发的生死斗争，如不失败岂非怪事？而我们的整个大陆也就在这「怪事」不断上演之中完全被中共夺去了。 五、最玩法的独裁者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老先生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中郑重声明「决不修改宪法」，赢得许多人一致赞扬，认为他可能不再连任了；不料宪法虽然没有修改，却指使国大代表修改了和宪法具有同样效力的临时条款，出席人数不够，又授意御用大法官把人数标准降低；果然在如此这般的安排下，老先生得以三度连任了。一九六〇年九月预置陷阱强捕雷震下狱时，老先生表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其实在他的法律之前人民永远得不到平等，因为他是一个统治者，虽然希望人人守法，但他自己和他的家族以及那些皇亲贵戚之流，却能以玩魔术的手段而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我即国家」，他的意念便是法律，一切生杀予夺可以完全照他的意思去做，国家的资财可以把它当作他的私产一样任意支配，不管他怎样胡作乱写，法律自然会来移樽就教替他遮掩。此类事件真是俯拾皆是，用不着我来哓舌，现在单把他怎样「以党干政」的违法事实提出来谈谈： 中华民国行宪以来已经十多年了，这十多年来的三任总统都为老先生一手包办（即令他死了也不会落在别姓的头上），他谈话的时候，开口「法治」，闭口「法治」，而反对他的人则说他是「党治」，究竟是「法治」呢？「党治」呢？还是「人治」呢？且让我举出些事实看： 行宪之后的国民党，应该和青年党、民社党一样只能算是政党之一，再不能像训政时期那样「以党治国」了。是的，「以党治国」的口号确实没有人再喊了，但代之而兴的却是「以党领政」、「以党统军」，由一句变为两句，试想国家大事除了军、政（当然是广义的）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这两句口号在本质上说不是「以党治国」是什么？至于「治」的方法则又和训政时期完全两样。 国民党因为是执政党，所以担任公职的人也特别多，他们把这些人名之为「从政党员」。为了管理这些从政党员，中央党部特别订有「从政党员管理办法」；由于中央政府的各院、部、会首长，必须经过中央常会的提名或同意才能出任，具有黜陟予夺的无上权威，「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这些从政大员对于中央党部的命令那里还敢怠慢？现任财政部长严家淦担任台湾省主席的时候，我曾见他在中央党部开会，那副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样子，活像童养媳见了婆婆一般；因为他奉命惟谨，所以才官运亨通长久保持住部长的官阶。 中央党部决定的事项，遇有需要政府机关办理时，便由中央秘书处或其他组会按照该案的性质，通知某院或某部会（省县方面则由省党部、或县党部负责处理，其程序一如中央）负责从政党员办理。假如该机关首长不是国民党籍，而为党外或友党人士时，则通知其副主官或其他次要从政党员（这类例子虽不甚多，但也不是没有，如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前教育部长梅贻琦，台湾省卫生处长颜春辉，前台北市长吴三连、高玉树等党外人士之所以不能进入政府机关作事者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党的文件很多，既不能按照一般收发手续，又不能列入普通档案，因此每一个首长都必须有一位亲信秘书（当然是党员）专门负责处理；一则便于保守秘密，再则免于混入官方文书贻人口实。 记得有一次内政部长王德溥，因处理工人报的纠纷，不晓得什么缘故，内政部竟把中央五组的一封要王部长在该案中予工会以支持的函件在报上披露了，于是舆论哗然，王德溥大受攻击（对方的当事人是在NACC服务的黄遹培君，他的太太便是台北鼎鼎大名的英文中国邮报社长余梦燕女士）。经过这次教训之后，中央党部为了防止党的机密外泄，特又订定一种「党的文书处理办法」，通知从政党员共同遵守。 法庭是明辨是非的地方，是庄严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不但要超出党派之外，任何人也不得干涉；不过只有在政治修明司法独立的国家才能做到那种地步，我国在表面上也是号称司法独立的，但那是骗人的鬼话，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社会人士抨击国民党干涉司法。凭良心说事实上确是如此，至于干涉的方式，仍然是前面说过的那一套。譬如属于最高法院管辖的案子，便由中央党部的某个单位通知司法行政部，或最高法院负责从政党员（如部长、院长、检察长）指示如何办理；属于省级的，则由省党部通知高等法院负责从政党员办理，县亦如此。试想当一个法官接到党或其直属上司的指示之后，心里早已存了偏见，那里还能秉公裁判？早些年轰传一时的「奉命不上诉」的笑话便是由此而来。一年前中国民主党正在积极筹备的时候，国民党决定全面予以打击，使它无法成立，除了以军、警、特务监视干扰之外，也发动到司法方面，像高玉树之迭遭传讯便是事例之一。请问这种种行为不是干涉司法是什么？ 国民党（实际是蒋氏父子）干涉司法的另一恶果，乃是为司法人员打开了方便之门，本来台湾的公务员待遇菲薄，一个普通法官的月薪大概不足港币二百元，如有子女的负担，生活便感捉襟见肘；古语说：「衣食足而知荣辱」，薪俸既不足以养廉，就不得不在「外快」方面打主意，再加上党的干涉司法，法律的尊严业已大折扣；神圣的国家法律既能无条件的为「党」曲解，又怎么不可为自己家人的生活曲解呢？纵然被人看破还会认为是在执行党的命令哩。何况大家同病相怜，于是彼此心照不宣，实行了民主主义的「各取所需」；如此一来，司法界乃乌糟一团而为社会诟病了。溯本追源这一切都是蒋氏父子的罪过。 国民党中央党部指挥从政党员虽然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但也有使它头痛的事情，那便是中央级的民意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和国大代表，这三种代表最初虽然也由国民党推名产生，但退到台湾之后，时移势易，差不多成为终身职了，只要局面不改，任何人也无法取消他们的代表资格，这和各院部会的首长任免全由中央决定的情形截然不同；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常有部份代表不大听话，在指挥运用上非常棘手。虽然他们都已纳入了党的组织可以用立法委员党部，监察委员党部和党团干事会来约束他们，但因为那些组织的负责人，都是他们自己互相推选，甚至轮流担任的，大家彼此一样谁也管不了谁，因此特在中央党部设立了一个「政策委员会」，由一位副秘书长主持其事，专门处理党和他们之间的有关问题，例如说，立法院要讨论出版法修正案了；监察院要弹劾俞院长了；国大代表们要求行使复决权了；那便是政策委员会生意兴隆之时，但见一席席山珍海味，把一个个民意代表招待得酒醉饭饱，以便在会场中依照党的指示而展开唇枪舌剑的热烈战斗，这便叫做「党政关系」。蒋氏父子的一切意图，十之八九都能在议场中获得通过者，便是因此之故。 看了上面的事实，就晓得了在老先生领导之下的中华民国，既非「法治」，也不是「党治」，乃是百分之百的「人治」；而这个「人」也不完全是他自己，还要同时加上太子，换言之，现在的台湾是蒋氏父子共名统治的。可惜他枉被信徒们伟大伟大的歌颂了一生，连半点英雄气概也没有，既要独裁便应该干干脆脆把宪法废止宣布独裁；既要「传子」便应该学学袁世凯的样子，结束中华民国改元称帝，以堂堂正正的仪式册立经国为太子，将来「老王宴驾」之后，自然会名正言顺地继承大统；何必装做一副伪君子模样，假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偷偷摸摸扶植儿子，弄得非驴非马，千秋万世背上「窃国传子」的臭名？这和一个荡妇一本正经地冒充贞女节妇，又有什么两样？！ 五年以前，王元龙自香港带了一个叫做「袁世凯」的电影剧本请中央审核，太子先生看到剧中的洪宪皇帝许多地方和乃父非常相像，认为对「领袖」有影射之嫌，不准拍制，足见他们是如何的作贼心虚了。 关于反攻支票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南宋时期沦陷区中的老百姓渴望政府反攻的真实写照；现在大陆同胞在中共血腥统治之下，较之那时受异族统治的人民还要悲惨万倍，而政府的反攻支票却一年又一年地不能兑现，到了现在不但海外同胞不再对这张支票寄以希望，即令在台湾本岛除了老先生之外，似乎连那些御用的宣传家们也叫得有气无力了。 反攻支票是老先生亲自开出的，前后共计开出三张了： 第一张支票是老先生于一九五〇年（民国卅九年）三月自行复职之后开出的，内容是： 「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应该于一九五五年兑现的；但五年到了，胜利年也过了，仍然连反攻的影子也看不到。 一九五七年五月在阳明山举行过某届中全会之后，老先生在中山堂欢宴大会全体人员，饭后他对那张支票有所解释，他说：「我在三十九年说的「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那番话到今天我还认为是对的，在当时言五年之内，我们本来可以打回去，无如后来的形势变了（他对如何变了未作解释，似乎是指中共的海、空军力量强大了），所以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过自现在起我相信四年之内，一定可以打回大陆，我是你们的领袖，决不欺骗你们……」大家听了，立刻欢声雷动兴奋非常。这张支票是对内开的，报纸上似乎并未披露（大概他的宣传人员也知道不能兑现，所以干脆地不发表），所以知道的人不多，论时间现在又已过期了。 当去年五月老先生连任第三届总统的时候，又开始了他的第三张支票，保证在他这个任期（六年）之内一定可以打回大陆，换言之，最迟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可以打回去。老先生开的支票已有两张证明是「空头」了，至于第三张究竟能不能兑现，真是天晓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便会发现一个秘密：那便是老先生反攻支票的兑现时间和他那总统的任期时间常常配合得恰好好处，试看他的第一个任期是在一九五四年届满的，而他的第一张反攻支票便到一九五五年；第二个任期是在一九六〇年届满的，而他的第二张反攻支票又开到一九六一年；很显然地，他的用意无异告诉大家：这张支票在他这个任期里无法兑现，要想兑现就必须再让他连任一次。这个手法接连用了两次，果然达到了他的目的（其实他不这样开支票仍然可以连任的）。至于第三次为什么不再多开一年了呢？一来因为这种手法已经用过两次了，不好意思再用；二来三任届满，老先生已是八十高龄，虽然有此雄心，恐怕上帝也未必便会再给他六年的时间，何况太子在旁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如果再不退位，说不定还会来一次「宫廷革命」呢？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亡国之君能及身而重行复国的，五千年来似乎只有一个越王勾践（少康和光武本人都不是亡国之君），但吴越的国力并不过于悬殊，而一个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另一个荒淫无道，穷兵黩武；在那样龟兔赛跑的情形之下，最后才能反败为胜。现在即令把中共比作夫差，但蒋氏父子能比得上勾践吗？所以外国人每次听到台湾的反攻论调总是嗤之以鼻，认为那是神话故事，梦中呓语；香港人听了多数也觉得肉麻；住在台湾的人虽然也不一定相信，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纵使明明晓得是一句空言，也只好怀着画饼充饥的心情姑妄听之。其实连老先生本人包括在内，也不相信在短时间内能打回大陆去的。例如第一张支票说：「一年准备」，现在已足足准备十一年了，据官方最近表示，还是只在接近完成阶段，而没有真正完成，那么，以前那「一年准备」的说法岂不明明是「自欺欺人」之谈？也许有人要问：既然如此老先生为什么还要接二连三开出无法兑现的反攻支票，岂不等于一次次的自己打自己耳光吗？那是什么用意呢？谈到这里，我可以如见其肺肝地一句话说穿他的内心： 「一切都是为了制造非常！」 台湾省议员李万居的质询十六点关于立法委员的任期问题说： 「立法委员还不该改选吗？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的任期，依照宪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为三年。第一届立法委员于卅七年选出，到四十年业已期满，应当重行改选。因为共匪叛国，大陆沦陷，政府播迁以致拖延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一年了。立法委员先生们几乎成了终身职，似此下去，大家有恃无恐，对于什么民意之应不应尊重，大家似乎忘记有那么一回事了。他们已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尤其不能替台湾人民的利益说话。举例来说四十七年六月「出版法修正案」竟然不惜违反众意，甘冒天下的大不韪而予表决通过。其次省县市自治通则条文二百七十余条，一搁就是整整十年，还未见审查完竣，可见他们并没有意思替选民谋利益。谈到选民，他们的选民究竟在那里？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人？今天自由中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台湾人，全国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百分之百须靠台湾同胞负担；在立法委员里面五百几十名的民意代表，台湾籍的立法委员仅有八名，似此岂能谓为事理之平？……政府方面则认为这是非常时期，立委没有举行改选，情非得已，但是在本省人方面则大惑不解，认为这个非常时期不知道要非常到什么时候！」
李万居先生说的「这个非常时期不知道要非常到什么时候」那句话，可说是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同时也说中了蒋氏父子的「心病」；他们父子所希望的便是把这个「非常时期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为只有借着「非常时期」这件法宝才能保得住他们蒋家的统治宝座。中央政府辖有三十多个行省，所以它的组织基础也是建立在这许多行省之上，到了三十八年（一九四九）自大陆撤到台湾之后，三十多个行省只剩下一个台湾一省了；以人口论约占全国人口六十分之一，以土地论约占全部面积三百分之一，以如此的比例，怎样可以代表整个中华民国？所以老先生认定「戡乱」战役还未结束，一时的得失算不了数，胜负决于最后五分钟。第二次大战期间欧洲许多小国被德国侵占，他们便赤手空拳在英国组织流亡政府，德国投降之后依然可以国土重光。现在以台湾本身力量，收复大陆固成问题，但如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民主国家打败共产集团，岂不可以像二次大战一样重温一次「接收」的旧梦？这是住在台湾的外省人（包括高级官员在内）的共同心理，他们也认为只有如此才有重返故乡的希望，执政当局又何尝不是这样想法？他们虽然口口声声「不把反攻的希望寄托在三次大战上」，「反攻大陆不要美国牺牲一兵一卒」，然而那纯粹是漂亮的外交词令，内心的打算正是持香祝祷第三次大战早日发生呢（其实那是他们的梦想，中共政权固然迟早要垮，但代之而兴的我敢断定决不是蒋家父子的国民党）。为了维持中央政府的组织基础，所以必须要高呼反攻，表示他依然是整个大陆的正统统治者。反过来看，假如老先生宣布「不反攻了」其后果又怎样呢？啊！那真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严重问题，因为一宣布「不反攻」，无异自己承认国共之间的战事已告结束，一切都由战时恢复到平时，双方的现状自然也都这样继续下去；请问基础建立在三十多个行省上的中央政府如何自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基础没有了中央政府还有什么理由存在？首先发生问题的便是中央级的民意代表，李万居先生说过：「他们已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尤其不能替台湾人民的利益说话」，政府既然安于台湾一省了，有什么理由不让台湾同胞自己治理？退一万步说也应该让他们选举省长完成地方自治。如此实权就到了台湾人手里，中央政府即令存在也只能是一个形式或「府、院、合一」罢了，行政院长兼主席，各部会首长兼厅处长（其实现在便应这样作，可以节省无数人力、物力，缩短公文旅行的旅程，唯一的缺点只是官减少了无法安置蒋氏父子的亲信），那些不属于台湾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们又那里还有存在的余地？到了那时整个政府的组织系统非要彻底彻尾另起炉灶不可；以「非常时期」为掩护的一切「非常措施」再也无法施其伎俩。如此一来，非但太子的继承美梦顿成泡影，连老先生覇占多年的统治宝座也会马上丧失，这才是蒋氏父子的最大危机，而在一手操纵中国命运数十年的老先生和视权力如生命的太子先生如何可以忍受？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窃国计划，不能不高叫「反攻」；为了造成「非常时期」的「非常局面」，更不能不高叫「反攻」！ 由于反攻的支票久不兑现，以致师老兵疲人心苦闷，一般人民只知贪图目前享受不作长远打算，因之贪污奢侈之风弥浸全台；豪门权贵更争先恐后地把他们的子女千方百计送往美国，作狡兔三窟的准备，开明如陈诚先生且亦不能「免俗」（他的长女英文名叫安琪娜，次女英文名叫莲达，她们在魏斯理女子学院毕业之后，仍然留在美国作事，她们的弟弟陈履安英文名叫劳伦斯，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姊弟三人都住在波士顿。她们之中有的是借着中学生留学考试那扇方便之门出去的），等而下之可想而知。 至于军队方面，士兵待遇既苦，还乡无期，既尝不到家庭的温暖，又抵受不住外界物欲的诱惑，满腹牢骚乖戾之气，稍不如意即行爆发；一九五三（？）年度政治行动委员会工作检讨会中，据宪兵司令部报告该年度军中特种案件（即军人犯罪）共达一千四百余件，平均每日发生四件，可谓惊人。其中又以「犯上」案件占最大多数，士兵枪杀班长者有之，杀排、连长，指导员者有之，下级军官因求爱不遂杀人全家者亦有之，（如三胜桥案但不包括特种案件之内）；凡此种种都是由于心中苦闷借故发泄，实行退除役办法之后，大征新兵入伍，因能发生新陈代谢作用，情况也许改善了，但士兵成分外省人和本省人却渐渐变成了主客易势，这也是蒋氏父子最感头痛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