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孙家麒《蒋经国建立台湾特务系统秘辛》（1988） 第八章 蒋经国的「联战」手法 「联战」是「联合战线」的简称，本来和中共的「统战」是一件事，因为国民党不愿沿用他们的术语（他们犯有一种幼稚的恐共病，凡是中共常用的字句，都要加以改动，例如中共常用「人民」，他们便不敢再碰「人民」二字，改用「民众」了，此例甚多，不胜枚举）所以才改此名称，这个工作是中央第六组主管业务之一。 从前在大陆时，国民党对这些工作是不感兴趣的，所以许许多多的政治集团，都被中共的「统一战线」统了进去，弄得国民党形单势孤，吃亏不小。到了台湾之后，大败之余，痛定思痛，那时不仅不敢作收复大陆的奢望，连台湾这块最后土地能否守得住也毫无把握。大家为了争取生存机会，差不多都抱着死里求生的心情，作尽其在我的努力。国民党在「改造」初期，尚能有一番新气象，便是因为这个缘故。而「联战」工作也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的。 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六组由唐纵先生组成之后，副主任徐晴岚极力主张推行「联合战线」工作，他的理由是： 「共产党晓得拉朋友助阵和我们斗争，我们为什么不也去拉朋友为我们助阵？过去在大陆时，竟蠢到把可以成为朋友的人，也赶到敌人方面去，那有不失败的道理？现在我们的力量更小了，也更需要朋友帮忙了，共产党虽然占据了大陆，但台湾、海外，甚至大陆内部，到处都有反共的人或组织，我们为了壮大自己，一定要把所有反共的力量，统统拉到我们阵营里来，粉碎敌人的「统战」阴谋，然后才有资格和它斗争。」
这些意见被老先生接受了，下令研究具体的实施办法，于是在中央改造委员会之下，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作战工作会报」（又名联战小组）由陈诚、张群、张道藩三位先生共同担任召集人。其下又依地区划分为：大陆组（召集人蒋经国）海外组（召集人郑彦棼）港澳组（召集人唐纵，不包括在海外组之内，足见对港澳之重视）和台湾组（召集人陈雪屏），经常举行会议，研究团结之道。最后决定定期约集各方反共有力人士，举行一次「反共救国会议」，并由行政院发表声明，开始筹备。接着通过了「反共抗俄共同纲领」和「反共救国会议组织规程」等重要文件，预定参加会议者为三百人，港澳地区为六十人，同时大部名单大致都已内定，如果不受意外的阻挠，该项会议无疑地决可于一九五二年（民国四十一年）下半年举行了。当时太子先生「窃国」的基本部署，方才开始不久，四种力量，除了「特务」之外，其他三种丝毫也没有把握，假使真的让这班反共人士进来与闻国事的话，对于自己的「窃国」计划，实在有莫大的不便。同时，那时陈辞修先生正在转变作风，处处表示虚怀若谷，礼贤下士，他又是许多年来大家一致公认的老先生的继承人，参加会议的人，到了台湾，一定会为他笼络了去，那时他的声望，便会一天天增高，对自己更是莫大的威胁。太子有了以上两种顾虑，再加上美国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台湾的危机已过，实在没有再开这种反共救国会议的必要，于是列举种种理由极力反对。老先生眼见爱子的态度如此，又发觉开这种会，对于他们父子的秘密计划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便把它搁置起来。这便是这些年来「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召开反共救国会议之由来。 假如国际共党头子史太林不发动韩战，美国总统杜鲁门不派第七舰队防守台湾海峡，中共大军集结在闽海周边作随时渡海进击状，我敢肯定地说类似「反共救国会议」这种集会，早于八九年之前便已召开了；无如韩战一起，第七舰队一到，把本来风雨飘摇的台湾局面，一夜之间，变成了安如磐石；蒋氏父子一见局势好转，于是故态复萌，认为难关已过，何必再和那班穷朋友打交道？这好像一个吝啬成性的富翁，在遭到强盗威胁时，派人四出向那些穷亲戚、穷邻居求救，等到威胁消失了，他又深深懊悔不该多此一举，以为请那些穷鬼到家里来，对于自己只有损失没有好处，何必做这种傻事？所以想尽方法要把他们拒之于大门之外。何况太子先生别有用心，张炎元先生调主六组之后，该组更成了他的直属单位之一，「联战」业务完全操纵在他手里，「反共救国会议」当然更无举行的希望了。 蒋氏父子既然没有举行「反共救国会议」的诚意，为什么这些年来还不时像煞有介事地作出要开之状呢？坦白地说这是属于「演技」范围，他们虽然不准备召开，然而却又不能断然封闭此一各方瞩目的团结之门，尤其经过老先生正式声明开出「支票」之后，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宣布支票作废。在这进退维谷的局势中，只有使出最笨拙的拖延战术来，使大家多少还抱着一线希望，而不致完全站到反对的方面去。何况在必要时还可以用鱼目混珠的欺骗手法，开个似是而非的什么会议、会谈之类来应付一阵呢（这次阳明山会谈便是此类性质）。这便是国民党当局一直对召开「反共救国会议」一事伤透脑筋的真实情形。 记得一九五七年（民国四十六年）春天，国民党为了应付「自由中国」杂志和其他方面的抨击，又把「反共救国会议」这张久不兑现的支票旧事重提，于是久已停止活动的「联战小组」，又把束之高阁的有关卷宗自纸堆中翻出来。在中央党部会议室由已故的俞鸿钧先生为主席，郑重地商讨了一次。当时我也在场，不过因为时间过久，各人发言的详细内容，已不能全记，只记得当时反对与赞成的比率，约为三与一之比，也就是反对召开反共救国会议的人占大多数，他们反对的焦点，都是着眼在不愿让外人分一杯羹，他们认为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台湾情势危急的时候，许多人躲在外面观望，不肯共赴国难，现在危机过去了，又要来坐享其利，天下那有这样便宜的事？如果单是邀请各方人士开会谈谈，把他们的意见作为参考，尚无不可，但决不能有任何约束力。结果，把正反两项意见并列，报请老先生决定，以后便无下文。 太子先生在那次会议中，始终不表示意见，但我晓得在会场之外，他的意见必最多，最有决定性，我们也可以由老先生的处理态度中看出他的意见是什么。 当时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厉生先生，一再埋怨「这是谁的主张？弄得我们进退两难！」他不晓得原案的规划人，是针对大敌当前，为了团结反共而设计的，后来有了第七舰队和「中美防卫协定」，情势完全变了，所以这个方案也被认为「作茧自缚」了。 最初拟议的「反共救国会议」是以团结反共为目标，近些年来国民党人口头上的「反共救国会议」，则是以应付海外反共人士的抨击、责难为目标，好像一个债务人向债权人一期一期地赖债不还，每逢被逼得无法逃避时，便再推一期，为了暂时缓和目前的窘况，不惜信用破产一样。一九五七年国民党两次邀约香港文化界人士赴台观光，便是这种办法的具体表现。一九六〇年中央第六组又邀了一批文化人前往台湾，其目的则是为了对付未来的反对党，希望他们在太子先生的安排下，能在和反对党人的斗争中，收点桴鼓相应之效而已。 至于这次举行「阳明山会谈」的动机，则是因为国际局势，愈来愈对中国不利，美国的对华态度暧昧不明，两个中国的谬论叫得震天价响，中国代表有被逐出联合国之外的可能，于是「急来抱佛脚」，又想起邀人助阵，但又怕被人分一杯羹，所以才有这次非驴非马的「会谈」安排。 「阳明山会谈」据官方解释就是反共救国会议的另一名称，名虽不同而实施则一，其实这是一派鬼话，骨子里两者相较，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别的不谈，单以香港地区的代表而论，除了一面倒向政府者外，试问有一个反共又反蒋的没有？不特此也，甚至连一向立场反共对政府间作坦率批评的新生晚报和友联出版社，他们也不肯邀请，难道这两个单位当真不如另几个拿津贴的报纸够分量吗？不然！正是因为他们不拿津贴，在会场中会说他们自己要说的话，而不甘作传声筒、应声虫而已。所以这次阳明山会谈，有人讥为「拥护派会谈」，我以为并非过激之论，因为国民党当局举行这次会谈的目的，不过是以「阳明山会谈」这只「鱼目」，来混充「反共救国会议」那颗「明珠」，表示它已经实践了历次的诺言罢了。 至于黄季陆先生自美国邀回的那十多位留美学人，他们多是书生本色，纵然一本正经地就教育或科学观点提出些意见，与蒋氏父子「窃国传子」的大计并无抵触，乐得予以接受表示开明，可怜那些书呆子们，在这里波谲云诡尔虞我诈卑鄙的政治圈子里，那里看得出蒋氏父子的阴谋诡计（这次阳明山会谈，承办实际业务的是中央第六组，太子的幸臣陈建中又是筹备处的副主任——实际负责人，举凡邀请人名单，会谈内容，各种策略计划等等，均由该组提出，所以实际上一切都是依照太子的意思安排的）？只是糊里糊涂地被人像货品一样的利用一番，为他们充充门面而已。 最初拟议的反共救国会议，乃是借着开会的机会，团结各方建成反共的「联合战线」，只要是有力的反共人士或组织，都可以联合在一起，越是反对政府的越是争取的对象，相反地对于拥护政府的，倒无须多此一举。试问这次参加阳明山会谈的人，有几个是「联战」的真正对象？真正应该邀请的如联合评论、新生晚报、友联出版社等，反而不加理睬，或视为敌人，邀请的多是「捧场」之士，「联战」云乎哉！ 因为蒋氏父子见风转舵，所以连带地使它的「联战」工作也跟着完全变了质。关于大陆和海外方面暂且不必说它，现在单把香港和台湾两个地区的实例提出谈谈，看看蒋经国一手主持的「联战」工作，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联战」工作的基本原则不外是：使倾向敌方的人或组织转为中立，进而倾向于我，使中立的人或组织为我所用，这样循环消长，敌方的力量便日趋衰弱，我方的力量便相对地日形强大了。根据我在国民党第六组前后整整六年的实地经验，我发觉国民党在蒋经国指挥下的香港联战工作所使用的策略是「战而不联」，而这个「战」的对象，却又不是和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共，而恰是应该和它「联」成一气，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中共的反共人士，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确是令人震惊，但国民党方面人士竟习惯成自然地视若无睹，这又不能不使人慨叹环境对人影响之大了！ 香港的「联战」工作，正当的作法应该是：用各种方法把某些左倾的人（指有可能者）尽可能地争取过来或使之中立，对于反共的人或组织以及反共又反蒋的人或组织，一律视为友人，诚心诚意和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中共。其实所谓「反共又反蒋」的一班人，都和政府有关渊源的，他们因为望之殷才责之切，纵使批评有过激之处，其动机也还是善意的（火辣辣的抨击是近两年来的事，以及并不如此激烈），假使国民党方面雍容大度，一面反躬自省改正错误，一面折节恳商共赴国难，我想当整个国家民族濒于危亡边缘的时候，无论是谁也不会拒绝合作而弄得势同水火的。何况其中主要人物，仍不外青年、民社两党人士，两党已经同政府合作了，个别党员纵有问题也不会没有解决之道。无如国民党方面多年来一直把老先生尊为神圣（其实是愚民政策），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对的，太子又是他的爱子，别的都还可以原谅，独对于胆敢攻击老先生父子的人，则非打击到底不可（尤其联战工作由太子负责之后）。同时他们认为这些人既无组织，又缺少雄厚的财力支持，充其量不过是「秀才造反」，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于是采取了「战而不联」的策略，始而不理，继而进击，终而围攻了。（围攻开始于联合评论上李璜先生的一句「各行其是」，接着便是反驳「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反攻无望论，他们认为「自由中国」和「联合评论」是属于「联合战线」的，所以发动台港两地的有关报刊全力围攻）。而他们所「联」的都是些「拥蒋的」、「拿津贴的」连当「联战」中的配角都不够资格的脚色。对于「联战」中的真正主角，反而视同敌人，可谓轻重不分本末倒置了。 最初我对于太子先生把「联战」工作这样背道而驰的不正常作法，觉得非常诧异，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近两年详加研究之后，才悟出个中的秘密来：原来建立「联合战线」，是走向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蒋氏父子既已决心相继独裁下去，还要这讨厌的劳什子作甚？然而这个卑鄙计划是无法向第三者透露的，即令是对最忠实的奴才，也不便说出真象，于是只好由太子亲自出马暗中破坏了。 呜呼！如此「联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