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知识分子与革命
А.勃洛克
编者按：本文选自《勃洛克文集》两卷集，第2卷，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版，第218-228页。本文写于1918年1月9日，草稿上注的写作日期是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6日。首次发表于《劳动旗帜报》1918年1月19日第122期。
我听到周围的人们说，“俄罗斯行将灭亡”，“俄罗斯将不复存在”，“这是俄罗斯的永恒的纪念”。
但是，我面前的俄罗斯，正是我们伟大的作家在可怕的梦兆中看见的那个俄罗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见的那个彼得堡；是果戈理称之为奔驰的三驾马车的那个俄罗斯。
俄罗斯是暴风雨。民主正在来临，它“被暴风雨包围着”，卡莱尔这样说道。
俄罗斯注定要饱经苦难、屈辱和分裂，但是从这屈辱中将要诞生出一个新的、按照新的方式更加伟大的俄罗斯。
十年前，我为思绪和预感的洪流所慑服，在这洪流中混杂着对俄罗斯的忧虑、惊恐、忏悔和希望之情。
那是沙皇政权能为所欲为的最后年代：维特[1]和杜尔诺沃[2]用绳索缚住了革命；斯托雷平[3]把这根绳索紧紧地绕在自己那神经质的贵族的手上。斯托雷平的手软弱无力了。当这位末代贵族不复存在时，用一位十分显要的人物的话来讲，政权转到了“短工”的手中；于是，这根绳索就松弛了，并且不费力地自行解脱了。
所有这一切延续了不过几年；但这几年却象漫长的、不眠的、充满怪影的黑夜压在肩上。
拉斯普庭[4]便是一切，拉斯普庭无处不在，还有已被揭露和未被揭露的阿泽夫[5]们；最后是欧洲大屠杀的年代；我们这些过分敏感的人觉得，这场大屠杀似乎使空气为之一新，事实上，它原来就是淹没我们祖国的谎言，无耻和污秽所当之无愧的桂冠。
什么是战争？
沼泽，沼泽，沼泽，不是杂草丛生便是冰雪覆盖；在西部，德国人的昏暗的探照灯整夜整夜地搜寻着，在晴朗的日子里，常常出现德国人的福格飞机[6]，它总是沿着同一条航线飞行，似乎在天空里可以踏出一条小径，它周围散布着许多烟团：白色的、灰色的、粉红色的（这是我们在向它扫射，但几乎从未射中过，就象德国人从未射中过我们一样）；福格飞机扭扭捏捏、摇摇摆摆，但却努力保持它那极恶劣的航线；一次有计划的投弹，意味着要瞄准德国参谋部里几十双手在地图上圈定的地方；炸弹有时落到墓地上，有时落到羊群里，有时落到人群中；当然，更经常的是落到沼泽里；这就等于把人民的几千卢布丢进沼泽。
人们穷极无聊、无所事事地看着一切，他们把战前在住宅里发生的一切卑劣行径，叛卖、斗牌、副酒、吵架、诽谤都乘机搬到这里来了。
欧洲丧失了理智：人类的精华、知识分子的精华成年累月地呆在沼泽中，怀着坚定的信念（这不是一种象征吗？），呆在叫做“前线”的几千俄里的狭窄地带上。
人们是渺小的，大地是宏伟的。这里胡说八道，说什么世界大战如此出色，因为一小块土地、一块林边或林间旷地就足够埋葬几百具人和马的尸体。一个不大的土坑，即或这个土坑将很快长满杂草或填满积雪，就可以掩埋多少尸体！“伟大的欧洲战争”如此渺小，其明显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流血或是无所作为、苦闷、庸俗——很难说它们之中哪个更讨厌；给这两者命名为“伟大的战争”、“卫国战争”、“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战争”，或者给予什么别的名称？不，打着这种旗号，绝不会去解放任何人的。
于是，在泥泞和卑污的羁绊下，在极端苦闷和百无聊赖的重压下，人们不知怎地消沉了，缄默了，并且凝神沉思：好象是坐在渐渐抽去空气的玻璃罩里。于是，人们真的变得蛮横了，其中包括那些俄罗斯的爱国者。
两次革命之间在我们某些人头上喧腾的预感的洪流，也逐渐衰弱、销声匿迹、流入地下了，我想，在1906-1916年间，不是我一个人有过痛苦和彷徨的感觉。俄国革命从二月“不流血的田园诗”开始，一直不停地、剧烈地发展着，现在，当整个欧洲的空气被俄国革命所改变时，有时似乎连那些不久前的、古老的和遥远的年代统统不曾存在；流入地下的、在深渊和黑暗中悄然流逝的洪流，又重新喧嚣起来；而在这喧嚣中，又响起了新的音乐。
我们喜欢乐队里这种不和谐的旋律，这种狂叫，这种响声，这种突如其来的变调……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喜欢它们，而不是在饭后茶余到拥挤的剧院去消遣，那我们就应该听一听，而且应当喜欢现在从世界乐队里飞出来的声音；同时要去理解那声音所包含的内容。
要知道，音乐不是玩物，而说音乐是玩物的人，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恰似一个骗子：他担惊受怕、奴颜婢膝，生怕损害自己的利益！
我们俄罗斯人正处在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时代．这不由得使人回想起丘特切夫的名言：
当决定命运的时刻来临，
这世界的人是何等欢欣．
他为至善至美的人们所召唤，
象一个参加宴会的客人，
他亲眼看见
那宴会的伟大场面…… |
观察预想的计划如何执行，操心它能否完成，不是艺术家的事情。艺术家的一切原是习以为常、平波无奇、瞬息万变的，他只有在生活中竭尽全力，才会表现为一个艺术家。我们之中那些没有“被呼啸的旋风突然袭击和撕碎的”幸存者，成了无数精神财富的主宰者。大概，只有新的天才，普希金的阿里昂才能拥有这些财富；他“被浪涛掷向海岸”，将唱着“往日的颂歌”并“对着太阳，在岩石下”晒干“他那潮湿的衣衫”。[7]
艺术家的事业，艺术家的责任是洞察预想的事物，倾听“被风暴撕裂的空气”奏出的乐曲。
预想的东西是什么？
改造一切。使一切都变成崭新的：使我们那虚伪、污秽、苦闷、丑恶的生活变成正义、纯洁、愉快和美好的生活。
这些想法自古以来就埋藏在人类灵魂和人民心中，当它们挣断束缚它们的桎梏，以一股汹涌的洪流摧毁大坝，冲垮无用的堤岸时，这就叫做革命。规模较小、程度适中和较为低级的就叫做骚乱，造反，政变。但这就叫做革命。
革命酷似大自然。只想在革命中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是不幸的，无论这些理想多么高尚和美好。革命象龙卷风、象暴风雪，它经常带来新的、预想不到的东西，它残酷地迷惑许多人，它轻而易举地使一个可尊敬的人葬身于它的漩涡；它常常把那些不值得尊敬的人平安地冲上陆地，但这是个别情况，这既改变不了洪流的总方向，也改变不了洪流发出的威严可怖、震耳欲聋的轰鸣。这轰鸣总是在不顾一切地宣告着伟大的事物。
渴望席卷全世界的俄国革命的规模（真正的革命不能期望更小的规模，这个希望能否实现，不是我们所能猜测的）是这样的：它希望掀起世界风暴，这风暴将给冰封雪冻的各国带来熏凤和橙子林的馨香；这风暴将用北方清凉的雨露滋润被太阳灼伤的南方草原。
“各族人民的和平与博爱”——这就是俄国革命的标志，这就是革命洪流发出的呼啸。这就是有耳共闻的音乐。
俄罗斯的艺术家具有足够的“预感和征兆”，以期待俄罗斯赋予他们这些任务。他们从不怀疑：俄罗斯是一艘大船，它注定要进行一次远航。艺术家和养育他们的人民的灵魂一样，从不斤斤计较、温文尔雅、谨小慎微：“以毁灭相威胁的一切、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包含着“不可言喻的欢乐”（普希金语）。不顺遂之感、对明天的无知到处伴随着他们。他们就象人民一样，怀抱着深刻的理想：或者一切皆有或者一切皆无。他们知道，如柏拉图所说，虽然“美好的也是困难的”，但只有美好的事物才值得向往。
俄国伟大的艺术家——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沉沦在黑暗中，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在黑暗中滞留和隐藏，是因为他们信仰光明。他们了解光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象精心养育他们的全体人民一样，在黑暗、绝望、经常的仇恨中咬牙切齿。但他们知道，迟早一切都将焕然一新，因为生活是美好的。
生活是美好的。那种对一切丧失信心的民族和个人为什么而活着呢？他们对生活绝望了，他们是依靠生活的“施舍”和“恩典”过活吗？他们想，活着“不特别坏，但也不很好”，因为“一切都按自己的道路进行飞这就是进化的……道路，一般说来，人就是这样的糟糕和不完善，上帝将他们组成社会和国家，并用权利与义务、制定的法律和约定的关系将他们彼此隔绝，让他们痛苦地呻吟着过一辈子……
不值得这样想，谁要是这样想，谁就不值得活着。要死容易：不生病也能死；在俄国，现在不同以前，甚至可以不要牧师；牧师也不会要葬仪费而使人为难。
活着，只是为了向生活提出无限的要求：一切皆有或者一切皆无；只是为了期望得到那意想不到的东西，相信的不是“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而是世界上应该有的东西，哪怕现在没有和将来一段长时间里没有也毫无关系。但生活终将把它们赋予我们，因为生活是美好的。
精力充沛一扫疲惫不堪。酣睡之后产生了被梦幻刷新的思想；在白昼里这些思想可能显得愚蠢。白昼是骗人的。
还应该察觉出，这些思想从何而来。现在就应该弄清楚，俄国人民象傻瓜伊凡努什卡一样，一经起床，他的思想里就有着伟大的创造力，在他的弟兄们看来，这些思想即令不是敌对的，也是愚蠢的。
为什么要有“立宪会议”呢？（顺便说说，这根本没有什么使人不快的。农民经常就有“合作社商店”。）因为我们亲自搞“竞选宣传”，亲自审判在这类宣传中“营私舞弊”的官吏，因为最文明国家（美国、法国）现在就已经被竞选中的舞弊和贿赂行为弄得焦头烂额。
因为（我象傻瓜似地）总想自己“管理”自己，总想自己作主而不愿他入“代表”我（这当中包含着伟大的生命力：这是不轻信的多马[8]的力量）；还因为某个时候在圆柱大厅里将响起一位显赫人物喇叭般的声音：“本法案在三十九读中遭到否决”，在这喇叭式的噪音中，将产生如此愚蠢、如此可怕的梦，将发出“有组织的社会舆论”的雷鸣般的解声，将产生莫名其妙的惊恐，以致我们（俄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反正都一样）中最敏感、最有音乐性的人都。会一再地陷入“个人主义”，力求“逃避社会舆论”，并沉入孤独而幽静的黑夜。最后还因为，在今天遍地文盲的俄罗斯，连立宪会议不是沙皇这个道理也理解不了的俄罗斯，天知道怎样进行选举，选谁，选到哪里去。
为什么要“打倒法庭”？因为有几卷“法典”和几卷“说明”，因为法官老爷和“律师”老爷对于“犯法”各执一辞，“辩论”在进行中，为不幸的骗子进行“辩论”。骗子，他就是骗子；犯了罪，丧失了灵魂；剩下的只是愤恨或只是忏悔的眼泪：要么逃跑，要么服苦役，只要能躲开人们的视线就行。对这个干了坏事的人，还有什么可折腾的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了自由主义的“律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遭到诽谤，死后却被称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歌手”。我所说的，托尔斯泰也曾描写过。是谁用篱笆围住了这位怪人的坟墓？是谁现在大声地说，希望这座坟墓不要遭到“凌辱”才好？可是，如果有人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坟头上吐唾沫、扔烟头，他可能会高兴呢，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唾沫是上帝的，而篱笆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要捣毁古老的大教堂？因为一百年来，这里发胖的牧师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接受贿赂和贩卖伏特加酒。
为什么在老爷心爱的庄园里大小便？因为他们在那里强奸和鞭打过少女们；这种事不是发生在这个老爷家里，就是发生在他的邻居那里。
为什么糟蹋上百年的公园？因为一百年来，老爷们在公园里枝叶繁茂的椴树和槭树下炫耀过自己的权力：用钱袋敲打乞丐的鼻子，向傻瓜炫耀自己的文化教养。
事情就是如此。
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是回避不了的。对此不能沉默，然而所有的人都在沉默。
我不怀疑任何人的个人的高贵，也不怀疑任何人的个人的苦难；然而，是否要我们为过去负责呢？我们是一条锁链上的链环。难道父辈的过失不由我们来承担？如果普通人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那么，“杰出的人们”则应该感觉到。
别担心。难道能丢失哪怕一点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吗？如果要为所爱的东西担惊受怕，那我们还是爱得太少。“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9]。不要担心城堡、宫殿、绘画、书籍被毁坏，为了人民应该保护这些东西，但失去它们，人民并未失去一切。被摧毁的宫殿不再是宫殿。从地上推到的城堡不再是城堡，从宝座上跌落的沙皇不再是沙皇。城堡在我们的心上，沙皇在我们的头脑里。对我们开放的永恒形式，只能连同心灵和头脑一起被夺走。
你们曾想些什么？革命是田园诗？在创造的道路上不会毁坏任何东西？人民是听话的乖孩子？千百个骗子手、奸细、黑帮分子和爱发不义之财的人不是在揭力攫取他们所能抓到的一切吗？最后，难道“贵族”与“贱民”，“有教养的人”与“没教养的人”，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世代纷争，就这样“不流血地”和“无痛苦地”解决吗？
现在难道不应该把你们从“多年的梦幻”中唤醒？难道对你们不应该大喝一声：“noli tangere circulos meos”[10]？因为你们爱得不够，你们就要比别人多负责任。你们身上没有清脆的铃声，没有这爱的乐曲，你们侮辱了艺术家，就算是艺术家吧，但你们通过艺术家侮辱了人民的心灵。爱情能创造奇迹，音乐能迷住野兽。而你们（我们所有的人）的生活没有音乐、没有爱情。如果没有音乐，听不到音乐，现在还是沉默更好些。因为除了音乐之外的一切，没有音乐的一切，所有“枯燥的物质”目前只能唤醒和激怒野兽。现在没有音乐就不能打动人心。
而杰出的人们说：“我们对自己的人民失望了”；这些人讽刺、嘲笑、幸灾乐祸，除了下流和兽性外，他们对周围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尽管人们就在近旁）；他们甚至说：“什么样的革命也不曾发生过”；那些由于憎恨“沙皇制度”而失去平静的人，正准备重新投入沙皇的怀抱，他们忘记了目前发生的事：昔日的“失败主义者”在“德国的强权”面前不知所措，昔日的“国际主义者”哭泣着“神圣的罗斯”；天生的无神论者准备点上蜡烛，为战胜内外敌人而祈祷。
我不知道是一个营垒里的大火和私刑可怕，还是另一个营垒里令人压抑的没有音乐的生活更可怕？
要知道，我正在对“知识分子”讲话，而不是对“资产阶级”讲话。资产阶级除钢琴外，任何音乐都未曾梦见过。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很简单：“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获胜”，“秩序”将恢复，一切照旧；公民的职责就在于保护生命财产，无产者是“恶棍”；“同志”一词是骂人话，保护好自己的东西，混日子就行了：可以拿妄想引起整个欧洲骚动的傻瓜来取笑，况且也可以挺着大肚子，从什么地方多捞一把才好。
你不必与这种人争论，因为他们的事无非是饱食终日，这是无可争论的。要知道，这是一些“受过一点教育”或是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听到的只是学校和家里向他们唠叨的那些。人家唠叨的就是他们所要解答的：
家庭说：“听爸爸妈妈的话，”“把钱攒下来养老送终。”“闺女，学弹钢琴吧，你很快就要出嫁啦。”“儿子，不要与街上的野孩子玩，以免损害爸爸妈妈的名誉和撕破大衣。”
小学说：“要听老师的话并尊敬校长。”“对坏孩子的活动要报告。”“争取优异成绩。”“做第一名学生。”“要殷勤和奉承。”“最重要的是宗教课。”
中学说：“普希金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普希金崇拜沙皇。”“要热爱沙皇和祖国。”“如果不祈祷和不进圣餐，则请父母管教其行为。”“注意同学中是否有人在阅读禁书。”“美丽的侍女——哼。”
大学说：“你们是世上的精华。”“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证明的。”“人类在进步的道路上前进，而普希金却歌颂妇女的纤足。”“你们参加政治生活还为时过早。”“不要公开蔑视沙皇，”“注意某人在聚会时的讲话。”
国家机关说：“大学生是内奸。”“小娘们长得不难看。”“我告诉你怎样发议论。”“今天有大人物驾到，各就各位。”“监视伊凡诺夫，并向我报告。”
向那些诚挚地听到这一切并相信这一切的人要求什么呢？但是，“知识分子”不是好象己对这些宝贝进行重新评价了吗？他们听到的不是另一些说法吗？他们不是受过科学、艺术和文学的熏陶吗？他们不仅饮过污秽的泉水，而且也饮过清澈的泉水，那是从令人头晕目眩、望而生畏的无底深渊汲取的，那里的泉水不是在欢唱着不开化的人所未曾听过的歌曲吗？
正象猪的脚下便是猪粪一样，资产者脚下的土壤也是确定了的：家庭、资本、职位、勋章、官衔、圣像上的上帝、宝座上的沙皇。拿掉这些，就会混乱不堪。
正象知识分子一向所夸耀的那样，他们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土壤。他们的沙皇只能与他们的脑袋一块拿掉。能力、知识、方法、习惯、天才是流动资产。我们四处飘泊，无家可归，放荡不羁，一贫如洗，我们会失掉什么呢？
现在，正当革命风暴席卷俄罗斯的时候，对她嘲讽、讪笑、哭泣、绝望和哀叹是可耻的。
这意味着挖自己的墙脚吗？恶作剧地把干燥的碎柴、刨花、木屑塞进一堆被雨雪弄湿的木柴堆里，当火焰突然喷发并冲上天空（象一面旗帜）时，却到处跑着叫喊，“哎呀，哎呀，我们着火啦！”——这是何等可怜的场面。
我说的不是那些政治活动家，“策略”和“时机”不允许他们把灵魂显示出来。我认为，内心愉快，然而由于责任便忧郁起来的人，目前在俄国已为数不少。
我指的是那些不问政治的人，例如作家就是如此（如果他们搞政治，那就违背自己的本意，因为“同时做两件事，将会一事无成”，既搞不成政治，又丢了本行）。我认为，做一个不策略的、“没有策略”的人，不仅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倾听未来的响彻太空的伟大乐章，同时不必在世界乐队的雄壮吼声中搜寻个别刺耳的和不准确的音调。
俄国知识分子好象单独碰上了熊：有点吃惊又不能喊叫。挖苦某些由善良而粗笨的手写成的宣言和书信文理不遇，难道不感到羞愧？对“愚蠢的”问题高傲地故意不回答，难道不感到羞愧？把“同志”这个美好的词汇加上引号，难道不感到羞愧？
所有的小掌柜都会这一套。这只能使人变得凶恶，只能激发人的兽性。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视一切人为痞子，那么来到你面前的就只有痞子。你看见的是几百个痞子，而你没看见的有几百万，他们目前还“没受过教育”，还“蒙昧无知”。但是他们将来是不会从你们那里接受教育的。
他们之中有些人，因私刑而发疯，他们不忍因自己无知而流血，他们用拳头敲着自己可怜的脑袋：我们愚蠢，我们不能理解；还有一些人蕴藏着创造力；他们能在将来讲出我们陈旧、呆板和书卷气十足的文学久已不说的话。
玩弄目空一切的政客手腕是一桩大罪。知识分子的高傲和奸滑持续越久，周围可能变得越可怕、越血腥。这种骑墙、枯燥、乏味的“非教条的说教”外加傲慢的诚恳，是可怕而危险的。诚恳继之以血。心灵引来血液。只有精神能战胜恐惧。为什么用诚恳堵塞通高尚的精神之路呢？美好的事物本来就已坎坷多难。
而精神便是音乐。曾几何时，恶魔命令苏格拉底倾听音乐的精灵。
以整个肉体、心灵和意识去聆听革命吧！
赵惠媛 译
[1]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1849-1916），1905-1906年间沙俄内阁总理。镇压过1905年的革命。
[2]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1884-1915），1905-1906年的内政部长，极右派头目，曾残酷镇压革命运动。
[3] 彼得·阿尔卡基耶维奇·斯托雷平（1862-1911），1906年4月任俄国内务大臣，从7月起担任内阁总理，是疯狂的反动分子。
[4] 格里果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庭（1872-1916），活跃于尼古拉二世宫中的骗子手。
[5] 叶夫诺·费雪列维奇·阿泽夫（1869-1918），沙皇政府的暗探，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该党“战斗组织’的领导人。1908年奸细身份被揭穿，在沙皇政府暗探局庇护下潜逃国外。
[6] 福格，指以德国一飞机厂老板福格命名的飞机。
[7] 这几句均出自普希金的《阿里昂》一诗。
[8] 多马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怀疑耶稣的复活。
[9] 引自《新约全书》，《约翰一书》第4章第18节。——原编者注
[10] 拉丁文：“不要碰我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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