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社会主义与同志解放》（1995）
第五章 同志解放运动
石墙暴动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警察骚扰同志酒吧是常事。但当一小撮警察在1969年6月27日袭击了一个著名的同志酒吧——石墙旅店——时，男女同志受够了并且反抗了他们。警察企图把一位拉拉顾客拖进巡逻车，当她反抗（警察）时，人们也向他们扔去了硬币、酒瓶和鹅卵石。警察向酒吧里撤退，于是人们就（向他们）放起了火，到增援的警察赶来时，暴动已经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晚上。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暴动仍在继续，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德·埃米利奥写到的那样：
“……呼吁‘同志权力’的涂鸦出现在了克利斯朵夫大街上。成群结队的年轻男同志——某些报道说是阴柔的——愤怒且不安地在角落里集结。有人通过窗户向巡逻车扔去了一袋子湿垃圾。在临近的韦弗利地区，在另一辆很快就被一堆人包围了的警车顶上，落下了一块混凝土砖，人们拍打着它的车门，并在它的车顶上跳动……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垃圾堆上火焰在燃烧着，瓶子和石头在空着飞舞着，‘同志权力’的口号声响彻了街道，超过400人的警察则和大约有2000人的群众冲突着。 ”
暴动震惊了每一个人。同志人群被视为——并且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是不合理的、不好的和被隔离的。现在暴动使得为“同志权力”而斗争成为了现实，它表现了同志人群通常是被警察、法院和社会所压迫的，并显示出他们是能够团结起来并反抗（压迫）的。
同志解放阵线
在石墙暴动之后的几周内，纽约的男女同志就组成了同志解放阵线。它的组织在美国迅速建立了起来。许多参加同志解放阵线的人都来自其它运动，譬如反越战或人权运动。他们十分清楚他们在所有这些斗争当中的敌人是一小撮人，就是那些控制者美国社会的人，在当时他们都是白人并且其中大多数为男性。他们提出，我们需要一场革命来扫除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制度。它的名称来自越南民族解放阵线——这是在越南与美国军队进行对抗的力量，同志解放阵线宣称它将会和美国社会做不妥协的斗争：
“我们是这样一个革命组织，是这样的一群男女：（我们认为）如果不废除现存的社会制度，全民的彻底的性别解放是不会实现的。我们拒绝一个强加性别角色和对我们天性的定义的社会……我们要创造新的社会形式和关系……它是基于手足情谊、合作、仁爱以及无人干涉性取向之上的。”
同志解放阵线支持其它对抗美国资本主义的组织——他们在反战游行当中打出标语，并且在纽约还资助和支持革命的黑豹党。黑豹党的领导人休伊·牛顿回报了他们的团结，他发表声明谴责同性恋压迫，并承认黑人和同性恋者有着值得团结奋斗的共同利益。同志解放阵线的出版物还涉及了几年前“有影响力的”同志组织绝不会提到的议题，例如它们有一篇对一位黑人同志在狱中的经历的采访，以及一篇关于跨性别卖淫者试图组织起来保护她们自己的文章。同志解放阵线的成员不仅没有接受专家们的观点，还向精神病学家的讨论会发起猛攻，他们涌上讲台并诘问发言者。在1969到1973年之间，美国同志组织的数量翻了一番。
石墙暴动当中的群众烧掉了一个他们视之为对他们的压迫的一部分的酒吧，而同志解放阵线则称酒吧是剥削性的，并非解放斗争当中的一部分。他们反对酒吧的商业性和其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固化——有些同志酒吧甚至禁止同性别的人一起跳舞。同志解放阵线也意识到许多同性恋者只能在这种酒吧见面，因此他们需要被保护免受警察侵害。1970年他们参加了些许反对警察骚扰同志酒吧及其赞助者的示威和暴动。
1970年十月，在美国政策的英国翻版的基础上，同志解放阵线在伦敦建立了起来。这个组织组织了示威游行，参加了支持堕胎权和反对反工会法的抗议，并破坏了右翼基督徒组织“光明节”的第一次会议。
无论在英国和美国，同志解放阵线都预示了一种新的同志政治的到来。男女同志不会因为他们自己受到压迫而被责备（就是说“他们受到压迫怪他们自己不努力”），因为他们是社会当中的一分子。相反，同性恋压迫则是那个病态社会的产物。同志解放阵线说道，如果他们能组织起来，男女同志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或许还能彻底消灭同性恋压迫。这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数量众多的改良主义的政策当中，是巨大的进步。同志解放阵线强调群众参与，这样可以提高成千上万的同性恋者起来反抗的信心。有一些同志解放阵线的文献甚至描绘了这样一个社会图景：在那里，同性恋和异性恋差别将不复存在——因此同志解放斗争不仅仅是争取同性恋压迫的终结，更是要为每一个人赢得性别解放。同志解放阵线取得的进步比过去的二十年同志们取得的都多。
然而，同志解放阵线崩溃速度和它迅速发展是成正比的。同样在英国和美国，到1972年底，同志解放阵线停止了作为一个组织的存在，他们推翻老板并建立一个性别解放的新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实现。这样的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六十年代横扫美国的社会反抗潮流在七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衰退以及主导着同志解放阵线思想的政策。那些政策总是令人疑惑和自相矛盾的——由于同志斗争自三十年代以来一直遭受打压，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同志解放阵线的政策使得人们更加难以而不是容易阐明他们的理念和为解放而斗争。正因为同志解放阵线是同运的高潮，也正因为它确立的政策曾控制了运动，因此很有必要去搞清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个人政治”
尽管同志解放阵线鼓吹革命，但他们并不确定何种革命是必要的——例如谁反抗谁，或者如何实现革命。通常，使用“革命”一词所反映出的是兴奋的人们感到他们在参与一项新的运动而并非是构想一个计划来改变社会。“个人解放”是个关键，这由强调新的运动建立在“觉悟提高”——对同志压迫进行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反映出来。正如伦敦同志解放阵线的宣言所说：
“我们的解放必须以清除我们思维当中的压迫性内容为起点。”
运动的基础并非集体行动——在实践中检验观念才能知道它们是对是错，而是观念，是在个人层面上思考如何去“解放你的头脑”。伦敦同志解放阵线的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革命……不是一种行动。在今天，革命是一种思想状态……”
这种在个人解放和政治行动上的混乱被同志解放阵线强调“出柜”——在自己和他人面前，对你自己的性向表示坦然——发扬光大了。它是一种进步，因为许多同性恋者感到不需要再伪装成异性恋了。男女同志们通过出柜发现可以使更多人消除恐同观念。这些转而增加了同志活动者的信心。
然而同志解放阵线所强调的也意味着所有的同性恋者必须要向所有人——朋友、家人以及老板……——出柜，似乎这样就可能从内部终结同志压迫了。尽管这样对于学生、非雇员人群和专家——早期同志解放阵线的成员来源就是他们——来说出柜变得更加容易了，但对于一般的同志工人，社会偏见使得他们要出柜还是很困难的。此外，强调出柜实际上限制了（一些人）对同志运动的参与，因为要参加到其中你就必须先出柜。人们是不允许一开始就参与斗争的，只有后来他们因出柜而获得信心之后才可以。这就使得同志解放阵线无法接触到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男女同志，包括那些要伪装成直人过一辈子的人。
强调个人自由同样也使得了同志解放阵线的一些成员认为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足够了。有的人开始了公社式生活，他们拒绝财产权和一夫一妻制关系，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更为自由的生活方式。有些男人穿上了艳丽的难以置信的女装，借此希望通过招致辱骂来反对“男性特权”以实现减轻女性压迫。这些表现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并很快消失了，但个人政治和生活方式政治还是遗存了下来。
因为同志解放阵线的政策关注个人受压迫的经历，所以这也造成了在行动当中团结更加困难，组织碎片化，以及“自主”或分裂主义的盛行。所以在1970年春，女性组织从纽约同志解放阵线当中分裂了出来，而在1971年秋，伦敦同志解放阵线发生了同样的事。1927年，在美国的几个城市当中，黑人、拉丁裔和亚裔同志组建了自己的组织。接下来的十年当中，服务于残疾人拉拉，黑人男同志，老年拉拉等其它的组织在英国发展了起来。这种分裂——有时会被称赞为对同志社群内的多样性的认可——使得它很难去同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或其它一开始就形成特定的同志群体的压迫作斗争。例如，当拉拉在男女混合的左翼组织当中时，是很容易（原文difficult感觉文意不通，疑似有误——译者）宣布男同志也应当反对性别主义观念的，要建立起一个强大而团结的运动让男人女人都去反对性别主义和恐同偏见也是如此。
拉拉女权主义来自同志解放阵线的早期分裂。拉拉女权主义者声称，女性压迫根植于一切其它压迫之中。女性之所以受到压迫是因为在“父权制”的状态下，她们处处受制于男性。个人关系对于父权制的延续（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只有男性受到女性情感上的支持（即女性自发地认为应服从男性），他们才能保持自己掌权。女性停止和男性建立关系也因此成为一种政治行动（“政治拉拉”），通常来说它能破坏父权制和推进女性和人类的解放。战争，包括越战，都是父权制的结果，因为男性是暴力的和好战的，而女性则是理性的和平和的。这种方式掩盖了女性当中的阶级差别。统治阶级的女性在压迫和剥削她们的工人阶级“姐妹”时总是很积极的。用这种“男人皆敌人”的观念去反对同时压迫男女性的同志压迫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拉拉女权主义者谴责公厕当中的性行为，还要“巡游”——拉起群众——以声称男同志在做这种肮脏的勾当但女同志却没有。在1977年的纽约，（拉拉女权主义者）用拉拉骄傲集会来代替同性恋骄傲集会时，拉拉女权主义政策的分裂本性暴露无疑。
同志解放阵线与左翼
美国许多参加同志解放阵线的人都来自左翼学生组织。七十年代的英国同时见证了同志解放阵线的兴起和近十年来工人阶级斗争的最高潮——1974年矿工罢工最终推翻了托利党政府。但除此之外，社会主义政策和与工人斗争相结合在新兴同运当中只占一小部分地方。这有两个原因：其一，美国大多数参加同志解放阵线的左翼学生已经对工人反抗老板毫无信心了。六十年代末的事情——反战学生、男女同志和人权抗议者一同走上街头，但在工作场所的斗争却并不频繁或激动人心——无法扭转这样的局面，许多学生也因此认为社会主义只能通过热情的个人努力来实现，这也使得他们走向了分裂主义，并远离了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路线。
同志解放阵线当中的左翼一个更严重的弱点是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及其盟友存在幻想。对美国同运关于社会主义的看法影响最大的是古巴，自菲德尔·卡斯特罗1959年从美国手中夺回古巴政府的权力并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以来，它就成了苏联的附庸国。接下来，六十年代初，美国就对古巴采取了彻底的贸易禁运。六十年代的很多美国左派，后来还有同志解放阵线当中的左翼，都将通过支持古巴来反抗他们的政府当做一件重要的事。但古巴和其它的斯大林主义国家一样，是个暴力的恐同社会。古巴共产党判定“同性恋变异”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特性”，任何同性恋变异的表现都应当被抵制。1970年访问古巴的不被其政权所包容的同性恋者受到了辱骂和威胁。
从其中可以得出许多结论，不是说古巴和苏联不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也并没有为同性恋者提供什么。许多美国左翼学生出于对他们现在支持那些可恶的反同政权的恐惧，他们放弃了社会主义并接受了分裂主义。
在英国，七十年代初的阶级斗争高潮使得易于看到工人阶级反抗托利党政府的斗争和同志斗争的联系成为可能。从始至终同志解放阵线都有派好几个小分队参加反对托利党出台的反工会法的游行示威。一支同志解放阵线小组参加了1972年的大游行，要求释放本顿维尔监狱的由于托利党反工会法被捕的码头工人。这样（同运）和工运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但这种参与从来就不是同志解放阵线的核心政策或活动。当1974到1979年工党政府解决了工人斗争和组织上最棘手的问题时，同志解放阵线的这种发展路线的施展机会就被缩小了。
“自主”政策
同志解放阵线当中存在“自主”或分裂主义路线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始终存在于同志运动当中。有一些人说，男女同志受到同志压迫，但直人却没有，所以男女同志最清楚应该如何斗争。再推一步，就是为同志解放而斗争是同志人群的任务，直人要被排除在同志组织之外，因为他们要是好些就是不了解问题，要是坏些他们就是敌人。
这个路线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同志人群肯定会因为他们所受到的压迫而变得激进并想要去反抗。”同志压迫使得很多人害怕斗争并想尽可能地使自己顺从社会，出于恐惧，社会主义者或同志当中的激进分子发起的运动是被人们所厌恶的，因为那可能会带了一波强烈的恐同反应。因此，反对同志压迫的最强战士对于压迫本身也是有责任的。
“男女同志因为受到同志压迫所以会有反抗之的最佳思路”也不是必然的。男女同志对此有各种不同的反抗路线，有人求助于工党，有的人选择了合作主义，有人甚至参加了托利党运动以寻求性取向平等。正如同志解放阵线的历程和德国的赫希菲尔德那样，同志运动本身并不能导向有效路线，相反，还总有混乱和错误的出现。同样，直人可能对同志运动路线有有用的提议。分裂主义政策是托利党同志搞出来的——它和某个应当直接为同志压迫的加强负责的党是相连的——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积极地支持反同志压迫斗争的直人社会主义者却没有这样说。
单独地搞组织的男女同志们假设他们能够不管他们的阶级，而作为同性恋、作为“同志社群”一同工作。事实上，同志和社会当中其它人一样，阶级差别是个核心问题。政府大员和商人同志在现存社会当中是会获得巨大回报的，他们压根就不想推翻它。如果性取向真的比阶级更重要的话，那些百万富翁同志就应当捐出大量财富给艾滋病研究和将成千上万他们的同志伙伴从病痛和死亡当中解救出来，但显然他们没有这么做。统治阶级的同志很乐意看到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他们能够取得一定成果，换言之，如果不损害他们的特权，许多中产阶级的同志还是支持某些变革的。工人阶级的男女同志的利益则在于冲破那些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同志要给他们设置的那些限制。
在商业化的同志场合当中，同志工人和其经营者之间同样存在阶级分化。同志人群只能使用这些昂贵的酒吧和俱乐部，因为其它场合是不对同志人群开放的。如果同志压迫不复存在，那么任何人就可以去任何酒吧或俱乐部而不用担心他们会被怎样对待了。同志压迫保证了酒吧和俱乐部经营者的利润，同志商人是鼓励其它男女同志去庆贺存在这种商业场所的。当然，当同志酒吧和俱乐部受到偏见者的攻击或警察的破坏时，社会主义者还是会第一个站出来去保卫它们。然而也正如同志解放阵线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些商业场合并不是同志解放当中的一部分，它们正标志着同志仍受到压迫。这些场合的经营者也会支持一些运动——太多的同志压迫对他们的生意不好，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有很少的客人。但是那些经营者正和所有小商人一样，他们优先保护的是自己的利益，这也意味着他们是反对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来实现真正的同志解放的。
八十年代
在1974到1979年工党政府的背叛后，托利党被选举了上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几乎每一个工人组织都受到了攻击，从护工到钢铁工人的组织，最终都以老板的胜利告终。这十年同样也见证了男女同志所受到的攻击，其中以第28条款最为突出，它旨在阻止地方议会支持同志组织以及学校当中教授“同性恋是正常的”。
在整个八十年代当中，人们都在对抗政府的进攻。在1984到1985年的矿工大罢工当中，男女矿工们和政府对抗了一年。男女同志也有所行动，他们组织了大型的和愤怒的游行示威来反对第28条款。但也想以前一样的是，工人的失败和同志们的失败是一起到来的。结果是同志组织当中大规模的人放弃了以斗争求变革的想法。分裂主义现在则不仅仅是意味着在组织政策上避开直人，还有在生活当中也要尽可能与他们分开。
在工人阶级和游行示威失败的背景下，八十年代的商业性同志场所迅速地发展了，它受到了许多同志的关注。这些酒吧和俱乐部营造了一种不关心政治的氛围，也再次催生了社会当中普遍存在的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生活方式和潮流很快成为了一切，就外表而言，仅凭这个就能认出谁是男同性恋来。对于拉拉来说，“生活方式的政治”就是尽可能地远离男人。拉拉女权主义者对待性的右翼态度迅速发展了起来。她们呼吁对色情文字的审查制度，要求在同志人群当中禁止SM和双性恋。拉拉女权主义在其增长的道德主义催生了一系列痛苦的争执之后就衰落了。这件事的积极面就是男女同志一起搞的运动增加了——这是由艾滋传染带来的发展。
一些男女同志在八十年代早期参加了工党，以此为路径来反对压迫。工党左翼在此间发展巨大，而其中多数人都认同要反对对女性、黑人和同性恋的压迫。当八十年代中期工党左翼成功控制了许多地方议会时，似乎真正的改变还是有可能的。但这希望是短命的。当工党议会——左翼和右翼一起——在整个十年当中都实施了托利党的削减（政策）时，反同志压迫的问题又被踢出了议程。工党左翼及其战略在这十年当中也变得支离破碎。
矿工罢工
1984到1985年时长一年的矿工罢工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因为它展现了同志和工人直接的联系是如何熔铸而成的。尽管罢工最后失败了，但矿工们展现出了一种决心和英雄主义精神，引领着那些相信工人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好的人们。在罢工之前，矿工的意识当中普遍存在着性别主义和反同观点。但经过了为期一年的罢工后，这些观念被那些积极参与支持矿工们女性和同志打破了。
伦敦的“男女同志支持矿工”组织（Lesbians and Gay Support the Miners）为南威尔士的矿工募集了几千英镑并给他们买了一个小巴。这个组织当中的同志拜访了那些矿工并和他们讨论了同志压迫的问题。他们自动地就受到不欢迎——男女同志支持矿工组织的书记员迈克·杰克逊写到，当他们第一次写信给南威尔士的矿工时，“有的人……表现出了明显的敌对态度，这也暗示了他们（前去拜访矿工的同志）将会成为山谷中的笑柄。”罢工的经历改变了这一切。南威尔士妇女支持小组的书记员西安·詹姆斯写到：
“我们是拒绝同性恋的，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应当对他们感到抱歉，但是我们又能怎样——多少年来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然而突然我们就抱成了团。我们都是受到警察、媒体和国家的攻击的。”
矿工们在罢工当中也看到了男女同志和他们一样是受到攻击的。西安·詹姆斯阐述了那些反同观念是以怎样的程度消退的：
“当年在矿区里和人谈起男女同志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哦，他们怎样？你们聊的如何？’我的一些邻居则说‘你为什么不带我去见见他们呢？’”
男女同志向矿工们表现出的团结受到了回报，一支矿工代表团领导了1985年的同志骄傲游行，全国矿工联盟（NUM）的代表则在1985年在英国劳工联合会议（TUC）和工党的大会上说服他们接受同志权益政策。
矿工罢工是实例彻底打垮了分裂主义。它揭示了同志要排除那些难免带有偏见的直人来自我组织起来的观点是胡说八道的。它显示出，很明显，当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托利党和老板——以及可以一同奋斗的共同利益时，带有性别主义和反同观念的工人也可以被同志们争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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