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社会主义与同志解放》（1995）
第二章 偏见者们怎么说？
“同性恋会传播爱滋病”
截至1992年底，世界上有一千三百万人携带着HIV 病毒，也就是患有艾滋病。他们当中仅有一小部分人是同志，大多数患者患病则是因为贫困的生活条件。在肯尼亚有40000人患有艾滋病，也就是说平均18人中就有一位患者。在津巴布韦，在性行为活跃的人群中平均五人中有一位患者。在坎帕拉，乌干达的首都，四分之一的年轻女性患有艾滋病。其它患者感染艾滋病是因为在医院或诊所使用多人使用过的感染过的针头。许多非洲国家的巨额债务来自像避孕套和干净的针头那样的东西那里，它们可以停止艾滋病的传播，它们并不是大多数人能用得到的。乌干达有近35亿美元的债务，肯尼亚有整整70亿，在津巴布韦和坦桑尼亚则有其国民收入总值的两倍还要多的国债。西方银行从“第三世界”国家中收取的债务偿还比它们收到的急救要多，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它们仅仅只有几便士可以用来购买避孕套和干净针头。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确艾滋病患者主要是男同志----在拉拉当中感染比率是非常低的。然而异性恋艾滋病患者的人数却在与日俱增。在今日的英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刚被诊断出的艾滋病患者是异性恋。
同志团体一直在领导者制止艾滋病传播的斗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男同志健康危机（GMHC)”，一个有九名领薪成员和500名志愿者的，成立于纽约的组织，为400人提供了帮助。GMHC每周要答复超过1500个询问关于艾滋病的问题的电话，每月组织二十场训练医护人员的对话，每周训练五十名资讯师，两百万文献被发往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当局在1983年仅仅花费了24500美元在艾滋病上——给每个被诊断出的患者25美元。GMHC 有过二十多次来自受益者和捐赠者的募捐。
当美国政府可以尽力将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时候，纽约市政府的态度是美国政府的缩影。随后在1987年，在有20849名美国人死亡后，里根总统做了第一次关于艾滋病的演讲，他没有提到同志也是艾滋病的主要受害者和主要抗击者。美国血液捐献者体系不理会艾滋病，他们在1985年四月才开始做血液HIV检测，在他们知道了艾滋病可以通过血液传播三年以后。在这段期间里，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比率已上升至每五百人有一人。尽管艾滋病夺取的美国人的生命比韩战和越战的人加起来还多，美国政府并没有发起一场安全性行为运动。
英国政府的行为也一样。血友病患者——他们需要注入一种血液产品“第八因子”来使他们的血液凝固——在1983年号召抵制从美国进口的受污染的“第八因子”。在成千上万血友病患者感染了HIV以后，1985年以后，政府才开始加紧处理“第八因子”的供应问题来抵制HIV污染。保守党拒绝严肃对待艾滋病，反而积极地打击别人的积极性。例如，1994年春，卫生局销毁了一批性教育小册子，因为它用直白的语言讲解了艾滋病和如何避免它。
与此同时，通俗小报却在传播艾滋病是“同性恋疾病”，异性恋对它是免疫的。结果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年轻男性，他们大多是直男，有过不安全的性行为，使艾滋病传播的可能性增大了。
“同性性行为是不正常的”
同性性行为是不正常的，偏见者们如是说，因为那样不会有孩子出生——那种性行为是为快乐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繁殖。但是他们所说的正常又是什么呢?吃熟食和穿衣服是不“正常”的，甚至有电视和用点灯也是如此。避孕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可靠的避孕措施对于大多数异性恋的性快感是至关重要的。寻求快感的性行为和为生育服务的性行为是一样“正常”且合法的。同性性行为被当今社会那些喜欢强制执行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的领导人认为是不正常的。
纵观历史上的不同社会类型，都没有发现非常有必要用这种方式去压制同性恋行为。在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美国本土居民中，在中世纪的日本和波斯，在美国边境的牛仔当中，在许许多多种社会当中，都有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同性恋在现代社会的任何国家都存在。许多名人都有他们自己性取向下的恋人——从罗马皇帝朱利乌斯·恺撒，到小说家夏洛特·博朗蒂，蓝调歌手贝茜·史密斯，电影明星詹姆斯·迪恩，葛丽泰·嘉宝等等。调查者们发现，奥兰治的威廉国王，恶毒的拥护反同的偏见者中的英雄如伊恩·佩斯利，都有男性恋人。
人类的性行为是多种多样的且复杂的，以至于不能简单地分为纯粹的两类。人类不应该仅是被分成同性恋——他们全部只和其它男人或者其它女人发生性关系——和异性恋——他们全部只有和异性发生性关系的经历。在1940年和1950年美国的调查当中指出，有三分之一的男人和其它男人有过性关系，女人则有八分之一。八十年代的调查显示，美国有五分之一的男人有和其它男人的性经历，法国则有四分之一。这个和其它的调查都表明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
成为同性恋或者异性恋不仅仅是关于和男人还是女人还是两者都发生性关系，还涉及到某个人的整体生活状况。例如，许多“泡公厕”——寻觅在公厕中的性行为----的男人是已婚的。这些男人是同性恋吗?如果他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一起会怎样？如果别人认为他是异性恋会怎样？如果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异性恋又会怎样？对于一个离开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居住在一起的女人呢?她一直都是同性恋吗，尽管她从前从未被任何女人所吸引？人们简单地划分同性恋和异性恋的观念未免太简单化了。
这是即便到了现今也无法区分的。在英国，现在和120年前一样，严格区分同性恋和异性恋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是没有同异性恋之分的。人们不会因为你更喜欢和男人还是女人性交而认为你是特别的一种人。
“它是天生的”
性取向在历史和不同社会当中是变化的。然而有些人，包括有些同志，认为成为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是和肤色和发色一样的，是被生物性地决定的。有些同志者说他们可以记得自己从小就是同志，以此来为“同性取向是天生的”的观点提供支持。这种观点是重要的----它们给同志以宣称他们和异性恋一样好的自信，并且使得直人更易去维护同志。然而，这是一条危险的防线。
近来许多研究都被用于证明如果科学家可以定位一个特定的同性恋基因，那么基因工程师就可以保证再没有同性恋出生。在过去有人证明，如果同性恋是大脑中的什么东西造成的，那么一场脑部手术就可能把同性恋变成异性恋。例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西德，一组外科医生对28位男同志动了手术，试着把他们变为异性恋，无需多言，他们失败了。
有些同志科学家，如西蒙·勒维，支持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大脑有差别的说法。这些同志科学家想通过说明正如人们无法选择成为女人或黑人，人们也无法选择是否成为同志来维护同志。如果这种人是由于生物上的原因而造成的，对此他们无法选择，那么这怎么能算是一种过错或者罪行呢?这种方法会有许多麻烦。首先它无法得到科学的证明。如我们所见，它可以被反驳，并且会导向强调一些反动的观点。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就算有可能说明同性恋是被生物性地决定的，正如女人和黑人一样，这也不会终结同志压迫。生物性决定了性别与种族，但是女人和黑人在资本主义下却还是受到残酷的压迫。
个人的性取向的形成是依据社会压力和个人发展的复杂内在关系的。但是社会仅仅给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两个分类，让我们将自己的性取向的发展对应进去。这是非常有限的选择——我们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机会去尝试不同的性或者关系，或者思考和讨论我们是怎样喜爱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所有人类性取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缩减到了仅有两个选择。同异性恋之间界线是模糊的，有的人不能很容易地对号入座，或者有的人在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来回变化，反之亦然，这并不令人惊讶。
资本主义统治和价值观的运作机器之一就是家庭。每一代人都发现，社会认为的男人与女人的合适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家庭养成的。所以，为了与同志压迫斗争，我们需要知道现今的家庭是怎样和为何发展成它的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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