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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根据《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往来的七封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录入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收到了你们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来信。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这封信。应当坦率地对你们说，你们的信使我们感到很惊奇。在信里，你们又慷慨地使用了诸如“分裂主义分子”、“派别分子”、“宗派分子”之类的词汇，企图借助这些词指责我们党进行什么反对中共的幕后活动。
近来，你们越来越经常地企图把产生分歧和斗争尖锐化的过错加在苏共身上。所有这些企图的用意，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清楚的。这就是：你们把责任推给别人，想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加剧分歧。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声明，我们对继承的局面不负任何责任。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过去和现在都竭尽全力，以便在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基础上克服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苏共中央对你们党的态度，从来都是从不让分歧加深这一点出发的。最初我们认为，几年前产生的分歧是偶然的。不愿意相信我们得到的关于中国同志在我们背后进行活动并执行一条使斗争尖锐化的路线的情报。我们始终力求使我们的关系成为最兄弟般的、最可以信任的关系。
苏共中央很好地理解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的意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我们不止一次地给你们写信，并且不止一次地向你们表示，就像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一九六二年十月离开莫斯科时所表示的那样，我们真诚地期望使苏共和中共的友谊能像一九五八年以前那样好。这是我们最热烈的愿望。但是很遗憾，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希望并没有实现。
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七日来信的中心点，实际上是建议加强公开论战。你们建议签订一个关于双方都发表相互批评的材料的协定，实际上是想使两党的论战把我们两国人民也席卷进来。
同志们，你们应该理解，如果发表你们的文章，而在这些文章中有那么多不公正的论断，对苏联的内外政策有那么多的诬蔑，直到硬说在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说它已经“同美帝国主义勾结”，那么，所有这些只会引起苏联人的理所当然的愤慨。自然，苏联报刊不会对这些攻击不作回答。这样就不是沿着加强苏中两国伟大人民的友谊的路线前进，而是沿着煽动他们不和睦、不信任、不友好的路线前进。
要知道，你们所进行的论战，早已超出了思想争论的范围，已经被你们变成了反对苏共、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工具。你们大肆诬蔑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你们实质上是采取那些企图把人民同党分开、把党同领导分开的苏维埃国家的敌人所采取的策略。这种行动是不能允许的，而同这种行动相联系的打算简直是幼稚的。你们对拥有同托洛茨基分子、同右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拥有同国外敌人作斗争的经验的苏共的攻击，只能促进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体苏联人民更加团结在自己战斗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周围。
我们在向党说出你们的破坏活动真相的时候，从来都保持着克制，采用平静的语调，不允许对兄弟党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进行任何侮辱。现在，请你们想一想，假如我们也走上你们的道路，用你们骂我们的话来回答你们，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对自己的领导，那结果会是怎样呢。如果我们走上这条道路，那我们还成其为什么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呢，还成其为什么负有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任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信徒呢？共产主义不是煽起民族间的敌视，相反，是不分民族、肤色和语言把它们团结在一个兄弟的家庭里，为反对剥削者、反对帝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苏共中央正是根据这些考虑，才在自己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再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并且提出了改善苏中关系、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正常化的建设性纲领。同时，在苏联报纸杂志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所有兄弟党都把这些行动看作是苏共善意的表现，并且期待中共领导支持我们的倡议。
令人遗憾的是，中共中央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你们有意拖延对我们信件的正式回答，实际上你们是用加剧论战、加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一步诽谤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回答了我们的信。这个运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的文章中达到了极点。在这篇文章中，苏联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被宣布为人民中国的“主要敌人”，文章中包含着对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不能容许的诽谤。二月四日的文章企图为分裂活动制造某种理论基础，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宣布为合乎规律的现象。这个可耻的文件也和其他类似的材料一样，大量散发，并用俄语和其他语言向全世界广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应当说出中国领导的言论和真正做法的全部真相，以便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和衡量既成的局面，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在讨论了苏共为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进行的斗争的问题以后，有六千名党的积极分子出席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一致赞同了中央主席团的路线。
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相互关系的准则，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义务通知兄弟党：我们准备在报刊上发表全会的有关材料，对中共领导的分裂行动给予回击。
完全可以理解，把我们致其他兄弟党的信件寄给你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没有益处的，即使是因为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的信中没有任何秘密，没有任何在此信之前我们没有向中共领导谈过的东西。然而，你们却决定利用这封信作为指责苏共进行“幕后”“反华”活动的借口。首先应该问一问：难道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没有权力给它认为需要写信的人写信吗？难道我们要求中共中央就它的信件来往提出报告了吗？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此。我们已经向你们说过，这种指责，特别是来自几年来真地进行反对兄弟党地幕后颠覆活动的人这种指责，是何等荒诞无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中共中央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及其领导策动建立反党分裂集团，企图把他们联合起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
中共中央丧失了现实感，试图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把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的信寄给它，当我们有礼貌地解释说，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应当允许自己使用最后通牒式地要求地语言同另一个党谈话的时候，你们竟然模糊这件事情的意义，声称在中文里“请求”和“要求”这两词之间似乎没有差别。
我们对于中文有高得多的评价。中国人是具有古老文化的伟大人民，非常清楚地了解“请求”和“要求”之间的细微差别。甚至常有这样的事，同一个词，却可以谱出完全不同的曲。顺便说一下，当人们想要用“请求”这个词的时候，不是在中文里也找到了这个词吗？我们希望，最后通牒式的语言，今后能够从我们的关系中永远排除出去。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兄弟党呢？为什么你们二月二十七日来信以及在此以前的各次来信，都使用了极为粗暴的放肆的口气，满篇都是谩骂和侮辱人的词句呢？莫非是为了激怒我们、迫使我们离开原则性的思想立场和共产主义立场而“在井边上互相对骂”吗？看来，你们的意图正是如此。
你们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一直披着主持平等的“骑士”的外衣，同时却要使别人相信，似乎苏共硬要充当“老子党”。我们不能不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你们所以采取这些做法，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早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这种角色就已经过时了，尽管他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由于他在我们党内和对于兄弟党滥用权柄，消灭了那些持有己见的人们，他丧失了人们的信任，毁掉了自己的威信。在战时和战后，看来，斯大林自己也感到，不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各国党了。这也是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之一。
我们党在斯大林死后老老实实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于这一切做了分析，采取了措施来纠正既成的局面。苏共中央主动地纠正了斯大林的错误，恢复了同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平等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我们从过去驻有我们军队的国家，包括从旅顺，撤出了自己的军队。我们取消了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合营经济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提醒以下一点并非多余：过去中共中央曾经完全赞同我党的这些步骤，并且给了高度评价。
我们现在仍然站在这些立场上。现在，局势已经不是，比如说，一九一九年那样了：现在列宁已经不在了，而且现在活着的人中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只能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集体地制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而有的并且应该有的则是具有集体智慧的平等的兄弟党的家庭。无视别人的意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且给所有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人戴帽子，这种企图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效果。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仍然呼吁你们反复地考虑考虑自己的立场，好好地权衡一下，这种立场会把你们引到何处。正是因为如此，尽管你们不间断地攻击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表现出耐心，愿意尽一切努力，使局势正常化，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下述观点：为了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利益，为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现在最好是停止共产党之间的公开论战。我们再一次建议，让我们在各方面都从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出发，在兄弟党的会谈中，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上讨论争论问题。在讨论中，要有分寸，不失尊严，要懂得自己的行动的全部责任，以便使争论不至导致分裂，不给最神圣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
我们没有权利忘记弗•伊•列宁的遗训，他告诫说，共产党人之间的不和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列宁说：“有辩论就有争执，有争执就有纠纷，有纠纷就会使共产党人削弱，所以要抓住时机，趁他们削弱的时候压他们一下！这已经成了同我们敌对的世界的口号。这一点我们丝毫不应当忘记。”（出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58页）
如果我们真正关系共产党人国际队伍团结的加强，那么你们早就应该接受我们的建议，倾听理智的呼声，考虑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意见。你们越是顽强地硬要加剧论战，进行分裂活动，共产党人、一切进步力量就有越多的根据确信，中共中央遵循的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是被不正确理解的民族利益，实质上是民族主义的自私利益。
我们本来可以逐条地驳倒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七日信中随意提出的对苏共的诬蔑指责，但是我们不认为现在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你们不愿意认真地探讨问题的实质，相反地你们只是把一堆一堆的诽谤倾加在我们党的身上，这样我们列举论据还有什么用呢？
我们不上任何挑衅的当，我们将同全世界共产党人在一个家庭中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苏共中央再一次表示，它相信中国共产党早晚终将找到同这个家庭团结起来的正确道路。这种情况出现得越早越好。苏联共产党今后仍将为所有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的团结而斗争。
我们也收到了你们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从这封信对我们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的迟晚的复信中清楚地看到，你们拒绝了我们的旨在根本改善苏中关系，加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的一切建议。信的整个精神表明，中共中央感到焦虑的不是改善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而是对苏共和苏联臆造种种指责。我们坚决驳斥你们对苏共和苏联的一切诽谤性攻击。
苏共中央对你们的信将予以答复，将说明你们歪曲我们党的思想政治观点和它的实际活动的真正意义，并恢复真相。
但是，在这封信中，我们就认为有必要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感到不安的问题，即关于克服分歧、达到兄弟党团结一致的途径的问题，即关于克服分歧、达到兄弟党团结一致的途径的问题，阐述自己的立场。
我们确认：中共中央在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和耽搁之后，同意了我们的关于必须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
苏共中央对这个事实给予肯定的评价，并且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尽一切努力来在预计的会谈和讨论过程中，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加强，促进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团结。
同时，我们无法理解，你们把这些业已完全成熟了的措施的实践拖延这么久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共产主义运动由于你们加剧论战和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而蒙受的损失，已经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了。需要讨论的问题已经完全确定了，会谈的目的也是完全清楚的。此外，还不能不考虑，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越来越坚决地提出必须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
拖延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更是无法解释的。第一次会谈已经过去八个月了，你们却建议将第二次会谈再延迟这么久。然而，改善我们两党两国关系的事业，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民主和革命力量来加强共同反帝斗争的利益，却要求尽快地调整现存的分歧。对我们两党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不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集中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去解决我们面临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事业中的巨大任务。
你们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才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这实际上意味着推迟兄弟党会议，至少推迟一年，从而拖延分歧的克服，并且使分歧更加尖锐化。我们认为，这只会给兄弟党，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害处。
我们也不理解你们在建议召开仅由十七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的代表参加的筹备会议所依据的理由。
我们认为，由曾经参加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并共同准备了声明草案的所有兄弟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议，是适宜的。
这样的组成，包括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过去是所有兄弟党都赞同的，并且正如经验所表明，它帮助了一九六〇年会议的顺利进行和会议文件的制定。不言而喻，负有召开国际会议职责的我们党，将同所有的党进行接触，并且同它们协商。
根据这一切考虑，苏共中央建议：
一、一九六四年五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谈。
二、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召开。
三、同兄弟党协商于一九六四年秋举行国际会议。
苏共中央着重指出，为了实现所有这些措施，必须停止公开论战，必须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任何破坏、分裂活动。
我们希望中共中央能够同意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并对准备和实行拟定的步骤做出自己建设性的贡献。我们所建议的措施，是出于对克服分歧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切的关怀。这些措施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工人阶级、各国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符合共产主义的利益。
致以
同志的敬礼
感谢 佐仓绫奈、昨夜星辰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