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六章 艾德礼与贝文时期的政府机构与权力（1940—1950）
（一）
四十年代包括了整整五年的战时联合内阁时期和比前者稍微短暂的1945年议会时期，这届议会首次出现了一个拥有下院多数席位的工党政府。尽管大战结束和大选等引起了巨大的变化，但与我们所探讨的较早时期一样，这个时期的工党政府还是相当团结的。就工党而言，它的议会党团领袖们一直在执政，结果在运动中权力越来越大。因此议会外党团组织和工会运动，是一贯受到约束的。它们也不时地批评政府的政策，但它们总是力图避免使这种批评超过友好的忠告的限度，以免出现尴尬的局面。
于是，这个时期与三十年代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那时运动的控制权大部分掌握在全国劳工理事会手里，在这个理事会里，职工大会总理事会拥有大多数席位。1940年，欧内斯特·贝文这个在工会运动中最有势力的人物，被丘吉尔拉进政府任职。由于贝文与艾德礼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情的发展使党的领导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有力和稳定，甚至还超过二十年代的状况。艾德礼不可能建立象麦克唐纳曾经有过的个人地位，也不可能消除党内对麦克唐纳的怀念，但他和他的同事们都知道，一旦他放弃领导权，唯一可能的继承人就是贝文，因此，只要他得到贝文的支持，他就不必担心那些企图迫使他辞去领导职务的阴谋诡计。这类阴谋诡计就是象拉斯基1945年所声言的那一类，或者是象克里普斯1947年所参与的那类计划。就艾德礼和贝文这两个社会出身和经历迥然不同的人物而言，他们之间亲密合作的程度是不寻常的。1941年全国劳工理事会经受的一次改组，仿佛象征着它权力的丧失。合作社工会就是借此机会，以与职工大会和工党同等的代表权，加入了劳工理事会。从这以后，全国劳工理事会由于机构太臃肿而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威。
（二）
就1940年工党在议会中的实力比例而言，在当上首相的丘吉尔所作的职务分配方案中，工党干得确实是不错的。战时内阁应有五名阁员，工党占了二名：即艾德礼和格林伍德。此外，还任命了欧内斯特·贝文为劳工与兵役大臣，赫伯特·莫里森为军需大臣，亚历山大仍象1929年那样任海军大臣，休·道尔顿任经济作战大臣以及威廉·乔伊特爵士任副检察长。工党分得了这样多的职务，这一方面是工党在组阁中所起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一致公认当时工党在全国得到的支持比它在议会里得到的更大。
工党一进入内阁，便不得不作出一些新的安排，以指挥议会党团。因此，由议会执行委员会推荐并经议会党团通过，任命了一个由非大臣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虽然艾德礼仍任党的领袖，其他大臣们也应参加行政委员会的会议，但是不能期望他们会很经常地出席。同时还决定反对党领袖的职务在联合内阁时期应中止。这就意味着根据1937年的“皇家大臣法”的规定，国家支付给反对党领袖的两千英镑的年薪要停止支付。这样，没有政府职务的老资格工党议员利斯·史密斯就被选作议会党团的代理主席，因此他也就成了反对党的非正式领袖。这一安排有点触怒了另一位未出任公职的杰出的工党党员——伊曼纽尔·辛威尔，他拒绝了丘吉尔给他的一项任命，因为他认为这项任命是不适当的。实际上比之利斯·史密斯来说，他可能会是一位更加有力的反对党领袖，事实上他对全党的倾向是颇有点影响的。
随着战争的进行，内阁曾有几次变动，但还是维持了两党的大致平衡。1940年9月，战时内阁扩大为七名阁员，贝文进入内阁，这样，就在内阁中组成了一个工党三人小组。10月莫里森从军需大臣调任更加合适的职务——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他对伦敦政府的熟悉和个人的名望，对他担任这两个职务帮助很大。1941年2月，托马斯·约翰斯顿成为苏格兰事务大臣。接着在1942年2月，内图作了更大的改组。格林伍德，作为一个大臣，由于没取得什么大的成绩而辞去了全部职务；曾被丘吉尔派任驻莫斯科大使的克里普斯，作为自俄国受侵略以来英国一位负责改善英苏关系的人物而颇有些虚名，此时他作为掌级大臣兼下院领袖进入战时内阁。这对于一个1939年由于政治，上的极端主义而不光彩地被开除出工党的人来说，是一种破格的提升。道尔顿调到贸易部，艾德礼则是公认的副首相，兼任自治领大臣。
克里普斯担任高级职务期间，特别是作为下院领袖，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政绩。因此，将近年底时，丘吉尔决定把他调出战时内阁任飞机生产大臣这一行政职务。这是一个公认的重要职务，克里普斯的科学素养对他担任这个职务是有用的。为了恢复政治上的平衡，莫里森进入战时内阁，同时保留了他的内政大臣和国内安全大臣的职务。1945年以前，工党主要大臣的职位很少再有进一步的调整。这个班子当时合作得很好，，而英国军事装备情况的变化，显然消除了人们对更换大臣的想法。
总的说来，这一届联合内阁，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联合内阁工作得顺利。1940年的危机顶峰，使各部门的首脑更顺从于单一的政治控制。丘吉尔享有战略家的盛名，很大程度是由于他的经验丰富和一致公认他的见识过人。据说，早在三十年代，几乎只有他认识到重整军备问题的迫切性。他随时可以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动员舆论给他以广泛的支持，而在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劳合-乔治只能依靠新闻大王的恩典才能得到这种支持。同时，丘吉尔同意在制订国内政策时，政党之间有必要达成有效的妥协。事实上在战争时期，他对国内政策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感兴趣的。
战争期间，国内的许多行政事务是由艾德礼主持的。丘吉尔出国期间，艾德礼作为首相的副手，由他主持内阁。由于与盟国领导人进行高级会谈的需要，丘吉尔日益频繁地出国旅行，因此，艾德礼主持内阁的工作也越来越熟练了。与丘吉尔的内阁对比，艾德礼主持的内阁处理事务迅速，作出决议也决而不拖拉。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艾德礼的经验，同他的同事们，特别是同贝文比起来，他的才干也增强了。贝文在1940年以前，同他接触很少。在战争的后期工党的大臣们也能使有限的几项社会立法得到通过。其中突出的如托马斯·约翰斯顿的苏格兰高地水力发电计划，欧内斯特·贝文的工资法和道尔顿的工业部署法，但后者的最后的一些程序到联合内阁结束以后才获通过。事实上，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设立一些推行革新的主要的调查委员会，比如有这样一件明显的事例：新闻界对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险法报告予以非常热情的重视，并于1942年公布出来。然而这个报告始终未被联合内阁正式批准，不过，1944年在财政政策方面还是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当时一份白皮书里承认了必须由政府采取行动确保充分就业的原则。艾德礼在给拉斯基的一封信里利用这一点说明工党参加联合内阁是正确的。他写道：“这些设想的批准在立法和行政这两方面都是有效的，但批准过程的牛步化往往掩盖我们对事实的正确评价。”[1]
[1]艾德礼1944年6月1日致拉斯基的信，引自金斯利·马丁：《哈罗德·拉斯基》，1953年版，第161页。
然而，当胜利在望时，联合内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艾德礼在他的回忆录里这么写道：
我发现……在内阁通过战后规划是越来越困难了。在双方都有全权代表参加的委员会上经过长时间讨论后达成的协议，由于某些政府成员的反对而搁浅了，他们对一些他们从来不注意的问题倒表示怀有十分新的兴趣。[1]
[1]艾德礼：《当事件发生的时候》，1954年版，第132页。
1945年5月对德战争的结束，当然是决定性的转折点。此后就只是两党争权夺利的问题了。丘吉尔估计，大战胜利后他个人的巨大声誉对保守党会有很大价值，他就对工党提出两个供选择的方案—-或者马上选举，或者把联合内图维持到日本战败。由于圣灵降临周期间工党正在举行年会，艾德礼才能同全国执行委员会和政府中与他最接近的同事们商量，再作出答复。他提议联合内阁应该维持到秋天，以便有较多的时间去组织竞选和准备选民名单等。
然而丘吉尔决定听从他的保守党竞选运动顾间们的坚决主张，要尽快举行选举。据此，工党的大臣们在5月底卸任，大选在7月份举行。
（三）
1945年的大选是按一份过时的选民册进行的，虽然在部队里采用邮寄选票的方式，但是基本上这次选举还算平静无事。最激烈的争端是由丘吉尔挑起的，大意是说如果工党赢得选举，当首相的艾德礼就会受到当时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哈罗德·拉斯基的控制。原来6月间艾德礼以工党领袖的身分陪同丘吉尔出席波茨坦会议，并与斯大林、杜鲁门会晤，拉斯基就声明说工党不受艾德礼缔结的协约所约束，拉斯基这番声明使丘吉尔这种说法更有根据。丘吉尔在一封更加刻薄的信中针对这点大做文章，而艾德礼则反驳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全国执行委员会都没有企图给予，或曾经给予工党议会党团什么指示。”还说，“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无权给我作指示。”
不用说，工党方面并没有人想反对艾德礼的论点，到了就工党的组织制度作出说明时，丘吉尔便处于不利地位了。结果艾德礼在这几个回合中占了上风。然而，丘吉尔对工党首相按理说是独立的这点表示怀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三十年代，工党为了防止再出现拥有象拉姆齐·麦克唐纳那样的大权的新领袖而采取了一些措施。在1933年的年会上为党的领袖规定了关于在决定是否组阁和确定人选时必须遵循的一套程序。但是由于选民们对这些事情不大理解，而难以消除他们的这种印象：以为这场争端只不过是丘吉尔和他的竞选顾问们的竞选恐慌心理的一种表现而已。
这次大选结果，工党赢得了戏剧性的胜利。有三百九十三名工党议员当选，以一百四十六席的绝对多数超过了其他政党议席的总和。但是这还不能说是拥护工党的投票者占绝对多数，自由党仍举足轻重，可是在这一回，选区制有利于工党了。如将工党的成功归因于它的改良方案，这恐怕未必，虽然这一方案在赫伯特·莫里森的宣言《让我们面向未来》中已非常精辟地作了系统的阐述，它包括几项工业的国有化和保证通过几项重大的社会立法。但是选民们照例是根据陈年老帐而不是根据这些细微末节来进行投票的。保守党在慕尼黑协定问题上罪责难逃，不仅对战前的失业问题，而且对重整军备的失职也应负责。大家对战后局势也大为关心，唯恐它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当时劳合-乔治开了不少支票，很少兑现。
选举结果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新的工党议会党团中工会赞助的成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1935年大选以来的巨大变化是年轻的中产阶级的工党议员大量增加，他们中大多数是自由职业者，有律师、新闻记者、教师、医生和知名人士。其中三分之二的人以前从来没有进入过议会。这确实是一个新的党团，它比以前更充分地代表了各个阶级、各行各业和各种年龄的成年人。这与1906年最初的高度纯梓的工人阶级的党相比，形成明显的对照。然而党纪却扩大得无边无际了，事实上党纪竟大到这个程度，可能在1946年6月完全废除一项禁止工党议员对党的决议投反对票的议事规程。
当工党开始组阁时，艾德礼对1933年年会所制定的议事程序置之不理。后来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事婉转地指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增长，这些建议默默地丢掉了。”[1]然而事实上，赫伯特·莫里森和其他一些人曾提议把艾德礼接受英王组阁的邀请拖延到议会党团开会，并正式选出他们的领袖以后再说。莫里森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他这个提议，仅仅是为了遵照三十年代年会所制定的正确的议事程序行事，这无疑是真实的。[2]结果他却未能如愿以偿，因为艾德礼和贝文都急于进行组阁。不论怎样说.拖延只会证实丘吉尔在大选期间提出的非难的正确性。
[1]艾德礼：《当事件发生的时候》，第136页。
[2]赫伯特·莫里森：《自传》，1950年版，第245页。
艾德礼决定取消内阁中设置“小型核心内阁”的战时体系。他想组成一个周密的混合内阁，内阁成员中既有不担任部门职务而担任主要内阁委员会工作的大臣，也有负责主要部门的大臣。阁员大臣人数达十九名。但是在十九个人中有一个小组，这个小组负责监督整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小组成员有：外交大臣贝文，负责全部国际事务，包括殖民地政策，枢密院长赫伯特·莫里森，监督立法程序并确定国有化的日程；掌玺大臣阿瑟·格林伍德，在战争初期曾指示贝弗里奇起草他的著名的报告，现在负责社会事务；财政大臣休·道尔顿，他的职务自然具有巨大的权力。
在这个核心圈内，艾德礼具有相当大的个人权力。贝文是他最亲密的心腹，然而在组阁时，他把原定的贝文和道尔顿的职务进行了对换，最初两人都感到失望。虽然莫里森声称这一改变是出于他自己的提议，但也承认他自己和艾德礼很少交情：“很难与他十分接近……很难知道他真正在想什么。”[1]格林伍德也没能得到艾德礼更多的信任。艾德礼在1947年竟以他已经六十八岁，太老了为理由，干脆免除了他的职务。如果艾德礼不起用大十岁的艾迪生勋爵来代替他，这对格林伍德来说还不至于太难堪。在防务方面，艾德礼起先学丘吉尔的样子，亲自任国防大臣，但在1946年他任命亚历山大担任这个职务，同时把三军首脑排除出内阁。
[1]赫伯特·英里森：《自传》，第295页。
关于国有化的立法程序在议会异常顺利地通过了，首先提出英格兰银行实行国有化的措施，保守党人倒不大反对。丘吉尔自己也说：“依我看，它不牵涉到原则性问题。”[1]接着提出成立国家煤炭委员会，这是一个政府机构，不过是半独立性质的，它对燃料与动力大臣负有限的责任。对于接管这个显然效能很差的工业问题时，仍然没有出现什么激烈的反对。然而在1947年关于成立英国运输委员会的问题倒激起了较大的争论，这并不是因为它接办了早已无利可图的铁路和运河，而是因为它还接收了公路和拖运事业。
[1]英国议会议事录：《议会辩论集》，第5辑，第413卷，第94栏。
这次立法通过的结果是成立了英国公路事务公司。海底电报和无线电报公司的国有化，国营航空公司的成立等，只不过是前几任政府政策的继续而已。在1948年和1949年，又先后成立了英国电力管理委员会和煤气委员会，以便再接管两项公用事业，实质上这两项早已在官方的控制之下。
国有化问题中最激烈的政治论争是有关钢铁工业国有化问题。因为在规定钢铁工业国有化应该到什么程度，以及新的结构应该怎么样等方面困难重重，所以政府便有意把这一问题放到最后讨论。钢铁工业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工业，它的产权基本上同机械工业和其他工业交叉重叠。而且，当时钢铁工业又赚钱，又比较有起色。从这些考虑出发，首相就秘密发起一次调查，由赫伯特·莫里森负责去查明是不是能够不实行钢铁工业国有化，改为由政府委派一个管理委员会去管理钢铁工业。莫里森的报告说明这一建议受到普遍赞同，但这个报告因在内阁中受到比万和其他人的激烈反对而作罢论[1]。为了使议案有充分的准备时间，通过了一个法案，将上院的延搁权从两年减少到一年。1949年通过了一个法案，规定政府可以购买钢铁公司的资产而不完全改变这一行业的结构。上院要求政府将实施日期推迟至下次大选以后，实际上就是同意了这一法案。
[1]莫里森：《自传》，第296页。
这样在本届议会解散之前，就立法而言，1945年工党的国有化建议已全部兑现了。如果这些建议都得到实施的话，估计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经济部门将归公有。然而，当时对于日常社会生活有最大影响的，往往是预算案上的改变，而不是单纯立法上的改变。在这方面，政府面对着的不仅仅是重新分配国家财富的问题，而且还要设法增加国家财富，使英国能在世界市场上勉强对付过去。在1945年美国租借法突然终止后，又议定了一大笔美元贷款。但是这笔钱花得意想不到地快，并且在1947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外汇危机。于是政府不得不制订一个扩大出口的紧急计划，为此任命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为经济事务大臣。财政大臣道尔顿准备了一个秋季预算案，但是由于他对一名新闻记者言行失于检点而被撤职。克里普斯就此身兼两职。
这时克里普斯执掌国家整个经济事务的大权，成了政府中仅次于艾德礼和贝文的最有势力的人物。他强制执行一个“节制”计划——对国内消费实行高税政策，限制购买外国货和国外旅游，以弥补国家的外汇赤字。各工会还被说服接受一项“限制工资”政策，以维持商品价格，使英国货在国外市场有竞争能力。这些工会比较愿意地接受这个政策是因为克里普斯保留了在战时就执行的按累进制确定的高额课税制度，并对物价保持严格的控制。
工党政府最得人心的措施是在社会服务方面。比如把中学毕业年龄提高到十五岁，增加大学的国家奖学金。根据詹姆斯·格里菲思的国家保险法条例，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险建议得到了实施。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推行国家保健计划，提供了免费医疗和免费药品，包括实行医院的国有化。然而，比万在处理住房问题方面，不太成功，虽然他鼓励地方当局营造房屋以廉价出租，并严格地控制私人造屋，但是他没有完成政府保证的每年建造二十万幢房屋的目标。
工党内部在政策方面争论最多的是外交和国防事务。外交大臣贝文不久发现他面对着俄国政府的一种意想不到的不妥协态度。贝文认识到不仅英国而且欧洲其他国家也同样处于经济虚弱的状态，于是他努力促进英国与美国的真正合作。他在促成“马歇尔计划”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马歇尔计划”对整个西欧的经济复兴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贝文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要发起人。这个联合美国和重整军备以对抗俄国压力的政策，给予工党普通党员的印象并不太好。这令人感到一个“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的概念已被抛弃了。至少应该力图在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保持一个独立地位——如果有可能的话，应在这两者中间起到桥梁作用。
评论政府对外政策的工党批评家们实际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象战前的兰斯伯雷那样主张全部放弃一切军备；第二类是一小批隐蔽的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四、五个工党议员和一些被极左派所控制的工会工作人员，他们对俄国的外交政策看不出有任何毛病；第三类是一个较大的舆论团体，它在议会党团内势力较强，并集中在议员的“左派”集团里，他们主张创建一种由英国领导的介于俄国和美国之间的“第三势力”。“左派”团体提议修改1946年11月的英王演说辞，经过表决，没有通过。
这一政策可惜有两个缺点。其一是它没有考虑到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制度转向较多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正在日益增长；另一点是它忽视了英国和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性。
在防务间题方面，1947年4月，七十二个工党议员的反叛行为，使政府有损尊严地撤销了一项政策，从而把兵役期从十八个月缩短到十二个月。这好象是左翼的一个胜利，但是在1947年的工党年会上，他们企图强行把外交政策的争端提交大会讨论，这一企图一下子就被贝文粉碎了。当讲到“左派”团体提出英王演说辞修正案一事时，他形容这好象他自己“背后被人刺了一刀”似的，并颇为尖锐地补充说，“你们知道，我在工会中成长，我从来不习惯于这种事。”[1]他演说以后，没有进行凭卡投票表决，显而易见他能依靠工会这支大军的票数取胜。在这次会议之后，“左派”的造反实际上结束了。
只有和平主义者和隐蔽的共产党人继续他们的抨击并与政府为难。和平主义者的态度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总是得到议事规则中的“信仰条款”的掩护，但隐蔽的共产党人的情况与他们不同，他们终于被工党全部开除出去。他们在下院中建立了自已的“工党独立派”小党派。在1950年的大选中，他们全部落选。
[1]《工党年度报告》，1947年，第179页。
还要讲一句的是，关于可能成为政府政策的最重要方面的问题——即亚洲新国家的建立问题。艾德礼在印度问题西蒙委员会里任过职，他果断地规定了英国军队撤出印度的期限，并且还派了蒙巴顿勋爵为最后一个英国总督去完成移交权力的任务。因此在1948年，产生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新的国家。缅甸和锡兰也获得了独立。在这四个新的国家中，只有缅甸决定断绝它和英联邦的联系。巴勒斯坦的局势处理得不太好，这多半是由于政府希望同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关系。1948年英国军队撤退之后，接着就出现了一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时期，直到独立的国家以色列成立，战争才告结束。
（四）
议会外工人运动对政府工作的坚定支持，大部分应归功于当时的工会领导。贝文在政府中的立场是完全忠于艾德礼的一类，他本人在工会中的经历，也可以保证主要工会忠于政府，这些主要工会中包括贝文的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这个工会现由他以前的助手阿瑟·迪金所领导。共产党人可能渗入主要工会的要职而造成工会政策的突然改变，这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危险。在1947年共产党的“路线”改变以后，英国共产党响应新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倡议，开始把艾德礼和贝文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忠实支持者”[1]，这个时候这种危险就变得十分明显了。阿瑟·迪金和其他人被共产党渗入工会的程度吓了一跳，因此，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对各工会发出了一次警告。1949年，迪金说服了他自己的工会接受一个防止共产党掌握工会职务的章程，这导致了九个专职干事在年底被解职。象这样的措施在矿工工会或机械工人工会是行不通的，他们的组织都颇为分散，共产党控制着坚强的据点。不过在矿工工会里，采取了有执行委员会为后盾的威尔·劳瑟主席对共产党书记阿瑟·霍纳严加约束的方式去解决这一问题。全国最大的工会，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从二十年代以来就已实施禁止共产党渗透的章程了。电力工会、消防工会和一两个较小的工会已整个地或大部分地被共产党所控制了，但是它们在党的年会上还没有构成巨大的表决成分。就在这些情况下，各工会支持政府，并接受了限制工资政策。限制工资政策在工会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对工会干事来说，不顾在会员中丧失威信，而长期实行这一政策免不了是危险的。
[1]《世界新闻和观察》，1947年第27卷，第463页后。
“左派”运动的瓦解，和工党在完成立法规划中的热忱，防止了党内任何重大的公开倾轧破坏党在即将举行的大选申的获胜机会。内阁的分歧是存在的，特别是关于钢铁工业方面，但这些分歧大部分是对公众保密的。并且据我们所知，由于贝文的支持，艾德礼的地位是牢不可破的。从1945年到1950年期间，工党的一个显著成就就是它在政府补缺选举中没有失去一个席位。1950年初，工党准备保持它的记录，而它确实难得有机会制定一个更为详细的国有化方案。工党的竞选政策声明《工党信任英国》，大部分仍是由莫里森起草的。声明中只提及糖、水泥和自来水等这些适宜于在下届议会期间实行公有制的工业项目。
矛头无疑地会指向工党，这是可以料想到的。前几年的“节制”计划以及多种物资匮乏和形形色色的定量配给等情况的长期存在，自然是不得人心的，因此政府受到谴责。保守党的组织情况比1945年大大改善了，而工党组织的改进就比较小。此外，虽然1948年的人民代表法废除了大学席位和商界选票，但工党由此得到的好处却因人口变动引起的席位重新分配而得不偿失。五十年代的选举制度实际上对工党稍有不利之处，这是由于一些工人集中区对工党的支持是如此地坚定和一致，以致为工党在这些地区提供了惊人的多数；而保守党的选票则没那样高度集中在几个选区，因此更为有效。据统计，例如在1950年大选之后，如果自由党的票数维持目前水平，保守党只要为其候选人获取选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五，就可以在下院赢得绝对多数席位。而工党则需要总票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五才行。[1]实际结果是，工党的候选人获得的票数超过了一千三百二十五万张，比保守党多七十五万张选票，点总票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八。这在下院给予它一个非常微弱的多数：工党三百一十五席，对保守党的二百九十八席、自由党九席和爱尔兰国民党二席。竞选双方实力的接近和大学席位的废除有利于消除独立派，但选民的一般意见很难被看作是决定性的。支持工党的工人阶级票数——当然从来没有一次全票——没什么变化，然而中产阶级的投票者中似乎有相当多的人背信弃义，因为伦敦郊外和伦敦附近各郡的许多席位又重新归属保守党。如果与1945年相比，从工党转向保守党的总共占百分之三点三，但在威尔斯只有百分之零点三，在英格兰农村的一些地方还不到百分之一。
[1]这些数字和以下的那些数字引自尼古拉斯：《1950年的英国大选》一书，1951年版。
据莫里森的说法，如将2月举行的大选推迟到6月份举行，艾德礼的成绩会更大些；天气不好往往使工党的选民们懒于去参加选举，而在比较暖和、晴朗的夏天，他们就比较起劲。由于选举的结果是如此接近，说明上述论点也可能有点道理。艾德礼当然事先不知道有什么意外的厄运会在这一年的后期构成工党的困难的局面。总之，1950年的大选结果，标志了工党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工党失去了对立法机关的有效控制，并且在它保持了整整十年的议会鸿运后开始走下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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