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雄鹰与大鸨：E.P.汤普森与路易·阿尔都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 P.汤普森、新左派和英国战后政治》

　　思想史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那些相互激烈冲突的思想家们往往在后世学者的脑海中，有时也在大众的想象中，被联系在一起。有时候，论战的结果使得论战对象被长久铭记，即使没被记住名声，至少也记住了名字。我们记得游叙弗伦仅仅是因为他和苏格拉底争论过；杜林被人记起是因为受到过恩格斯的批评。
　　在另一些情况下，两个重要的思想家总是被他们彼此针对的论点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我们思考萨特或者加缪时都不可能忽略他们在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共产主义问题上的著名的意见冲突。C.P.斯诺和F.R.利维斯之所以还能留存在公众的意识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1960年代发起的那场著名的“科学和文化”论争。即便是按照英国左翼的标准来看，《理论的贫困》这篇文章也是有很大的负面后果的，但也正是它，使得背道而驰的汤普森和阿尔都塞这两人的名字在连续几代左翼人士的头脑中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已经提到了汤普森是如何在1978年2月里用两周时间写出《理论的贫困》的。在这一年年末，斯图亚特·霍尔提出，这个写作过程以其对圣保罗论战的意义而言，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卓越的政治与知识事件”。
　　《理论的贫困》可以被视作一场更大的战争中的一次短兵相接，这场战争的双方聚集在“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法国结构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等对立的旗帜下。尽管阿尔都塞本人从未公开回应过汤普森的攻击，但却从未有人真正怀疑过他是对立一方的参战人员。评论家们都还记得他1973年的《答约翰·刘易斯》，那是对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的一反常态的刻薄攻击，而刘易斯在英国共产党的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上所发表的正是此后汤普森的部分观点的预演。^[1]阿尔都塞最主要的英国支持者之一是汤普森的老对手佩里·安德森。汤普森自己也参与制造了人们阅读《理论的贫困》时的那种氛围。《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与《答约翰·刘易斯》发表在同一年，汤普森在信中宣布：“对于阿尔都塞的著作，我从形式上完全拒绝，从内容上绝大部分拒绝。”^[2]因此读者们也就对《理论的贫困》有所准备。
　　我们已经看到，在1979年历史工作坊研讨会中专门讨论《理论的贫困》的分会议“人民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理论”当中，汤普森对“理论中的斯大林主义”的攻击达到了顶峰。汤普森的传记作者布莱·D.帕尔默表示，圣保罗论战标志着汤普森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的兴趣的结束。自然，汤普森拒绝了此后所有请他讨论《理论的贫困》和它引发的争议的邀约。^[3]
　　1980年11月，阿尔都塞失去了介入公共辩论的可能，他因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公寓中勒死了自己的妻子而被关入精神病院。直到他1990年去世的时候，阿尔都塞都是日益右倾的法国知识界憎恨的对象，他们把柏林墙的倒塌看作对《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提出的所有主张的驳斥。
　　阿尔都塞的两篇貌似自传性质的文字未能改变他的境遇，这两篇文章在他去世后结集出版，名字叫做《来日方长》（The Future Lasts A Long Time）。^[4]在文中阿尔都塞宣称自己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还坚持说他进行研究的全部方法就是坐在大学自助餐厅里偷听有才华的研究生们的谈话。老对头们看到这些“罪证”立刻激动起来，都忘了阿尔都塞还宣称抢劫过一家银行，计划劫持一艘核潜艇，而且还在巴黎的一条街上被戴高乐将军“勾搭”过。
　　在1995年版《理论的贫困》的引言中，汤普森的遗孀多萝茜讲到了阿尔都塞声名的败毁：

　　阿尔都塞的自传是一本令人难忘的书，它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两位作者之间的鸿沟不仅存在于他们不同的思考方法当中，也存在于他们的整个人生当中。^[5]

不同之中的相似？

　　因而，我们可以理解，读者们阅读《理论的贫困》时会带着这样的假设，认为这本书标示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区分，无论这种标示是多么粗糙和富有争议。当然，可以肯定的是，汤普森和阿尔都塞之间的不同是非常多的。但二人著作的细心读者很可能会开始注意到英国大鸨和巴黎雄鹰之间的某些一致性——自传上的，方法论上的，修辞上的，以及学说上的。也许，生动呈现这些对应关系的最好方式，是对阿尔都塞和汤普森的生活与事业的大致轮廓进行比较。
　　阿尔都塞1918年时出生在阿尔及尔，祖父是一名殖民地官员，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正如我们所知，汤普森六年之后，出生在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家庭，这个家庭在殖民地忠心服务多年后迁至牛津。汤普森是在卫理公会派的氛围中长大的。阿尔都塞则深受家庭的天主教氛围的影响——有传闻说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未动摇过参加弥撒的习惯。^[6]
　　以他们的生年来看，我们也不会惊讶“二战”给汤普森和阿尔都塞都留下过深深的烙印。汤普森见证了他的哥哥成为保加利亚的民族英雄，他自己则在盟军的意大利战役中浴血奋战，在卡西诺之战中指挥一支坦克分队。
　　阿尔都塞则在有机会战斗前就成了俘虏，并在一个战俘营里待了超过四年的时间（在《来日方长》里他形容这些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7]“二战”使得汤普森和阿尔都塞决然地加入各自祖国的共产党。二人都认同共产党全面支持战争的人民阵线政策。
　　战后，汤普森和阿尔都塞参与的都是各自政党的文化与知识的分支领域。阿尔都塞成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助教，汤普森在约克郡的工人教育协会当了17年的教师。二人都没有密切参与到工人组织所关心的问题和活动中去。

1956年的挑战

　　就像对世界范围内的很多人一样，1956年对阿尔都塞和汤普森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苏联入侵匈牙利，英法联军进攻埃及，这些事件在东方和西方的左翼与右翼组织中都造成了诸多危机。汤普森和阿尔都塞对1956年的回应，都是激烈质疑对马克思的所谓正统解释，并努力培养一种既拒斥斯大林及其继承者，又反对西方政治体制中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运动。
　　汤普森脱离了英国共产党，并且成为“新左派”的一位创始人；阿尔都塞留在了更具规模也更有力量的法国共产党，但却开始努力发展新的方案来替代党的路线。阿尔都塞最终启发了半秘密性质的“斯宾诺莎小组”；这个组织大体而言属于青年激进知识分子，这一点和汤普森帮助建立的新左派俱乐部一样。^[8]
　　对汤普森和阿尔都塞来说，从所谓正统——既包括共产主义的，也包括反共产主义的——魔爪中解救马克思主义，对左派的前景至关重要。二人均在1956年的阴影下发展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极具特色的诠释。二人也都是他们眼中的带有机械论和目的论特征的“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批评者。阿尔都塞和汤普森还都反对历史还原论和经济还原论的宏大叙事，都强调对阿尔都塞所说的“事态”（conjuncture）进行分析的重要性。
　　汤普森和阿尔都塞都反对关于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正统解释，坚持应像认识经济“基础”的重要性那样认识“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在《历史与人类学》（‘History and Anthropology’）中，汤普森强调：

　　我所质疑的并不是生产方式（以及相伴的权力与所有制关系）在以唯物主义理解历史时的中心地位。我质疑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它用“经济的”术语来描述一种生产方式，而将规范、文化、批判性概念这些都归为次要的（不那么“真实的”），但那种生产方式正是围绕着上述那些才被组织起来的。^[9]

　　阿尔都塞的著名观点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涉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以难以预知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经济层面并不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它只会决定在任何给定的生产模式下，这三个层面中的哪一个会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封建社会中，经济层面决定了政治层面将会占据主导地位。
　　要想了解阿尔都塞的著作在1960年代的影响力，就有必要去了解同时期存在于法国和其他大部分西欧国家中的与之争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1960年代初，亲莫斯科的法共的理论话语依然被所谓的“机械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导。机械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当成是一套僵化的“历史法则”，它要求人类社会在走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道路中一定经历一系列“阶段”。这个目的论过程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经济确保了任何社会都将无情地踏过名为原始共产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众“阶段”。无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托洛茨基派如何兴风作浪，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人类文明的繁荣都是确定无疑的。
　　被斯大林树立为正统学说的“机械马克思主义”为一些社会主义者所反对，他们受到的启发既来自《资本论》，也来自马克思的一些早期的“人道主义”的作品。对于像让—保罗·萨特这样的人来说，人类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要比拖拉机的生产更重要，而异化与剥削同等的糟糕。
　　阿尔都塞的书引发了轰动，因为它同时反对机械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阿尔都塞认为这两种信条提供的都是扭曲了的现实图景，因为它们都将人类和一种近似宗教的进步观念放置在历史的中心位置。在马丁·海德格尔对萨特的批评，以及自己对马克思的阅读的影响下，阿尔都塞宣称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进程”。他坚持“事态”的重要性，即那些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下阻碍思想和行动的发展，或者至少对其加以限制的具体的经济、政治与知识的环境。阿尔都塞不喜欢命定之说，但也不喜欢偶然之说。他或许拒绝了目的论，但仍然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汤普森和阿尔都塞也许在“人道主义”这个词上面存在尖锐的差别，但在拒斥斯大林所大力鼓吹的机械马克思主义方面则完全一致。除了质疑“基础—上层建筑”隐喻，汤普森和阿尔都塞都批评了关于阶级的定义，他们认为这些定义都受到了经济还原论的玷污。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坚定地提出：

　　我们不能有爱而没有恋爱的人，不能有恭顺而没有地主与长工。当一些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10]

　　阿尔都塞有类似的观点。他在《答约翰·刘易斯》中写道：

　　我们不可能把阶级和阶级斗争分开。阶级斗争和阶级的存在是同一件事。^[11]

　　汤普森和阿尔都塞的思想帮助塑造了新左派，但随着1960年代的继续，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与一些崇拜他们的青年激进分子发生龃龉。在《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中，汤普森严厉批评了“青年文化的自我放纵的情感主义和好出风头的作风”，并且将五月风暴说成是一场“阔少们的革命闹剧”。^[12]
　　在五月风暴期间，“阿尔都塞，你在哪里？”的标语出现在巴黎四处的墙上。阿尔都塞先前已经住进了疗养院；而他再次出现却是为了斥责他的追随者们“过分乐观”和“极端左倾”。带着植根于三四十年代人民阵线时代的政治理想，汤普森和阿尔都塞发觉很难应对六七十年代完全不同的湍流。
　　正如我们将在第四部分中看到的，1970年代末之后，汤普森常常完全排斥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并且总是拒绝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进行辩论。而在本章后面的文字中，我们将看到更为年长的阿尔都塞似乎也在往后退：在1980年代写下的零零碎碎又晦涩模糊的文字中，这位声名狼藉的哲学家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老调子”，转而提倡一种“偶然的唯物主义”，它要到像伊壁鸠鲁和马基雅维利这样截然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去寻求灵感。^[13]

相似中的不同

　　即便是这样一个粗略的概括，也能够表明汤普森和阿尔都塞的生活与事业有着大量有趣的一致。然而很少有评论者会认可有关这种一致性的无论任何程度的探讨。如果想要解释我们看到的这些相似之处，以及汤普森和阿尔都塞之间不可否认的差别，我们就必须回到那宿命般的1956年。
　　汤普森和阿尔都塞欢迎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但对“官方的”去斯大林化，以及西方的冷战斗士们趁机对斯大林主义展开的谴责表示怀疑。二人都在寻找一条介于苏联的正统学说和汤普森称之为“北约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学说之间的中间道路。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汤普森和阿尔都塞为“左翼去斯大林主义者”。但汤普森和阿尔都塞在完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斯大林主义和北约主义的替代者。
　　阿尔都塞将赫鲁晓夫的苏联意识形态与某种新黑格尔主义的人道主义联系起来，后者在法国的代表人物是哲学家萨特，以及阿尔都塞在法共内部的最大对手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在阿尔都塞看来，挥舞着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以及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等训诫的加洛蒂，正在用一种肤浅的反斯大林主义为法共的右倾化和转入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域做辩护。^[14]
　　阿尔都塞最著名的几篇文章都试图跳过斯大林，去重读列宁和马克思，所采用的是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法国科学哲学家——如迪昂和巴什拉——的传统方法。重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科学的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可以经由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人阶级先锋政党转化成为政治实践。不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先锋政党便无法完成它的工作；没有先锋政党，工人阶级无法变得更强大，遑论夺取政权。
　　汤普森和阿尔都塞一样反感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黑格尔的目的论，但他倾向于把这两种错误与阿尔都塞所寻求的科学主义和先锋主义联系到一起。对于汤普森而言，像加洛蒂和刘易斯这样的后斯大林主义哲学家的人道主义之所以应当批判，是因为其三心二意。^[15]
　　汤普森被他年幼时英国共产党的实践所强烈吸引，他认为那是令人尊敬的英国大众民主异议传统的化身，那种传统的代表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威廉·布莱克和威廉·莫里斯。汤普森期望他1956年后帮助建立的新左派俱乐部能够激励英国社会，但他不想去谈论先锋派。在1960年的文章《新左派》中，他预言道：

　　（工会和工党的）官僚主义将会掌握机器；但新左派将会掌握它和年轻一代之间的联系。^[16]

　　汤普森和阿尔都塞不同的政治策略反映出他们所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非常不同。我们知道，汤普森正是通过让工人阶级和“人民”主体性（经验与意识）的重要性超越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因素”，来与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分道扬镳的，而这是受到共产党在“英雄的十年”中的人民阵线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在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客观利益中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的辩护，这便遵循了“正统的”传统。（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描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和工人阶级政治之间一种尖锐的分歧，坚持认为“意识形态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看到，汤普森和阿尔都塞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策略的模型，都强调了思想、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对战后社会的维系和可能的转变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汤普森和阿尔都塞选择表达这一重要性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如何解释这种一致和尖锐的差异呢？回到1956年我们便会注意到，当年发生在西方共产党内部的危机对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和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不同的。
　　在英国和法国，对入侵匈牙利和拒绝妥善处理斯大林遗产表示反对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如学者、记者、教师、自由作家等等。马尔科姆·麦克尤恩（Malcolm MacEwan）在1976年评论英共当年的分裂时回忆道，1957年党的特别大会批准了委员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多数派报告”，反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发表的“少数派报告”：

　　匈牙利事件之后，大批成员的离开导致了党的知识分子成员数量大幅下降，这在留下来人当中，尤其是在产业工人成员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根据一份官方的报道，多数派报告获胜的优势是20比1。^[17]

　　在英国和法国，数百名主动请辞或受到驱逐的知识分子发觉自己被一个并不十分激进的工人阶级中最激进的那群人孤立了起来。就连那些选择留在党内的知识分子，比如法国的阿尔都塞和英国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都发现自己被政党领导层孤立了。^[18]
　　领导着相对较小的激进知识分子群体，孤立于官僚化的和大体很冷漠的工人阶级之外，汤普森和阿尔都塞很自然地会倾向于强调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可能通过在冷战中创造“解冻”和打破欧洲的阵营对垒带来政治变革。韦德·马修斯（Wade Matthews）在讨论汤普森对老一代新左派的主张时写道：

　　汤普森并没有充分地把这些问题放在客观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进行恰当的检验，他仿佛将“唯意志论的赌注”押在了一个过程上，“人”的意识在此过程中……能够通过“意识之上的意识”的作用……得到转变。^[19]

　　阿尔都塞提出了更加折磨人的进军路线，不过他对“意识之上的意识”作用的介入是毋庸置疑的。

不同的世界

　　汤普森和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策略上的尖锐分歧仍然有待解释。要理解这些分歧，我们需要关注二人努力处理1956年的遗产时所处的极为不同的环境。汤普森把阿尔都塞和其信徒视作一群傲慢自大、装腔作势、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而阿尔都塞则认为汤普森所认同的经验主义和人道主义掺杂着大量的市侩和蒙昧色彩。这种相互间的不理解最终可能还是与英国和法国知识生活的迥异背景有关。
　　至少在第三共和国的最初几十年里，知识分子已经在法国社会中形成了鲜明的阶层，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仪式和独立的机制。在法国，反封建斗争的激烈程度，以及为维护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使得知识阶层成为了——用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话说——“俗世的知识分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捍卫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使命。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诠释了这一新阶层在法国社会扮演的角色。
　　法国的地区性和乡村化的特征，以及工业化的姗姗来迟，使得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官僚结构变得必不可少，从而也有助于确保知识分子的力量。知识分子倾向于和国家而非直接和资产阶级联手，后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在超过150年后的今天仍然对大革命的遗产怀有敌意。
　　与之相反，英国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与资产阶级紧密联合，以至于到了长期缺乏一种独立的身份认同的程度。佩里·安德森认为英国知识分子的这一弱点与英国社会缺少一种“总体化的视野”或曰综合性的社会学有关。直到相对晚近，我们才能在利维斯、威廉斯等人的文学批评中，在威廉·莫里斯和D.H.劳伦斯等人的社会批评中，找到对英国社会最近乎包罗万象的观察。^[20]我们也知道，汤普森从这些人所代表的传统中获益良多。
　　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认为阿尔都塞“渴望创造一种反技术官僚的，或曰精英的理论，它所关心的是确定革命的科学原则”。^[21]基尔纳尼的话指出了阿尔都塞的方案与知识分子在法国社会中的传统角色的关系。阿尔都塞提出的是自由派法国知识分子所热爱的“俗世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变体。阿尔都塞所受的列维—施特劳斯、拉康、巴什拉、迪昂等人的影响让我们看到他的方案的民族根源。而且，尽管阿尔都塞半结构主义的反人道主义是对战后法国哲学主流的拒绝，但他赋予哲学家角色的崇高概念与萨特和加洛蒂并无不同。
　　汤普森显然更希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左翼之间是一种更少等级化和组织化的关系。汤普森对工人阶级的经验和意识的关注使他将文学和历史——想象和挖掘——看作激进思想工作的两个最重要部分。在汤普森看来，像威廉·莫里斯和威廉·布莱克这样的作家能够创造出一种英国社会的愿景，它无法被简化成政治公式，同时又能够转变那些幸运地读到它的人的意识。汤普森的导师是有远见的梦想家，而不是先锋派。
　　除了文学的想象，汤普森还喜爱历史学家的挖掘，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激发意识变化的途径。汤普森写《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部分原因是担心英国工人阶级在美国消费文化的入侵下正在丧失关于自身英雄般历史的记忆。汤普森希望过去的记忆能够鼓舞这个冷漠的工人阶级行动起来，而这些行动能够超越工会和工党只知“肉和蔬菜”的经济主义窠臼。与阿尔都塞一样，汤普森发展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以及一种植根于自己国家历史的政治策略。

^[1] 《答约翰·刘易斯》收在Louis Althusser,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trans by Graeme Lock, New Left Books, London，1974。汤普森不会没有注意到是他的老对手安德森通过左派书局和《新左派评论》将阿尔都塞引介给英国读者，《新左派评论》在1970年代的时候会定期发表关于阿尔都塞著作的评论和摘录。

^[2] Ibid.，p.142.

^[3] Bryan D.Palmer, EP Thompson：Objections and Oppositions,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1994，pp.120—125.我们将在第四部分详细讨论汤普森在圣保罗辩论之后的回避状态。

^[4] Louis Althusser, The Future Lasts A Long Time, trans.Richard Veasey, Chatto and Windus, London，1993.对阿尔都塞“自传”中的可疑说法的敏锐记述，见Ned Jackson，‘The First Death of Louis Althusser’，in History and Theory，35，1，1996，pp.131—146。关于一些评论者是如何抓住这本书，想借此不仅诋毁阿尔都塞，更抹黑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见Gregory Elliott，‘Ghostlier Demarcations：On the Posthumous Edition of Althusser’s Writings’，Radical Philosophy 90，July/August 1998，pp.20—32。

^[5] Dorothy Thompson, introduction to The Poverty of Theory, Merlin, London，1995，p.xi.

^[6] 我要对道格拉斯·约翰逊表示感谢，本章采纳了他为《来日方长》所写的引言中关于阿尔都塞生平的诸多细节。

^[7] Althusser, The Future Lasts a Long Time, pp.100—110.

^[8] 有关斯宾诺莎小组更具狂想色彩的活动的叙述，见G.M.Goshgarian’s introduction to Louis Althusser, The Humanist ontroversy and Other Essays, trans.Goshgarian,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2003。

^[9] E.P.Thompson, Persons and Polemics, Merlin, London，1994，p.221.

^[10] 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Victor Gollancz，1963，p.9.译文参考了中译本《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1—2页。

^[11] Louis Althusser,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pp.50—51.

^[12]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99.

^[13] 阿尔都塞的晚期作品收在The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Later Writings，1978—1987，trans.G.M.Goshgarian,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2006。

^[14] 阿尔都塞和加洛蒂的矛盾是《人道主义争论即其他文章》（The Humanist Controversy and other Essays）的主题。

^[15] 汤普森的这一观点见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p.320—330。

^[16] E.P.Thompson，‘The New Left’，New Reasoner，9，Summer 1959，p.17.

^[17] Malcolm MacEwan，‘The Day the Party Had to Stop’，Socialist Register 1976，p.41.

^[18] 霍布斯鲍姆讲述他作为共产党内的一个默无声息的异议者度过几十年孤独低调时光的内容，见Interesting Times：A Twentieth Century Life, London, Allen Lane，2002，pp.216—218。

^[19] Wade Matthews，‘The Poverty of Strategy：EP Thompson, Perry Anders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Labour/Le Travail 210，Fall 2002，p.233.

^[20] 安德森的这一观点见其著名文章‘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New Left Review，50，July/August 1968，pp.3—58。

^[21] Sunil Khilnani, Arguing Revolution：The Intellectual Left in Postwar Fr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1993.基尔纳尼对阿尔都塞的评价被格里高利·艾略特引用在他见解深刻的评论文章中，见Gregory Elliott，‘Contentious Commitments：French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New Left Review 206，July/August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