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七章 德国革命的失败对俄国党的影响
在汉堡暴动失败和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以后，一切秘密军事活动都停顿下来。来自东方的军事顾问们不见了，中央委员会开始围绕着“通常的”鼓动工作重新组织党的生活。它那道取消全党秘密动员的命令，引起了人们的强烈蔑视和满腹怀疑。有好几个月之久，党内的小人物们脱离了他们的正常生活环境，对他们的这一信念作出了牺牲；到明天或后天，自己就可以在一个完全改变了的德意志共和国内得到合适的岗位。平日的教育使下层党员们了解到，缺乏“正确领导”是妨碍工人共和国建成的原因，因此，他们这时都异口同声地对党的领袖布兰德勒发出了责难。俄国远在天边。对俄国党的问题可以进行理论性探讨，但是它们同日常的德国问题却没有关系。因此，唯有拿近在眼前的人来问罪了。在过去几个月中，布兰德勒及其同僚曾不断地鼓动党员，说服党员，对他们下保证，向他们发命令；所以，他这时成了众矢之的。
德国革命的失败也难免要危及季诺维也夫本人的地位，因此他从远处竭力鼓励这种攻击。在一些语气含混、没有指名道姓提及布兰德勒的政治声明中，季诺维也夫尽量促使布兰德勒在党内的核心干部趋于分裂。在布兰德勒担任萨克森部长的决定性日子里，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中派集团”。他手下的人不断地批评他，譬如说，他们曾在10月17日写信给他说：
“像现在这样长此下去不是了局。你正在浪费着宝贵的时间，同政府里的那些社会民主党混蛋躲在屋子里争论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加入政府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使群众新产生的革命勇气增涨十倍，把我们的力量组织起来。”
[1]
于是，布兰德勒就这样成了替罪羊，对他的政策和对他本人的批评被夸大了，和他实际起过的作用相去甚远。虽然在斯大林的历史学家解释德国十月革命的失败原因时，布兰德勒一直是他们的主要嘲笑对象，而他也攻击过共产国际，特别是攻击过季诺维也夫，但是甚至直到今天，他都始终没有揭露过俄国政治局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应负的责任。他完全有理由感到自己受了委屈。
布兰德勒在为自己申辩时正确指出，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莫斯科的暴动计划。
“直到最后一刻，我始终反对加入〔萨克森政府〕的决议。……在没有作好我在这里概括说明了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以前，是不应该加入政府的，可是，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这些准备工作都没有做。我很后悔的是，我终于同意了这项决议，以外我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安排。在我看来，在11月根本就没有起义的基础，甚至连抵抗国防军的基础都没有……我们将不会像在汉堡那样便宜，牺牲少数人便能脱身；我们将会失败得不可收拾。因为要是起义的话，那些非共产党工人尽管同情我们，却不会参加萨克森的巷战，就像他们在汉堡表现的一样。不错，过去曾有过这样的情况：甚至在形势看来比10月远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都敢发动战斗。可是那是在1918—1920年，同现在是两回事。”[2]
在政变失败后发表的这篇外交辞令式的声明，并没有能够平息党员群众的不满。德国工人对自己的领袖以及对工会干部和共产党人经常感到的失望，后来终于被纳粹在他们掀起的反对工人官僚——“反对工头”的运动中巧妙地加以利用了。“梅克伦堡支部要求柏林的同志把布兰德勒吊死在最近的一棵树上。东普鲁士的共产党人威胁说，如果他敢到那里去，他们将使他遭到同样的命运……”[3]
托洛茨基与政治局决裂
德国革命遭到惨败和德国党反抗布兰德勒的消息，恰恰在一个最严重的时刻传到了要为共产国际的政策负责的季诺维也夫耳中。在1923年的这最后几个月中，许多复杂因素使得政治局内的相互摩擦达到了分裂的地步。由于列宁长期卧病，其余几个政治领袖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错综复杂（而对于这种复杂性，迄今还没有人作过足够明确的分析）。党的内在弱点以及它同俄国其他一切社会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全党领袖的吉凶问题——是从此一病不起了呢，还是能恢复健康，重新视事——成了一切算计和权谋、一切纵横捭阖中的主要考虑因素。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加米涅夫的地位，在德国共产党人有希望成功的那几个星期里曾变得不可一世。而到这时，对他们的反应也十分强烈。季诺维也夫甚至不得不认真考虑，在德国的行动由于计划不周和执行不善而引起普遍愤怒的情况下，他本人是否能经得起这阵浪潮的冲击。
经济状况已经为新经济政策所改善，但还没有好到足以平衡工农业生产，这时，工农业生产之间仍然呈现出不一致现象，用党的术语来说就叫做“剪刀差”。战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曾经继续保持下来，特别是在1921年夏收荒欠、伏尔加河流域发生饥馑时严重到顶点。（当时，列宁曾吁请美国给予援助，美国也响应了这一呼吁，派出了胡佛[4]委员会。）当然，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以及1922年的丰收，情况也有了相当改善。不过，工业的恢复依旧是缓慢的，而不利于农民消费者的通货膨胀更加重了这种失调现象。
1922年底，国家银行发行了一种称为“丘逢尼茨”的银行券，以黄金为保证，一丘逢尼茨等于战前十卢布硬币。不过，丘逢尼茨卢布只是以大票面金额发行的，在一切小额交易中，还得使用已经贬值的纸卢布。这样，全国便同时流通两种货币，一种是有保证的，另一种则由于通货膨胀而继续贬值。在1923年，纸卢布的通货膨胀不仅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而且影响到丘逢尼茨的价值，从1月到10月，丘逢尼茨贬值了大约四分之一。这种物价飞涨的情况剥夺了农民市场上的工业品。而且，国营托拉斯还囤积商品，不愿意用这些实际价值去换取不值钱的卢布。这样一来，在新经济政策下增加的农业生产便得不到补偿，农民再次缩减耕地面积。“农民又开始沦落到像‘战时共产主义’那时的艰苦环境中了。”[5]许多农民，例如土尔克斯坦的棉农，开始要求支付给他们丘逢尼茨卢布。
即使抛开货币困难不谈，工业也没有能力满足农民对农具和消费品的要求。手工业和小企业的进展产生了一些有限的结果，但是重工业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而全国人民却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商品。据俄国党的官方历史学家说，“因为国民经济增长得迟缓的缘故，所以无法把失业现象消灭。”[6]
对于如何克服这种经济危机的问题，党内有两派意见。一派倾向于把所有的缺点都归因于俄国的落后，认为只有进一步加强国家控制和国家计划，情况才能改善。另一派则感到国营托拉斯和辛迪加的集中控制已经太多了，要求对国营组织加以限制，以便使农民市场能够较自由地呼吸。这种意见受到了已经形成一个庞大集团的企业经理们的反对，他们看到对国家控制的任何削弱都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领导地位。于是，业已由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在1923年提出的工业集中化计划，这时更变本加厉地实行起来。
事实上，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对新经济政策的结果都感到不满；党是不满的，它担心自己会失去对经济机器的掌握和对农民的控制，正在一切方面竭力保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农民是不满的，他们曾希望不仅有更多的消费品，而且有更大的活动自由；国家官僚和苏维埃知识分子是不满的，他们对新经济状况下的生活方式感到不自在，也要求从党机器那里得到更多的自由；最后，工人也是不满的，他们愤懑地看着党和工会中的纪律越来越严，而耐普曼却比较自由。
从党的高级领导集团被清除并受到严厉压制的工人反对派各集团，在下层队伍中获得了新的力量。随着列宁的不能视事，托洛茨基便成了一个单枪匹马反对统治阶层的威风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各种反对派全都聚集到他身边，希望像他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能够同党的垄断作一番斗争。虽然他仍旧是红军司令，托洛茨基这时已经日益失去军权。俄国人日益看出，独裁的危险并不单单来自军队方面，党的统治阶层已经表现出更大的危险性。托洛茨基是一个非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家，他参加党的历史很短，并且几乎是以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身份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虽然他是新国家的缔造者之一，却受到统治阶层的排挤……所有这一切在当时都有利于托洛茨基。工人反对派出面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政治局。民主集中派集团同他正式结成联盟，其他各种集团——包括许多曾经在军队和工会组织问题上反对过托洛茨基的人在内，也都支持反对派。
这一新的抵抗运动在它的最初阶段，主要注意的是如何来医治俄国已经解体的经济。它的政纲中包括一系列提高国营工业组织效率的建议。“这种政策的主旨就是要实行最庸俗的资产阶级商业核算……而不顾及任何政治考虑。”[7]但是，立即在党内引起一阵抗议风暴的，还是那项被称为“商业干涉”、即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自由贸易的建议，事实上，这也的确是一项会对党的垄断产生深远影响的大胆主张。它所举出的理由是：俄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营经济太软弱了，不足以担当起这项任务，而如果不大量进口机器和消费品，俄国的经济就无法平衡。废除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鼓动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新经济政策的贸易，这样做就能缓和俄国国内的紧张形势，并且最终将削弱党的垄断地位。首先，这将能刺激农民增加生产——提供工人不能供应给他们的商品——从而用不着实行强制方法便能推动俄国经济变成农民合作社经济。在他后来同斯大林暂时联合的时期，布哈林发展了有关农民经济的类似理论，因为党和全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症结，恰恰就在于使农民经济工业化的这样一种方法。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方面，1923年9月的托洛茨基集团更进了一步，要求扩大党内民主。为了证明这种要求的合理，托洛茨基竭力拆穿所谓“老近卫军”永不会犯错误的神话。他特别向那些对党的老一辈满腹不满的大学生和青年组织呼吁，在论战中把“老近卫军”的蜕化明显地比作第二国际。然而，他所要求的仅仅是一种得到更新的党内民主制度，而实现这种制度的方法并不是通过对党机器下一些法律性定义，而是恢复“集体主动性，恢复毫无顾忌地自由地展开同志式批评的权利——组织自决权”。他希望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从此以后谁也不敢再把党恐怖化了。这种要求是工人反对派以前那些口号的翻版，但是内容却冲淡了一些；它同这个集团创造的名词“工人民主”是分不开的，但本质上却有所不同。
在1923年，托洛茨基联盟、工人反对派和举国上下的不满起了推动作用。相当大一部分国家行政官员的离心离德，更增大了这种推动力。这些行政官员中虽然有许多人是党员，他们对党机器的权力越来越大的现象却深感不满。在革命时期由苏维埃和工会实行的工人民主的一切理论，这时已完全被抛到了一边。现在，人们产生了一种新的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器，它将使党变成自己的一个执行部门，而不是与此相反。“必须更新和洗刷党机器，使它感到自己不过是执行集体意志的工具而已。”[8]国家组织干部对党的这种反抗，反映在各种反党集团的形成上。
接着，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发生了，对于这些事件，只有托洛茨基死后出版的著作作了初步探讨。列宁在这一时期同斯大林的决裂，象征着普遍存在的一种担心，即：有可能成为屠杀布尔什维克雅各宾党人的反革命波拿巴的，并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已感觉到这种危险，在这次大会上，他虽然是政治报告人，却第一次意识到了斯大林机器的新权力。
“季诺维也夫……动摇于两个计划之间：（1）取消书记处擅自扩大的用人权力，从而使它重新降为政治局的一个附属机构；（2）使书记处‘政治化’，这意味着在书记处内部建立一个特殊委员会，作为它的最高权力机构，该委员会将由三名政治局委员组成，具体人选是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加米涅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三人当中的任何一人。他感到，要想抵消斯大林过于庞大的势力，这样一种联合是必不可免的。”
[9]
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9月重新展开了这种努力，他在高加索著名矿泉疗养地基斯洛沃德斯克附近的一个避暑山洞里召集了自己的干部会议。除其他人外，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奥尔忠尼启则也在被邀请之列，季诺维也夫请他转告斯大林，如果书记处能同政治局更好地协调行动，它保证不会被触动。作为妥协，（在这方面，后来始终也没有进展）季诺维也夫建议在组织局内安插三名政治局委员以领导书记处。回莫斯科后，季诺维也夫出席了好几次组织局会议，但托洛茨基却不在那里，这表明他当时拒绝支持季诺维也夫反对斯大林。
1923年9月，托洛茨基示威性地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0月8日，他向党提出了“四十六人声明”，宣称由于中央委员会的错误领导，国家正在走向毁灭。在声明书上签名的党内高级人物有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穆拉洛夫、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等。几天以后，在他动身去德国以前，拉狄克单独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宣布他赞同“四十六人声明”，但对政治局的语气要恭敬得多。所有这些事件都隐瞒着共产国际。
就在这一时刻，俄国接到了德国革命失败的消息。
“德国事变的即将来临使党兴奋不安……由于大家都焦急地期待着似乎即将爆发的德国总决战，对党内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工作便被搁置下来。等到事实表明这场总决战已经由于环境的影响而被推迟时，党便把‘新路向’问题提到了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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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路向相对的老路向就是喀琅施塔得暴动后的党内制度，这种制度是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建立起来的，在第十一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被规定得更为严格。对工人反对派进行的打击，正在剥夺下层党员参加决策的一切机会。斯大林的书记处在压力之下答应恢复党内民主，这实质上意味着同反对派妥协。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巴库和基辅，政治局的控制表面上的这种削弱起初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俄国的和共产国际的失望情绪汇集了起来，这不仅迅速危及季诺维也夫，而且威胁到新担任总书记的斯大林，他对自己躲在幕后是否就能平息党内的反抗，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
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发表了一篇赞成党内民主的声明。与此同时，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开始了，人们引经据典，使出了反对异端分子的全套教条主义解数。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诱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头担当干系，而他自己却谨慎地躲在幕后。但他们双方只是由于都托洛茨基才组成三人集团的，每一方都竭力想拉拢托洛茨基来打击另一方。托洛茨基那篇以《新路向》为题发表的论文，在党内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响，以致看起来他只要登上讲坛振臂一呼，就能成为党内反政治局力量的领袖。在他的答辩中，托洛茨基接触到了他同死啃教条的列宁主义者论战的核心，这就是：不管人们怎样引证1917年以前的党史来攻击他，他在缔造新国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表明他对党忠诚的更有力的保证：
“诚然，我是在同列宁进行过一番斗争后才皈依他的，但一旦皈依了他，我便全心全意、始终如一地跟着他走。我为党所做的工作是证明这种忠诚的唯一保证，此外我再提不出别的保证了……难道整个列宁主义的精神就在于温良恭顺吗？”
[11]
这些已经够大胆的话，使所有党支部都在托洛茨基问题上分成了两个营垒。譬如说，莫斯科组织便分裂成人数大致相等的两边，而在开始时，拥护反对派的人无疑占多数。不过，在斗争达到高潮时，托洛茨基却从战场上突然消失了，他宣布自己病得很厉害，不能再继续参加讨论。反对派阵营中由此而产生巨大混乱；党官僚们更凶狠地进行斗争，通过把反对派从莫斯科大批调往别处。狡猾的党组织工作者集团终于获胜。在这一期间，托洛茨基写道：
“斯大林显然正在考虑一种牺牲自己的同盟者与反对派讲和的策略……他向我明显地求和，完全出乎意料地关心起我的健康……不用说，斯大林并没有和他的同盟者决裂，但他同时又谨慎地为自己保留了一条和反对派妥协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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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托洛茨基说，季诺维也夫对付斯大林的威胁只有一手：到彼得格勒去求援，把他自己的冲锋队带来参加党内斗争，这些冲锋队的机动性很大，可以用汽车运到托洛茨基获得多数的任何地方。从这段话里可以明显看出，假如托洛茨基多获得一两个地方组织的支持，斯大林就可能改变立场。
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是在1930年发表的，教条主义的色彩要比他后来的著述浓得多，在这部书中，读者们会遇到一段奇特的插笔。当他正在报导决定大局的1923年危机时，托洛茨基突然雅兴大发，用三页篇幅描写了猎打野鸭的乐趣。他描绘了某一个打野鸭猎人的形象，这个人唯一的兴趣就是在沼泽地里猎取飞禽。就是因为这个人，托洛茨基的脚在水里受了寒，回来以后便患起重感冒，接着“总是有些潜热”，这使他有好几个月不能参加党的生活。
可是，尽管发起了攻击托洛茨基的运动，当时还没有人想到把他排除出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他们的全部要求只是防止他成为国家独裁者，强迫他同别人分享权力。
“加米涅夫问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大多数人都曾一度离开过党十年或十五年）：‘我们能让托洛茨基一个人大权独揽，把党和国家都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吗？’很久以后，在1925年，在我批评党内存在压制现象的时候，布哈林答复我说：‘我们没有民主，是因为我们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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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派实际被粉碎以后，向托洛茨基秘密提出过的妥协建议得到公开证实。12月5日，在一篇关于新路向的空洞声明中，中央委员会重申它保证实行党内民主。12月18日，政治局在斯大林的推动下于《真理报》上发表声明，否认曾有任何不让托洛茨基十分积极地参加党和国家事务的企图，并指出这种说法是恶意挑拨。好像是出于巧合，季诺维也夫的彼得格勒支部也在同一天发表了一封内容相似的信。[14]
托洛茨基没有在1924年1月16—18日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露面，会上，根据斯大林的报告发表的一篇政策声明，断然拒绝了反对派的两个中心要求：一，向“国际帝国主义”作经济让步，以加强同外国资本的贸易关系；二，容许党内有派别存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的政策背离了列宁主义，但并没有对他采取组织措施。这时，托洛茨基觉得自己的重感冒久不痊愈，有必要要阳光充沛的南方小住一段时期，于是在1月18日启程去苏呼米。由于列宁在最近一两周内随时可能去世，这趟旅行是整个复杂图景中最令人不解的事件之一。最简单而且最可能符合事实的解释是：托洛茨基遵循着党的一般惯例，特地离开进行派系斗争的现场，以便使对手有足够的便利安排和解。
1月21日，列宁去世了。在这里，研究这段时期历史的人难免要发生怀疑：托洛茨基是否已经同政治局秘密约定他将不回莫斯科。因为按照一般情理，他本来是应该立即赶回莫斯科的，这不仅是为了参加葬礼（在列宁的葬礼上，托洛茨基的身影应该让俄国人民看到），而且是为了以后分配重要职位和参与制订列宁死后的第一批政治决议。托洛茨基的两本书都把他的缺席说成是势不得已，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本人并不想回莫斯科。他在第比利斯车站接到了列宁在1月21日逝世的消息。他打电话问斯大林何时举行葬礼，在接到葬礼即将在本星期六举行的答复后，他断定已不能及时赶回莫斯科，于是继续去苏呼米。
在结束关于1923年秋天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始末的这一节时，不可能不提一下托洛茨基的一个怀疑，即列宁也许是被斯大林毒死的。在1938年的大审判中，雅戈达[15]供认他曾经用毒药害死过预定要清除的同志，而托洛茨基那本死后才出版的著作是在这次审讯后写出的，书中对下毒瓦特作了广泛的讨论。雅戈达的职业是药剂师，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工作过十六年，包括列宁患病的整个时期在内。斯大林在1933年授予雅戈达以列宁勋章；1935年，他又任命雅戈达为国家保卫总局局长——这些荣誉都表明了这两个人之间长期保持着的亲密关系。雅戈达同四名克里姆林宫医生一起受审，其罪名是谋杀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另两名苏维埃政府首长。托洛茨基认为雅戈达有可能真地毒害了高尔基，但这是出于斯大林的授意，因为，假如那位世界闻名的俄国诗人曾经反对过处决如此众多的布老尔什维克，用这种方式消灭他将是再便当不过的了。就这样，托洛茨基根据几次审判推测了以下的一系列事件：列宁在痛苦难忍时，曾好几次要求毒药。作为党的总书记，斯大林控制了对列宁的生活安排，特别是控制了派去保卫列宁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因此，从具体环境来说，斯大林是有可能把毒药下在列宁吃的药或食物中的。而另一方面，即使已经奄奄一息，列宁仍然是斯大林执行其计划的一个障碍。托洛茨基这段话的有趣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究竟真实与否，而在于它所传达出的气氛。两年以后，反对派领袖都变得像中了魔一样，时刻担心他们会被毒死，或者被党的医师暗害。
马斯洛夫委员会
仍被留在莫斯科的马斯洛夫，出席了好几十次党的重要会议。在1923年12月初，正当党内乱成一团时，德国代表到莫斯科来向世界革命的领袖们请示了，他们来到以后，马斯洛夫便向他们报告了自己看到的情况。大学生、青年们、来自莫斯科各工厂的许多重要集团，都猛烈抨击政治局，指出在党、工会或苏维埃机关内已毫无民主可言。在反驳他们时，政治局发言人公然以国家措施威胁反对派。时常可以听到人们私下说：斯大林的书记处又把这个或那个反对派送到俄共中部或北部遥远的角落里去了。这不是逮捕，而是无法推辞的工作分配。如果不服从工作分配，就会被开除出党，在被开除出党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逮捕和流放。在最后危机发生前的夏季这几个月里，我们同工人反对派的代表谈话时，时常天真地认为俄国同志们有些夸大其词。我们觉得，他们所说的一切苏维埃民主都已在喀琅施塔得暴动后被摧毁的话，不过是由于党纪太严、个人的希望破灭而发的一些牢骚。不过，我们承认他们对党的评论或多或少是正确的，因为反对派在党内的地位显然正在削弱。
出于许多理由，我和马斯洛夫不能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他在民主问题上的一切看法都被人为地局限在党内派别活动自由的狭窄圈子里了；他忽视了党和其他苏维埃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个主要问题。工人反对派集团同托洛茨基之间的暂时联盟，是在他们对他的专制方法仍旧怀有戒心的情况下结成的。当时，表面上讨论的是新老两代党员的关系问题、十月革命的教训、在解释1917年以前党史方面的各种微细差别等等，但真正的问题却是究竟要不要坚持恐怖措施，当时，这类措施已经超出了打击反革命的原来目的。
马斯洛夫的好几个俄国朋友，特别是卢托维诺夫，认为托洛茨基的突然隐退是一种最可惊的征兆。托洛茨基的“苏呼米逃亡”（这是反对派中间的流行说法），被正确地理解为旨在避免党对他采取激烈措施。人们在讨论中开始谈到了应该采取哪些最巧妙的步骤，来避免被开除出党和被剥夺苏维埃合法地位。既然连托洛茨基都到苏呼米去了，他的同党也就不得不担心起自己更坏的命运——会被硬调到别的地方去，而且不会是那么有利于健康的地点。他的逃走、他的沉默好像是在对人们说：“注意，危险就要来了！”因为他本来能够而且应当比他那些更容易受攻击的支持者冒更大的风险。
俄国党内各派系之间这种翻云覆雨的气氛，在共产国际内部也有同样的反应。德国党内反对布兰德勒的人越来越多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不论是季诺维也夫或斯大林都担当不起同共产国际最大的党决裂的风险，尤其是在这个时刻，因此，他们两人都改变了对待德国左派的态度，从家长式的殷勤一变而为真正的关心。不过，季诺维也夫感到怀疑的是：同一个显然正在改变着的俄国国家党联在一起的共产国际，究竟还能把左派共产党人保持住多少时候呢？
在9、10两月，人们把马斯洛夫几乎当一个被遗弃者看待；他眼看就要完全丧失他在党内的地位。可是到11月，气氛却突然改变了。共产国际司库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来看他，客气地问他是不是缺什么；马斯洛夫同志在莫斯科过冬的衣服够吗？马斯洛夫已经在苏哈列夫卡市场买了一件羔皮大衣，因此在解决个人问题方面谢绝了国家的帮助。
阿尔卡季·马斯洛夫所以成为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有趣人物，理由说起来很简单：他是一个出身于俄国的共产党人，但却不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一个俄国人没有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和经过该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居然能对德国党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已经不仅是一件反常的事；在俄国领袖们看来，这是对纪律规章的一种不可容忍的违背，这表明德国党的独立性未免太大了。因此，从他开始在德国党内活动的时候起，马斯洛夫就比德国本国的领袖更引起了莫斯科的注意。
在9、10两月政治局内争执不休的同时，负责调查马斯洛夫历史的委员会进行了工作。委员会主席是约瑟夫·温什利希特，一个同捷尔任斯基有交情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重要领导人。其余的委员是：彼得·斯图奇卡[16]，一个拉脱维亚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人员；费利克斯·柯恩，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阿道夫·瓦列茨基和薇拉·柯斯特尔采娃[17]夫人，两个波兰人，都是布兰德勒的密友；此外还有蔡特金。另外有几个欧洲共产党也派遣了代表；例如鲍里斯·苏瓦林[18]就参加过最初阶段的调查。托洛茨基的代表是皮达可夫。柏林党组织按照指示，选派了两名为马斯洛夫辩护的代表——维尔纳·肖雷姆[19]和马克斯·黑塞[20]来莫斯科。大多数委员都是马斯洛夫的政敌。因此，经过这个委员会的摆布，马斯洛夫最低限度也要被弄得选不进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弄到最坏的地步，他就会被送到俄国北部去。
在我于1923年9月离开莫斯科以后，委员会便立即开始工作。它并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调查：没有文件可供研究，没有证词可供听取，没有证据可供审查。委员会甚至不能够正确地提出他的罪状；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提出的罪名，说得非常含糊。因此，委员会决定对马斯洛夫的历史从童年时代起详详细细地作一番研究。由于马斯洛夫年纪很轻，1923年以前的经历相当简单，这种调查也陷入了僵局。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委员会终于定出了马斯洛夫的罪名，这就是：他在1922年被捕时，曾向柏林警察供认他是从丹麦乘帆船来德国的，这便给人以一种印象，好像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从而也就损害了俄国党的名誉。为了这种错误，他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并被派到俄国北部去至少居住一年。假如他在这段时期内表现出对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忠诚服从和工作热情，国际监察委员将重新考虑他的案件，到那时，他便有可能被送回德国。
于是，在暴动时期的决定性几周里，不仅德国左派的主要领导人这样被排除到一边，而且他和他所代表的政治流派都受到了诬蔑。从暗示马斯洛夫受塞费林雇用，到推论整个左派都是社会民主党警察所组织的挑拨运动，这中间只差一小步。虽然俄德两国最高集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从马斯洛夫的历史中找不出丝毫可以安上这种罪名的根据，人们却仍然板起面孔来搞所谓调查，正如后来进行一些遮人耳目的莫斯科审判一样，其目的无非是要帮助实行一种政治路线。但是在这时候，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操纵活动还刚刚开始，与此相关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内愧，特别是拉狄克，因为主要是他提出了“假如我们能打开塞费林的秘密档案……”这样一种论点。他来看过我十几次，一再向我保证他的友谊和他对马斯洛夫的信任，他说，马斯洛夫只要洗刷清楚人们对他的历史所抱的无根据的怀疑，就可以完成他注定要投入的党的大事业。
柏林、汉堡和鲁尔方面对马斯洛夫被扣留在莫斯科一事都相当关心，而且感到极大愤怒。同老一辈的领袖——布兰德勒、赫克特、塔尔海默等相比，马斯洛夫和一般党员的关系要好得多。他曾在德累斯顿音乐学院学过音乐，在爱因斯坦和普朗克[21]的教导下学过物理。他是一个有特出才能的作家，懂得五六国的语文。他的口才很好，但极其朴实平易。他懂得机械，能够以内行话同工作台畔的工人谈论他们的工作，好像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和那些领导党的知识分子不同，他能够把一辆汽车拆卸开来（如果有必要的话），然后再把它安装好。在汉堡，他借助于自己的海上知识，和水手们处得很好。在一个决定性时期把这样一个人粗暴地硬性排除，对于一般的德国工人说来，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明白地显示了束缚着他的俄国机器的一个方面。
调查委员会的人选是由斯大林的书记处决定的，季诺维也夫没有敢冒险插足，只是在共产国际内部执行了决议。季诺维也夫以友好的态度对待马斯洛夫，时常同他商讨德国的政治问题，但却不敢催促把他的案件快些了结。当布兰德勒的吹嘘——说什么只要排除掉马斯洛夫，暴动就可以稳操胜算——在事实面前破产以后，曾经一手制造了马斯洛夫案件的斯大林这时却摇身一变，跑在别人前面平反冤狱，摆出了一副决不能容忍不公正事件的领袖姿态。
在政治局内，斯大林建议由他自己代替温什利希特担任委员会主席来结束调查。他把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政治讲坛，德国左右两派在委员会中对流产的暴动进行了讨论。在搭好这座戏台以后，他便登场发表了一篇为德国共产党左派和马斯洛夫辩护的有力演说。“马斯洛夫是我们能够在德国找到的最优秀的分子，”斯大林说。“他的身上结合了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应有的一切品质。假如我们在德国曾经有五十个马斯洛夫，胜利就一定会属于我们，德俄两国也就不会受到反革命的进攻了。”
我出席了调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希望得到共产国际领导职位的斯大林发言为马斯洛夫辩护。对于共产国际（应该读做季诺维也夫）处理问题的方式，他充满了道义上的愤怒。他是赞成扩大党内民主、赞成共产国际所属各党更多地保持独立，不受莫斯科中心的支配的。他暗示这种目的不可能在现有的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下达到。在会前和会后，他邀请马斯洛夫私下谈了好几次，就这些问题说了许多漂亮话。在斯大林发表这篇演说后，委员会实际上就等于宣告解散。马斯洛夫现在不再像人们暗示过的那样，是什么“塞费林的代理人”了。他不仅可以自由地返回德国，而且重新成为有资格入德共政治局的人，甚至可以被选出来代替布兰德勒。
斯大林对马斯洛夫委员会的干涉，是对拉狄克和布兰德勒的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曾指望共产国际会由于没有主见而贯彻他们自己的观点。像往常一样，斯大林的这一手是一种机智的势力均衡政策，这是仔细地研究了党内各种力量和人物特点的结果，也是表明他灵活多变的一个良好例证。在德国党内人们曾认为，不让马斯洛夫参加决定性的十月暴动，清楚地表明布兰德勒受到了俄国政治局的支持。
促成斯大林改变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国内对德国失败的反应。显而易见，政治局和总书记处犯了致命错误，低估了德国发展状况的重要性及其对党和俄国国家的影响。在1923年秋天的莫斯科，人们明显看出了德国的灾难是战后欧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德国党的正式被解散加上了最后一笔，表明长期内战已经以所有的王牌都掌握在敌人手上而告终。俄国的一般群众对这件事的反应也是意外强烈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人理解到，德国关于德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已经遭受到最后的和无可挽回的灾难。德国共产党人的被动和俄国内战的传统形成了对照，在后一种传统中，个人的勇敢、主动精神以及对往往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展开游击战，曾经起了决定性作用。俄国共产党人和俄国工人感到自己孤立在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了；因为事实已经证明，连德国党，一个曾经在他们面前被说成是革命效率典范的党，原来都是个不可靠的和愚蠢的朋友。
因此，俄国的每一个政治家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德国政策。托洛茨基集中攻击季诺维也夫对德国的惨败应负的个人责任；季诺维也夫则以分析“托洛茨基主义”历史背景的复杂教条为自己申辩。斯大林鼓励这种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暂时仍然是他在政治局中最危险的竞争者，同时，他也在为反对季诺维也夫作准备。他们三个人都明白，德国的灾难已经使俄国革命注定要孤立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必须实行一种新的退却政策，共产国际已经变成一具死尸。不过，面子还得要挽回。
1924年1月，俄德两国共产党人在克里姆林宫开会，以便从德国事件中“吸取教训”。季诺维也夫在同斯大林的周旋和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耗尽了精力，这时，托洛茨基的地位已经如此危险，以致为了不使他和政治局的关系进一步尖锐化，他又一次选择了逃会的方法。不过，支持布兰德勒派的拉狄克代表了他的意见。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既慢且笨。所有的代表都在12月底赶到了，但却不得不等待俄国政治局先决定它的德国政策。
我在去莫斯科途中，看到了德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和俄德两国国家机关继续保持联系这种不协调现象的另一个例子。当时，警察正在搜捕我，我不能以自己的名字外出旅行。我在全德各地发表过无数次公开演说，逮捕我的命令（上面也许还贴着我的照片）已经送到一切边境。我同俄国大使馆内的国际联络科代表米罗夫—阿布拉莫夫[22]吵了好几次，因为我害怕国家政治保卫局会故意给我一份有毛病的假护照，好使我落网。不过，尽管有这种怀疑，我却在安特库能安然无阻地越过了边境。米罗夫特地派一名俄国外交信使陪我一起走，以保证我的安全，到边境时，柏林政治警察的特工人员和这个信使交谈了几句话以后，连我的假护照看都不看便放我过去了。共产党的被解散并没有打破警察与警察之间的联系。
同斯大林的谈话
我到达莫斯科后，斯大林邀我私下去看看他。我同马斯洛夫一道见过他几次。他们以俄语交谈，不用翻译（这是马斯洛夫胜过其余德国人的一个长处）。而在我同斯大林谈话的时候，马斯洛夫则充当翻译。
使我们惊讶的是，斯大林对德国党组织的情况竟了如指掌，但他在理解德国政策的意义方面便差多了。这个人的态度也使我们感到惊奇，他的作风是如此不同于我们见过的其他俄国领袖。譬如说，当时即使同季诺维也夫私下交谈，双方所说的也大都是一些外交辞令；他显然正处于压力之下。当时，我们对俄国党内危机还比较缺乏了解，因此，马斯洛夫和我在离开季诺维也夫的克里姆林宫住所时，时常对他那些用来掩饰自己真正观点的廉价手法交换几句讽刺性的评论。可是，我们仍然感到，被党紧紧束缚着的这个人对于不断增强德国工人组织是真正关心的，他和我们同样希望德国的共产主义胜利会为俄国党的更新创造气氛。我们认为季诺维也夫的方法是不高明的，但我们承认他真诚尊敬德国工人阶级，并且同样真诚地关心德国的未来。同拉狄克或布哈林的讨论经常具有另外一种特色。拉狄克总是谈到外交政策方面最近的曲折发展，而和布哈林在一起，我们则多半会被拉入一场有关马克思主义复杂理论的讨论。
斯大林和上面这些人全部不同：他所触及的完全是党的内部组织问题，并且考虑得非常周到。他的全部经验都是组织方面的；他的整个精力都投入了组织工作。他在组织部署方面的讨论并非漫无目的，而是同一种中心思想——如何安排得最有利于取代权力，什么样的阶层结构达到的地位最高等等直接有关的。在当时，我们还只能看到这种态度的表面现象，但那已经足以使我们大惑不解了。我们对他那身军装、那双雪亮的长筒靴，以及那种一心想博得军事领袖名声的样子，也同样觉得不顺眼。
当时，我本人主要就从事于组织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所提供的如何在党内抓权的意见格外使我震惊。在1921年11月的列维危机中，我当选为柏林党支部主席。让一个年轻妇女来领导德国境内最大的党组织，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步骤，而德国共产党人把我选上这个岗位，部分正是由于我年轻，因为他们不信任老一辈的领袖，希望使党组织不致于成为少数人手中的权力工具。我不仅年轻，不仅是个女子，而且是一个1919年才来柏林的奥地利籍公民。我的被提名引起了很多人反对；中央委员会竭尽一切可能阻挠我当选。当时，我的“机器”由一群热心拥护马斯洛夫政策的人组成，我同柏林的下层党员之间极良好的关系增强了它的力量。
在我从维也纳来德国的头几年中，我一直为党做文字工作。我决没有料到我会在1921年11月被提名，这是代表们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自发表示。但是，一旦在钱币街二十四号的柏林党总部就职以后，我便开始热情地工作，我的一小群助手包括六名党的专职组织干部和另外六名办事员，他们指导着几千名志愿把一切业余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开展党的工作的人。除非他是被群众选出担任专职工作的，否则，任何领薪干部在区委会中都没有投票权，因此，他的薪金与其说是帮助倒不如说是妨碍了他的被选举权。柏林组织的基金完全来自党员缴纳的党费和偶尔举行的募捐，但总是有足够的结余供我们向中央委员会上缴摊派的款项。一般党员不仅坚持严格的会计检查制度，而且一丝不苟地维护着他们监督志愿工作人员的权利。每年至少要召开两次全区党代表大会，至于较小地区的党代表会议则举行得更经常。为了促进一种使领袖们能准确代表集体意志的工作制度，存在着各种章程规则。在1921—1923年期间，整个柏林党组织是如此有机地打成一片，以致只需要使用最低限度的策略就可以保持它的团结；不是我指导着整个组织，而是整个组织指导着我。
就在这种背景下，我会见了斯大林，他是一个有经验有手腕的老练组织家，领导着包括国家警察在内的数以万计的领薪雇员，而我只是一个民主工人组织的天真的和毫无经验的代表。斯大林宣称，各国领袖的任务不是向下层群众屈服，而是要在可行的妥协基础上参加共产国际领导集团，这将使我们大家都能够更容易地掌握党员群众。
马斯洛夫和我在1月初又去见了一次斯大林。我们没有谈到共产主义事业已经在德国遭受最后挫折的事实，也没有谈到在这种改变了的环境下，今后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我们所谈的完全是重新组织地下共产党干部的问题，在谈话中，斯大林表现了一种惊人的能力，即：他能够掌握住德国党在组织方面的一切细节，而不管它们表面上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他强调指出，党的地下机构必须同每一个合法分支组织，同工会中的支部、工厂中的核心小组等结合在一起。他并且强调了妇女、青年和儿童组织的重要性，他非常关心各种秘密机构和党之间的关系。他严厉批评了党在密谋工作上的缺乏经验，他指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改进地下工作的技术，并扩大那些即使在党恢复合法地位后仍将保持秘密的组织。他提醒我们，秘密支部和俄国党之间的联系要特别注意保密。
1月8日，洛佐夫斯基作了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这是一个没有人真正听讲的那种会议，因为发言人在有关问题上不会谈出什么新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同意：我们理当在工会中具有影响，可是我们并没有这种影响。在会议正在举行时，一个送信的人走进来，客气地请我和马斯洛夫跟他出去一下。
我们被领到克里姆林宫内一所朴素的屋子里。这是分配给斯大林的一所平房；在此以前，他都在党的总部里接见我们。我们在餐室里会见了他，餐室的布置透着一种粗陋的中产阶级气派，放着一张大桌子、五六把椅子和一架电话机。我们都明白，在这样一个不寻常地方的这次秘密会见，决不仅仅是为了继续前几次的讨论，个人之间的摩擦和不信任的气氛，浓厚地笼罩着这个房间；斯大林起初吞吞吐吐地谈着，不知道他的话能谈多深。以后，随着他一步步地加强他那党机器中的私人机器，这间屋子的墙壁在1923、1924和1925年间还要听到许多次同高级党官僚进行的密谈。斯大林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有用人大权，能够给人在俄国国内外找到有影响的职位，而担任“党的负责工作”经常是同优渥的物质待遇结合着的——能得到寓所、汽车、别墅、特殊的医疗照顾，家属可以找到工作等等。另一方面，我们所需要的却是他不能给我们的东西——共产主义事业在德国的胜利。
斯大林发展了一种关于“布尔什维克纪律”的论点，他认为，这种纪律就在于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之间应该彼此绝对信任。因此，他接着表明，他已经试图克服托洛茨基危机在党内引起的分散状态，尝试着重新建立一支领袖的铁卫军，这些领袖将默默地进行合作，他们不是以一个政纲为合作基础，而是由利害关系、由难以变更的自卫需要团结在一起的。我们很快就要回德国去，他希望知道我们是否可靠到足以被接纳进核心集团。当斯大林继续谈论到人性中的某些弱点，明显地影射季诺维也夫（因为托洛茨基问题似乎已经通过党内讨论解决了）的时候，再想想这套关于布尔什维克纪律的插话，其含意便显得非常明白了。我们力求思索出一种模棱两可的回答——一种既不会得罪斯大林，又不明确答应抛弃季诺维也夫的回答，正在这时，我们的谈话却突然被打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现了，他们是随便来看看斯大林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去看斯大林的那段时间内，书记处曾派他们去出席党的某一个会议。可是，他们不愿意让我们和斯大林单独在一起，因此，当他们一听说斯大林约我们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便立刻离开了会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笨拙地谈论起会上的情况；他们的笑声是勉强的，空气变得很紧张。马斯洛夫和我尽快地告辞了。
走到外面，我们交换了几句意见，总结了我们的印象：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如果再继续屈从于俄国政治局，一定会带来更多灾难，造成不可收拾的结局。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党组织，这个组织一方面不正式割断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又能够制订出一种独立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中，国际主义将不仅仅是用来掩饰无穷尽的牺牲，将不仅仅是让俄国国家党一时的策略来决定德国党的方针。
在这几个星期中，马斯洛夫和我在较为正常的状况下同所有别的俄国领袖、特别是同布哈林和拉狄克，谈过许多次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全都神色不安，全都避免对德国失败的重要性作任何肯定结论，只把它说成是另一次挫折；他们认为或者暗示说，经过一段时期后，党就会东山再起，继续它以往的斗争。列宁是习惯于大转变的，他的转变往往是如此突兀，以致使有关的每一个人都能深深意识到转变的程度，可是现在却与此相反，人们一致同意不揭明真相，在德俄两国的群众面前故意把失败的定义说得含含糊糊。
我们最有兴味的讨论之一，是同俄国工会领袖米哈伊尔·托姆斯基进行的。托姆斯基有些超然于派系斗争之外，既不倾向于托洛茨基，也不明确追随季诺维也夫或斯大林。在进行过工会问题的争论以后，他被派到土尔克斯坦住了一段时期，这为的是把他排除出中央的活动圈子。他回来以后，忍住了他对党的劳工政策感到的不满，但却在身边团结了一批工会领袖，继续争取改变工会和党之间的关系。他们甚至比以往更强烈地要求摆脱党的垄断，要求加强工会的独立地位。
托姆斯基特别对德国的工厂委员会组织及其在库诺罢工中所起的作用感到兴趣。他十分醉心于这方面的德国经验，因为他料想无产阶级在这个工业国中所具有的影响，比在他本国——农民俄国——的作用大得多，在俄国，苏维埃已经逐渐变成了党这架政治机器上的一个齿轮。[23]
我的俄国顾问施密特在我来之前的早一些时候回到莫斯科，他在拉狄克的指使下，写了一篇不利于柏林党组织的报告。但是在俄国党内，施密特是同托姆斯基的工会集团站在一边的。由于他同马斯洛夫的友谊日渐增长，托姆斯基劝说施密特撕毁了他的报告，另写一份新的给柏林党组织说好话，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次会议，马斯洛夫在会上说明了工厂委员会的潜在能力。在他就这种新的无产阶级组织形式谈过话以后，好几百名莫斯科工会领袖讨论了他的报告。斯大林的政治局采取了反措施，派洛佐夫斯基和雅可布·瓦尔赫尔出席会议，发言批评马斯洛夫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并且为正统的共产党理论、即工会必须受党控制的理论辩护。
共产国际总部中的“死后解剖”
最后，在1月11日，共产国际主席团举行了正式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皮亚特尼茨基和俄国党的几个技术人员；季米特洛夫和和另外两三个保加利亚人；来自波兰党的瓦尔斯基、瓦列茨基和柯斯特尔采娃；在德国党这方面，布兰德勒、瓦尔赫尔和克拉拉·蔡特金代表右派，雷梅勒、皮克和科嫩代表中派，肖雷姆、柯尼希[24]、马克斯·黑塞、马斯洛夫和费舍代表左派。已经草拟出五份关于德国事件的声明供大家讨论，它们是：季诺维也夫的声明、中派集团的声明、由季诺维也夫代表他本人和这个集团拟就的另一份声明、拉狄克为布兰德勒提出的辩护，以及左派的政纲。
拉狄克在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德代表的身份作报告时说，像他这样的代表一共有四名（拉狄克、古拉尔斯基、斯柯布列夫斯基和施密特），他们在一切问题上都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则采取行动，所有的报告都由四个人联合署名。这四个代表都没有参加开姆尼茨会议，但是在幕后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几次会议。“我们在1923年10月的德国发现了什么情况呢？”拉狄克问道。
“在这里的9、10月会议上由执委会批准的战略计划，在实践中宣告失败。这个计划是以下列基本思想为出发点的：无产阶级将在萨克森进军，以保卫我们将要加入的工人政府；在萨克森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地区，处于巴伐利亚的反革命和北部的法西斯主义之间，无产阶级将设法利用国家权力筑起一道墙壁。与此同时，党将在全国各地进行干预，动员群众。……可是，政府中的同志们却没有能力武装无产阶级；他们在萨克森只有八百支步枪……我同意放弃在萨克森暴动的计划，因为无法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结成统一战线。不过，我提出了宣布总罢工的建议。”
[25]
他补充说，拉狄克不同意路特·费舍的建议，即在柏林既举行总罢工，又动员当地的红色百人团和党的武装机构。“我建议举行罢工而不暴动，”他说，“可是，我的建议在1923年10月26日被中央委员会七人小组否决了。”
事实上，几天以后，总指挥部又完全改变了主意，实质上接受了拉狄克的建议。它决定党应该号召举行全国范围的抗议罢工，同时避免武装暴动；可是，党的地方组织并没有号召罢工，或者即使这样做了，也是局部的和效率不高的。拉狄克建议举行和平罢工云云并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口实，因为连他本人也明白，在1923年10月，要共产党人号召举行纯示威性的总罢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据拉狄克说，法西斯主义已经战胜了十一月共和国。“在德国，十一月共和国已经在劳动人民的心中死去。没有一个懦夫会站起来保卫它。”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在替施拉格特路线辩护。他采取一种介于他的朋友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之间的中间路线，声称在莫斯科定下一个暴动日期是错误的，但日期也是应该定的。在随后的讨论中，我指出瓦尔特·乌布利希9月曾经在莫斯科报告说，武装图林根工人是多此一举，因为在图林根，每一个人都已经有了一支步枪。我还提到九月会议上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古拉尔斯基，他在从莫斯科回去的路上曾经吹嘘说，三天以后我们便能在萨克森取得政权，把我们的军队开向柏林。
争论的中心转到谁要对一份电报负责的问题上，这份电报是由共产国际拍发给德国党的，建议它不要理睬米勒将军，只管武装萨克森工人。季诺维也夫遭到了拉狄克、波兰人和德国右派的围攻，他们竭力要使他本人为这件“政治蠢事”负起全部责任。季诺维也夫是按照俄国政治局的决定采取行动的，但他在替自己辩护时却不能说出这一点，因为在表面上还必须维持一种欺人之谈，即共产国际代表着各国党的集体意志，而不是某一个党的支部。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代表都明白俄国党内的斗争，那些攻击他而不攻击政治局的人希望用这种办法从斗争中为自己捞些好处。
“季诺维也夫：电报是当着布兰德勒的面拟定的。
瓦尔斯基：多么大的错误，多么主观的幻想啊！
季诺维也夫：德国党的代表给了我们这些数字——五万到六万〔在萨克森很容易动员的已经武装起来的工人〕。
皮克：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决定。
季诺维也夫：拟定电报的时候，分别有三位德国同志和三位俄国同志在场。关于这项决定的执行问题，我们当时是如何估计的呢？这只不过是内战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我们在电文里也强调了这一点……
布兰德勒：我当时并没有同意这份电报。
季诺维也夫：在加入政府的问题上，我要负最大责任。布兰德勒有些犹豫，他说，‘我不知道这方面是不是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可是他还是屈服了……可以拿我们的电报同部长们的演说对照一下……一个由季诺维也夫、柯拉洛夫和克拉拉·蔡特金组成的委员会，在提出的修正被接受以后，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补充电报中的建议〕。”
[26]
季诺维也夫然后企图回到政策讨论上。他对拉狄克所下的法西斯主义已经战胜十一月共和国的结论提出质疑。可是，这种企图未能得逞，他的谈话一再为别人的诘问所打断；他的对手们说到，讨论共产国际主席的责任时，要比讨论德国的政策惬意得多。瓦尔斯基替不在场的托洛茨基作辩护，他提到一份波兰中央委员会写给俄国政治局支持托洛茨基的信。不过，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德国右派却没有参与争论；布兰德勒希望，通过抛弃托洛茨基，他也许能求得一种妥协。另一方面，拉狄克则咄咄逼人地攻击季诺维也夫，为托洛茨基辩护。季诺维也夫在答复时提到拉狄克对莫斯科大学生发表过的一篇演说，他的话被一阵喧嚷声打断，几乎再说不下去了。讨论就这样离开本题地继续下去，成为政治局内激烈斗争的反映。
当季诺维也夫开始分析德国党的发展情况时，皮克大叫道：“党的发展有什么谈头？谁不知道那是个强迫拼凑起来的群众党！”季诺维也夫为布兰德勒热烈辩护；他可不应该被牺牲。从今以后，领导党的应该是一个中派多数，同时，左右两派有少数代表。蔡特金代表右派回答说，在最后表决时，他们将接受季诺维也夫的决议案。
波兰代表拿出了他们的党写给俄国政治局的另一封信，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924年1月21日，也就是列宁逝世的那天，信中为拉狄克辩护，同时对列宁的去世和托洛茨基的地位受到威胁以后的执委会状况表示关心。波兰人要求俄国党作出保证，决不把托洛茨基同志排除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宣布连这一种可能性都是不可想象的。蔡特金、皮克和布兰德勒再次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以此换取他们在德国党的新中央委员会内的位置。在抛弃他们一直公认的共产国际领袖托洛茨基时，右派给斯大林的暗中操纵创造了便利条件。
德国革命的失败问题，在俄国党内和共产国际中一直讨论了二十年。[27]虽然西方人的头脑很难弄清楚这类纠缠不清、扑朔迷离的教条主义争执，可是，只有把俄德两党事务的相互关系先剖析明白，才能理解俄国领导集团中争取权力的复杂斗争。当德国的命运在1931年又一次悬而未决的时候，塔尔海默否认德国右派曾经在1923年和托洛茨基站在一边，企图以此重新获得斯大林的恩宠。他宣称：
“共产国际执委会直到1923年
12月，才对德国党重新估价。只是在今天，我们才得以说明这种改变态度的原因和发生转折的日期……季诺维也夫和执行委员会在基本上同意了我们的策略以后，怎么会又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呢？
事情的前后始末是这样，1923年12月13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拉狄克同志在莫斯科一次人数众多的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参加关于托洛茨基问题的争论。他公开宣布，假如俄国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反对托洛茨基，不仅他
本人，
而且西方主要的两个党，
德国和法国共产党的所有领袖，
都要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这是在12月13日说的话。几天以后，季诺维也夫便向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去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政策……促成这种转变的真正原因在于，俄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首先是季诺维也夫
惊慌失措，对拉狄克的话信以为真，相信德国中央委员会将支持托洛茨基反对俄国党领导机构中的多数。改变态度的原因就在于此。它和德国、法国或共产国际本身发生的事件都毫不相干。这完全是
俄国党内派系斗争中玩弄策略的结果。我们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拉狄克的这篇演说。当我们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得知改变政策的真正原因时，声讨运动、对我们的攻击等等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拉狄克的声明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谁也没有授权拉狄克发表声明，说我们将在托洛茨基受攻击时站在他一边。当我们最初听到围绕着托洛茨基进行斗争的消息时，我们说：在我们作出判断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这场斗争背后的事实。在我们一了解事实以后，我便立即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
反对托洛茨基观点的文章。因此，造成这种转变的并不是我们对俄国党内危机所持的真正态度，而是对这样一种态度的凭空臆想。”
[28]
这些粉饰之词是他在危机过后为了替自己辩护而编造出来的，在同一篇文字中，他还阿谀斯大林对德国政治的分析是如何清晰等等。事实上，1924年1月在莫斯科参加过马斯洛夫委员会的每一个人，都完全明白他当时正在做什么买卖。在1924年，塔尔海默及其集团希望，即使大多数党员都反对他们，在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建议下，他们也许能被互选进德共中央委员会。因此，德国右派向斯大林的政治局和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出卖了托洛茨基，得到的酬报是右派干部受到鼓励，在党的特工部门和赤色工会国际中获得了工作。
托洛茨基和政治局之间的斗争，在最初阶段主要是由于“老近卫军”希望保持自己的统治特权而引起的斗争。尽管他在十月革命中和他后来担任各种国家要职期间取得了光辉成就，托洛茨基却一直被排斥于党的统治集团之外。这种关系是由列宁首先造成的，但他同时也力求在“老近卫军”和托洛茨基这两极之间找出一条中间路线。当党的老领袖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联合起来反对托洛茨基时，拉狄克支持他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拉狄克和他比起来更是一个外人。
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似乎控制住了由于列宁行将去世而引起的党内危机。在这一时期，用来解释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被化成了烦琐的教条。在1924年攻击托洛茨基的运动中，产生了斯大林主义的基本内容：布尔什维克党史的神话。正如一个专制帝王认为君权神授，自己的统治是天经地义一样，斯大林作为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他的权力从布尔什维主义的永远不会犯错误而来。
不论是季诺维也夫或布哈林，他们在参加反托洛茨基斗争时，都无意于剥夺他的苏维埃合法地位。不过，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却被分配到远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政治中心的地方去了；托派高级领导人——例如拉科夫斯基和皮达可夫——被免去党内职务，另行分派到政府或外交部门的高级岗位上，下面的小人物则被无情地一脚踢开。这给斯大林提供了大好机会，他也最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季诺维也夫用一张嘴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所用的则是组织手段。书记处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了党的一切重要岗位上。
《十月的教训》
1924年8月的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结束后，托洛茨基认为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他必须进行回击。于是，他出版了《十月的教训》[29]一书，一本攻击三人集团但火力主要集中在季诺维也夫身上的小册子，从而再次掀起了一系列讨论。托洛茨基否认十月革命以前的布尔什维克传统和目前党的关系；他说，十月革命的经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对德俄两国十月革命所作的这种分析中，他抛弃了自己不可靠的德国朋友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
据托洛茨基说，认为党是一成不变的、前后一致的等等，完全是无稽之谈。在1917年以前，党是由几千名优秀的工作人员组成的；由于列宁具有作为一个领袖的独特品质，因此，尽管他实行高度集权的原则，党仍然是一个民主的和生气勃勃的组织。到1923年，党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五十万党员的组织；从来还没有一个国家由这样庞大的一个有纪律的群众组织领导过。这个群众性政党同新国家机器的熔合，是一种应该不带教条主义偏见来加以分析的崭新现象。这个五十万党员的集体在一个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垄断着政治和经济大权，并且以恐怖措施维持着这种垄断地位。到1923年，创造苏维埃民主政权的尝试已经失败。在1917—1919年这一短促的最初时期，在内战的条件下，苏维埃曾经是代议制机构和政府的一个负责部门。到现在，它们已经蜕化为国家党的行政部门，变成供政策报告人做做样子的讲台，进行宣传活动的装饰，或者如斯大林正确表明的那样，是把党的话传达给群众的辅助组织。1921年3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禁止党内存在派别，反映了党内民主的逐渐消亡。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中认为，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危急关头，暂时采取这种紧急措施是有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自此以后，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已经加强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窒息了党内的全部生活。
在一年前所写的《新路向》中，托洛茨基曾要求派别和集团能合法存在，同时特别要求给予青年以更多发挥影响的机会。富有反抗性的青年将给国家党带来一种反对派因素，从而可以抵消“老近卫军”的权力。不过，《新路向》并没有触及苏维埃民主这个重大问题。在那篇著作中，他接受了国家党实行极权统治的前提，只把他的斗争局限在更换党章上，这样一来，他便疏远了各种工人反对派集团，因为这些集团认为，必须剥夺国家党的垄断权力，而要抵制极权主义专政的发展，只有多党制才能形成必要的条件。
《十月的教训》矛头所指向的问题范围甚至更为狭窄——关于党领导机构的问题。托洛茨基首先想破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威信，在他看来，他们是有关列宁传说的最有害的化身。既然列宁是1917年革命的化身，托洛茨基便不能让这两人把他们自己和“十月的列宁”相提并论。他把这两人在1917年的“逃兵行为”和季诺维也夫在“德国的十月”中领导不力联系了起来。但是，托洛茨基证明“老近卫军”并非不会犯错误的用意太明显了，谁都看得出他是在借此抬高自己，因此，在1924年，老布尔什维克们都一致对托洛茨基展开反击。在这一时期的反托洛茨基论战中，不仅三人集团中的每一个人都写了文章，而且连索柯里尼科夫、库西宁以及很少参加党内讨论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都发表了论文。[30]
托洛茨基的反神话是：判断目前政策的标准，就是提出这种政策的人在1917年的表现。因此，《十月的教训》虽然对党内结构有一些中肯的分析，却忽略了当时的最重要问题。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政权，这时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能做到既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垄断，又不致于把这个国家再次导入破坏、瓦解和崩溃；如何能在不使用恐怖手段的情况下，消除农民对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抗拒。深刻探讨在《新路向》中已经谈到的各种问题，拟出一个取消党的垄断和建立民主社会新形式的纲领，把列宁在1917年的含糊建议发展为让工人民主起作用的具体公式——这些才是1924年这一代人的任务。
谈到1924年的德国问题，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也是同样不中肯的，因为它助长了德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危险的幻想，即：只要他们能使自己的党彻底“布尔什维克化”，他们就能够很快夺取到政权。事实上，毋宁说他们在1924年所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改革，帮助他们认识到举行雅各宾式政变的时刻已经过去，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的任务只能是重新组织一切力量来积极保卫魏玛共和国。
在反对斯大林崛起的斗争中，《十月的教训》不是一件有效的武器。然而，作为对1923年德国事件的剴切解释来说，它一直具有很大价值。对于德意志共和国历史中的各个转折点，托洛茨基比其他任何同时代人都理解得更清楚。他对于1923和1933年德国的分析都是如此；在希特勒快上台以前，他在伊斯坦布尔写过三本讨论德国形势的小册子，[31]它们对1932年德国危机所作的正确而简明的分析，已经完全为希特勒的胜利及其后果所证实。
但在1924年，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对形势的估价，看来却要比托洛茨基事后的大胆解释更现实得多。在右派共产党人这一边，不少人是有常识的，脚踏实地的。工人运动的分裂，顽固地拒绝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和德国最强大的组织力量——工会——参加暴动的准备工作，似乎使共产党人有理由退却。当时举行暴动，就等于以一个有组织的少数投入群众自发行动的激流，而把希望寄托于有组织的劳工会参加暴动。尽管布兰德勒和季诺维也夫之间存在着个人矛盾，他的观点却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1917年起义的观点相似。拉狄克和布兰德勒不仅对于开始内战时革命者居于少数地位这一点表示忧虑，而且正如季诺维也夫在1917年11月所说的那样，也担心起事后会“以政治恐怖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针对着这些顾虑，托洛茨基强调1923年10月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并且肯定共产党人如果采取主动，起义就完全有可能扩大成为全民运动。
“我们在德国看到了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它显示出人们可能怎样坐失机会，把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极罕见的革命形势白白放过。”
（在共产国际的一月会议上，上面这种说法遭到了斯大林的质难——不是由于它的内容，而是由于它同托洛茨基的朋友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声明有矛盾。）托洛茨基暗示，政治局从来也没有认真地准备由苏俄全力支持德国革命：
“提出一份载明详细事实资料、说明德国去年发展经过的具体报告，对我们说来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为这场最惨痛的历史性失败的原因提供具体解释的报告。”
反对暴动的人列举了占压倒多数的反共力量，强调所冒的风险之大，以此证明共产党应当退却。他们特别提出，共产党也许会被完全消灭，这是一种必须不惜任何牺牲加以避免的巨大灾难。托洛茨基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比较分析驳斥了以上的论点。十月革命的所有反对者都曾异口同声地说，“你们低估了人们的力量，而把自己的力量夸大了。”彼得格勒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要地。这里集中了五千名装备精良、组织严密而且斗志旺盛的士官生。彼得格勒是军队的大本营，驻军有哥萨克联军的增援，此外，在城市四周还架设了大炮。前线上的大批部队也可能赶来支援彼得格勒驻军镇压革命者。托洛茨基写道，所有这些力量都可以在事先以这样的方式来估计，以致使发动起义看起来成为不可能。在他们的计算中，德国同志“〔在资产阶级的力量上〕又战战兢兢地增加了国防军和警察的力量；然后，他们把全部数字化成一个整数（五十多万），从而断定敌人是一支密集的、武装到牙齿的大军，绝对有力量粉碎他们自己的努力。毫无疑问，德国反革命的力量比起我国的科尔尼洛夫[32]分子和半科尔尼洛夫分子来，在数量上要强大得多，或者是，至少组织得更为严密和更有准备。然而，德国革命的有效力量也是同样强大的”。
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俄德两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无产阶级中心在德国所占的特殊重要的地位，在整个欧洲大陆是无与伦比的；只有英国的无产阶级人口才有类似的分布。
“无产阶级占德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我国，问题——至少是在发轫阶段——是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决定的。而在德国，暴动之火会立即在几十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中心燃烧起来。在这个决斗场上，敌人的武装力量将不会像它们在化成整数的统计数字中那样显得可怕。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断然反对那种为了替导致失败的政策申辩而有意玩弄数字的做法，过去有人那样做了，在德国十月革命失败后的今天，还有人正在那样做……从没有在暴动的烈火中经受过考验，这些部队看起来会比它们在实际行动中的真正力量可怕许多倍。……事实上，消极宿命论不过是优柔寡断、甚至是没有行动能力的掩饰，但它却以一种安慰人的预测为自己涂脂抹粉，说什么我们的影响正在越来越大等等。……多么荒唐的幻想啊！一个革命政党的力量只能增长到某一个时刻，在此以后，就可能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
托洛茨基先知式地预见到，德国党在1923年的这种消极宿命论将会造成若干重大后果：
“由于党消极无为，群众的希望变成了希望，而敌人则从惊惶失措中恢复过来，利用了这种失望情绪。我们在1923年10月的德国，就看到了这样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
[33]
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敌人大大利用了德国激进分子的失望情绪。因为，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消极宿命论只有在下层党员中没有得到反映；当时德国曾经有好几百万人期待着共产党的主动带头。在德国，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已经超出工人阶级的范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被通货膨胀搞垮因而无产阶级化了的中产阶级庞大阶层、青年军官集团、甚至深为通货膨胀所苦的很大一部分农业工人和小农，都一半害怕一半盼望着发生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只是在后来，在斯大林的俄国明确地转向国家社会主义以后，德国人才最终选择了他们自己的国社主义。
德国革命的失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利影响，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这种影响在意大利表现得尤为深刻。在当时的意大利，墨索里尼刚刚开始巩固他的政权，假如意大利工人不曾由于德国的失败而失去主动，他们还是有可能摆脱墨索里尼的统治的。
在德国，不满情绪反映在紧张的党内斗争中，这种斗争对下层党员起了瓦解斗志的作用。德国工人并不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描绘的那样，完全是一种墨守成规的、在决定性的转折关头过分谨慎的人。诚然，他们当中有保守的、思想迟钝的和受传统束缚的社会主义工人，这些人成长于战前的群众性政党中，在那里学会了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前进的活动方法。但是，除他们而外也还有年轻的一代，这些年轻人大都当过兵，同战前的历史没有什么联系，对一般的民事法律抱着军人的蔑视，希望把德国社会从上到下彻底加以改变。老一辈政党领袖（包括共产党领袖在内）的软弱无能，使纳粹得以利用工人阶级的这种两极分化，建立起一个下层阶级的群众性政党。
德国复辟力量的干部来自一切阶级，最初主要由军界人士、地主和扩张主义企业家组成，在通货膨胀时期，失意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参加了他们的队伍，到最后，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又有很大一批工人参加了进来。复辟运动就这样席卷了一切阶级的重要阶层，但它的推动力量却是旧帝国集团中一批铤而走险的中坚分子，他们一心要恢复德国失去的地位，为此，他们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和使用任何手段。这个目标同德国的地理政治与人口资源是有矛盾的，只能以特别强调统一行动和中央集权的方法来实现。纳粹恐怖的作用就是要克服这些缺点；它的特殊形式是内战和德国高度技术水平共同造成的结果。
假如在德意志帝国的这种复辟力量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德国工人就曾采取行动把它扑灭，便会为欧洲机体割去最危险的毒瘤，而不致于养痈贻患。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党人的警告是正确的，这样一种敌人决不会为民主方法所粉碎。
有人认为，站在1923年德意志共和国前端的德国工人如果那样做，就将面临一种危险而复杂的任务。如果在那一年发生内战，便难以避免恐怖措施。那样一来，复辟力量固然是不会发展成熟，产生那种叫做“纳粹主义”的现象了，可是，在击败一个组织严密而又野蛮的敌手的过程中，德国工人恐怕也将建立起一个独裁政府。不过，我却有这样的看法：在1923年，当德国工人还没有失去其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传统以前，当他们的组织还没有从内部被腐蚀以前，他们的专政将只是一个历史插曲。德国将会发现，恢复民主政体就可使局势平衡。
在同时代的观察家看来，希特勒的暴动甚至比汉堡的共产党暴动更不成熟和更为冒险，但是它抬高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地位。在1923年11月以前，希特勒的名声一直没有越出巴伐利亚，他不过是一个偏僻地方的狂人而已；帝制派保守分子，甚至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都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严肃的政治人物。可是，他企图在政治和经济危机达到顶峰时夺取政权的这次尝试，却使他在全国声名大振；因为他打算根本改变德意志共和国的进程，他变成了一个深孚众望的人物。希特勒宣扬的民族主义披着无产阶级的外衣，因此吸引了群众的想象力和精力。在1923年，国家社会主义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战斗中打赢了第一个回合，而后者则明确地表现了它的软弱无力。到1929年的大萧条降临时，纳粹已经远远地走在前面了。
[1] 《党代表大会议事录》，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第276页。 ——原注
[2] 同上，第246—247页。 ——原注
[3] 瓦尔特·措伊彻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第25页。据扬·法尔廷（《走出黑夜》，纽约1941年版，第58页）说，路特－费舍曾经找过一个恐怖团组织，要他们把布兰德勒痛打一顿。就牵涉到我个人的部分来说，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瓦尔丁提到的两个姑娘路易丝和埃娃·施内勒是布兰德勒集团的成员；在1923年秋天，我只掌握着柏林支部，当时，我假如真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连听也不会听一下的。不过，这件趣闻倒很能说明他们的情绪，当时，全国的恐怖组织都在酝酿着类似的计划。 ——原注
[4]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美国政治家。1895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14—1917年任比利时救济委员会主席。1917—1918年任食品管理局局长。1921—1928年任商务部长。1929—1933年任总统。
[5] 莫里斯·多布：《革命以后俄国的经济发展》，第233页。——原注
[6] 〔约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25页。 ——原注
[7] 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96页。——原注
[8] 托洛茨基：《新路向》，新国际出版公司，纽约1943年版，第93页。 ——原注
[9]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7页。本文是该书编者查尔斯·马拉穆斯抄自托洛茨基笔记的一段话。那几个月中，我正在莫斯科，可以证实这段报导。——原注
[10] 托洛茨基：《新路向》，第13—14页。 ——原注
[11] 同上，第57页。 ——原注
[12]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87页。 ——原注
[13]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88—489页。——原注
[14] 鲍里斯·苏瓦林：《斯大林：布尔什维主义简史》，巴黎1935年版，第322—323页。 ——原注
[15] 亨利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1891年11月7日－—1938年3月15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因参与革命运动被捕，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加入了俄军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并参加了十月革命。1917年11月—1918年4月任《农村贫农报》执行编辑。1919年加入契卡，1921年3月31日被任命为契卡副主席。1923年9月18日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6月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升任第一副局长。1930年7月13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被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主席。1934年2月10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193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1937年被调任为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4月3日被撤职，5日被捕。1938年被处决。
[16] 彼得·伊万诺维奇·斯图奇卡（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Стучка，1865年7月26日——1932年1月25日），1906年发起成立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移居彼得堡，与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8年3—8月任司法人民委员，8—12月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18—1920年任拉脱维亚苏维埃主席。1919—1920年任副司法人民委员。1923年任苏联最高法院院长。1918—1919、1920—1921年两度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7] 暐拉·柯斯特尔采娃（Wera Kostrzewa，1876年2月2日——1939年7月9日），本名玛丽亚·柯舒茨卡（Maria Koszutska），1902年参加波兰社会党，1906年当选华沙工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当选波兰社会党左派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26年起流亡苏联。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
[18] 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
[19] 维尔纳·肖雷姆（Werner Scholem，1895年12月29日——1940年7月17日），出身于柏林一个犹太印刷厂主家庭，1912年参加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团，1913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7年因参加反战活动被判刑，同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在哈勒担任《人民报》编辑。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普鲁士邦议员，同年任《红旗报》编辑，三月行动失败后被捕，获释后担任柏林地委组织主任。1923年时属于左派。1924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1924年—1925年与费舍一起共同领导左派，成为当时德共的实际领导人。1924年至1928年当选国会议员。1926年11月5日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参与创立列宁同盟，但同年又脱离了列宁同盟，此后一直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保持密切的联系，并经常为德国的托派刊物撰稿。在国会纵火案的次日被捕，几天后获释。1933年4月23日再次被捕，1940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
[20] 马克斯·黑塞（Max Hesse，1895年2月21日——1964年6月7日），出身于五金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威廉·黑塞（Wilhelm Hesse）是柏林五金工会创始人之一。当过机械工人。1910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曾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西门子公司工作。1914年应征入伍，曾三次负伤。1916年退役后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因参加罢工，再次被征召入伍，因开小差被判处监禁六年，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施潘道工人苏维埃委员。参与创立德共（斯）。1919年3月至9月被捕入狱。1920年至1923年担任洛伦茨（Lorenz）工人代表会主席和统一共产党夏洛腾堡党组织的领导。参加了党内的左派，并参加了1923年9月的莫斯科讨论，然后被派往萨克森。1924年至1926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而在1927年被开除。后参与成立列宁同盟。1929年返回社民党，担任社民党夏洛腾堡组织主席。1933年被捕，越狱后逃往荷兰，1941年再次被捕，1944年越狱，1947年返回德国，1964年在汉堡逝世。
[21] 马克斯·卡尔·恩斯特·路德维希·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858年4月23日——1947年10月4日），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191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22] 亚历山大·拉扎列维奇·米罗夫—阿布拉莫夫（Александр Лазаревич Абрамов-Миров，1895年10月19日——1937年11月26日），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参加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自1921年起以苏俄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为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1926年担任国际联络部部长。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8年平反。
[23]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从1905年以来便是党员。他被沙皇政府判处若干年苦役，后来被流放，二月革命后才回来。从1917到1929年，他一直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他在1919年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从1920年起，他是工会反对派领袖，这个派别在1928—1929年站在布哈林和李可夫一边。由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消灭富农时期达到顶点，他在绝望中于1936年8月22日自杀。 ——原注
[24] 阿图尔·柯尼希（Artur König，1884年4月18日——1945年？月？日），1904年参加社民党。1916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1918年9月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参与成立德共（斯），领导埃森党组织，在1920年的鲁尔红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1921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担任多特蒙德区委书记，1923年担任西方局组织主任，同年5月作为左派的领导被补选入中央局。1924年4月担任中央局司库，同年5月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11月因卷入贪腐丑闻而被迫辞去国会议员职务，但并未被开除出党，此后消息不明，据说他在纳粹篡权后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并因此被党卫军杀害。
[25] 《德国事件的教训》，汉堡1924年版，第5—6页。 ——原注
[26] 同上，第60—62页。 ——原注
[27] 在官方的党史中，斯大林充分利用了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的暂时联盟。例如，波波夫写道：“最广泛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都充满了革命情绪，但是，以卢森堡分子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为首的德国共产党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却表现出完全不能够利用已经产生的形势，只是一味跟在‘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屁股后面，这就使德国资产阶级得以摆脱尖锐的政治危机。
尽管托洛茨基分子同布兰德勒集团保持着派别关系，他们却企图把布兰德勒分子犯了机会主义严重错误的责任推到中央委员会头上。”（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96页。） ——原注
[28]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年的革命是否已为时过晚？》，第11页。 ——原注
[29] 这本小册子最初出现于1924年10月，当时，预定要把托洛茨基在革命第一年写的文章编纂起来，以《一九一七年》为题出版一部两卷集，《十月的教训》就是为这本文集撰写的序言。 ——原注
[30] 《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英国共产党编，伦敦1925年版。 ——原注
[31] 《德国——国际形势的关键》，1931年12月版；《下一步该怎么办？——德国无产阶级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1932年9月版；《德国的唯一道路》，1933年4月版。 ——原注
[32]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33] 本段以及与此紧接着的前四段引文，均摘自托洛茨基所著《十月的教训》英文本，英译者是约翰·赖特，纽约先锋出版社1937年版，第23、69—72页。——原注
约翰·G·赖特（John G. Wright，1901年11月29日——1956年6月21日），原名约瑟夫·“尤希克”·范兹勒（Joseph "Usick" Vanzler），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出身于乌兹别克斯坦一个犹太人家庭。一战期间移居美国。20年代起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33年加入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共产主义联盟”。1938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1938—1956年任社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期间将托洛茨基的大量著作翻译为英文。1956年在纽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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