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三章 施拉格特路线
在1922年4月热那亚会议举行期间，为了替俄德两国间的可能合作奠定基础，拉狄克开始在俄国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法国是英国资本的走卒。在柏林，他常以半官方的身份拜访威廉街的外交部，并且去过一次布拉格，在那里，他同捷克政府的官员接头，力图削弱它和法国的联系。
“前些时候〔恩斯特·特勒尔奇
[1]写道〕，我在一次招待会上同拉狄克先生谈过话；当时，他正来往于热那亚和莫斯科之间，以保证不进行宣传为条件，在这里〔柏林〕作短期逗留。他强调了苏维埃政权的民族主义，他说，苏维埃政权认为所谓的彼得大帝遗嘱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强调德国的共产党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有必要联合起来，对西欧资本主义作最后的斗争。他谈话时无拘无束，以一种敢于开诚布公的国务活动家风度，把似乎有些粗鲁的新方式带到政治中来。他邀请德国最优秀的反革命作家去访问他，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只得到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他也和保安警察〔德国警察集团〕的官员谈过话……
我听到一位属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教授和拉狄克谈话时，完全同意他的见解。在他们两个人看来，这才是通向未来的道路。他们都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小资产阶级，为乞取和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而且对政治艺术一窍不通。”
[2]
在这些年代中，拉狄克和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谈判是保密的，尤其对党保密。因为它们如果公开，恐怕会遭到各方面——社会民主党方面和工会方面、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阵营内部各集团等等——的反对。当然，这方面的消息总难免要漏出来一些。譬如说，在后来，当我有一次和恩斯特·雷文特洛夫伯爵一同坐在议会外交委员会中时，我假装同意拉狄克的政策，他便对我讲了许多他们如何合作的细节。
当他在民族主义批评家面前为他自己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申辩时，雷文特洛夫本人公开承认了他和拉狄克的联系。1924年，在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由于道威斯计划的实行而暂时消退以后，他发表了一本题为《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团结？》的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写道，1918—1919年期间，曾经存在过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危险，当时假如出现这种局面，就会把一切民族主义组织都一扫而光。在这段时期，他是反对斯巴达克团的，但是到俄波战争时，情况便有了改变。
“当红军向华沙挺进的时候，从我们德国的角度考虑，我主张同它合作，以便共同把波兰国家摧毁。当时，我们拥有足够的物资和有组织的部队。”
[3]
施拉格特演说
在同德国民族主义者秘密商谈了好几年以后，拉狄克终于公开建议在他们之间、也就是在军队和共产党之间建立统一战线。1923年6月，在共产国际扩大执委会的一次莫斯科会议上，拉狄克发表了一篇题为《共产国际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资本家进攻的斗争》的演说。[4]作为对寇松[5]勋爵最近在伦敦的一次演说的答复，拉狄克的谈话蓄意加剧英法之间的矛盾；必须孤立普恩加莱，以便使德国有机会在重新发生的冲突中战胜法国。
“英国害怕法国日益增强的空军〔拉狄克宣称〕。它正在巴黎试行一种挑拨政策，鼓励法帝国主义拿脑袋去硬碰德国的抵抗铁壁。德国的煤矿加上布里约的铁矿石，便会构成法国称霸欧洲、势力范围直达别烈津河的基础。”
另一方面，拉狄克责备德国资产阶级不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俄国政治局和拉狄克当然知道德英两国在鲁尔问题上的秘密试探活动，俄国外交部最担心的，就是在那里可能重新作出安排。
“德国资产阶级就像是一群鬣狗，为了一块死人肉而互相争斗。作为一个阶级整体，从世界政治上来看，废除凡尔赛条约和他们有巨大的利害关系，但是，由于德国资本主义各集团只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整个阶级反而在帮助普恩加莱取得胜利。”
拉狄克哀叫道，如果德国资产阶级向法国屈膝，你们就完了。德法两国托拉斯的步调一致，同法国资本主义的这种团结，就是把你们的祖国送给敌人宰割。
“所有资本主义列强的政策，都将把欧洲引向毁灭。这块古老的大陆不是走向稳定，而是走向大战……
德国资产阶级在鲁尔的失败已经肯定，但是还没有正式完成。他们连有条件投降都无法做到。”
在拉狄克看来，欧洲可能会发生长期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普遍的破坏将粉碎一切可能出现使局面稳定的趋势。在这种土崩瓦解的气氛中，拉狄克担心各种力量会重新组成反俄统一战线。“战争的威胁比1914年还要大。苏俄目前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中。”
“苏俄在危险中”这句话，是拉狄克的中心思想。他坚决认为，各国共产党不可能再采取任何独立行动；目前，各国党必须放弃一切其他任务，在一个主要目标上团结起来，这就是保护工人阶级已经在那里取得政权的国家。根据这一分析，在德国展开革命运动将是危险的，是违反苏俄利益的。为了在苏俄周围建立一个保护带，必须同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德国军队合作，德国党一定要限制在这个目的上。
“德国政府力图挑起共产党人在鲁尔暴动，但是，由于德国共产党头脑冷静，这项计划未能得逞。”
为了使德国共产党人肯接受这种政策，拉狄克委婉地提到内战的惨败，摆出一副希望德国党不致重蹈覆辙的导师面孔。
“德国资产阶级企图借鲁尔罢工造谣生事，把它说成是鲁尔暴动。它希望德国工人阶级再遭受一次惨败。”
拉狄克继续说，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没有力量推翻德国资本主义。它的任务应该是按照当时的需要支持苏俄的外交政策。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把欧洲组织起来，以德国军队的军事技能同西方作斗争——这就是前途，这就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深信，只要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欧洲大陆一定有能力它盎格鲁—撒克逊的封锁作斗争，甚至同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世界的潜艇和飞机作斗争。”
几天以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一届会议上，克拉拉·蔡特金就“法西斯主义”这一新现象发言；自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得政权以后，它一直是共产国际深切关心的问题。这种新型的群众运动使共产党人感到不安，因为墨索里尼曾经能吸引工人阶级中的很大阶层。在蔡特金演讲以后，拉狄克发言歌颂民族主义英雄列奥·施拉格特，称他为“走入虚无的浪游者”[6]。他以一种很有感情的语调开始发言：[7]
“我们尊敬的领袖蔡特金同志已经就国际法西斯主义问题作了内容丰富和使人印象极深的报告，关于这篇演说，我不能作任何补充……在她演说时，我甚至不能清楚地听下去，因为我的眼前跳动着一个又一个的尸体，它们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者，被我们的另一部分阶级敌人、即法帝国主义那个强大组织的走狗处死和枪决后的形象。在蔡特金同志提到法西斯主义内部矛盾的整个过程中，施拉格特的名字和他的悲剧性命运始终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施拉格特，反革命方面一个勇敢的战士，有资格受到我们革命战士的真诚尊敬。”
拉狄克接下去介绍了列奥·施拉格特的生平，凡是他在其中同革命工人运动作过斗争的反革命军事集团，拉狄克都细心地一一举出。他回忆说，施拉格特曾经在攻打里加的波罗的海志愿团中当过兵。
“我们不知道这位青年军官是否理解他自己行动的意义。社会民主党人温尼格[8]和波罗的海军团司令冯·果尔茨[9]将军，是明白他们在干着什么勾当的。他们志愿充当反对俄国人民的走狗，打算以此来取悦协约国……施拉格特的领导人梅德姆[10]后来承认，他通过波罗的海走进了虚无世界。难道所有的德国民族主义者都理解这一点吗？”
施拉格特也参加了瓦特尔将军指挥下的鲁尔战役，而对于矿工来说，瓦特尔则不啻是恶魔的化身。拉狄克介绍了施拉格特曾经如何在瓦特尔的讨伐队中作战的情况，以便强调这样一点，即：哪怕是内战时期镇压过斯巴达克团的屠杀队成员，共产党人现在也将和他们合作。
“德国人民打算以谁为斗争对象：是反对协约国资本家呢，还是反对俄国人民？他们打算同谁联盟？是同俄国工农结成联盟，以摆脱协约国资本家的枷锁呢，还是要使德俄两国人民都遭受奴役？
施拉格特已经死了。他不再能作出回答。他的战友们曾经在他的墓前宣誓，保证继承他的遗志。他们必须作出回答：他们究竟反对谁？究竟和谁站在一边？”
这篇演说在共产国际中、特别是在德国共产党内树立了一种新趋势。在他们同卡尔·考茨基这类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进行论战时，列宁和托洛茨基曾认为，以红色恐怖对付反革命白色恐怖将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把反革命突击队、把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暗杀数以百计的工人的凶手完全清除，已经成为流行的“新”思想之一，使倾向于合法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变成了革命者。
而现在，拉狄克却发现这些白党原来是由正直的爱国群众组成的。
“对那些急于同法帝国主义的入侵作斗争的爱国群众，我们要问一问：你们打算怎样进行斗争，依靠谁的支持？要知道，反对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战争，即使大炮并没有轰鸣……假如德国的爱国集团不决心以全国大多数人民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从而形成一条既反对协约国又反对德国资本家的战线，那么，施拉格特的道路就只能是一条走入虚无的道路……”
如果正直的爱国群众不理会拉狄克的团结号召，如果民族主义分子不同工人结成统一战线，那么“德国……就会变成一个血腥内战的战场，结果，敌人将坐收渔利，毫不费力地把它打败和消灭”。
拉狄克提到1806年德国历史上最阴暗的时期，当时，在耶拿战役以后，面临着排山倒海而来的拿破仑大军，年轻的普鲁士国家只能束手待毙。他提到早期德国民族主义的英雄，志愿团组织者的先驱格奈泽瑙[11]和夏恩霍斯特[12]。这些德国民族主义者及其领袖克劳塞维茨[13]和冯·施坦男爵[14]，曾经在沙皇俄国找到避难所，并且以俄罗斯国土为根据地进行了解放战争。在扛出这些受人尊敬的德国自由英灵作招牌时，拉狄克大力鼓吹苏维埃国家和德国民族主义之间必需结成联盟。
“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能没有朋友，更不用说一个被敌人包围着的战败国了……如果人民的事业成为国家的事业，那么，国家的事业也就会成为人民的事业……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倾向于民族主义的群众都不属于资本家阵营，而属于工人阵营……我们深信，有数以百计的施拉格特会听到〔这一真理〕并且理解它。”
共产主义路线发生这样惊人的转变，自然不是由拉狄克一个人决定的；他的演说表明了政治局内部讨论的结果。这时，俄国政治局的严格纪律在共产国际中还没有被削弱，有关这些秘密讨论的消息很少泄漏出来，通过同季诺维也夫和卢托维诺夫的个人接触，我在这件事情上比别的德国共产党人要知道得多一些，但也只有局部的了解。
拉狄克之所以被派出来发表施拉格特演说，是因为英苏之间的关系在近东日益紧张了。
土耳其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在最初阶段，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的夺得政权，似乎有利于英国利益在近东的进一步扩张。
在1919年，英国控制着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当时，邓尼金将军正要从他在里海的保皇党据点向外扩张；他的战斗队配备着英国水兵。在库班和捷列克哥萨克的支持下，邓尼金的志愿军逐步巩固了它在北高加索的阵地。德国崩溃后，法国舰队装载着支援邓尼金的物资开进黑海。好几师法国军队在克里米亚和敖德萨登陆。但是，两年以后，所有这些入侵企图都失败了。英国对苏维埃政策在近东的进展特别关心，在那里，局势越来越显得紧张。波斯、阿富汗以及其他邻国，都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土耳其正在发生革命。
1919年5月，土耳其领土为英法和意大利支持下的希腊军队所占领，国家眼看就要有被瓜分的危险。这时，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把很大一部分军队团结在一个民族解放纲领的周围，在他的部队得到起义农民支持的情况下，号召全国人民推翻奥斯曼王朝。他的军事政变很快便扩大范围，变成一次反对老朽的压迫政权（它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化早已臭名远扬）的社会革命。运动的声势是如此浩大，以致使凯末尔能够在安卡拉设立一个革命议会——大国民议会，同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王朝相对立。从安卡拉出发，凯末尔胜利地进军君士坦丁堡，苏丹宣布退位。
最初，凯末尔派革命分子同俄国共产党人进行合作；苏俄第一个承认了安卡拉政府。早在1917年，当列宁刚从苏黎世流亡地归国时，他就对克伦斯基政府继续奉行沙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了谴责：
“它甚至不公布那些明明包含掠夺内容（瓜分波斯，抢劫中国，抢劫土耳其，夺取东普鲁士，夺取德国殖民地等等）、明明把俄国和英法帝国主义强盗资本联结在一起的秘密条约。它承认了沙皇政府缔结的这些条约；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任何专制魔王更厉害地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不仅压迫大俄罗斯人，而且使大俄罗斯人腐化堕落，成为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
[15]
苏维埃政府不止一次地发表声明，宣布废除关于瓜分波斯和土耳其的英俄密约。
在当时担任民族人民委员的斯大林的赞助下，一个主要由俄国的土耳其战俘组成的土耳其共产党，于1918年7月25日宣告成立。这个党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因为凯末尔不希望土耳其有共产党。他更喜欢的招牌是自己的革命民族主义；在他的倡议下，1920年在安卡拉成立了一个民族共产党，这个党强调伊斯兰教的社会内容，认为这是一种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完美的社会主义。凯末尔告诉农民，大国民议会将在解放土耳其民族的同时实现共产主义。
在莫斯科，人们根据这种新型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作了种种推测，认为在整个近东都有可能发生类似的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和农民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拉狄克对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尤为热心。早在1919年 当他在毛比特监狱的时候，他已经接见过一个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塔拉特[16]，1920年1月，他又曾邀请另一个土耳其领袖恩弗尔[17]到莫斯科去。
1920年，当这类希望中东发生农民革命的想法最为风行的时候，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派遣季诺维也夫、库恩·贝拉和拉狄克出席会议。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是凯末尔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这样希望）英帝国的削弱。拉狄克后来向他的德国朋友描绘开会仪式时，半骄傲半讽刺地回忆起当时的盛况：两千名穿着彩色服装的代表，如何把他们手上的刀高高举起。季诺维也夫向他们发表了一篇曾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间传诵一时的演说：
“首先，我们号召你们进行一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圣战。我们要向它的统治者高举起斗争的火把；我们要让那些骑在土耳其、波斯和印度人头上的厚颜无耻的英国军官们受受罪，要让他们大吃一番苦头。”
[18]
由土耳其代表苏菲[19]同志签字的一份大会宣言发出下列号召：“起来，安纳托利亚的农民们，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参加圣战吧！”
从此以后，巴库便成为苏俄在穆斯林中间进行宣传的中心。拉狄克以能够在共产国际中代表土耳其人发言而自豪；在他的怂恿下，不仅在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中，甚至在德国党的莱比锡代表大会提纲中，都插有几段关于“年轻的土耳其农民”的文字。[20]
在伊斯坦布尔——旧都的新名称——立定脚跟的凯末尔，建立了一种新的独裁。在全国各地，他把共产党的结构与纪律同他自己的条件结合起来，组织了主要以军官集团为基础的人民党，这个党对一切反对新国家和反对它本身的人都进行残酷镇压。他实行了一系列著名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旨在使国家行政现代化，使教育和风俗习惯西方化；只是到后来，到三十年代才鼓励工业化。凯末尔在自己的政权巩固以后，对莫斯科便逐渐冷淡，曾经由于两个革命运动之间的合作而暂时消失的俄土旧仇，这时又冒出头来。共产党经常被驱入地下，在共产国际的圈子中，凯末尔很快就以他的残酷镇压手段而臭名远扬。
由于凯末尔的叛乱，土耳其和协约国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始终未得执行，达达尼尔海峡的地位仍然没有肯定。1922年11月20日，英国在洛桑召开会议，同土耳其新政府以及其他有关国家讨论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土耳其代表在1923年2月破坏了会议；几个月后，前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安东尼·朗博尔德爵士[21]重新召开会议，提出了一份更符合于土耳其要求的建议草案。土英两国的这种和解，特别是因为英苏关系与此同时却进一步僵化，使克里姆林宫非常吃惊。
从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来，俄英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很紧张，这反映在一系列事件上，而这些事件又往往加剧了紧张关系。早在1923年2月，两国外交部就在几桩这类“事件”上开始频繁的照会往还。4月10日，寇松勋爵在要求了解俄国如何掠夺英国拖网船“詹姆斯·约翰逊号”时，骂苏维埃政权是“海盗”。5月6日，一个负责护船的英国使馆人员海·斯洛盖特，被正在追捕盗匪的苏联警察枪杀（据说是出于无意）。这一事件成为下院中一场激烈辩论的题目。在一份抗议照会中，英国限俄国十天内满足它的赔偿要求并停止敌意宣传和政治侮辱。事件继续发生：另一艘英国拖网船“阿斯托勋爵号”又在摩尔曼斯克海岸附近被一艘英国炮舰劫夺；于是，英国派出一艘军舰护航，防止俄国在三里以外的公海上干扰英国船只。
5月10日，俄国出席洛桑会议的代表沃罗夫斯基被一个白俄逃亡者莫里斯·康拉迪[22]暗杀。此后好几年中，这一暗杀案一直是俄国和瑞士之间争讼的缘由。
在克里姆林宫，每一个人都等待着同英国正式决裂。5月11日，拉狄克发表了一篇纪念沃罗夫斯基的激昂演说；托洛茨基严斥英国的挑衅行为。政治局不安地等待事情的进一步复杂化。克里姆林宫同英国内阁之间交换了一系列外交照会。部分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俄国答应削减它派驻近东的使馆人员。另一方面，英国则否认它一直在干涉俄属亚细亚。
承认了新土耳其地位的洛桑条约，在1923年7月24日由十二国签订，解决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地位问题。以前被拒绝的土耳其的一切要求，在这里实际上都得到了满足，特别是它的领土被允许以1914年的疆界为准，这便把士麦拿、伊斯坦布尔和东色雷斯都包括在它的版图之内。
俄德联盟
拉狄克发表施拉格特演说的用意在于，向英国政府摆出威胁姿态，表示俄德两国可能结成足以抵制英土和解的联盟，在土耳其抛弃俄国、不再同凡尔赛战胜国作斗争以后，苏联支持正在设法打破条约的德国的政策，便由于这种情况而更形重要。
拉狄克并没有把他的秘密指示传达给德共党中央，而是对德共政治局首脑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以及他的心腹集团作了指示。布兰德勒的政策也要求遏制德国革命运动，因此，从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他和俄共政治局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当一年以后季诺维也夫谴责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在1923年危机期间消极无为，谴责他们没有为夺取政权的斗争作准备时，他们理直气壮地答复道，在入侵鲁尔的这一最初阶段，他们从政治局接到的一切指示都强调谨慎和统一战线政策，布兰德勒忠实地遵循了这个纲领，因为这是他所赞成的路线。
俄共政治局在施拉格特时期对布兰德勒所作指示的详细内容，不论是布兰德勒或塔尔海默都始终没有泄露。当已经被流放的托洛茨基在1931年指责德国党犯了“民族共产主义”错误，指责它和新兴的纳粹运动携手合作时，他提到布兰德勒在1923年的政策。塔尔海默作了以下答复：
“我们在1月当然预料到了鲁尔占领可能造成一种革命形势。但我们也考虑到另一个可能性，即德法两国资本家可能妥协，而当时也实际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第二种可能性特别由拉狄克在《红旗报》上作过论述……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月并没有预见到会发生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甚至到6月都没有这样估计，在扩大执委会的一次6月份会议上，没有一个字谈到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就要发生。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是英俄紧张关系（拉狄克为正式报告人）和英苏两国之间战争危险的增长。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作了有关统一战线政策的报告，他也没有谈到立即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问题。”
[23]
拉狄克得到“布尔什维主义的大脑”尼古拉·布哈林的支持。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和德国党内具有一种独特的地位。他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记者，因此毋需承担责任。布哈林是理论家，是列宁死后的列宁思想传播者。他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通俗化的著作，是青年共产党人的教科书，他们从他的《共产主义入门》学起，到高级阶段再接触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所有的俄国共产党人中间，布哈林最为第二国际的领袖、特别是那些具有“中派”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所尊敬。在青年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季诺维也夫是党务操纵者，拉狄克是一个颇为可疑的政客，托洛茨基是红军和俄国国家领导人，斯大林是党的行政工作者；但布哈林却是抽象共产主义理论方面的开明领袖，一个在整个共产国际中没有私敌的人。
作为一个理论家，布哈林比拉狄克更大胆更露骨地阐述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早在1922年11月——也就是说，在德国发生鲁尔危机的前夕——他就曾提出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政策。
“在贷款和军事联盟之间并无原则区别。我敢肯定，我们〔也就是苏维埃国家〕现在已经强大到足以和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结成军事联盟，以便利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来打垮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个已经缔结这样一种军事联盟的国家中，帮助这种联盟获得胜利是我们同志的责任。”
[24]
除很少几个人而外，在出席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看来，布哈林的这篇演说似乎都是对遥远可能性的抽象推测，几乎没有一个人把这些理论同德国的实际形势结合起来。不过，在三年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布哈林提到“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构”曾发表公开宣言，对“已被战败和征服”的德国表示同情。布哈林强调说，为保卫德意志祖国不受协约国帝国主义蹂躏，根本没有排除共产党和资产阶级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当已被战败和征服而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德国抵抗胜利者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构曾通过发表宣言、声明等等，公开表示它对德国的同情。当时，共产党考虑过保卫德意志祖国不为胜利者协约国帝国主义所蹂躏的问题。”
[25]
这种论调得到布哈林的追随者尤金·瓦尔加的应和。
“有两条不同的斗争路线存在。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路线。德国共产党竭力为革命路线而斗争。如果实行了这条路线，消极抵抗就会由一个工人政府来领导。这个政府通过向法国的工人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呼吁，就会粉碎法国的反德联合阵线，使民族抵抗成为全体德国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使命……
德国战败后不久，协约国便迅速使它殖民地化，或者像《巴黎回声报》正确地描述的那样，使它‘巴尔干化’。”
[26]
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当讨论到共产国际纲领（布哈林是这个问题的主要报告人）时，这种苏联—资产阶级联盟论又被提出。
在俄国政治局的所有成员中，对于实行这种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以季诺维也夫表现得最迟疑、最不热心，态度也最不明朗。他写了许多有关1923年各种问题的文章和小册子，但他从没有走得像布哈林那样远。他对凡尔赛条约签订以后德国形势的分析，当然和共产国际的总路线是一致的，但他并不想重新解释德国资产阶级的作用。他所强调的主要是争取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必要性。
可是，对于年轻的德国共产党人来说，布哈林和拉狄克的干预却起了决定性作用。它使共产国际早期代表的倾向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恢复了曾导致工人阶级在战时支持德皇的工人爱国主义精神。在此以前，德国工人阶级内部的民族主义潮流已经为国际共产主义日益增长的影响所打断。对国际共产主义者来说，主要的敌人并不是协约国，而是德国军界、总参谋部、志愿团、黑色国防军，以及他们在大企业中的主要支持者施蒂内斯、蒂森、克勒克纳[27]之流。现在，拉狄克和布哈林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却打乱了这一过程，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了一种德国民族主义的新潮流。
新政策在党内引起了争执。在左派的亲密小圈子里，这种政策受到斥责，被认为非常有害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德国党公认的理论家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受拉狄克委托，负责向党员们介绍新政策。热心的塔尔海默甚至比布哈林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讲的还要过分。他埋葬了已经在1918—1920年内战中被最后击败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他居然说库诺政府是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博学的塔尔海默对库诺作出这种惊人评价的根据是，库诺同俾斯麦据说有相似之处。
“在违背它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在它的外交政策方面是革命的，至少暂时说来是如此，如果打个比方，可以说同它在俾斯麦时代（1864—1870）的情况很相似。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1848年的失败，曾迫使霍亨索伦王朝承接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28]
在俾斯麦这块金字招牌之下，塔尔海默向年轻一代的德国共产党人解释了德国大企业的双重作用。得到库诺、施蒂内斯一伙人支持的鲁尔战争具有双重性质。就它是一个被解除武装和被剥削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者、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范围而言，它在“客观上是革命的”。
德国能否被当作一个“未来的帝国主义强国”看待呢？“今天是不能这样做的。”德国已经被战败和解除武装，目前正面临着被瓜分、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奴役的威胁，只有从“纯理论的角度”出发，才能认为它是一个未来的帝国主义强国。“今天，德国并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主体，而是这种政策的对象。”
塔尔海默的文章译成其他文字以后，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引起了骚动。同德国反对派合作的两个捷克共产党人，批评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这种修正。阿洛伊斯·诺伊拉特[29]提出的问题，“塔尔海默同志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塔尔海默忘记提到从他的命题应该得出的结论了。”诺伊拉特给塔尔海默留下一个台阶，好像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似的。
“这种命题必然会导致什么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诺伊拉特写道〕。德国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支持德国资产阶级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它必须同库诺、施蒂内斯之流“暂时”缔结一项国内和平条约，也许口头上并不这样说，但事实上却是这样做……目前，已经有一部分工人阶级开始为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潮流所影响，这是向他们这部分人的情绪作让步的危险开端。”
[30]
除这篇文章以外，季诺维也夫还刊登了另一篇讨论同一问题的论文，它的作者是另一个捷克人约瑟夫·索默尔[31]。正是他鼓励了诺伊拉特和索默尔著文攻击塔尔海默的。这样，同一杂志的两位编委，俄国的两大领袖便下起一盘棋来，拉狄克用塔尔海默当小兵，季诺维也夫则以两个捷克人做小卒。
纳粹的先驱
拉狄克论施拉格特的演说在德国得到巨大反响。年轻的共产党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军官、民族主义哲学家、文学家等等，都开始讨论“施拉格特路线”。共产党人组织了若干讨论小组，让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聚会一堂，讨论在德国组成反法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同拉狄克意见一致的德共政治局，对党的组织者发出如何实现施拉格特路线的指示。它的一份关于如何在民族主义军官中展开宣传的传阅文件这样写道：“和军官们讲话时要非常有礼貌，非常和蔼，要称呼他们‘阁下’。”各地党支部接到指示，要组织学生小组、[32]民族主义青年小组，和“资产阶级”建立各式各样的联系。“把宣传火力集中在施拉格特路线上，”这就是党的命令。一个共产党议员雷梅勒[33]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说，“法西斯主义和工人都热烈鼓掌”欢迎。[34]共产党发言人宣称，“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团结起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35]
拉狄克亲自带头，在1923年7月编排了一期以“德国的道路”为题的《红旗报》专刊，在这期专刊上，他本人、雷文特洛夫和阿尔图·默勒·布鲁克[36]讨论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前途问题。拉狄克论施拉格特的演说刊登在头一版。雷文特洛夫主办的周刊《德国前卫》发表长文回答拉狄克的建议。默勒·布鲁克在他的杂志《良心》上讨论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一个月后，也就是8月22日，《红旗报》发表雷文特洛夫另一篇题为《道路之一段》的文章和保尔·弗勒利希的回答。“无论什么人向我们靠拢，只要他不是别有用心，”弗勒利希写道，“我们都乐于同他并肩前进。”雷文特洛夫郑重地问弗勒利希，俄德两国是否有可能合作——他曾经认为这种合作在俄波战争时最有可能。“你是否认为这种机会已经永远消逝了？”“不，我不这样想。”
1918年的大崩溃标志着一种类型的德国民族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就是保守派和帝制派的民族主义。1918年的革命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德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它在若干年后，将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名称震撼全世界。纳粹的先驱多得难以计数，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已经试验了其他许多种德国新民族主义。在这些前国家社会主义的和无组织的思想流派中，救世狂人们的种种不着边际的想法，开始停留在泛欧亚主义上。
默勒·布鲁克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纳粹先驱，特勒尔奇所说的“知名的反革命作家”。在德意志帝国时代，他的主要兴趣是美学和文学，曾经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37]的作品。1918年以后，他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正是他创造了“第三帝国”这个名词。根据他的政治见解，世界各国可以分成贫富两大类。德国在世界各国中是无产者。他宣称，如果德国能赢得可以使其人民进行总体战的革命，它就能把大战中的失败化为胜利。
对默勒·布鲁克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其他鼓吹者说来，年轻的俄国苏维埃政权这一“神秘”现象具有不可思议的吸引力。1918年战败的俄国，曾在德国的逼迫下签订同凡尔赛条约十分相似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它退出了协约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十分孤立。但是，尽管如此，俄国现在却已经从苦难深重的境地中站起来，以一个强国的姿态出现于东方，正在组织一支新的军队，展示一种进攻性的战斗精神。
德国民族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件事实十分敏感，即共产国际和国联相反，它所使用的官方语言是德语。他们并且拿艾尔茨贝格尔[38]部长在凡尔赛的温顺态度，同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大无畏表现相对比。
1919年，在进军里加讨伐布尔什维克恶魔的时候，志愿团的青年“雇佣兵”恩斯特·冯·萨洛蒙突然感到了怀疑：
“在这种痛苦的黑暗处境中，我们在干着什么呢？在我们身后，没有人民，没有帝国。在我们前方，一支巨大的新兴力量正在形成，那里的人们意志坚强，同心同德，一种独特的信仰加上铁的手腕，已经把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和工人从乌合之众训练成士兵，使那些堕落的亡命之徒有了一个宗教和灵魂……在国境线那一边，兴起了一支尚未定形但已日益强大的力量，它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使我们又佩服又憎恨。”
[39]
内战在德国人中间造成的分裂是如此深刻，阶级仇恨是如此剧烈，以致德国不可能重新组织起一支得民心的军队和准备复仇战争。如果说民族得救取决于一场反西方的战争，这也只能在缓和国内社会矛盾和德苏关系以后才能实现。因此，拉狄克从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相互关系出发对雷文特洛夫提出的建议，在这种形势下得到了热烈响应。要反对帝国主义，军队必须同人民合作；要反对西方，德俄两国政府必须达成谅解。拉狄克对德国民族主义的这种为难处境非常了解，也非常清楚他所要打动的是什么样的人。他在自己的一篇报告中写道：“德国国土上所呈现出来的，是一幅进行着形形色色内讧的图景：秘密组织、地下法庭政治暗杀团、从消极抵抗——这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典型行动——到公开的内战……德国是一个杀人犯的魔窟。”
1918年以后，从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开始，暗杀政敌成了德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长期性特征。当秘密法庭把两名部长列入它的牺牲者之中时，它的恐怖统治达到了猖狂的顶峰。他们是签订凡尔赛条约的财政部长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和力图执行条约规定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秘密法庭把他们两人都暗杀了，艾尔茨贝格尔在1921年8月被害，拉特瑙在1922年6月遇刺。[40]
秘密买卖军火之风在大多数德国组织中都很流行，国防军拥有许多处于赔款委员会监督之外的秘密仓库，黑色国防军和共产党都买卖和私藏枪支弹药。这些“旅行步枪”流通于整个德国。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非常熟悉黑市供应武器情况的专家便应时而生。这些专家有的是民族主义者，有的是共产党人，但时常在同一个咖啡馆院子里碰头，在最能避开赔款委员会和警察耳目的小村镇上一起搞非法活动。在全国各地，施拉格特路线促成左右两派搜罗步枪和机关枪的专家建立了许多私人间的联系，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一个同时代的观察家瓦尔特·措伊彻尔[41]谈到过共产党方面的这样一位专家：“他通过法西斯集团中的各种关系和朋友弄到武器，他们以比较低廉的价格把大量武器卖给他。”[42]同样一批步枪时常被卖给党中央好几回；如果只是草草检查一下，步枪总是步枪，又能看出什么破绽来呢？[43]
消灭叛党分子的组织——共产党的一种秘密法庭——便从这种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措伊彻尔还讲到过这样一项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将利用一个姑娘把叛徒诱入陷阱——柏林弗里德里希森林公园附近的一座小教堂里，用一个沙袋把他打昏，再给他注射一针毒药。
另一方面，共产党地下组织继续进行它的传统的秘密活动：在军队和警察中搞破坏，对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恐怖突击队施加恐怖主义的报复等等。这些活动同拉狄克和德国反革命分子之间的外交活动互不相关。在街角上，德国的普通工人用匕首和手枪，有时也用步枪同“法西斯匪徒”作战。在德国各地，到处都发生骚乱和冲突，许多无名的牺牲者在这种内战环境中倒了下去。这些共产党工人并不太明白党的上层领导者正在干些什么，虽然领袖们的那些奇怪理论使他们有些感到不安。党的所有支部都向布兰德勒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他更有力地向新兴的法西斯主义展开斗争。关于纳粹集团日益加强武装、关于这些组织正在紧张地进行准备、关于必须更有力和更有效地向他们作斗争的报告，像雪片一样飞来。在1923年这一年，一般的下层共产党员都本能地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反对新兴的纳粹主义这一斗争上。他们对萨克森和图林根的议会联合并不感到多大兴趣，对于有关俾斯麦的历史分析、有关库诺和施蒂内斯之流在客观上的革命作用的历史分析等等，则完全漠不关心。
布兰德勒开始写文章猛烈攻击法西斯主义者，并且以同样的精神指示党报编辑。“只要遇到法西斯分子，就给他们一顿痛击，”他在《红旗报》上写道。1923年7月29日被预定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日”，根据季诺维也夫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该项决定是在克服拉狄克的反对后作出的。在季诺维也夫的发起和鼓励之下，这是下层党员对党和法西斯主义者合作和采取消极被动态度日益感到不满的结果。
[1] 恩斯特·彼得·威廉·特勒尔奇（Ernst Peter Wilhelm Troeltsch，1865年2月17日—1923年2月1日），德国哲学家、新教神学家、自由派政治家。1909—1914年任巴登议会第一院议员。1912年起任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1917年参与创立争取自由和祖国民族联盟（Volksbund für Freiheit und Vaterland）。1919年加入德国民主党。1919—1921年任普鲁士立宪会议议员。1920—1921年任普鲁士科学、艺术和公共教育部国务秘书。
[2] 恩斯特·特勒尔奇：《观察家通讯：论1918—1922年的世界政治与德国革命》，图宾根1924年版，第269—270页。 ——原注
[3] 恩斯特·雷文特洛夫伯爵：《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团结》，莱比锡1924年版，第10页。在他于1924年以后，特别是希特勒上台后所写的书中，雷文特洛夫便不再多谈他的德俄合作政策，但也并没有把它全部抛弃。在他的著作中，国家社会主义带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强烈色彩。 ——原注
[4] 卡尔·拉狄克：《共产国际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资本家进攻的斗争》，汉堡1923年版。 ——原注
[5] 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年1月11日——1925年3月30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898年至1905年任印度总督，1919年至1924年任外交大臣。
[6] 《走入虚无的浪游者》，是当时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弗里德里希·弗雷克萨一部小说的题目。主人公是一个志愿团士兵，他在反对斯巴达克团的斗争中被杀死。 ——原注
库尔特·弗兰茨·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弗雷克萨（Kurt Franz Georg Friedrich-Freksa，1882年4月11日——1955年7月18日），德国作家。
[7] 这篇演说的所有引证都摘自共产国际原来的译文，这些译文发表于英国共产党半官方的机关刊物《劳动月刊》，伦敦，1923年9月，第5卷，第3期，第152页以下。 ——原注
[8] 奥古斯特·温尼格（August Winnig，1878年3月31日——1956年11月3日），生于布兰肯堡（Blankenburg）一个贫苦家庭，当过砖瓦匠学徒，1896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担任建筑工会领袖。1913—1921年当选汉堡市议员。1917—1918年出任东西普鲁士国家专员与波罗的海省份特派代表。1919—1920年出任东普鲁士总督。1920年因参加卡普暴动而被开除公职。在二十年代逐步右倾。1927年脱离社民党，参加了老社会民主党（Alt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ASPD）。1930年参加保守人民党（Konservative Volkspartei，KVP）。纳粹篡权后退出政界。
[9] 古斯塔夫·阿道夫·约阿希姆·鲁迪格·格拉夫·冯·德·果尔茨（Gustav Adolf Joachim Rüdiger Graf von der Goltz，1865年12月8日——1946年11月4日），1885年入伍。一战期间曾参与马恩河战役。1918年参与镇压了芬兰革命。1919年任拉脱维亚军事总督。1920年参与了卡普暴动。1924—1930年任青年德国联合会领导。1931年支持纳粹党进入政府。1939年以中将军衔退役。
[10] 瓦尔特—埃贝哈德·冯·梅德姆（Walter-Eberhard von Medem，1887年5月4日——1945年5月9日），德国军官。1914年入伍，在东线作战。1919年在里加创立了一支自由军团。1924年起支持民族人民党。1933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1941—1945年任拉脱维亚地区专员。1945年死于布拉格。
[11] 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1760—1831），德国陆军元帅，军事改革家。 ——原注
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哈德·冯·格奈森瑙（August Wihelm Anton Neithardt von Gneisenau，1760年10月27日——1831年8月23日），普鲁士军事家。
[12] 格尔哈图·冯·夏恩霍斯特（1755—1813），德国将军，军事改革家。 ——原注
格尔哈图·约翰·达维德·冯·夏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年11月12日——1813年6月28日），普鲁士军事家。
[13]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Karl Phili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1780年7月1日——1831年11月16日），普鲁士军事家。
[14] 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坦帝国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1757年10月25日——1831年6月29日），普鲁士民主主义政治家。
[15]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也就是所谓“四月提纲”，这是列宁回国后一篇扭转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政治方针总说明），参阅《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16] 塔拉特·帕夏（Talaat Pasha，1874年4月10日——1921年3月15日），奥斯曼帝国政治家。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896年起参加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政变。1908—1918年任众议院议员。1909—1911年，1913—1918年任内政大臣。1912—1913年任邮电大臣。1914—1917年任财政大臣。一战期间参与制造了亚美尼亚大屠杀。1917—1918年任总理大臣。1918年流亡德国。1920年被土耳其政府缺席判处死刑。1921年3月15日在柏林遇刺身亡。
[17] 恩弗尔，最早同布尔什维克发生联系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一，自有一套不同于凯末尔的政策。在俄属中亚细亚几次试图组织泛都兰主义以后，他于1923年在塔吉克斯坦（上布哈拉）失踪——多半是被杀害。 ——原注
恩弗尔·帕夏（Enver Pasha，1881年11月22日——1922年8月4日），奥斯曼帝国政治家。1903年入伍，期间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1908年7月3日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政变。1908—1918年任青年土耳其党中央委员。1911—1912年期间参与指挥意土战争。1913年参与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4—1918年任战争大臣。1919年流亡德国，被土耳其政府缺席判处死刑，同年赴苏俄访问。1921年秘密回国，不久参加了巴斯马奇叛乱。1922年被红军击毙。
[18] 参看《东方各族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议事录》，1920年9月1日举行于巴库，汉堡1921年版。——原注
[19] 穆斯塔法·苏菲（Mustafa Suphi，1883年？月？日——1921年1月28日），土耳其革命家。早年担任记者。1913年被捕并被判处流放锡诺普十五年。1914年越狱，流亡俄国。一战期间被沙俄政府逮捕并被流放到乌拉尔。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0年创立土耳其共产党并担任党主席。1921年在回国途中被恩弗尔·帕夏的一个支持者暗杀身亡。
[20] “在凡尔赛条约和其他和约中，世界资本妄想双管齐下，既通过加强剥削把战争费用和资本主义复兴的负担加到无产阶级身上，又尽量为战胜国的利益压榨‘战败’国。这种愚蠢的打算是不会得逞的，这部分是因为在实际上不可能办到，部分也是因为它遭到被压迫民族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土耳其农民用手中的武器摧毁了色佛尔条约，因为这个条约威胁着他们的民族生存。”《德国共产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议事录》，第409页。 ——原注
[21] 霍勒斯·乔治·蒙塔古·朗博尔德爵士，第九代男爵（Sir Horace George Montagu Rumbold, 9th Baronet，1869年2月5日——1941年5月24日），英国外交官。1891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13—1914年任驻柏林大使馆顾问。1916—1919年任驻瑞士大使。1919—1920年任驻波兰大使。1920—1924年任驻伊斯坦布尔高级专员。1924—1928年任驻西班牙大使。1928—1933年任驻德国大使。1933年退休。
[22] 莫里斯·莫里索维奇·康拉迪（Морис Морисович Конради，1896年6月16日——1947年2月7日），出生于一个瑞士移民家庭。1914年以瑞士公民的身份进入俄罗斯帝国陆军。1919年参加保皇派运动。1921年返回瑞士。1923年5月10日在洛桑刺杀了参加洛桑和约谈判的苏联外交官沃罗夫斯基，当场被捕，同年11月5日无罪释放。1947年死于瑞士。
[23]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年是革命错过机会吗？德国十月传统和1923年的真实历史》，柏林1931年版，第20页。 ——原注
[24]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议事录》，汉堡1923年版，第420页。 ——原注
[25] 《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1月，第130号。——原注
[26] 巴甫洛夫斯基〔瓦尔加〕：《市民德国在鲁尔冲突中的失败》，载于《共产国际》，彼得格勒，1923年，第26期，第96—106页。 ——原注
[27] 弗洛里安·克勒克纳（Florian Klöckner，1868年10月4日——1947年5月10日），德国工业家。1906年创立克勒克纳贸易公司。一战中入伍。1920年加入中央党。1920—1933年任国会议员兼中央党副主席、帝国邮政局董事会成员。1940—1947年任克勒克纳贸易公司监事会主席。
[28]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鲁尔冲突的基本问题》，载于《共产国际》，1923年，第26期，第107—110页。 ——原注
[29] 阿洛伊斯·诺伊拉特（Alois Neurath，1886年8月29日——1955年4月25日），生于维也纳，曾获法学博士学位。1909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陆军。1921年3月参与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意志人支部）（Kommunistische Partei der Tschechoslowakei 〔Deutsche Abteilung〕），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同年10月底随该党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1—1926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2—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5年11月—1929年9月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26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解除党内一切职务，1929年6月被开除出党，此后参与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列宁主义派）（Komunistická strana Československa 〔leninovci〕），继续坚持开展共产主义活动。1948年2月流亡瑞典，参加了瑞典社会民主工党（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eparti ）。1955年4月25日在斯德哥尔摩逝世。
[30] 阿洛伊斯·诺伊拉特：《一个可怀疑的论据》，《共产国际》，1923年，第26期，第110—113期。 ——原注
[31] 约瑟夫·温特尼茨（Joseph Winternitz，1896年2月18日——1952年3月22日），化名约瑟夫·索默尔（Josef Sommer），又名伦茨（Lenz），生于英国牛津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曾在布拉格和柏林求学。1916年应征入伍，1918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20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转入德共，成为左派理论家。1924年负责宣传工作，1927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3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德共流亡组织的活动。1935年转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负责宣传和教育工作。1939年流亡英国，194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48年9月返回德国，加入统一社会党，同年10月任柏林大学教授。1949年3月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1951年遭到强烈批判后逃往英国，加入英国共产党，在伦敦逝世。
[32] 在柏林党支部组织的一次柏林大学学生集会上，我担任讲演人。会上讨论到民族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我不得不对某些反犹太言论作回答。我说，只有在一切资本家，犹太的和非犹太的都包括在内，成为同一攻击对象的前提下，共产主义才赞成向犹太资本家作斗争。在关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出版物中，这个插曲曾被多次引证和歪曲。 ——原注
[33] 赫尔曼·雷梅勒（Hermann Remmele，1880年11月15日——1939年3月7日），出身于小磨坊主家庭。1897年参加社民党，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进行青年组织工作和地下反军国主义活动。1907年至1908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随后在曼海姆担任全职干部，是党内左翼成员。1914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在曼海姆休假时组织了反对派，出席了独立党成立大会。1919年任曼海姆苏维埃主席，同年成为苏维埃共和国领袖。随后成为斯图加特地区的独立党左派领袖。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入选中央局。在1923年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间接担任了中央局的信使，他至少要对汉堡起义的失败负责。1920年至1933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同时当选为国会议员。1923年至1926年任《红旗报》编辑，1926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2年在派系斗争中失败后，于10月辞去德共中央书记的职务，1933年11月被开除出德共中央和政治局，并被迫辞去共产国际中的职务。1939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34] 《红旗报》，第183期，柏林，1923年8月10日。 ——原注
[35] 《柏林日报》，第69期，1924年2月9日。——原注
[36] 阿图尔·莫勒·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年4月23日——1925年5月30日），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作家，对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影响很大。1925年自杀。
[37]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
[38] 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年9月20日——1921年8月26日），德国政治家，隶属于天主教中央党。一战开始时支持战争，自1917年起开始采取反战立场。马克斯亲王任首相后入阁，任国务秘书，1918年11月率德国代表团在贡比涅同协约国进行和谈，11月11日他代表德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战后于1919年8月出任财政部长，支持凡尔赛和约，后来被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暗杀。
[39] 恩斯特·冯·萨洛蒙：《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第66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恩斯特的兄弟布鲁诺·冯·萨洛蒙在“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墨西哥城支部中非常活跃，这个组织在1943年成立于莫斯科，其创建人有共产党人埃里希·魏纳特、俾斯麦的曾孙冯·艾因济德尔男爵和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军军长瓦尔特·冯·宰德利茨将军。墨西哥城委员会的两个著名领袖，是共产党工会活动家保尔·梅克尔和出身于德国封建世家的阿尔诺德·维特·冯·戈尔森瑙，后者以路德维希·雷恩的笔名著称于世，是一个共产党作家。他们两人都在1946年返回东德。 ——原注
布鲁诺·冯·萨洛蒙（Bruno von Salomon，1900年2月7日——1952年6月8日），德国记者、政治活动家。一战中入伍，退役后鼓吹右翼保守主义。1929—1930年任《乡下人》报主编。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萨尔盆地，立场急剧左倾，参加了德共。1935年流亡法国，参加了人民阵线运动。1936—1939年期间参加西班牙内战。1940年法国沦陷后参加抵抗组织。晚年穷困潦倒，饱受病患之苦。1951年返回西德。1952年逝世。
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nn，1889年4月22日——1979年7月21日），生于德累斯顿一个贵族家庭，本名阿诺德·弗里德里希·维特·冯·戈尔森瑙（Arnold Friedrich Vieth von Golßenau）。一战期间在西线作战。1928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并担任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协会书记。纳粹上台后被捕，1935年逃往西班牙。1936年参加国际纵队，曾担任恩斯特·台尔曼营营长和国际纵队第XI旅参谋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返回东德，参加了德国统一社会党。1979年在东柏林逝世。
[40] 艾尔茨贝格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议会批准凡尔赛条约的那一天，“若干国防军成员企图暗杀我，可是未能如愿。几天以后，有人向我在财政部的办公室扔炸弹。一颗手榴弹炸坏了行刺者认为我正在里面睡觉的房间。第三次行刺我是在毛比特，当时我显然有上帝保佑，我只受了一点轻伤……”见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世界大战见闻录》，柏林1920年版，第383页。可是，1921年8月26日的第四次行刺却成功了。这一天，当艾尔茨贝格尔正在黑山林作徒步旅行时，他在十二颗子弹下——这是惩治叛徒的一种传统方式——殒命。
1946年11月25日，在布莱斯戈河上的弗赖堡，暗杀艾尔茨贝格尔的凶手海因里希·提雷森，为二十五年前的这桩旧罪行在德国法庭上受审，结果根据各种法律理由被宣布无罪。其理由之一就是1933年的大赦也对他适用。法庭在宣判时宣称：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提雷森已经同他以前的行为断绝关系，现在是一个道德品质很高的公民。归根结底，他之所以要暗杀艾尔茨贝格尔，是出于一种——用法庭的话来说——爱国主义的激情，希望能使德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法占区的司法监督机关，即设在腊斯塔特的总法院，对这一判决提出抗议，要求重审。（参看《新苏黎世报，1946年12月4日。》） ——原注
海因里希·提雷森（Heinrich Tillessen，1894年11月27日——1984年11月12日），出身于军官家庭。1912年进入德意志帝国海军服役。一战中，在1917年与英国海军交战中被俘。1920年获释后退役，参加了埃尔哈特旅。1921年参与镇压第三次上西里西亚波兰人起义，同年8月16日参加了刺杀艾尔茨贝格尔的行动，事后流亡匈牙利，参加了匈牙利志愿军。1925年流亡西班牙。1932年回国。1933年获特赦，同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1939年应征入伍，在海军部工作。1944年退役。二战结束后被美军逮捕，并承认杀害艾尔茨贝格尔。1946年在一审中被无罪释放，1947年在二审中被判处15年徒刑。1952年获假释。1958年获特赦。
[41] 瓦尔特·措伊彻尔（Walter Zeutschel，1900年7月22日——1976年6月21日），早年担任临时工。1916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8年被征入伍，在西线作战。十一月革命后加入独立党。1920年加入统一共产党，在党内支持台尔曼。1923年10月参加汉堡起义，并参与组建德国契卡。1924年因试图在波茨坦发动炸弹袭击而被捕。1925年被判处八年监禁。1928年获释。1928—1929年任《汉堡人民报》主编。1929年退党。1931年公开抛弃共产主义。纳粹党上台后多次被捕。1936年被解除一切职务，转而进厂做工。1945年起经商。1976年死于汉堡。
[42] 瓦尔特·措伊彻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柏林1931年版，第71页。 ——原注
[4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也普遍流行私藏武器的买卖。发生于法国的一个插曲，可以典型地说明这种情况。内政部长爱德华·德普勒承认，人们时常谣传的秘密武器库确实存在。1947年3月初，一个拥有四十挺机关枪、大批手榴弹以及其他武器的人被捕；他既是戴高乐派联盟的成员，又属于共产党的一个游击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他的这些武器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在各式各样的假文件、各种不真实的控告和反控告的一片迷雾中，要探寻出它们的下落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参看《纽约时报》，1947年3月18日。） ——原注
爱德华·古斯塔维·赫克特·德普勒（Édouard Gustave Hector Depreux，1898年10月31日——1981年10月16日），一战中入伍，退役后担任律师。1918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35年任索城（Sceaux）市议员。1938—1941年任第三共和国国会议员。二战结束后，于1945—1958年任第四共和国国会议员。1945—1959年任索城市长。1946—1947年任内政部长。1948年任国民教育部长。1958年创立自治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autonome），并参加了民主力量联盟（Union des forces démocratiques），反对戴高乐重返政坛。1960年参与创立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é），1960—1967年任统一社会党全国书记。1981年在巴黎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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