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 单独媾和
· 左派共产主义者
· 斯巴达克派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当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罗曼诺夫王朝于1917年2月宣告结束，在统治欧洲的各王室中第一个倒下去的时候，它的死亡是由形形色色的疾病（其中有的几十年来就一直在腐蚀它的内脏）联合造成的。导致沙皇被推翻的多种多样的因素之一是人们对领导战争的情况感到不满，同时又愈来愈认识到沙皇——部分是由于害怕如果让德国败得太不可收拾可能对帝俄发生不利影响——不可能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

　　俄国对战争的贡献已经使协约国失望。在1912年和1914年间，协约国的外交家们曾经向本国的首都报告，说俄国拥有一只“所向无敌”的军队，但是他们作出这种判断的时候，未免过多地以那些每半个月在彼得堡检阅一次、服装整齐漂亮的哥萨克军队为依据了。俄国的巨大人力资源并无效用，因为他们把一般生活的腐朽社会秩序带进了军队；不管士兵们怎样勇敢，许多将军们如何韬略高深，俄军仍然没有能摧毁德国人。军队变得不听话了。

　　1917年2月，也就是美国的参战使德国的失败成为定局的两个月以前，俄国政治家中最倾向西方的人采取了使本国得以充分投入战争的步骤。人们担心如果不除掉沙皇，他可能听从拉斯普京[1]的意见，正当战局就要发生决定性转折的时候和德国单独媾和。俄国已经作了牺牲，这时如果不实行彻底的转变，它在战后和约中的正当权益就会被剥夺。发动政变推翻“亲德”沙皇政府的革命家们得到了他们的法国和英国顾问的鼓励。

　　因此，继承尼古拉二世执政的那些人一致热衷于继续作战，他们在这一点上得到一些有力量的社会主义派别的支持。这就是世界各地的俄国政治避难者陆续归来时的俄国。通过一项最大胆的交换条件，列宁得以乘坐一辆在鲁登道夫亲自护送下穿过德国领土的火车回国。在彼得格勒浓厚的反德政治气氛中，这种安排就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列宁参与俄国政治的头几个月——1905年以来第一次不是从流亡境地参与政治的几个月。人们时常谈起他当时如何粗暴地责备布尔什维克党不坚定的立场，如何推动这个党前进。已经受到削弱的、从许多年地下活动中刚刚露面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这时茫无主见，提不出其他明确的方案来代替列宁的直截了当的纲领。他从别的社会主义派别那里遇到坚决的抵抗，但是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却固着于虽然散漫可是强大有力的和平主义潮流之中。1917年8月10日选出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在彼得格勒开会，于8月27日呼吁立即结束战争：“德国民主派号召各国人民统一采取有利于和平的决定性行动。”

　　推动列宁准备发动布尔什维克政变的，是他对于下列情况的肯定，即革命正以更大的速度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发展；在每一个关键性的时期，他拿出来的决定性论据总不外是零星几条关于德国反战运动的最新消息。他以李卜克内西在议会中投票反对军事预算的事实为例说：“我认为，宁可像李卜克内西那样一个人反对一百一十个人，[2]”也不要同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妥协。五个月以后，当列宁和他自己党内一个强大的反对派作斗争时，他再次提到了德国的反战运动。在11月7日事件发生前夕举行的中央委员会讨论中，他说道：“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3]他在10月29日又说：“既然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也弄到海军中发生起义的地步，这就表明那里的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4]

　　布尔什维克政变在伦敦和巴黎引起了恐慌，人们主要害怕的并不是俄国的社会变革（关于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具体了解）而是担心列宁会谋求和列宁立即媾和。当时，协约国总部仍然过高估计德国军队的力量，把它的动员和未来战役计划一直准备到1920年。

　　11月8日，当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有关政变（它的成功当时还完全不能肯定）的报告时，他毫不含糊地宣布了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政策。“首先要做的是采取实际措施实现和平。我们将根据苏维埃政府的条件——不割地、不赔款和民族自决权，向交战国的人民建议媾和。”[5]布尔什维克幻想俄国一旦退出战争，就会使大战立即停止。他们希望，在精疲力尽的士兵们的压力下，各国政府将不得不接受他们提出的停战三个月的建议，而在这三个月中，一切基本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只有同盟国响应这一和平号召；1917年11月26日，德意志帝国表示愿意媾和。[6]在东线作出安排是具有重大意义，这样，全部德军就可以集中到西线。在准备期间，布尔什维克加强了他们的和平宣传。飞机把印着和平法令和特别向德国军队呼吁的一篇宣言的传单投到战线后面很远的地方。以士兵为读者的德文版报纸，印数之多在当时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例如《火炬报》的印数为每日五十万份——并且以专用火车运往明斯克、基辅和战线上的其他地点，在这些地方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义接近德军。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天中，托洛茨基就在外交部设立了一个新闻局和一个国际革命宣传局。领导前一个局的是卡尔·拉狄克，他因为长期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被认为是德国问题专家；在后一个局的工作人员有美国人约翰·里德[7]。季诺维也夫被送往前线，任务是到中欧去，但是被德国人赶了回来。

单独媾和


　　1917年12月2日，在他们取得政权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就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德国代表举行第一次谈判，并且作出了临时性的停火安排，这项安排在12月15日成为正式休战。这一走向和平的第一步，震惊了已被战争搞得疮痍满目的欧洲；每一个外交家、每一个将军和每一个普通士兵都注视着谈判从12月延长到下一年的曲折发展。经过三年半的战争，好些帝国和无数生命处于危险境地，这时，出现了经过谈判而媾和的前景——或危险——，它将使交战双方的巨大野心都完全落空。

　　布尔什维克并不指望德军会大发善心，但是他们认为，和平情绪遍及全欧，在同盟国各国人民之间尤为强烈，在这种情绪的压力下，德国总参谋部将被迫接受妥协。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么，一项不割地不赔款的结束战争的条约就会颠覆整个战争大厦，使协约国的外交家们也不得不走进谈判室来。托洛茨基代表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把单独媾和的责任推到那些继续进行战争的人们的身上。他说，布尔什维克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为那些把俄国拖入战争的秘密条约所束缚，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把这些条约的内容公诸于世。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彼得格勒电报社的广播这样说道，“特别是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了解：在俄国工农的纲领和德国资本家、地主以及将军们的纲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工人们，必须以他们自己的纲领——各国工人之间团结合作的纲领，来代替本国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纲领。”

　　在1917年12月22—28日的一周内，即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第一次举行和平谈判期间，布尔什维克向惨遭兵燹、疲惫不堪的欧洲提出了一项简单而使人充满希望的建议：撤退一切军队、保证避难者回国、在一切有争执的地区举行公民投票、不割地、不赔款。出席布列斯特谈判的德国代表里夏德·冯·屈耳曼[8]说，他需要退席考虑一下这项建议，但又暗示建议不会立即被拒绝。在谈判进行中途，同盟国对协约国舆论发动一次进攻，发表了它们著名的“圣诞节宣言”：它们赞同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只要战争立即结束而且一切交战国都参加谈判。协约国——的确如德国所希望的那样——没有理睬这一呼吁。

　　与此同时，俄国正一天天陷进了内战。沙皇的将军们——卡列金[9]、科尔尼洛夫[10]、阿列克谢耶夫[11]——正在集结军队。在乌克兰——拉达——二月革命后建立的立法机构——采取的纲领既宣称乌克兰民族主义，又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挑起的农民起义。11月20日，拉达宣布建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在布列斯特会议上，乌克兰的代表霍鲁鲍维奇[12]宣布，经过二百五十年的时间，乌克兰共和国现在重新取得了民族独立；他尽量利用德国人反对苏维埃政府的计划为自己刚成立的国家谋求好处。乌克兰日益紧张的局势逐步发展为一场错综复杂的外战和内战。12月17日，苏维埃政府向拉达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满意的答复。通牒“再次确认”[13]乌克兰和帝俄其他任何部分一样，有同俄国分离的权利，但是布尔什维克坚决要求它停止帮助“立宪民主党和卡列金的反革命军队”。[14]

　　1918年11月8日，威尔逊[15]总统提出了以民族自决权为中心的“十四点”计划。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议会议员发表了一篇宣言，攻击“已经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公开表明的”德国战争目标。

　　“过去，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样的担保：德国政府只是要保卫自己的疆界，它无意于兼并别国的土地。现在，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再相信这种说法了。

　　德国想兼并俄国的领土……如果德国成功地缔结了一项征服俄国人性质的和约，这对于俄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来说，自然是一种不幸。但是，这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将是更大的不幸。结果将会延迟普遍和平的到来，造成新的威胁和复仇愿望，使我国的军备更加扩张，反动势力更为加强……只有不割地、不赔款并且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缔结和约，才能挽救我们。”[16]

　　一月中旬，在维也纳和柏林爆发了群众性罢工。在奥匈帝国境内人们的和平愿望特别强烈，维也纳两个最大的工厂、即戈尔兹工厂和兵工厂的工人们，因为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分发面包，在上班时停止了工作。他们从一个工厂走向另一个工厂，几小时内就停顿了全部军事工业。这种“面包罢工”迅速变成了和布尔什维克团结起来的示威。不过，使布尔什维克大为失望的是，后来由于对面包配给进行了调整，这次运动不久就宣告结束。

　　在谈判的第二阶段，托洛茨基代替阿道夫·越飞[17]担任布列斯特的俄国代表团团长。以充分支持俄方的民族自决纲领为名，冯·屈耳曼和马克斯·霍夫曼[18]将军要求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在波兰和乌克兰成立独立政府——把它们都置于德军的保护之下。“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预备谈判的意义在于，”苏维埃政府在1月22日发表的《告全体人民书》中说，“它们剥下了德帝国主义从民主衣橱里暂时借来披一披的虚假外衣，使它暴露出私有者和资本家企图吞并别国领土的狼子野心。”

　　面临着俄国要被宰割的现实，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布哈林和拉狄克建议对德国进行一场革命战争，这样就会鼓舞德国工人，使他们和俄国同志携起手来，起义反对他们的政府。这一意见为当时还在政府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所支持；国内的许多反布尔什维克集团也欢迎这种立场，他们看到德国提出的媾和条件复活了俄国人的民族主义，希望俄国能站在协约国一边把战争继续下去。

　　虽然如此，列宁仍然主张立即接受德国人的条件，在一段时间中，他在党内处于没有希望的少数地位。他的论据首先是，根本不可能再用原来的俄国军队继续作战了，这支军队已经从前线溃散下来——溃散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这些穿制服的农民只关心一件事：赶快回家去，好得到自己那份当时正在分配的土地。对苏维埃政府肯定不怀有什么忠诚的军官们则举棋不定，他们在民族主义的感情下想抵抗德国人，又想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来削弱俄国的新政权。“我们的军队已经溃散和复员，”列宁宣布说，“而且根本拒绝作战。但是在迪纳堡，俄国军官又带上肩章大摇大摆了。”[19]

　　托洛茨基利用了谈判桌提供的讲坛号召欧洲起来革命以后，从布列斯特回国。这时候，他也认识到已经无法用俄国旧军队进行任何战争。托洛茨基的折衷口号“既不和，也不战”，一方面同德国的条件在全国引起的民族主义的愤怒和颓丧情绪作了妥协，另一方面又保留了采取另一种革命政策的道路。在1月21日的党积极分子会议上，“拥护革命战争的人得三十二票，”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列宁得十五票，我得十六票。”

　　“可是，这些数字（他继续写道）并不能真正表明当时党内的情绪，在党的上层，如果不说是在群众中的话，‘左派’甚至比在这次会议上的力量还要强大。正是这一事实使我的口号暂时占了上风……

　　在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机关中，列宁都处于少数地位。两百多个地方苏维埃……表明了它们在和战问题上的观点。在它们当中，只有两个大的苏维埃……从记录上看是主和的……除去通过党内分裂或政变而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实现列宁的主张。”[20]

　　2月9日，同盟国和拉达单独签订了和约，第二天，俄国便根据托洛茨基的口号中止了谈判。“在拒绝签订割地和约的同时，俄国一方宣布对德战争状态业已结束。”

　　2月15日，即休战期结束的前三天，德军沿东线推进。这使得党内的争执达到顶点；布哈林派开始像一个独立的党那样开始行动。2月18日，托洛茨基在这一天改变了他的观点而支持列宁，并且提出了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申请书，在这以后，中央委员会才投票表决接受德国的条件。

　　“我非常怀疑，即使付出了完全投降的代价，是否真能获得和平。但是列宁决定把有条件投降的主张试验到最大限度。他在中央委员会并不拥有多数，而我的投票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我决定弃权，以保证他能得到一票多数。在解释弃权的理由时，我明白地说出了这一点。我的考虑是，假如有条件投降还不能为我们提供和平，我们就将在敌人强加给我们的武装保卫革命的斗争中，整顿我们党的队伍……

　　在2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报告了一个情况，即法国军事代表团转达了英法两国愿意帮助我们对德作战的建议。我个人表示同意接受这一建议，不用说，当然要以我们的外交政策完全保持独立为条件。布哈林坚持我们不可以和帝国主义者达成任何协定。列宁给了我大力支持，结果，中央委员会以六票对五票通过了我提出的决议案。就我现在所能记得的而言，列宁用这样的话口授了决议：‘授权托洛茨基同志接受法帝国主义强盗的帮助来对付德国强盗。’他总是喜欢用一些不给人以任何怀疑余地的词句。

　　在我离开会议以后，布哈林在斯莫尔尼宫的长廊里追上我，抱住我开始啜泣起来。‘我们在做着什么事啊？’他叫嚷道。‘我们正在把党变成一个大粪堆！’布哈林一般是容易掉眼泪的，并且爱用生动的说法。但是，这一次形势确实变得很令人伤心。沉重的打击眼看就要落到革命的头上了。”[21]

　　德军继续向前推进。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对“德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进行革命战争，并且命令在撤退时销毁一切财物。

　　3月23日，德国新提出的媾和条件在彼得格勒被接受。这些条件要求把德文斯克、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实际割让给德国，把安纳托利亚割让给土耳其，承认乌克兰政府，从芬兰和乌克兰撤退，立即使俄军复员等等。而且，德方还规定“上述条件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被接受”。

　　就在同一天，中央委员会议决建立红军。从此以后，2月23日便作为“红军节”来庆祝。

　　列宁相信，要保持住年轻的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接受德国的条件。结果，这些条件被正式接受了。在德国的新条件被接受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在2月24日的会议上，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去布列斯特代表俄国签订条约的人选问题。格奥尔格·契切林[22]和列夫·加拉罕[23]被提名。同时，列宁说，[24]为了继承上届代表团的精神，他提议阿道夫·越飞——托洛茨基的密友、和约的反对者——也去。越飞坚决不肯去，于是列宁收回他的提名，建议越飞不以代表而以顾问的身份去布列斯特。托洛茨基指出，这次去布列斯特只是在和约上签字，那里并不需要越飞。接着，索柯里尼科夫[25]提名季诺维也夫做代表，季诺维也夫于是反过来提名索柯里尼科夫。列宁则建议他们两个人都去，针对这一建议，索柯里尼科夫宣布他不能去，如果命令他去，他就退出中央委员会。列宁请同志们不要激动。

　　会议讨论了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申请书。列宁建议“中央委员会请托洛茨基同志把自己的申请书搁到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即星期二（修正，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回国以后）再提出”。[26]这一动议在三票弃权的情况下被通过。在表决以后，托洛茨基声明，他已经提出自己的申请书，没有被接受，因此他感到自己只得不参加领导机构的会议。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在人民委员会解决外交问题时缺席，但是出席所有其他的会议；这项动议被通过了。

　　洛莫夫[27]、乌里茨基[28]、斯米尔诺夫[29]、皮达可夫[30]等——他们都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派的成员——辞去了他们的党和苏维埃负责职务。列宁提出下列建议：“中央委员会请提出申请书的同志把自己的决定延迟到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回国以后再提出，并请他们讨论一下中央委员会这项决定。”[31]列宁提出，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们可以在大会上使自己的观点获胜。通过对这一动议提出的修正案，列宁让中央委员会向这一集团保证，一定把他们的申请书在《真理报》发表。列宁的这些建议都被通过。[32]

　　1918年3月3日，契切林作为俄国代表团团长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33]但是，在保护当地人民不受匪徒骚扰的借口下，德军继续推进，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争执再次达到高潮。3月6日，也就是条约刚签订两天以后，布尔什维克把首都从容易受到攻击的彼得格勒迁到了莫斯科，因为他们害怕德国人会攻占彼得格勒，把它作为保证条约得到执行的抵押品。到3月20日，在乌克兰推进的奥德军队已经占领了基辅和敖德萨，土耳其人夺回了特拉布宗和埃尔祖鲁姆；同盟国完全控制了黑海。如果布尔什维克再次和德国人决裂，协约国打算和俄国重新联合。谁也没有把布列斯特的条约当做最后的决定，德国和协约国双方都谴责苏维埃政府背信弃义。[34]

　　在3月6日至8日举行于莫斯科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以更为激烈的程度继续进行。在一篇语气尖锐的的发言中，列宁说明了他的主要论点：对德国作战是否可取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俄国军队的情况已经使这一战争成为不可能。他指出，签订和约虽然没有能遏止住德国人的进攻，却挽救了彼得格勒免于陷落。“我们不知道，喘息时机会继续多久，我们要设法抓住这个时机。喘息时机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有几天，一切都是可能的……”[35]

　　从二月以来，俄国革命一直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但是现在却必须准备迎接——列宁说——“一系列令人痛心的失败。”[36]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保全苏维埃国家（即使它已经被大大削弱了），使它成为在一个更幸运的时刻重新前进的起点。必须把苏维埃政权已经溃散的军队加以整顿和重新组织起来。建立红军的决定必须执行，因为这是欧洲革命胜利的唯一的最终保证。时机对苏俄是有利的，因为欧洲正在一天天接近革命的大爆发，目前需要做的只是忍耐、坚持，直到那个时刻的到来。“任何人都不知道——任何人都不能知道——将要发生些什么，因为所有的大国都受约束，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作战。霍夫曼将军的行动是由三种情况决定的——他必须消灭苏维埃政权，他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还有，德国革命正在成熟和增长。”[37]但是，霍夫曼明天就可能“夺取”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列宁固执地坚持这一观点，不仅反对布哈林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对之完全拒绝的立场，而且反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等人试图使之削弱的修正。列宁把自己的观点从党代表大会带进了几天以后，即3月15—17日召开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反对他的不仅有那些在党纪束缚下满腔愤懑的布哈林派，而且有非常活跃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激烈地反对批准和约，以致退出了联合政府。在他们看来，没有比坐视德国人一步步推进更为愚蠢的做法了，因为这种推进不仅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结束，而且意味着一切革命组织都将被消灭。

左派共产主义者


　　根据和列宁所提的相同的基本前提，即欧洲正处于革命危机的边缘，时机对苏维埃政府是有利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分析的主要差异之点，就在于对同盟国的实际力量估计不同。他们认为，即使霍夫曼夺取了莫斯科，这也将是昙花一现的胜利，因为装备精良的美国生力军已经赶到战地，协约国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把德国打败。德意志帝国面临崩溃，奥匈帝国也濒于解体。这些可以肯定预料到的历史事实，将在欧洲造成一个空前未有的革命良机，而俄国的任务就是要助长这种机会，准备和那些将要从垂死欧洲的漫天烽火中涌现出来的革命者合作，强大的德国军队——正是由于它可能向莫斯科推进，才使得这一讨论趋于激烈——不过是外表吓人，明天就会在协约国的进攻下一败涂地。

　　左派建议进行一种新型的战争——在敌军的后方建立由工人和贫苦农民组成的游击队，他们将利用机关枪和《共产党宣言》进行战斗。让德国人向前推进吧，他们越深入俄国，越肯定要被消灭。包围和骚扰他们的游击队将在战斗过程中壮大，从农村吸收新队员。布尔什维克可能失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但他们将以比过去无限强大的面目出现，这不仅是由于创建了流动的共产党军队，而且是由于传播了对于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的强大信心，资产阶级即将遇到的最大灾难使这一胜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利用这一策略——左派共产主义者坚持说——就会使上述不可避免的转折点最迅速地到来。同俄国单独媾和将使德军总参谋部得到暂时的稳定。如果不给它这种机会，就能打消德国群众中的一个幻想，即可以通过有秩序的和相对有利的谈判结束战争。这样，软弱的德国革命干部就会得到鼓舞，更加努力地进行斗争，更早地发动打击。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德国将军们就会丧失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点自信，而对他们来说，如果想保持他们在战时树立起的统治地位，保持自信在战败时比在战胜时是更为迫切需要的。

　　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左派指望一切国家的军队之间能普遍地化敌为友。“各国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口号，得到了“各国士兵们，团结起来！”这句口号的补充。当时，尽管交战国士兵之间有许多孤立的联欢事件，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群众规模的普遍友好；这一事实至少部分是由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造成的。在布哈林及其追随者看来，如果没有签订这个和约，俄军士兵和东线上正在瓦解的德国军队的士兵普遍地化敌为友之后，就会产生由俄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组成的国际纵队，把革命带到他们个人的本国去。按照这种恢宏的想法，欧洲将在国际规模的内战中，作为一个由地方委员会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组成的联邦出现于世界面前。

　　卡尔·考茨基、鲁道夫·希法亭和罗莎·卢森堡等人，早就预见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实验将要带来某些弊端，这已是人尽皆知的事。但是，左派也曾表示过类似的忧虑，这一点知道的人就不是那么多了。布哈林曾担心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对新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会严重得使革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们一旦放弃积极的无产阶级政策，工农革命的成就便会僵化为具有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那时，‘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事实上就会成为保卫受国际资本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祖国……

　　大工业不是从部分国有化过渡到普遍社会化，而是主要地组成为从外表上看像是国营企业、其实是由工业巨头领导的大托拉斯。这种组织起来的生产提供了向国家资本主义演变的社会基础，而且事实上就是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由于工厂是按照资本家广泛参与和平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原则进行管理的，所以和它们相联系的劳动政策自然会是采用劳动纪律（像右派布尔什维克所提议的那样）、计件工资制、延长工作日等等。

　　由此开头，国家管理形式的发展方向便必然是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人民委员的统治、取消地方苏维埃的独立、事实上放弃自下而上治理的公社国家类型。”[38]

　　虽然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赢得了另一个胜利，事情丝毫也没有得到肯定的解决。在德国人继续推进的情况下，党内外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人变得越来越狂热了。外战和内战正在乌克兰炽热地进行着，在那里，德国人已经解散拉达，扶植了斯科罗帕茨基[39]统领。乌克兰谷仓中的粮食正被拿去喂养德军的事实，使民族主义者愤怒万分，从而更加激烈地反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政策。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面临着社会革命党人既代表不满的农民又代表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这一局面，共产党（这是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采取的新名称）向一党专政摸索道路。

　　按照他们的悠久传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始以一系列的恐怖阴谋对苏维埃政府展开了斗争，企图建立一个能够和德国重新开战的政府。他们说，列宁的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米尔巴赫[40]（德国大使）专政。6月20日，宣传人民委员沃洛达尔斯基[41]为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所暗杀，一个月来日益紧张的局势达到了高潮。

　　苏维埃政权的核心更加缩小了。在乌克兰、在顿河、在北高加索、在西伯利亚、在伏尔加河，四面八方都被敌人包围。莫斯科挤满了难民，特别是来自乌克兰的难民，他们到处叙述着自己在德军占领下的悲惨遭遇。

　　6月24日，在沙皇俄国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42]的领导下，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议。会议记录上这样写道：

　　“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研究了共和国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后决定，为了俄国和国际革命的利益，必须立即结束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造成的所谓‘喘息时机’。

　　中央委员会相信，组织一系列恐怖行动对付德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切实可行的。考虑到这可能导致和布尔什维克发生违背我党意愿的冲突，中央委员会特发表下列宣言：

　　‘我们认为自己的政策只是对苏维埃政府现行政策的反击，而不是攻击布尔什维克本身。由于布尔什维克可能对我党采取进攻性的反措施，我们决定在必要情况下以武力保卫我们已经采取的立场。为防止我党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起见，决定对我们的新政策作明确而公开的说明，以便此后在苏俄实行国际社会革命的政策。’”[43]

　　7月4日，九百至一千名代表聚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冯·米尔巴赫伯爵和协约国的观察员们，一起谛听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上的激烈争论，结果，和约终于在会上被批准。与此同时，建立红军的计划也被批准。

　　“从一开始，空气就极度紧张，开幕那一天是由次要的代表来发言。这些发言都严格地遵循着党的路线。布列斯特条约、贫农委员会和死刑，是受攻击的三大对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完全反对这三项措施。他们举出德国人在乌克兰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作为和约必须废除的理由。布尔什维克则处于答辩的地位。”[44]

　　7月6日，社会革命党人执行了他们对威廉·冯·米尔巴赫伯爵宣判的死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45]）中工作的社会革命党人雅各·布柳姆金[46]（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秘书），利用他的身份证混进德国大使馆，借口要当面告诉大使一项暗杀他的阴谋见到了米尔巴赫。当米尔巴赫问他暗杀者打算怎样动手的时候，他回答说“就是这样！”说着便对米尔巴赫开了枪。他从窗户里逃出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房间里掷了一个炸弹。

　　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发动政变的信号；他们占领了电报局，向全国发出布尔什维克即将垮台的消息。捷尔任斯基[47]在去该党总部就米尔巴赫遇刺事件表示抗议时被捕，在被拘禁了好几个小时后才得脱身。本来计划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时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逮捕，但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到时并没有来，大剧院反而被拉脱维亚军队包围了。这粉碎了政变的力量，但是在以后几周内，还断断续续地一再出现过零星的反政府事件。在布尔什维克采取反措施期间，沙皇及其家属于7月17日在厄加特林堡被处决。7月30日，驻乌克兰德军司令、陆军元帅赫尔曼·冯·艾希霍恩[48]被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流产的社会革命党政变产生了一种和它的本意适得其反的影响：这一政变加强了列宁在党内的威信和党在国内的威信。随着协约国在西线的进攻和德军的溃败日益逼近，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反对不断削弱。在布列斯特谈判的第一阶段，从1918年1月至3月，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的时候，由布哈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多数，曾经在共同反对和约的基础上同社会革命党人协调行动。可是在7月，社会革命党人拙劣的政变促进了布尔什维克队伍的团结，同时扩大了在联合政府破裂时已经开始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哈林派之间的裂痕。

　　社会革命党人继续他们的恐怖行动。8月30日，他们暗杀了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乌里茨基，同一天，列宁在离开米赫里逊工厂的时候，被一个曾经和斯皮里多诺娃一起坐过监狱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多拉·卡普兰[49]开枪击伤。在发生列宁遇刺这一事件之后，报复措施有了巨大增加；红色恐怖时期从这一天起宣告开始。

　　布尔什维克这时已经走得很远，再也不是那个曾经“向全世界工人”播送呼吁书的乌托邦集团了。他们和德国总参谋部签订了和约；他们失去了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正在建立一个一党专政制度；他们建立了红军和肃反委员会。在踏入两年半的内战时期，当五六个外国的军队在俄国国土上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日益走向镇压措施和中央集权的道路。不过，革命第一年的幻想还依然存在；这时还认为，当他们的德国革命战友也挺身而起的时候，就可以恢复原来的种种打算。

斯巴达克派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对于在党内这一重大危机时表现出来的德国革命形势，布尔什维克所作的估计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在这种估计中，我们看到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基本差别，这一差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具有了首要意义。首先，列宁反对机械地依赖德国革命会及时爆发。他强调指出，德国革命的确是正在成熟，但是不可能指望它会按照固定的日程发展：

　　“我们知道卡尔·李卜克内西会胜利，我们知道他会来帮助我们，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革命会把我们从一切国际困难中解救出来，使我们非进行一场革命战争不可。李卜克内西的胜利将勾销我们的愚蠢所造成的后果。但是，如果指望李卜克内西会马上就取得胜利，这样刻板地依赖迅速得救的机会，那就是莫大的愚蠢。德国革命需要时间。它需要准备、宣传，在战壕中组织联欢，需要一个发展阶段。”[50]

　　针对托洛茨基的论点，即他的“既不和，也不战”的政策会加剧德国军队中的反抗行动，从而使德军总参谋部派不出可靠的部队进攻革命的彼得格勒这一论点，列宁回答道：

　　“如果霍夫曼果真没有力量派出军队进攻我们，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可是，对这一点却不能抱什么希望，他会调遣经过特别挑选的、由巴伐利亚富农组成的部队对付我们。那样一来，他只需要用多少部队呢？你自己就说过，我们的战壕里已经空无一人。假如德国人重新打起来该怎么办呢？”[51]

　　列宁对布哈林—拉狄克派和托洛茨基的论点都不赞同，他坚持说，推翻德意志帝国政府要比在1917年2月消灭沙皇统治困难得多。俄国主要是一个农民国家，已经被战争和堕落腐朽的上层阶级弄得民穷财尽，这个阶级甚至对一个没有经验的和软弱的工人运动都无法抵抗。而在德国，革命需要对付的则是一个“以优越的技术装备起来的那种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52]领导它的是一个自信和组织良好的上层阶级，它将不惜以极端野蛮的手段保卫自己的利益。

　　“这头野兽是不会放过任何东西的，”他在霍夫曼把德军开回乌克兰，重新发动战争时这样说。在以后的几星期中，当德军愈来愈深入乌克兰和高加索，劫掠乡村和城市，就地处决一切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革命者的时候，不论是列宁、布哈林或其他任何布尔什维克领袖，那一刻也没有动摇过他们和德国工人团结一致的立场。当机会主义者指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有引起德俄两国工人疏远的危险时，列宁的答复是：德国工人会理解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因为“他们是聪明的、受过教育的工人……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文明的生活。”[53]

　　在布尔什维克的头脑中，德国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带来“帮助”，不仅仅是减轻俄国革命家正在承当的沉重得无法忍受的负担。在欧洲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念中，德国革命对于那种在俄国社会中还有待进行的结构变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俄国社会主义者先取得政权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这种关系。列宁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俄国的苏维埃还是不完善的，但是“由于我们有巴黎公社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多年发展的历史为依据，因此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54]

　　社会革命的基地在德国，但德国革命发展速度之缓慢甚至超过了俄国最悲观一派的预料。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使德国军队得到的稳定，对于革命来说确实是一个挫折，布尔什维克和德国总参谋部签订的和约，也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了普遍的误解和批评。

　　最著名地表示了这种批评的是罗莎·卢森堡——这是她和列宁之间极大分歧的又一个例子。卢森堡从来不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实验能长久存在下去。她在1917年11月24日写给路易丝·考茨基的信中说，苏维埃政府单靠它本身是无法支持下去的，这不仅因为落后的经济将会使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显得不伦不类，而且也因为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些可悲的懦夫，他们会坐视俄国人流血致死。她还说，与其为保卫帝国主义的祖国而生，倒不如在这样一场战斗中死去；就连他们的失败也会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产生有益的效果。

　　可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却使她这种同情的悲观主义，一变而为对列宁政策的每一个方面就进行猛烈的批判，就德俄两国的社会主义未来而论，她的情绪这时是低沉的。

　　从1915年底或更早以来，卢森堡便一直指望德国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她号召无产阶级使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失败，可是认为如果要另换一种结局，最可取的一种就是协约国胜利。这是因为如果德帝国主义获胜，它就会奴役整个欧洲，或许还会扩张到别的大陆，这样就会使国际工人运动士气低落、四分五裂。由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给了德军以喘息时机，这样一种帝国主义的胜利现在又成为可能了。在1918年夏季，她甚至在《斯巴达克通讯》上推测，有可能出现反西方的苏德军事同盟。

　　“最主要的是，罗莎害怕布尔什维克可能参与德国的外交把戏，于是，他们把一个以暴力为基础的和约叫做‘民主的和约、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从而博得德国总参谋部的垂青。这样一来，革命家就会堕落成为政客，破坏团结的不信任心理就会被带进革命运动中来。”[55]

　　可是，对于她的这种观点，连保尔·列维[56]和列奥·约吉希斯这样亲密的朋友都不表示赞同，因此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卢森堡在狱中写出了她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各个基本方面的总评价，以廓清她自己圈子里的不同看法。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她都和列宁有基本分歧，她在1918年底出狱后所以和列宁合作，无疑是她的党组织对她施加压力的结果。

　　卢森堡的这本小册子既反映了她从想像出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缺点所作的批评，又反映了她由于深居狱中而未能把握住当时的现实；在这本她死后才出版的小册子中，卢森堡总结了她过去和列宁在一切主要问题上的分歧：土地政策、参政权、制宪议会、专政和民主。[57]最尖锐的分歧又一次表现在自决权问题上，她猛烈抨击了布尔什维克的“所谓民族自决权，或者叫做——它实际上在这个口号里明显表示了出来——俄国的分裂”。

　　“民族的分裂欲望和倾向竟被带到了革命斗争当中，甚至由于布列斯特和议竟被提到首要地位，成为社会主义政策和革命政策的口号，单单是这样的事实就在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中造成了最大的混乱，并且实际破坏了无产阶级在边境地区的立场。”[58]

　　卢森堡举出乌克兰作为主要的例子，说明布尔什维克怎样把民族主义的冲动带进了阶级斗争。她把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愿望、讽刺地和德国一个说低地德语的地区瓦塞尔坎特相比：

　　“俄国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和——譬如说——捷克、波兰和芬兰的民族主义都十分不同，其差别在于前者纯粹是一种任性、是一小撮在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或心理关系方面都毫无根底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胡思乱想；这种胡思乱想是没有任何历史传统的，因为乌克兰从来也没有组成过国家或政府，除去谢甫琴科[59]组成的那些反动浪漫主义的诗歌而外，没有任何民族文化。这完全就像是住在瓦塞尔坎特的人，忽然在某一天要求成立一个操低地德语的新国家和新政府一样；而少数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的这种可笑姿态，通过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关于‘民族自决权等等’空论的鼓动，居然被夸大成了一种政治力量。他们硬给本来不过是一种本来是滑稽剧的东西加上了十分重要的意义，使滑稽剧变成了一桩最最严肃的事——并不是成了严肃的民族运动（这方面，不论是以后或以前，都没有任何基础），而是成了反革命的招牌和幌子！在布列斯特，就是从这个臭蛋里钻出了德国人的刺刀。”[60]

　　以上这些天真得近乎离奇的话是找不到第二段的，不过，她对于——譬如说——布尔什维克土地政策的批评，也表现了她分析问题时的僵硬特征。她说，社会主义的土改并不在于把土地分给农民，而在于把大地产国有化。

　　但是，当她非常反感地注视着新的专政国家形式从革命中出现时，她的政治分析上的弱点就变成了长处。由于环境使她养成了革命民主派的思想，由于她一生都在为反对专制和官僚统治而斗争，卢森堡直觉地意识到了列宁的缔造物所固有的缺陷。同一本小册子的最后一段话，是批评过布尔什维克实验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预言它必将蜕化的最精辟的言论之一：

　　“当所有这一切都被消灭掉以后，实际上还剩下了一些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不需要从群众的普遍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构，而代之以苏维埃作为劳动群众唯一的真正代表。但是，随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遭到压制，苏维埃也必然愈来愈丧失活力。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结社自由、没有自由的舆论斗争，一切国家机关都将逐渐消失生机，只剩下一群官僚作为其中的活跃因素。公共生活将逐渐停滞，而由几十个具有无穷精力和无限经验的党的领袖指挥一切、统治一切。在他们当中，事实上只有十来个突出的首脑人物充当领导，此外再不时地邀请若干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参加一些会议，专门替领袖的演说鼓掌和一致通过提出的决议——所以，这实质上是一种党阀统治，当然也是一种专政，不过并非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一小撮政客的专政、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岂不见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三个月召开一次，延长到半年召开一次了吗！）。不错，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这种状况必然要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阴谋、枪毙人质等等（参看列宁关于纪律和贪污的演说）。”[61]



[1]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 Распу́тин，1869年1月9日——1916年12月17日），绰号“妖僧”。1893年皈依东正教。1905年起与尼古拉二世结交，通过治疗尼古拉二世之子阿列克谢·罗曼诺夫与之交好。1912年起开始干预政务。1914年反对发动战争。1916年呼吁停战媾和，12月17日被尤苏波夫亲王等人刺杀身亡。他的死敲响了罗曼诺夫王朝的丧钟。

[2] 参看《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页。译文是：“宁可像李卜克内西一样只剩下两个人……也不能有一分钟同组委党、同齐赫泽和策列铁里统一。”

[3] 参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1页。

[4] 同上书，第173页。

[5] 遍读列宁11月8日所作的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7—231页），未见此段引文。与引文意思相似的字句有：“和平问题是现时最紧急、最迫切的问题……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第227页）

[6] “霍夫曼将军的参谋部当时印行了一种报纸《俄国信使报》，供俄国俘虏阅读”（托洛茨基：《自传》，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兄弟公司1930年版，第363页），据托洛茨基说，在初期，德国总参谋部在这个宣传刊物上谈到他本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带着称赞和亲善的语气”。

[7] 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年10月20日——1920年10月17日）早年在哈佛大学同几位进步学友组织“社会主义协会”，并出版小报《讽刺》。1911年与他人合办文学与政论性杂志《群众》。曾因支持工人罢工遭逮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大都会杂志》特派记者身份去欧洲采访，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因触怒反动当局而被纽约法庭以叛国罪起诉。1917年访问俄国，1919年出版报告文学集《震撼世界的十天》，并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逝世。

[8] 里夏德·冯·屈耳曼（Richard von Kühlmann，1873年5月3日—1948年2月6日），德国外交官。189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05—1906年任驻丹吉尔大使馆雇员。1906—1908年任驻荷兰公使。1908—1914年任驻英国公使。1916—1917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17—1918年任外交部国务秘书。任上参与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和《布加勒斯特和约》的谈判。一战后退休。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政变”而被捕。二战后获释。

[9]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ледин，1861年10月24日——1918年2月11日），生于顿河州的一个军官家庭。1879年参加陆军，担任哥萨克少尉。一战期间，曾任第12骑兵师师长、第4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等职。二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1917年9月1日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十月革命后，大肆组织白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猖狂的进攻。1918年1月，他的白军被红军粉碎，他在绝望中自杀。

[10]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11]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57年11月3日——1918年9月25日），1915年至1917年任俄军总参谋长，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至5月任俄军总司令。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运动，1918年4月担任了顿河流域的白军司令，同年9月死于心脏病。

[12] 弗谢沃洛德·亚历山德罗维奇·霍鲁鲍维奇（Всеволо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лубович，1885年2月？日——1939年5月16日），1903年加入“革命乌克兰”党。1912年加入乌克兰社会革命党。1917年7—11月任乌克兰交通部长。1917年11月—1918年1月任贸易和工业部长。1918年1—3月任外交部长。1—4月任中央拉达主席。1918年7月被德军逮捕，12月获释。1920年被契卡逮捕。1921年被判处5年徒刑，后获大赦出狱。1931年再次被捕。1939年死于雅罗斯拉夫尔监狱。

[13] 参看《告乌克兰人民书并向乌克兰拉达提出最后要求》，《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8、340页。

[14] 同上。

[15]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16岁进入戴维森学院，29岁获博士学位，30岁开始在大学任教。190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09年当选为新泽西州州长。1912—1920年任美国总统。191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16] 转引自犹大·马格尼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俄德谈判》，纽约1919年版，第63—64页。犹大·列昂·马格尼斯（Judah Leon Magnes，1877年7月5日——1948年10月27日），美国犹太教拉比。1900年起担任拉比。1906年参与创立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一战爆发后持和平主义立场，并参与创立美国犹太人分配委员会。1917年任美国民主与和平人民委员会（People's Council of America for Democracy and the Terms of Peace）主席。1918年参与创立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并于1925年、1935—1948年担任大学校长。1948年在纽约病逝。

[17]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

[18] 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1869年1月25日——1927年7月8日），一战爆发时任德军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1916年，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先后被调回柏林后，他被任命为东线德军参谋长。当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和谈时，他是德方主要谈判代表之一。

[19] 此处采按原文翻译，《列宁全集》的相应部分稍有不同，译文是：“……我们退却的和复员的军队根本拒绝作战……在德文斯克，俄国军官已经戴上了肩章。”（《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20]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382—383页。

[21]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389—390页。

[22]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外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帕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23]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 ，1889年1月20日——1937年9月20日），1904年加入孟什维克。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苏俄驻波兰大使。曾两次代表苏俄政府发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1923年9月率苏俄外交代表团来华，次年与北洋政府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恢复了两国正常外交关系，随后任第一任苏联驻华大使。1926—1934年再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4年任苏联驻土耳其大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4]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页。

[25] 格里高利·雅科夫列维奇·索柯里尼科夫（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年8月15日——1939年5月21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过对德和谈，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曾任第8集团军政委。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1924年5月成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至1932年任驻英大使。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获平反。

[26]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页。

[27] 洛莫夫（Ломов，1888年2月5日——1938年12月30日），本名格奥尔基·伊波利托维奇·奥波科夫（Георгий Ипполитович Оппоков），出身于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9年起是召回派。191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6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1917年5月进入莫斯科苏维埃，7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0月参与领导了十月革命。1917年10—11月任司法人民委员。1917年底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团成员。1923—1926年是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国营顿巴斯煤炭工业联合公司董事会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1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193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8] 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年后被捕，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2年8月，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参与了“八月联盟”。1914年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1917年8月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时在《真理报》和其他党派出版物上工作。1917年10月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全俄立宪会议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2月领导了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在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中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

[29]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斯米尔诺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мирнов，1887年？月？日——1937年5月26日），出身于官员家庭。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战爆发后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1917年10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2—3月任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1918年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20年起是民主集中派领导人。1921—1927年历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统计局理事会委员。1924—1927年先后任《真理报》和《经济生活》编辑。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6年协同萨普龙诺夫重建民主集中派，参与签署了“十五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乌拉尔。1930年被判处3年徒刑并被流放到苏兹达尔。1934年再次被判处3年徒刑并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1935年基洛夫遇刺身亡后再次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37年遇害。1960年部分平反。1990年完全平反。

[30]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31]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页。

[32]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德文本《列宁全集》，第22卷，苏黎世1934年版，第306页以下。
　　这一部分根据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整理出来的报导，可以和局外人的印象对比一下，譬如说，和当时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之一，布鲁斯·洛克哈特的印象加以对照：‘我记得契切林和我谈过苏维埃内阁开会的情况。通常是，托洛茨基提出一项建议，建议遭到另一个人民委员的激烈反对。接着是无休止的争论，而在所有的时间内，列宁总是把一个本子放在膝盖上做着笔记，全神贯注在他自己的某项工作上。最后，有人会说：‘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吧。’于是列宁抬起头来，用一句话说出他的决定，结果就万事大吉了。’（布鲁斯·洛克哈特：《英国间谍》，纽约1933年版，第236页）。
　　罗伯特·汉米尔顿·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 Hamilton Bruce Lockhart，1887年9月2日——1970年2月27日），英国记者、作家、间谍与外交官。二月革命时任英国驻莫斯科代理总领事，十月革命后组织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间谍活动，并卷入了刺杀列宁的案件。

[33] 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割给德国，安纳托利亚诸省和埃里温、卡尔斯、巴士姆等地区割给土耳其。俄国同意从乌克兰撤出自己的军队并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撤出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奥兰群岛上的炮台拆毁。虽然条约规定“缔约双方相互放弃对战费……与战争损失的赔偿”，俄国却必须付出三亿金卢布的“赔偿”。此外还有各种附加条款，规定了俄国和四国同盟中每个国家的经济关系。

[34] 协约国方面盛传，有一个德国监察委员会驻在彼得格勒，从幕后控制布尔什维克的外交部。当贝特洛将军率领一个法国军事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时候，他向托洛茨基表示愿意帮助训练俄国军队、因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德国军官就会担当起这项工作。另一方面，德国人也谴责苏维埃政府，说它欢迎英国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参看洛克哈特：《英国间谍》）
　　亨利·马蒂亚斯·贝特洛（Henri Mathias Berthelot，1861年12月7日——1931年1月28日），法国军官。1881年入伍。1885—1886年期间参加安南战争。1887年因病回国。一战期间参加了凡尔登战役。1916—1919年任法军驻罗马尼亚军事特派团团长。1919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19—1922年任梅斯督军。1920—1926年任高级战争委员会委员，参与建造了马其诺防线。1923—1926年任斯特拉斯堡军事总督。1931年在巴黎病逝。

[35]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5页。

[36] 同上书，第82页。

[37] 参看上引书，第95页。

[38] 《“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转引自德文本《列宁全集》第22卷，第627页以下。
　　（此处采按原文翻译。遍查中文本《列宁全集》有关部分，特别是第27卷第299—329页《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篇专门批判该提纲的文章，并未查出这段引文。但引文中的各个论点，如托拉斯问题、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劳动纪律问题等，列宁都有所提及，并对之作了深刻的批判。）

[39] 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斯科罗帕茨基（Павелъ Петровичъ Скоропадскій，1873年5月15日——1945年4月26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贵族家庭。1886年入伍。1904—1905年期间参加了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参与东普鲁士战役。1917年1月22日至7月7日任第34军军长，同年7—8月任第8集团军司令，8—11月任第1乌克兰军司令。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伙同德军推翻乌克兰中央拉达，并于同年4月29日至12月14日担任全乌克兰盖特曼。同盟国战败后，盖特曼政权土崩瓦解，斯科罗帕茨基被迫于12月14日发表退位宣言，流亡德国。二战期间拒绝与纳粹合作。1945年在盟军轰炸中丧生。

[40] 威廉·玛丽亚·特奥多尔·恩斯特—理查德·格拉夫·冯·米尔巴赫伯爵（Wilhelm Maria Theodor Ernst，Richard Graf von Mirbach-Harff，1871年7月2 日——1918年7月6 日），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任德国驻苏俄大使，参与了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的谈判。1918年7月6日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暗杀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的信号。

[41] В·沃洛达尔斯基（В. Володарский，1891年12月11日——1918年6月20日），本名莫伊塞·马尔科维奇·戈尔德施泰因（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Гольдштейн），生于沃利尼亚省奥斯特洛波利（Острополь）的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参加立陶宛、波兰与俄罗斯犹太劳动者总同盟（即“崩得”），不久后参加孟什维克。1908年被捕，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3年获释后移民美国。一战期间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并逐步左倾。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1917年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6月20日被一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42]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斯皮里多诺娃（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пиридонова，1884年10月16日——1941年9月11日） ，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并加入了党内的战斗小组。1906年刺杀了坦波夫州长卢热诺夫斯基，当场被捕，在狱中遭受非人虐待。1906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和第二次会议主席。同年另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2—3月是彼得格勒革命防御委员会委员。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后，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被逮捕。1918年11月被判处1年徒刑，随后将其释放。1919年再次被莫斯科契卡逮捕，被判处1年监禁，后被软禁在克里姆林宫医院。1919年4月逃离克里姆林宫。1920年再次被捕，1921年获保释。1923—1925年被关押在莫斯科国营农场，1925—1936年期间被监禁。1937年在乌法再次被捕，被判处25年徒刑。1941年遇害。1992年完全平反。

[43] 转引自斯坦伯格：《革命恐怖主义者斯皮里多诺娃》，伦敦1935年版，第208—209页。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出生于坦波夫省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十多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社会革命党，1906年1月16日，二十一岁的斯皮里多诺娃变成了举世闻名的革命人物，这一天，她执行了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对卢热诺夫斯基将军作出的死刑判决。她扮成一个女学生模样，把手枪藏在皮手笼里，在博里索格列勃斯克车站暗杀了那个将军。她当场被捕，并且遭到两个哥萨克军官的奸污和非刑折磨，但是，她立即变成了一切反沙皇集团所崇敬的女英雄，警方慑于她迅速增长的声誉，没有敢判处她死刑。1917年，她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回到莫斯科，在革命初期具有巨大影响。她在1918年7月事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以后被捕，在1935年传出的最后消息是，她在乌拉尔过着流放生活（1941年斯皮里多诺娃遇害）。
　　加夫里尔·尼古拉耶维奇·卢热诺夫斯基（Гаври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Луженовский，1871年2月12日——1906年2月10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4—1906年任坦波夫地方自治局议员。1905—1906年任坦波夫副州长，期间残酷镇压坦波夫农民起义。1906年1月16日被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开枪刺杀，2月10日不治而死。

[44] 洛克哈特：《英国间谍》，第204页。

[45] 契卡（ЧК），全称“肃清反革命分子及破坏分子全俄非常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于1917年12月20日根据列宁的命令成立，其首脑是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它的职责是同一切反革命行为及破坏行为作斗争、保卫苏维埃政权。1922年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ГПУ）。列宁去世后，随着官僚阶层逐渐窃取了政权，它也随之蜕化为官僚阶层排除异己、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维护官僚专制的工具。

[46] 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布柳姆金（Яко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люмкин，1900年3月12日——1929年12月12日），二月革命后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918年5月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加入契卡。1918年7月6日参与刺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事后逃往乌克兰，并试图刺杀德国驻乌克兰占领军司令艾希霍恩元帅，但未果。1918年12月—1919年3月任左派社会革命党基辅地下党委书记。1919年3 月被俘。1919年4月向基辅契卡自首，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随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起任第79旅指挥官，后出任托洛茨基的秘书。1920—1921年任第79旅参谋长。1923年秋天进入苏联外交部。1924—1926年任格别乌驻高加索地区代表，参与了在格鲁吉亚镇压孟什维克叛乱的行动。1926年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西藏和印度代表，1926—1927年担任冯玉祥的军事顾问。1927年被召回莫斯科。1928—1929年任苏联驻君士坦丁堡代表，期间与托洛茨基秘密建立联系。1929年被捕，11月3日被判处死刑，12月12日遇害。

[47] 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48] 艾米尔·戈特菲尔德·赫尔曼·冯·艾希霍恩（Emil Gottfried Hermann von Eichhorn，1848年2月13 日——1918年7月30 日），1866年入伍，参加了普奥战争。1870—1871年期间参加了普法战争。1901—1904年任第9师师长。1904—1912年任第18军团司令。在战前退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于1915年1月26日被任命为在东部阵线上组建的第10军的指挥官，1915 年9月28日被授予橡树勋章。1916年7月30日任第10军和第8军指挥官。1917年授陆军元帅军衔。1918年3月31日起担任德国驻乌克兰军队总司令。1918年7月30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投掷炸弹炸死。

[49] 范妮·叶菲莫夫娜·卡普兰（Фани Ефимовна Каплан， 1890年2月10 日——1918年9月3 日），1905年革命期间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后被流放。流放期间与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相识，观点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参与刺杀列宁，当场被捕，于9月3日被处决。

[50] 德文本《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3页。
　　（此段引文采按原文翻译，中文本《列宁全集》只有上半段，而且不完全一致：
　　　“当然，李卜克内西的胜利（德国革命成熟和迫近的时候，它的胜利是可能的，必然的）会使我们免除一切国际困难，也会免除革命战争。李卜克内西的胜利会使我们避免任何轻举妄动的后果。”《论革命空谈》，《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除此以外，遍读《列宁全集》第26、27两卷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文章，均未见其他相同的译文。）

[51] 转引自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381页。

[52] 《论革命空谈》，《列宁全集》第27卷，第4页。

[53] 参看《论疥疮》，《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页。

[54]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2页。

[55] 保尔·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和行动》，巴黎1939年版，第236—237页。由于保尔·弗勒利希一心想抹杀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争执，硬说他们的立场基本上相同，他的这部研究作品受到了损害。参看卢森堡：《俄国的悲剧》，载于《斯巴达克通讯》（柏林，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1920年版），第181—186页。

[56] 保尔·列维（Paul Levi，1883年3月11日——1930年2月9日），生于黑辛根（Hechingen）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他前往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从1918年3月起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编辑。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列维担任德共中央领导，并在1919年10月的德共二大上将极左派开除出党。1920年率领德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批判盲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

[57]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英译者伯特伦·沃尔夫，纽约工人时代出版社1940年版。这本小册子首先于1922年在柏林全文出版，有保尔·列维写的序言。在三十年代中期，在巴黎的“斯巴达克派”印行了一种马塞尔·奥利维耶的法译本。一般说来，这本小册子在左派社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克拉拉·蔡特金和阿道夫·瓦尔斯基对它作了答复：前者写了《关于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立场》，汉堡1923年版；后者写了《罗莎·卢森堡在革命战术问题上的立场》，汉堡1922年版。蔡特金和瓦尔斯基都是卢森堡的密友，他们对小册子的答复旨在混淆卢森堡和列宁的不同论点，并且谴责列维不该把卢森堡如果在世必然要作根本修改的、匆忙写好的手稿发表，说他这样做是别有用心。
　　马塞尔·奥利维耶（Marcel Ollivier，1896年7月26日——1993年4月9日），原名阿伦·戈德伯格（Aron Goldenberg），法国罗马尼亚裔作家、翻译家。孤儿出身，在法国长大。一战中入伍。1919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同年12月在德国被捕。1922年获释。1923年回国，支持左翼反对派。1926年起在共产国际工作。1929年回国后退党。1933年呼吁苏联政府释放塞尔日。1934年加入法国总工会。1936年赴西班牙，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合作。1937年五月起义后回国。二战爆发后短暂被捕。法国沦陷后获释，在合作社工作。二战后从事翻译工作。

[58] 《论俄国革命》，第27—28页。

[59] 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谢甫琴科（Тарас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Шевченко，1814年3月9日——1861年3月10日），乌克兰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诗人、画家。

[60] 《论俄国革命》，第37—38页。

[61] 《论俄国革命》：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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