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苏联的最后一年（2003）

第四章 穷途末路


4.1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
4.2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
4.3 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失败
4.4 俄罗斯的反共浪潮
4.5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


　　“8月事件”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土崩瓦解和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些事件注定了苏共和苏联的灭亡。然而，并非是每一位事件的参与者当时就意识到这一点，许多端倪是在事后三天内才逐步显现出来的，与8月19—21日相比，这三天对于国家的命运同样重要。

4.1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


　　1991年8月22日午夜2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及其随行人员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2号机场，警卫人员尽力推挡着包围在总统身边的人们。而就在戈尔巴乔夫在机场回答记者提问的同时，按照俄联邦检察院签署的命令，刚从克里木返回莫斯科的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被逮捕了。同一天被捕的还有巴甫洛夫、亚纳耶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瓦连尼科夫，巴克拉诺夫、舍宁和博尔金也于晚些时候被关入铁窗，几天后，卢基扬诺夫也银铛人狱。
　　戈尔巴乔夫在机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似乎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深刻地体会到，在短短几天里，莫斯科、俄罗斯，以及整个苏联已经发生了剧变。莫斯科的实权已经掌握在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而他并不打算与其他人分享这份权力。被叶利钦“挽救”的苏联总统返回莫斯科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博得了公众的同情，许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仅遭受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侮辱，而且目前处境极其危险。人们在机场迎接戈尔巴乔夫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敬意是真诚的，但却没有持续多久。
　　经过短暂休息之后，戈尔巴乔夫来到了克里姆林宫，迎接他的有克里姆林宫的警备司令和警卫、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顾问、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部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成员。当戈尔巴乔夫在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总统的时候，他没有成立一个像叶利钦后来组建的总统办公厅那样的管理机构。1990—1991年期间，整个国家的事务实际上是通过部长会议、各部委、苏共中央、克格勃，以及国防部等机构共同管理的。而“8月事件”之后，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工作已陷于瘫痪状态，而克格勃、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其他权力机关的工作也都陷入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权力控制中心，而这理所当然地要从强力部门入手。根据苏联总统令，原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1]大将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原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对外情报工作）局长列昂尼德·舍巴尔申[2]中将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当时，因为苏联部长会议已经集体辞职，所以戈尔巴乔夫考虑任命一位新总理，但是助手们建议他等到8月26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时再做决定。因此，时任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的伊万·西拉耶夫被任命为苏联临时代总理。
　　从8月22日开始，红场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坐落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和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勃总部大楼前，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莫斯科人。而在白宫附近则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胜利者”集会，当时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人民代表正前往白宫参加紧急会议。当天的主角无疑是叶利钦，他的出现贏得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苏联领导人当中只有寥寥数人与会，其中包括“8·19事件”前曾任苏联总统顾问的雅科夫列夫，他后来宣布退出苏共。当天，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出现在白宫，他只是在电视台的《时间》栏目中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然后他主持了一个电视直播的大型新闻发布会，来自苏联、俄罗斯以及外国的记者参加了这场活动。
　　这次新闻发布会由总统的新闻秘书伊格纳坚科主持，主题是苏联总统在福罗斯三天的监禁生活，伊格纳坚科格外偏爱外国记者，所有人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总统的新闻秘书没有给任何一家苏联和俄罗斯媒体提问的机会，这些媒体在8月19日都曾被查封，8月22日被解禁，直到24日曾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查封的媒体才恢复发行报纸。戈尔巴乔夫当时并没有对所有的问题都进行了回答。“我不能将全部的事情说出来”，他沉默了片刻又补充说，“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将全部的事情说出来”。戈尔巴乔夫重复了他不久前在机场上说的话：他从福罗斯回来后的感觉像是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戈尔巴乔夫又补充说，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好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表示，他并不准备改变自己的信念，他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戈尔巴乔夫激烈地抨击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而对苏共采取的行动则尽力维护，他还对已经宣布脱离苏共的雅科夫列夫表示不满。戈尔巴乔夫试图使与会者相信，他仍然控制着整个国家和莫斯科的局势，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年后伊格纳坚科所言：“戈尔巴乔夫没有预见、也没有预感到自己的下台；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只要自己大笔一挥便可以阻止任何事情。”[3]但是，1991年8月局势并没有按照戈尔巴乔夫预想的方向发展。8月22日傍晚，大部分的示威游行人群转移到了老广场和卢比扬卡广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捷尔任斯基雕像旁的草地上、通往广场的柏油路上以及周围的草坪上。示威者群情激昂，不久前曾保卫白宫的人们组成了人墙。为了做好准备以保护克格勃总部大楼免遭破坏，舍巴尔申立即召集克格勃总部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必须坚守岗位，但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卢比扬卡2号楼的正面聚集了大约2万人，他们高呼口号，唱着歌颂马加丹的歌曲，在大楼的墙壁上涂写着各种攻击和谩骂的标语。晚上5点以后，示威群众开始试图用钢索拉倒“捷尔任斯基”的铁制雕像，这一举动引起了莫斯科市政府的恐慌。紧急前往广场的莫斯科副市长斯坦克维奇[4]向示威群众解释说，如果几吨重的雕像倒塌下来，不仅会阻塞交通，而且会影响到地铁隧道。他向人们保证说：“莫斯科苏维埃今天决定拆除所有类似的雕像，我们将立即采取行动”。“现在就干，马上！”人群呼喊着。晚9点后，在节日礼炮的映射下，三辆起重车和一辆牵引车抵达了捷尔任斯基广场。舍巴尔申伫立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凝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事后回忆说：“当时两辆威力巨大的起重车逼近到塑像跟前，一名志愿者已爬到捷尔任斯基雕像的肩上，正在用一根铁索缠住雕像的脖子和身躯。然后他直起腰，拽了拽裤子，打了个手势，意思是‘准备完毕，可以起吊！’，他看起来俨然像个专家。我强迫自己看下去，这杯苦酒一定要吞下去。我感受到痛苦了吗？没有，发生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为领袖们的目光短浅、至高无上和自私自利而付出了代价，为我们的愚蠢和轻率而付出了代价。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起重机轰鸣着，人群狂呼着，镁光灯闪烁着。被绳索牢牢套住脖子的捷尔任斯基雕像吊在广场的半空，生铁铸成的两条腿在雕像大衣下面摆来摆去。菲利克斯·艾德蒙德维奇早就入土为安了，难道人死之后还要为子孙后代的罪过负责吗？”[5]午夜时分塑像已被运走，但集会仍在继续。罗斯特罗波维奇[6]在人群前发表讲话，他建议在这个地方建一座索尔仁尼琴[7]纪念碑。
　　舍巴尔申和莫伊谢耶夫在自己的新岗位上只待了一天，叶利钦知道戈尔巴乔夫任命强力部门的领导之后便大发雷霆。8月23日凌晨，叶利钦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要求他取消已经颁布的任命。叶利钦说：“莫伊谢耶夫参加过骚乱，而舍巴尔申是克留奇科夫的人。”但他的要求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因为这一任命已在电视新闻中播出，并且第二天的报纸也将公布这一消息。8月23日上午，叶利钦来到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会面，这是两人自“8月事件”以来的首次会面，此次会见的气氛相当紧张。叶利钦强烈要求苏联总统在进行任何人事变动的时候必须要与俄罗斯总统协商。戈尔巴乔夫答应“考虑”撤销自己的命令，但叶利钦却声色俱厉地表示，只要莫伊谢耶夫和舍巴尔申还没有被解职，那么他就不会离开苏联总统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叶利钦还将一份新的苏联强力部门和外交部领导人的候选人名单强加给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认为，苏联国防部部长应由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担任，此人在1991年8月19日那天曾拒绝执行亚佐夫的命令；苏联克格勃主席应由巴卡金担任，他不久前曾是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之一，在1991年6月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他还曾是叶利钦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但在“8月事件”中他没有支持国家紧急状态非常委员会，而是宣布无条件地支持叶利钦。此外，叶利钦推荐的苏联内务部部长候选人是维克托·巴拉尼科夫大将，当时他已是俄联邦内务部代理部长，深得叶利钦的信赖。叶利钦还推举记者出身的鲍里斯·潘金[8]担任苏联外交部长，此人于1991年间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8月19—20日期间，他是苏联惟一一位没有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转交给驻在国领导人的大使。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9]很想从苏联大使那里得知有关莫斯科事件的详细情况，但是直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前，潘金都巧妙地回避了与哈维尔的正式会面。戈尔巴乔夫被迫接受了叶利钦的最后通牒。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试图证明任免命令都是由他个人作出的决定，但巴卡金在回忆录中却写道：“8月23日上午，我们被紧急召到克里姆林宫，我们知道，叶利钦当时就坐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里，新任命的内容都是在叶利钦的授意下产生的，叶利钦不仅任命了新的克格勃主席，而且他还授权其对克格勃进行彻底改组。”[10]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他一开始就用命令的语气与戈尔巴乔夫交谈，他希望苏联总统明白，从现在开始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叶利钦写道：“戈尔巴乔夫盯着我，这是人被逼到墙角时绝望的目光，我当时别无选择，形势要求我必须采取果断而坚定的立场。”[11]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制度已经结束了，尽管戈尔巴乔夫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彻底接受这一事实。
　　8月23日上午，应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的邀请，戈尔巴乔夫到白宫参加于前一天在此召开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当戈尔巴乔夫抵达白宫门口时，围观的人群表现出了极不友好的态度。许多人高喊：“辞职！辞职！”戈尔巴乔夫在主席台上发表了讲话，他与俄罗斯人民代表的这次会见还进行了电视直播。由于各种原因，戈尔巴乔夫在此次直播节目中的发言给多数人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他的讲话缺乏连贯，时断时续，随后他的讲话演变成了由叶利钦发起的带有侮辱性的质询。叶利钦首先试图强迫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准俄罗斯总统于8月19—21日签署的所有命令，俄罗斯总统在这些命令中已经行使了苏联总统的职权。而戈尔巴乔夫当时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些命令，他恳求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还没有商量好要马上公开这些命令，这些都还是秘密。”叶利钦反驳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件事是严肃的，这些命令是由整个集体专门起草的，我们称之为‘在被困围的苏维埃大厦中通过的命令和决议’。我们现在把它们交给您。”[12]（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喧闹声、口哨声、尖叫声和嘲笑声）。随后，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一份速记记录，并称这是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公开宣读。实际上，8月19日举行的苏联部长会议是在部分成员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而且当时开会时并没有人做记录，也没有通过任何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只是通报了巴甫洛夫总理宣布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消息。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的记录很有可能只是某一位部长的会议笔记。几分钟之后，叶利钦再次打断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他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说：“同志们，为了缓和局势，请允许我审议签署关于停止俄共活动的命令…”（大厅里又响起欢呼声和叫喊声“太好了！”，“万岁！”）戈尔巴乔夫惊慌失措地喊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但叶利钦却装作没听见并大声说道：“我正在签字，命令已经签署完了。”大厅里再次响起“万岁！”和“太好了！”的叫喊声。戈尔巴乔夫试图反对：“我不知道这项命令的名称和内容，如果真像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高苏维埃未必应该支持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总统，尽管我个人非常尊重他对此的看法…（大厅里响起尖叫声）。静一静，并不是整个俄共，也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参与并支持了了叛乱（大厅里又响起尖叫声），因此，如果能够证明俄共委员会和其他州的委员会支持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那么我会同意这项命令。我认为，禁止俄共的活动无论是对于民主的最高苏维埃，还是对于俄罗斯总统来说，这都将是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个命令是否应该签署？”叶利钦回答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是禁止俄共，而是在司法机关调查清楚俄共是否参与这些事件之前暂停其活动，这是完全合法的。”戈尔巴乔夫说：“这就另当别论了”（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13]走下讲台时戈尔巴乔夫显得踉踉跄跄，怅然若失。几分钟之后，叶利钦邀请戈尔巴乔夫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于这次两人之间的单独会面，戈尔巴乔夫在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他在2001年接受采访时说道：“您知道吗，猫是如何收拾被逮住的老鼠的：老鼠已经流血了，猫还在不断折磨它，却又不想马上把它吃掉，只是想羞辱它。叶利钦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有报纸曾经这样写道：“与叶利钦会面之后，我们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看起来就像跟随在训斥它的主人后面的一条灰溜溜的走狗。”戈尔巴乔夫当时已经威严扫地，备受屈辱，而叶利钦却幸灾乐祸。西方媒体于次日刊登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讽刺文章和漫画，其中一幅漫画描写的就是高大威武的叶利钦拽着矮小颓丧的戈尔巴乔夫的手。
　　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好感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叶扎曾写过许多关于戈氏的文章，他曾这样描述当时发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厅里的情形：“针锋相对而又让人同情的对峙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合法总统的过程，而不是实现总统权力的回归。戈尔巴乔夫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存在着他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但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从戈尔巴乔夫回答代表提问时就一步步地煽风点火，但这还只是这场不可思议的、前所未有的闹剧的开始，这件事的确发人深省。‘您是否认为，在苏联应该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因为它是一个犯罪组织？’，一位代表咄咄逼人地问道。戈氏就像是被吊到了拷刑架上：‘要知道这就如同十字军东征……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我和你们一样倡导思想自由和多元化，任何人都无权怀疑这种自由。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是一种空想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戈尔巴乔夫尽量克制着自己：‘共产党内有成千上万正直的同志，不能把他们与叛乱分子混为一谈。’然而叶利钦已经签署了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并且宣布查封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戈尔巴乔夫此前在大会上发起的‘联合所有民主力量’的号召和‘不能给保守力量以可乘之机’的建议已经变成了泡影。胜利者总是希望得到一切。”[14]
　　8月23日下午，事件的中心又转移到了老广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聚集了大批的示威群众。在8月22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关于取缔苏共和没收其财产的建议。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提出了更加激进的建议，他不仅要求立即取缔共产党和没收其所有的资产，而且要“铲除一切共产主义的毒苗”。为此，他建议禁止出版所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和杂志，这首先包括《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和《工人论坛》。这不仅仅是口头说说而已，波波夫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将莫斯科市党委和各区党委的财产国有化的决定。8月22日晚，波波夫率领着气势汹汹的人群来到了位于新广场的市委大楼前，人们向大楼的窗户投掷石块。为了查抄莫斯科市委的财产，他们还专门叫来了市政府的管理人员。但是当时市委已经下班，工作人员也已经离开，所以大楼内的所有房间都是紧锁的。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最终决定暂不撬开市委各办公室的大门和保险柜，只是查封了市委大楼的正门。同一天晚上，与此相邻的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也逃过了被洗劫的厄运。
　　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依然坚持上班，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法林[15]、扎索霍夫、谢苗诺娃[16]和卡拉什尼科夫都像以往一样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中；7月份接替波洛兹科夫担任俄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库普佐夫也坚持在俄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中办公，到这里上班的还有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和市委的其他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自己的办公大楼已被查封。8月22日晚，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的领导下召开会议，其中只有巴克拉诺夫和舍宁没有到场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冒险行动的决议，然而这个迟到的决议已经无法发表，因为所有党报在8月22日—9月4日期间都已停刊，电视台也没有就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作任何报道。大家等待着最坏情况的降临。党委机关的负责人员认真检查自己办公室柜子、桌子和保险柜中的文件，并销毁了其中的大部分文件。事件的结局一步步临近，老广场和新广场上仍然聚集着愤怒的人群。当戈尔巴乔夫在白宫参加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张布尔布利斯写给他的小纸条，上面写道：“苏共中央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立即下令暂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了电力供应。将有人奉命执行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及卢日科夫的指令。布尔布利斯。”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这张纸条上潦草地写了句批示：“同意。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23日。”[17]正是依照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批示，而并非叶利钦关于取消俄共的那道命令，开始了对苏共中央各大机关的破坏行动。下午3点，由巴卡金和巴拉尼科夫领导的克格勃和警察包围了苏共中央、俄共中央、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莫斯科市委以及对面的苏联克格勃总部大楼。群情激愤的人们越聚越多，很多人认为，一场浩劫已经箭在弦上。但是人们最终并没有制造灾难，关于这一点波波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颇为自豪地写道：“我与布尔布利斯达成一项协议，他以秘书长的名义签署一道命令，允许我们占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整个行动由莫斯科市中央区区长穆济坎斯基[18]、市政府管理局负责人沙赫诺夫斯基[19]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索科洛夫少校共同领导。然而苏共中央有着联系全国的庞大的通信枢纽，各种地下工事，以及包括和核系统在内的所有国防系统。我们与克格勃达成协议，他们离开总部大楼后，将留下来保护各种地下设施。下一步则是考虑如何保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撤离时的安全问题，当然他们当中可能有人参与了叛乱，但这是侦查机关和法院的事，我们绝不允许出现私自处刑行为。与此同时，不允许有任何文件外流，换句话说，必须进行彻底的搜查。我很清楚所发生事情的历史意义。我面前的电视中正在播放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报道，而在我旁边摆着一部电话，不断传来老广场的消息。终于我听到了一个疲惫而平静的声音：‘我们已经占领了苏共中央，克格勃的警卫人员已经离开，工作人员已被疏散，我们是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接待室中给您打电话。任务已经完成。’我知道，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再不需要对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采取驱逐行动了。”[20]波波夫甚至将这次占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的行动与1917年的攻克冬宫相提并论，他写道：“20世纪末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试验已经结束。我作为经济学者，在很多年以前下了定论，这样的变革迟早会发生。但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变革却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而且是在我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然而，这一切的的确确地发生了。即使以后我不再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工作，那么夺取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这一历史时刻却以事实证明了我本人、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所有苦难、过失以及矛盾……我是作为一名民主战士参与了这场斗争，而不仅仅是作为市长。”[21]对于他的这些观点，许多历史学家不敢苟同，尽管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成分。
　　关于这次“20世纪末最伟大事件”还有许多截然不同的描述。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通过内部专线被通知离开大楼的，而且只给60分钟的准备时间，即从16点到17点。当时大楼里的各个楼层混乱不堪，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恐慌。有的人急匆匆地将值钱的东西收拾到皮包中，有的人在焚烧文件，还有的人要求派专车叫到大楼门口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法林回忆说，他当时和正在白宫开会的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联系，以便弄清楚所有这些行动是否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戈氏回答是肯定的。法林提醒戈尔巴乔夫说，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保险柜中存有许多“极为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有关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材料。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恼怒地喊道：“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吗？”法林当然明白，他在电视上已经看到了一切。当时苏共中央其他几位书记的办公室和保险柜是锁着的，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已被关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了。戈尔巴乔夫吩咐党的高层领导人不要通过正门离开大楼，而是通过地下通道的秘密出口离开。莫斯科市中心所有主要大楼的秘密地下通道始建于斯大林时期，后来又进行了改造，但并不是每位书记对所有的通道和出口都了如指掌。一部专梯将他们从大楼的五层送到了地下通道内，第一道门被顺利打开了，但是通道的第二道门却死死地关闭着，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打开这扇厚重的钢门。这些书记们担心第一道门自动关闭后，他们将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于是他们又急忙返回到楼中，并于晚些时候通过正门离开了大楼，然后他们在人群的叫喊声中穿过老广场到达了最近的地铁站。谢苗诺娃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我和我的一位助手走在一起，到处是喊声、口哨声、叫嚣声，俨然就是一场革命。有人冲着库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抢走了一个女工作人员的书包，并仔细地翻看着，显然是想寻找秘密文件。他们的表现极其蛮横无理，对我们党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22]广场上的警察好不容易将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从人群的围攻中解救出来，人群越发狂怒，坐落于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勃总部大楼也面临着被洗劫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和鲁茨科伊不得不中断在白宫的活动而匆匆赶到老广场和捷尔任斯基广场，一同前来的还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中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们的到来使愤怒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然而聚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的人们直到深夜也没有散去。直到8月24日，电视和广播中播放了呼吁人们保持冷静的号召后，莫斯科市中心的风波才开始平息下来。
　　叶利钦在老广场完成使命之后，于8月23日连夜赶回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官邸，并在那里举行了由其亲信和朋友参加的盛大的庆功晚宴。当时只有副总统鲁茨科伊没有收到邀请信，这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并不清楚自己失宠的原因。这大概是因为，鲁茨科伊当时还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有意成立一个新的党派——共产党人民主党。不过，鲁茨科伊的功劳很快得到了表彰，根据叶利钦的提议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而在1991年“8月事件”之前他还只是一名上校。
　　由戈尔巴乔夫批准的对苏共中央委员会进行的摧毁行动是导致苏共解体的不可避免的步骤之一。8月24日早晨，戈尔巴乔夫召集了几名亲信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其中有普里马科夫和雅科夫列夫，还包括格拉乔夫在内的几名助手。他们来到与总统会客室相邻的核桃厅，这个房间历来是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商讨最重大、最敏感问题的地方。格拉乔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委员会成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的陪同下走进大厅。这是戈尔巴乔夫从克里木回来之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由于刚刚从南方休假回来，因而戈尔巴乔夫的脸色显得黝黑健康，但面部表情却异常阴沉的，这种反差深深地震撼着我。戈尔巴乔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经常会给初次与其见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此刻他的双眼已变得黯淡无光，这折射出过去一周在他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内心变化：他失去了以往坚不可摧的自信，这种自信曾给同志们以无穷的力量、而使对手们胆战心惊。戈尔巴乔夫看完我们的报告后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递给我们两页纸，并说：‘这是我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声明，以及将党委机关大楼和其他财产交由国家保护的命令。我希望不要发生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样的灾难。我们在毁掉一切东西时会很容易。’谈话自然而然转到党的命运问题，戈尔巴乔夫说：‘虽然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天，但他们最终还是否决了改组苏共的决定。我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是他们背叛了党的总书记。”[23]最后，两份声明合二为一，随即交给了各媒体，并且立即通过电台公布了这一声明。戈尔巴乔夫在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没能阻止国家政变，苏共中央委员会没有果断地予以谴责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没能号召共产党员开展反对践踏宪法的斗争，而且叛乱者中不乏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这就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此情况下，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惟一合理的决定。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24]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不仅是虚伪和矛盾的，而且严重违反了苏共党章，党章中并没有规定这样的辞职方式。苏共中央总书记只能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申请，根据苏共新的党章，戈尔巴乔夫是由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有权最终决定其命运。戈尔巴乔夫当时十分清楚，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多数成员并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准备和组织活动，在对“8月事件”进行调查之初，就有人散布说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经过了党组织的批准。而实际上，在8月中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到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更不用说政治局成员了，因为他们大都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当时绝大多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都在休假，而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正住院治疗。他们都是从新闻报道中才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事，由于没有掌握全面的信息，因此他们对于整个局势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反应。我当时亲眼看到了一些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成员、还有几位部长在“红石”疗养院和基斯洛沃茨克的其他疗养院中度假。此外，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的负责人也来到这里开会协商，他们决定既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也不支持叶利钦，而是采取观望态度，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不应受到指责。戈尔巴乔夫竟然建议中央委员会审议并通过所谓的“关于自行解散的艰难决定”，但是若要通过这一决定，首先应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当前形势，而如果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已被摧毁，党中央总书记又要辞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召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开会呢？只有戈尔巴乔夫能以总统的身份召集这样的全体会议，因为他手中毕竟还有一定的权力，但戈尔巴乔夫却拒绝考虑这个问题。况且，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解散并不代表整个苏共的解散，只有苏共非常代表大会才有权审议通过关于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决定。早在1989年夏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助手就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转入到当时刚刚兴起的民主运动中去，而在1990年，苏共中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也要求他辞职，但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异常艰难但却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当时，戈尔巴乔夫也开始考虑在苏联成立一个类似于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新政党。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在1989年和1990年间所作所为的初衷的：“我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是成千上万的人信任我才给了我这个职位，如果跑到其他的阵营中去，那将是个不道德的、不合理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25]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末恰恰做出了这样的不耻行为。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比喻为行驶在风浪中的一艘巨轮的掌舵人，他在艰难地保持着巨轮的航向。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喻，那么完全有理由说，1991年8月末当这艘巨轮遇到强烈风暴、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作为船长的戈尔巴乔夫却是第一个离开了这艘巨轮，对于一名船长来说，这样的行为简直让人无法容忍。叶利钦在8月23日发布的命令中只是要求暂停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因为他作为俄罗斯总统并没有权力对整个苏联共产党采取任何措施，然而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却使叶利钦在破坏苏共的行动中放开了手脚。8月25日，叶利钦在其签署的《关于苏共资产的命令》中明确规定：“鉴于苏共中央已经解散，俄共活动也已被停止，因此属于苏共和俄共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所有的卢布和外汇资金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有资产，这包括存在俄联邦境内外的银行、保险公司、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机构中的所有资金。关于苏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资产，将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签订的同盟条约来进行分配。”[26]我们看到，叶利钦已经将戈尔巴乔夫关于解散苏共中央的一纸声明当成了全党的既定决议来执行。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取缔了本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各政党的活动。在此情况下，这些党派纷纷转入地下，以便等待再度复兴的时机。然而对于苏共来说，这条路已经行不通的，因为它已被彻底打倒，不复存在，而它的灭亡之日就是1991年的8月24日。尽管1993年2月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然而无论就其组成、结构还是思想理论来说，都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政党了，况且俄共产生于不同的国家，因为几个月之后，苏联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

4.2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倒台、苏共解散、苏联部长会议辞职，以及俄罗斯的实权已转移到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这一切不能不改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命运。1989年选举产生的、任期5年的新一届苏联议会只走完了它不到一半的历程。
　　早在1990年，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就已宣布拥有主权，但在当时这并不表明它们要从苏联分离出去，来自这些国家的人民代表仍继续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然而，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8月23—30日期间，许多加盟共和国不仅重新宣布本国的独立地位，而且决定要从苏联分离出去，并相应地终止本国的人民代表在苏联议会中的活动。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对此无动于衷，而叶利钦却于1991年8月24日签署了关于承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独立地位的命令。当时俄外交部的一些官员曾试图劝阻叶利钦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这涉及到保护俄罗斯族居民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权利问题、退伍军人问题、军事基地、雷达站和海军军事基地的命运，以及其他与成千上万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此外，外高加索、北高加索和摩尔达维亚等地区的形势也日益严峻，并随时有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在此情况下，苏联议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几乎已不可能开展正常的工作，我本人于1989年被选举为苏联议会代表。
　　即使是在1991年7月，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还都没有预见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事件。7月末至8月上旬，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几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然后我们一直休假到9月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在基斯洛沃茨克市最好的疗养院中休假，当时在此度假和疗养的有大约20名苏联人民代表。8月19日上午，在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后，我们就聚集到疗养院的大厅中来交换意见。同一天，最高苏维埃通知我们不要擅自返回莫斯科，也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
　　由于我当时是苏共中央委员，因此是苏共中央将这一消息通知我的。当时被召回莫斯科的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人民代表皮沃瓦罗夫。直到8月25日早晨，我们才从电视节目中了解到了莫斯科发生的一切，并于当天晚上回到了首都。
　　1991年8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召开，此次大会并不是由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主持，有人通知我们说他已经辞职，会议是由民族委员会主席拉菲克·尼沙诺夫[27]主持的，卢基扬诺夫则和其他代表一起坐在大厅中。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对此感到莫名其妙和不知所措，而更多的代表则表现得十分激动和愤慨，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了那些已经被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而是为了苏共的命运。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苏共中央书记瓦连京·法林和亚历山大·扎索霍夫，戈尔巴乔夫也曾几次到会，但在他的简短发言中既没有介绍任何新情况，也没有提出任何新建议。这些会议召开时并没有制定明确的议事日程，国内外的许多记者都参加了会议，他们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归纳为一个内容，那就是“是否要保留苏联？”在本次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由来自摩尔曼斯克州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奥博连斯基[28]领导的调查政变原因和过程的委员会，此人不久前已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同时，还成立了苏共活动情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来自彼尔姆州的纸浆造纸联合工厂的厂长瓦连京·塔塔尔丘克[29]担任。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取消卢基扬诺夫的人大代表豁免权问题，他不久前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而如今却已陷入被人孤立的境地。
　　当年的苏联人民代表、乌克兰诗人鲍里斯·奥列伊尼克自8月20日起便目睹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一切，他后来曾这样写道：“如果当时卢基扬诺夫立即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这也许正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所希望的），那么多数代表在胁迫之下会以‘国难当头’为由而支持实行紧急状态。”[30]人大代表、来自卡累利阿的教师谢尔盖·别洛泽尔采夫[31]则更加自信地指出：“我完全相信，如果8月19日将人大代表集合在一起，那么他们会立即同意实行紧急状态。”[32]然而，从我个人的观察以及我与人大代表们的交谈来看，这种观点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确，如果当时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绝大多数代表将会支持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如果只是卢基扬诺夫或者是亚纳耶夫提出这样的建议，而我们在对此事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立场的情况下，那么大多数代表未必会同意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8月19—20日期间，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戈尔巴乔夫在哪里？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但是到了8月26日，国家局势逆转，代表们的情绪也都有所变化。虽然苏共的活动被禁止，苏共中央机关也被洗劫，但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苏共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工作。仅仅在一年前，也就是1990年秋，苏联人民代表分成了几个党团，其中苏共议员团有700多位代表，我本人于1991年初进入苏共议员团。尽管共产党的活动被禁止，戈尔巴乔夫也已经辞职，但是任何人都无权解散议会中的苏共议员团，我认为在确定苏共命运之前，议会中的苏共议员团可以暂时履行苏共中央的职权，但是，没有一位代表支持我的意见，而且当时只有大约40名代表参加了议员团的会议。8月26日深夜，我来到位于议会大厦四层的卢基扬诺夫办公室，过去总是人来人往的会客室，现在除了他的私人秘书之外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已注定成为失败者的卢基扬诺夫此时倒显得很平静，甚至有些兴奋。他说：“我很快就会被捕。”我还曾试图反驳，但看来他对局势的发展和自己的未来已经一清二楚。卢基扬诺夫把他在8月19—22日期间对所发生事件的笔记拿给我看，这些笔记不是以天、而是以小时和分钟来记录的。卢基扬诺夫对我说道：“对于您这个历史学家来说，这些笔记很重要。”8月27日上午，最高苏维埃的工作照常进行，会议从讨论卢基扬诺夫的问题开始，结果最高苏维埃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取消了卢基扬诺夫人大代表的豁免权，他离开会场后不久即被逮捕。然后，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停止苏共在全联盟范围内一切活动的决议，后来只有乌兹别克斯坦没有执行这一决定。我记得，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反对这一决定的代表之一。根据最高苏维埃的章程，任何代表都可以就本人的投票理由作阐述。我感觉到了很多代表对我的支持，但是他们迫于压力而被引入歧途。此外，我还公开反对将苏维埃各部委屈从于俄联邦的决定。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的决定，并制定了大会的议事日程和条例。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其短暂历史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大会于1991年9月2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伊万·拉普捷夫[33]担任主席，显而易见，他只是负责完成技术性工作。没有人想起本次大会预先制定的议事日程，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都被人们忽视了。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他宣读了由苏联总统和其他10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关于8月19—21日事件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在前一天深夜和9月2日早晨才拟定的。此外，纳扎尔巴耶夫还提出了大会新的议事日程，并建议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组成本次大会新的“工作主席团”。随后，大会宣布休会到14点，下午的会议则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共有来自12个加盟共和国约19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其中1780名代表参加了前几轮的投票。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通过《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关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苏联部长会议由跨国经济委员会所取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被撤销，最高苏维埃也将重新改组，它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成员和地位的无组织的协商机构。新的苏维埃联盟及新的共和国联盟院不仅由150—200名苏联人民代表组成，而且还包括常驻莫斯科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议会代表。苏联总统的职位虽然被保留，而且仍然由戈尔巴乔夫担任，但他的职权却被由10个加盟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组成的苏联国务会议削弱。戈尔巴乔夫担任国务会议主席，但只拥有一席之位而已。新法令的第四条规定：“承认举行苏联人民代表例会的不合理性，保留所有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在整个任期的代表地位。”
　　大会讨论进行得混乱无序，很多代表没有被允许发言，主席团中的各加盟共和国总统对许多问题都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
　　9月3日上午，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时他不仅是此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而且他还积极参与了主席团和大会各主要小组的工作。伊万·西拉耶夫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报告，他当时不仅领导俄联邦部长会议，而且还兼管苏联部长会议。会议代表们的发言被严格控制，由几百名代表组成的“联盟议员团”主席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上校甚至都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34]发言支持戈尔巴乔夫，而代表奥博连斯基则严厉地抨击戈尔巴乔夫，他甚至宣称应该讨论关于撤销戈尔巴乔夫总统职务的问题。我当时代表苏共议员团进行了发言，尽管当时苏共已名存实亡，但是仍有大约20名苏共中央的成员参加了9月2—3日召开的大会。我走上讲台，阐述了反对大会通过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的观点。我说：“我们国家早已病入膏肓，自1985年以来，我们曾尝试通过各种办法来改变现状，但每种办法试用不久又都被草率地否定，导致国家状况和各民族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1991年，我们又抛弃了所有的方法，转而开始实行以前曾被我们否定过的休克疗法。”我在发言中指出，使国家遭受沉重打击的不仅仅是以失败告终的那场叛乱，而更重要的是解散苏共、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职务，以及没收苏共的资产。“昨天上午举行的会议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它不仅违反了大会规定的章程，而且践踏了苏联宪法。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为执行权力机构最高代表的主席团成员，他们并没有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却反而申斥和教训这些立法者”。我认为，草率地改变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名称和结构是错误的、不理智的。同时我认为，将苏共从国家政治舞台上赶走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我在发言中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是只有政权形式决定一个民主国家的生活，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最主要的是存在着由各种组织、运动、党派以及它们之间的文明竞争所构成的公民社会。如果说我们国家过去的极权制度从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其他政治潮流和党派（包括执政党内部的政治潮流）的行为是非法和犯罪，那么现在取消共产党、停止其活动和没收其全部物质财产的企图也同样地肆意与非法。在此，我不想论述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与广大普通党员的区别。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经受挫折与苦难未必是坏事，苏共不能从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让那些民主派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建立一个或者两个强大的民主党派，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共产党员在法律和宪法的范围内从事自己的活动……。”[35]
　　我很清楚，我的发言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出于追求最起码的公平，一方面是抗议对宪法的肆意践踏和对代表大会的公然侮辱，我不想辜负自己短暂的苏联人民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的使命。在会议休息和9月3日和4日晚上，许多代表向我表达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我还收到了许多电报，从其中几封的内容可以看出，许多地区的党员害怕遭到迫害，并希望寻求代表大会对其予以保护。
　　9月3日下午的会议有1700名代表出席参加，许多代表的发言再次谴责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表示欢迎叶利钦，也欢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联合，还有人号召诞生“新的戈尔巴乔夫”。会议期间，尤里·卡里亚金[36]走上讲台，宣布他本人拒绝当选苏联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的发言简短模糊，他建议实行某种新的国家联盟体制，并希望建立全新的主权国家联盟，代表们对戈尔巴乔夫的发言反应冷淡，会场只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
　　9月4日召开的会议秩序仍然是很混乱，会议常常中断，大会主席团曾几次离开会场，进行长时间的开会协商。很少有人听发言人的讲话，大厅里有时甚至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代表，而叶利钦几次单独召集俄联邦的代表商讨问题。另一方面，在9月2日和3日的大会上没有得到发言机会的许多代表现在可以上台做简短发言了，但是他们的讲话既不会在电视上转播，也不会刊登在报纸上。纳扎尔巴耶夫在9月2日代表所有共和国领导人和苏联总统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未被通过。通过这一宪法法令的法定人数应为1483人，而当时只有1200名代表投了赞成票。这一结果在主席团中引起了骚动，于是各党团分别召开分组会议，以寻求折中方案。最终，大会宣布休会到第二天上午10点，当天的各大报纸评论说大会出现了“意外情况”。
　　1991年9月5日上午的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当时有1792名代表到会。《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是逐条被通过的，部分条款甚至是逐段逐句通过的，这期间当然不乏劝诫、施压，甚至是威胁，这一法令最后终于被通过了。这个议程结束之后，《公民权利与自由宣言》和《关于改变苏联人民代表地位的法令》也很容易地被通过，在克里姆林宫开完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苏联人民代表被赋予了一些新的特权。
　　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不仅全体苏联人民，而且整个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此次大会。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大会秘书处的统计，会议期间克里姆林宫共收到2500封来信和电报，而这比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所收到的来信和电报少了几十倍。在大会收到的电报中，只有59份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方针和行动纲领。在大会上最后一个发表讲话的代表是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他号召大家“圆满结束本次大会的工作”，并建议通过关于《按照宗教和民族传统将列宁遗体安葬在列宁格勒市沃尔科夫公墓》的决定，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大会讨论，他随后宣布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闭幕，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与前四次代表大会不同的是，此次大会闭幕时没有奏苏联国歌。[37]当我们走出克里姆林宫的代表会堂时，当时的感受和心情就像是刚刚从葬礼上归来。
　　对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末和9月初的所作所为曾有过很多评价，其中大部分是批评性的。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乌特金曾指出，在1991年9月，戈尔巴乔夫当时是有能力扭转历史的车轮、改变自己的命运、避免苏联解体的。乌特金认为：“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的决定性时刻发生在1991年9月，当时惊慌失措的戈尔巴乔夫试图紧紧把握自己超凡的意志，他像赶牲口一样拼命地将苏联最高苏维埃逐出政治舞台。短短一个月里，这位已显苍老的政治家的脸上变换着各种不同的表情：正义的愤怒、办事的严肃、意味深长的乐观、对最高利益的狂热、对不理解者的鄙视、对新人的信任，最主要的是对自身能力和对目前战胜残酷命运的绝对自信。这个自信的无耻之徒在这场戏剧中不可能不被世人所唾弃。戈尔巴乔夫以为他是在建一座凯旋门，其实他已经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戈尔巴乔夫当时像是突然从噩梦中醒来，整个国家都在关注着他，他对大厅里的人们说：‘你们是我们国家惟一合法的议会，而我是这个国家中惟一合法的总统。’整个政治局势已转向另外不同的方面，12月份如何收场却成了问题。但是，这位自信得失去理智（这是新奥加廖沃过程的继续和纯粹的胡说八道）的政治家却没有听从众多理智的怀疑。所有其他事情也都有了愚蠢的结局。”[38]他的这些描述与事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比较客观的评价来自于另外一些观察家们的叙述：“戈尔巴乔夫的权力马车早在8月就已被翻倒了，而他到了9月试图挽回这一切，这注定是徒劳的。”[39]我本人曾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戈尔巴乔夫，有几次是在代表大会的会场上和休息厅里，还有一次是在协商会议上，当时那里聚集了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的总统和一些人大代表，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在戈尔巴乔夫的脸上读到“绝对的自信”、“超凡的意志”、“正义的愤怒”等表情。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能力采取果断的、哪怕是冒险的挽救措施。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人民代表中的支持，有不少于500—600名人大代表已经公开在大会上支持叶利钦，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人民代表对本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建议则是言听计从，来自乌克兰的代表们不是向戈尔巴乔夫征求意见，而是去询问克拉夫丘克，而乌兹别克斯坦的代表们则直接与卡里莫夫商讨等等。当时议会制社会学研究所曾向苏联人民代表做过书面调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目前有哪5—6人可称得上是国家领袖？”1000多名代表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的655人，即占6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叶利钦，480人（占48.3%）认为是索布恰克，而只有411人（占41.3%）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纳扎尔巴耶夫在此项调查中得到了372票（37.4%），克拉夫丘克获得37票（3.7%），雷日科夫得到24票，而布尔布利斯只得到15票。
　　然而，叶利钦在本次代表大会上并未表现出他在1991年8月时所具有的自信与热情，代表大会刚一结束，当时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俄联邦，任何新的权力机构都还没有确立，而叶利钦却决定去索契休假，而且一直到10月份他才返回莫斯科。叶利钦的这一举动甚至引起了他身边亲信的困惑与不满：应该是继续扩大对叛乱者和戈尔巴乔夫的胜利成果的时候，这时候怎么能有闲心去休假呢？然而叶利钦认为应该静下心来，仔细地评估和确定自己在国家中新的地位，并相应地制定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政治上所采取的任何步骤都有其意义，从1991年9月那次‘备受关注’的索契休假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思考所发生的事件的真正意义。我感到，我国历史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至于是怎样的时代，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是我知道，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将是极其艰难而痛苦的时代，其中难免有大起大落。无论对于国家政治，还是我个人，都已进入一个新的急剧的转折期。可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转折。因此，我虽然是在休假，表面看起来轻松，但内心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对国家将要发生的主要事件的脉络很清楚：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新的谈判历程，以及戈尔巴乔夫新一轮的频繁任免。在此情况下，最需解决的就是确立自己的圈子，从而完成一个飞跃，加快俄政府内部的运转，吸收其他的关键人物。”[40]这些新的“关键人物”，就是叶利钦后来提拔的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亚历山大·绍欣[41]、阿纳托利·丘拜斯[42]、叶戈尔·盖达尔等人。
　　1991年9月，苏联议会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历程和全部的活动。作为苏联人民代表，我本人被莫斯科的一个选区推选为人民代表，并在1992年进入了俄罗斯苏维埃议会，但我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众所周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也只支撑到1993年10月，而它的结局比苏联最高苏维埃更具有戏剧性。

4.3 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失败


　　叶利钦在索契休假时，新一届俄联邦政府因西拉耶夫的辞职而正在组建，这时候戈尔巴乔夫却在一遍遍地起草新的联盟条约草案。早在1991年9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尽快单独起草一个关于由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的条约。关于这个条约的谈判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波罗的海国家也派代表或观察员参加了此次会谈，当时苏联国务会议已经承认了波罗的海各国的独立，而且第46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也承认了这些国家的独立地位。1991年10月1日，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在阿拉木图草签了《经济共同体条约》，其中有3个国家还正式签署了该条约。10月18日，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8个加盟共和国也签署了该条约，戈尔巴乔夫也在这个经济合作条约上签了字。这项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因为传统的经济关系已被破坏后，各国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当时在前苏联地区依然流通苏联的卢布，不仅在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而且在波罗的海各国也在发行流通面值为200卢布的新货币，这种货币是苏联中央银行于1991年秋发行使用的。毋庸置疑，毎个加盟共和国都急于巩固和发展本国的经济独立性。在联盟预算中从原来的各加盟共和国所征得的税收已经基本枯竭，但在国内还实行着统一的交通、油气输送、电力、通信系统，以及统一的信息空间，而且不能不提的是，还拥有统一的武装力量，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经济共同体条约》中承认了“私有制、企业经营自由和竞争是经济腾飞的基础”。根据这一原则，经济共同体的各成员国应为经济活动提供统一的法律制度，对商品和服务实行自由的制度，即免税制度。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新举措，但对许多签署这个条约的国家来说，它还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因为在这些国家中还没有为私营企业建立最起码的必要条件。
　　戈尔巴乔夫更希望签署一个政治条约，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长达几十页的篇幅详细地讲述了他当时与各国政治家、企业家、农民代表及西方领导人所进行的会谈，这些会谈都是于1991年10月和11月期间在新奥加廖沃和克里姆林宫里频繁地举行的。戈尔巴乔夫由“联邦思想”轻而易举地转到了“邦联思想”。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立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协商并最终说服他们的希望，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则赞同建立一个有着更强大中心的国家。11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回答《莫斯科新闻》这家报纸的问题时指出，他仍然坚信新奥加廖沃进程会取得成功，也相信俄罗斯将与乌克兰建立联盟。他说：“必须进行思想意识的革命，这一直是我政治行动的指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承认这一点。与其他人相比，我提出了更加可行的改革理念，政治文件中所包含的内容并不能完全体现改革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我认为，应该改变制度，我正是为此而奋斗的。但是，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做好变革的准备的时候，就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必将一事无成。我知道，新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必将导致矛盾与冲突。让我们看看那些叛乱者，他们终于明白了，不经过人民选举而赋予的权力必将离他们而去”。在回答“您是否准备担任这个职权被大大削弱了的新的联盟国家领导人”时，戈尔巴乔夫回答道：“是的，我在此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我将继续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一直坚持到底。”[43]然而，1991年秋天所发生的这场思想意识革命并没有完全按照戈尔巴乔夫希望的方向发展。戈尔巴乔夫在这几周的所作所为甚至连他的传记作家安德烈·格拉乔夫都感到吃惊，他这样写道：“戈尔巴乔夫犯了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不应该犯的错误，就像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人不愿相信自己的悲惨结局一样，他竟然自信地将其在国务会议上所取得的无足轻重的战术胜利看成了能取得决定性战略胜利的一大进展，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他害怕承认，他已经看不到希望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贪婪地捕捉着叶利钦的毎一句令人鼓舞的话语。直到11月，叶利钦始终积极地参与讨论关于未来联盟的组成问题，每次例会他都会提出对条约文本的修改意见，有一次他竟然说服了那些对未来联盟新名称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这些人曾嘲笑‘主权国家联盟’（俄语的名称缩写为‘ССГ’）这个名称发音不好听，但叶利钦却说：‘没关系，人们会习惯的。’”[44]
　　1991年11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联国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似乎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胜利：大会同意在主权国家联盟内建立统一的军队。叶利钦也在会上指出，俄罗斯支持建立统一的武装力量，任何时候都不会谋求建立自己的军队。当谈到关于外交部的问题时，叶利钦也表示俄罗斯“不急于”在国外建立自己的使馆。11月14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国务会议上，或许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做了让步，或许是迫于压力，七国首脑定于在年底正式签署关于建立统一联盟国家的协定，这七国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会议期间，几十名来自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在大厅里等候结果，然而与他们见面并发布消息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叶利钦。叶利钦说：“现在还很难说有几个国家将加入这个联盟，但我坚信，这个联盟一定会成立的！”纳扎尔巴耶夫也发表讲话支持叶利钦，他说：“哈萨克斯坦一贯主张保留联盟，但不是那个过去的那种联盟，而是现在存在的独立的、平等的主权国家联盟。”戈尔巴乔夫对这个初步达成的协议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主权国家联盟将有自己的议会、政府、军队，以及最高领导人——总统，总统将由加入联盟的各成员国的公民选举产生。”
　　戈尔巴乔夫急于巩固所取得的成果，因此他宣布11月25日举行新一轮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他希望在会上上述七个国家的领导人能草签这份新联盟条约的文本。戈尔巴乔夫甚至在会前就向记者宣布了有关内容。但是他太急于求成了，叶利钦在会上首先发言，他指出，俄罗斯的立场发生了新的变化，目前的联盟条约的草案令其无法接受，因此他现在还不能签署这一条约。舒什克维奇[45]和卡里莫夫表示支持叶利钦，而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的领导人则根本没有前往新奥加廖沃参加此次会议。怒气冲冲的戈尔巴乔夫愤然离开会场，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场政治闹剧已不可避免，尽管谁都不希望看到它发生，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被指派前来劝说并安抚戈尔巴乔夫。“您瞧，我们是被派来讨好您——我们的沙皇，我们的可汗”，叶利钦走进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时说道。“算了吧，算了吧，我的鲍里斯沙皇[46]”，戈尔巴乔夫回敬道。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方案，即把条约草案提交给各国议会进行讨论。戈尔巴乔夫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聚集在新奥加廖沃的记者们。联盟条约的最后文本刊登在1991年11月27日的《消息报》和《真理报》上。当时俄罗斯和西方观察家的评论都持十分悲观的态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也都分别向媒体表示：如果没有乌克兰的加入，新联盟是不可想象和毫无意义的。叶利钦说道：“应该想方设法说服乌克兰签署联盟条约”。其实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有一句补充说明：“如果乌克兰不同意，就应考虑其他出路”，[47]只不过当时并没有人太在意这句话罢了。

4.4 俄罗斯的反共浪潮


　　正当戈尔巴乔夫忙于寻求联盟条约的折中方案，叶利钦组建新一届的俄联邦政府之时，在俄罗斯媒体和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却开始掀起了一场更加强大的反共运动。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共产党的活动就被停止了。尽管许多宣传共产主义的报纸仍在发行，其中包括《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公开性》，但这些报纸对新的权力机关都表现得极为循规蹈矩。1991年9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正式宣布了关于解散苏共中央机关和所有党组织机构的决定，他说此举是“考虑到现实情况”。大约17万各级党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因此失去了工作，他们需要就业方面的帮助。为了找到新的工作或者办理退休手续，他们必须获得一些必要的材料。为此，建立了由瓦连京·库普佐夫领导的清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古比雪夫大街和老广场分配到了几处办公地点，并将1991年11月10日之前结束相关工作。早在8月25日，叶利钦已下令将苏共的所有建筑物和资财划归俄联邦国有财产，但是这个命令从法律角度来说还存在漏洞，因为苏共只是被暂时停止了活动，而并未被完全取缔。最终解决苏共的财产问题，还需要通过各级法院的审理来决定。此外，苏共的资产总额非常巨大，根据俄联邦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截至1991年8月1日，苏共的财产包括4228栋行政办公大楼、180多个社会政治活动中心、16所社会政治研究院、41所学校、134座宾馆、145个汽车场、840座汽车库、23座疗养院和休养所，还有几千栋郊外的别墅，而苏共在国内各大银行的账户上还有50多亿卢布和大约1.5亿美元的存款。[48]这其中还不包括苏共所属的医院和诊所，因为在苏共所属的其他大部分建筑和设施被査封之后，这些医院和诊所仍在继续对外开放。正是苏共的财产问题引发了新一轮的反共运动浪潮。一些报纸撰文指出，苏共除了这些已知的资金外，还存在庞大的非法财政机构网络和所谓的“小金库”，这其中藏匿着多达几百亿的卢布、巨额外汇、大量黄金和钻石等，所有这些财产都事先被隐藏在苏联境内或是国外。
　　跳出来公然反对苏共的作家都是些无名之辈。莫斯科的讽刺作家亚历山大·伊万诺夫就曾要求叶利钦将应揭发那些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好感的人，并坚决将他们从国家机关中赶走，应该像智利的皮诺切特那样对共产党员斩草除根。他认为，选拔国家公务人员的主要标准应是具有反共思想。年轻一代的反共作家代表列昂尼德·绍罗霍夫曾歇斯底里地叫嚣：“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分清自己人和其他人，即‘我们’和‘他们’。‘我们’是正常的人，是劳动人民，而‘他们’则是共产党员，是寄生虫。没有任何一个公民会热爱这样的当权者，俄罗斯的当权者被人民所憎恶是他们应得的下场。成千上万的人把共产党看成是最凶恶的敌人，是比希特勒还坏的奴役者。那些列宁们，斯大林们，布哈林们，托洛茨基们，佩尔谢[49]们和勃列日涅夫们，他们不是以民族而分的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或者是拉脱维亚人，而都是反民族的共产党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俄罗斯的民族智慧，俄罗斯的民族自觉和俄罗斯的道德精神……他们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异教徒，他们是苏维埃垃圾！”[50]
　　许多学者也不甘示弱，一些人不久前还是积极的苏共党员，这其中包括“眼部显微外科”综合科研中心的创立者，也是该中心主任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51]，他是1957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曾是苏联人民代表。[52]他认为：“从1917年开始，在俄罗斯就建立了一个邪恶帝国，而列宁则是这个帝国的精神化身，列宁的头像被到处摆放、悬挂、绘画、印压和雕塑。国内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该宗教规范了人际关系的三个基本准则：对上级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对同级憎恶猜忌；对下级命令施压。只有做到这三点才可以苟延残喘地活着……人们为偶像修建了一座陵墓，崇拜者们不断前来瞻仰，并发誓永远遵循他的反人类训诫……同时成立了许多进行崇拜领袖仪式的机构，被称为区党委，各个城市还有市党委。人们放弃了劳动与休息，终日被迫为领袖及其学说祈祷，这就是所谓的‘开会’。”[53]这位苏联最著名的眼科学家，曾使成千上万的人重获光明，而他自己却承认，他是在“8月事件”的短短三天时间里看到了光明，也看透了一切。
　　许多苏共党员也公然宣布与苏共决裂，当时曾出现了公开烧毁党证的严重事件。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一些外国收藏家曾收购这些党证，其价格从一开始的每张100美元跌到后来的10美元。
　　许多人呼吁对苏共进行类似于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但却没有得逞。最后，所有新当选的俄罗斯领导人其实不久前都还是积极的苏共党员，他们大都是从党政机关、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或者是从各级党报中走上仕途的。最后人们决定以举行议会听证会的方式来取代法庭审判，听证会的目的在《告俄联邦总统书》中已有明确表述，即“采取措施防止苏共和俄共在俄境内组织强制修改俄宪法、挑起社会和民族纠纷的活动。”[54]
　　议会听证会于10月22日（星期二）在白宫举行，听证会由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谢尔盖·菲拉托夫[55]主持。在听证会上第一个做发言的是俄联邦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56]，然后是俄司法部长尼古拉·费奥多罗夫[57]，接下来安德烈·科济列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尤里·卡里亚金、尼古拉·特拉夫金[58]、格列布·亚库宁[59]也相继发言控诉苏共的罪行，这些人中除了亚库宁以外，其他人不久前还都是积极的苏共党员。代表苏共出席听证会的只有瓦连京·库普佐夫，他被允许在会上发言，但总共只给10分钟的时间。许多与会者打算延长听证会的时间。《消息报》曾写道：“显然，在俄议会举行的听证会将是一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因为谁都没有举行类似会议的经验，所以阿法纳西耶夫、特拉夫金和波诺马廖夫强调应研究法律依据和清晰界定听证会最终目标的必要性。”[60]
　　然而，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并不希望让听证会进行得漫长而繁琐，听证会持续了三天之后便宣告结束，会议通过以取缔苏共政党资格为主要内容的告叶利钦书。俄联邦总统没有拖延，他于11月6日，即“十月革命”胜利74周年前夕签署了《关于苏共和俄共活动的命令》，该命令中指出：“……事实上正是苏共的领导层毁灭了这个国家，他们将苏共当成是私人的工具，这些人应为苏联人民被逼入历史的绝路而负责，应为我们国家的分崩离析负责。苏共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反人民性和反宪法性，并在各民族中挑起宗教的、社会的、民族的纠纷，是对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今年8月19—21日发生的违反宪法的叛乱是苏共领导层支持的，……显而易见，只要还存在着苏共这一组织，那么类似的叛乱和动荡就无法避免……鉴于俄共并没有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登记，而苏共的登记工作则是在此前由它直接领导的苏联国家机关中完成的，而且是在严重违法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于俄联邦来说并不具有审判前决定的性质，因此依照俄联邦宪法第7条和第121条第4款的规定，我命令：
　　1．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一切活动，解散其一切组织机构。
　　2．俄联邦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对俄联邦公民加入苏共和俄共的事实不予追究。
　　3，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所有资产归为国有财产。”[61]
　　这个命令实质上是对此前所有行动的总结和确认，整个社会对此表现得非常平静，许多人甚至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成千上万的苏共党员很快就转向了新制度的一方，法院的审理工作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我就更不用列举那些前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们了，他们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中继续担任着高层领导、甚至是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一些俄共中央书记的声明，其中写道：“我们有必要做如下说明，俄共中央和俄共党员虽然认为此前公布的关于暂停本党活动和没收其财产的命令缺乏充足的理由，但他们还是执行了命令中的要求，并未采取激化危机的行动，更没有为新的反人民的叛乱创造条件……几千万人的命运都与苏共息息相关，他们都是正直的劳动者、精通业务的专家，以及科学、艺术和教育领域的杰出人才和祖国的保卫者。我们认为，蓄意消灭苏共是对民主思想的沉重打击，是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侵犯。该命令的出台不仅使刚刚在国内出现的真正民主思想的产生进程受到威胁，而且使公民社会的形成受到威胁。”[62]
　　11月22日的《真理报》刊登了六位著名法学家联合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从苏联和俄联邦的宪法以及法律的角度评论了叶利钦所签署的命令，这些法学家指出这个命令中有多处法律漏洞，并声称该命令在政治上是无效的。
　　三家主要的共产党报纸在8月末经过短期停刊后，于1991年秋又恢复了发行。但是原来所有的各州和各地区的党报要么就停办了，要么就是改变了其原有的社会政治观点，这些报纸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共产党员》曾是苏共主要的理论性杂志，后改名为《自由思想》，变成了很受欢迎的杂志，《党的生活》杂志更名为《实业生活》，《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变成了《消息报》，并且成为俄罗斯最积极反共、反苏维埃的刊物之一。许多常见的共青团刊物大都没有改变原来的名字。《莫斯科真理报》、《公社》、《新星》还有《工人道路报》、《旗帜报》等刊物虽然没有更名，但却成为了宣传反共和反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在此，我不想再评论这些出版物的名称或是内容上的改变，因为它们改变的动机各不相同。1990年底，乌克兰决定发行一份党的杂志《阵地》，其宗旨是不仅要与反共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作斗争，而且计划制定一条新的、非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该杂志主编曾请求我书面回答他提出的28个问题，我只举出其中的前三个问题，就可见其本质：
　　1．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63]目前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危机。治病首先要确定其病因，寻找疾病的根源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一些人正在试图证明“十月革命”是产生危机的根源，另一些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就是罪魁祸首。您如何看待造成苏联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
　　2．您在自己的书中曾写过许多关于列宁和他在苏联历史中所起作用。过去列宁的形象出现在民间木版画上，并被称为“善良的列宁爷爷”，而现在却走了另一个极端，目前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极力将其描绘成嗜血成性的暴君。您是否有意写本新书，客观地反映列宁的一生？
　　3．不久前您还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而现在您却成了苏共中央委员；过去曾经反对过您的人现在却站在与共产党对立的阵营中。您不觉得这种现象很奇怪吗？
　　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来回答这次书面采访，直到1991年6月中旬我才将材料寄给了编辑部。但是到了秋天我收到的并不是载有我文章的杂志，而是主编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您好，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们从哈尔科夫向您表示问候，并通知您一个悲惨的消息——我们的杂志《阵地》今后将不复存在了。与其他许多出版物一样，它也成了‘8月事件’的牺牲品。杂志社的财产被没收，尽管我们一再解释说杂志及其员工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任何企图，但于事无补，现在剩下的只有杂志曾经的读者对《阵地》留下的美好记忆了……最后还要告诉您，我们不得不接受了出版一本全新杂志的建议，这样才使杂志社的骨干得以保存下来，新杂志称为《股票业》，就像您理解的那样，它与《阵地》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出版界的反共宣传在1992—1993年期间一直在持续进行，但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变化，激情被事实所取代，尽管其中许多事例都是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抽取出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在没收苏共财产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重要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最为机密的材料都落入了苏共的反对派手中。结果这些档案和资料开始陆续曝光，使得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执政时期，甚至苏维埃政权早期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件都大白于天下，这其中包括“红色”恐怖行动，它被认为是针对“白色”恐怖暴行采取的反击行动，还包括许多不正确的迫害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消灭那些现有的和潜在的反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敌人。过去在白俄（指“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俄罗斯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刊物中曾有过对这些事件的描写，但苏联的报刊和历史学家都对此予以否认，声称这是那些反苏维埃言论的“推测”和“诬蔑”，而现在这些文件证明了这是事实。如果苏维埃政权早期所有的坏事都是以国内战争为背景而描述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内战争产生及其久拖不决的原因。这种状况不仅彻底改变了反共宣传的性质，而且改变了其宣传的方式，我对此不再做深入的评论。后来，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组建了一个新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党，这个党就是“劳动人民社会党”，1991年10月召开了该党的成立大会。我们党在1992—1993年间的工作卓有成效，还参加了俄共的重建工作并帮助该党举行了重建大会。但是，我们已不再是俄共的盟友或伙伴了。

4.5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


　　新奥加廖沃进程的终结


　　1991年11月末，新奥加廖沃进程陷入绝境，没有人再建议或讨论任何新的联盟条约的草案。苏共是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承重结构，苏共覆灭之后，苏联许多主要的支柱机构也从9月和10月起开始相继崩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原有的形式被打破，其所有的军职部分已划归国防部管辖。边防部队被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联邦边防军，对外情报局和政府通信局也分别暂时独立出来，保卫局表面上是归苏联总统直接管辖，但实际上该局的各个分队则是由俄联邦总统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直接指挥。依靠克格勃在各地分部的力量，俄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了巩固。过去在俄罗斯根本没有像国防部这样的部门，而现在俄政府逐渐建立起了真正的强力机构。苏联克格勃中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许多将军都被解职或是退休，而到了11月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改名为跨共和国安全局，不久后又改组为联邦安全局，由少将维克托·伊万年科领导，属于俄联邦的部级单位。著名的克格勃第五局曾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现已被完全取缔。根据瓦季姆·巴卡金提供的数据，1991年初苏联克格勃的编制共有51.3万人，而到了年底只剩下14万人，有大约400个将军职位被取消。到了1991年11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能直接指挥的部门只剩下他的私人卫队、部分克里姆林宫卫队和著名的“阿尔法”特种活动小组。
　　1991年秋，俄联邦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各级机关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与此相反，苏维埃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院的相关部门却纷纷解体。当时曾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1991年11月4日，苏联检察院国家安全法执行监督局局长维克托·伊柳欣[64]对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刑事起诉，控告其犯有叛国罪。第二天，伊柳欣按照惯例将上诉材料的副本交给克格勃进行调查，而将另一副本交给了《真理报》。[65]11月6日，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66]下令将伊柳欣开除出检察系统，这一决定得到了跨共和国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巴卡金的公开支持。但是没过多久，整个苏联总检察院也不复存在了。
　　1991年11月，叶利钦接连批准和签署了将原苏联各级部门改组为俄联邦机构的命令。例如，叶利钦于11月21日签署了《关于俄联邦总统管辖的国家民防事务、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委员会的命令》和《关于建立俄罗斯科研中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命令》。所有这些命令都不是指建立全新的机构，而是现有的机构和组织的隶属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样的例子还有叶利钦签署的第228号令，是有关重建俄罗斯科学院，使其成为俄罗斯最高科学机构的命令。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科研机构过去曾是苏联科学院的组成部分，现在已属于这两个国家。
　　苏联解体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级军事机构。将军们和各级军官为此忧心忡忡，然而他们自己及其管辖部队的命运都掌握在那些政客们的手中。当然最棘手的问题要数对国家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财政拨款问题。11月15日叶利钦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停止对苏联各部委的财政拨款。苏联各部委余下的工作人员可以继续在他们的办公楼里王作，但要受俄罗斯执行权力机构的监督。现在苏联各部委面临着要么自动解散，要么划归为俄罗斯各部委的命运。地方上缴的税收不再纳入苏联国库，绝大部分都被俄罗斯国库据为己有。俄罗斯领导人还试图掌控苏联国家银行及其所属部门的活动，俄政府还宣布将在最近几周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和放开价格。显而易见，在统一的金融财政制度下，这种改革必将导致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但是白宫对此漠不关心。商店几乎没有任何商品，而冬天又将马上来临，对于俄罗斯和苏联各民族人民来说，这一年的冬天可以说是自卫国战争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天了。
　　1991年11月末及12月初，戈尔巴乔夫仍然在克里姆林宫里办公，他不断地召集自己的助手和顾问开会，与各加盟共和国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接待国外的来宾和记者的采访。但是，苏联总统的权力范围只能局限在克里姆林宫的几栋大楼里了。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去了一趟离自己办公室不远的党和国家特别档案馆，那里保存有政治局最重要、最机密的材料，戈尔巴乔夫命令将该档案馆的绝大部分资料用军用卡车运送到总参谋部。戈尔巴乔夫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透露，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还有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不仅向他表示了对苏联命运及对其本人前途的担忧，而且还许诺将提供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然而这些都只是空头支票。1991年11月初，戈尔巴乔夫曾给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发过一封急电：“亲爱的约翰！您是‘七国集团’的协调人，我向您请求紧急的财政援助。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但是国家外汇状况仍面临崩溃的威胁。截至11月中旬，苏联为偿还外债所缺的外汇资金达到了3.2亿美元，而到今年年底有可能达到36亿美元。10月26—27日在莫斯科我们已将所有必要的核算提交给‘七国集团’的专家。约翰，为避免势态恶化，我请求您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资助我们15亿美元的灵活资金，其中的3.2亿美元希望在11月中旬以前提供给我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1年11月2日。”[67]然而，约翰·梅杰根本没有答复这封充满绝望之情的来信。
　　决定乌克兰未来命运的全民公决于1991年12月1日举行。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已经通过了关于宣布乌克兰独立的决定，现在将这个问题交给全体公民来决定。戈尔巴乔夫十分清楚乌克兰全民公决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因此在全民公决的当天和前一天，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多家乌克兰媒体的电视采访，采访中他提到了自己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血统，并竭力说服乌克兰人民留在苏维埃联盟。这些采访在苏联各地电视台进行了转播，戈尔巴乔夫的前助手格拉乔夫曾评价说：“唉，这次讲话的效果远没有在福罗斯发表的告苏联全体公民书的效果好。”[68]
　　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使许多人感到震惊，也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绝望。在参加投票的公民中有90.32%，即28804071人投票赞成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宣布乌克兰独立的决定。俄罗斯随即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月5日，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说，没有乌克兰的加入联盟条约便失去了意义。叶利钦同时告知戈尔巴乔夫，他将于12月7—8日在明斯克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举行会晤，但并没有说明此次会晤的议事日程，他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怕遇到阻挠，也许是有意为之。当时此次会晤的最终议事日程还没有制定，谁都不清楚克拉夫丘克将在会晤中提出哪些意见与建议，当时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乌克兰担心俄罗斯会提出领土方面的要求，特别是克里木的领土问题。而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只希望讨论俄罗斯取消价格限制将给白俄罗斯带来的经济问题，因为舒什克维奇并不是国家总统，他的权限也比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小得多。关于12月5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这次会晤，两人都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但内容却大相径庭。苏联总统的办公室曾就此次会晤发布了简短的公报，公报中写道：“两位总统一致强调，没有乌克兰的加入，未来的联盟将不予考虑……鲍里斯·叶利钦说，希望在明斯克的会晤中与乌克兰领导人达成相互理解，他还将与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双边协议……苏联总统则强调指出，联盟条约是惟一的选择。他强调说：‘我坚信，只有在主权国家联盟范围内我们才能共同顺利前进。我已经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就此达成了共识。’”[69]而实际上，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叶利钦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通常保持沉默，而私下里他总是忿忿地说，苏联总统根本不适应新的局势，缺乏现实意识。戈尔巴乔夫极力拥护的“独立国家联盟”（СНГ）的主张，被叶利钦称为“拯救戈尔巴乔夫的联盟”。[70]

　　维斯库利景区　别洛韦日密林1991年12月7—8日


　　关于别洛韦日三国领导人的会晤已有大量文学描述，所有与会者都对这两天在白俄罗斯所发生的事件都进行了描绘。我们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描写这一事件的章节题目中就能看出他的态度：《背信弃义》和《苏联与俄罗斯的黑暗日子》。而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将这一章节简单地称之为《别洛韦日密林》。[71]克拉夫丘克则自豪地称自己为苏联和联盟条约的主要反对者，他回忆道：“叶利钦将条约的文本摆在桌子上，并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的问题：‘这个文件您签不签，如果不行，那么经过修改后您是否能签？’然后叶利钦又对我说，只有我签了之后他才签。这样一来，这个条约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乌克兰了。我回答是：‘不签。’于是大家提出准备起草新条约的问题，专家们为此连夜工作。结果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和协商，这份新条约很快就被签署了。可见，只要没有被称作‘中心人物’的愚蠢者，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72]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承认自己不是新条约的倡导者，他回忆说：“我建议拟定一份三方公报送交戈尔巴乔夫审批。最初的条约文本要比最终在维斯库利签署的条约温和得多。为什么要选择维斯库利官邸作为会议地点呢？因为它是专为高级领导修建的官邸，配有特殊的通讯设备，旁边则是一个空军基地，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应该给我们的政府予以应有的评价，因为所有准备工作都是按照最高级别进行的。我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像是这里的主人，是我将大家请来的……。”[73]
　　到白俄罗斯参加会议的俄罗斯代表团，除了叶利钦之外，还有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谢尔盖·沙赫赖、叶戈尔·盖达尔、安德烈·科济列夫，以及叶利钦的助手维克托·伊柳申[74]。白俄罗斯总理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75]和乌克兰总理弗拉基米尔·福金[76]也出席了会议。三方都派了记者到会，但人数不多，关于会谈细节他们知道得要比其他人晚，而且他们又没有与自己的编辑部的联系方式。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的护卫不多，但叶利钦却随身带了由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领导的20多名警卫。会谈是在这个森林自然保护区的主狩猎大厅中举行，大厅旁边坐落着休息室、桑拿室、狩猎小屋和服务区，与会者中只有克拉夫丘克和福金去林中打过猎。在12月7日下午的会谈中，三方领导人就所有的原则性问题达成了一致，而最终的正式文本交由工作小组连夜起草。法学家沙赫赖对文本字斟句酌，而盖达尔则负责抄写，因为他的字写得最漂亮。三国的总统和总理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桑拿室度过的，就像舒什克维奇回忆的那样：“我们六人将任务布置给工作小组后，便来到了桑拿室，桑拿室中不止我们六人，还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指叶利钦）的几名警卫，但谈话是在我们六人之间进行的。虽然第二天早晨将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但是似乎除了布尔布利斯之外，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到一丝庄严的神情……”[77]当领导人们在桑拿室蒸浴的时候，工作小组已经完成了文件的起草任务。据后来谢尔盖·沙赫赖回忆说：“当时已是深夜了，科济列夫打算将写好的文本塞到打字员房间的门下，但他放错了房间。于是第二天早晨大家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寻找文件，然后再打印出来，乌克兰代表团也过来帮助我们。我们将条约打印出来，然后送到大厅，由领导人们进行修改，返回来再重新打印，然后制作副本，我们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工作，新条约终于在一天之内诞生了。”[78]条约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地缘政治的现实已不复存在”的说法是由布尔布利斯想出来的，而克拉夫丘克提出了“Содружество”（联合体）这个概念，因为他不希望在字面上再看到“Союз”（联盟）这个词。条约文本共两页，序文中写道：“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于1922年签署了联盟条约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国，以下称为‘最高缔约方’，在此我们郑重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条约的第一条规定：“最高缔约方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СНГ简称‘独联体’）第二条中写道：“从该条约签订之日起，在签署国境内不允许实行第三国的准则，包括前苏联的一切准则”。条约的第十四条还规定：“明斯克市是独联体协调机构的常设地，前苏联机构的所有活动在独联体成员国境内一律被禁止”。条约签署人为：白俄罗斯代表舒什克维奇和克比奇、俄罗斯代表叶利钦和布尔布利斯、乌克兰代表克拉夫丘克和福金。[79]
　　在离开维斯库利之前，与会者将苏联解体和独联体成立的消息首先通知了美国总统布什，然后才通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这个顺序并不是在事前计划好的，因为当时舒什克维奇通过专线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但拨了很久都没有接通，而科济列夫则通过普通国际长途电话与美国联系，美国总统办公室的人刚开始没有马上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除了这个最主要的条约之外，三国领导人还就较具体的问题签署了两项声明，他们还达成了一些口头协议，其中包括关于对戈尔巴乔夫未来的命运，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甚至比讨论独联体国防纲要的时间还要长。

　　别洛韦日条约签署后的最初日子


　　12月8日深夜至9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不停地与自己的助手和顾问通电话，然后他吩咐将叶利钦、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最后只有叶利钦于中午12点在忠实的科尔扎科夫的陪同下来到克里姆林宫。整个克里姆林宫及其各个入口都已由俄联邦总统警卫局控制，只有通往三楼的入口一直仍由戈尔巴乔夫的铁杆护卫把守着。纳扎尔巴耶夫在叶利钦之前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戈尔巴乔夫。会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但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戈尔巴乔夫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他不同意成立独联体的条约，他认为该条约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在声明中指出：“擅自宣布苏联的灭亡是不可容忍的，苏联的命运不应由这三个国家领导人的意志所决定，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宪法途径并依照各族人民的意愿，由所有主权国家来决定。条约中宣布禁止执行苏联的法律准则是不合法的，也是及其危险的，这只会加剧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80]
　　俄罗斯领导人中只有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反对别洛韦日条约，他是12月9日才得知这一消息的。鲁茨科伊于9日上午来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称签署条约是对国家的犯罪行为，并建议立即逮捕“为讨好美国而签署这个耻辱条约的三个醉鬼”。鲁茨科伊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听了我的话，戈尔巴乔夫的脸色变得很苍白。我们匆匆交谈了一会儿，在与我告别的时候，他劝我不要发火，并对我说，一切没有像我想像得那么可怕，事态还是可以扭转的。”[81]然而，鲁茨科伊还是准备了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个人声明，并开始与叶利钦彻底决裂。在朋友们的劝阻下，鲁茨科伊没有将这份声明在媒体上全文发表，只在报纸上刊登了其中的寥寥数语，例如别洛韦日协议“不可容忍的仓促性”，“苏联的解体将导致俄罗斯的解体”等。鲁茨科伊当时是俄罗斯副总统，如果发生某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他有登上总统宝座的机会。法国《巴黎竞赛》周刊的一名记者在12月中旬采访鲁茨科伊时问到过这个问题，鲁茨科伊表现得十分惊讶：“愿上帝保佑总统别发生什么意外，我可害怕失去他，我非常敬重他，他是一个坦率而高尚的人。当我们一起参加竞选的时候，我曾向他发过誓，永远追随他，我不会食言。至于谈到让我领导反对派的问题，只要叶利钦还是俄罗斯的总统，那么这件事就绝对没有可能。我才44岁，上帝保佑，我还有时间领导这个国家，目前我只能与叶利钦战斗在一起，以积累更多的经验。”[82]
　　12月10日和11日，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几个谴责别洛韦日条约的声明，并在11日晚上接受了《独立报》主编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的专访，这次采访涉及内容广泛，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显得含糊不清。采访的题目包括：在目前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应采取哪些措施？戈尔巴乔夫如何理解新的条件下的民族政策？他是否同意担任“独联体名誉总统”？戈尔巴乔夫近期将进行哪些具体活动？戈尔巴乔夫在采访中谈到了举行苏联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可能性，谈到了全民公决问题，也谈到了他准备为独联体的某些制度服务，而不想成为“退职将军”。[83]下面摘引其中的几句：“我和叶利钦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如果我发现我所做的事情与我的信念相矛盾，那么我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如果事情的进程超出原来的联盟条约的范围，那么我不可能在其他体制中承担政治责任，我只在现实的体制中负责。我们面临着我们历史上非常困难的时期……如果我们希望选择‘烟囱上摘云彩’的模式，那么我是不会爬这些烟囱，让其他人去爬好了”。[84]
　　无论是在莫斯科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还是在苏联一些大城市，人们对苏联解体的消息竟然表现得十分平静，这大大出乎西方和本国观察家的预料。一些普通百姓和许多政治圈中的人甚至感到了一丝轻松，不会有人再对苏联政权抱有希望，苏联的解体和戈尔巴乔夫的倒台甚至没有引起任何同情。正如90年代初的一位反对派领袖瓦西里·利皮茨基[85]所写的：“苏联解体的过程出乎意料地平静，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各加盟共和国被出其不意地据为己有了，在俄罗斯的反对派内却出现了分歧和动摇。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如此剧烈的转变（一个超级大国的灭亡）竟然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这就使那些策划者们觊觎着今后更加胆大妄为的行动，而下一次的分歧点就是盖达尔的经济改革。”[86]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1991年的12月10日批准了别洛韦日条约，共有367名代表参加投票。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不太受欢迎，他的讲话甚至没有赢得掌声，即便如此，仍有288位代表投了赞成票，10人投了反对票，7人弃权，另有62名代表没有参加这次的记名投票。同一天，别洛韦日条约在白俄罗斯也被批准通过，有263名代表投票赞成，2人弃权，另有27名代表虽然到会，但没参加投票，只有一名代表投了反对票，他就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87]。
　　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于12月12日开会讨论别洛韦日条约，叶利钦就在白俄罗斯召开的三国领导人会晤作了简短的报告，他的报告赢得了代表们的掌声。大会辩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当时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还有共产党议员团，但他们中却没有任何代表发言，而谢尔盖·巴布林[88]则代表俄罗斯全民协会发言反对批准该条约。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在俄联邦只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通过这样的宪法文件。巴布林还十分肯定地指出，现在是1991年，不应将1922年的联盟条约当成现行文件援引，目前国家实行的是1977年宪法，而明斯克条约是对宪法的肆意践踏，甚至是全盘否定。巴布林最后说：“‘俄罗斯全民协会’和‘俄罗斯议员团’欢迎将无能的中央政权从政治舞台上赶走，我们始终赞成重建一个统一的联盟制国家，其基础应该是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及哈萨克斯坦组成的坚实联盟。”[89]别洛韦日条约最终还是在俄联邦获得通过，188名代表投票赞成，7人弃权，62名代表没有投票，有6人投了反对票，他们是巴布林、伊萨科夫[90]、康斯坦丁诺夫[91]、雷索夫、波洛兹科夫和巴甫洛夫[92]。
　　当别洛韦日条约在基辅、明斯克和莫斯科先后获得批准之后，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从他的话语中流露出忐忑不安的心情和前后矛盾的立场：“一些法西斯独裁者将篡夺政权……”，“我认为国家观念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我不认为，在白俄罗斯签署的条约具备实行的机制”；“我们苏联来到这个世界已经60—70年了，它不应该毁在我们的手里”，“俄罗斯领导人利用了乌克兰”，“我早预料到会这样”，“只有当联盟条约彻底完结时我才辞职”，等等。戈尔巴乔夫每天仍然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上班，他与几乎所有的西方领导人通电话，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在这期间，戈尔巴乔夫还签署了多项命令，包括关于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的命令、对苏联国务院决议的补充和修改命令等。1991年12月11日，戈尔巴乔夫下令为1991年在科学、文学、艺术和建筑领域取得突出成就者颁发苏联国家奖。获奖人数众多，其中有作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93]和布拉特·奥库贾瓦[94]。然而由谁来出面，又如何授予这些奖项呢？12月13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部下达了一系列的任免和调动命令，当时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已任外交部长一个多月，戈尔巴乔夫已不能与潘金共事，叶利钦对谢瓦尔德纳泽的任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又下令对军队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任免及调动，他还确定了苏联军人的入伍誓词。12月20日，又有一大批演员被授予“苏联人民演员”的称号。仅在12月21日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就签署了28项命令，其中大部分是授奖命令，也就是在这一天，戈尔巴乔夫终于明白，其实是有人使他明白，是他该离开的时候了。在与法国总统密特朗通电话时，戈尔巴乔夫说，最近几天他将宣布自己辞职的声明。

　　独联体第二次诞生


　　独立国家联合体的第一次诞生是在维斯库利的别洛韦日密林中。几天之后，即12月11日，亚美尼亚宣布加入该组织，摩尔多瓦于12月12日宣布加入。12月12日，中亚各国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聚集在阿什哈巴德，他们对三国事先未与他们进行任何协商就签署别洛韦日条约气愤不已，然而他们已经别无选择，12日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其他国家一样成为独联体平等的成员国。随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也宣布加入独联体。如此一来，关于成立独联体的条约应重新起草，不是以三国的名义，而是以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名义共同起草。12月11—20日，在莫斯科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人们就此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戈尔巴乔夫没有被邀请参加协商，但是他自己提出了多项建议，并发给了在阿拉木图参加谈论条约内容的人。他在建议中提到，应该确定从苏联到独联体的过渡时期，在苏联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中，各个国家的独立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否则就会陷人可怕的危险之中。戈尔巴乔夫在建议中还列举出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各共和国“分割”的机构，为了保证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行，应保留一些领导机构或者是协调机关。最棘手的问题是关于苏联军队的命运及其战略组成问题。当然，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想法无可指责，戈尔巴乔夫最后还提出，在这些跨国间的机构中他可以找到一席之地，发挥自己的余热。1991年12月17日，苏联总统顾问和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在记者会上说，戈尔巴乔夫自我感觉很好，他处在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状态中，并就“过渡期”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戈尔巴乔夫关心的是从苏联到独联体的转变进程应在民主的框架内合法、公开地进行”。格拉乔夫指出：“我没有感觉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结束，他是一个注重过程而不是具体职位的人，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谈论属于他的时代。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考虑辞职问题。”[95]
　　与此同时，叶利钦正加大力度继续捣毁苏联残余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以迫使戈尔巴乔夫辞职。戈尔巴乔夫当时提出应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解体的决议，至少也应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作为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我们的权能被保留下来，因此我们经常聚集在最高苏维埃进行一些非正式的协商和座谈。然而根据叶利钦的建议，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决定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召回俄罗斯的代表，这就剥夺了我们参加总结会议的机会。12月19日，叶利钦决定终止苏联外交部的活动，第二天，苏联国家银行又被撤销，成为了俄罗斯银行。早在12月14日或15日，叶利钦就已通知戈尔巴乔夫，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和总统本人将在克里姆林宫里工作，戈尔巴乔夫应尽早离开克里姆林宫，这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最后通牒。叶利钦后来解释自己的这一决定时写道：“我的决定带有原则性和战略性。克里姆林宫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而且是最重要国家设施，这里配备了国家的国防体系和指挥行动系统，从全世界各地发来的密码电报都汇集到这里，这里装有最精密的安全体系。克里姆林宫是国家的象征。毫不客气地说，从克里姆林宫驱逐一个人至少需要一个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克里姆林宫是国家政策稳定性、长期性和坚固性的象征。在我进入克里姆林宫前一周就通知了戈尔巴乔夫及其总统办公厅，而且所给的准备期限十分宽裕。”[96]
　　戈尔巴乔夫非常沉痛地接受了叶利钦入主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他的一位亲信建议他可以离开克里姆林宫，但不能辞去苏联总统的职位。世界上有流亡政府，也有流亡的君主和总统，苏联总统同样可以存在，只是手中已没有任何实权罢了。戈尔巴乔夫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他一直在等待来自阿拉木图的消息，12月20日晚上，11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聚集在那里进行紧急磋商，只有格鲁吉亚总统没有到会，因为这个国家发生了内战，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97]总统被反对派领导的武装力量包围在第比利斯政府大厦的总统办公室中。
　　12月21日，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在阿拉木图诞生了，这是由11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合体。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和终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阿塞拜疆总统穆塔利博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98]、塔吉克斯坦总统纳比耶夫[99]、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100]、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101]和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也在文件上先后签字。此外，11国的领导人还签署了其他几项决议和议定书，其中包括对戈尔巴乔夫的专项决定。独联体成员国的领导人在决定中通知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总统制已经结束，他们对戈尔巴乔夫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此外，决定中还为戈尔巴乔夫规定了终身的养老金，为他本人及其家人提供终身医疗服务，并为其配备20名警卫和2辆专车——“吉尔—115”和“嘎斯—31”。独联体国家领导人“下达命令，由俄联邦政府负责解决上述所有问题”。

　　戈尔巴乔夫下台


　　阿拉木图决议是在12月21日下午报告给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当天开始准备辞职声明，但他并没有急于公布，因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单独和叶利钦商讨，因此戈尔巴乔夫等着叶利钦从哈萨克斯坦的归来。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单独会见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持续了10个小时。许多问题都有了最终的答案，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安排，前总统的个人安排和养老金问题，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办公人员的安排问题等。12月25日晚7点，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命令，随后他邀请摄像人员和新闻记者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电视直播，前苏联的几家电视台和世界上153个国家的电视台都转播了辞职声明的内容。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次发言并没有包含深刻而有意义的思想内容，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伤心，他表示没有完成自己应负的使命，但又称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他最后说道：“我是带着一颗不安的心离开的。”电视讲话之后，戈尔巴乔夫又回答了记者们的几个问题，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准备将核密码移交给叶利钦。然而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却是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叶利钦由于不满戈尔巴乔夫最后讲话的内容而拒绝在前总统的办公室中接受核密码，他建议在克里姆林宫的另外一个地方进行交接仪式。但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了叶利钦的建议，他在没有任何电视摄像的情况下将两名上校交给沙波什尼科夫指挥，这两人时时刻刻都跟随在国家元首身边，是专门保护“核密码箱”的。戈尔巴乔夫最后的告别晚宴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核桃厅中进行的，只有他身边最亲近的五个人参加。在这最后的时刻，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电话竟然没有响一声，没有任何人表示支持与同情。
　　在戈尔巴乔夫做电视讲话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红色的苏联国旗被降了下来，升上了俄罗斯的三色旗。没有任何人来送行，戈尔巴乔夫孤独地回到自己的别墅，而几天之后戈尔巴乔夫连这个地方也不得不离开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此正式宣告结束。
　　12月25日晚，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美国承认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独立地位。12月27日早晨，叶利钦搬进克里姆林宫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中。1991年12月30日，独联体成员国的领导人再次会集明斯克，以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战略性核导弹的问题。我国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独联体各国的领导人有意冷落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西方国家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却纷纷发来电报，并发表纪念戈尔巴乔夫的专题文章。“他复兴了苏联外交”，“他将国家从持续70年的停滞和压迫中解救出来”，“他为德国的统一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没有几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而戈尔巴乔夫却做到了”，“我认为他是近百年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他是将自由还给了东欧各国的伟人”，“他以和平方式将自由赋予了苏联各族人民”，“他是位勇敢的领导人，他将永载史册”，“他最终将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这些都是各国领导人来信中的只言片语，其中包括科尔[102]、撒切尔夫人、梅杰、里根、梅内姆[103]、密特朗、瓦尔德海姆[104]等等。而中国的新华社则刊登了一篇谴责戈尔巴乔夫及其“新思维”的声明，文中指出正是新思维导致了苏联的“政治动乱、民族内讧和经济危机”。西方许多著名报纸和杂志的评论也极具批判性：“戈尔巴乔夫是个彻底失败的改革家”，“他使许多企业对所谓的‘改革’充满希望，然而却以破产告终”，“戈尔巴乔夫极不光彩地离开了”，“他不是称职的领导人，他断送了现有的国家制度，却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替代”，“他走完了通向意外的天堂之路，这些只是援引西方广播和报纸上的一小部分评论。1991年12月，一些俄罗斯和西方的观察家就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问题作了更深刻而全面的评价，其中阿尔贝特·普卢特尼克在《消息报》上撰文指出：“对历史而言，改革的总设计师以何种理由进行改革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革的成果如何。那么苏联改革的成果是什么呢？这就是强大帝国的覆灭、共产主义神话的破灭，以及阻碍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苏联极权制度的结束……戈尔巴乔夫自负地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鼓动者和宣传者，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忠实拥护者，但正是他一步步地将由斯大林主义构筑的坚实堡垒、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制度彻底摧毁了……他的出现比他的离去意义更为深远。”[105]时任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106]也在自己的政治日记中写道：“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我确实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发生。这使我感到震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戈尔巴乔夫所有光环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致命的不足，他没有能力采取强硬果断的措施并将其付诸行动，他是拖延时间、看风使舵的高手。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曾不止一次地遭受攻击、面临绝境，但他都予以了巧妙而有力的回击。然而，当需要制定和巩固强硬的经济改革方针的时候，他却像哈姆雷特一样选择了逃避。我把这种摇摆不定的趋势称作是缺陷，而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嘉奖。”[107]
　　西方和东方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褒贬不一，这不仅因为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而且也因为不能以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标准来为戈尔巴乔夫定论，他对社会的贡献可以说是功过参半，他做的一切该怎样在历史的天平上衡量？有人主张原谅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安德烈·诺维科夫[108]就曾写道：“戈尔巴乔夫所实行的政策是符合道德规范的，为此就应为他树碑立传。诚然，他输掉了改革，输掉了伟大帝国的帝王权杖，甚至输掉了整个帝国和人心，但是，他却贏得了另外一种对现代人来说难于理解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政治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有其个人性格因素：随和宽容、优柔寡断和思想执著。失败还缘于客观原因，本身具有的客观属性使这个帝国看起来就像是由生锈的钉子胡乱钉合在一起，这个帝国的任何改革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然而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的划时代意义并不在此。也可以说，他的失败是他自觉自愿的选择，是他立场态度的表现。无论是人民，还是反对派，都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尊敬。”[109]这是颇为奇怪和错误的观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代价太过沉重，怎么能够就这样简单而轻易地逃避责任呢？还有一些文章的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根本不配称为改革者，弗拉基米尔·帕斯图霍夫[110]指出：“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并不能被称为改革家，真正的改革者应为自己的活动设定明确的终极目标，而戈尔巴乔夫并不具备这点，他的指导原则是‘不能这样生活’，这就使得他更多地不是主动去争取，而是在逃避。”[111]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尔奇·布朗[112]对这种评价提出了异议，他写道：“在看到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和失败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他所面临的困难和阻碍，有理由把戈尔巴乔夫称为俄罗斯历史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他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结束‘冷战’方面做出了任何人无法比拟的贡献，他促进了国家关于言论、出版、结社、宗教、移民等方面的自由进程，如今的俄罗斯是其漫长的历史中最自由的一个时期。”布朗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功绩及最大的成果便是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摒弃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和手段。”[113]然而他也许不知道，亚历山大·克伦斯基[114]早在1917年的时候就使俄罗斯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但是当时有谁利用了这个自由了吗？以法律和秩序为根基的自由才是最有价值的自由。戈尔巴乔夫使俄罗斯变成了贫穷落后、分崩离析、备受凌辱的国家，变成了抛弃自身传统的自由国家，这不是所谓的杰出贡献。
　　我认为，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活动的最真实的评价，可以从戈尔巴乔夫多年的顾问和助手的文章或描述中窥见一斑。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曾表示过，戈尔巴乔夫明白，像苏联这样的兵营式社会，需要有人“指挥”进行变革。“于是他便来指挥，最初的三年他试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改变社会，直到1987年他才开始怀疑这条路线。1987年夏天，他在克里木对我说：‘阿纳托利，你知道吗……我将走得很远，很远，没有人知道我会走多远’。然而到了1988年，他所启动的改革进程竟然超出了他的设想，他已无力控制被他所解放的社会及知识分子力量，他没有任何神奇超凡的想法，只是强迫这个系统运转，而对系统本身他却从来不曾怀疑过。他也希望推陈出新，但是他自己都不清楚，如何建立这种‘全新的状态’曾有过朦胧的希望，但这只是过眼云烟。戈尔巴乔夫不具备‘伟人’的个人品质，但他却从事着一个伟大的事业，从历史角度来看，也许这更为重要。”[115]沙赫纳扎罗夫曾写道：“戈尔巴乔夫太急于求成，他甚至过分地急于着手改革，而这种改革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应当着手进行。苏联解体是世界性的悲剧，但它并不是民主化突飞猛进的结果，而是这个进程整整晚了二十多年。这个体系已承受不了如此重压，已经开始出现瓦解的迹象，于是它便很容易地成为了敌对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牺牲品。”[116]安德烈·格拉乔夫则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只是发挥核反应堆中的燃料棒作用，而这个核反应堆正是由他本人在俄罗斯挑起的新一轮的混乱，而当他不再积极地发挥燃料棒的作用时，他也就完成了他的绝大部分使命。事情主要在于，戈尔巴乔夫并不知道，历史想要什么，历史最终将他本人、他的国家以及他所进行的改革带向何方。”[117]应该补充一点，戈尔巴乔夫不仅不知道历史要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他的观点总是模糊不清，表述不明。戈尔巴乔夫惨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虽然戈尔巴乔夫得到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当然这种支持也是有条件的，但他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大众的支持。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那么如何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呢？

　　苏联的解体及西方的反应


　　早在1989年末，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苏联改革是不成功，只有少数人撰文认为奇迹可能发生。即使如此，这些人也只是认为，如果改革失败，苏联将重新回到专制体制的统治之下，谁都没有预想到苏联会解体。正如皮特·德鲁克[118]所写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身是试图通过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来锻造统一的枷锁。这样的改革能取得成功吗？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改革失败，俄罗斯势必将回到斯大林时期的镇压制度之下。即使经济上的改革取得成功，也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他的逻辑很简单：经济的提高和发展与地方分权是紧密相连的，这必将导致分离主义，而这是苏共在任何条件下都绝不能容忍的。[119]同样在1989年，布热津斯基[120]在其《大失败》一书中仍然坚信，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还会统治几年，甚至几十年。他在书中描绘了共产主义瓦解和崩溃的各种可能性，甚至不排除苏联突然间土崩瓦解的可能性，但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121]
　　到了1990年中期，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现实，从而引起了西方专家和学者的极大关注。亨利·基辛格[122]在1990年时曾写道：“西方不希望看到苏联的解体，确切地的说，是不希望看到它的扩张……苏联拥有几万枚核弹头和几十座核反应堆，它的解体不能不引起全人类的极大关注。这个问题十分可怕，而且与传统的主权观念相抵触，它不能不引起我们长期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即使不谈核问题，苏联的瓦解也会引起可怕的武力争端。就像电影的回放一样，我们将回到二百年前那个血腥的世界，最终所有的周边国家都卷入了战争，各国的军备竞争在苏联促生了扩张主义倾向。”[123]
　　到了1991年，西方的所有的研究苏联共产主义的机构都已坚信，苏联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境地，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得如此迅速。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第一个获知签署别洛韦日条约的消息，当时是叶利钦打电话给他，安德烈·科济列夫做的翻译，所有的西方领导人后来也都知道了这一消息。这件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与不安，当时的中央情报局长罗伯特·盖茨[124]说：“在俄罗斯或苏联这样强大的帝国内部发生如此猛烈而突发性的巨变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间、外交部和其他专门机构之间的磋商频繁不断，媒体连篇累牍地刊登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从独联体其他国家首都传来的消息，以及许多未经证实的传言。最让西方各国领导人感到不安的是，他们还不清楚，在苏联解体后谁将“掌控着核按钮”。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进人了紧急状态，美国国务卿贝克带领一个由分析专家组成的代表团飞到莫斯科，实地了解事态发展的进程和性质。
　　苏联及其相关的管理体制的迅速瓦解产生了许多经济及政治问题，令西方分析家惊讶的是，其中绝大部分问题都已迎刃而解，虽然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得令人满意。各国首脑12月8日在维斯库利和21日在阿拉木图签署了协议，这些首脑通过苏联国务会议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早就彼此很了解。俄罗斯联邦承担了前苏联所有的国际义务，包括偿还外债，前苏联在国外的所有财产也都归俄联邦所有，其中包括驻各个国家的使领馆。各国决定保留对战略军事力量和核武器的统一指挥和监督，然而实际上，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对所有核导弹和航天研究系统的实际监控权都落到了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后来，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均表示要消灭核武器，并销毁与核武器相关的基础设施。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苏联军队逐渐撤离出来，因为这些国家拒不参加独联体，并开始组建自己的国家军队。但是驻守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前苏联军队大都留在原地，这里80%以上的军官，不管其属于哪个民族，都对新国家进行了宣誓。同时，还有许多乌克兰籍、白俄罗斯籍和哈萨克斯坦籍的军官留在了俄罗斯任职。然而同样的问题在外高加索和中亚就显得比较棘手，所幸没有发生军事冲突。随着苏联中央集权的消失，许多民族争端在各加盟共和国内部显现出来，主要在德涅斯特河沿岸、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和北高加索地区，其中卡拉巴赫冲突最终演变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流血战争。北高加索发生的事件表明，围绕苏联解体产生的担心和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所幸的是对事件发展最可怕的预想并没有发生。在此方面，苏联避免了类似南联盟的厄运。这样的结果不仅取决于政治家的美好意愿，更取决于前苏联各民族多年来的友好关系。许多民族问题在前苏联时期就已存在，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演变为不可调和的民族冲突。苏联的解体产生了许多新的、有争议的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但是不论何时何地都始终存在着一个愿望，那就是用政治和外交，而不是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多年来形成的一种“苏联式的”或者称为“俄罗斯式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将前苏联的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历史的现实。关于“世代联系”、“民族友谊”、“文化和历史的同一性”，以及俄语是“民族间交流的语言”等等这些评论，并不是空洞而华丽的辞藻，也不是苏维埃宣传的神话，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当然也有例外：在车臣和外高加索，在摩尔多瓦和在奥塞梯—印古什边界确实存在着武装冲突。1991年成立的独联体至今依然存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最近10—12年期间，俄罗斯人民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体现了最大限度的宽容和忍让。实际上，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矛盾并非像不怀好意的人所说的那样尖锐和危险，但是反过来，如果引起苏联崩溃的这种离心力不强的话，那么为什么苏联最终会走向解体呢？这个问题还需要单独进行研究。



[1]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莫伊谢耶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оисеев，1939年1月22日—— ），1958年入伍，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2—1987年任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85—1987年兼任远东军区参谋长。1987—1988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88—1991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支持亚佐夫的一切决定，政变失败后于8月22—23日代理国防部长一职，随即在叶利钦的压力下被解职，同年11月被迫退役。苏联解体后，于1996—1999年任俄军总参谋部首席专家。1999—2008年任俄军总参谋部首席督察。2005—2012年任总参谋部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2008—2016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2011年加入全俄人民阵线（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2011—2016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12年起担任俄罗斯退伍军人联盟主席。

[2]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Леонид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ебаршин，1935年3月24日——2012年3月30日），1957年进入苏联外交部工作，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8—1962年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翻译。1962年加入克格勃。1971—1975年任克格勃驻印度副代表。1975—1977年任克格勃常驻印度代表。1979—1983年担任克格勃驻伊朗工作人员。1987—1989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副局长。1989—1991年任克格勃副主席兼第一主要总局局长。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2—23日代理克格勃主席一职，同年9月30日退休。2012年因双目失明而开枪自杀。

[3] 《论据与事实》，1992年29—30期，第2页。

[4] 谢尔盖·鲍里索维奇·斯坦克维奇（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Станкевич，1954年2月25日—— ），俄罗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198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8—1989年期间领导莫斯科人民阵线（Москов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2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1年八一九政变失败后，悍然下令拆解捷尔任斯基纪念碑。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3年任总统政治问题顾问。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5年因受贿丑闻辞职，流亡美国。1996年流亡波兰。2000年回国经商，参加了右翼力量联盟。2002年当选为右翼力量联盟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016年加入“成长党”（Партия роста）。

[5] 列昂尼德·舍巴尔申：《间谍首脑的生活》，莫斯科，1994年，第110—111页。

[6] 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罗斯特罗波维奇（Мстисла́в Леопо́льдович Ростропо́вич，1927年3月27日——2007年4月27日），苏联大提琴家、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

[7] 亚历山大·伊萨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俄罗斯作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36年加入共青团。卫国战争后入伍。1943年授中尉军衔。此后对斯大林产生怀疑，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攻击斯大林。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53年出狱，但已抛弃马克思主义，转向东正教思想。1956年获释。1957年平反。1959年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3年出版《第一圈》。1966年出版《癌病房》。1967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领导人。1968年反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因出版《古拉格群岛》被吊销国籍并被驱逐出境。1975年流亡美国，支持越南战争。1976年公开支持西班牙弗朗哥政权。1990年恢复国籍。1994年回国。在此期间公开反对叶利钦的政策。2002年以后支持普京。2010年逝世。

[8] 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潘金（Борис Дмитриевич Панкин，1931年2月20日—— ），苏联记者、外交官、文学评论家。1953年进入《共青团真理报》工作。195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5—1973年任《共青团真理报》主编。1973—1982年任全苏版权局董事会主席。1973—1987年任苏联记者联盟理事会书记。1982—1990年任驻瑞典大使。1990—1991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发表了公开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政变失败后，于8月28日至11月18日任外交部长，10月1日至12月25日兼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91—1993年任驻英国大使。1993年退休。

[9]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捷克剧作家、导演、编剧、演员、持不同政见者。1955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57—1959年期间服役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1967年被开除出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1968年任独立作家俱乐部主席，鼓吹在国内推行多党制。1968—197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笔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977年参与起草并发表《七七宪章》，此后多次被捕。1979年被判处四年半监禁。1983年获假释，旋即被软禁。1988年参加捷克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1989年1月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八个月监禁，同年5月获假释，同年11月创立反对派团体“公民论坛”（Občanské fórum）。1989—1992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任期间全面抛弃共产主义。1993—2003年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于1999年支持北约轰炸南斯拉夫，2003年支持伊拉克战争。晚年继续从事戏剧创作。2011年去世。

[10] 弗·巴卡金：《摆脱克格勃》，莫斯科，1992年，第22页。

[11] 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第144页。

[12] 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

[13] 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

[14] 《自由思想》，1992年8期，第10页。

[15] 瓦伦丁·米哈伊洛维奇·法林（Вале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Фалин，1926年4月3日——2018年2月22日），苏联外交官。1952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8—1959年任苏共中央新闻部助理。1959年兼任外交部工作。1961—1966年、1968—1971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1966—1968年任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1971—1978年任驻西德大使。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2年任苏共中央国际新闻部第一副部长。1983—1986年任《消息报》政治专栏作家。1986—1988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董事会主席。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移居德国，在汉堡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任教。2000年回国。2011—2018年任“国际俄罗斯”运动国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席。2018年去世。

[16] 加林娜·弗拉基米罗夫娜·谢苗诺娃（Гали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Семёнова，1937年8月24日——2017年11月19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3—1965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火星报》编辑部部长。1974—1981年任共青团中央刊物《共青团生活》主编。1981—1990年任《农村妇女》杂志主编。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反对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从事二线工作。

[17] 几天之后这个文件的照片复印件被张贴在许多建筑物上，见《独立报》，1992年8月27日。

[18] 亚历山大·伊里奇·穆济坎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Музыкантский，1941年2月4日—— ），早年担任工程师。1989年创立莫斯科选民协会。1990年任民主俄罗斯运动组织委员会委员。1990—1992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副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6年任莫斯科中央行政区副区长。1996—2000年任莫斯科中央行政区区长。2000—2005年任莫斯科政府信息和社会政治关系部长。2005—2007年任俄罗斯社会和政治中心基金会主席。2007—2010年任莫斯科市长顾问。2009—2014年任莫斯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19] 瓦西里·萨维利耶维奇·沙赫诺夫斯基（Василий Савельевич Шахновский，1957年11月23日—— ），俄罗斯商人。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9—1990年期间参加了苏共“民主平台”。1990—1993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1991—1997年任莫斯科市长办公厅主任。1997—2003年任尤克斯石油公司副主席。2000—2003年任尤克斯—莫斯科公司总裁。2003年10月27日至11月24日任联邦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24日因逃税丑闻被迫辞职，随后移居瑞士。

[20] 加夫里尔·波波夫：《又成为反对派》，莫斯科，1994年，第233—234页。

[21] 同上，第234、426页。

[22] 《星火》，1991年37期，第32页。

[23] 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第388—389页。

[24] 《俄罗斯报》，1991年8月27日。

[25] 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437页。

[26] 《俄罗斯报》，1991年8月27日。

[27] 拉菲克·尼沙诺维奇·尼沙诺夫（Рафик Нишанович Нишанов，1926年1月15日—— ），194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1—1955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塔什干十月镇区委书记。1955—1956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内政部消防局政治部主任。1959—1962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塔什干十月镇区委第一书记。1962—1963年任塔什干市执行委员会主席。1963—197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书记。1970—1978年任驻马尔代夫大使兼驻斯里兰卡大使。1978—1985年任驻约旦大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1986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1986—1988年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198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89—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9—11月任苏联总统顾问，同年11月退休。

[28] 亚历山大·米特罗法诺维奇·奥博连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1943年2月19日—— ），俄罗斯工程师。1962—1965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73—1993年期间在苏联科学院科拉科学中心极地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鼓吹社会民主主义。1990年创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党（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并于1994年当选为党主席。1998年退休。

[29] 瓦伦丁·伊万诺维奇·塔塔尔丘克（Вале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Татарчук，1937年9月28日—— ），196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1989年任彼尔姆索利卡姆斯克纸浆造纸联合工厂厂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3年任俄罗斯木材工业家股份公司副总裁。1993年加入俄罗斯民主选择党。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5—1996年任俄罗斯民主选择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96年脱离政治活动。

[30] 鲍里斯·奥列伊尼克：《黑暗的大公》，莫斯科，1992年，第39页。

[31] 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泽尔采夫（Серг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Белозерцев，1955年11月22日——2013年12月2日），198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8年创立卡累利阿人民阵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在任期间任司法改革小组委员会副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3—1994年任印古什共和国总统顾问。1995—1998年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联合主席。1997年起在大学任教。2013年在莫斯科郊区遇刺身亡。

[32] 阿·卢基扬诺夫：《虚构的叛乱和真正的叛乱》，莫斯科，1993年，第20页。

[33]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拉普捷夫（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Лаптев，1934年10月15日—— ），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4年起担任记者，曾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和《共产主义》杂志工作。1973—197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顾问。1978—1982年任《真理报》编辑。1982—1984年任《真理报》副主编。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4—1990年任《消息报》主编。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记者联盟董事会主席兼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年底创立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并担任理事会联合主席。1994—1995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新闻委员会副主席。1995—1999年任国家新闻委员会主席。

[34] 萨帕尔穆拉特·阿塔耶维奇·尼亚佐夫（Сапармура́т Ата́евич Ния́зов，1940年2月19日——2006年12月21日），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0—1984年任土库曼斯坦共产党阿什哈巴德市委第一书记。1985年3—12月任土库曼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85—1991年任土库曼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1—11月任土库曼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0—1991年任土库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0月率土库曼斯坦脱离苏联，改旗易帜为土库曼斯坦共和国。1991—2006年任土库曼斯坦共和国总统。1999年起担任终身国家元首。在任期间大肆推行个人崇拜。2006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35] 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第3期简报，1991年9月3日，第11—12 页。

[36] 尤里·费多洛维奇·卡里亚金（Ю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Карякин，1930年7月22日——2011年11月18日），俄罗斯文学评论家、作家。60年代曾试图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圈》。1968年被开除出党。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积极参与了第一个反对派组织“区域间副集团”（MDG）。1993年“炮打白宫”事件时支持叶利钦，主张取缔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政党。2011年在莫斯科逝世。

[37] 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第6期简报，1991年9月5日，第20页。

[38] 《在十字路口，新世纪：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年，第211页。

[39] 《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12月5日。

[40] 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第162、163页。

[41]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绍欣（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Шохин，1951年12月25日—— ），197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9—1982年任国家劳动委员会劳动研究所所长。1982—1986年任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与数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1986—1987年任苏联科学院经济与科技进步预测研究所实验室主任。1987—1991年期间历任外交部长顾问和外交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1991年5—8月任苏联科学院和国家劳动委员会就业问题研究所所长。1991年8—11月任俄罗斯联邦劳工部长。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理兼劳动和就业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3—1994年任副总理。1994年1—11月任经济部长，3—11月再次兼任副总理。1995年起担任高等经济学院国家研究大学校长。1995年参与创立“我们的家是俄罗斯”党（Наш дом — Россия）并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1997—1998年任党主席。1995—2002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6—1997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1998年9—10月再次担任副总理。2002—2005年任复兴资本投资集团监事会主席。2003年起任证券市场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席。2004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04—2005年任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副主席。2005年起任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

[42] 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丘拜斯（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Чуба́йс，1955年6月16日—— ），俄罗斯经济学家。197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80年代起鼓吹私有化。1990—1991年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列宁格勒市长顾问。1991—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任副总理。1993—1994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1996年、1997—1998年任第一副总理。1996—1997年任总统办公厅主任。1997年3—11月任财政部长。1994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选择党。1998—2013年任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董事长。2001年加入右翼力量联盟。2008年加入“右翼”（Правое дело）党。2008—2020年任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总经理。2020年起任总统与国际组织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代表。

[43] 《莫斯科新闻》，1991年11月3日44期，第4页。

[44] 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第402页。

[45] 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舒什克维奇（Станисла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Шушкевич，1934年12月15日—— ），1966—1970年任明斯克无线电工程研究所副所长。196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6—1990年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副校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当选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并于1990—1991年任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八一九政变后代理主席一职。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1994年1月被迫辞职，随后在当年6月举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失利。1995—1996年任白俄罗斯议会议员。1996年支持宪法法院弹劾卢卡申科，随后于1996—2001年担任由反对派组建的“白俄罗斯最高委员会”副主席。1998年创立白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民村社）（Белорусска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Грамада），并于1998—2018年担任党主席，2018年起改任名誉主席。

[46] 鲍里斯是叶利钦的名字。——译者注

[47] 《新时代》，1993年24期，第48页。

[48] 俄罗斯联邦检察院证明，出自作者本人的档案资料。

[49] 阿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А́рвид Я́нович Пе́льше，1899年2月7日——1983年5月29日），191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参加了十月革命。1918年加入契卡。1919年任拉脱维亚苏维埃国家建筑人民委员，曾与拉脱维亚白军作战。1919—1929年期间在红军从事教学工作。1929—1932年期间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任教。1941—1959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委员会书记。1946—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6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83年逝世。

[50] 《文学报》，1991年9月4日。

[51] 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费奥多罗夫（Святосла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Фёдоров，1927年8月8日——2000年6月2日），俄罗斯眼科医生。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5年创立工人自治党（Партия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трудящихся），并于1995—2000年担任最高委员会主席。2000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52] 《莫斯科新闻》，1991年9月29日39期，第3页。

[53] 《星火》，1991年37期，第4页。

[54] 《俄罗斯报》，1991年10月26日。

[55]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菲拉托夫（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Филатов，1936年7月10日—— ），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1—11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6年任安全理事会委员。1993年十月事件中，参与镇压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1993—1996年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兼总统专家分析顾问委员会主席。

[56] 瓦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斯捷潘科夫（Вале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Степанков，1951年9月17日—— ），1970—1972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7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87年任彼尔姆市检察官。1987—1988年任总检察长办公厅主要调查处副处长兼总检察长助理。1988—1990年任哈巴罗夫斯克市检察官。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检察长。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1995—199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6年任彼尔姆副市长。2000—2003年任总统驻伏尔加联邦区副全权代表。2003—2004年任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2004—2006年任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57]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费奥多罗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ёдоров，1958年5月9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2年、1992—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长。1993年辞职。1994—2010年任楚瓦什共和国总统。1996—2002年、2010—2012年、2015年起三次当选为联邦参议员。2001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02—2003年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12—2015年任农业部长。2015年4—9月任总统农业工业综合体问题顾问。2015—2020年任联邦委员会第一副主席。2019年起任民族语言保护和研究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58] 尼古拉·伊里奇·特拉夫金（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Тра́вкин，1946年3月19日—— ），198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年退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创立俄罗斯民主党（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并于1990—1994年任党主席。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1996年任莫斯科沙霍夫斯基区长。1992年参与创立公民联盟。1994—1996年任不管部长。1995—2006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9年加入右翼力量联盟。2005—2006年任右翼力量联盟中央政治委员会书记。2006年起任俄罗斯人民民主联盟中央主席团成员。

[59] 格列布·巴甫洛维奇·亚库宁（Глеб Па́влович Яку́нин，1934年3月4日——2014年12月25日），俄罗斯神学家。1962年起担任东正教神父。1979年被捕。1980年被判处六年监禁。1985年获释后被流放到雅库特。1987年获赦。1990—1992年任民主俄罗斯运动协调委员会联合主席。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2—1993年任民主俄罗斯运动代表委员会联合主席。1993年被剥夺神父职位。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7年被驱逐出东正教会。此后另立“使徒传统东正教社区协会”并担任神圣主教会议秘书。2014年去世。

[60] 《消息报》，1991年10月24日。

[61] 《俄罗斯报》，1991年11月9日。

[62] 《苏维埃俄罗斯》，1991年11月10日。

[63] 本书作者的名字及父称。——译者注

[64] 维克托·伊万诺维奇·伊柳欣（Ви́ктор Ива́нович Илю́хин，1949年3月1日——2011年3月19日），197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4—1986年任奔萨副检察官。1986—1989年任总检察长办公厅主要调查处副处长。1989—1991年任总检察长高级助理兼检察院国家安全法执行监督局局长。1991年11月因以“叛国罪”对戈尔巴乔夫提出指控而被解除一切职务。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3—1994年任救国阵线联合主席。1993—201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4—2000年任安全委员会主席。1998—2011年任支持陆军、国防工业和军事科学运动主席。1999年发起弹劾叶利钦的动议，但以17票之差未能成功。2011年2月发起对普京的弹劾，同年3月19日因心脏病去世。由于曾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发起“叛国罪”指控，曾获“总统猎手”和“红色检察官”的绰号。

[65] 《真理报》，1991年11月12日。

[66]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特鲁宾（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Трубин，1931年9月23日—— ），1953年起担任检察官。195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1978年任检察院调查处副处长兼总检察长助理。1976—1978年兼任古巴共和国总检察长顾问。1978—1987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检察长。1987—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检察长。1990年5—12月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90—1991年、1991—1992年任苏联总检察长。苏联解体后从事二线工作。

[67] 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第499页。

[68] 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第408页。

[69] 《俄罗斯报》，1991年12月7日。

[70] 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年，第84页。

[71] 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595—601页；叶利钦：《总统手记》，第143—153 页。

[72] 弗·巴·伊萨科夫：《肢解》，第87—89页。

[73] 同上，第87—89页。

[74] 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伊柳申（Викт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юшин，1947年6月4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2—1973年任共青团下塔吉尔市委第二书记。1973—1975年任共青团下塔吉尔市委第一书记。1975—1977年任共青团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77—1980年任共青团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80—1985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86—198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助理。1988年3—10月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顾问。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秘书处处长。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秘书处处长。1992—1996年任总统第一助理。1996—1997年任第一副总理。

[75] 维亚切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克比奇（Вячеслав Францевич Кебич，1936年6月10日——2020年12月9日），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1978年任明斯克基洛夫机床厂总工程师。1978—1980年任明斯克生产协会总干事。1980—1985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85—1990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理。1996—2004年任国民议会议员。2020年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

[76] 维托尔德·巴甫洛维奇·福金（Вито́льд Па́влович Фо́кин，1932年10月25日—— ），出身于教师家庭。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1—1972年任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书记。1972—1979年任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79—1987年任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7—1990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90年7—11月任乌克兰经济委员会主席兼苏共中央委员、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91年4—8月任乌克兰总理。乌克兰脱离苏联后，于1991—1992年任乌克兰共和国总理。1993年起任乌克兰与俄罗斯联邦人道主义和经济关系国际基金主席。1999年起任基辅卢甘斯克社区主席。2020年8月18日至9月30日担任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局势联络小组乌方副代表。

[77] 弗·巴·伊萨科夫：《肢解》，第89页。

[78] 《独立报》，1996年12月10日。

[79]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通报》，1991年51期，第1798页。

[80] 《俄罗斯报》，1991年12月10日。

[81] 弗·巴·伊萨科夫：《肢解》，第96页。

[82] 《国外》，1992年2期，第7—8页。

[83] 旧俄时富商家喜庆时请他们出席，以装门面。——译者注

[84] 《独立报》，1991年12月14日。

[85]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利皮茨基（Василий Семёнович Липицкий，1947年6月19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在大学任教。1990—1991年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1991年参加“自由俄罗斯”人民党（Народную партию «Свободная Россия»）并当选为党主席。1993年参与创立公民联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4月将“自由俄罗斯”人民党改组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党（Российскую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партию）。1994年6月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中心（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同年10月发起成立俄罗斯社会民主联盟（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并当选为联合主席。1999年加入卢日科夫领导的“祖国”党。此后担任现代发展研究院董事会秘书。

[86] 《独立报》，1993年8月12日。

[87]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卢卡申科（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укашенко，1954年8月30日—— ），1975—1977年、1980—1982年期间两次服役于苏军。197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90—1994年任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1994年当选为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2000年起任俄白联盟最高国家委员会主席。2013年、2014年、2021年三次出任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主席。

[88]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巴布林（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абу́рин，1959年1月31日—— ），198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3年期间服役于苏军，曾在阿富汗作战。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1991年底创立俄罗斯民族联盟。1993年10—12月任鄂木斯克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1994—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6—2000年、2004—2007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2002—2012年任俄罗斯国立贸易经济大学校长。

[89] 谢尔盖·巴布林：《祖国的变革》，莫斯科，1995年，第49页。

[90] 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伊萨科夫（Влади́мир Бори́сович Иса́ков，1950年3月17日—— ），俄罗斯法学家。早年在大学任教。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90—1991年任共和国委员会主席兼宪法立法委员会主席。1991年反对签订《别洛韦日协议》。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担任立法委员会主席。1996—2002年任国家杜马管理局法律司司长。2002—2003年任全俄工业商会立法部主任。2003—2011年任全俄工业商会副会长。

[91] 伊利亚·弗拉季斯拉沃维奇·康斯坦丁诺夫（Илья 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1956年12月28日—— ），俄罗斯经济学家。1989年参与创立列宁格勒人民阵线。1990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党，同年年底参与创立俄罗斯自由民主党。1990—1991年任民主俄罗斯列宁格勒代表委员会委员。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反对苏联解体。1993年十月事件中，组织了一支战斗队保卫白宫，事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同年短暂参加了社会爱国运动。2001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006年加入社会正义党（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并于2006—2008年任意识形态书记。2008年加入公正俄罗斯党，并于2008—2011年担任中央委员。2011年退党，参加了俄罗斯民族联盟。

[92]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巴甫洛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а́влов，1951年6月30日—— ），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反对签订《别洛韦日协议》，同年年底参加俄罗斯民族联盟。1993年参与创立救国阵线并当选为联合主席。1994年加入俄罗斯民族共和党（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并担任中央政治书记。1996年返回俄罗斯民族联盟。2001年加入人民联盟。2003—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93] 维克托·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Астафьев，1924年5月1日——2001年11月29日），俄罗斯作家、编剧、散文家、剧作家。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8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叶利钦。2001年去世。

[94] 布拉特·沙尔沃维奇·奥库贾瓦（Булат Шалвович Окуджава，1924年5月9日——1997年6月12日），苏联诗人、编剧、散文家、作曲家。1942—1944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9年发起成立俄罗斯笔会。1990年退党。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任总统赦免委员会委员。1994—1997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奖委员会委员。1997年在赴法国旅行期间病逝。

[95] 《消息报》，1991年12月18日。

[96] 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第162页。

[97] 兹维阿德·康斯坦丁诺维奇·加姆萨胡尔季安（Звиа́д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Гамсаху́рдия，1939年3月31日——1993年12月31日），1956年参加格鲁吉亚三月事件，当场被捕，1957年获释。1958年再次被捕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半年。1970年加入格鲁吉亚作家协会，1977年被开除，同年1月发起成立格鲁吉亚赫尔辛基集团，同年4月再次被捕。1979年获释。1989年创立“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Круглый стол—Свободная Грузия）。1990—1991年任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代表，并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格鲁吉亚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长期陷于武装冲突之中，1992年被推翻下台，流亡亚美尼亚。1993年9月24日回国，领导“流亡政府”，以阿布哈兹为根据地与格鲁吉亚政府作战，同年12月31日兵败身亡，其私人保镖及其避难寄宿物主认定其为开枪自杀，但后世调查推翻了这一判断。

[98] 列翁·阿克波维奇·捷尔—彼得罗相（Левон Акопович Тер-Петросян，1945年1月9日—— ），出身于一个叙利亚人家庭。1946年移居亚美尼亚。1988年起领导亚美尼亚民族运动，同年12月被捕。1989年获释。1989—1991年任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代表。1990—1991年任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亚美尼亚脱离苏联后，于1991—1998年任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1998年因解决卡拉巴赫问题不利，加之经济丑闻而被迫辞职。2008年起领导反对派团体“亚美尼亚国民大会”（Армян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нгресс）。

[99] 拉赫蒙·纳比耶维奇·纳比耶夫（Рахмон Набиевич Набиев，1930年10月5日——1993年4月11日），196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1—1973年任塔吉克斯坦农业部长。1973—1981年任塔吉克斯坦外交部长。1973—1982年任塔吉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2—1985年任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85年因酗酒而被解除一切职务。1990—1991年任塔吉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9月23日至10月2日任塔吉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塔吉克斯坦脱离苏联后，于1991—1992年任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1992年在内战中被推翻下台并被软禁。1993年暴卒，官方表示他是因心脏病去世，但其家属则认为是被人谋害的。

[100] 阿斯卡尔·阿卡耶维奇·阿卡耶夫（Аскар Акаевич Акаев，1944年11月10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4年当选为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1989—1990年任吉尔吉斯科学院院长。1990—1991年任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吉尔吉斯斯坦脱离苏联后，于1991—2005年任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大肆贪污受贿。2003年创立吉尔吉斯斯坦前进党（Алга, Кыргызстан!）。2005年在郁金香革命中被推翻下台，流亡俄罗斯。2021年回国，旋即被捕。

[101] 米尔恰·伊万诺维奇·斯涅古尔（Мирча Иванович Снегур，1940年1月17日—— ），196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5—1990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书记。1989—1990年任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退党，同年5月24—25日代理部长会议主席一职。摩尔多瓦脱离苏联后，于1990—1997年任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1991年创立摩尔多瓦农民党（Аграрная партия Молдовы）。1995年加入摩尔多瓦自由党（Либеральная партия）并当选为名誉主席。2003年脱离政治活动。

[102] 赫尔穆特·约瑟夫·迈克尔·科尔（Helmut Josef Michael Kohl，1930年4月3日——2017年6月16日），1946年加入基民盟。1959—1969年任化学工业协会顾问。1959—1976年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63—1969年任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1960—1970年任路德维希港市议会议员。1966—1974年任基民盟莱茵兰—普法尔茨组织主席。1969—1973年任基民盟副主席。1969—1976年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总理。1973—1998年任基民盟主席。1976—2002年任联邦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76—1982年任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1982—1998年任总理。1998—2000年任基民盟名誉主席。2000年因卷入财务丑闻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的职务。2002年退休。

[103] 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1930年7月2日——2021年2月14日），出身于一个叙利亚移民家庭。1953年加入正义党。1956年被阿根廷军政府逮捕。1957年获释，随即创立了庇隆主义青年党。1972年亲自将庇隆请回国。1973—1976年第一次担任拉里奥哈省省长。1976年庇隆夫人政权被推翻后不久被捕。1981年获释。1983—1989年第二次担任拉里奥哈省省长。1989—1999年任阿根廷总统。1990—2001年、2001—2003年任正义党主席。2005—2021年任参议员。2021年去世。

[104] 库尔特·约瑟夫·瓦尔德海姆（Kurt Josef Waldheim，1918年12月21日——2007年6月14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奥地利军队。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于1939—1945年期间服役于德国国防军，二战期间参加了波兰战役、法国战役和苏德战争。二战结束后退役，进入奥地利外交部门工作。1947—1948年任外交部长秘书。1956—1960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64—1968年、1970—1971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68—1970年任外交部长。1972—198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86—1992年任奥地利总统。2007年去世。

[105] 《消息报》，1991年12月24日。

[106]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1925年3月19日——2020年8月6日），1947年参加美国空军。1972—1973年任总统军事助理。1973—1975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4年升中将军衔。1975年退役。1975—1977年、1989—199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2001—2005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2020年逝世。

[107] “人物”，《独立报》1998年20期，第7页。

[108] 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诺维科夫（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Новиков，1966年11月9日—— ），俄罗斯记者、人权活动家。早年参加了共青团。1983年受叔本华影响自创哲学体系，并建立了“人格研究所”。1984年被开除出共青团。1988年参加了苏联第一个反对派团体“民主联盟”，但1989年即退出。普京上台后多次抨击其国内外政策，2006—2007年期间多次被捕并被关押进精神病院。

[109] 《文学报》，1995年4月5日，第11页。

[110] 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帕斯图霍夫（Владимир Борисович Пастухов，1963年4月22日—— ），乌克兰政治学家。

[111] 《大城邦一特快》，1993年12月8日。

[112] 阿奇博尔德·霍沃斯·布朗（Archibald Haworth Brown，1938年5月10日—— ），英国政治学家，主要研究苏联史。

[113] 阿尔奇·布朗：《戈尔巴乔夫》，《牛津大学校刊》，1996年，第317—318页。

[114]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115] 《国际生活》，1993年7期，第50—53页。

[116] 格·沙赫纳扎罗夫：《与过去岁月诀别》，莫斯科，2001年，第34页。

[117] 《独立报》，2002年4月11日。

[118] 彼得·费迪南德·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1909年11月19日——2005年11月11日），奥地利裔美国管理顾问、作家、教育家。

[119] 德鲁克：《新现实》，纽约，1989年，第33页。

[120] 兹比格涅夫·卡其辛斯基·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1928年3月28日——2017年5月26日），美国波兰裔政治家、政治学家。1958年获美国国籍。1960年任肯尼迪总统竞选顾问。1964年支持林登·约翰逊连任。1968年任汉弗莱外交政策顾问。1975年任吉米·卡特外交政策顾问。1976—1981年任国务卿。1985年担任总统化学战委员会委员。1987—1988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1990年公开反对海湾战争。1999年支持科索沃战争。2003年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2017年逝世。

[121] 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和死亡》，纽约，1989年，俄文版第229页。

[122]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 ），出身于德国犹太人家庭。1938年流亡美国。1943年入伍。195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9—197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71年秘密访华。197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73—1976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在拉丁美洲推行“肮脏战争”和“秃鹰计划”，大肆迫害当地左翼活动者。此后在多家大学任教。2000—2006年任艾森豪威尔奖学金董事会主席。

[123] 《纽约邮报》，1990年3月9日。

[124] 罗伯特·迈克尔·盖茨（Robert Michael Gates，1943年9月25日—— ），1966年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1982—1986年任中央情报局情报部副主任。1986—1989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在任期间于1986—1987年代理局长一职。1989年3—8月任总统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9—1991年任总统助理兼副国家安全顾问。1991—199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2002—2006年任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校长。2006—2011年任国防部长。2012年起任威廉玛丽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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