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苏联的最后一年（2003）

第二章 1991年的6月和7月——危机加剧


2.1 自由落体般的国民经济
2.2 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
2.3 戈尔巴乔夫周围的分歧
2.4 与“七国”在伦敦会见
2.5 苏联共产党的地位
2.6 新奥加廖沃进程


2.1 自由落体般的国民经济


　　1991年的整个冬春季节，苏联的经济形势继续快速恶化。新的苏联内阁无法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总统办公厅处在瘫痪状态。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在1990年就被破坏，现在遭到破坏的是各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甚至共和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波罗的海地区各个共和国和乌克兰相继宣布境内苏联企业属于本国所有，俄罗斯内部的雅库特和鞑靼也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政府不服从莫斯科的领导，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不执行第比利斯的决定，刚刚宣告成立的第聂伯河沿岸共和国也不愿隶属基希讷乌的管辖。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传统线路也遭到破坏。哈萨克斯坦先是严格监督，然后干脆对谷物外运实行封锁政策。乌克兰停止向联盟经济项目拨转资金。俄罗斯尽管还在继续向最高苏维埃迟迟没有通过的联盟预算指定项目拨款，但也大幅削减了拨款数量。很多大企业，甚至整个工业部门继续按照原来签订的合同向国外出口产品，但却把外汇收入存在国外的银行里，谁也没向政府申请境外开立外汇账户的许可，尽管有关法规中都有这项规定。有人接二连三地提出成立叶尼塞共和国、西伯利亚共和国、远东共和国的建议，而且这些“共和国”的定位还不是俄罗斯的主体，而是苏联的主体，哈斯布拉托夫[1]把西伯利亚分立主义者的行为称作“刑事犯罪”，可戈尔巴乔夫却对此没有给予任何评价。俄罗斯议会和政府匆匆忙忙地将石油天然气田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打算要求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国家用外汇支付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并且还要按国际市场价格定价。乌克兰通过了自己的反危机纲领，规定冻结工资，并降低对外贸易关税。联盟制定的有关税收、企业权益、各种收费的立法在乌克兰境内全部暂停执行。
　　苏联没有出台1991年联盟国民经济发展的任何计划。苏联内阁只是在1991年1月底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苏联经济摆脱危机的行动纲领》。在这个纲领的说明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从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原则出发，1991年的苏联经济形势发展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国家经济由现有机制调节，不需采取专门的反危机措施。在各种力量和利益的现代平衡基础上，国内社会政治局势按照自然形成的趋势发展。
　　第二，所有加盟共和国、所有社会力量和运动都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反危机纲领。
　　第三，国家彻底放弃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彻底转向市场经济状态。
　　专家对这几种可能进行评估和核算以后得出以下几个结果。
　　第一种结果　　由于罢工、生产停滞、进口必需原料、产品受到限制和国内局势不稳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国内经济形势将出现非常消极的改变，矫正这种变化需要几年时间。核算结果表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在1991年一年之内就降低大约20%。在这种下降趋势下，要使1992年的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是不可能的。积累和投资基金剧烈缩减，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下降15%—20%，退休群体所受影响最大。社会发展计划将被冻结，失业人口将达到1500万。毫无疑问，如果局势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在年底之前就会引起社会政治爆炸。
　　第二种结果　　积极实施反危机措施可以避免经济的不可逆变化，并为1992年实现经济稳定提供一种可能，国民经济的生产和供应将会得到恢复，为1992年第4季度实现局势好转提供前提，国民收入降低幅度控制在10%—15%之间，工业生产下降在13%—18%之间，失业规模将缩减到可控的程度。
　　第三种结果　　评估结果表明，向市场经济剧烈过渡将引起最大幅度的生产下降——全年可达到30%。大部分居民生活的下降将超过贫困线，失业人口将达到3000万人，事态如果发展到这种进程，评价居民的消极反应已经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了。[2]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内阁提交的《反危机纲领》。也就是说，强制政府执行第二个方案。但是，政府却用它仅存的一点自信进行了一个令人感到意外，而且令人非常不解的货币改革，老百姓把它称为“巴甫洛夫”改革。根据苏联总统令和政府决议，居民的存款被冻结，每人最多一个月可以从账户上支出500卢布的现金。50卢布和100卢布票面的卢布禁止流通，居民必须将手中现存的这两种纸币存到银行，存款期限一律3年。各个单位的财会部门可以从事兑换业务，但货币兑换并不是按着等值原则进行，货币含金量在此过程中将会减少许多。政府在正式声明中解释说，改革是针对那些高收入群体的，大面额货币更换为小面额货币的兑换金额只能在工资收入以内，超额钱款交到银行以后，可以得到一个证明。为了工作的需要，各个地方都成立了专门审查大额现金来源合法性的专门委员会。[3]很多公民交付大额货币10天之后也没得到相应的补偿，还有不少人不愿把手中积攒的大额现金交到银行。巴甫洛夫在对这次仓促的货币改革进行总结的时候，声称采取这个“奇怪”的措施给国家带来不低于500亿美元的利涧，但最主要的收获在于，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沉重地打击了影子经济。巴甫洛夫总理避而不提人们都忙于兑换货币，整个国家三四天处于停滞状态，几百万人承受着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他们不相信储蓄银行，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存在家里。
　　政府对货币改革的能量似乎已经干枯了，可国家的财政形势却没有什么好转，通货膨胀日益增长，国库日益空虚。苏联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外汇、黄金储备所剩无几。进口迅速下降，投资基本停止。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1年头几个月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12%，劳动生产率下降11%，工业产品的生产下降8.5%，1991年1—5月，只有酒精制品的生产出现增长，其增长幅度为2%，其余领域均是负增长，对外贸易下降大约40%。对苏联政府来说，出路只有一条——涨价。苏联内阁未经讨论就决定从1991年4月起将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调1—2倍。即便是这种不同寻常的措施，也未能制止住投机倒把行为。商店门前的队伍没有变短，食品店货架仍然是空荡荡的，任何商品只要一上柜台，就会被抢购一空。尽管预测显示当年农业将是一个好年成，可居民还是疯狂抢购面包和所有面粉制品，人们的埋怨和不满不断增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联邦举行总统选举。

2.2 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


　　正如先期预料的结果，俄罗斯多数居民支持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全民公决以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很快就通过了总统选举所必需的法规和细则，选举被定在1991年6月12日举行，尽管候选人登记工作在5月20日才刚刚结束。除了叶利钦以外，尼古拉·雷日科夫、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4]、阿曼·图列夫[5]、阿尔贝特·马卡舍夫[6]、瓦季姆·巴卡金也报名参加总统竞选。
　　我不想在此详细描写这次短暂而又紧张选举的复杂场面。候选人走访了俄罗斯的主要城市，报纸杂志刊登了不少介绍他们的文章，他们也散发了大量的传单，悬挂了标语和画像，但对竞选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电视演讲。叶利钦和雷日科夫比其他候选人拥有更多的讲话机会。日里诺夫斯基引起电视观众很大兴趣，但他资金不足，无法进行更大规模的竞选宣传。图列夫获胜的可能性更小，尽管他发言非常得体。叶利钦占据时间和资金的两大优势，但他坚决回避与竞争对手进行公开辩论。从电视听众和观众的反应可以看出，最后取得胜利的肯定是叶利钦。对叶利钦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第一局胜出，还是一定要经过第二局？
　　从实质上讲，这是苏共和成分复杂的政治运动——“民主联盟党”之间的斗争，这也是苏联支持者和俄罗斯独立支持者之间的斗争。设立俄罗斯总统，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家大厦下面埋下一个巨大的地雷。在俄罗斯即将出现了一个新的，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基本不依赖于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的权力中心，出现了一个与苏联竞争的国家。但是，对全国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在这次选举中主要是看到了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对抗。刚刚实施的提价措施和不同寻常的货币改革，不是俄罗斯领袖的主意，而是苏联政府搞的。尽管俄罗斯政府这段时间也在密切研究各种类型的“休克疗法”方案，但还仅限于理论研究阶段。叶利钦在讲话中承诺，他将彻底结束国家的沉重经济现状。他声称自己反对一党独断，而且还许诺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在竞选期间的一次讲话中，叶利钦说他不允许提高价格，他为此宁愿去“卧轨”。叶利钦在讲话中反对戈尔巴乔夫和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但并不反对整个苏联共产党，叶利钦一直努力将普通共产党员吸引到自己这一边。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叶利钦没有拉上他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第一副手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也没有推选被人称为叶利钦“参谋长”主要助手布尔布利斯[7]，而是推荐了在最高苏维埃组建“为民主而战的共产党员”议员团的共产党员亚历山大·鲁茨科伊[8]上校。作为苏军的飞行员、阿富汗战争的英雄、议会老战士和残疾人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不知疲倦的演讲家，鲁茨科伊将很多共产党员、部队官兵和对戈尔巴乔夫不满的人群都吸引到叶利钦这一边。
　　苏共中央和党的地区组织很消极，甚至很不情愿参加竞选运动。我自己当时支持叶利钦的竞争对手雷日科夫，以及他的竞选伙伴鲍里斯·格罗莫夫[9]，我在报刊上、电视里呼吁俄罗斯公民投叶利钦的反对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尽管情况已经非常明朗，叶利钦任何一个对手都没有获胜的可能。雷日科夫不久前刚刚从医院出来，而且他也不是一个非常善于展示自己的政治人物，无法同叶利钦这样的人物展开残酷的斗争。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残酷的斗争。反对叶利钦的人寄希望于叶利钦不会在第一轮中取胜。我还坚决反对仅仅提供20天的竞选条件。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不能不谴责俄罗斯总统选举组织工作的匆忙，我们是历史上第一次享有这种比总统职务本身还重要许多的新政权机制——这就是人民政权机制，即全民直接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我们整个民主发展的转折点，这种极其匆忙的（两三周的时间）选举，是对选举的亵渎，是想把选举引入预先设定的结果，一下将6个或者12个候选人摆在选民面前，让几百万人在15—20天内在这些人中做出自己的决断——这不是民主选举，这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做法相比——推选惟一的候选人，然后给大家3个月的时间去讨论他的优点——一点也好不到哪儿去。如今的选举给掌握政权的人（也就是叶利钦）创造了最大的优势。他甚至不需要向选民报告——为了使俄罗斯人生活更好，他在一年之内都作了些什么？还有人建议在工作日，而不是在星期日举行选举，尽管利用休息日举行选举已经是世界惯例。如果在选举中表现出对选民的藐视，就很难指望选举之后对选民会有多大程度的尊重。”[10]
　　叶利钦在第一轮中就取得了胜利。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资料，一共有74.66%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各个候选人的选票分布情况如下：

　　叶利钦——57.3%
　　尼古拉·雷日科夫——16.85%
　　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7.81%
　　阿曼·图列夫——6.81%
　　阿尔贝特·马卡舍夫——3.74%
　　瓦季姆·巴卡金——3.42%

　　日里诺夫斯基当时是一个并不知名的政治家，他比其他候选人更会利用电视提供的机会，他在选举中获得600万张选票，一下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对于苏共和俄共来说，这次选举是对它们的又一次打击。在当天同时举行的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的市长选举中，共产党推出的候选人均告失败，民主派人物波波夫[11]、索布恰克[12]分别被选为莫斯科市长和圣彼得堡市长。圣彼得堡选择同一天举行城市名字的公决，广大市民不顾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坚决反对，将城市名称由列宁格勒恢复为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鞑靼斯坦在这一天也举行了本共和国的总统选举，不久前担任鞑靼斯坦党组织负责人、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沙伊米耶夫[13]在选举中取得胜利。
　　6月选举结果可以被看成是对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共的打击。苏共中央就此问题开过几次半封闭的会议。会上的气氛是惊慌失措和悲观失望。苏共中央收到很多质询、来信和电报，任何人也无法回答上面提到的问题。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的分析专家在6月底给中央委员和地方党组织下发了一份题为《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选举结果》的报告。报告承认苏共和共产党候选人在选举中失败。报告说：“叶利钦的胜利得益于他在社会意识中建立起政治家坚强个性的声誉：对新生事物独具感觉，解决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目的性明确，与党的官僚主义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大多数选民接受叶利钦并不是对他个人品质的认可和政治上的倾向性，而是怀着对叶利钦的一种期望，认为他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毫不妥协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将俄罗斯从危机处境中解脱出来。有关叶利钦的消极反应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起作用的还是老规矩，在短时间内打破这些规矩是不可能的。”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传统的问题：我们该做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极其没有说服力的。其中提出的部分建议是：迅速加快解决原则问题；在苏共内部建立一个由年轻有为干部组成的专门为竞选制定计划的工作组；停止抨击党的机构；不要使保守势力、中派、无特权阶层与民主势力相对抗。报告的作者还建议：要尽量避免与叶利钦发生冲突，要寻找与叶利钦建设性合作的结合点；要坚定地把党组织的方向引向参加具体的实际工作上去，为党建立一种做实事的形象。[14]对1991年的具体情况来说，报告提出的很多建议是非常幼稚、甚至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内容，里面没有充分考虑到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本人遭受政治打击的程度。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苏共和民主联盟之间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已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是他周围的大部分人士，还继续在划分政权范畴内思考问题：什么样的权力应该归中央？什么样的权力应该交给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但是，在全国以及整个俄罗斯联邦，已经不是什么划分权力问题，而是形成了事实上的双重政权。各种层次的政权试图解决同样一个问题，但不是朝着一个方向。这不是为划分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而是为取得最后胜利而进行的斗争。叶利钦自己也不打算去和苏共、俄共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
　　选举结束仅仅一个星期，叶利钦还没等到正式就职，就决定访问华盛顿。在美国的印象中，叶利钦1989年秋季的美国之行不很成功，但此时叶利钦访美却大不一样了，他已不仅仅是苏联的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手，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合法领袖来的，这就要求对他的接待要遵照相应的礼宾。当然，叶利钦也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更轻松些，他出乎意料地和普通人进行近距离接触，回答问题很自信，而且不回避任何问题。一些美国人把这称作政治表演，但大多数人对叶利钦的这种行为举止还是很喜欢的，因为自我推销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叶利钦始终说他准备合作，但前提是戈尔巴乔夫要支持民主，支持彻底的经济改革，支持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权利。《纽约时报》政治评论员马琳·达夫特在这些日子写道：“叶利钦再也没有必要通过走后门进白宫去请求美国总统的接见了。如果说叶利钦1989年访美仅仅和十多个议员见过面，那么现在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几百名国会议员排着队等着和俄罗斯的当选总统握手。当叶利钦来到林肯纪念碑前参观的时候，刚好碰上一群从外地来首都参观的学生，带队的历史老师即兴给学生上了一堂课，讲的就是最近成为政治明星的苏联活动家，整个华盛顿家喻户晓的鲍里斯（叶利钦的名字）。尽管叶利钦不懂英语，但汇集在纪念碑附近的人群对他的热烈欢迎，充满活力的表情和动作，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叶利钦也机敏地利用各种手势、表情来表达他对这种热情接待非常满意。叶利钦对美国也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呼吁国会议员建立更紧密的美俄关系，他在这里再次心平气和地评论起戈尔巴乔夫。”[15]
　　令美国政治家非常欢喜的是，叶利钦坚决反对给古巴和卡斯特罗任何形式的援助，他声称对古巴援助是犯罪行为。叶利钦还宣布，将要呼吁削减苏联的军事预算，在俄罗斯很多人的生活非常贫困的时候，向军工企业大量拨款就是“犯罪”。美国总统老布什在白宫会见了叶利钦，但布什当局在会见之后发表声明指出，白宫当时还不认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是替代戈尔巴乔夫的谈判伙伴：“我们希望与两位政治家都保持友谊，由于戈尔巴乔夫仍然是苏联总统，我们将首先与他打交道。”
　　当叶利钦在美国接受祝贺的时候，莫斯科正在紧张地准备他就任俄罗斯总统的隆重仪式。就职仪式在1991年7月1()日举行，地点是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堂。叶利钦手扶俄罗斯宪法宣读誓词的时候，他的旁边，差不多是后面，站着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左脚和右脚不时地相互交换，站在那里很不舒服。我们站在一旁观察这个不仅隆重而且意味深长的仪式，大家都看出这两位对抗4年有余的政治家的心情有很大差别。叶利钦处在成功的顶峰，他感到喜气洋洋。他正在接受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的全权。戈尔巴乔夫则抑郁不欢。从表面上看，戈尔巴乔夫当然还是苏联总统，俄罗斯联邦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共和国而已。但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个职务的，不是全体公民，而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而且还不是一致通过。更何况，俄罗斯不仅是苏联最大的共和国，而且还是苏联整个构造的基础，这种构造的坚固性遭到很大的破坏。苏联和俄罗斯的很多报纸特别指出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正在不断变化的关系。他们声称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对抗规模达到“史诗”般程度，已经无法用“政权之争”来形容。《文化报》撰文指出：“并非经常出现这种偶然：1987年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击退叶利钦的造反，曾经给戈尔巴乔夫带来无条件的胜利，最后竟然变成“胜利者输失败者赢”的关系倒置。叶利钦并非仅仅是从灰烬中站起来，他似乎已经担负起戈尔巴乔夫一直据为己有的责任：一个肩负伟大使命，开辟空前视野，超凡脱俗的领袖；全体人民思想和渴望的代言人；被人信任到绝对正确的人。是戈尔巴乔夫第一个提到民主的，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也是他先迈出的，但叶利钦在中央全会的发言中对此只字未提，他在民主力量领袖的地位上坐稳了，可戈尔巴乔夫却成了他的反对派。[16]

2.3 戈尔巴乔夫周围的分歧


　　1991年6月17日，星期一。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巴甫洛夫总理提交的政府摆脱沉重经济危机的新纲领。我们表决通过了已经进行当中的政府改革措施，其中包括货币改革、提高商品和服务的零售价格。戈尔巴乔夫没有参加最高苏维埃的会议。巴甫洛夫在报告中讲到了很多困难。但他认为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内战胜主要困难，而且还完全依靠国内资源和可能，政府不打算向西方国家借债，政府当时甚至无法偿还已经超期的债务。但是，整顿经济秩序只有在民族关系稳定、在主要生产领域完全停止罢工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施。巴甫洛夫请苏联最高苏维埃扩大苏联政府的权利。从前部长会议相当一部分权力在此前的政府职能改革中转给了苏联总统，但苏联总统却没有有效利用这些权利。巴甫洛夫说：“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总统的内阁。”巴甫洛夫明确阐明苏联总统和内阁之间存在分歧，而且这一分歧还不仅限于一些小事，而是体现在摆脱危机的方式、方法中。苏联内阁甚至连立法倡议权都没有，而任何一个议员都有这项权利。巴甫洛夫抱怨说：“我们必须就很多问题去和总统协调立场，可总统却常常找不出时间来解决内阁经常遇到的问题。”
　　午休以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继续开会，所有客人和记者被请到场外，晚上的会议被宣布为保密会议，依次发言的是政府强力部门的部长。选是一次非常令人忧虑的发言，甚至在最高苏维埃的会议记录上都没有登载。我记得，亚佐夫元帅对我们说，苏联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开始动摇，国防领域的状况持续不断地恶化，外高加索、波罗的海和德国的局势导致苏联军人精神沮丧和纪律涣散，大众传媒对军队和官兵的侮辱风，更加剧了涣散的进程。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各种犯罪活动猖獗的惊人画面，他还预测苏联所有共和国的犯罪率都将继续上升。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说，国家安全机关掌握的信息表明，有人正在幕后策划反对苏联政治经济体系的阴谋。这里所说的阴谋线索既是外国情报机构，也包括各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周围和联盟政权内部的那些“能量很大的奸细”，他们计划通过自由化将苏联分解成以加盟共和国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强力部门部长的讲话，第一次提到必须在交通、能源、冶金、金融，以及国内某些区域实施紧急状态的建议，目的是为了保持社会秩序。苏联最高苏维埃倾向于扩大内阁的权限，议会“联盟”小组的领袖针对这一问题作了足够尖刻的发言。但是，所有这些临时进行的讨论最后都意外地中断了。6月21日，星期五。当天的会议是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开始的。他企图驳斥巴甫洛夫、普戈、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的论断，同时宣称“总统和政府之间没有分歧，我和巴甫洛夫之间不存在任何危机，我希望今后也不会出现危机”。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讲话，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说国家处在复杂的局势之中，延误时间就等于自杀，他另一方面又说所有重要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其中包括粮食问题，而且根本用不着施行什么紧急状态。总统对我们说，必须对经济实行非军事化，保证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过渡，但同时要保证所有人权和民族自决权。戈尔巴乔夫没有和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争论。看来，总统办公厅正在制定明显有别于内阁方案的摆脱危机新纲领。戈尔巴乔夫讲话之后，巴甫洛夫要求发言，他说大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已经不再要求最高苏维埃为自己扩大权限。分歧被压下去了，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2.4 与“七国”在伦敦会见


　　1991年7月中旬，7个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将要在伦敦召开例行首脑会议。苏联没有加入7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俱乐部，以前也没有这个想法。1991年5月，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七国”峰会部分活动的谈判在各种不同渠道同时展开。戈尔巴乔夫承诺，他要把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重整苏联经济的突破性方案呈交给西方国家领袖。谈判最后在6月达成一个妥协的，对苏联来说足够丢面子的协议。戈尔巴乔夫应邀访问伦敦，但不是与其他国家首脑享有同等权利的峰会参加者，他不能出席“七国”峰会和会议午宴，他只是英国首相梅杰[17]的客人，但在“七国”峰会结束以后，苏联总统可以单独会见与会的所有各国领导人。这种会见是半官方性质的，没有安排正式谈判，没有签署文件的计划。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然非常满意，他在周围的小圈子里，甚至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都把即将举行的“伦敦会晤”评价为苏联外交的一大胜利。可是，由谁陪着戈尔巴乔夫访问？带着什么改革纲领去伦敦呢？
　　尼古拉·雷日科夫辞职以后，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随后也离开了政权机构。因那个失败的“500天纲领”而名声大振的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18]，以立陶宛局势为借口走向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决裂的道路，尼古拉·彼得拉科夫[19]院士被免去了苏联总统经济顾问的职务，整个总统委员会都被取消了。戈尔巴乔夫需要紧急组成一个新的经济小组，他安排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此前曾经是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在苏共28大上竟然没有进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但他还是和雅科夫列夫一样被留下担任总统高级顾问。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是经济学博士、科学院通讯院士，但称不上是什么大牌的经济学家，他性格很平静，人也非常规矩，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我觉得，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以前担任的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责，已经使瓦季姆·梅德韦杰夫感到不堪重负。瓦季姆·梅德韦杰夫领导下的工作委员会，在莫斯科郊外的沃林斯科耶开始投入工作。专家们起草的文件并非那种内容广泛的经济改革纲领，而是戈尔巴乔夫写给西方伙伴的纲领性的信件。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维克多·格拉先科[20]都参加了这个工作组。为了讨论和磋商问题，还专门将叶戈尔·盖达尔[21]、鲍里斯·费多罗夫[22]和叶夫根尼·亚辛[23]等当时还不太知名的经济学家也请到沃林斯科耶。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24]也间接地参加了这项工作。
　　1991年春天，亚夫林斯基在“500天”纲领失败以后就飞到美国，与美国的年轻经济学家一起为苏联制定一个新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人工计算机游戏，谈不上是什么严肃的科研成果，就是一个完全空想的模型，因为经济纲领是以苏联迅速实现私有化和个人所有制、向市场经济急速过渡为基础的，而且还以外国在5年时间内向苏联提供1500亿美元巨额援助为前提。1991年6月14日，“近卫军纲领”的主体部分被转交给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办公室，供美国总统提前对它进行研究，戈尔巴乔夫在6月17日也收到了这个纲领，他把美苏年轻经济学者的联合研究成果交给了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建议将它作为工作组起草文件的基础。这个纲领的部分内容被采用，同时使用的还有来自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著名经济研究中心的各种建议和研究成果。
　　戈尔巴乔夫亲自签字的“书信——纲领”，从来没有在苏联和俄罗斯发表过。这是一个冗长的，非常极端的，同时也是特别不能令人信服的空想方案。这个方案在伦敦峰会前10天才完成，戈尔巴乔夫吩咐外交部通过特别信使将这封信分别转给西方国家的领袖们，最主要的收信人当然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西方国家领导人所收到信件的内容和这种接收方式都证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7月初是处在何等慌乱之中。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简要地描述了他写给西方领导信中提到的10大提纲，我们从这里能看到所有东西：价格自由化、私有化、完全的经济自由、快速建立市场基础设施、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改变所有制关系。戈尔巴乔夫没有隐瞒，只有在西方国家给予“实质援助”的前提下，他的改革建议才有实施的可能。因为要使苏联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必须有来自外部广泛而积极的“迎接”。[25]
　　7月2日，乔治·布什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和戈尔巴乔夫在伦敦不举行正式会晤，而是进行两个小时的工作午餐和“哲学对话”，他们将讨论双方的意向。在回答戈尔巴乔夫是否打算向“七国”提出实质性经济援助要求的时候，乔治·布什说：“我确信他不会这样做，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搞投机，都不会有任何好处，其中包括美国在内。”收到戈尔巴乔夫的信后，乔治·布什明显有些不知所措，他在飞往伦敦之前会见记者时表示，他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这是一封幻想一般的书信，美国对这封信的一些内容有不同看法。”布什认为必须给戈尔巴乔夫回信，他在回信里面说了很多支持苏联市场改革的话，同时也不无双关地声明：苏联的市场改革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而不是依靠西方的援助。如果情况好的话，工业化国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前提是要看到苏联表现出对民主和市场强烈的、不容置疑的忠诚。
　　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国家领袖的“伦敦会晤”是在7月17日和18日举行。正如报纸报道的那样，会见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轰动。戈尔巴乔夫的信在伦敦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没人议论这件事。但很多国家领袖还是觉得有必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新建议表个态。这些表态不仅包含支持或者同情，里面也有疑问，甚至存在担忧。一些西方国家领袖呼吁戈尔巴乔夫一定要慎重，要避免走极端。对戈尔巴乔夫的伦敦之行，莫斯科的很多报纸却散发着浓重的批评味道。“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去伦敦？”——《独立报》问道——“是的，总统实现了最低目标，他没有被人赶出门，但从等待和各种可能的背景来看，可以用失败来评价他这次访问的成果。”[26]《莫斯科新闻报》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从伦敦带回装满外汇的提包。”[27]
　　戈尔巴乔夫自己把这次访问伦敦的成果成为“新起点”：他返回莫斯科以后，就和顾问们忙着对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新纲领进行各种修改和补充。戈尔巴乔夫说，应该把这个纲领在9月或者10月提交最高苏维埃讨论。但很难想像，最高苏维埃即便对戈尔巴乔夫比较顺从，也未必能通过这个充满幻想的方案。我们命中注定就见不到戈尔巴乔夫的新计划，因为国内局势的发展已经完全无法按着事先规定的预案进行了。

2.5 苏联共产党的地位


　　1991年的6月和7月，苏联共产党的工作非常紧张，会议一个接一个，苏共中央机关的气氛非常沉重。我在1989年就经常光顾位于莫斯科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总部。1991年的夏天，我的身份变成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所有办公室的人几乎都是新面孔，而且气氛也不比从前。苏共好像不再是执政党，而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似乎觉得这样更好。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能感觉到苏共新地位的征兆。比如，莫斯科执委会取消了为苏共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高级工作人员在莫斯科提供住房的最低标准。苏共中央委员的工作证再也不能顶替进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机关企业的通行证，内外政策问题在苏共中央机关都无法得到解决。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几百万普通党员也公开宣布退出苏共。仅从1990年1月到1991年6月，苏共党员人数就减少了400万——从1900万减少到1500万。到1991年的夏天，苏共内部形成了几个相互区别很大的政治和思想派别。有以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为中心的保守派，有极端程度不同的几个民主派别和集团，这些派别都谈不上是什么政治中心，倒更像官僚中心。从实质上说，苏共经受着严重的危机：意识形态的、组织的、政治的。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没有明白它的严重程度和危机的深度。
　　苏共中央机关在1991年6月和7月的主要工作是准备苏共新纲领。按照计划，题为“社会主义、民主、进步”的苏共新纲领草案要在7月底提交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并在当年秋天或者年底提交苏共非常代表大会通过。所有这项工作都由苏共28大上成立的党的新纲领起草委员会来负责。戈尔巴乔夫几次在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我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戈尔巴乔夫的助理沙赫纳扎罗夫在6月初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的请求，要我参加新纲领的起草工作。我对这项请求态度非常严肃，并认真研究了纲领的几个草稿，还对这份文件的最后稿提出了几十处修改意见。我可以明确地说，其中某些建议被采纳了。除了正在老广场讨论的方案，报纸上还公布了《苏共纲领的倡议方案——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个方案得到了俄共中央委员会部分机构的支持。[28]不久前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员为了民主”运动也提出了他们的纲领声明，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是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苏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都公开支持这个运动。[29]
　　在我们中间的很多人看来，准备提交苏共中央全会讨论的纲领方案最后文本很像一个改良方案，明显看出这个纲领已经放弃了从前很多马列主义的教条，向社会民主方向跨出了很大的一步。纲领起草委员会和创作组在7月中旬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方案获得一致通过。正如我们在那时所说的那样，这是苏共中央民主派和温和保守派相互妥协的结果。苏共中央机关没有讨论“共产党员为了民主”运动提出的极端方案和其他倡议，因此也不准备将这个方案提交中央全会讨论。
　　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在1991年7月25—26日举行。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中央全会，我们正处在苏共发生转折的特殊时刻。在中央全会开始之前，并非所有人都确信，中央委员们能够接受提交给他们的纲领方案。这份文件的很多章节对“老党员”来说实在是非同寻常，对党的理论、意识形态和组织基础都进行了非常勇敢的修改。有消息说，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很多党组织通过决议，明确表示不再信任戈尔巴乔夫，并要求他马上下台，由此造成7月中央全会推迟讨论“修正主义纲领”，转向议论党内高层关系的现实危险。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不怀好意的那些人所做出的种种预测更加剧了这种危险性。就在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前两天，戈尔巴乔夫在俄共里面的反对派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刊登一个严厉声明，声明已经不是呼吁苏共，而是呼吁全国人民。“亲爱的俄罗斯公民们！苏联公民们！同胞们！”——俄罗斯的文化活动家和俄共活跃分子小组在声明中呼吁说——“发生了巨大的，史无前例的灾难。我们的祖国，我们伟大的国家，历史、自然、斯拉夫前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崩溃了，断裂了，正在走向虚无。这种死亡就发生在我们的沉默、放纵和默许之下。难道我们的良心已经麻木了吗？我们大家都丧失了勇气、能量和对祖国的爱了吗？”[30]
　　尽管如此，中央全会开幕的气氛还是很平静的。围绕会议日程，没有出现任何争论，没有感觉到苏共28大以后已经成为中央全会特征的冲突和仇恨迹象。凭我的感觉，已经被大家遗忘的党内同志式关系好像又回到了会议大厅，只是会上出现的个别问答和两三次大会发言对这种情绪有所破坏。中央全会着手讨论党的新纲领，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的发言，理论水平都很高，最好战的纲领反对派却选择了沉默。是什么因素改变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情绪呢？我认为，苏共从4月到7月所遭受的失败在会上全面反映出来，政权正在从中央全会的主体——州委书记手里流失：在保守趋势严重的地区，苏共遭受的打击尤其明显。毫无疑问，叶利钦在1991年7月20日颁布的“非党化”总统令从另外一个角度促进了党的团结。总统令规定，所有政党和政治运动在8月5日之前都要停止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机关、企业内的组织活动。俄罗斯其他政党的地方组织非常薄弱，而苏共一直是把在生产地第一线建立党组织定为党建的主要原则。从形式上说，只有苏联总统才有权取消叶利钦的总统令。在此背景下，苏共中央全会上反对叶利钦和民主派的声音很高就没有任何奇怪的了，苏共的纲领在中央全会上以绝大多数票获得通过，并在1991年8月8日的《真理报》上予以公布。中央全会还听取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新联盟条约草案的讲话，但没有对这个方案进行讨论。戈尔巴乔夫说，联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已经结束了新条约方案的起草工作，下一步将要确定签署条约的程序了。中央全会结束几天以后，俄共中央第一书记伊万·波罗兹科夫[31]辞职退休，瓦连金·库普佐夫[32]按照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接替了这个职务。瓦连金·库普佐夫以前曾经当过伏尔加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苏共28大以后担任苏共中央书记。给人的印象是，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裂痕已经被磨平。

2.6 新奥加廖沃进程


　　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签署一个新条约，并在此基础上创建苏联新宪法的想法，早在1990年年底就产生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第一个方案被刊登在1991年3月9日的《真理报》上，但它的讨论却有些萎靡不振。这个文件的编写工作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政府别墅里进行，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法律工作者、苏共中央机关干部，各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也被邀参加，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时常来这里视察。条约文本不断增多，几易其稿，戈尔巴乔夫6月17日在联盟体条约最后一稿上签了字，然后分发给9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审议。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国家没有参加新奥加廖沃进程。我们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议员，也收到了条约的文本，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方案，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提出的各种咨询、疑问和反对意见有数十项之多。预计这个方案在草签以及制定苏联新宪法的过程中还要继续讨论，但大家都不知道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时间和程序。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讨论新联盟条约第5稿，参加会议的不仅有苏联和俄罗斯的领导人，而且还有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自治共和国也将作为联盟条约的创建者，叶利钦对此没有表示反对，而恰恰是他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为扩大自治共和国的权利而奔走呼号。讨论进行得非常艰难，会议开了12个小时，到半夜的时候，几乎所有有争议的问题都谈妥了，只剩下一个条款——联盟税收问题。如果联盟预算安排将加盟共和国来决定，那么这个新联盟国家领导机关还有什么权利呢！
　　我个人参加了苏共新纲领的讨论，但没有参加新奥加廖沃文件的起草工作。6月26日，戈尔巴乔夫的助理把我请到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办公室，同时被请来的还有乌克兰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苏共中央委员奥列伊尼克，另外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的一个副主席。戈尔巴乔夫说：“我请你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和你们协商签署新联盟条约的程序。有3个可能的方式……”戈尔巴乔夫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一直在解释这3个方式。我此时脑海里一直想着自己该提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努力回想着1922年第一个联盟条约是如何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签署的。但戈尔巴乔夫却不需要我的建议，他结束自己滔滔不绝的独白之后，突然说到：“好，第二个方案是最合适的。非常谢谢你们！”然后就伸手和我们告别了。我感到非常疑惑不解。奥列伊尼克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已不止一次，他对我做了一个特别的表情，好像是说一切都和平常一样。无论是我，还是奥列伊尼克，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都没有说上一句话。
　　1991年7月底，为了签署《限制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抵达莫斯科。苏美两国就此问题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双方都对这次高层会晤赋予了重要意义。苏美两国总统和双方代表团的大部分会谈都在新奥加廖沃别墅举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也被请来参加俄美高层会晤。戈尔巴乔夫与乔治·布什的重要会晤被安排到7月30日和31日。
　　7月29日下午，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请到新奥加廖沃，与他们举行非正式会晤，甚至可以说是秘密会晤。戈尔巴乔夫想把联盟条约草案中遗留的联盟税收问题彻底解决，而且还想确定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日期。与限制与削减战略武器相比，戈尔巴乔夫对这个问题更担忧。有关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三人的会晤，报纸、电视在当时都没有做任何报道：当然，这个活动的参加者是不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掠过这个重要事件的。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7月底，在我休假之前，我在新奥加廖沃与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了会晤，我们讨论了联盟条约签署以后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大家都认为，应该积极利用新条约给联盟和各个加盟共和国创造的条件。接下来是人事安排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自然是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总统的人选，叶利钦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个职务。然后是谁当总理的问题，纳扎尔巴耶夫被推举为担任新联盟总理的人选。纳扎尔巴耶夫说，如果新联盟政府有独立工作的可能，他准备承担这个责任。谈话还涉及对决策机构——副总理和关键部门的部长——进行大改组的问题，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都得退休。叶利钦感觉自己不太舒服，好像觉得有人坐在身旁偷听谈话一样。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目击者的，但叶利钦还是几次到凉台上向外观望，可见他的不安到了什么程度。普列汉诺夫为这次会晤准备的房间，我平常在这里批阅文件，隔壁的房间可以吃饭和休息。看来这里事先已经被安上‘设备’，我们的谈话都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到了谈话内容，得到了他和另外一些人宁愿丢掉脑袋也要行动的论据。”[33]
　　对比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叶利钦在《总统日记》中写道：“1991年7月29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原则性的会晤。戈尔巴乔夫应该去克里米亚的福罗斯休假，他从克里米亚返回以后，马上在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我们现在有机会再一次讨论那些我们大家都认为必须要解决的尖锐问题。谈话是从别墅的一个大厅开始的，一切都很正常。当谈话题目触及到保密题目时，我突然沉默下来。戈尔巴乔夫惊讶地问：‘鲍里斯，你怎么了？’回忆那个时刻的感觉，我现在都觉得非常复杂。当时我的感觉真的无法形容，好像有人站在身后，紧随不离地窥视着我们。我当时说：‘我们到阳台上去吧！我觉得有人偷听。’戈尔巴乔夫有些犹豫地：‘你别这样！’但他还是跟着我去了。我开始说服苏联总统，如果他寄希望于重组联盟，各个共和国只有一种情况下会加入其中，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必须撤换那些令人厌烦的亲信。如果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还在原来的岗位上，谁还会相信新的联盟条约呢？或者国防部长亚佐夫——难道这种过时的‘鹰派’人物还有必要继续留在新的联合体中吗？看来这次谈话对戈尔巴乔夫压力不轻，他的表情很紧张。纳扎尔巴耶夫支持我的意见，他说一定要更换内务部长普戈和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主席克拉夫琴科。纳扎尔巴耶夫还补充说：‘亚纳耶夫当什么副总统啊？！’戈尔巴乔夫对我们说：‘那我们就把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撤掉。’我们三个人一致认为，签署新条约以后，必须更换苏联总理瓦连金·巴甫洛夫。戈尔巴乔夫问：‘你们认为谁来担任这个职务？’我提议由纳扎尔巴耶夫担任，戈尔巴乔夫最初感到很惊讶，但很快就对这个选择做出了积极评价，他说‘我同意，其他候选人我们将在8月20号以后再讨论。’这次会晤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谈妥的事情都能顺利实施，很多事情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结果了，历史完全就会是另外一个结局。没过多久，我亲眼见到整理后的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的谈话记录。8月政变以后，检察院的调查人员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的办公室保险柜里发现堆积成山的文件夹，上面都是叶利钦的谈话记录。我在几年时间里一直被人窃听，而且不分白天黑夜，我那次谈话也被记录下来。也许是这个纪录扣动了1991年8月的扳机。”[34]
　　叶利钦的电话确实经常被窃听、录音。很多录音的确存在博尔金的保险柜里。克留奇科夫是因为事先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允许才敢这么做的，因此才将整理出来的叶利钦谈话记录放在博尔金那里。但窃听戈尔巴乔夫本人所在房间，克留奇科夫未必敢这么做，即便新奥加廖沃的谈话真的被窃听，克留奇科夫怎么会把这个录音转交给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呢？叶利钦在这里明显是把事实和英国电影《俄罗斯的二次革命》混为一谈了，这个电影里面就有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如何窃听国家元首的情节。就我看来，戈尔巴乔夫没有对任何人说起他与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我们只是听说了新联盟条约签订的日期而已。1991年8月2日，戈尔巴乔夫对全国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宣布联盟条约即将“开放签字”，首批在联盟条约上签字的国家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国家的签字日期将在稍后确定。戈尔巴乔夫确信，正在国内展开的法律战争将要结束，体现全国人民劳动和意志的联盟国家政权将会保留，苏联作为伟大的世界大国将会存在下去。但是，新联盟条约的最后一次修改稿没有对外公布，戈尔巴乔夫呼吁全体公民、苏联和俄罗斯的各个共和国、所有政治派别和团体取得相互和谐。但大家不清楚，围绕哪个中心，为了什么主题去巩固这个和谐。尽管戈尔巴乔夫的全国讲话引发了大量的问题和疑问，但第2天还是对外宣布他要去休假，8月19日才能返回莫斯科。这个时候，苏联和俄罗斯的人民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以及很多苏联部长都在休假。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企图说服他放弃休假，他们预料苏联其他高层领导可能会在这段时间发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但戈尔巴乔夫不愿理睬这些劝告，他坚持认为，是他把这些人推上了政权，他应该很了解这些人，“他们没有站出来反对总统的勇气。”
　　的确，国内局势变得越来越糟，但在1991年的6月和7月，还没有发展到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权的程度。《俄罗斯新闻报》政治评论员拉祖瓦耶夫[35]写道：“总统好像坚决不接受历史赋予他的灾难性人物角色，他大张旗鼓地呼唤人民大众对未来的期望，然后也是大张旗鼓地让人民大众得不到任何兑现，但他不打算把政权让给别人。与各个共和国协商以后，戈尔巴乔夫扩展了自己政权的政治基础，看不出有人觊觎国家元首的宝座。不管怎么说，叶利钦还许诺支持他，这就意味着他在未来的总统竞争中不会有什么对手，因为叶利钦是惟一可以向他挑战的政治家。就是在保守反对派势力不断上涨的共产党内部，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也比任何时候都坚固，任何一个可能的竞争对手都不能向他挑战，因为苏共领导人的更换将会加速已经起步的灾难进程。用西方民主政治的观点看，这么一个不受欢迎的领袖不仅要留在政权里，而且还要占据国家政权最高岗位，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戈尔巴乔夫作为国务活动家的强势，是他有很好的信息保障，未必有谁比他更清楚，在这个国家里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未必有谁拥有更大的可能来检验这些认识是否正确。如果掌握信息就是掌握政权，那么总统兼总书记的执政时间就不会受到限制。”[36]这篇文章的作者确信，戈尔巴乔夫不仅知晓局势，而且还很清楚自己对手的想法。拉祖瓦耶夫的文章刊登没过几天，我们就明白了，戈尔巴乔夫所了解的远不是民主派阵营和保守派阵营所发生的一切情况。



[1] 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哈斯布拉托夫（Руслан Имранович Хасбулатов，1942年11月22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8年起在大学任教。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兼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2—1993年兼任独联体议会间大会理事会主席。1993年十月事件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

[2] 出自作者本人的档案资料。

[3] 《论据与事实》，1991年4期，第3页。

[4] 弗拉基米尔·沃尔福维奇·日里诺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Вольфович Жириновский，1946年4月25日—— ），1970—1972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83—1990年任和平号出版社法律部部长。1988年参与创立“民主联盟”。1989年创立苏联自由民主党。1991年参加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在选举中排名第三，后支持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将苏联自由民主党改组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并担任党主席。1993年起担任国家杜马议员。1996—2008年任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俄方代表。2000—2011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

[5] 阿曼·古米罗维奇·图列夫（Аман Гумирович Тулеев，1944年5月13日—— ），1964年起进入铁路部门工作。196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8—1990年任克麦罗沃铁路局局长。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克麦罗沃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0—1991年兼任克麦罗沃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5—1996年、2018年任克麦罗沃立法议会主席。1996—1997年任俄罗斯联邦独联体成员国合作部部长。1997—2018年任克麦罗沃州州长。2000年退出俄联共。2003年、2009年两次担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5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18年因重大火灾事件而引咎辞职，随后出任库兹巴斯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所所长。

[6] 阿尔贝特·米哈伊洛维奇·马卡舍夫（Альберт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кашов，1938年6月12日—— ），1957年入伍。1985—1989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在任期间于1988年任亚美尼亚军事指挥官，1988—1989年任纳希切万军事指挥官。1989—1991年任伏尔加乌拉尔军区司令。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1991年因支持八一九政变而被解除一切职务。1992年4—6月任德涅斯特河左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总统军事顾问，后因作战不力而被解职。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同年9—10月任国防部副部长，在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1995—1999年、2003—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7] 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布尔布利斯（Геннадий Эдуардович Бурбулис，1945年8月4日—— ），1964—1969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7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年起在大学任教。1989—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行政和自治发展小组委员会主席。1990年1—7月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全权代表。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务秘书兼第一副总理。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国务秘书。1993—199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2000—2001年任诺夫哥罗德州副州长。2001—2007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2009年以后在大学任教。

[8]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鲁茨科伊（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уцкой，1947年9月16日—— ），1966年入伍。197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5—1988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88年8月4日其战机被巴基斯坦空军击落，8月9日被捕，在狱中遭受残酷折磨。同年8月20日被遣返回国，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被开除出党，另立“自由俄罗斯”人民党。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统。1993年十月事件期间，宣布终止叶利钦总统权力，并于同年9月22日至10月4日代理总统一职，十月事件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1995—1996年任“社会爱国联盟”联合主席。1996—2000年任库尔斯克州州长兼“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联合主席。2000年被禁止连任库尔斯克州州长一职。此后多次被禁止参加各级选举。2015年参与创立俄罗斯工农联合党。

[9] 鲍里斯·弗谢沃洛多维奇·格罗莫夫（Борис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Громов，1943年11月7日—— ），1962年入伍，期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0—1989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89—1990年任基辅红旗军区司令。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90—1991年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兼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2月任苏联陆军第一副总司令。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5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副部长。1995年任外交部首席军事专家。1995—2000年、2013—2014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0—2012年任莫斯科州长。2003—2004年兼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5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12—2013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

[10] 《苏维埃俄罗斯》1991年6月8日；《莫斯科真理报》，1991年5月29日；《列宁的旗帜》，1991年6月6日。

[11] 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Гавриил Харитонович Попов，1936年10月31日—— ），俄罗斯经济学家。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7年、1960—1961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共青团团委书记。1963年起在大学任教。1973—1974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所长。1988—1991年任《经济问题》杂志主编。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参加了“民主俄罗斯”党。1990—1991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1992年任莫斯科市长。1992年辞职。1993年创办莫斯科国际大学，并于1993—2015年任莫斯科国际大学校长。1995年起担任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2001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当选为社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2002年起任普列汉诺夫基金会主席。2011年起任莫斯科市长顾问。

[12]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索布恰克（Анато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обчак，1937年8月10日——2000年2月20日），1965年起在大学任教。198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1990—1991年任列宁格勒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年创立民主改革运动。1991年8月参与镇压八一九政变。1991—1996年任圣彼得堡市长。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制宪会议主席。1994年再次退党。1996年参加“我们的家是俄罗斯”党。1996年1—6月任联邦委员会委员。1997年因腐败丑闻遭到指控，随即流亡法国。1999年回国。2000年去世。

[13] 明蒂默·沙里波维奇·沙伊米耶夫（Минтимер Шарипович Шаймиев，1937年1月20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9—1983年任鞑靼土地开垦和水资源管理部长。1983年任鞑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3—1985年任苏共鞑靼省委书记。1985—1989年任鞑靼部长会议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鞑靼省委第一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鞑靼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于1991—2010年任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1999年创立“祖国—全俄罗斯”运动。2000—2001年、2009年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1年参加统一俄罗斯党，并当选为统俄党最高委员会联合主席。2010年退休，随即出任鞑靼斯坦国务参赞兼终身参议员。

[14] 出自作者本人的档案资料。

[15] 《国外》，1991年27期，第5页。

[16] 《文化报》，1991年10月26日。

[17] 约翰·梅杰爵士（Sir John Major，1943年5月29日—— ），英国政治家。1959年加入保守党。1979—2001年任下议院议员。1981—1983年任下议院私人秘书。1983—1985年任保守党党鞭助理。1984—1985年任财政部秘书长。1985—1986年任社会福利部次官。1986—1987年任社会福利部国务秘书。1987—1989年任财政部库务司司长。1989年任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1989—1990年任财政大臣。1990—1997年任首相兼保守党党魁。1997年在下议院大选溃败于工党后下台，短暂担任反对党领袖。2001年退休。

[18] 斯坦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沙塔林（Станислав Сергеевич Шаталин，1934年8月24日——1997年3月3日），苏联经济学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959年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65年进入苏联科学院工作。1970年起在大学任教。1989—1991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1990年领导“500天计划”工作组，旨在全面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同年协助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

[19]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彼得拉科夫（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Петраков，1937年3月1日——2014年1月9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曾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各大研究所工作。1984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经济事务助理。1991年任苏联总统经济事务助理。苏联解体后，于1994—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14年去世。

[20] 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格拉先科（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Геращенко，1937年12月21日—— ），俄罗斯经济学家、金融家、银行家。出身于银行家家庭。1960年进入银行业工作。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7—1969年任莫斯科人民银行贝鲁特分行副经理。1969—1972年任莫斯科人民银行贝鲁特分行经理。1977—1982年任莫斯科人民银行新加坡分行行长。1982—1983年任苏联对外贸易银行外汇司司长。1983—1985年任苏联对外贸易银行董事会副主席。1985—1988年任苏联对外贸易银行董事会第一副主席。1988—1989年任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第一副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国家银行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1998—2002年任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主席。1996—1998年任莫斯科国际银行董事会主席。2004—2006年任尤克斯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

[21] 叶戈尔·季穆罗维奇·盖达尔（Егор Тимурович Гайдар，1956年3月19日——2009年12月16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8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经济政策司司长兼《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90—1991年期间在《真理报》工作。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理兼经济和财政部长。1992年任财政部长兼第一副总理。1992年6—12月代理总理一职。1992—1993年任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所所长兼总统经济政策顾问。1993年9—12月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3—1994年任第一副总理兼代理经济部长。在任期间推行“休克经济”，在俄罗斯大力推进私有化，使俄罗斯经济遭受沉重打击。1993年创立民主选择党，并于1993—2001年任党主席。1993—1996年、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期间也从事商业活动。1999年参加右翼力量联盟，并于2000—2004年任联合主席。2008年退出右翼力量联盟。2009年死于莫斯科。

[22] 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费多罗夫（Борис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Фёдоров，1958年2月13日——2008年11月20日），俄罗斯金融家，作曲家格林卡的曾玄侄。1980年进入苏联国家银行工作，期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7—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经济社会司助理。1990年7—12月任俄罗斯联邦财政部长。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退党。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独联体分行行长。1992年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1992—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1993—1994年任财政部长。1993—1998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创立俄罗斯前进党。1998年5—9月任国家税务局局长，同年8—9月兼任副总理。2005—2008年任俄罗斯经济学会主席。2008年死于伦敦。

[23] 叶夫根尼·格里戈里耶维奇·亚辛（Евге́н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син，1934年5月7日—— ），俄罗斯经济学家。早年担任工程师。1973—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与数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1989年进入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工作。1991年任全苏科学和工业联盟总干事。苏联解体后，于1994—1997年任俄罗斯联邦经济部长。1997—1998年任经济事务与内外投资事务部部长。1998—2021年任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科学主任兼专家研究所所长。2000—2007年任右翼力量联盟政治委员会委员。2000—2019年任自由使命基金会主席。2018年起任总统公民社会发展和人权理事会委员。

[24] 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亚夫林斯基（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Явлинский，1952年4月10日—— ），俄罗斯经济学家。出身于军人家庭。早年从事劳工问题研究。198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7—11月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1991年8—12月任苏联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兼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93年创立俄罗斯联合民主党（“亚博卢党”，又名“苹果党”），并于1993—2008年任党主席。1994—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5年起在大学任教。2011—2016年任圣彼得堡立法议会议员兼亚博卢党议会党团主席。

[25] 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年，第290—292页。

[26] 《独立报》，1991年7月20日。

[27] 《莫斯科新闻报》，1991年30期，第2页。

[28] 《闪电》，1991年24期；《意志》，1991年4期；《发展》，1991年22期。

[29] 《俄罗斯报》，1991年7月18日。

[30] 《苏维埃俄罗斯》，1991年7月23日。

[31] 伊万·库兹米奇·波罗兹科夫（Иван Кузьмич Полозков，1935年2月16日—— ），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9—1972年任苏共库尔斯克省委副书记。1972—1973年任里拉执行委员会主席。1985—1990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克拉斯诺达尔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3年以后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工作。

[32] 瓦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库普佐夫（Валент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упцо́в，1937年12月4日—— ），1956—1958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6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79年任苏共切列波韦茨市委第一书记。1985—1989年任苏共沃洛格达省委第一书记。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3—4月任沃洛格达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91—1993年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04年任俄联共中央副主席，1993—2008年任俄联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95—201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3—2007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

[33] 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556—557页。

[34] 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年，第56—57页。

[35] 弗拉基米尔·维塔利耶维奇·拉祖瓦耶夫（Владимир Витальевич Разуваев，1952年9月18日—— ），俄罗斯记者、作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战略家。

[36] 《俄罗斯消息》，1991年13期，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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