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大恐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续）（1977）

第五章大恐怖

　　1934年——标志着斯大林的阴险经历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现在，这把斧头已落到党自身的头上。这次恐怖不仅是针对着以前的反对派，而且还针对着在二十年代党的机构、政府、红军和其它群众团体的基本干部。
　　这一切是从基洛夫被谋杀开始的。
　　托洛茨基于1929年开始，在国外出版了《反对派简讯》杂志。在第一期里，他曾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坚持认为：为了一劳永逸地粉碎反对派，斯大林“迫切需要把暗杀行动、武装暴乱的阴谋等等，与反对派联系在一起……。运转不灵的政策，回避正视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和党对它的领导人信心的丧失，这一切使斯大林感到需要一次打击、一次冲击、一场灾难……。将发生的正是这种性质的事件，斯大林打算通过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
　　这一次托洛茨基估计的错误只是在时间问题上。1929年至1931年间，斯大林只满足于筹划对“破坏分子”、“工业党”、“农业党”和“联合局”^[2]的审判工作。对党自身的致命一击，是几年之后——1934年12月——才来到的。斯大林确实做到了将谋杀活动和反对派联系在一起，他声称反对派仍然在进行积极的地下活动。他自己杜撰了一个列宁格勒的“原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名单，他们被命名为“卡塔勒诺夫恐怖集团”，并于1934年12月对他们进行了秘密的审判。这些人都是二十年代共青团的主要活动家，当时曾在政府的各种机构中工作，因此他们相互之间仍然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4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倾向于彻底地批判斯大林，而且当时国家的具体状况也助长了这种情绪。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并没有组织什么集团，更没有任何从事恐怖活动的问题。可是所有的被告都被判处了死刑。我们大家都知道，V·列文曾在审判庭上，发表了长篇演说，控诉了斯大林和他的政策。
　　但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完全错误地解释了基洛夫被谋害的事件，他在简讯中写道：

　　“尼古拉耶夫^[3]被苏联的宣传机构描绘成为一个由党员组成的恐怖组织的成员，如果这个报道是真实的话（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怀疑它，因为对官僚机构来说，承认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应该面对着大量线索都很清楚的新事实。由于暂时的狂乱，而导致的偶然的枪击事件，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然而，正如我们从全部革命历史中所知道的那样，一次有预谋的、在某一专门组织授意下进行的恐怖活动，没有适当的政治气氛是不能想象的。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就一定会出现对统治集团的剧烈和广泛的敌对情绪，而且有可能在青年党员中，甚至在与中下层官僚有密切联系的上层分子中间，出现恐怖主义集团。”^[4]

　　然而，托洛茨基当时也没能理解自1935年开始的、党的领导阶层所采取的新的经济措施。那时，在城乡间，经济形势都有所改善。为了推动这一进程的发展，以及缓和在1932年至1933年已经显露出来的政治紧张空气，中央委员会决定,废除配给制和实行在城里的集体农庄市场上，自由出售剩余农产品的政策。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刺激贸易的发展和增加消费品的生产。所有这些步骤，使产业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虽然步子迈得很慢，但是农村的经济形势也开始改观。然而，托洛茨基却将这种发展解释为“向右转”，并争辩说，向“新的新经济政策”转变的真正受害者是工人，而不是农民。他写道：“只要让步政策是反映了无产阶级先锋臥的利益，那么官僚机关就绝不会愿意作长久的让步，恰恰相反，这个机构将以破坏工人阶级和学生青年的生命力与才智的疯狂政策，开始又一次转向‘富裕的集体农民’一边去。”^[5]因此，托洛茨基再一次呼吁“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对“官僚机器进行自上而下无情地清洗”。
　　1935年，“官僚机器”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他们从前的支持者进行了首次审判。在这些月份里，国内所有的大城市里都在大批抓人，被捕的大多数人是二十年代积极参加了左倾反对派的人们。但这些只不过是对党进行决定性打击的一次演习而已。与此同时，通过了几项法令，为即将到来的恐怖铺平了道路。在这些法令中，有一个法令是中央执行委员会1935年4月7日颁布的，该法令规定：对十二岁以上的儿童可以进行刑事犯罪起诉。
　　1936年，列宁的老同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所有的被告，在第二次庭审后，均被判处极刑而枪决了。8月间，当这个案件还在进行审理的时候，米哈伊尔·托姆斯基自杀了。他一直是党内令人瞩目的人物，多年来一直担任工会委员会主席，并且曾是右倾反对派的前领导人之一。他的儿子尤里（托姆斯基家庭的唯一幸存者）曾回忆说：他父亲的自杀，是在斯大林的一次来访之后立即发生的，斯大林曾经带着一瓶酒，来到了托姆斯基的寓所，和托姆斯基一同走进了书房，而后关上了房门。开始时，他们的谈话很平静，后来尤里便听到他父亲向斯大林叫喊起来，托姆斯基诅咒他并指责斯大林在进行谋杀活动，其后托姆斯基猛然推开了门，让斯大林滚出去，斯大林愤怒地离去了，他走后不久，就从书房里传出了枪声。
　　当时，自列宁死后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近八年之久的阿列克谢·李可夫也曾想自杀。然而他的家人及时地把枪从他手中夺了下来，后来当他和布哈林一起受审的时候，李可夫的家人为阻止李可夫自杀而十分懊悔。
　　1936年秋，一直精力充沛、全力以赴地协助斯大林进行一切冒险活动的内务人民委员亨利希·雅戈达，被撤消了职务，并在不久之后也遭到了逮捕。刚刚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的尼古拉·叶若夫^[6]取代了他的职务。从那以后，叶若夫便迅速地扶摇直上：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工业部和党的干部部的负责人，并从1935年初起，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康奎斯特^[7]在《大恐怖》一书中写道：“老练的、残忍无情的刽子手尼古拉·叶若夫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于2月23日被任命到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首脑这样关键性的岗位上。”^[8]但是，一位老党员I·A·萨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对叶若夫作了完全不同的描述：

　　“在这些新的任命之前，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人事部门的负责人，据在那些年代里了解他的人们说：当他还是党的中级干部，甚至更早一些只是一个基层干部时，他肯定不是一个‘老练的和残忍无情刽子手’。当他在外省工作的时候，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有些神经质，但却是一个相当愉快的人，他能够体谅别人，并且完全没有官僚的傲慢劲儿。这可能是他的一副假面具，但这一切更可能是斯大林主义下的制度，以及斯大林本人给予他的影响，以致于他变成了一个刽子手。无论如何，叶若夫后来的命运，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作用和行为，使许多从前了解他的人们都感到目瞪口呆。”^[9]

　　事实上叶若夫并不是一个某种魔鬼式的人物。他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幼小时即失去了父母成了一个孤儿，从十二岁起就由施略普尼柯夫一家抚养成人^[10]。青年时代的叶若夫身上并没有出现任何欺骗、仇恨和邪恶的性格，这点他和贝利亚不一样，贝利亚的性格从他生活的最初阶段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些在共青团或在苏联东部地区执行党任务，以及在他临时担任农业人民委员的时候就认识他，并与他共过事的人们曾告诉我说，那时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干部，给人留下的是活泼愉快的印象，而且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一个残忍的人。但自从他和斯大林初次见面之后，他就完全落入了斯大林的那种几乎具有催眠术魅力的影响之下。斯大林深知自己的这种影响，于是他便将叶若夫迅速地沿着权力的阶梯提升了起来。于1936年秋，叶若夫和斯大林开始准备新的逮捕和对原反对派领人的“装模作样”的审判，然而，他们最主要的目标，却是消灭党和国家的中央一级的领导人。
　　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记录了从1937年至1938年间，成为他们的牺牲品的将近一千名知名人士的名字。这些人是在党中央、政府和经济部门、地方的党委会，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工作的干部，他们当时是红军、红海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官、法官、检查官、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外国共产党领导人。
　　此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属于知名和显赫人物的名字，以后也应该被加进牺牲者的名单里。我个人收集的档案资料中，就有一个206人的名单。这些人都是州、地区、市和一些较大城市的市政区的党委书记。他们都是在那些年代里被消灭的。当然，这个名单还非常不完整，没有包括全部受难者。另一个名单上（也是不完整的〉有129个人名，他们是各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各民族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及市（较大城市的）苏维埃主席。我还有个共青团干部中被捕者的名单，其中有团中央委员和共和国、地区及大城市的团委书记，共126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我们还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在苏联被处决的外国共产党人的名单，例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周刊，1969年4月3日发表了牺牲于斯大林恐怖之下的85位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名单。在由意大利共产党提供的同样的名单上，列举了 120多人的名字。《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没有提到的1937年至1938年间，被惩罚机构所消灭的大批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演员中有白俄罗斯共和国科学院院长I·Z·舒尔特；杰出的语言学家E·D·波里万诺夫^[11]；优秀的西藏学权威沃斯特里科夫^[12]；空气动力学专家K·I·斯特拉霍维奇^[13]；历史学家M·A·萨维列夫；诗人尼古拉·克留耶夫^[14]和弗拉基米尔·斯米连斯基；指挥家E·米柯拉泽；艺术家O·什切尔宾斯卡娅和Z·斯米尔诺娃。这些还只不过是大量可以提及的人名中的几例而已。
　　总而言之，据我计算，从1936年至1939年间，近一百万党员（也可能还超过这个数字）在清洗时期被杀害了。那些在1933年至1934年间被驱逐出党，但仍然自视为共产党员的人，也应该列进受害者的名单中去。这部分人1933年达80万之多，1934年又有30多万人。这些党员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还是有许多人于后来被捕。当然，1937年至1938年间，也有些非党群众遭到了逮捕，但这些人主要都是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员的亲属、朋友或同事。众所周知，在那些年代里，非党群众晚上躺下来睡觉时，他们的心境要比共产党员安稳得多，因为三十年代末的“大恐怖”主要是针对党内的。1937年，某个人虚构了一个“故事”并把这个“故事”小心地散布了开来，“故事”中讲道：

　　“夜半三更的时候，有人在拳打脚踢某个人家的房门，有一个粗野的声音喊叫着：‘我是内务部的，开门！’于是紧锁着的门里面有人回答说：‘可我们是非党人士呀！共产党员在楼上’。”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和其他许多地方曾一再声明：他并不认为于1936年至1939年间被捕的共产党员是“大恐怖”的牺牲者，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参与了 1918年至1922年的红色恐怖，并且直接或间接地为1929年至1933年反对农民和老知识分子阶层的暴行卖过力，索尔仁尼琴写道：“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那些直到最后的时刻，还在协助刽子手把别人送上刑场，甚至自己还高举过斧头杀过人的人们，他们也死去了，那么，他们究竟是真正的牺牲者呢？还是另一类型的刽子手？！”^[15]
　　托洛茨基对三十年代初的党和国家的官员，从未表示过恭维。在他看来，他们都是一些严重蛻化了的“热月”分子^[16]、官僚分子和党棍；这些人已经变成了革命向前发展的障碍。这些丧失了斗志、意志衰退的人们，已经变成了一堆废物，在道德上和心理上早已举手投降了，而现在他们正象“恭顺的官员”那样活着，精疲力竭，端着一杯茶，在他的领导人面前大发牢骚，一肚子不满。托洛茨基还批评了那些最后的“反对派”和他自己的支持者，他写道：

　　“但是，至少这些人（即：恭顺的官员）没干欺骗的勾当，没有装扮成雄鹰，没有卷入反对派的斗争，也没有写过自己的政纲。但他们却慢慢地、悄悄地由革命者说变成为官僚分子。我们不应该认为‘反对派’能够消除热月党人的影响。我们亲眼见到过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观点和党的传统，为‘反对派’贡献了自己最后的力量。对一些人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年份是1925年，对另一些人来说是1927年或1929年，但是最后，他们自己的精力已经耗尽，他们的神经已无法再经受住新的打击了。”^[17]

　　托洛茨基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那些被斯大林所消灭掉的人们是命该如此，而只有几个人属于例外。托洛茨基认为克鲁普斯卡娅是个特殊的例子，当他听到她的死讯时，曾写下了下面的讣告：

　　“我们绝不能因为在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身上，没有发现与波拿巴主义的官僚分子公开决裂的行动而责备她。许多更有主见、更有才智的人，都有犹犹豫豫的表现，他们都曾试图同历史和死神玩捉迷藏的游戏。克鲁普斯卡娅具有高度成熟的个人责任感和足够的个人勇气，她那种罕见的勇气是来自她的信念。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列宁的伴侣——一位无可指责的革命家和历史上的一个最悲剧性的人物告别。”^[18]

　　在这个例子中，不难看清托洛茨基的看法。为了证明他在列宁晚年同列宁的亲密关系，托洛茨基引用了一些列宁对他的工作所作的最带有褒奖的提法，并且一再重复“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讲过的一句话：“我们之中没有一个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但除了列宁的信件和讲话之外，他还使用了许多列宁死后克鲁普斯卡娅写给他的信件。如果他对克鲁普斯卡娅发表一些不太好的评价的话，那么他就会有损她对托洛茨基所作评价的正确性。
　　无可非议，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同样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不会接受托洛茨基对克鲁普斯卡娅的这种评价的。克鲁普斯卡娅无疑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她目击了她的亲密朋友和列宁最信任的同事们的毁灭。但她却保持了沉默，并且很快地放弃了抵制斯大林或内务部行为的那怕是最微小的企图。大段大段地颂扬斯大林的文字，被编辑们和出版人员插进她于1937年至1938年发表的几乎所有的文章和讲话中，然而，她也并没有提出过抗议。
　　克鲁普斯卡娅保持了沉默的原因是什么呢？许多发现自己已被投入监狱的共产党员几曾被这个问题所困惑，许多五十年代获释出狱的幸存者，曾继续寻找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合理解释。当然斯大林和贝利亚完全可能将她秘密地害死，但是，甚至对他们来说，明目张胆地逮捕她也是不敢出此一举的。有关此问题，我曾问过一些了解克鲁普斯卡娅或曾在她属下工作过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所有人的答复有一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早在1937年之前很久的时候起，克鲁普斯卡娅已被斯大林从精神上摧垮了，她已经强迫自己屈从于他的意志。
　　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大恐怖》一书中引用了A·奥尔洛夫^[19]——一位叛逃到西方的内务部高级间谍——所讲的一件事情，他说：“斯大林为迫使她保持缄默而使用了什么手段，人们是不能得知其详情的，据说斯大林曾对她表示过：如果她不停止对他的批评，党将宣布不是她，而是老布尔什维克叶莲娜·斯塔索娃是列宁的遗孀。他还严厉的补充说：‘党是能做到一切的’。”^[20]
　　老布尔什维克I·A·萨茨说，这一定只是一种“谣传”，因为没有事实根据，他说：“那时，有许多谣言四处流传着，其中许多来自于卡尔·拉狄克，我确实相信机智和玩世不恭的拉狄克或其他什么人，是能够使这样的故事在“十四大”之后得以流传开来，并且可能已传到了内务部的圈子里去了。虽然这种谣传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象征了当时存在的气氛，然而把它当作事实就未免太天真了。”^[21]
　　根据萨茨的看法，当克鲁普斯卡娅同意在她的第二版《列宁回忆录》出版时，删去几处重要章节，并允许进行编辑性的修改时，她已经完全被摧毁了。三十年代初期，她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人物，同工人和农民的接触都被切断了，她和教师们不能有任何真正的联系，她的周围除了诸如薇拉·德里佐这样少数几个亲密朋友陪伴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谈点什么的人与之来往。她不再有参加党的一般生活的奢望，从而把她的精力，集中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上。但于1929年，因为整个人民委员部的执行委员会，抗议政治局作出的有关职业教育的政策而提出集体辞职，因而卢那察尔斯基的人民委员职务，被A·布勃诺夫所取代。克鲁普斯卡娅的辞职没有被接受，她的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设想也被付诸东流。尽管她不同意新政治局的措施，但她还是作了让步。当布勃诺夫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不是不理睬她，就是羞辱她的时候，克鲁普斯卡娅一直保持沉默。最终除了离开人民委员部之外别无他择，她不得不隐退了。当然，对克鲁普斯卡娅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性步骤，但事情也不是象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简单，即她仅仅是缺乏坚定的勇气，而是因为她又老又病和丧失了斗志。
　　有些作家，对于1936年至1939年间被杀害的党的一代工作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将他们在各个方面理想化。维克多·塞尔日的小说《图拉耶夫同志案件》中的主人公基里尔·卢布廖夫，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被处决了。内务部人员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了下述的一段话：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杀害了这么多的人一这些人正是我们最大的力量所在——如今又轮到我自己了……，我们是一批非同寻常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走向毁灭的原因。史无前例的半个世纪，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是在斗争中成长的，我们没有成为两种思潮的俘虏，其一是“神圣俄国”的思潮，另一个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从这两个思想世界借鉴了它们最有生命力的因素，即：调研精神、大胆革新、相信西方十九世纪的进步、农民群众对真理和行动的直感，以及由于许多世纪以来的暴政而形成的造反精神。
　　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变得清醒和超脱了，这便给新的和旧的既得利益者造成了困难，也使我们不可能使自己同反动派同流合污。当我们掌权的时候，我们被真实的、由于我们自己的行为而产生的传说所包围。然而我们又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我们的毁灭会超出肉体的毁灭，我们的尸体上还会被涂上背信弃义的谎言。
　　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简直快被这种重量压垮了。在这场成功的革命中，还有大量既不打算积极参加，也并非不支持它的人们的汪洋大海，也快把我们淹没了；……对那些在革命中一帆风顺的人们来说，我们则代表了冒险和危险……。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继续创立丰功伟绩的勇气，而其他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安全、平静、忘却艰难困苦和鮮血，此外就再无所求了……。”^[22]

　　毫无疑问，关于三十年代被清洗掉的那一代布尔什维克的真实情况，应该在上述两类极端不同的人们之间，去寻找我们的答案。
　　我当然并不想为那部分共产党员开脱罪责，他们曾积极地参与了对农民，对臆造出来的“破坏分子”或是对其他党员采取的野蛮行动。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已经提到过这样的人，如：波斯蒂舍夫^[23]、埃赫^[24]、贝塔尔·卡尔梅科夫^[25]、阿马图尼^[26]、特里泽·舍博尔达耶夫^[27]、克雷连柯^[28]、沙朗哥维奇^[29]和其他的一些人，在他们自己于1937年至1938年间成为刽子手刀下的牺牲者之前，曾将成千上万的无辜人们送上了死亡道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例子是很有趣的，作为彼得格勒“十月起义”的最著名组织者之一，他也许是塞尔日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模特。斯大林将他送到了西班牙，在那里，他在“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帕乌姆^[30]）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活动中大打出手，完全不想考虑在西班牙建立人民阵线的要求。无政府主义者和帕乌姆的极端分子在政治上是极左的，这导致他们犯了许多盲动性的错误，但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他们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共和党人，本应为了共同的斗争目标而拋弃他们之间的分歧，把他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时无政府主义者在加泰罗尼亚是握有实力的。他们在工人之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在1936年至1937年的冬季，许多前缘战区都掌握在帕乌姆领导下的民兵组织的手中。然而，由于具有不同观点的共和党派别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这就损害了西班牙共和国的防卫力量，从而有利于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的胜利。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活动完全是遵照斯大林的命令行事的，然而当他于1938年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却被逮捕并被枪决了。
　　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A·米尔沙柯夫^[31]一直到他自己被捕之前都是个最积极揭发别人的人物，许多共青团的工作人员都是根据他所提供的“材料”，而被投入监狱的。甚至在1937年中央委员会的2月至3月全会上，尽管在叶若夫向全会所作的报告中，已经明显地对中央委员们进行了威胁，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对党内正在扩大化的镇压措施提出过强烈的反对意见。当莫洛托夫在他作的关于“工业部门中的破坏情况”的报告中，谈到破坏活动在轻工业部门已产生的作用时，瓦雷基斯^[32]曾对轻工业人民委员柳比莫夫^[33]喊道：“听听这些情况！听见了没有？！你可是说过，轻工业部门中从来没有钻进什么破坏分子。”这件事之后不到一年工夫，瓦雷基斯和柳比莫夫都遭逮捕并被处决了。通常，逮捕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应由加里宁亲自批准，1937年，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期间，加里宁的秘书将委员会的四位委员一个一个地叫到加里宁那里，加里宁流着泪签署了逮捕他们的命令，他的命令被等在隔壁的一个内务部行动小组立即执行了。^[34]
　　有些共产党员甚至在度过了监狱或集中营生活之后，还继续为斯大林辩护，并企图证明恐怖时代的政策是对的。老布尔什维克V·K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然，我从未想象过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或者他们曾打算谋害列宁。此外，我也很清楚，斯大林也从未相信过这类说法。但是我曾认为1937年至1938年的审判，是一种具有远见的政治战术，并认为斯大林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中一劳永逸地消灭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是正确的。我们毕竟是一个被包围的堡垒，我们不能不纯洁我们的队伍，不能给怀疑和动摇留下一点余地。那些理论性的论战对‘广大群众’难道有什么意义吗？大多数‘普通的人民群众’甚至从来没想过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区别……。因此，所有的异端分子，所有类型的怀疑论者，不得不被描绘成为如此令人厌恶的恶棍，以至于令其他人望而怯步。他们会变为彻底被人民唾弃、痛恨和诅咒的人，……在监狱中（V·K公开地宣称），我甚至变成了一个比过去更顽固的斯大林分子。我确信，虽然内务部的大多数人都是一帮平庸的野心家，只是一伙仅仅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愚昧之徒，但他们这些专横的行为，却仍然是为正义的事业服务的，并向我们所期望的目标迈了一大步。鉴于这种原因，这些错误和不公正的个别例子，无论如何不能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并且不能阻挡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胜利前进。”^[35]

　　当然，象V·K这样的人在监狱和集中营里是不多见的。总的来说，我反对索尔仁尼琴的观点，他的评价只适用于在清洗中死去的少数人。雅戈达、叶若夫当然不能和牺牲者同日而语，他们不是牺牲者。其他刽子手或他们直接的、自觉的帮凶，当然也不能被尊称为“牺牲者”。然而，在死于三十年代的一、二百万（其估计数字有许多种）共产党员之中，有各种类型的人，他们对上述这些年代里所犯下的罪行，应该承担责任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有些人虽然犯了错误，但他们是诚实的，或者是另一种崇拜——对党纪的崇拜的牺牲品；许多诚实和无私的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已经为时过晚了。有许多人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苦恼，但他们找不到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用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尽管说党作为一个整体，对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事件应负有全部历史的和政治责任，然而，把他们不加分别地混为一谈，统统称之为罪有应得的罪犯是过于简单化了。这种认识也同样适用于“契卡分子”，虽然这个组织特别应负重大的责任。然而我却不能不把一位名叫阿尔图佐夫^[36]的契卡人员看作是恐怖的牺牲者，在被处决之前，他在死牢的墙上用血写下了下面的一句话：“杀死斯大林是一个诚实人的职责。”
　　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于1938年秋开始有所缓和，当时斯大林以极其伪善的作风，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内务部的工作，贝利亚和马林科夫^[37]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为了使贝利亚能够接触到全部内务部的档案，根据卡冈诺维奇的建议，贝利亚被任命为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许多“非法行为”。而后，对于这些发现的结果，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贝利亚签署了一份给中央的调查汇报，汇报中认为，在审讯和复审案件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暴行。几周之后，中央委员会批准了两个决议，即：《关于逮捕应置于监察机关监督之下和关于调查方式的决议》和《关于在安全机构中录用忠实人员工作的决议》。决议被批准后还不到两周，叶若夫便被撤掉了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其后，作为水运人民委员，他在这个职务上残喘了几个月。因为叶若夫是中央委员，所以他照例参加了2月举行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然而在大会上提出的新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却没再出现他的名字。
　　1938年底和1939年初，敖德萨区的党委第一书记E·G·费尔德曼以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和以敖德萨代表团团长的身分出席了大会的“元老委员会”^[38]。有关这次会议，他给他的朋友们留下了如下的描述：

　　“当大会接近闭幕的时候，元老委员会聚集于克里姆林宫的某一大厅中。我记得好象在台上放着一个长桌，在长桌前方就坐的有安德烈耶夫^[39]、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斯大林则在他们后面——在远远的后排左角上坐着，吸着他的烟斗。安德烈耶夫发言说，在大会即将结束自己工作的时候，需要提出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首先被提名的是那些即将要离开中央委员会的人，其中当然不包括那些已经成为死者的人们。然后就轮到了叶若夫。
　　“‘有什么意见？’安德烈耶夫问道。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有人说，叶若夫是一位忠于斯大林的人民委员，这是大家都了解的，因此他应该连任。
　　“‘有反对的吗？’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斯大林请求发言。他站了起来，走向长桌，仍然吸着他的烟斗，喊道：
　　“‘叶若夫！你在哪儿？到这边来！’叶若夫从后排站了起来，向长桌走去。
　　“‘好，你对你自己怎么看？’斯大林问道，‘你适合做中央委员吗？’
　　“叶若夫的脸色喇地一下白了，他用嘶哑的声音回答说，他不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党和斯大林，他热爱斯大林胜过热爱自己的生命，他不明白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
　　“‘真的吗？’斯大林讥讽地问道。‘那么谁是弗里诺夫斯基？你认识他吗？’
　　“‘是的，的确，我认识他，’叶若夫回答说，‘弗里诺夫斯基^[40]是我的副手，他……’
　　“斯大林打断了叶若夫的话，然后开始问他有关其他人的情况：谁是沙皮罗^[41]？他认不认识雷若夫^[42]（叶若夫的秘书）？费多罗夫^[43]怎么样，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人都已经被逮捕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是知道的，那是…我…我自己…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我曾向您汇报过他们的事……。’
　　“斯大林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是的，当然是你！当你感到你的把戏要失败的时候，你便急急忙忙地来了。可是以前呢？以前有过一个要谋害斯大林的阴谋。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我，内务部的上层人士曾组织过一个阴谋，而你不在其中，是吗？你以为我是个瞎子吗？’斯大林接着说，‘好，你过来！想想看！你曾派过什么人来警卫斯大林的？他们为什么带着左轮手枪？为什么带着左轮手枪的人那么靠近斯大林？为什么？是打算谋害斯大林吗？如果不是被我看到了的话，那会怎么样？’
　　“斯大林指控叶若夫以一种疯狂的方式管理内务部，逮捕无辜的人们，同时又掩护另一些坏人。
　　“‘怎么样，休息一下吧！同志们，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人能不能当中央委员？我有怀疑。当然，要仔细考虑一下，……这要由你们来决定，……但我对此有怀疑。’
　　“无疑，将叶若夫从名单中勾掉的动议被一致通过了，会间休息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大厅里来，也再没有人在大会上见过他。”^[44]

　　然而，直至几天之后，因为水运人民委员部正在召开部务会议，叶若夫未遭逮捕。但自从叶若夫被派去任这个兼任职务（自1938年4月8日）的时刻起，尽管叶若夫很少光顾他的这个新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便处于一种恐惧和工作停滞的气氛之中。在被免去内务部的职务之后，他出席了水运人民委员部的部务会议，但并未参加会议的讨论。他默默地坐在那里，有时用纸叠几个小飞机或纸鸟，将他们扔到空中，如果它们飞到了椅子下面，他就爬下去将它们拾回来，然而他却始终沉默不语，一句话也没有说。当内务部的特务终于出现的时候，叶若夫站了起来，他的表情几乎是高兴的，他说：“这一时刻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他将他的枪放在了桌子上，随之，就被他们带走了。^[45]
　　1939年至1941年间，有少数以前遭到逮捕的人被恢复了自由和名誉。当局对待那些受审查的人们，态度变得宽厚了一些，虽然仍然使用严刑拷打等办法，但和过去相比，其规模还是小得多了。这是一个具有以下特点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法院和种种调查机构，开释了许多人，其数量超过了内务部所能容忍的程度。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问题已被查清的人，却并没有被释放出狱，这样，有关他们案件的调查工作，又再一次从头开始了。为了防止纠纷和难以预料的事态的扩散，这些“免了罪”的囚徒，被集中到同其余犯人隔离起来的单独牢房里。因而，除了被判有罪的人们的专门牢房之外，在一个时期内还为“免了罪”的囚犯设立了专门的牢房，毋需说，这些牢房的条件与过去他们坐过的牢房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
　　历史学家从未试图真正搞清楚，为什么斯大林于1918年在察里津发动了大规模的恐怖？对1930年至1932年间，他在农村制造恐怖的动机也缺乏足够的研究^[46]，然而对三十年代末期的大恐怖，却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曾有过一种说法，即斯大林已被内务部所左右；也有人说他已经变成了个疯子；又有人说，他害怕败露他以前和沙皇秘密警察的关系。所有这些解释，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均遭到了批判。我确信，斯大林应该对他的行为负完全责任，这些反党的恐怖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预谋的。我还相信，正是斯大林无节制的虚荣心和权力欲，促使他制造了恐怖。他决心象一个独裁者那样，使自己处于不受任何约束，能绝对控制国家一切的地位上。为了树立自己在创建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方面的功绩，斯大林推行了 “个人迷信”。然而，他所宣称的功绩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而当党和国家的骨干力量，成为他要达到上述这些目标的障碍时，斯大林就毫不犹豫地将他们都全部消灭了，正如他对待富裕农民或“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时一样，他一点也不心慈手软。
　　对于1936年至1939年大清洗的企图，最近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解释。这种新观点主要出现在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写的一系列文章之中。阿古尔斯基认为，1917年的革命不仅是一场民族革命，而且也是一场社会革命。这场革命，首先是大俄罗斯帝国的边远民族地区反抗宗主国的胜利。作为这次革命的结果，非俄罗斯民族成分在新政府的领导人中占有优势地位。然而，在三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趋向，阿古尔斯基写道：

　　“大清洗的原因要深刻的多。在大清洗的烟幕下，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和民族（同样重要的）变革，其结果是，一个由大多数出身于农民的新阶层执掌了政权，在这个新阶层中没有多少异族人（犹太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波兰人等）。这是一个大斯拉夫国家，对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所进行的忽视民族因素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试验的反动。斯大林仅仅是使这个新的阶层掌握了权力。这个新阶层并不是斯大林创造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36年至1938年间的清洗，可以看作是俄国内战的最后一幕。
　　为了进行分段的清洗，并为最终消灭那些在革命和内战中参与决策，参与党的生活，以及了解1937年前党的组织情况的积极分子，出现了一个替代老一辈精萃人物（虽并不能将他们理想化）的，却又并不打算继承其前辈传统的新阶层。显然，事实上也是，造就这批新人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其成员直至1937年只应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平上。”^[47]

　　无疑，阿古尔斯基的论点中确有些真实的因素。然而，他只是选择了那些年代中所发生的某一个方面的，但不是最关键的事件，并把它们认作是最基本的因素。很明显，在1934年党的领导人和1939年党的十八大之后的领导人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延续性。留在政治局里的不只是俄罗斯人莫洛托夫，而且还有亚美尼亚人米高扬^[48]，犹太人卡冈诺维奇。当然，还有斯大林——格鲁吉亚人，另一个更加地道的格鲁吉亚人贝利亚也进入了政治局（代替了俄罗斯人叶若夫）。在以前的政治局委员中，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仍然被保留了原来的职位。日丹诺夫^[49]、赫鲁晓夫于1939年也都进了政治局，很难说他们是来自于“最低生活水平”的阶层，因为他们二位在进入政治局之前，就早已是中央委员了。
　　众所周知，当时的俄国革命政党的成员中，有过不少犹太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芬兰人等，高加索的各民族也有许多代表人物，鉴于当时俄罗斯帝国中各少数民族的恶劣处境，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少数民族，都处于各种形式的社会的、经济的压迫之中，这种压迫甚至是不堪忍受的，而同时他们还遭受着民族压迫。虽然如此，这并不能说明：1917年的革命是代表了大俄罗斯帝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胜利十月革命力的政治军队主要还是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十月革命”的核心是同俄罗斯士兵，即穿着军装的农民结成联盟的俄罗斯工人阶级。虽然在革命后的党政领导机关中，确有一定百分比的非俄罗斯人，但俄罗斯人却一直还是居于多数。例如：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是在内战结束和成立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后，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它的民族组成情况是很说明问题的：

出席大会的代表中：	占％
俄罗斯人	60.8
犹太人	11.3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人	7.1
乌克兰人	4.7
格鲁吉亚人	2.7
亚美尼亚人	2.4
白俄罗斯人	1.2
吉尔吉斯人	1.7
鞑靼人	1.0
其他	7.1　^[50]

　　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在以后各次代表大会中，俄罗斯人一直处于稳定的多数地位，而犹太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数量却逐步下降（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数量却有所增长）。虽然十八次代表大会和其后的代表大会的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没有再提供有关代表们的民族成分的数字，然而间接的证据说明：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间的比例基本上没有改变，并且这种状况在党政高层人员的组成中，也是如此。1936年至1938年间的镇压措施，导致了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数量，在苏维埃的头面人物之中显著地下降，这可以从当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波兰、匈牙利并不属于苏联的联盟成员这样的事实得到解释，因而这些民族不能成为新干部的来源。在苏联头面人物中间犹太人也减少了许多，B·D是《俄国犹太人的今昔》一书的作者，关于这个问题他作了如下的叙述，他写道：
　　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及党政工作人员，在三十年代受到的镇压比起工人群众要严酷得多，在知识界和党政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们，遭到镇压的程度也远远大于非党人士。最后，在共产党员中间，入党时间长的党员较之新入党的党员，则更为严重地遭到了整肃和清洗。准确地说，在犹太人中间白领工人和知识分子多于产业工人，因而，犹太共产党员遭到清洗的百分比，往往是二倍、三倍，有时则是四倍地大于其他民族的党员。在党的组织里，老党员中有极大一部分是犹太人。虽然当时并没有打算将犹太人作为专门的打击目标，然而综合上述所有不同因素，其结果是：犹太人作为清洗的对象，较之其他民族，遭受了十分巨大的损失。他们失去了他们中间的最杰出的人物，而这些人曾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革命。^[51]
　　这种看法比阿古尔斯基所写文章的结论更接近事实。此外，人们不能不注意到：1939年之后，高加索血统的人们（特别是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数量在内务部上层，以及那个时期苏维埃最重要的头面人物中剧增。同时可以看到，更多来自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的人们，也被安排在国家领导的岗位上。斯大林曾助长了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事实，而这些也都曾反映在他选择干部的政策中，但上述这种情况是在稍后的战争时期和1948年至1953年这段期间中才出现的。
　　从遥远的地方观察苏联各种事件的托洛茨基，从来没有真正弄明白过大清洗的规模及其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确，他谴责过那些对前反对派领导人的“装模作样的审判”，也谴责过党内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但是，在企图评价可能会出现的后果的时候，托洛茨基却继续沉湎在幻想之中，他写道，

　　“暂时拯救了斯大林统治的血腥清洗，彻底地动摇了波拿巴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斯大林的悲惨使命正在接近尾声，他越是感到他不再需要任何人，就越接近了他自己也不再被人需要的时刻。如果能够通过改变所有制形式，使官僚们成功地使自己变成一个新的有产阶级，这个新阶级将会找到其他的一些领袖人物。这些人同革命的过去没有任何关系，但却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们对斯大林的成就，是不会说一句感谢话的。公开的反革命会采取和当年指控托洛茨基主义一样的方式，迅速地除掉他。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将会沦为他自己所创建的制度下的牺牲者。然而，这条道路绝不是注定非此不可的，人类正又一次进入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那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会象一个纸片搭的房子一样地倒坍。亚洲和欧洲的革命动乱，将抢先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前推翻斯大林集团，并为这个集团将在劳苦大众的打击下垮台，而作好准备。在这类的事件中，斯大林甚至找不到理由去指望别人会感谢他。”^[52]

　　莫斯科的第二次“装模作样的审判”之后（审判拉狄克和皮达可夫），托洛茨基决定组织一次“反审判”，其目的在于揭露这场在苏联发生的司法滑稽戏。克服了很多困难之后，托洛茨基还是成功了。在他的美国追随者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著名哲学家、八十岁的约翰·杜威^[53]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虽然有许多受到托洛茨基邀请的重要人物拒绝参加他所倡导的这个委员会，但是，代表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社会名流组成的委员会，还是成立了。委员会在严密的警卫下，于墨西哥托洛茨基的寓所里举行了听证会。约翰·杜威拜访了苏联大使馆和墨西哥共产党总部，邀请他们派代表出席，但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他们都谢绝了。委员会于1937年4月10日召开了首次会议，会议几乎是未间断地进行了一个星期之久。西方的舆论界对这一事件的反映是微弱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在资产阶级舆论界的眼里，托洛茨基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革命家。另一个原因是：“反审判”的目的过于狭窄，仅仅是为了确定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54]，是否犯有在莫斯科的审判中所加在他们身上的罪行。因为这些罪行，他们在莫斯科的缺席审判中被判处了死刑。
　　杜威和其他的委员会委员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了许多文件和托洛茨基的证词，在召开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之前，没有公布过任何结论。会议结束时，国际委员会对“莫斯科的审判”作出了如下的裁决：

　　“委员会认为：
　　（1）莫斯科的审判使任何一位不带偏见的人确信：这次审判没有为查明事情的真相作出任何努力。
　　（2）对所有的供词应进行最严肃的分析，委员会认定：这些供词本身由于其固有的荒谬性，因而不能被认为是代表了事实的真相，不管它们是用什么手段获得的。”

　　排除了所有针对托洛茨基及其儿子的指控之后，委员会作了如下的裁决：

　　“（20）基于一切证据，我们认为：托洛茨基从未鼓动、策划和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相反，他从来都毫不妥协地反对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在任何地方的存在。
　　（21）我们认为：检察长荒谬地篡改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中和十月革命后的作用。
　　（22）因此我们认为：莫斯科的审判纯属诬陷。
　　（23）因此我们认为：托洛茨基和谢多夫无罪。”^[55]

　　托洛茨基的传记作者——艾萨克·多伊彻^[56]告诉我们，“托洛茨基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裁决。然而，这个裁决的影响，如果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话，那么起码也应该说是很微弱的。在美国，杜威的呼声虽然引起了人们的一些注意，但在欧洲却根本无人理睬，那里的舆论都集中于那一年所发生的更重要的事件上，在慕尼黑事件发生之前的那一年里，人们更关切的是‘法国人民阵线’和‘西班牙内战’的胜败兴衰。”^[57]
　　国际委员会的这次裁决，并没有能保护托洛茨基免于斯大林的报复。斯大林往国外派遣了内务部的特务去执行谋害托洛茨基的任务。1938年初，托洛茨基的儿子（也是他的亲密助手）列夫·谢多夫由于至今尚未弄清的、极其可疑的原因，死于法国的一家医院里。在苏联，谢尔盖^[58]——曾拒绝随父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的二儿子，遭到了逮捕，并在被捕后不久被杀害了。同时，从沃尔库塔集中营开始，而后在所有的集中营里，都进行了大规模地处决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这次屠杀是不加选择地进行的，他们枪决了所有自二十年代后期就被投入监狱的忠于托洛茨基纲领的人们，以及那些后来已经宣布反对这个纲领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幸存者。^[59]
　　整个1938年，野蛮的恐怖席卷了整个苏联，并在最后一次“装模作样的审判”之后达到了新的高峰。这次审判是例次审判的总结。托洛茨基为了继续保护自己，免于诽谤，他论证了在布哈林——李可夫——雅戈达受审的过程中，针对托洛茨基的指控的荒谬性。但是，他的抗议完全没有受到人们的理会。此外，甚至对托洛茨基来说，恐怖的难以置信的规模，也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他同苏联的联系几乎全被切断了，在那些日子里，西方没有任何一人能够提供可以详细了解发生在俄国的有关情况的渠道。多伊彻写道：

　　“莫斯科的审判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关注，而在各集中营的大屠杀，却是几乎在无声无息地、极其秘密地进行着。许多年过去了，其真相才得以被透露出来。托洛茨基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清楚地知道：通过审判所揭示出来的恐怖行为，仅仅是其很小的一部分。对发生在那里的事态的背景，他也曾作过一些判断。然而，即便是他，也没有能够判断或想象出来全部的真相，而且正如他的思维能力所能达到的那样，在他生前的短短时间里，他的头脑几乎不能理解审判的全部罪恶和含义。他一直断言反斯大林的力量正在涌现，并且越来越具有发言权和政治上的影响……。他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所有反斯大林的力量早已被扫荡殆尽，托洛茨基主义、季诺维也夫主义、布哈林主义已被血泊所淹没，象大西岛^[60]那样，已从政治地平线上完全消失了，他自己也已经成为大西岛的唯一幸存者了。”^[61]

　　在1938年至1939年的冬天，托洛茨基忙于新的第四国际的组织工作，他的支持者们设法召开了成立大会。然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很狭窄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宗派主义会议，只有二十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托洛茨基本人则未能来参加。这个大会是在离巴黎不远的地方，在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前后只开了一天时间，从早晨至深夜，会议一直在进行，中途未曽休息。
　　托洛茨基曾对成立第四国际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确信，这个新组织在未来十年的阶级斗争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之前的每个逝去的一天，都将有利于托洛茨基分子。他曾写道：预计第四国际将很快地赢得千百万名支持者，为“天翻地覆的暴风骤雨”作好准备。然而，历史的进程是完全不同的，它是更为错综复杂，并且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至今还是这样自称）的极左组织，没能在工人阶级中获得有分量的影响。而托洛茨基本人的命运则是众所周知的，在内务部的特务们渗入进了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团体时，对托洛茨基的长期围猎便大功告成了，其中的一个特务于1940年在墨西哥托洛茨基的住所里杀害了他。斯大林得胜了。他不仅慷慨地酬谢了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而且还允诺：只要他——斯大林还活着，就不允许任何人动一下这次行动的主要组织者的一根毫毛。有许多参与了斯大林罪恶行动的主要帮凶，到头来由于“知道的太多”而被干掉了，这种做法早已成了惯例，然而这一次斯大林的确恪守了他的诺言。
　　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就已开始以间接的方式，试探劝说一位当代最杰出的作家撰写斯大林传记的可能性。但是，同里昂·福伊希特万格^[62]和安德烈·纪德^[63]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最终却没有获得任何结果。这两位作家都愿意到苏联来，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同意撰写斯大林的传记。因此，进行这项工作的沉重压力便落到了高尔基的身上。据老党员、高尔基的朋友——V·捷斯尼茨基^[64]说，高尔基终于屈从了，并同意承担这项任务。大约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髙尔基每天在早饭之后就把他的门锁起来，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研究大量的由信使从中央委员会送来的文件卷宗。然而有一天，高尔基在饭桌上，当着捷斯尼茨基的面，搓着手，愉快地宣布说，他觉得这样的写法太令人肉麻了，因而他不得不停止这项工作。自此之后他从未再靠近过斯大林。最后，著名的法国共产党作家亨利·巴比塞答应承揽这项“创造性的任务”，他写了一本名叫《斯大林——通过一个人看待一个新世界》的书。这是一本在美学观点上是失败的，在历史研究中也是毫无意义的著作。据巴比塞说：“通过阴谋、诡计、行贿、政治措施和犯罪手段，通过夜间谋害政敌的手段……，某人可以成为一个国王或帝王，领袖或总理，甚至能够保持他的权力，然而，没有人能用这些方法成为一个共产党的书记。”^[65]
　　对上文中所说的一切，毋需作过多的评论。巴比塞没能活着亲眼看见1937年所发生的事件。在他那本有关斯大林的著作问世之前几个月——即1935年年底，他便与世长辞了。

^[1] 《反对派简讯》第1一2期（1929）第2页。——原注

^[2] 工业党、农业劳动党和联合局：是第四章注。——中译注

^[3]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Леони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Николаев，1904年5月10日——1934年12月29日），出身于工匠家庭。1923年加入联共（布）。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4年恢复党籍。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刺杀了谢尔盖·基洛夫，当场被捕。12月29日被处决。

^[4] 《反对派简讯》第41期（1935年）第6页。——原注

^[5] 《反对派简讯》第42期（1935年）第3—4页。——原注

^[6]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Ежов，1895年5月1日——1940年2月4日），生于圣彼得堡，当过裁缝学徒和工厂工人。1917年5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19年至1921年随红军作战。1922年开始当过一些地方的区委书记。1927年进入农业部门，1929年至1930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34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6年9月至1937年1月任内务人民委员，1938年4月至1939年4月任水运人民委员，1939年4月被捕，1940年2月被判处死刑。

^[7] 乔治·罗伯特·阿克洛斯·康奎斯特（George Robert Acworth Conquest，1917年7月15日——2015年8月3日），美国苏联史历史学家。早年曾就读于格勒诺布尔大学和牛津大学。1938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39年二战爆发后入伍。1942年赴保加利亚。1944年加入保加利亚地下抵抗者，与苏联合作。二战结束后，于1945—1948年任英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新闻专员，在此期间对苏联逐渐失望。1948年回国，在英国外交部工作。1981年移居美国。1984年为里根连任总统提供帮助。2015年逝世。

^[8] 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马克米利安出版社，伦敦，1971） 127页。——原注

^[9] I·A·萨茨：《回忆散记》，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10] 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1937年被枪毙，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被逮捕和流放。——原注

^[11] 叶夫根尼·德米特里耶维奇·波里万诺夫（Евге́н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Полива́нов，1891年2月28日——1938年1月25日），苏联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1917年加入孟什维克，在党内属于左派，曾在临时政府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十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1917—1918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参与起草了《布列斯特和约》。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起在共产国际工作。1929年起遭到批判。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63年平反。

^[12]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沃斯特里科夫（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Востриков，1902年10月10日——1937年9月26日），苏联藏学家。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13] 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Страхович，1904年10月1日——1968年11月21日），苏联热力学、空气动力学、弹道学专家。1941年被捕。1942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后在格别乌工作。1952年被流放到卡拉干达。1955年平反。此后在大学任教。1968年逝世。

^[14]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克留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люев，1884年10月10日——1937年10月23日（或25日）），俄国“新农民”流派诗人。1904年起开始写作。参加了1905年革命。多次被捕。十月革命后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30年代反对农业集体化。193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托木斯克。1936年再次被捕，但因瘫痪获释。1937年再次被捕并遇害。1957年平反。

^[15] 见《俄罗斯思想》（1975年1月16日）。——原注

^[16] 热月分子，1794年7月27—28日，富歇、巴拉斯等人领导了政变，推翻了以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党人的专政，从而结束了法国大革命。由于7月在法国革命日历中为热月，故这次政变历史上称之为热月政变，政变参加者为热月分子。——中译注
　　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1759年5月31日——1820年12月26日），法国政治家。1792—1795年任法国国民公会议员。1794年策划了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的统治。1799年担任警务部长，协助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1802年被解职，改任参议院议员。拿破仑称帝后，于1809年被封为奥特朗特公决。1809—1812年任警务部长兼内政部长。1812—1814年任法国驻伊比利亚行省总督。拿破仑复辟后，于1814—1815年再任警务部长。1815年拿破仑退位后一度担任临时政府首脑。路易十八复辟波旁王朝后，先后担任警务部长和法国驻德累斯顿全权公使。1816年起先后流亡布拉格、林茨和的里雅斯特。1820年死于的里雅斯特。
　　保罗·弗朗索瓦·让·尼古拉斯·德·巴拉斯（Paul François Jean Nicolas de Barras，1755年6月30日——1829年1月29日），1771年参加法军。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加入雅各宾派。1792年当选为制宪议会副主席，并投票支持处决路易十六，同年在土伦战役中提拔了拿破仑。1794年是雅各宾右派，支持丹东。1794年7月27日伙同富歇等人发动了“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的统治。1795年起是督政府领导人，后期逐渐倾向于恢复君主制，并与路易十八进行谈判。1799年雾月政变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此后相继流亡比利时、意大利等地。1814年路易十八复辟波旁王朝后获准回国。1829年逝世。

^[17] 《反对派简讯》第1—2期（1929）第15页。——原注

^[18] 《反对派简讯》第75—76期（1939）第32页。——原注

^[19] A·奥尔洛夫，原内务部高级干部，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36年拒绝回国，1954年出版《斯大林罪行密录》（香港中文版）。——中译注

^[20] 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第126页。——原注

^[21] I·A·萨茨：《回忆散记》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22] 维克多·塞尔日：《图拉耶夫同志案件》（纽约，双日出版社，1963年），第358—360页。——原注

^[23] 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波斯蒂舍夫（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Постышев，1887年9月6日——1939年2月26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担任伊尔库茨克苏维埃副主席。内战期间曾任伊尔库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西伯利亚革命法庭庭长。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乌共（布）哈尔科夫省委书记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33—1934年任联共（布）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7—1938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第一书记。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24] 罗伯特·尹德里柯维奇·埃赫（Роберт Индрикович Эйхе，1890年7月31日——1940年2月2日），190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08年流亡英国。1911年回国。1919—1921年任俄共（布）车里雅宾斯克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任联共（布）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7年任联共（布）西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35—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被捕。1940年遇害。1956年平反。

^[25] 贝塔尔·埃迪科维奇·卡尔梅科夫（Бетал Эдыкович Калмыков，1893年10月24日——1940年2月27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任卡巴尔达巴尔卡尔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席。1930—1937年任联共（布）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省委第一书记。1937—193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38年被捕。1940年遇害。1954年平反。

^[26] 阿马图尼·谢苗诺维奇·阿马图尼（Аматуни Семёнович Аматуни，1900年12月24日——1938年7月28日），1918年入伍。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1—1923年任亚美尼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埃里温省委第一书记。1935—1936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巴库省委第二书记。1936—1937年任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77年平反。

^[27] 鲍里斯·彼得洛维奇·舍博尔达耶夫（Борис Петрович Шеболдаев，1895年5月15日——1937年10月30日），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高加索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18年任俄共（布）巴库委员会委员兼巴库人民委员会副军事人民委员。1920—1923年任俄共（布）达吉斯坦地区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1925年任联共（布）察里津省委书记。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联共（布）下伏尔加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1—1934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亚速海—黑海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任联共（布）库尔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6月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0月遇害。1956年平反。

^[28]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1年起先后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第11军军队委员会主席，后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俄军总司令。1918年5月任最高革命法庭主席。1922—1929年在大学任教。1931—1938年任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1月被捕，7月遇害。1955年平反。

^[29] 瓦西里·福米奇·沙朗哥维奇（Василий Фомич Шарангович，1897年3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参与了苏波战争。1920年被波兰政府逮捕，被判处20年徒刑。1921年获释。1924—1929年任白俄罗斯工会理事会书记。1929—1930年任联共（布）伊尔库茨克省委书记。1930—1934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二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3—7月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7年7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30] 帕乌姆：The POUM，托洛茨基派团体的缩写，全称不详。——中译注
　　“帕乌姆”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简称“统工党”，1935年9月29日由“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和“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Ibérica）合并而成，它是一个左翼中派主义政党。1937年6月16日被共和国政府取缔。

^[31]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尔沙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Мильчаков，1903年10月11日——1973年7月17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5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1938年被捕，在流放地被监禁了超过16年。1954年平反。1956年退休。

^[32] 约瑟夫·米哈伊洛维奇·瓦雷基斯（Иосиф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рейкис，1894年10月6日——1938年7月29日），1911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20年任俄共（布）辛比尔斯克地区委员会主席、辛比尔斯克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辛比尔斯克特别指挥官。1918年领导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20—1921年任维捷布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巴库委员会副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6年任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省委书记。1928—1934年任联共（布）中部黑土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5年任联共（布）沃罗涅日省委第一书记。1935—1936年任联共（布）斯大林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1—10月任联共（布）远东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33] 伊西多尔·埃夫斯廷诺维奇·柳比莫夫（Исидор Евстигнеевич Любимов，1882年5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任明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撒马尔罕革命委员会主席。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中亚局副书记。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1931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兼苏联驻德国贸易代表。1932—1937年任轻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34] P·阿克谢诺夫（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喀山市苏维埃主席，是在加里宁办公室被捕人之一）的证词。——原注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克谢诺夫（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ксёнов，1899年1月28日——1991年5月7日），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0—1935年任喀山苏维埃主席。1935—1937年任喀山执行委员会主席。1937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5年徒刑。1956年平反。1991年逝世。

^[35] 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36] 阿图尔·克里斯蒂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Артур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Артузов，1891年2月18日——1937年8月21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加入契卡。20年代曾参与诱捕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鲍里斯·萨文科夫和英国间谍西德尼·赖利。30年代初领导了格别乌驻外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37]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Маленков，1902年1月8日——1988年1月14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9—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39—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部长兼中央委员会书记。1941—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3—1947年任苏联雷达辐射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0年参与捏造了“列宁格勒案件”。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6—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成员。斯大林死后，于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电站部长。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领导“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阴谋泄露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61年被开除出党并勒令退休。晚年抛弃共产主义，皈依东正教。1988年逝世。

^[38] 即“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中译注

^[39]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Андреев，1895年10月30日——1971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是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大代表。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2年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铁路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业部门负责人，1937—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1962年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1962—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1971年逝世。

^[40] 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弗里诺夫斯基（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Фриновский，1898年1月26日——1940年2月4日），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19年进入契卡。1937—1938年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兼国家安全总局局长。1938—1939年任海军人民委员。1939年被捕。1940年被处决。

^[41] 内森·埃夫诺维奇·沙皮罗—达柯夫斯基（Натан Евнович Шапиро-Дайховский，1901年？月？日——1938年8月29日），1920年加入契卡。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格别乌副局长。1937—1938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部门局副局长。1938年被处决。

^[42]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雷若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Рыжов，1889年10月26日——1939年1月16日），1911年入伍。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0—1925年任布良斯克军区政委。1922—1923年任布良斯克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7—8月任内务人民委员会行政秘书。1937年8—12月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37—1938年任木材工业人民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被捕。1939年死于狱中。1955年平反。

^[43]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费多罗夫（Виктор Иванович Федоров，1901年？月？日——1938年4月27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契卡。1930年加入格别乌。曾任红军情报部第二司司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44] 见《E·G·费尔德曼的证词》。——原注

^[45] 见《V·M的证词》，V·M为前水运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原注

^[46] 指集体化期间蓄意使农民陷入饥荒的作法。——中译注

^[47] M·阿古尔斯基：《白俄罗斯的诞生》，时代周刊的文学增刊，1972年6月30日。——原注

^[48]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нч 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

^[49]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да́нов，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6月加入红军。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选为团委员会成员，参与在乌拉尔进行革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担任沙德林斯克苏维埃主席。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沙德林斯克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沙德林斯克县苏维埃农业委员会委员。1922年任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4年担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1934年2月调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12月兼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书记、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市委书记。1935年2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5月任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3月任海军总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兼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39年3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0年1月任西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1年6月任苏联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7月任西北方向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2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44年6月晋升为上将军衔，同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48年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50] 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1968年）第420页。——原注

^[51] B·D：《俄国犹太人的今昔》，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52] 《反对派简讯》第58-59期（1937年）第4页。——原注

^[53]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现代教育学创始人之一。

^[54] 列夫·利沃维奇·谢多夫（Лев Львович Седов，1906年2月24日——1938年2月16日），生于圣彼得堡。1919年参加共青团。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并因此在1928年被共青团开除。1929年流亡国外，积极协助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1938年在巴黎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

^[55] 《无罪，——关于委员会于1938年调查莫斯科对列夫·托洛茨基指控的报告》，纽约，1972年第2版，第21—23页。这一报告曾在第62—63期（1938年）《反对派简讯》的第1—2页上发表过。——原注

^[56] 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907年4月3日——1967年8月19日），作家、记者与历史学家，生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的赫沙努夫镇（Chrzanów，现属波兰）一个犹太家庭。1927年参加波兰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初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而被开除出党。1939年4月流亡英国，此后担任《经济学家》的记者。从1954年到1963年发表《先知三部曲》。1967年在罗马去世。

^[57] 艾萨克·多伊彻：《流亡的预言家》（oup，伦敦，1970年），第393页。——原注

^[58] 谢尔盖·利沃维奇·谢多夫（Сергей Львович Седов，1908年3月21日——1937年10月29日），托洛茨基的二儿子，苏联供暖工程师、军事工程师。1929年拒绝跟随托洛茨基一道流亡土耳其，留在苏联。1935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6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沃尔库塔，在此期间领导了沃尔库塔集中营大罢工。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59] 1956年至1957年间，有几千名老布尔什维克获释回到了莫斯科。在他们中间，我只找到了两名原托洛茨基分子和一名原季诺维也夫分子。——原注

^[60] 大西岛——希腊传说。现在的大西洋底下曾经是一个岛屿，叫大西岛。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后沉没，即为现在的大西洋。——中译注

^[61]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预言家》第21页。——原注

^[62] 里昂·福伊希特万格：作家，1884年7月7日生于慕尼黑，自i933年流亡法国、俄国。1940年进法国集中营，1941年后生活在加利福尼亚，著有近代史等，死于1958年。——中译注
　　里昂·福伊希特万格（Lyon Feuchtwanger，1884年7月7日——1958年12月21日），德国犹太裔作家。

^[63]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年11月22日——1951年2月19日），法国作家。

^[64]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捷斯尼茨基（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Десницкий，1878年1月30日——1958年9月22日），1897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1903年筹办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09年以后是“前进”派，参加了卡普里党校。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在列宁发表《四月提纲》后又远离布尔什维克，转而创办《新生活报》。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中央委员。1920年退党。192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934年以后在大学任教。1958年逝世。

^[65] A·巴比塞：《斯大林》（莫斯科、1936年）第61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