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第八章 权力斗争
我们已经看到，公开性、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出人意料地在苏联引起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兴起。公开性把那些正在走向激进化的知识分子推向了掌管苏联大众媒体的位置。经济改革在1988—1989年间开始引发严重的错位，此时请来出谋划策的主流苏联经济学家推荐的却是市场化和经济私有化，他们认为这是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经济改革同时使非国有商业企业合法化了，结果出现了一个富裕的个体业主阶级。苏联体制的大部分党—国精英，也开始放弃其社会主义信念，转向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由此出现了一场反对派运动，亲资本主义联盟得到了知识分子、经济学家、个体业主以及越来越多的党—国精英的一致拥护。
苏联体制的政治民主化把权力从共产党手中转交给了新兴的国家机构，这些机构的领导人是通过民主选举选拔出来的。这为反对派公开参与权力竞争创造了机遇。然而，亲资本主义联盟并不是轻轻松松就掌握了权力的。在它于1989—1991年间形成、其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初露锋芒时，它还必须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谋求其目标的实现。为了掌权，它不但要打败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派，还必须打败企图回到改革前的苏联体制的保守派鼓吹者。本章将历数这场政治斗争的最重要的方面，表明亲资本主义联盟是如何击败其对手并最终走上权力顶峰的。
要描述这场政治斗争的所有细节，恐怕写一本书都不够。在此，我们只能考察在我们看来对最后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最核心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叶利钦于1990—1991年间在苏联俄罗斯共和国的崛起。第二个是1989—1991年间的矿工罢工浪潮，它大大增强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实力。第三个是在最后几年席卷苏联的民族主义飓风，叶利钦及其盟友由此获得了不少的优势。最后，我们将考察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此次政变的失败迅速把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府那里转到15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手中。1991年底，苏联解体，在它的废墟上出现了15个新的国家（它们都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现在所从事的，就是建立资本主义体制。在追溯这些之后，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清楚：苏联体制迅速的、相对来说和平的终结，以及与此相应的苏联国家的解体，都能通过亲资本主义联盟在政权斗争中获胜的过程中得到解释。
叶利钦在俄罗斯政坛的崛起
在多年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之后，1985年4月，鲍里斯·叶利钦被调往莫斯科，领导中央建设部的工作。几个月后，他被任命为首都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他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眼里失宠是从1987年10月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开始的，他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谴责改革的步伐太过缓慢。不久，他就被赶出了莫斯科市委的领导岗位和苏共政治局。[1]在1988年举行的第十九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叶利钦在电视镜头面前发表了一份不太体面的声明，要求苏共领导层为他恢复名誉，结果遭到拒绝。虽然未能再次进入最高领导层，但他还是一名中央委员和国家高级干部。
要是在改革前，这样一种降级足以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但到了1989年，苏联民主改革的进展给了叶利钦一次重返政坛的机遇，虽然这是违反党中央意愿的。1989年3月，他当选为新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那里，他成了迅速兴起的反对派运动的领导人。次年，他当选为刚刚改组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不久就戏剧般地退出了苏共。1991年6月，他当选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民选总统。
在俄罗斯人民眼里，叶利钦是具有相当魅力的。[2]他是一位平民政治家，敢于挑战党内精英不公正的特权。在1986年早期的西方报纸中，叶利钦的名字也是铺天盖地，因为在那年的一次苏共代表大会上，他对“给领导干部特殊津贴”和“乌兹别克斯坦集体腐败事件”展开了猛烈的抨击。[3]作为莫斯科党组织的负责人，他经常喜欢遛遛街，见一见普通老百姓。叶利钦对特权的攻击在莫斯科家喻户晓，也招致了苏联精英们的嫉恨。
叶利钦还强烈地支持民主化。毕竟，这是他在政治生涯就要终结时得以再次崛起的最好机遇。1989年2月，亦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一个月之前，叶利钦发表了一项声明，呼吁选举一定要公开和民主。[4]民主化对苏联人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那些城市居民中。
叶利钦怀有某种程度的俄罗斯民族感情。许多俄罗斯人瞧不起苏联内部那些非斯拉夫民族，把它们看作是落后的、外来的民族。有人把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看作是俄罗斯的负担，是各种援助的受益者，是苏联体制内部的特权产物。叶利钦呼吁给俄罗斯以更多的独立和自主，从而获得了这些具有民族情绪的人的衷心拥护。[5]
然而，使叶利钦闻名遐迩的，还是他对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的鼓动。他埋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保守势力阻挠经济改革。开始时，叶利钦对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经济改革还不是很清楚，但随着经济学家们开始在1989—1990年间提出自由市场观念，他很快就把自己的经济方案定位在市场改革上了。
叶利钦对市场改革的鼓动，是他能够同时吸引住普通老百姓和党—国精英的关键一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极大地依赖市场是戈尔巴乔夫1987年进行社会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在俄罗斯，“市场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虽然它对不同的人来说其含义也不同。经济学家承诺说，市场改革将会解决长期困扰国家的严重短缺问题。但市场改革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还有另一层用意，即他们讨厌特供品商店，讨厌精英们可以享受的一切特殊分配制度。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市场改革”一词的意思就是建立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在同样的商店购买到同样的商品的体制。“市场改革”将会允许群众买到最好的商品。因此，这在普通苏联市民听起来，确实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体制所本该具有的平等主义理想的最佳道路。
对于党—国精英来说，市场经济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不曾被迫去排让普通老百姓恨之入骨的长队，但他们有幸购买特殊消费品的代价也很高——这得靠不停地讨好上级才行。在党—国精英们看来，市场改革意味着摆脱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使得特权完全依赖于你所处的级别高低。一旦摆脱党对个人财富积累的限制，他们就有望更加放心地购买最好的消费品，只要有钱就行。
叶利钦的平民出身、民主倾向、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市场改革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俄罗斯还是有着广泛吸引力的。除了这些方面以外，另一个实质性的方面则是叶利钦的反叛角色，他是摇摇欲坠的苏共领导层的最有名的反对派。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在一开始时广受欢迎，点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但1988—1989年间出现的经济混乱，使得最高领导层的声望一泻千里。鲍里斯·叶利钦曾在党中央待过，后来又被赶出来，如今正在想方设法重返权力高峰。这种反叛形象吸引了许多俄罗斯人。
在第6章，我们曾经描述过叶利钦在1989年3月的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大获全胜的过程。叶利钦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确实能够扮演一名重要的角色，但他的权力还是相当有限的。俄罗斯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但它的人口只占全苏联的一半。来自其他共和国的代表很少支持叶利钦，他们支持的是那些忠于党中央的人。戈尔巴乔夫仍然能够有效地控制人民代表大会。当代表大会选举代表组成常设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时，叶利钦在代表大会里的支持率有限就说明了一切。他并没有跻身于代表们不记名投票选出来的人当中。他在代表大会和莫斯科自由媒体中的支持者为他大鸣不平，于是戈尔巴乔夫同意为他在最高苏维埃中安排一个席位。[6]
可见，叶利钦还必须仰赖他的主要对手——戈尔巴乔夫的垂怜，才能在全国性的最高苏维埃中获得一席之地。看来，要想通过苏联议会这条路走向权力顶峰是不行的。叶利钦认识到，捷径是通过俄罗斯共和国，而不是联盟水平上的政府机构。1990年3月，俄罗斯共和国开始选举。选民将要选出改组后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代表[7]，同时选出俄境内各城市的苏维埃代表。与前几年全苏性的选举相比，1990年的俄罗斯议会选举要民主得多。在新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中，并没有给共产党或其他“群众组织”保留席位。所有的代表都必须通过竞选选出。叶利钦决定以他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为基地，参加此次选举。
在1990年的俄罗斯，叶利钦已是一位十分著名、广受欢迎的人物，他并不需要太多的帮助就能赢得选举。但他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得一个席位，而是当上大会的主席，这将使他成为苏境内最大共和国的主要首脑。[8]为达到这一目标，他需要在选民中赢得比个人声誉更多的东西。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几乎所有的苏联政治参与者（包括叶利钦），都是共产党员。但从这时期开始，却在党外兴起了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在选举和推动叶利钦步步高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0年1月，民主俄罗斯选举联盟在莫斯科的早期选举团体中形成。[9]它为莫斯科市苏维埃1990年3月的选举拟定了自己的候选人，同时支持这些候选人参加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以及俄罗斯其他市级苏维埃的选举。
“民主俄罗斯”是一场真正从基层起来的运动，主要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所领导。它提出的许多主张和叶利钦相雷同，例如民主化和市场改革。和叶利钦一样，它也把共产党看作敌人，虽然开始时它的许多领导人和支持者仍然待在党内。比叶利钦更激进的是，它甚至公然强调俄罗斯的独立。[10]
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选举运动中，民主俄罗斯可谓是风云一时。它所支持的候选人在莫斯科市苏维埃中赢得了57%的席位，在列宁格勒1990年3月的选举中赢得了60%的席位。但在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角逐中，它的候选人却只赢得了20%～30%的席位。[11]
叶利钦没有加入民主俄罗斯，甚至在一开始还反对它的建立。[12]它的领导人来自莫斯科的知识分子群体，而叶利钦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他曾把大部分黄金时间花在了当一名省委一把手上。叶利钦虽然反对党的领导层，但他也来自党—国精英。因此，他一直对民主俄罗斯持谨慎态度，这反映了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中的两股主要势力——知识分子和原属党—国精英现在正走向彻底拒绝现行体制之路的那帮人——之间的松散关系。民主俄罗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能够在大城市知识分子和专业工作者之外有着广泛的吸引力的、本民族的人物。叶利钦则需要坚强的组织支持，而这恰恰是民主俄罗斯所能够提供的。
民主俄罗斯的工作并不只是选举。它还擅长在莫斯科组织群众游行。1990年2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会就保证共产党政治垄断权的《苏维埃宪法》第六章的命运展开辩论，民主俄罗斯就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组织了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游行，要求民主。[13]这种发动大量莫斯科市民的能力，对于俄罗斯未来之战的胜败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新选出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成立后，叶利钦就开始向主席一职发起了冲击。民主俄罗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它也没有足够的代表人数能够一锤定音。不过，叶利钦还获得了那些反对现行体制的党—国精英的支持。投票前几天，戈尔巴乔夫向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代表们发出警告说，叶利钦正在抛弃社会主义，但他的话并没能动摇大多数人。[14]投票进行了四次，叶利钦最后还是于1990年5月29日以4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大会主席。[15]
叶利钦仍然和民主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没有任命任何民主俄罗斯的积极分子在俄罗斯部长会议里任职，也没有聘请他们中任何一个进他的私人顾问班子。[16]作为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主席以及最大的共和国的实际掌权者，叶利钦现在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阵地，来对抗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体制的领导层。两个月后，即1990年7月，叶利钦戏剧般地退出了苏联共产党。和1917年俄国革命时相比，现在的苏联出现了两大权力相互对抗的格局，尽管俄罗斯共和国首脑的法定权力仍受掣肘。
1991年2月，叶利钦成功地迫使苏联领导层给他提供一次在电视上表达意见的机遇。在电视讲话中，他猛烈地抨击了戈尔巴乔夫，指责他抱有专制野心，要求他立即辞职。[17]作为回应，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几百名被激怒的代表纷纷要求召开代表大会[18]，撤销叶利钦的主席之职。
随着1991年3月的会议日益临近，戈尔巴乔夫禁止了在大会期间在莫斯科举行群众游行。为了对抗该禁令，民主俄罗斯组织了一次有近10万莫斯科市民参加的游行活动，以声援叶利钦。[19]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放弃他的威胁，命令开往莫斯科的部队按兵不动。形势显然对叶利钦有利。在代表大会上，许多与会共产党员突然变卦，把票投给了叶利钦。[20]结果，大会与其说取消了叶利钦的主席一职，倒不如说给了他额外的权力。会议决定在1991年6月举行全民投票，选举俄罗斯共和国的首任总统。[21]
在竞选俄罗斯共和国总统时，叶利钦强调的还是他以前一再依此获胜的主题。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加快市场改革的必要性。这是一种现实的要求，因为1991年间苏联经济更加混乱，更加萧条了。叶利钦承诺要保护俄罗斯共和国的“主权”，运用他那俄罗斯议会主席的身份表明自己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态度，从而得以在政治斗争中扎稳脚跟。[22]他选择了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参加副总统的角逐，此人是一位著名的军方人物，曾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由此不难看出叶利钦的竞选与共产党之间的暧昧关系，因为他这位竞选伙伴的身份是一个名叫“共产党人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23]
叶利钦必须依靠民主俄罗斯来组织他的竞选。民主俄罗斯的积极分子们承担了收集信息、组建竞选司令部、在全俄罗斯散发传单的大部分工作。[24]叶利钦赢得了57%的选票，剩下的被其他五位候选人所瓜分，他们均强调更为渐进的经济改革、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等主题。[25]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加夫里尔·波波夫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则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赢得了市长之位。
叶利钦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不能解释为大多数俄罗斯选民对叶利钦不久将带给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转型的认可。叶利钦是在没有公开表示过任何这种意向时当上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事实上，他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从来就没有公开地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曾经在1985—1990年间担任过苏联总理、在1991年6月的总统竞选中作为叶利钦主要对手的尼古拉·雷日科夫事后抱怨说，叶利钦和他的盟友对他们所计划的重大社会经济变革“只字不提”。[26]尽管有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公开鼓吹资本主义，但叶利钦和他的同僚并没有公开这样表示过。[27]
怎样解释这些反对派领导人计划改革现行体制何以会失败？没有一个好的说法。这有多方面的原因。虽然党—国精英和城市知识分子在1991年6月已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偏好，但各位参选人在总体上所持的观点显然不同。民意调查显示，那时的俄罗斯民众大体上还不太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以美国为基地的“时代测评中心”（The Time Mirror Centel）于1991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前一个月——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调查者采访了 1 123人，要求他们回答一系列有关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的个人看法的问题。其中最富启迪性的，是他们对喜欢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如图8—1所示）。
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共有46%的被调查者喜欢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如果把那些回答“无所谓”的人排除在外，剩下的人中就有多达54%的人赞同社会主义。另有2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瑞典模式，这是一种高度平等的社会民主体制，其工人权利、社会福利和个人经济保障的水平是其他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只有不到1/5的人说他们喜欢那种相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而这正是以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一旦夺得国家权力就将毫不动摇地推行的体制。假如此次调查并不在更大的程度上代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的意愿[28]，那么其结果肯定也不会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有多大好处。[29]1991年开展的另一些民意调查甚至发现了对资本主义更低的支持率。[30]
民意调查中对其他问题的回答表明，后来成为叶利钦政府核心政策的工业私有化，获得的公众支持率很有限。只有3%的被调查者喜欢重工业的私有化，9%喜欢银行私有化，20%喜欢消费品工业私有化。足足81%的人认为，国家应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食品和住所。而与此同时，只有30%的人对共产党表示满意，有60%的人表示不满意。[31]这次民意调查显示出，绝大多数人还是想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又不赞成当今的苏联共产党统治国家的这种方式。
叶利钦及其亲信们心里清楚，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期盼的，并不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但多数人对共产党领导层持毫不犹豫的批评态度，要求加快市场改革、民主化的步伐，赋予俄罗斯共和国更大的自主性。[32]叶利钦在竞选中获得的强有力的支持，不仅来自于知识分子，而且来自于普通工人、妇女和退休人员。只是在武装部队中，在某些俄罗斯地区，叶利钦所得的票数才低于其他的竞争对手。[33]不过，在俄罗斯有一个团体，则是死心塌地和叶利钦所倡导的路线保持一致——此即党—国精英。正如第7章引述的精英们的意见所表明的，虽然一般的公众不支持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但绝大多数党—国精英恰恰喜欢走这条路。
当上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再加上掌握共和国的议会，就会给叶利钦提供一个向国家政权发起冲击的坚强阵地。然而，这些成功并没有给叶利钦及其亲资本主义联盟带来这一切。俄罗斯不拥有自己的军队。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一个。俄罗斯共和国的首脑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没有宪法权力去改变其社会经济体系，他的权力和一位想在州内取消资本主义的加州州长是一样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最后胜利，还有赖于其他的变化和发展。
矿工罢工
在苏联，由于罢工不合法，因此当局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实际的罢工。 但从1989年开始，苏联也出现了自1920年以来的首次工人集体闹事。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参加了1989—1991年的罢工和游行，但只有煤矿工人才屡屡举行声势浩大的类似活动，其威力之猛，深刻地影响到了苏联政坛的风云变幻。首次矿工罢工浪潮起于1989年的7月，之后在同年10月又发生了一次为期一天的罢工。第二次大型的矿工罢工发生于1991年的3月至4月。
苏联的煤矿工业拥有大约220万工人，满足苏联20%的能量需求。[34]虽然矿工们的收入相对较高，但他们也面临重重困境，包括住宿条件简陋、社会基础薄弱。改革造成的相对自由的气氛，让他们有勇气表达自己的苦闷。但改革的某些方面，也给矿工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煤炭价格持续偏低，矿工们担心在新的企业自负盈亏的政策下那些不挣钱的煤矿会被关闭。1988—1989年间消费品短缺在煤矿矿区特别严重。酿成1989年罢工的一个关键因素，据说就是矿区商店里的肥皂突然售缺。
1989年7月的罢工开始于西西伯利亚的库兹巴斯矿区，大约10万名矿工参与了这次行动。[35]罢工迅速蔓延到乌克兰的顿巴斯矿区和俄罗斯极北部的沃尔库塔。罢工工人要求提高收入，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但他们的要求并未止于经济问题。一些参与罢工的矿工组织要求摆脱莫斯科管理部门的控制，从而有权自行决定煤炭价格。[36]有些组织甚至直接向共产党的统治提出挑战，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章。
苏维埃当局答应了矿工们的经济要求，从而平息了1989年7月的罢工。然而，矿工们继续组织起来，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会，因为官方的工会实际上已经不再代表他们了。1991年3月至4月，上述三个地区再次爆发罢工浪潮。这次的罢工显然更加集中于政治要求，甚至要求苏联政府集体辞职。当叶利钦承诺要在5月1日把俄罗斯的煤矿控制权从苏联手中移交到俄罗斯共和国手中时，库兹巴斯的罢工才得以平息。[37]
尽管矿工罢工没有颠覆苏联政府，但它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使得人们普遍认为，秩序正日益混乱，局势正日益失控。罢工严重地破坏了苏联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虽然政府能够轻易地应付知识分子的反对，因为他们毕竟也是社会中的特权阶层，但现在，它面对的是工人阶级的激烈的、武装的反抗，而它却声称自己代表着这个阶级。
1990—1991年间，不仅矿工们反对戈尔巴乔夫，而且共产党、苏联政府以及它们的领导人都开始和叶利钦以及民主俄罗斯走到一起。[38]这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工人都不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资本主义走到一起。但这却是“矿工—叶利钦联盟”的实情。官方的矿工工会一直操纵在共产党手中，很少代表矿工的利益。这使得许多矿工不是拥护苏联共产党，而是乐意听从叶利钦——这位党中央的第一批评者。
矿工罢工的领导人把苏联政府及其各部门看作是他们受压迫的祸根，因此他们发现，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实行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说，市场经济可以保证他们不受苏联政府的制约。叶利钦正在积极地寻求这些罢工领导人的支持，因此向他们许诺说，要是他们归俄罗斯共和国管的话，就会获得实质性的自主。[39]这次事件说明了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是如何把每况愈下的矿工和旨在夺取苏联国有财富的精英集团拉到一起的。
1991年3月至4月的矿工罢工为叶利钦崛起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遇。此时正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以及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中共产党派别的斗争最白热化的时候。矿工罢工作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民主俄罗斯游行的补充，进一步给戈尔巴乔夫及其共产党施加了压力，却给叶利钦提供了继续控制议会、继续向总统宝座进军的帮助。
苏联是15个加盟共和国联盟的产物。表8—1按其人口排名顺序列出了这15个共和国。三个斯拉夫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占了苏联总人口的72.6%。五个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占总人口的17.6%。因此，斯拉夫共和国和中亚共和国加在一起，就占了苏联总人口的90.2%，在土地面积上更占了97.6%。三个位于高加索山脉的共和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拥有苏联总人口的5.5%，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占2.8%，与罗马尼亚毗邻的摩尔多瓦占1.5%。俄罗斯民族散布在其他14个共和国，在有些共和国，俄罗斯民族还占人口的较大比例。[41]
在某些共和国，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在80年代末就已开始，而到了1991年苏联彻底解体的时候，一场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的浪潮就达到了高峰。这令一些分析家把苏联体制的终结首先归结为民族主义强大作用的结果。照这种说法，只要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体制中推行民主，长期受压抑的民族主义就必然要求独立，其最终归宿只有一个:苏联体制终结。
这种解释根本无法说明苏联垮台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俄罗斯，同时也在大多数刚刚从苏联之中独立出来的国家，曾经存在的社会经济体制都被抛弃了。虽然民族主义在苏联垮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上述观点太过简单化了。有人详细分析过苏联历史，认为:“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存在……引发了崩溃”，而是“政权的衰落和事实上的崩溃，给了它们以脱离的机会”。[42]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比那种认为民族主义必然导致苏联体制寿终正寝的观点更加符合事实。
许多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专家认为，与通行的说法相反，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的古老现象，它只是在最近两个世纪才问世的。[43]虽然民族、种族、宗教、部族、地区的认同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但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认同感、民族忠诚心、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权力观念，则是现代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时代，才催生了民族主义。 资本主义工业化把人们从孤立的农村地区赶进大城市，发展起各种大众交通工具，用市场关系的力量把广大的地区连结成经济实体。所有这些过程都使得人们走出早期的部落、种族、宗教和地方关系，融入更大的民族关系。
正如历史学家罗纳德·桑尼（Ronald Suny）所指出的，把苏联看成是一个在早已存在的、划分严格的民族团体基础上简单地建立起来的体制是明显的错误。[44]苏联体制及其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引发不同团体产生民族意识的关键。1918—1920年内战以后，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都控制在布尔什维克手中，他们创建了一个由各个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苏联，每个共和国都具有自己的民族身份。[45]虽然有些共和国是以早已存在的独立国家为基础，例如格鲁吉亚，但另外一些却从来没有独立过，例如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46]乌克兰从1654年以来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哈萨克人则是游牧式的部落群体。中亚各共和国的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抱有更强烈的穆斯林认同感。
有些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城市，开始时住的大部分都是其他民族。例如，在白俄罗斯，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开始时都是犹太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47]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在革命前一直控制在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手中。乌克兰人几乎都是农民，尽管有些地主或官吏是俄罗斯人或波兰人，有些商人是犹太人。[48]然而，苏联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把这一切都改变了，至少在许多苏维埃共和国中是如此。
在苏联大部分时期里，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积极的鼓励 。每个共和国都具备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虽然没有真正的政治主权），也拥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制度。随着快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群众文化素质、公共交通事业、民族认同感 ，在许多共和国中都有了发展。同时，俄罗斯人对苏联体制的操纵，来自莫斯科的随意摆布，少数民族人民要想成为体面的“俄罗斯人”就得遭受压力，这日益招来民族怨恨，从而侵袭着苏联的肌体。在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与斯大林一同进入坟墓以后，民族运动就开始日益抬头，特别是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更是如此，这三个共和国都曾经在内战时期有过主权国的经历，只是到1940年才被苏联吸收进来。
当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时，这些本属地下的民族运动就可以公开亮相了。但在不同的加盟共和国里，民族运动采取的形式也不同，且最后的结果必然都是导致苏联国家的分崩离析。在少数几个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独立建国的记忆犹新，独立的呼声极高。但它们只占苏联的一小部分，且自然资源稀少。至于其他的共和国，情况要复杂得多，结果根本就无法预料。
改革时期的民族冲突开始于1988年，它不是什么反莫斯科的运动，而是采取了两个毗邻共和国暴力冲突的形式。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该地区绝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但又处于阿塞拜疆范围内。苏联当局派兵去重建该地秩序，但也无法找到使冲突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同年，“爱沙尼亚民族阵线”开始在那些波罗的海共和国中煽动更大的自治。
接下来的一年，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在苏联的边疆地区风起云涌:包括全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格鲁吉亚共和国。1989年的民主改革，为这些共和国中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民族运动公开活动并寻求选民支持提供了机遇。1989年4月，发生了一次关键性的事件，苏联派兵到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去镇压民族运动，继而引发了一次流血冲突。这导致各地掀起一股反对中央政府使用武力的浪潮，特别是在新的苏联议会和大众媒体中，这种反对尤为强烈。被世人称为“第比利斯综合征”的这次反对浪潮，使得政府很难再次考虑对闹事的共和国作出大规模的军事反应。
1989年期间，几个闹事的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现在又多了个亚美尼亚[49]——胆子越来越大，首次要求自治，接着又要求在苏联之内拥有自己的主权。[50]1989年11月，苏联议会批准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自治，但这并不能让其满足。1990年3月的共和国选举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中产生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者，新的立法机构现在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宣布脱离苏联独立。[51]
显然，莫斯科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让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继续留在苏联之内。但戈尔巴乔夫引进的民主改革似乎又和这条路线相冲突。苏联宪法也正式保证过，任何共和国都有权脱离联盟。因此，戈尔巴乔夫没有挑战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这样做的权力，虽然他也呼吁它们不要这样做；他说，只要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决定是依据一定程序作出的，就不必诉诸武力。[52]确实，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脱离并不会有损于苏联本身，因为它们只占苏联总人口的2.8%，也不拥有什么重要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它们并入苏联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它们是声名狼藉的斯大林与希特勒1939年秘密协定的产物[53]——这样做就更无损于苏联了。
然而，1990年6月，一种全新的因素加入到了民族冲突之中，俄罗斯共和国通过了它自己的主权宣言!俄罗斯总是在苏联体制中占据不应有的地位。俄罗斯人是占压倒性多数的民族。他们构成了苏联总人口的一半，而且往往在苏共和国家机关中占有不应有的代表比例。在所有其他共和国的党和政府机构中，俄罗斯人也是高级职位的占有者。苏联周边共和国所发生的反抗，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反抗他们认为是俄罗斯人掌管的一切。
虽然俄罗斯人拥有这种种控制苏联的途径，然而在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也受苏联体制的压制 。列宁就老是担心“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将会威胁到苏联的完整，苏联体制的组织方式也正是反映了这种担心。与其他14个共和国不同，俄罗斯共和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它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独立的科学院、工会组织、共青团和克格勃的共和国。为了替苏联人民建立一种全联盟的认同感，俄罗斯人的民族感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受到压制。
随着苏联周边共和国的民族运动日益高涨，其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呼声日益强烈，俄罗斯人的民族怨恨感也在滋生。 这给叶利钦和亲资本主义联盟提供了机遇。叶利钦给俄罗斯民族怨恨感火上浇油，一再重弹下述调子:在苏联，只有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生产的商品价值比他们消费的多。[54]叶利钦当上俄罗斯议会主席刚刚一个月，民主俄罗斯就提交了一个法律议案，要求宣布俄罗斯是一个主权实体，拥有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其自行通过的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55]叶利钦认识到了这个提议是他最终战胜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府的绝佳方式。尽管在苏联宪法中找不到这一法律议案的任何根据，叶利钦还是说服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在1990年6月8日以544票对271票通过了《主权宣言》。[56]
虽然俄罗斯共和国缺乏支持这一新法案的法律依据，但它的《主权宣言》的通过对其他共和国造成了直接的和深刻的影响，改变了遍及所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冲动的性质。不管苏联体制被抹上了多么浓重的俄罗斯民族色彩，联盟的框架至少为那些非俄罗斯共和国提供了安全和实力保障，也包括重大的经济利益。例如，俄罗斯丰富的原材料曾便宜地供应整个苏联。而现在，俄罗斯共和国居然声称要掌握对其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和使用权。
以前相对平静的共和国的领导层，现在也立刻通过了自己的主权决定。到1990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通过了主权决定。10月，甚至一贯忠诚的哈萨克斯坦也效法了这些榜样。在有些共和国，之前并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但它们中的共产党领导人眼看叶利钦已有能力取消苏联，因而急于自己掌握主动权。
乌克兰领导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的所作所为，就是俄罗斯共和国走向独立所引发的一连串反应的典型例子。克拉夫丘克原为乌克兰共产党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曾专门与乌克兰民族主义作过斗争，倡导过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1989年末，乌克兰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运动，其大本营是该共和国的西部地区。[57]随着莫斯科的中央政府日益衰弱，随着资本主义成分日益增多，克拉夫丘克，这位在1990年7月高升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共产党人，现在为保住自己在乌克兰政权机构中的显赫地位，而开始寻找新的支持。他放弃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抛开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教导，将自己打扮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从而在苏联垮台后的乌克兰继续做他的领导人。[58]
为追求俄罗斯主权并实现自己把俄罗斯引向资本主义的诺言，叶利钦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举措。1990年9月，一个经济顾问小组提出了加快市场化和私有化步伐的“500天计划”，对此我们已在第5章作过讨论。虽然戈尔巴乔夫最后放弃了这一计划，但叶利钦却使它在1990年9月11日获得了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批准。[59]叶利钦是无权在俄罗斯推行“500天计划”的，因此这种批准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但它进一步造成了经济混乱，可谓是给苏联雪上加霜。现在，苏联和它最大的共和国通过了相互冲突的法律，这既牵涉到经济重建，也关乎所有权关系的未来。在这种政权斗争的影响下，昔日环环相扣的苏联经济机制开始垮台，各共和国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被打破。
1990年12月，叶利钦向中央政府发动了一次仍属大胆的攻击。一直以来，在俄罗斯共和国征取的税收约占苏联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12月27日，叶利钦通过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发布了一项法案，决定俄罗斯只为中央政府1991年的预算提供不到1/10的税收来源。[60]这对中央政府本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使得政府赤字迅速增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苏联1991年的经济完全陷入瘫痪。
俄罗斯《主权宣言》以及其他共和国类似的决定发布之后，戈尔巴乔夫认为，要想保住苏联，就必须在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更多自治的基础上重建苏联。他开始启动一项新的联盟条约谈判进程。为达此目的，戈尔巴乔夫计划了一次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他相信解体过程并没有反映大多数苏联人民的意愿。
全民公决于1991年3月17日举行，除了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其他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都参加了这次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为 1.47亿，76.4%的票数赞成保留苏联。[61]九个参加投票的共和国中，同意该法案的人都占了压倒性的多数。[62]戈尔巴乔夫因此可以大声地宣布，保留革新了的联盟国家是民众鼎力支持的。苏联经济内部依赖程度极高，谁都知道解体就必须付出高昂的物质代价。在那些贫穷的共和国里，许多人都知道自己从联盟关系中获得了不少的经济好处。大多数俄罗斯人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缩小成原来的一半大，抛开 2 500万俄罗斯同胞（几乎占了全部俄罗斯人的1/5）不管，让他们成为少数民族而散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63]许多人确实希望自己的共和国有更多的自治，但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却发现，在九个参与投票的共和国中，只有极少数人要求自己的共和国成为独立之国。
然而，尽管普通老百姓反对独立，但仍然有一股推动联盟瓦解的强大势力在作祟。戈尔巴乔夫和革新后的联盟国家不只是代表了联盟的保留，而且代表了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保留。 戈尔巴乔夫是把各个共和国拉到一起的关键人物，他拒绝放弃他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不允许它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叶利钦及其同僚决心废除社会主义[64]，那么戈尔巴乔夫当然成了拦路石。虽然在许多共和国里掀起的民族运动确实反映了民众的感受，但如果没有亲资本主义联盟取消社会主义体制并为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的决心，民族运动能否摧毁联盟还很难说。
真正使《主权宣言》成为一股旋风的事件，正如我们上面已看到的，是俄罗斯自己1990年6月的主权宣言。这并不是什么摆脱外来政权的民族意愿所引起的——俄罗斯拥有的比独立情况下拥有的更多，所有多民族共和国都在它的掌握之中。正是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提出的、受到戈尔巴乔夫与联盟政权阻挠的社会经济变革计划，才激起了这一连串重大事件，启动了最终把联盟撕成碎片的历史进程。
1991年8月政变及其后果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改革计划和联盟政权的最后失败，是由1991年8月未遂政变画上句号的。未遂政变进一步增强了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实力。它促使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其中大多数早就在谋求独立了——走向了独立之路。
这一年的8月19日，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度假，苏联政府八位最高领导人组成了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他们偷偷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他的别墅里，宣布苏联处于紧急状态。鲍里斯·叶利钦和俄罗斯共和国议会领导层立刻站出来反对政变。几天之后，政变失败了，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然而，权力现在已完全从戈尔巴乔夫和联盟政府手里转到了叶利钦之手。四个月后，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其他14个共和国也纷纷宣布独立。
1990年春夏和初秋，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社会主义改革计划已走入死胡同。鲍里斯·叶利钦变得越来越强大。他和他的支持者们要求苏联采纳“500天计划”，而这无疑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联盟政府权力销蚀殆尽。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为了阻止这些相反趋势的发展，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更换了他的政治盟友。正如我们在第5章所看到的，戈尔巴乔夫于该月站出来反对“500天计划”。他公然抛弃了他那些更富自由色彩的顾问，例如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而转向那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赞成保留联盟、主张维持社会秩序的显然更为传统的人。[65]1990年12月，戈尔巴乔夫任命鲍里斯·普戈为内务部长，根纳季·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在总理雷日科夫1990年12月得心脏病之后，戈尔巴乔夫任命瓦连京·帕夫洛夫接替他的位置。这三个刚刚被任命的人都是所谓的“强硬派”。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用辞职和提出专制的危险正在来临的警告来作出回应。1991年1月10日，戈尔巴乔夫警告立陶宛议会，他将行使总统权力指责立陶宛正在“复辟资本主义秩序”。[66]不久之后，苏联内务部部队占领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各种政府建筑，而这些行动，戈尔巴乔夫既没有表示过支持，也没有加以谴责。
1991年3月初，戈尔巴乔夫突然向赞成资本主义的大股势力发动进攻。他攻击“民主派”是“典型的右翼反动派”，指责他们鼓吹“走资本主义社会道路”。[67]然而，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就在1991年3月这个月，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进一步下降了。再一次发生的矿工罢工，破坏了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撤销叶利钦俄罗斯议会主席职务的企图给自己惹火上身，反而使叶利钦的地位更巩固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唯一的亮点是该月的全民公决得以通过。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看到自己斗不过叶利钦，便再次改变策略，但这次更让叶利钦得势了。
现在，叶利钦优势在握，或者也许是考虑到3月全民公决对联盟的认可，他提议和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就签署新的联盟条约举行谈判。戈尔巴乔夫接受提议，于是“9+1”谈判开始了。[68]1991年4月23日，九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签订一项新的联盟条约，它将在保留某种联盟形式的基础上赋予各个共和国实质性的权力。[69]叶利钦因此放下了原来对戈尔巴乔夫的严厉批评。
现在，戈尔巴乔夫又把进攻的矛头从“民主派”指向了“强硬派”。1991年7月，他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新的、自由的《共产党章程》草案，从而激怒了保守派。[70]这个月之后，联盟条约谈判在新条约的具体细节上达成一致。没有参加谈判的六个共和国之一的亚美尼亚，宣布它也希望重新参加谈判。新条约的签订准备于1991年8月20日举行。
1991年8月政变的直接原因，正是即将到来的联盟条约的签订。看来，政变策划者只是在宣布政变的前两天才开始聚会的。[71]他们把联盟条约看作是联盟国家的最终解体。政变领导人除了戈尔巴乔夫本人之外，实际上包括了他的政府中的全部高级官员。其中主要有: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将军，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秘书博尔金。
为了保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政变领导人同时指出，他们将制止向资本主义下滑的趋势。他们谴责“奸商越来越多”，认为“人民应该决定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应当存在，但他们的这种权利正在受到剥夺”。他们呼吁保护劳动人民工作、教育、保健和居住的权利。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共产党。[72]他们是在政府而不是在党的名义下采取行动的。所有的政变领导人都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党的领导人。
在政变领导人的正式声明中，正如他们在政变第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他们将尽力向苏联人民保证奉行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的改革方针，支持经济多样性，包括“私营企业”的作用。政变领导人之一、国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亚历山大·季贾科夫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政策是不可扭转的”。副总统亚纳耶夫向报道者保证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政策将会继续下去。”[73]
然而，不管政变领导人试图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如何，政变在苏联还是被理解成复辟旧的、改革前的体制的图谋。由于他们已经把革新和民主化社会主义的第一鼓吹人戈尔巴乔夫总统撇在一边，他们就无法再理直气壮地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保护伞了。安全部门和军事部门高级官员参与政变，更强化了这种印象:这是一次企图回到旧体制的阴谋。
紧随政变领导人企图掌权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更清楚地显示了1991年8月时三大阵营的力量平衡，在苏联的发展问题上，它们所持的观点各不相同。鼓吹回到旧体制的那班人，他们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发现应者寥寥，不管是在普通老百姓中，还是在党—国精英中。虽然在苏联的大多数地方，除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之外，政变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有力的抵制，但也没得到什么积极的拥护。苏联第二和第四大共和国的领导人——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坦·纳扎尔巴耶夫——采取了观望态度。一旦强烈的、决定性的反抗在莫斯科出现，政变领导人在采取坚决行动方面的犹豫不定就暴露无遗，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在号召党—国精英复辟旧体制这件事情上，政变彻底失败了，而这正是群众不再需要这种体制的最终表现。
尽管有证据表明，革新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变革方向在大多数老百姓那里十分走俏，但它的积极支持者还是发现自己和旧体制的支持者一样不受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努力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成功。改革虽说是以普通劳动人民的名义进行，但它从来就没有激起他们的共鸣。他们一直坐视不理。即使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别墅，也没有掀起过一丝丝反对政变策划者的波澜。
然而，叶利钦和亲资本主义联盟立刻就从他们位于首都的大本营里站出来反对政变。叶利钦站在装甲车里，宣布政变是一次非法的行动，威胁说政变者将得到应得的报应。[74]他呼吁举行一次反对政变的大罢工。[75]在“白宫”即俄罗斯议会大厦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人，少数武装部队也抵达这里，受命保卫俄罗斯议会。保卫“白宫”的人数一开始据说只有2万，这个数字远远少于早些时候的莫斯科大游行。[76]这似乎是鼓吹即将在该国实行的体制的最核心的力量了。俄罗斯共和国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告诉群众:“我们或者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那样活着，或者我们继续让自己做着‘社会主义选择’、盼望着‘共产主义前景’，活着却像猪。”[77]已经离开戈尔巴乔夫阵营的、曾任其高级助手的雅科夫列夫和前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也加入了“白宫”前的集会。[78]一位俄罗斯商人说，一些俄罗斯新资本家参加了这次冲突，他们雇用保安人员帮助维护了8月19日“白宫”外的游行。[79]从叶利钦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主席以来一直明争暗斗的两大阵营，现在终于公开决裂了。保守派掌握了联盟国家的舵，而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则以俄罗斯共和国为营相抗衡。实质上，戈尔巴乔夫与社会主义改革派倒成了旁观者。
面对叶利钦及其盟友的挑衅，政变领导人未能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政变开始时，他们没有逮捕叶利钦，也没有向他的大本营所在地俄罗斯议会大厦发动进攻。他们甚至没有控制国内的一切通信工具，让反对者组织起来为所欲为。一些观察家把这种失误归结为无能。然而，很难相信一个由苏联政府、部队、安全部门的最高领导人组成的一帮人，居然无力完成相对简单的、关乎政变成功与否的组织工作。
显然，政变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在党—国精英内部孤掌难鸣。甚至在行动前，他们就已经模模糊糊地知道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下定决心: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体制垮台的趋势，否则他们是不会放弃的。他们显然希望戈尔巴乔夫参加进来，赋予他们的行动合法性，也希望人民代表大会能够开会同意他们的行动。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得到圈外人的任何有力的支持。一旦认识到他们有多么孤立，他们就只有放弃了。普戈选择了自杀，其他的人则坐以待毙。
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米亚的软禁处被释放出来并回到莫斯科继续掌权——或许这只是他的一相情愿罢了。他谴责了政变组织者，感谢叶利钦和俄罗斯共和国代表们帮助他镇压了政变。他同时再次重申了他的社会主义立场，发誓要清除共产党内的“反动势力”。[80]
然而，政变的迅速失败暴露了不管是保守派立场，还是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在党—国精英中所受的支持都已经是多么的微弱。叶利钦及其盟友在击败保守派之后，认为撇开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不管的时机已成熟。和政变领导人一样，叶利钦根本不管什么法律依据，就签发了一项把俄罗斯境内一切苏联财产的所有权转归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命令。他降下苏联国旗，升起了传统的俄罗斯国旗；暂停了共产党及其报纸在俄罗斯的活动。[81]几天之内，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共产党领导人职务，并要求党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不久之后，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解散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把中央机关转交给共和国总统和一个指定的立法委员会。[82]实际上，联盟政府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了一个人——总统戈尔巴乔夫。
随后，戈尔巴乔夫白白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保留某种形式的共和国联盟。但随着叶利钦迅速接管了苏联财产和机构，就不再有什么联盟的可能了。谁也不想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于是各个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脱离联盟的愿望现在在所有的共和国中都占了上风。[83]那些一度担任共产党一把手的共和国领导人，现在纷纷步了俄罗斯的后尘，在各自的权辖范围内取缔了共产党组织。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利莫夫把共产党的名字简单地换成大众民主党，就接管了前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财产，而该党的首脑还是同一个卡利莫夫。[84]
1991年12月初，叶利钦最终埋葬了建立新联盟的一切努力。他接管了克里姆林宫的财政大权，接着和另两个斯拉夫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首脑举行会晤，宣布苏联解体，组建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向一切前苏联共和国开放，但其中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位置。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31日，苏联正式解体。
来自上层的革命
苏联体制的终结，并未经历什么实际的暴力和流血冲突。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体制垮台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民族国家之一不复存在了，其经历的过程是如此平和，让全世界都惊呼难以置信。毫无疑问，可以把这一过程定性为一次革命，虽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
社会经济体制被来自下层的革命所扫除，这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在这种传统的革命中，社会体制的下层受害者揭竿而起，打败旧的统治集团，推翻该集团借以统治的体制，再开始从事建设新体制这一艰巨工作。法国大革命是此类历史事件在现代世界上的典型，1917年的俄国革命则是20世纪的例子。
虽然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是通过革命推翻的，但这种革命与传统的革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该体制的终结是一次十分不同的社会过程的产物。它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的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党—国精英们在这种革命口号下结成联盟——每一次革命都包括各种集团和阶级的联盟。亲资本主义联盟也从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和私营企业主这个新阶级那里获得了支持——所有这些人都属于苏联内部的特权集团，不管是在身份地位方面，还是在物质财富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在这种革命过程中特别起着关键的作用。[85]然而，党—国精英才是这种联盟的中坚分子。俄罗斯共和国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都由他们组成，他们代表着与亲资本主义联盟相互照应的另一股势力。新的资本家阶级绝大部分是从他们中产生的。正是这些党—国精英们支持改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最终使政治对手缴械并打败了其他两部分人。
很难在最近找到一次历史事件，可以和俄罗斯1991年的革命相类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它有点相似。这是日本在西方势力的强大炮火面前蒙羞之后，通过日本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帮人来掌权的革命。新的统治者决心用在西方找到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来取代日本的封建体制。他们废除了旧体制的核心制度，包括阶级特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他们利用国家的力量去建铁路和电话线，去开展新工业的建设工作，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86]
然而，明治维新同苏联精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拒绝、对资本主义的偏好有着重大的区别。日本的封建精英由武士、官吏和大封建地主杂混而成，他们中持不同政见的集团不得不在1866—1868年花去两年的时间去战斗才能赢得政权，这点和苏联的实质上是和平的演变不同。日本在对外来政权所强加的军事和政治的羞辱作出反应时是如此之激烈，而苏联却是世界上两大强权之一，根本没有受到军事征服之类的严重威胁。
苏联垮台的独特性，根源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特殊性。历史上其他强大的社会体制，都有这样一些统治集团，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并多多少少公开地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实行统治。国家社会主义与此不同，它的统治集团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它的合法性也全部建立在这一主张上：体制的运行是为了普通大众。这种统治集团只是把自己的体制维系在历史的、文化的和情感的纽带上，一旦面临物质私利，这种纽带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我们已经看到，许许多多纯粹是偶然的、意想不到的因素在苏联垮台中发挥了作用。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黔驴技穷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则是苏联特殊的多民族框架，它孕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不得不时刻努力驯服它。 此外就是一个人的个人野心和特殊天才，这个人就是:鲍里斯·叶利钦。
假如苏联不是一个以许多不同民族共和国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就像共产党统治的其他大国，例如中国——那么，其社会经济体制的终结就不会引发其国家的解体。苏联的解体是改革年代兴起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核心在俄罗斯共和国活动所酿成的副产品，也是该联盟为确保掌权而要求瓦解苏联的人为结果。[87]
苏联垮台中所牵涉的许多偶然因素，是在1985—1991年间发生的系统演变中产生的。这是一个把党—国精英从苏联体制一形成时就存在的严格的、层次分明的体系中释放出来的过程，这种释放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过程所需要的。一旦释放出来，党—国精英们很快就认识到，保存现行社会经济体制就什么也得不到，而瓦解它就什么都有了。
然而，精英们并不总是一帆风顺。1991年春，在各次民意调查和一次全民公决中，大多数苏联人民表达了他们对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反对，和对保留联盟国家的赞成。但调查和公决是不能决定社会大变革的方向的 。不管大多数人在有关国家未来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如何，苏联体制渐渐驯化普通苏联公民，在他们中间，已经见不到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了。虽然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把改革叫做“革命”，但他从来就未能发动普通老百姓，共产党70年的等级统治已经教会他们远离政治了。戈尔巴乔夫的行事作风是官僚型的，不是群众动员型的。他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努力，靠的是共产党机构，而这个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是自上而下、官气十足、乱统乱治的。要想动员普通老百姓积极拥护他日夜祈祷的革新了的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了，不管这个目标是如何诱人。
这样就把苏联体制1991年的命运完全留给党—国精英以及他们在知识分子中的盟友们去决定了。
一旦理解了苏联体制的这些结构特征，改革所导致的惊人后果，以及结局又是如此惊人的迅速而平和，就不再显得惊人了。
苏联垮台后，叶利钦以及亲资本主义联盟现在看来可以自由地消除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残骸了，可以急切地开始在俄罗斯建设资本主义的任务了。然而，狂喜的俄罗斯新领导层根本就没想到，在他们选择的道路上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坎坎坷坷。
〔注释〕
[1] 围绕叶利钦离开最高领导层事件，曾发生了一些争论。在1987年10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式上，叶利钦作了一次事先并未安排的讲话，并引起了一阵混乱。椐说，叶利钦的讲话批评了改革进行的方式，同时点名批评了党的领导人叶戈尔•利加乔夫。接下来的一个月，叶利钦被赶出了领导层。关于这次事件的两个主题都有争论。一个是他所抱怨的有关改革进程的问题。那时有报道说、叶利钦反对改革的步伐太慢（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75〜76，79）。随后的几年这也确实成了叶利钦关注的重大问题。但约纳坦•斯蒂勒（Jonathan Steele）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却宣称，叶利钦在那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呼吁放慢改革步伐”（Steele，1994，p.237）。官方关于叶利钦讲活的文件发表于叶利钦自己的著作中（Yeltsin，1990，pp.144～147），对上述两种解释都认可。关于叶利钦是自愿辞职，还是被迫辞职，也有各种争论。常见的观点是，叶利钦在中央委员会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就已经递交了辞去莫斯枓党委一把手的申请，而在会议期间，他又递交了辞去政治局委员的报告。但讲活之后，他既在中央委员会，又在莫斯科党委会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大家都以为他是被赶出领导层的。
[2] 这里使用“俄罗斯”一词，而不使用“苏联”一例，其原因是叶利钦已变成一个特殊的俄罗斯政治人物，他的形象和受欢迎度，在俄罗斯之外的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和在俄罗斯完全不同。
[3] 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31～22）。后来，当叶利钦成为独立后的俄罗斯总统时，他的批判者就拿他这些早期讲话和他此时众所周知的爱好享受、容忍腐败相比较。
[4] 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十一章所看到的，当上独立后的俄罗斯总统两年后，叶利钦这些冠冕堂皁的民主言论就彻底失去了光泽。
[5] 在1990年3月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拉选票时，他说：“我们必须使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更加独立。”（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245）
[6] —位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代表为了给叶利钦腾出位置而辞职，戈尔巴乔夫的安排才得以进行。鄂木斯克市一所大学的法律系讲师阿里克西•卡扎尼科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叶利钦。大会主席戈尔巴乔夫迅速安排了一次投票，同意这种替换，叶利钦才得以增补进最高苏维埃（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182〜183）。
[7] 和新选出的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一样，改组后的俄罗斯议会有两个机构，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一个是常设的立法机构即最高苏维埃。除了有必要特意区分开这两个机构的情况外，本书一般笼统地使用“议会”一词。
[8] Gwertzman and Kaufman（1911，pp.224〜246）。
[9] Brudny（1993，pp.143～144）。
[10] 1991年初，民主俄罗斯公然要求解散苏联。它曾（并未成功地）极力劝说叶利钦在该年举行的就是否保存苏联的全民投票中投反对票（Brudny ，1993，pp.151～152）。
[11] 布鲁德尼（Brudny）估计，在1990年3月的俄罗斯议会选举中，“民主派”最多只占30%的席位（Brudny，1993，p.145），也有人估计，和民主俄罗斯有关的候选人赢得了“20%多的席位”（White et al.，1994，p.285）。由于民主俄罗斯并不是一个拥有党员名单的正式党派，因此很难准确地判断出到底有多少议会代表和它联系在一起。
[12] Brudny （1993，p.146）。
[13] 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232～233）。随后有统计认为，这次游行的人数超过了30万（Hewett and Winston，1991b，p.518）。
[14] Miller（1993，p.152）。
[15] Sakwa（1993，p.6）。
[16] Brudny（1993，p.146）。
[17] 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343〜354）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戈尔巴乔夫似乎要从他的随从和助手中赶走那些持快速改革观点的人，而转向与倡导缓馒变革和采取有力歩骤保存苏联的人合作。
[18] 这是俄罗斯议会中的高级机抅，即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它有权改换最高苏维埃的现任主席。
[19] 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351～352）。民主俄罗斯能够在俄罗斯的所有城市里组织起拥护叶利钦的游行，但它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外的实力有限则被这些地方的参加人数所证实。在雅罗斯拉夫尔和伏尔加格勒，参加游行人数估计有1万人，在图拉只有6000人，斯摩棱斯克只有1500人（Brudny，1993，p.151）。
[20] 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354）。
[21] 设立俄罗斯共和国直选总统的计划，开始时没有争论，在1990年6月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上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支持。在1991年3月全民投票的初明，俄罗斯共和国的选民中也有近70%的人赞同这一计划。
[22] Urban（1992，p.192）。
[23] White et al.（1994，p.288）。在俄罗斯议会1991年3月会议的关键时刻，鲁茨科伊带领一帮人脱离了反对叶利钦的俄罗斯共产党，加入了议会中拥护叶利钦的阵营（Urban，1992，p.189）。
[24] 1991年4月，民主俄罗斯声称自己在全俄罗斯拥有130万党员（Urban，1992，p.191）。
[25] Brudny（1993，p.152），White et al.（1994，pp.288～290）。
[26] 参见尼古拉•雷日科夫访谈录，1992年10月27日。著名的苏联评论员弗拉基米尔•波兹涅尔曾电视采访过叶利钦的竞选主席、也许是他最亲密的顾问和最重要的战略家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按照雷日科夫的说法，当波兹涅尔问布尔布利斯，叶利钦是否真的喜欢资本主义时，布尔布利斯没有直接回答。
[27] 叶利钦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对自己的整个方案持谨慎态度的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时向古巴人民许诺的，也是一场民族的、渐进的革命。成功的革命者往往只有在执行方案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民众对整个方案的支持。我们将在本书第三部讨论叶利钦在这方面是否做得成功。
[28] 苏联第二大城市，1991年后更名为圣彼得堡。
[29] 此次民意调査超出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居民的范围。回收问卷清楚地表明，这两个城市的居民比俄罗斯其他地方的居民更加偏爱自由市场和私有化。此次民意调查也没有包括俄罗斯属亚洲的地区在内，这些地区的居民一般来说更为保守。
[30] White（1992，pp.249〜250）。该书引用了1991年4月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只有3%的人希望俄罗斯共和国变成“原原本本的资本主义”。民意调查的结果很大程度上随着提问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但从来就没有人报导过某项遍及整个俄罗斯的、发现那时大多数人拥护资本主义的调查。
[31] 《欧洲潮》（1991，pp.88〜90，120，139）。
[32] 假如人民已经认识到了叶利钦最终要把俄罗斯带到什么样的道路上去，他们在1991年6月的选举中投的票就会完全不同。选举结束18个月后，即1992年12月，一项针对俄罗斯选民的研究发现，那些在叶利钦当选总统中投了赞成票的人中只有一半的人愿意再次投他的票。到1992年12月，俄罗斯人民已经走过向资本主义转变的12月了。研究发现，那些不再支持叶利钦的人的特征之一，是对一种允许个人财富过度积聚的体制持反对态度（White et al. 1994，pp.294～295）。
[33] White et al.（1994，p.290）。
[34] Rutland（1991，p.291）。
[35] 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190）。
[36] 一位来自普罗科皮耶夫斯克的罢工领导人声称：“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没有一种合理的煤炭批发价格。因此，我们把自己的绝大部分利润拱手送给了国家”，这使得矿工们“一直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平”。他补充说：“当我们能够撇开国家机构获得一种合理的煤炭批发价格时，我们就可以开始谈论真正的独立性了。”（《加拿大论坛》，1989-09-04，12页）
[37] 几天之后，苏联政府同意了这种移交（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360〜361）。
[38] Rutland（1991，p.311），Filtzer（1994，pp.101〜108），Clarke et al.（1992，pp.360〜361）。虽然许多矿工领导人和叶利钦结成了联盟，但并不是所有的矿工都是叶利钦的支持者。1991年5月，科勒莫夫的矿工们举行了一次集会，口号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穿同一条裤子的两个人”（Urban，1992，pp.203〜204）。在1991年6月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叶利钦在库兹巴斯的得票数少于另一位候选人A．图列夫，后者是本地苏维埃和矿工自己的领导人（Clarke et al.，1993，p.167；White et al.，1994，p.290）。
[39] Clarke et al.（1992，pp.163）；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361）。
[40] 罗纳德•桑尼（Ronald Suny）对苏联民族问题的研究（Suny，1993），给本部分的分析提供了极富教益的启示。
[41] 1989年，俄罗斯人占了哈萨克斯坦人口的38%，而哈萨克人占的比例也只有40%。在拉脱维亚，俄罗斯人占34%，拉脱维亚人占52%。
[42] Lewin（1995，p.271）。
[43] Hobsbawm（1990，ch.1），Suny（1993），Gellner（1983）。
[44] Suny（1993，ch.3）。
[45] 此外，俄罗斯共和国本身也具备联邦的形式，内部拥有16个依种族划分的“自治共和国”。桑尼（Suny，1993）认为，苏联的联邦形式实际上是对布尔什维克早期民族思想的违背，这种思想主张，虽然少数民族应当有权脱离国家，但对于那些自愿留下来的民族来说，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身只应当具备统一的、而不是联邦的待征。
[46] 甚至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1917年以前也没有独立过。
[47] 1897年时，讲白俄罗斯语言的人只占后来成了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的明斯克的人口的9%。大多数人讲意第绪语。在毗邻的立陶宛，那时有40%的维尔纽斯人口是犹太人，31%是波兰人（Suny，1993，pp.31，36）。
[48] Suny（1993，pp.40，43）。
[49] 许多亚美尼亚人对苏联当局无力处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归属问题而深感怨恨。
[50] 要求主权就意味着在仍然留在苏维埃联盟中的前提下要求把重大的国家权力转交给共和国一级。
[51] 除了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1990年4月的共和国选举也产生了由赞成独立的多数派组成的议会（Miller，1993，p.157）。
[52] 苏联最高苏维埃1990年4月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在投票决定共和国是否脱离苏联时，必须有2/3的赞成票数（Miller，1993，pp.157，235。note，36）。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用投票的办法决定共和国立法是不够的。
[53] 在这点上倾向于独立的其他三个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拥有苏联4.6%的总人口。
[54] 参见1992年10月27日对苏联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访谈录。
[55] Brudny（1993，p.145）。
[56] 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299）。
[57] 乌克兰西部地区经非常俄罗斯化了，虽然东部地区程度稍轻。乌克兰西部部分地区以前曾是波兰的一部分。
[58] 《纽约时报》，1991-08-30，1版、11版。
[59] 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299）。
[60] 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332）。
[61] 提问的话是这样的：“你是否支持保留革新过的联盟，它由各主权共和国组成，在其中，毎个民族每个人的权利都将得到充分保证？”（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348）。由于民主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积极反对全民公决，这两个地方的赞成票数分別只有50%和50.6%（Brudny，1993，p.152）。
[62] Karasik（1992，p.400）。在乌克兰，“同意”票数为70.2%；在俄罗斯，“同意”票数为71.3%；在白俄罗斯，“同意”票数为82.7%；在阿塞拜疆和所有的中亚共和国，“同意”票数均超过了90%。
[63] Miller（1993，p.173）。
[64] 在其他一些共和国的领导层中，同样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共和国，民族运动不仅谋求独立，而且谋求一种资本主义经济。
[65] Surovell（1994）曾对戈尔巴乔夫这一时期“向右转”作过有趣的分析。
[66] Miller（1993，p.173）。
[67] 《真理报》，1991-03-01，2版。
[68] “9＋1”是指愿意参加新联盟条约谈判的九位共和国领导人，加上一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剩下的六个共和国——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没有参加。
[69] Hewett and Winston（1991b，p.531）。条约同时也暗示，六个没有参加谈判的共和国有权脱离联盟。
[70] 在向党代会提交这份章程草案时，戈尔巴乔夫试图靠这些话平息保守派的愤怒，他说“党应该表达和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他向代表们保证“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在社会生活方面和社会主义结构保持一致”。但他又进一步拋弃了许多使改革进程得以延续的传统共产主义立场。例如，他承认在章程草案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共产主义，因为他否汄共产主义的目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确实是能够实现的”。
[71] 不过，有些分析家认为他们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开始密谋政变了（Miller，1993，pp.176〜177）。
[72] 《纽约时报》，1991-08-20，A13版。虽然他们坚定地反对资本主义，但该声明是十分谨慎的，实际上并没有提到“社会主义”一词。
[73] 《纽约时报》，1991-08-20，12版、13版。
[74] 最初的新闻报道证实，叶利钦在上面发表他措辞激烈的反政变演说的交通工具是装甲车。但随后的报道为了造成戏剧性的效果而把它换成了坦克。请对照随后的报道与《纽约时报》，1991-8-20，A1版。
[75] 然而，叶利钦此时还无力唤起工人阶级，也得不到社会主义改革支持者的拥护。大罢工没有举行。在此关头，俄罗斯的大部分工人仍然坐视不理。
[76] 《纽约时报》，1991-08-20，10版。至于1989-1991年间莫斯科的其他游行，人数在随后的报道中均有所夸大。
[77] 《纽约时报》，1991-08-22，A14版。
[78] Miller（1993，p.181）。
[79] 参见1994年2月12日对俄罗斯贸易委员会主席坎斯坦廷•波罗沃伊的采访录。按照美国苏联问题专家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的说法，在白宫之外的人群中出现的“新企业主人数令人惊奇”（Goldman，1994，p.27）。
[80] 《纽约时报》，1991-08-23，A1版、12版。
[81] 其间富有讽剌意味：政变是苏联国家官员而不是党的领导人发动的。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用一项永久取缔共产党的法令取代了他前面的暂停其活动的法令。
[82] 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446）。
[83] 1991年12月1日，几乎有90%的乌克兰投票者在全民公决中赞成独立（《纽约时报》1991-12-03，A1版）。没有乌克兰这个人口第一、苏联谷物产品主要产地的共和国参加，联盟就是不可能的。
[84] 《纽约时报》，1991-09-18，1版。
[85] 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十章所看到的，知识分子在他们为之付出了如此之多的努力的新体制下也过得并不好。
[86] Garraty and Gay（1985，pp.1028～1031）。
[87] 在我们看来，虽然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图谋是导致苏联终结的首要因索，但其他的离心力也曾在这一时期的东欧和苏联起过作用。一个现代的大型的民族国家要想稳定，似乎需要某种能够把民族国家凝结在一起的经济体制。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都被证明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由于东欧和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已垮台，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不能立刻发展起来，由此所导致的任何内聚力强的经济体制的缺乏，助长了民族国家各地区之间分崩离析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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