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第三章 增长、停滞与改革的缘起



　　苏联体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诞生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在经济运行方面表现出了许多弱点和问题。它们困扰着苏联官员，也闲扰着普通老百姓——且被该体制的批判者一再当作口实。不过，从1928年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模式在许多方面照它自己的标准看来仍然是十分成功的。该体制的经济成就，是其政治稳定的主要基础，在这一点上，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敌视的观察家，其结论都显一致的。
　　但是，苏联经济状况在1975年之后急剧地衰退了。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则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减慢。我们将力求表明，1985年新的改革派上台，既是人们对苏联体制下长朗存在的问题不满的结果，也是这次经济减速所引发的危机意识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所推动的改革计划，本质上既源于他们对苏联体制长期存在的问题的理解，也源于他们对引发经济衰退的原因的分析。

1928-1975年苏联经济状况


　　20世纪初，当社会主义观念还鲜为人知时，西方经济学家们就对中央计划经济是否可行展开了争论-1928年后的苏联经验解决了这场争论。不管苏联体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它毕竟没有显示出不可行性。相反，在西方于1929年后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萧条时，苏联经济却开始了一轮快速工业化的时期。
　　苏联领导层首先集中精力建立重工业基地，这些基地有一部分是革命前的，但大部分是新建的：[1]国内机器设备工业发展的步伐，足以说明30年代工业化速度之快。实际上在所有的工业活动中，机器设备都是一种关键的投人。1932年，苏联安装的机器设备78%依赖进口。大略到1936—1937年，就只进口了不到10%，其它全是国内生产的。[2]
　　一本通行的关于苏联经济的美国教科书总结说，“大致在1937年……苏联已经转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3]。工业化的标志，就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从农业到工业的转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增长长波理论的创始人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写道：

　　这一转移（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速度，在苏联远比在其它发达国家中快得多……从1928年到1940年的12年里’苏联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数量，在其它国家需要30年至50年[4]

　　西蒙-库兹涅茨补免道：“看来只有日本（以国内产品为基础〕的工业化速度与苏联较为接近”[5]
　　1941年纳粹入侵，苏联被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建成的工业基础巳能够生产当时的所有武器了，包括坦克，大炮和战斗机。战争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945年，苏联疆域之内的经济最发达地区，其工业产侦只大致相当于战前的30%。然而，战后经济复苏也很快，1950年的工业产值就超过了战前的水平。[6]随后几十年，苏联经济一直增势迅猛。
　　在第二章我们看到，苏联经济在达到传统社会主义目标方面，确实取得了某些进展，包括充分就业、个人经济有充分保障、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可是，经济快速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些目标，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总是占有重要的分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判断一种经济体制是否合理，最终要看它是否能够有效地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盛赞资本主义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又相信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能够达到更快的增长。这种快速增长的最终目标，不足消费品产量的无止境提高，而是最终达到全面富裕，每个人的物质需要都得到满足，可以集中精力从事比物质消费更高级的活动。
　　因而，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经济的增长。只有通过快速的增长，社会主义的优越件才能表现出来，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才能实现：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也强化了对快速增长的强调，因为强劲而不断增长的经济是现代世界中军事实力的必要基础。快速增长既保证了国家的生存，也保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否则两者都会受到威胁。
　　苏联官方统计使用了“物质生产净值（NMP）”这一概念，而不是西方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概念，来衡量经挤总产值的增长。NMP和GNP的区别，首先在于NMP排除了大多数服务项目，除了和实物商品的生产直接相关的服务（例如铁路货运）之外：西方专家认为，苏联官方的NMP资料包含了严重的歪曲，夸大广经济增长的速度[7]；”因此，西方专家设计了自己的标准，来估算苏联经济的增艮。以GNP概念为基础的西方估箅，能够用来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进行位接对比。[8]大学研究人员首先设计了这种标准。1950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经济学家，成了西方估算苏联GNP的主要队伍。[9]
　　图3—1提供广苏联经济年度实际产量的增长率资料，同时列出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数据以资比较。[10]苏联官方统计表明，其NMP在1928-1975年间一直迅猛增长。这种高速的增长率如果按复利计箅，得出的增加额将会越来越大。1928—1940年间口14.9%的年度增长率，换算出来，12年里-增加额达5倍多。1950—1975年8%的年增长率，其增加额近7倍。纵观整个1928—1975年间，苏联官方统计的NMP增加额达60倍。


　　如此巨大的产量增加额在许多外部观察家看来，似乎言过其实，不过,即便使用西方GNP的标准，其增长也是迅猛的。撇开20世纪40年代的战时和战后复苏期不谈，苏联GNP的增长确实很快，比同期美国的GNP增长也确实快得多。比较苏联和美国的同期增长率是有欠妥当的。美国于更早的19世纪就实现了工业化，而经济增张速度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顷向于减缓。然而，图3—1 GNP的增长比较确实表明，苏联在1928—1975其间的超过了美国。在外行人眼里，苏联1928—1975年间平均每年4.5%的增长，似乎并不比美国平均3.1的速度快多少。可是苏联的速度总味着近8倍的
　　增长额，相比之下.美国的增加额只有4倍多。倘若这一势头不减，苏联的将最终赶上并超过美国。[11]两国之间的GNP比较，同其增长速度相比较，产生的间题更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中央情裉局估计，人约在1975年，苏联的就接近了芙国GNP水平的60%。[12]
　　苏联体制拥有达到这一快速增张的许多手段。在与前消费和新产品投资上，中央计划控制了国内产量的分配，并据此把绝大部分产值用于投资。[13]这意味着开始时是低消费，但最终带来的快速增长将会推动消费。时间一长，新机器的大部分配件就越来越包含现代技术广。苏联经济不曾遭受周期性商业萧条的冲击，而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可谓司空见惯，它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停滞不前。利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经济还达到了极高的就业率，这和它鼓励每一个成年人参加劳动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14]人民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也对劳动力效率日益增长功不可没。[15]劳动力从农业到工业的快速转移，推动了GNP的增长，因为单个工人的产值在工业中比在农业中高得多。
　　虽然消费占全国产出量的份额相对较低，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消费开始急剧增长‘据西方专家估计，从1950年到19乃年，苏联人均实际消费以年均的速度递增，其结果就是该时期消费增加了2.5倍。相比较而言，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均实阮消费的年均增
　　速只有2.0%，增加了1.6倍[16]一位研究苏联经济的西方专家认为，1950年后苏联消费快速增长的结果称得上是——

　　苏联生活水平的一次真正的革命，其意义远非量的增加可比。西方的估算并没有看到消费环境的玟善，也没有看到商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和优质性，恰恰是它们，给苏联的生活质量带来了根本的改善。[17]

　　在1960年，苏联大约每两个家庭拥有一台收音机，毎十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每25个家庭拥有一个冰箱〔到1985年，平均每个家庭都拥有了这些消费品。〕[18]
　　苏联的计划者重视工业品的生产超过消费品的生产。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得非常成功。1975年，苏联在粗钢、轧钢、水泥、金属切割和金属制模机械、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方面的产量已超过美国。在某些农产品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小麦、龟、猪、牛奶和棉花。[19]
　　苏联社会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根本的转变。往日成片成片的农村现在变成了城市。[20]农民的孩子可以首选非农业的工作。[21]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口以及遍地都是的文盲，现在都成了教养良好的人。[22]到80年代，苏联人均拥有的医生和病床比美国更多。[23]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功，最有名的、标志性的，是它在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屋。其工业和技术上的成就，是它作为和美国在军事实力方面不相上下的对手而崛起的基础。苏联体制把一部落后的、半发达的国家机器发动起来，使之成了世界两大超级强国之一。

有关苏联经济状况的争论


　　上面对苏联经济成就的描述在20址纪80年代相对来讲没有什么争论。[24]但到了90年代，许多西方观察家开始在有关过去苏联成就的问题上保持低调。这并不是由于从皆日密封的档案中暴露出了什么新的材料。毋宁说，它是部分观察家如下的自然反应：既然苏联体制这么快就终结那么它一定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要脆弱得多，在政治上是如此，在经济上也不例外。[25]
　　在1985—1991年的改革年代里，公开的批评从20年代以来首次在苏联成为可能。一些持不同政见的苏联经济学家发表了大量对苏联以往经济状况的贬低言论。这些说法很快就被西方各大保守基金会所接受，这些新的苏联批评家们被邀请善加各种会议，他们的言论广泛传播。随着苏联经济问题在80年代末日趋尖锐，苏联体制在1991年终结，这些刻意贬低苏联往日经济状况的评价,在西方舆论中占了上风。例如80年代，一位苏联经济学家，袼里戈里·哈宁，不仅对苏联官方有关过去经济增长的统计资料提出挑战，而且矛头直指西方的估算。[26]他对增长率的估算低于苏联官方的结果，在某些时期也低于西方。[27]哈宁的著作被大量出版，保守的华盛顿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of Washington, DC）为之助了一臂之力。[28]
　　虽然哈宁的估算釆用的是NMP,并不能和CIA的GNP数据直接相比较，但他的著作激起了对CIA估算的广泛批评。批评者暗示，故意加大了苏联增长的资料，让人们以为苏联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敌人，以便为自己继续获得庞大的活动资金寻找借口。但只要细想一下就会明白，虽然CIA有可能故意夸大苏联的军事实力，但要说政冶因素左右了CIA对苏联经济的估算，道理显然说不通。夸大苏联增长率，将会使苏联体制看起来比事实上更有成就，比美国绝对地和相对地更为成功，这恐怕不是CIA所愿意推广的形象。再说，更快的增长、更大的将会使苏联军费开支占其产值的比例看起来更小，使苏联看起来更不像是个军国主义者。
　　事实是，政治考虑在CIA对苏联增长的估算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为了回应所有的批评，1991年，一个由詹姆斯· R · 米勒尺（James R.Miller）牵头，由美国五位杰出经济学家组成的专题调研小组，被邀对CIA的估算作一次最权威的评估。[29]米勒小组发现，CIA对苏联的分析“是内行的、大体上合理的、谨慎的……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系统造假的迹象”[30]。他们发现，CIA对苏联增长的估算是以众所周知的方法论为基础的，一些无法避免的出入也在CIA的报告中得到广详细的解释。[31]相反，米勒小组批评了哈宁所作的增长估算，结论是“从方法论上说，哈宁的方法太幼稚，其它人无法再次算出他的结果”[32]。
　　也许是因为许多观察家已经乐意相信苏联经济成就被过分高估，米勒小组的发现并没能在公众中造成多大的影响。正如一位学者在米勒小组完成其估算任务之后的几年里所注意到的，“大众的印象显然是CIA简单地高估了苏联的经济实力，虽然解释极不相同，这种印象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以道听途说和以讹传讹为基础的”[33]。《新闻周刊》1994年的一个专栏也提到了“对苏联经济规模的惊人的误算，CIA所得的结果居然比实际大了3倍多”[34]。一年之后，即使是一贯小心谨慎的《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说：“CIA简单地高估了苏联经济的规模。”[35]因而，尽管持之无据，过分高估苏联经济状况这一信条仍然通行无阻。
　　一些专家则从相反的角度对CIA有关苏联增长的估箅提出了批评——他们低估了真正的增长率。商业部经济学家米歇尔·玻瑞茨基（Michael Boretsky）所作的一项研究，采用了CIA的方法来估算苏联的GNP增长，并将之应用于联邦德国和美国GNP的估箅。他算出的结果比联邦德国官方的GNP增长率低32%，比美国官方的增长率低13%。[36]玻瑞茨基的批评在各种学术调查报告的脚注中找到了面世的机遇。但由于它和主流政治思潮相对立，因而没能在广大的有关这一话题的公众舆论中留下多少痕迹。
　　一个国家的经济总产值是由各种商品和服务构成的。单单依靠某一种数据，是不可能完整地把握这一概念及其增长率的。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任何这方面的努力都只能是粗略的估算。但综合以上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可以看出，CIA的经济学家在作出这样的估算时，其态度是诚恳的，其努力是全面的，他们对西方GNP概念的把握再好不过。苏联官方GNP统计家们也足以配得上这一荣誉，因为他们体现了苏联体制的优先权和重要性，是苏联领导人判断其体制是否运转良好的指路人。西方和苏联官方的统计最后告诉我们的是同一个故事——苏联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一直狂飞猛进，之后就陷入严重的困境。

苏联经济的问题


　　产值的快速增长只是苏联经济状况的一个方面，它还被一系列恼人的问题所困扰，一再进行的小范围改革一直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的接班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试图重组计划体制，但问题依然存在。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长期执政的初期，1965年柯西金的经济改革以未能兑现其承诺而告终。
　　苏联生产的商品，其质量尽管提高很快，却很不一致。某些产品质量很高，例如武器、航行器、金属制品、宇宙飞船、燃料电池、化学制品，以及某些类型的机械制品。[37]但许多苏联产品，特别是消费品，其质量很低。而且，不管是生产原料，还是消费品，其中某些产品往往是既不能达到顾客的质量要求，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需要。苏联经济的运行，总是伴随着一定的供不应求，其结果是允许生产者任意决定他们生产什么，而从不考虑消费者真正需要什么。
　　购物者面对着一个零售分配体系，该体系似乎是专门用来折磨他们的，而不是迎合他们的需要的。顾客为了买东西，常常需要排三个长队——一个是挂号，一个是付款，一个是取货。商品什么时候有，从来说不定，人们只好带着“轻便”包到商店去，以防想要的商品突然就有售了。消费性服务少之又少，而且往往质量低劣。
　　企业根本就无法有效地使用其投入。由于害怕某些重要的原材料或元器件短缺，企业往往囤积了大量的、无用的库存。为了应付这种短缺局面，或者为了保证它们的投入达到特定的目标，一些企业干脆就自己生产这些元器件或零配件，虽然这些东西让专门厂家生产也许更有效益。苏联计划体制的这种死板，迫使许多企业在程序上为非法的灰色市场上相互交换它们的产品。投资方案的实行期远比拟订计划时所设想的长得多，结果使苏联产值的相当一部分体现在未完成的工程上。[38]虽然苏联体制在发展技术方面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但对于新产品和新生产工艺，通常却引进得很慢，很不均衡。针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措施，往往使他们在尝试新事物时谨小慎微、瞻前顾后。[39]
　　出于对扩大生产的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几乎没有多少地位。虽然苏联的环境保护法看起来不错，但强大的工业部门往往把它们抛在脑后，而只关心推进生产。环境的代价在攀升，但即使是那些看到了这一点的人，也缺乏发起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强有力的环境保护运动的政治自由。[40]
　　农业还是个老问题。这部分要归咎于苏联境内糟糕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但自然并非惟一的原因。虽然战后苏联在农业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但它就是没法为其国民提供优质的、可口的食物。
　　苏联经济的许多问题根源于它的过分集中的、僵硬的计划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莫斯科的上级机关发布的决定也太多、太详细了。它们无力创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便使其详细的决定原原本本地贯彻下去。这种体制，几乎把所有的权力都给了生产者，而消费者的权力则微乎其微。当然，每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时候不同，角色也不同。老百姓从其作为工人的权力关系中获益，企业管理者也以他们的商品供应者的身份而获益。但工人买东西总是要付钱的，企业管理者需要投资时也是如此。
　　不过，在该体制造就着快速增长的时候，上述问题并不构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充其量只是抱怨抱怨，作一些小的调整而已。但在70年代中期之后增长戏剧般地突然减慢，这些长期的问题也就突然变得严重起来。

停滞


　　苏联在战前所取得的迅猛增长，日了一长就必然放慢速度。所有的国家，在实现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时，最后都经历了一个增长减缓期。一个成功的后工业化国家，可能借助技术和劳动力向工业的迅速转移来实现快速增长，但到了最后，这些可能性也就耗尽了。[41]然而，与这种后工业化国家不可避免的日渐增长缓慢相比，苏联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走的路似乎更富戏剧性。此时，苏联经济运行的关键指标突然变得停滞不前。这种停滞在西方和苏联的统计数据中都可以见到。经济不仅增长变慢，而且掉到极低的水平。不管是与此前的苏联记录相比，还是与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这种停滞都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图3—2表明：依据三个指标——NMP、GNP，以及非农业商业部门产值——所测定的苏联产值增长的情况，同时把它们和美国同期GNP增长数据相比较。[42]增长率每五年计一次，以与同时进行的五年计划相一致。由于苏联农业产值的起伏较大（这首先是气候变量造成的），因而各时期的NMP和GNP增长曲线都容易被扭曲。1970年的农业收成出奇地好（比前一年上升14.2%），而1975年的收成却出奇地糟糕（比前一年下降12.5%）。[43]由于这一原因，1970年的NMP和GNP水平有所抬高，而1975年的水平则有所压低，这导致1970—1975年期间的NMP和GNP增长率与这五年经济的实际长期增长趋势相比，大打折扣。其结果就是，1975年所发生的突然的增长停滞，在图3—2有关NMP的（a）部分、有关GNP的（b）部分里，反而一点都不明了。因为根据这两个指标，增长似乎减速于1970—1975年，而不是1975—1980年。
　　图3—2（b）部分中的非农业商业部门产值，由于排除了农业的影响，因而为我们估箅苏联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指标。这一指标清楚地表明了1975年后的突然停滞。[44]但GNP数据也包含着有用的信息。尽管1970—1975年的GNP增长率由于农业因素向下扭曲了，但这五年所达到的3%的增长率，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比同期美国的增长率还是要高。不过，正如图3—2（c）部分所表明的，1975年后苏联的GNP增长从战时以来首次落后于美国，直到1985年时仍然如此。




　　图3—3更加清楚地表明了1975年后的突然停滞。苏联工业产值的增长，不管是苏联官方的统计，还是西方的估箅，在1975年后都戏剧性地慢了下来。按照两方的估算，1975—1980年间，其速度已经慢于美国的工业产值增长率。
　　快速增长可以通过一个国家长期内提高每小时劳动所生产的产值来维持。[45]正如图3—4所表明的，1975年，苏联经济就是在单位劳动小时产值方面实现了相对快速的增长率，且在1970—1975年间一直呈现加速增长趋势。即使是图3—4中（a）部分的相对较低的西方估算也表明，1960—1975年间苏联的单位劳动小时工业产值也增长了3〜4%。1975年后，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急剧降低——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降低近50%；根据西方的计算，降低了2/3。然而，依据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一指标，苏联经济的运行足然失去了往日相对于美国的光彩，但也并没有急剧降低到1975—1985年间（同样在降低的）美国的水平之下。图3—4（b）部分比较了这两个国家非农业商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结果显示，它们在1975—1985年期间的情况并无多大区别。


　　因而，1975年后，苏联的增长突然慢了下来，并掉入到极低的水平，不论是与以往的状况相比，还是与其主要的对手美国相比，都是如此。[46]从这个角度说，称1975—1985年这一时期为“停滞期”，不无道理。不过不要忘记，根据这些资料，苏联经济并没有在这一时期真的停了下来。事实上，停滞不仅在西方估算中有所反映，而且在苏联官方统计中也反映了出来，这说明苏联领导层对此也是很清楚的。想想快速增长曾在苏联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缓慢对苏联领导层来说就无疑预示着潜在的危机。突然间，社会主义就无力带来快速增长了！苏联与芙国经济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现在则是越来越大了。
　　苏联经济状况在70年代的突然恶化，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同样有证据表明，技术创新的速度也在此期间慢了下来。[47]虽然技术进步的速度一直没能满足苏联体制奠基人的高期望值，但从1928年以来，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差距显然在缩小，在少数领域，苏联甚至达到或超过了西方的水平。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也反映在苏联技术的进步上。然而，到了70年代，技术差距和GNP差距一祥，也开始扩大。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很大程度上未能吸收到由电子和计算机所带来的通讯和信息处理方面的革命成果，而恰恰是后者，在70年代之后迅速地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
　　很难测算某个经济体的技术进步速度。苏联70年代中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急剧下降，也许可以视为革新速度下降的一个表证，但围绕着革新的许多其它因素，同样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48]弗拉基米尔·科托罗维奇曾对取自苏联经济的直接的革新资料作过研究，结果证实了70年代苏联技术状况日趋恶化这一直观印象。他发现，该时期革新速度在许多方面都急剧下降了。[49]科托罗维奇的研究充分表明，随着经济增长的下降，70年代的技术进步速度也极大地放慢了，虽然放慢的具体时间用任何指标都难以确定。
　　和经济增长的情况一样，这些数据也没有表明技术进步就停止了，或者技术退化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技术进步的速度极大地减慢了。有一点再清楚不过，那就是苏联和美闻之间经济产值和技术水准的差距日益缩小的趋势，已经发生了逆转。
　　同样有证据表明，在经济停滞的同时，苏联体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它们是否和经济萧条存在着联系，不是那么容易断定。但在这一时期，苏联人民的疏远感和失落感越来越强，腐败和牢骚遍及苏联社会的各种机构。[50]酗酒率攀升，而且小型的、但不可小视的非主流政治运动开始抬头。

　　为什么会发生停滞


　　是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导致苏联停滞？西方专家对此意见各异。这也没什么奇怪的。美国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在对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进行争论，而且一致的看法仍然遥遥无期。要用某一种主要原因来解释一次重大经济事件无疑是很困难的，苏联70年代的停滞也不例外。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人就注意到了苏联的停滞，相关的大量文献也都试图对此作出解释。这些文献提到的原因主要有：（1）中央计划越来越难以有效执行；（2）劳动纪律松弛；（3）计划机构在1975年后有意降低经济增长率；（4）经济的关键部位出现瓶颈，特别是铁路运输和石油生产；（5）糟糕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变化的趋向；（6）糟糕的气候条件；（7）西方1973年后增长减速的消极影晌；（8）苏联巨大的军事负担。[51]以上所列包括了四个不同方面的潜在原因。第一项和第二项涉及苏联体制的结构问题。第三项和第四项主要是政策错误。第五项和第六项涉及苏联历史中的不可控因素。最后两项牵涉到的，都是苏联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我们将讨论这四个方面的潜在因素，而不是像上面所引的那样，仅限于作表面的讨论。
　　苏联巨大的军事负担诚然不是70年代中期停滞的相关原因。确实，为了与美国竞争，虽然苏联的GNP巨大，但它花在军事上的GNP比例仍比美国大许多。根据西方的估算，1950年，苏联大约有17%的GNP被用于国防，约为同期美国的3倍。不过，1950—1980年期间，苏联的国防开支有所削减，其比例下降到16%。虽然这一时期苏联的国防开支急剧上升，但它的经济反而增长得更快些。[52]既然军事负担在1950—1970年闾没有妨碍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什么到了1975年后，在没有加重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它反而破坏了增长，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53]
　　有趣的是，差不多就在苏联经济发生停滞的同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走入了经济增长急剧衰退的低谷。大多数经济学家把西方萧条的时间定在1973年，虽然也有人发现问题早在1966年就初露端倪。[54]对于70年代初这段时期的美国、西欧和日本来说，它们的经济比以前的年代增长缓慢，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更加缓慢。
　　苏联在70年代开始依赖从西方进口新技术，以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进口谷物。随着西方经济在70年代中期步入严重萧条，许多非西方国家已很难向西方国家出口商品以赚取进口所需的硬通货了。然而，苏联向西方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是石油，该商品在1973—1974年期间，其后又在1979年，数度经历价格攀升。因此，苏联在70年代的后半期并没少赚硬通货。显然，西方经济萧条对70年代的苏联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消极影响。[55]
　　要解释苏联的停滞，必须把目光转向苏联的内部因素，而不是它与西方的关系。糟糕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变化的趋向，糟糕的气候状况，在1975年后确实给苏联带来了问题。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速度在1975年后略微有所下降。1980年后，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在总体上也下降了。而且，70年代末又多年遭遇不同寻常的坏气候。但这些因素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减速的问题。当然，很少有国家能够对坏气候应付自如，也很少有国家能够避免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城市劳动率增长的减速问题。[56]
　　上述第二项和第四项——有意降低增长目标，铁路运输和石油生产出现瓶颈——指的是苏联计划者的政策失误。第十个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76—1980，1981—1985），具体体现了计划中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放慢的情况。图3—5表明了1960—1980年里各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实际收入”（这是个和物质生产净值类似的概念）和工业品生产的计划的和实际的增长率。[57]不管是国民实际收入，还是工业品生产，首先是在1976—1980年里，接着又在1981—1985年里，其计划的增长率都有所降低。[58]
　　之所以在增长率上作出这些降低的计划，其目的是通过减轻管理者集中全力迅速增加产品数量的压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59]然而，实际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工业品生产的增长率，正如图3—5所表明的，却比降低了的目标水平还要低。削减投资增长，必然伴随着更低的产值增长，这就出人意料地引起了体制的瓶颈，冋时，还会引起革新率的下降，囚为许多革新是体现在新的资金设备上的。原想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更糟的是，增长目标的降低，显然直接加强了低速增长的趋势。[60]
　　计划的失误同样体现在铁路运输和石油生产等关键部门。苏联计划者曾经指导建造了一个十分优秀的铁路系统，在长距离货运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50年代初以后，新的投资相对有所削减，但该系统在铁道部的严格直接调度下，仍然得以高效运行。与其它那些滥用重要产品的经济部门相比，铁路系统的资金使用要有效得多，其设备的利用率也要高得多。[61]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苏联的铁路系统在里程上已达到极限，拥塞开始减慢运输速度。未能及时投资以扩大铁路里程，增加新的旁轨，形成了对苏联经济的严重瓶颈。[62]另一个严重的瓶颈出现在关键的石油工业。苏联计划者把投资全集中于开发现有油田，而不是开采新的油田。由于这一原因，石油生产到了80年代初终于停滞，因为现有的油田不再能够出产更多的产品。[63]铁路和石油瓶颈无疑对增长减速起了作用。
　　倘若政策失误是停滞的首要原因，那么医治起来应该不是难事。但停滞被证明是很难扭转的。其中的缘由就是，停滞的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只是政策失误。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苏联体制的各种主要机构的效率越来越低。


　　为了帮助大家埋解苏联增长状况所存在的根本问题，把它的减速放到工业化经济长期增长的普遍历史模式中去看看，也许不无益处。历史事实表明，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某个长时期，最后都得迎来一个停滞的时期，之后又是另一个焕然一新的快速增长的间歇期。我们可以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英国、美国、德国以及其它国家里找到这种模式。[64]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去这些停滞期，只有在对国家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制度实行重大改革之后，才得以克服。[65]　　
　　在这些内部经济制度千差万别的国家里，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进程，似乎最终都要衰退。看来，正是快速经济增长过程本身，在时刻破坏着它自身存在的条件。对停滞期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到这条路上去寻找，即：成功可能孕育着失败。
　　苏联1975年后发生的停滞，很大程度上不是起因于它的失败，而是它的成功。近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已经改变了它的经济和社会，破坏了曾经催生快速增长的各种独特的制度框架的持续有效性。前面力，引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苏联计划的效率降低，劳动纪律松弛——均和这里的分析相符合。
　　苏联20年代末所采用的独特的经济计划形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这种计划方式在动员资源把一个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方面，确实是非常有效的。它达到了很高的投资率，从而有可能迅速建立起一个新的工业体系。它能够迅速教育和培养出适合工业劳动的人口，能够把这些人口迅速转变为收入较高、效率更高的城市工业劳动力。
　　有分析家认为，苏联的计划体制只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才有效。然而，1950—1975年间的持续的快速增长，却是在工业化已经完成之后实现的，这表明该体制的有效性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仅限于初始阶段。在建设一个现代城市社会的起始阶段，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同样被证明是有效的，人们的娱乐和消费品同样达到了合理的、较高的水平。在这个阶段，同样有一些相对简单的主要目标，苏联的中央计划被证明是能够迅速地建立起城市基础设施（交通、通讯、电力等）、营造新的家居、生产新的消费品的。对于在1950年前一度生活于饥寒交迫之中的人们来说，给每个家庭的住所配上厨房、卫生间、客厅、食品柜、冰箱、电视机，无疑是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虽然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设施大部分质量低劣，但它们在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66]
　　但是到了70年代，以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为基础所达到的前50年的快速增长，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苏联经济的规模更大，生产的产品也更多了。城市居民生活已经达到中等水平，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加复杂了。他们需要更多种类的消费品，这些产品的质量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比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加复杂，少数几个中央经济目标的实现，已经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了。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如此有效地、如此迅速地实现各种相对简单的目标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在这个新的阶段，已经不够灵活，不相适应了。[67]虽然很难找到什么确凿的证据，但70年代的苏联显然遭受了一次劳动纪律松弛的冲击。[68]这也许是50年快速经济转型对苏联人民性格加以根本改造的结渠。发展过程以城市劳动力为基础而开始，但这些人却由刚脱下农装、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所组成。苏联管理劳动过程的集权体制，是一种由个人说了算、内部等级森严的体制，它在管理这样的劳动力时还算过得去。严格的纪律措施、一定的物质奖励、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承诺，共同担负起了把这些工人身上的积极性发挥出来的使命。
　　到了70年代，苏联人民就不一样了。此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了教育良好、成熟老练、生活达到中等水平的城市居民。自上而下、高度集权、只要求劳动力惟命是从的体制，越来越与苏联人民的现实要求相冲突，他们现在要求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往管理劳动过程的有效体制，现在也失去了效用。[69]
　　高度集权的、僵硬老化的计划经济形式，等级森严的、管理劳动过程的权威主义模式，均已失去了有效性。曾经在20年代创立了苏联的、计划和管理经济的独特形式，显然已经招数使尽，也无力为苏联提供快速的经济增长了。随着快速增长的终止，苏联体制长期存在的所有问题全都走向深重。显然，重大的改革势在必行。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缘起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重大的革新了。勃列日涅夫是斯大林之后苏联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从1964年直到1982年，他一直呆在总书记的位置上直到去世。在60年代中期微小的经济改革之后，勃列日涅夫时代逐渐走入政治停滞、放任自流的死胡同。高层官员们的职务实际上是终身的，哪怕是在他们并不干事的时候。腐败四处蔓延，而且得到领导层的容忍。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他的继承人尤里·安德罗波夫试图向该体制注入新的生命。和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以前的首脑一样，安德罗波夫也对苏联体制所积累的问题了如指掌。他发动了一场清除腐败、增强纪律、提高效率的运动，主持了多次经济管理新方法的实验，试图提高工作激励，促进技术革新。也许最重要的是，他鼓励对苏联体制所存在的经济问题进行相对公开的讨论。[70]但是，执政伊始他的肝病就已无药可救，15个月后，只得在任何重大的变革都没来得及开始之前抱憾而终。
　　1984年2月，中央委员会任命老态龙钟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作为安德罗波夫的继承人，显然，他只能是一个临时过渡的人物。虽然契尔年科看起来更像是勃列日涅夫的同路人，但他也没有终止安德罗波夫的经济实验，也没宥取缔关于经济的讨论。契尔年科的执政期甚至比安德罗波夫更短。在他于1985年3月去世的时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接替他成了新的苏联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善于交际，因而在苏联共产党的统治集团中飞速攀升。1955年在莫斯科大学获得法律学位后，他冋到了家乡斯塔夫罗波尔省，这是北高加索一个富庶的农村地区。在当地的团组织和党组织中，他层层爬升，于1970年成了该省党委会第一书记。1978年，他被调到莫斯科，担任主管农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47岁时，他是当时苏联领导层里最年轻的一员。[71]两年后，他成了政治局正式委员。
　　同样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可谓是格外赏识。因此在他执政期间，戈尔巴乔夫在领导层里的地位急剧上升。当契尔年科接替安德罗波夫之时，戈尔巴乔夫就成了有确定继承权的人。虽然他是按照传统方式在党的机构内一步步爬上来的，但在党内人士看来，他倒是改革派的主心骨。在政治局里，许多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希望有朝一日把他排挤出去。[72]他们之所以没有得逞，很可能是由于在更大范围的党的领导层内，改革的呼声压倒一切。人们相信，虽然大多数资深政治局委员不太信任戈尔巴乔夫，但来自各省党委和各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支持，迫使政治局在1985年任命了戈尔巴乔夫为新的领导人。[73]
　　戈尔巴乔夫随身带了一大批新人进入领导层。他任命叶戈尔·利加乔夫——一位曾在西西伯利亚城市托木斯克党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呆了多年的老人——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第二号人物。在人们眼里，利加乔夫诚实、清廉、勤奋，他这种传统的党风和处事谨慎的作风，有助于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党内获取广泛的支持。[74]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就巳升至主管工业和经济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尼古拉·雷日科夫，成了新的部长会议主席。[75]新外交部长E·谢瓦尔德纳泽，则是一位讲求实效、处事灵活的人物。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许是戈尔巴乔夫班子中最有影响的人物。[76]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意识形态事务，其中包括任命大众传媒首脑的工作。[77]雅科夫列夫本身就是搞意识形态出身的，早在70年代初就担任过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来，他出任驻加拿大大使。和别人不同的是，雅科夫列夫是一位知识分子，老想着修正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78]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经济改革的主题就已拟定。安德罗波夫已开了个头，而契尔年科也没有表示反对。但在开始时，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很快就会成为彻底地、全面地重塑苏联体制的鼓吹者。在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背景和早期讲活中，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依此判断岀他会如此惊人的背离。西方专家们开始时只是希望他能够走一条和赫鲁晓夫以及早期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经济改革同样的道路，对苏联体制加以小范围的修修补补。[79]
　　但1985年的条件和1955年已经完全不同，那时赫鲁晓夫已经牢牢控制了权力；它也和1965年不同，那时勃列日涅夫是同意柯西金改革的。以往的改革针对的都是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但造成这些问题的体制本身，还能够继续带来快速增长和技术腾飞。相反，在1985年，苏联经济巳经历了十年的停滞，况且前景未卜。停滞给领导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教育良好、身居都市的大众所要求的是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需要更多更好的住房、食品和其它消费品。同时，领导层还面临着来自里根政府的军事挑衅。他们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因为二者都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源，但眼前只有停滞着的经济。要想避免真正的危机，成功的经济改革必不可少。
　　斯大林之后，就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拥有绝对的权威了。但与西方任何一位总统或总理相比，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十分有权势的。虽然机构内各种利益集团可以违抗、曲解上级的命令，但并不存在制衡的立法机构，也没有反对党，更没有不合作的媒体敢于对抗苏联领导人的意图。如果有人说服了总书记需要推行重大的改革，总书记就有着巨大的权力把改革推行下去。
　　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详述的，开始时，戈尔巴乔夫也只是想对苏联经济加以相对较小的修补。但是在执政后的短短一年内，他就相信需要对经济实行更深入的改革。在1986年2月的一次党的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宣布：“现在的情况是，不可能再把我们的措施朿缚在局部的发展上了——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改革。”[80]
　　在戈尔巴乔夫1987年的讲话和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苏联体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看到他对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的阐述，以及提出的解决措施。[81]他描述了苏联经济长期存在的众所周知的问题——消费质量低劣、供应不足，消费性服务的缺乏，资金的巨大浪费，等等。但他特别强调了扭转当前停滞的重要性。他写到：“70年代的后半段……国家开始失去动力。”经济增长率掉落到“近乎停滞的水平”。他注意到苏联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工艺技术与最发达因家之间的差距，正在日益扩大”。事实上，他还警告说：“也许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是，我们开始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落后了……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科学基础，而主要是因为经济对革新无动于衷。”他抱怨“社会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多”，因此“需耍未雨绸缪地考虑问题”[82]。
　　戈尔巴乔夫把这些问题的起因，归结为独特的、斯大林时代首次采用的经济制度框架。他批评传统的苏联模式，声称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和社会主义原则并不总是相一致的……各种方法和形式”。虽然他也说，这种模式一度在经济方面是有效的，但他又认为，现在它已经开始“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条件相冲突。它的积极作用已经失去了”。戈尔巴乔夫总结说：“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保证停滞趋势不再出现和加重，更不能避免重大的社会——政治危机。”[83]
　　戈尔巴乔夫强调，传统苏联模式有两个缺点，正是它们使这种模式过时了。第一个缺点涉及经济体制各个部分的联结方式，即该体制的“催化的中央集权制”，中央的“指令”高于一切：许多不合理的经济后果就是由它造成的。[84]第二个缺点是缺乏有效的工作激励——从而带来劳动纪律松弛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正是这两方面的结构问题引起了停滞，这和我们前面的分析不谋而合。
　　以这种对苏联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的分析为基础，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从他1987年的各类文稿中可以看出，他提的建议反映了苏联经济从而解决国家面临的困境的两个改革主题。第一个是苏联经济制度的民主化；第二个是引进市场经济成分，
　　第一个主题要求用一种更加分散化和民主化的计划形式取代指令性计划，以便更加有效地调控经济；它还要求用工人自我管理取代权威主义的、个人说了算的劳动管理，创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例如，戈尔巴乔夫主张，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从过分集中的依靠命令的管理体制，转向民主体制”。在作出“我们正在思考如何把计划民主化”的承诺之后，他道破了个中的细节：

　　这意味着计划的制定——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际上的——将由企业内部和工人集体开始。正是他们，将为他们的产品制定生产计划，这种计划以国家指标和政府合同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需求为基础，以与消费者签定的直接经济合同为枢纽。[85]

　　作为解决劳动纪律松弛问题的方案，自我管理和工人参与也有方方面面的表现。例如，戈尔巴乔夫写到：

　　工人在他的岗位上、集体中和社会丄，都必须是真正的主人翁。这是激发更高生产效率的途径之一……劳动人民作为生产过程主人翁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是推动社会、经济、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最强大的动力。[86]

　　在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方案中，民主化是中心主题。他认为，复兴苏联社会的关键基础，是“民主的广泛发展……民主的，也只有民主的形式，才能给我们以应得的加速度”。因此有必要实行“让会所有方面的广泛民主”[87]。
　　第二个主题贯穿于戈尔巴乔夫1987年所有的讲话和文章中——解决苏联体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途径，在于强化市场力量，或者用苏联的话来说，强化“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戈尔巴乔夫要求把企业置于“全面的盈利—亏损会计账目和自行筹资”的基础上。生产原料应该通过基于企业合同的“批发贸易”来配置，而不是通过经济计划来直接配置。他说“竞争对于激发社会主义动力来说是关键”，“必须把企业放到这样的环境中，鼓励经济竞争，以便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些言论足以说明，戈尔巴乔夫希望运用市场竞争机制让企业表现出更富有效率，同时更加注意消费者的需求。但这并不是用市场取代经济计划，而是“计划的优势将日益与社会主义市场的激励因素结合在一起”[88]。
　　戈尔巴乔夫问时主张，应通过确保把收入建立在生产效率的基础上，来强化劳动纪律。他批评“（工资）平均化的趋势”，认为它“对工作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是消极的”。因此反过来说，“劳动人民的收入应与他们的工作绩效联系在一起”[89]。
　　一方面是民主参与和工人自我管理，另一方面是利益激励、竞争和基于绩效的报酬制度，这两者在推动经济有效运行的手段方面是不一样的。前者强调团结、合作和目的一致，而后者强调个人得失的取舍。戈尔巴乔夫相信，重建后的苏联经济应该可以把这两种原则——民主和市场力量——结合起来。
　　戈尔巴乔夫一再清楚地表示，他的目的是彻底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他写到：

　　我们正在按照社会主义的选择推行我们的一切改革……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把社会主义的潜能发挥出来，如果我们遵循它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全面地考虑到人类的利益并真正利用好计划经济的好处，社会主义就可以比资本主义做得更好。

　　他补充说：“社会主义及其基础——公有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本质上具有无限的能力，”[90]1987年，彻底重建苏联体制的计划包括了市场成分，甚至允许扩大私人和集体所有制，但这个计划显然旨在建立一种改良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在戈尔巴乔夫的思路中，既没有包含生产资料大规模私有化的内容，也找不到用自由市场取代计划体制的倾向。
　　戈尔巴乔夫所发动的对苏联社会的彻底改造，并没有局限于经济领域。甚至在彻底进行经济改革的思路提出以前，戈尔巴乔夫就着手制定了一项被称作“公开性”或公开化的政策。它欢迎公众和大众传媒对苏联社会和领导层展开公开的批评。1988年，在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计划实施一年之后，领导层就同意了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这三方面的因素——公开性、经济的彻底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构成了震撼世界的俄语所谓的“Perestroika”，意即“改革、重建”。此时的戈尔巴乔夫还不知道，他的革新苏联社会主义并最终激发其全部潜力的计划，到头来可能适得其反，释放出不久后就会拆散苏联体制的力量，并替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注释〕

[1] 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在那时还几乎是荒无人烟的乌拉尔山脉南端，建起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周围是原始铁矿。

[2] Nove（1989，p.220）.

[3] Gregory and Stuart（1990，p.12）.

[4] Kuznets（1963，p.345）.

[5] Kuznets（1963，p.247）.后工业化国家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有机会从其它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里借用到技术。而另一方面，后工业化国家也面临着与先发展起来的强国竞争的严重问题，这使得许多国家很难开始其工业化的进程。

[6] Nove（1989，pp.280-286）.

[7] 苏联官方对NMP增长速度的估算之所以被认为是夸大了，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可能低估了价格的涨幅，从而高估了实际的经济增长。第二个因素和在编制增长数列的价格栺标时选择的基准年度有关。基准年度的选择是迟还是早，这会影响到增长速度的计算——常见的情况是，基本年度选得越早，计算出来的增长速度就越快。对于增长快速但主体结构正处于转变之中的经济来说，这种影响尤为突出。关于到底选择何种基准年度才是正确的，并没有什么客观的根据。所有长期增长的数列都面临这一问题。苏联官方统计采用的是很早的基准年度，因此对长期增长作了过高的估计。

[8]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采用西方GNP概念来比较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将会导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偏向。苏联采用GNP，反映了苏联规划者优先考虑实物商品，而更少关注服务的偏好。以GNP为基础来对两个体制作比较，反映的则是西方资本家的偏好，它对商品和服务从来就不加区分。同样，采用NMP也会偏向苏联体制。比较这两个体制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不存在客观的，不偏不倚的标准，这两个体制的价值观不同，对经济绩效的优先考虑也不同。

[9] CIA对苏联的估算，可见于情报协会（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每年出版的《经济统计手册》，也很容易在联合经济委员会（1982、1990）里找到。CIA这些估算是否可信的问题，下面将予以讨论。

[10] 在绘制图3—1时，为了尽量避免因采用单一基准年度价格去估算真正的GNP长期增长所导致的扭曲，基准年度价格指标有所变动。计算苏联的GNP增长时，1928—1950年的数据以1937年的要素成本为基础，1950—1960年的数据以1970年的要素成本为基础，1960—1975年则以1982年的要素成本为基础。计算美国的GNP增长时，1928—1950年的数据以1929年的价格为基础，1950—1960年的数据以1972年为基础，1960—1975年则以1982年为基础。（出于不得已而）使用更早的基准年度来估算1928—1940年的增长，相对于苏联来说，美国也许更有相对拔高的嫌疑。

[11] 苏联的快速增长是在很小的价格膨胀之下达到的。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1940—1986年期间，其零售价格以每年0.9%的速度递增（Gregory与Stuart，1990，p.388）。更准确的估计是在1%~2%之间，但它仍比西方所经历的通货膨胀低得多。

[12] Becker（1994，p.309）。Becker认真研究了CIA对苏联和美国GNP比率加以估算的大量资料。CIA对1975年比率的大多数估算是在58%〜62%之间。

[13] 根据CIA的估计，1970年苏联总投资占其GNP的28.2%，而在美国，它只占14.5%（联合经济委员会1982，p.67；《总统经济报告》1985，p.232）。

[14] 1980年，苏联15岁至64岁的人口中有86.6%参加了工作，相比之下，美国为66.5%，经合组织（OECD）欧洲成员国为70.9%（Ofer，1987，p.1983）。这种高就业人口比例的直接影响，就是人均产值的提高比增长更快速。然而，这也通过极大地降低投资成本（按照过去的消费水平），推动了产值的快速和持续增长。

[15] 苏联的教育支出在1928—1950年期间按照195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增任了6倍多（Bergson，1961，p.85）。1926年，15岁以上人口中只有6%读过七年级。到195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9%（Gregory and Stuart，1990，p.360）。

[16] 联合经济委员会（1990，pp.89〜91）所报告的苏联消费增长数据以1982年的价格指数为准。美国的数据也以该年价格为准，参看Economic Reports of the president（1988，pp.250，283）。

[17] Ofer（1987，p.1790）。但他也警告说：“应该牢记，这是从很低的水平开始起步的。”

[18]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1972（1922—1972），p.373：1986，p.446].

[19] 情报协会（1988a，pp.67—72）。

[20] 苏联城镇人口的比例从1922年的16%上升到1980年的63%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1981，p.7；1982（1922—1982），p.9]。

[21] 农业岗位的比例从1926年的71%落到了1980年的26%（Ofer，1987，p.1792）。

[22] 1981年，9600万苏联公民拥有高中毕业证，2000万拥有大学学（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1981，p.27）。

[23] 1980年，每百人中，苏联有37.4个医生、125张病床，而美国只有18.2个医生、58.5张病床（（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1981，p.88；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5，p.844）。

[24] 1987年一份有关苏联经济增长的调査报告声称，“研究人员的意见普遍一致”，西方对苏联经济增长的估算，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经济数据基础”（Ofer，1987，p.1775）。

[25] 这当然不是无中生有。虽然苏联体制的终结是由一系列不足造成的，但并不能从中就得出结论说，苏联体制在所有的方面都比我们现在所估计的水平低。这种对苏联终结的反应，不管在逻辑上如何混乱，都会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先入之见，认为所有对苏联以往成就的估算都应该往低处修正。

[26] 哈宁第一次对苏联官方资料的批评发表于他与瑟鲁乌林1987年合写的著作。英语读者可以在Harrison 1993年的著作中接触到哈宁的著作。

[27] 哈宁对苏联1928—1940年间的NMP增长的估计，只有年均3.2%，而官方的估计是年均14.9%。不过，两者对战后的估计相差很小。哈宁估计，苏联50年代的NMP增长势头强劲（7.2%），在1960—1975年期间则要平缓些，为年均3%〜4.5%（Joint Economic Committee，1990，p.46）。

[28] Millar et al（1993，p.38）。一场看谁能够把苏联经济成就估计得最低的比赛，就此开场了。看来，这次比赛的胜利者非“苏联学者”维克多·贝尔金莫属。他在由美国企业家协会发起的1990年年会中，认为苏联GNP只有美国的14%——大约相当于墨西哥的水平（Becker，1994，p.312）。这种修正以往对苏联经济状况的评估的良苦用心，可以在一位主流的西方苏联经济批评家——Anders Aslund 1990年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中看出：“苏联国民收入是怎样的少？”

[29] 这一研究是受众议院情报问题常设特委会的委托。

[30] Millar et al（1993，p.34）。

[31] 该小组赞同CIA对苏联GNP卢布值和苏联GNP增长率的估算，但同时也批评了某些机构的比较数据。他们总结说，这些机构在估算苏联和美国的GNP之比时，也许高估了苏联的相对规模。他们指出，已经对这种比较所天生具有的偏见的主要来源有所察觉，而且这种偏见是不可量化的。不过他们认为，发布结果，哪怕是发布像《CIA报告》这样量化程度很高的结果，都是一种失策。参看Millar et al（1993，pp.39—41）。

[32] Millar et al（1993，p.39）。

[33] Becker（1994，p.39）。

[34] Alter（1994），曾被Becker（1994，p.294）所引用。

[35] 《纽约时报》，1995—02—01，18版。

[36] Boretsky（1987，p.521）。同时可参看CIA对Boretsky的批评的评论（Pitzer，1990）和Boretsky回放（1990）。CIA运用了许多零散的有关苏联经济的资料，来建构其对GNP增长的估算。Boretsky也采用了零散的有关联邦德国和美国经济的同一工业及其部门的数据，并仿效了CIA的方法，来建构其估算。他声称，CIA之所以低估苏联的增长，是由于CIA的实物产值数列未能考虑到同时期的产品进步因索，而迁，CIA采集数据的生产线，其革新比其它生产线的革新要慢许多。

[37] 例如，在现代的、高效的华盛顿地铁系统中奔跑的火车，其轨道就是采用苏联的无缝铁轨铺设机铺就的。同样，美国的军火商们也曾从苏联购买过一项生产灌模铝制品的技术（Hewell，1988，p.33）。

[38] 20世纪60年代，苏联投资方案的平均完工期为7年至8年，比西方工业化国家所需要的时间多出两倍多。

[39] （Berliner，1976）曾经深入探究过苏联工业革新既慢又不均衡的问题。快速的革新主要发生在诸如防卫和空间这样的部门，它们受人重视，上面给的资源也多，要求是生产出技术前沿的产品。但对于大多数苏联企业管理者来说，打算引进新的产品或新的生产方法，就得冒阻碍企业完成其预定目标的风险，因而常被打断或常出问题，同时，成功革新的企业所得的回报也常受限制。

[40] 1980年，苏联人均热量摄入量和西方工业化国家差不多，但其食品主要是马铃薯，而很少是肉类、家禽和水果。参看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za 70 let，1987，p.470；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5，p.846。

[41] 日本1954—1984年间的GNP长期增长率降低了一半（Ellman，1986，532〜553）。

[42] Pitzer和Baukol编制了苏联非农业商业部门产值的数据。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计算资本主义国家中除政府服务部门之外的商业部门的产值增长。这两人将之应用于苏联经济。他们的计算包括了所有为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收取报酬的非农业单位的产值，但排除了那些主要靠困家补贴开展活动的部门（所谓的“预算内部门”）。参看 Pitzer和Baukol（1991，p.49）。

[43]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1990，pp.55—56）。

[44] 这一数据确实表明1971—1975年间增长出现了轻度的减速，但它仍然相对强劲，且高于同期美国的速度。

[45]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最后完成，将会导致劳动率增长的急剧减速，甚至是停滞。进一步的快速产值增长，有赖于投入更多的资本品、引进更加发达的技术，或者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所有这些，都表现为提高单位劳动小时的产出量。

[46] 西方研究苏联经济的专家们对苏联增长减速的时间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强调从1928年到1985年以来（除了战时）的渐进的、持续的减速。但大部分专家把急剧下降的时间定在1975年，这包括Hewett（1988）、Schroeder（1985）、Pitzer and Baukol（1991）。

[47] 技术进步并不仅仅是一件引进新的生产方法从而促进现有产品产出的事情，它还有着一个重要的质的维度，这包括在一定时期内引进新的和更好的产品。由于这一原因，苏联70年代的技术进步步伐放慢，可谓是经济状况恶化的副产品，而不仅仅是增长减速的原因。

[48]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试图采用一种叫做“总因素生产力”（TFP）的集合标准，来测度技术进步。这一标准指的是单位劳动、资本品和自然资源的投入总和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产值。TEP的提高就表示着技术发展的效果。但是，这一方法存在着一些致命的概念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当我们把它用于苏联经济的时候。在评估苏联经济时，所设的前提不同，对其TEP增长状况的估算就会大异其趣。结果自然是，TEP估算并不能为判断一定时期内苏联技术进步的状况提供出坚实的基础。参看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1988，p.63），Gregory and Stuart（1990，p.365），Ofer（1987，p.1778），Whitesell（1985）。

[49] 科托罗维奇采用的指标，包括创新、发明、合理化的数量及其经济后果，新产品在机器制造部门产出中的比例，新开发机器设备的原型数量（科托罗维奇，1992b，pp.220—233），对于某些指标来说，创新的减速开始于60年代末。

[50] Hauslohner（1991，p.37）。

[51] 苏联停滞的原因在下面的著作中均有过讨论：Hewett（1988，pp.51—78）、Levine（1983，pp.155—168）、Ofer（1987，pp.1814—1819）、Pitzer and Baukol（1991，pp.74—80）、Schroeder（1985，pp.47—67）。此处所引的这些原因全部都是直接用来解释经济蹭长的减慢的。技术革新减速这一原因，显得更为隐蔽。参看科托罗维奇（1992b）。

[52] Ofer（1987，pp.1788—1789）。根据该书所引的资料，苏联的军事负担在1950—1960年间有所减轻，在1960—1980年同又逐年加重。但是，1960年后GNP中国防预算比例的轻微上升，并没有引起用于投资或研发的GNP比例有所降低，二者反而在1960—1980年间均有所上升。 Ofer（1987，p.1788）。

[53]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领导层决定减轻苏联经济的军事负担。减轻军事负担，冶然对苏联经济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有所帮助。伊是‘我们很难我到证据证明，军事负担智在⑷75年开始的停滞中起过什么作用。

[54] 参看Bowles et al.（1990，ch.4）。

[55] 不过在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降下来了，这对以后的苏联倒是造成了问题。

[56] 参看Levine（1983，pp.156—157）。

[57] 苏联的惯例是把五年计划的时期定为从第一年开始到笫五年结束。例如，1981—1985年，在引用增长数据时，我们遵循的是西方的惯例，而该惯例是把五年计划定为从该时期的前一年开始，仍以上而的例子为例，我们把该五年计划定为1980—1985年，而不是1981—1985年。这种标记方法考虑到了这一事实，即该时期的第一年——1981年——的增长是相对于1980年的标准测度的。

[58] 投资计划在此期间也被大幅度削减了（Hewett，1988，p.52）。

[59] 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是以时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巴伊巴科夫的这些话开场的：“1976年的目标整个儿说来就是：提高所有工作效率和质量。”[《真理报》，1975-12-03，Schroeder（1985，p.50）曾引用过这一报导]。

[60] 如果降低增长目标能够同时采取一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其他措施，那么这种政策也许可行。否则，削减增长计划只会把事情搞糟。

[61] 1975年，苏联铁路系统的平均业务量密度是每千米2340万吨。相比之下，同期美国为每千米470万吨（科托罗维奇，1992a，pp.174—175）。

[62] 至于这方面的详情，可参看（科托罗维奇，1992a，pp.174—175）。

[63] Gustafson（1985）。他把这种投资失误归因于计划者的不负责任的短视。

[64] 至于长期经济增长的这一模式的具体说明，可参看Gordon et al，（1982，pp.41—47）。

[65] 对长期经济增长这一模式的解释，被称作“社会积累结构分析”。可参看Kotz et al.（1994）。该书的各篇论文具体解释了各个不同国家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长期的快速经济增长最后是如何走向停滞，以前曾经推动快速经济增长的特殊制度框架是如何不再起作用的。

[66] 苏联计划的另一个目标，是为强大的军事建立经济基础。计划体制非常适合于完成这一目标。

[67] Hewett（1988，pp.85—86）同样持这种观点。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后工业化的经济必然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不仅表现在消费品需求方面，也表现在生产所需要的商品的种类方面。

[68] 苏联主流社会学家、前戈尔巴乔夫顾问塔塔纳·扎斯拉夫斯卡娅声称，早在80年代初，“在许多管理者眼里，人民就变得更难管理了”（扎斯拉夫斯卡娅，1990，p.49）。1975年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急剧下降，也许部分反映了劳动纪律的松弛，虽然别的许多因素同样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特别是投资率和技术进步。

[69] 同样的分析可参看扎斯拉夫斯卡娅，（1990，pp.49—57）。

[70] Hewett（1988，pp.258—273）。

[71] Miller（1993，pp.60—61）。

[72] 第一手材料，请参考利加乔夫（1993，ch.1）。

[73] 已经被戈尔巴乔夫任命为党内笫二把手的叶戈尔·利加乔夫，曾在随后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谈到了这种影响（《真理报》，1988-07-02，引自Hough，1991，p.248）。利加乔夫说，他可以劝说资深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葛罗米柯通过强调各地区党委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的绝对支持，为戈氏的当选讲话（利加乔夫，1993，pp.72—75）。

[74] 和某些观察家的印象相反，利加乔夫并不是旧体制改革的反对者。不过，他更加偏向于缓慢的、稳健的改革，总是提倡说，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复兴和加强社会主义，而不是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参看Stephen Cohen为利加乔夫回忆录写的导言：利加乔夫（1993，pp.7—36），或者也可参看Surovell（1991）。

[75] Hewett（1988，p.261）。

[76] “据内部人士透露，雅科夫列夫实际上是1985年夏以来戈尔巴乔夫国内国际政策的设计师。”（Hough，1987，p.34）。

[77] 利加乔夫（1993，pp.95—96）。

[78] 参看Miller（1993，p.42）。

[79] 已故的Ed Hewett是苏联经济政策的潜心的研究者，他在1985年写道：“现在已经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根本就没打算要向苏联经济引进激进变革，至少在最近十年里是加此。”（Hewett，1991a，p.16）。

[80] 见于Hewett（1988，p.288）。

[81] 特别参看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6月25日给党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戈尔巴乔夫，1987），以及他的著作《改革》（戈尔巴乔夫，1988，首次发表于1987年11月）。

[82] 戈尔巴乔夫（1987，pp.4，36，37；1988，pp.4—5）。

[83] 戈尔巴乔夫（1988，pp.23，32，37）。

[84] 戈尔巴乔夫（1987，p.39）。

[85] 戈尔巴乔夫（1987，p.20，76）。

[86] 戈尔巴乔夫（1987，p.41）。

[87] 戈尔巴乔夫（1987，p.7；1988，p.18）。

[88] 戈尔巴乔夫（1987，p.42,43；1988，pp.71—72，76）。

[89] 戈尔巴乔夫（1987，pp.9，41）。

[90] 戈尔巴乔夫（1987，pp.23，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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