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罗尔夫·熊曼《犹太复国主义秘史》（1988） 第四章 悲惨的后果 1947年，有犹太人630000，巴勒斯坦人1300000。这样，当1947年联合国划分巴勒斯坦时，犹太人占人口的1/4。 分割巴勒斯坦的决定是由主要帝国强权和斯大林的苏联推动的，把54%的富饶土地划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伊尔根（在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进行地下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组织）〕Irgun和哈加纳已强占了2/3的土地，实际上把所有居民都赶走。 除去面具1940年，〔约瑟夫·韦茨〕Joseph Weitz，是负责在巴勒斯坦安置移民的实际机构，犹太社会的殖民部头头，他这么写道： “在我们自己之间，应该清楚在这个国家容不下两个民族。如果这个小国家有阿拉伯人，我们就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除了把阿拉伯人转往临近的国家之外，别无他法——全部转走。一个村庄，一个部落，都不能留下。”
约瑟夫·韦茨进一步探讨了把巴勒斯坦全部“犹太化”的实际意义。 “有些人相信非犹太人口，甚至是高比例的，在我们的边界之内，更有效的在我们的监视之下，有人则持相反意见，也就是，监视临居的活动比监视佃户的活动容易。[我]趋向广〔于〕支持后一种观点，并且还有另外一层的理由……维持此犹太国家特点的需要……要使少数民族不超过15%。我早在1940年代就得出这个结论，[并]把它记在我的日记上。”
“〔柯尼〕Koenig报告”把这个政策说明更露骨： “我们必须使用恐怖，暗杀，惆嚇，没〔收〕土地并断绝一切社会服务，使加利利地区完全没有阿拉伯人。”
“重选什洛莫·拉哈特将军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Re-election of General Shlomo Lahat）的主席〔海布伦〕Heilbrun，是〔特拉维夫〕Tel Aviv市市长，他叫嚷：“我们必须杀掉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除非他们愿意在这里当奴隶。” 〔乌里·卢布拉尼〕Uri Lubrani是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的阿拉伯事务的特别顾问，他在1960年说：“我们要把阿拉伯人降低成一个樵夫和侍者的社区。” 以色列部队的总参谋长〔拉斐尔·艾登〕Raphael Eitan声明： “我们公开宣布，阿拉伯人没有权利住在〔加沙-以色列〕Eretz Israel，甚至一公公〔不明〕的地方也不行…… 他们只会动武，或者只懂事武力。我们要使用最后的武力，一直到巴勒斯坦人四肢葡萄〔匍匐〕的跪在我们面前。”
〔埃坦〕Eitan在〔以色列议会〕Knesset的外交与防务委员会前做了详尽说明： “在我们把这片土地安置好了的时候，所有阿拉伯人能够做的就是四下逃散，就像在瓶中中毒的蟑螂。”
本·古里安和最后目标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土野心由大卫·本·古里安于1936年10月13日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会议上，清楚的说了出来：“我们并不建议我们现在宣布我们的影响深远的终极目标，——甚至超过反对分割的修正主义者。我不原意放弃这个伟大的梦想，这个终极的梦想，那个我的……犹太复国主义渴望目标的有机的，精神的和思想的组成份。” 同年，本·古里安在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中说： “一个部份犹太国家不是终结，而不过是开始。我肯定我们在安居在这个国家的其它部份和地区是不可阻挠的。”
1937年他宣称： “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边界是犹太人所关切的，没有什么外在的因素可以限制住它。”
1938年，他更为直截了当：“犹太复国主义渴望目标的边界，”他在〔特拉维夫〕Tel Aviv告诉Poale Zion的世界理事会，“包括黎巴嫩的南部，叙利亚级南部，今天的约旦，所有的西岸和西奈。” Beu Gurion明确的勾画出犹豫不决太复国主义的战略： “随着建国后，我们成为一个强大力量，我们 废除分割推向巴勒斯坦全部。国家只是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阶段，它的任务是为扩张打下基础。国家要维持秩序——不是通过说教，而是用机关枪。”
1948年5月，他把他的战略目标提交给参谋总部。“我们要准备超越进攻。我们的目标是粉碎黎巴嫩，Trans-约旦和叙利亚。弱点在黎巴嫩，因为穆士林政权是虚伪的，破坏它很容易。我们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基督国家，然后我们就粉碎阿拉伯人的黎巴嫩，取缔Trans-约旦，叙利亚就会落到我们手中。我们然后轰炸，向前进军，直取〔塞得港〕Port Said，Alexandria，和西奈。” 当〔伊加尔·阿隆〕Yigal Allon收军问本·古里安：“〔卢德〕Lydda和〔拉姆拉〕Ramle的巴勒斯坦怎么处置？”——共约有50000居民。——本·古里安，根据他们传，挥一挥手说：“把他们通通赶走！” 伊扎克·拉宾，现任国防部长，实施了他的驱逐令。在〔卢德〕Lydda和〔拉姆拉〕Ramle，没有巴勒斯坦的住宅留下。今天这个地区完全由犹太移民居住。 〔麦克·巴佐哈〕Michael Bar Zohar，在他的大卫·本·古里安的传记中，叙述了本·古里安第一次访问〔拿撒勒〕Nazareth，“本·古里安吃惊确环顾四周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阿拉伯人，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赶走。？’” 巴勒斯坦〔人〕确实是被赶走了。在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分割巴勒斯坦，和1948年5月15日正式公告建国之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军队和民兵已经占领了75%的巴勒斯坦，用武力把780000巴勒斯坦人赶出他们的国家。 开始屠杀：〔代尔亚辛村〕Deir Yasin随着一个村接着一个村的毁灭，开始了一个持续的屠杀过程。杀戮的目的是要人们逃命。 哈加纳的司令员，Zvi Ankori叙述发生的事情说：“我看到切断的生殖器和碾碎的女人的胃……他们是直接害死的。” 梅纳赫姆·贝京他命令在代尔亚辛村 贯穿对巴勒斯坦所进行的纳粹式的作业影响窃窃私语。Lehi和IZL突击队在1948年4月9日冲进〔代尔亚辛〕Deir Yasin级村庄，杀戮了254名男女和儿童。 “恐怖级传说遍及阿拉伯人之间，有人一提到〔伊尔根〕Irgun士兵他们就惊惶失措。恐怖抵得上以色列六 军队〔不明〕。整个国家的阿拉伯人极度惊恐，并开始逃亡。这样大规模的逃命立即发展成为一种发狂的控制不住的溃鼠〔窜〕。在当今以色列国土上那时住着〔的〕800000阿拉伯人中，只剩下165000仍留在原地。这个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过份的。”
这个计划一部份由梅纳赫姆·贝京实施，一部份由他未来的继承人伊扎克·沙米尔总理完成，他是〔伊尔根〕Irgun和Lohamei Herut Israel（Lehi），也就是以色列自由战士的司令员。居民在消失前武装押解，穿着血浸的衣服，走过耶路撒冷的市区，受到街道两旁路人的嘲弄。 目击者的叙述目击者叙述了这些笼罩着巴勒斯坦人民命运的事件。 “战事结束正好是中午，枪声停止了。四周变得沉寂起来，但是村庄遭到包围。IZL（〔伊尔根〕Irgun）和Lehi（严肃的帮伙）的非正规军走出了他们一直隐藏起来的地方，开始逐户清理的作业。他们肆意开枪，向建筑物扔炸弹。他们只要在搜查室内发现有人，就开枪把他打死，不管是妇女还是孩子——司令官没有意思想要查这些可耻的屠杀行动。我自己和一些居民请求司令官们下令不要杀人，但是他们不听我们的。同时，大约有25名男子被推出门外，把他挪上一部卡车，带到‘胜利大游行’中去，就像罗马人的胜利，通过耶路撒冷的Mahaneh Yehudah和Zikhron Yosef区域。游行完毕后，他们被带到Giv’at Shaul与代尔亚辛村之间的一个采石厂，冷血的把他们杀了。这些战斗人员把一些妇女与儿童推上卡车，把他们带到〔曼德尔鲍姆〕Mandelbaum门。”
巴勒斯坦国际红十字会的负责人〔雅克·德·雷尼耶〕Jacques de Reynier在听到屠杀展开时，试图干预。下面是他的证词： “……〔伊尔根〕Irgun分遣队的司令官似乎不愿意接见我。他终于出来，他年轻，杰出并且绝对正确，但是在他眼神中有一种特殊闪烁，冷漠残酷。按他说，Irgiein在24小时前就到了，并通过扩音器命令居民从所有住宅中撤离投降：给他服从命令的时间是一刻钟。”一些可怜的人走出来并被囚禁，后来释放到阿拉伯人中去。其余的人，不服从命令，通通被杀害。但是没有必要把事件夸大。只有几个人死亡，在“清洗”村庄完结它后立即被埋葬。如果我发现任何人，我就会收买〔不明〕他们，但是肯定没有伤员。
“这引起叙述〔不明〕使我的血液冰凉。我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找到一辆救护车和一辆我通过红盾Red Shield所改装的卡车。……我和我的护送队抵达时，枪声已经行止。帮伙之徒（Irgun）身穿军装，头戴钢盔。都很年轻，有些甚至是少年，男人和女人，都武装到牙齿。”左轮，机关枪，手榴弹，手中还有握有短刀，大部份仍有血斑。一个年青美貌的姑娘，目光凶恶，把她的刀给我看，刀仍滴着血，她展示它如同一个奖品。这就是“情况”小组，他们显然十分尽职的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我试图进入一间民宅。有一打的士兵围着我，他们把机关枪对准我，他们的军官不准我动一步。“死亡者，如果有的话，他说，会交给我。我立刻发了我一生中最大的火，我告诉这些罪犯我对他们行为的想法，用我们能想到的一切威胁他们，然后推开他们走进民宅。” “第一个房间很黑，室内很混乱，但是没有人。在第二间，在翻箱倒柜的傢俬和残渣碎之间，我发了几具尸体，都已经冷了。在这里“情况”是用机关枪然后是手榴弹进行的。然后再用刀完成任务，任何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下一个房间也是一样，但是在我正准备离开时，我听到好像悉息的声音。我四周看望，把所有的尸体转过来，终于看到一双小脚，仍然有暖气。这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被手榴弹炸得四肢不全，但仍然活着……到处是同样的景象……全村有四百居民，大约有五十人逃脱死亡，仍然活着。其余的全被冷血杀死，在我亲眼观察时，这些流氓却十分有纪律，完全根据命令行事。 “我在代尔亚辛村作了另外一次观察之外，回到办公室，有两位绅士要见我，他们穿着整齐的平民服装，等了一个多小时要见我。他们准备好一份文件要我签字。文件是一个申明，说是我受到他们有礼貌的接待，得到我要求的一切方便，完全〔成〕了我的任务，并感谢他们对我的协助。我犹疑，甚至与他们争论，他们说，如果我珍惜我的生命，最好立刻签字，我剩下的唯一选择是说服他们我一点也不珍惜我的生命。” Dueima的屠杀代尔亚辛村的大屠杀是由犹太复国主义修正主义“右派”的地下组织IZL和Lehi所进行，同样规模的相似屠杀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1948年在Dueima的屠杀则是由官方劳工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军队，以色列的国防军（Tzeva Haganah le-Isreal或ZAHAL）所犯下的罪行。屠杀的过程由一个参与这项恐怖活动的士兵叙述，公布在Davar上，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劳工组织所办的官方希伯 报纸： “……他们杀了八十到一百名阿拉伯男女和儿童。他们用棍子打碎儿童的头，把他们杀死。没有一个家庭是没有死人的。村庄中的男女被赶到房子内，没有粮食，没有水。然后屠杀者把房子炸掉。” “有一个司令官命令一个士兵把两个人推进要炸掉的房子里去。……另外一个士兵为他在枪毙一个阿拉伯妇女前先强奸了她而感到骄傲。另外一个阿拉伯女人，刚生小孩，被迫清扫了几天，他们然后把她连小婴儿一起杀了。被认为是“好人”的、教育良好举止文雅的指挥官们……成了卑鄙的谋杀者，他们并不在战争的风暴之中，而是处于绝灭和驱赶的方法之下。留下的阿拉伯人愈少愈好。” 代尔亚辛村大屠杀的战略价值被犹太复国主义者长期一再的提出，这些人包括如Eldad[Scheib]，他同伊扎克·沙米尔和Nathan Yalin-Mor[Feldman]是Lehi的负责人。1967年7月 对一个会议演说，他的发言在1968年冬由一个著名的评论刊物De’ot所发表： “我只是说，如果象征赎罪最深沉最极微〔不明〕的希望是重建[犹太]寺庙……那么显然那些回教寺院[al-Haram al Sharif和al Aqsa]总有一天不管以什么方式会消失，……如果不是代尔亚辛村，以色列境内可能会住着五十万的阿拉伯人[在1948年]。以色列国家就不会存在。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要充分注意此事所包含的责任。所有战争都是残酷的。这是没法摆脱的。这个国家要么就是Eretz Israel，犹太人会再次迁出，如果我们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驱逐阿拉伯人的话。……” 加沙的谋杀大规模屠杀的计划在立国的时候还没有完结。〔迈尔·哈尔·锡安〕Meir Har Tzion的日记叙述了1950年代早期在难民营和加沙村庄的屠杀： “广阔干枯的河床在月光下闪烁。我们沿着山坡小心的前进。看得见几间房子。……在远处，我们看到三个灯光，从掩没有〔不明〕黑夜中，听得见阿拉伯音乐。我们分成三组，每组四人，两组奔南石英钟〔不明〕向那巨大的难民营（Al Burj）。余下的一组走向〔瓦迪加沙〕Wadi Gaza那座孤屋。我们向前推进，踏过绿色草地，淌过运河，我们沐浴在亮晶的月光中。然而，不久，枪声爆炸声以及那引起安静入睡人的尖叫声打破了沉寂。我们迅速前进，并踏入其中一间房屋——‘Mann Haatha？’”[阿拉伯语‘谁？’]。
“我们扑向发声处。两个阿拉伯人，害怕得发抖，站起来背靠墙壁。他们试图逃脱。我开枪。一个刺耳的嘶叫画破了长空。一个男子倒在地上，而他的朋友则继续奔跑。现在我们必须行动——我们不能失去时间。我们一间屋一间屋的搜查，阿拉伯人杂乱的聚集在一起。” “机关枪连发，枪声杂着一种可怕的哭号。我们到达草地的大道。四处乱窜的阿拉伯〔人〕越来越多。另外一组从相反的方向进攻。远方回响起我们手榴弹的爆炸声。我们得到命令退却。进攻已经结束。” Kibya与101突击队〔摩西·沙雷特〕Moshe Sharett总理（1954-1955）对1953年（10月18日）Kibya的屠杀作了如下的描述。阿里埃勒·沙龙亲自指挥这次活动，把男女儿童在多自家中杀害。 “[在内阁会议上]我谴责Kibya事件，它把我们在全世界面前揭露出来成为一伙嗜血的屠杀能手。……我警告这个活点收留在我们身上，许多年之内都洗涤不清。”
“已决定Kibya公报收公之于众，本·古里安负责执笔。这是一草一木椿到地的耻辱。我询问过几次，每次他们都壮重的向我保证别人不会发现事件的真象。” 沙雷特在他的日记中提到1955年在巴勒斯坦其它屠杀的细节。“舆论，部队与警察得出结论可以使阿拉伯人随意流血。这使我们国家在全世界的眼中看起来是一个野蛮国家。” 加西姆村（Kafr Qasim）：屠杀在继续加西姆村的屠杀重复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模式。1956年10月，以色列的Shadmi准将，以色列约旦边境的司令，下令对他管辖下的少数民族[阿拉伯人]的村庄实行宵禁。这些村庄在以色列境内，因此居民是以色列公民。Shadmi告诉边防单位司令Melinki少校，宵禁必须“极其严格”，“对破坏宵禁的人，扣押他们是不够的——必须把他们处死。”他还说：“处死没有关押那么麻烦。” 他[Melinki]告诉聚集的军官……他们的任务是从1700至0600[下午五点到早上六点]在少数民族村庄行戒严令。……任何人离开家，或任何人犯戒严令，立即处死。他还说，不要逮捕，如果有人在夜间射杀，会使以后的夜间戒严令更好贯澈。 Frankanthal中慰问他：“伤者如何处置？”Melinki回答说：“不管他们。” 一个小组长接着问道：“妇女与儿童怎么办？”Melinki回答：“不要感情用事。”当问到“干完活回家的人怎么办？”Melinki答复说：“用指挥官的话说，那他们就太倒霉了。” 加西姆村大屠杀的罪犯——阿里埃勒·沙龙的突击队的一个单位——第101单位——都授与勋章，并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升级。
在1967年前的以色列国界之内必须用种族绝灭的方法以设立殖民国家被认为是一个模式，最终用以对付1967年后在占领区内的巴勒斯坦人的办法。Aharon Yariv是前军方情报单位的和情报部的主营，他在希伯莱大学在Leonard Davis国际关系研究其原因所的一次公开的讨论会上说： “有一种意见鼓吹利用战争情况去驱逐700000-800000阿拉伯人。这种意见传播很广。关于这做过许多申明，还准备了实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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