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上海“一月革命”掀起的夺权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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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上海“一月革命”掀起的夺权风暴

1．上海的“一月革命”

　　参加毛主席的简朴家宴两天后，上海发生了“康平路事件”。上海市委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做法很不满意，可是毛主席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他们又不好公开地去反对。当时在“工总司”成立先后，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赤卫队。曹荻秋等人心里也是支持赤卫队的，可以此来与已经得到承认的上海“工总司” 相抗衡。但这时毛主席、中央已表态要支持工人中的造反派，曹荻秋被迫声明要收回他12月23日已签字同意的赤卫队的八项要求。赤卫队有被上海市委抛弃的感受，反过来，有过万的赤卫队员拥进了康平路的上海市委，要打倒曹荻秋。在这个关键时刻，张春桥显示了他对政治形势走向把握的能力，他及时、果断地告诉“工总司”，应调集队伍，把赤卫队从康平路市委机关驱赶出去。这一事件期间也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武斗。
　　1967年1月2日，毛主席决定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紧接着《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于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这两次夺权行动都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张春桥事先并不知情。5日晩上，我看到毛主席支持两报夺权的批示后，马上通过红机子找到了1月4日已到上海的张春桥，把主席批示的内容告诉了他。从电话中听得出来，张春桥感到有些惊讶。
　　毛主席支持并完全肯定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并且认为“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件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然而，张春桥在上海所面临的局面是严峻的。一方面，感到被上海市委抛弃的大批“赤卫队”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去北京告状，使得许多单位的生产陷于瘫痪并造成京、沪铁路的中断；另一方面，此时又现出了一股“经济主义”的浪潮。面对汹涌的经济要求，抵挡不住的上海市各级领导向群众批条子，发钞票。他们中有些人所以这样做，其在政治上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借此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施加压力。
　　毛主席在那段时间里对上海的情况非常关心，他让徐业夫来跟我说，上海方面有什么报告，要马上给他送去。张春桥那时也常和我联系，不过他和我联系大多是通过电话，没有书面的报告，他当时尚未接管上海市委的机要部门，要发电报也不太容易。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情况就马上报告给江青，然后江青就去报告给主席。主席在那段时间经常和江青一起住在钓鱼台，经常叫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到他住的小楼去开会。毛主席对上海市委的那些做法非常反感，他在会上说了：“我就不信，死了张屠夫，就得吃混毛猪”。
　　张春桥意气风发，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了“工总司”王洪文这些工人造反派，让他们到“赤卫队”工人群众中去作路线交底，劝说他们支持革命造反派，回到生产岗位去。另一方面他已在1966年底支持了原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一些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使得上海市委的“后院”着了火。这时，他又支持由“工总司”联合各个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由上海工人和学生群众组织自发组织起来、后来又有机关干部参加的“火线指挥部”，担负起了领导全市的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职责。原上海市委的有些人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弄得“靠边站”了。

2．毛主席提出向走资派夺权

　　1967年1月8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几十个群众造反组织，向全市人民发布了一个“紧急通告”，号召全市人民抵制“经济主义”妖风，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
　　毛主席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紧急通告”的，他立即给这个“通告”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它写得比中央文件都要好。他下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个“紧急通告”，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名，于1967年1月11日向上海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发出了“贺电”。而且这个“贺电”在1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正是这个“贺电”，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建立革命新秩序，建立新的权力系统的新阶段。
　　关于夺权这件事，中央文革小组的所有成员，包括去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都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尽管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里面都讲到了要夺回被走资派所篡夺的那部分的权力。但是，这在当时都是被理解为主要是个别的组织人事调整。陈伯达那时总跟我们说，那些老干部，毛主席还是要用的啦。他说，解放后，连国民党的大员，毛主席都还是用他们，更何况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呢。他说，主席老讲，对犯了错误的老干部“火烧”一下可以，但不要把他们给“烧焦”了。这说明主席还是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乎。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不是专家，没有管理经验。管理国家还是要靠专家的。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态度。那时陈伯达的这个思想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江青也从来没有和我们讲起过“夺权”的想法。所以说，这个夺权的决定完全是毛主席经过他独立的观察和思考以后，作出的重大的战略决策。

3．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当时就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上海工人的觉悟高，听毛主席的话。由于毛主席支持“工总司”造反派，那些原来参加了“赤卫队”的工人很快就转变立场，反过来支持并加入了“工总司”。而王洪文他们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方针，敲锣打鼓地欢迎“赤卫队”的工人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并规定对他们不得采取歧视的态度。所以，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很快就控制了局面。
　　上海的“夺权”过程进行得很顺利。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到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才一个多月就把原来的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权力都夺了过来。可以说，整个上海的“夺权”过程，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和指导下进行的。
　　斗争是复杂的。1967年1月下旬，上海发生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当时毛主席是明确支持张春桥主持掌控上海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根据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以陈伯达的名义及时表态，发去了“紧急电报”，很快就把这件事平息下来了。
　　上海“一月革命”的胜利，很快就在全国兴起一个从下而上的革命夺权运动，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等地方最先起来响应，紧接着是全国各省市都开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目的的夺权运动，工人造反派在全国迅速崛起。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随着“夺权”运动的展开，党内的矛盾更加也尖锐起来了。一些原来勉强支持打倒刘少奇的人，看到文革损害到了他们原有的权力、地位、名誉和经济利益，从这个时候就开始站到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对立面去了。党内的斗争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