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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文革运动中的“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
1．活跃在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
现在被称为“红二代”的“高干子弟”群体，今天仍然是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而在文革运动的初期，这个高干子弟”群体里的大多数人，出身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和建国初期，正在大中学校读书，有着青春的激情、活力与冲动，适逢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这个大舞台，是最先积极登台表演的群体。而他们身后父辈们的利益、分歧、恩怨、冲突，也被文革引发与公开，并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子女们的立场、取向与行动；尤其在文革初期，对文革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高干子弟”群体中，许多人都有浓厚的“自来红”思想，因父辈的革命资历和功绩而产生很强的优越感。低调的人，努力向平民百姓子弟看齐；但更多的人喜故显示自己出身高贵，喜欢攀比自已父辈官位的高低，住的什么房子，坐的什么汽车等等。他们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朋友圈也大多是父辈地位相同或战友、同僚家庭的子女。他们中一些人还看不起那些成绩拔尖、超过他们的平民子弟，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成绩却很好的同学。文革运动开始，他们自然地按自已理解的阶级观念，实际是封建的“血统论”，高调宣传他们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以天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以家庭出身分敌我，完全偏离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重点整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黒六类”以及他们的子女，制造了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及其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
文革运动中的“高干子弟”群体，特别是北京中学生中那部分十几岁的年青人，在文革初期的活动，从最先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老红卫兵”；到自认为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组成“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随后又有东纠”、“海纠”的成立；再到l966年12月成立的“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简称“联动”）；在文革运动中发生过重大影响，也形成了当时对毛主席文革思想干握的各种思潮，这里着重讲讲中央文革是如何处理应对的。
2．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
上面说过，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1964 年，1965年，毛主席先后与毛远新、王海蓉谈话，批评教育战线的问题，提倡教育革命。这两个谈话的内容，首先就在“高干子弟”群体、随后在人数更多的“革干子弟”群体中传开了，他们受到鼓舞。一些思想敏感的激进分子已据此在自己就读的学校里展开活动，以阶级斗争应成为一门主课为依据，批评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自发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不是偶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随后得到北京一些高干子弟”较集中的学校，如四中、六中等学校“高干子弟”和革干子弟”群体的支持，也纷纷以“红卫兵”的名字贴出大字报。但不久这些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受到了团中央派到北京中学的工作组的打压。清华附中红卫兵6月24日、 7月4日先后写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大字报引述毛主席1939年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造反有理”思想，自此成了红卫兵的理论武器，亦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动员武装了亿万革命造反派，积极勇敢投入文革运动。这时，我才理解了毛主席所以肯定我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真正意义。1966年7月底，毛主席在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这两张大字报后，7月31日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在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 8月3日，王任重约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给他们看了毛主席写给他们的信。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信息迅速传播，红卫兵就成了光荣的名号。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并穿上緑军装，戴上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得风气之先的许多“高干子弟”，自然领头，以“革干子弟”为主体，以红五类出身为条件，在各学校率先组织成立了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 这批以“革干子弟”为主体的、率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骨干成员，后来就被他们自称为“老红卫兵”。
文革开始，“老红卫兵”对宣传传播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冲破革命群众的思想禁区，动员群群众投入文革运动，先后成立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文革运动的历史中，无疑起了第一推力的先锋作用。
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运动得到了亿万革命群众热烈响应支持的局面下，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党内的文革反对者，亦在审时度势，大都并不是公开抗拒，而是顺势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通过争取掌控与影响文革运动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引导他们将文革运动的斗争目标，偏离毛主席文革运动是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一些干部与他们的子弟经常用这样的办法参与和扭曲文革。1966年7月底，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工作组大多依靠支持各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或“革干子弟”为头，以“革干子弟”为骨干，先后成立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以继续掌控文革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工作组的路线。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支持红卫兵后，大批狂热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即被引向社会，对着“地、富、反、坏、右、资”等所谓的“黑六类”，乱抄家，乱打滥杀。对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要求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道理，完全不予注意；“十六条”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政策亦置之不顾，而是以暴力在北京制造他们的“红色恐怖”。
这些“老红卫兵”的种种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同时我们也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指控一些红卫兵的暴行。我拿了这些群众来信与记者的反映材料，去给江青汇报。江青告诉我，她也从其他途径知道了这方面的严重情况。
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大家对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的暴力行为，对他们的种种暴行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总理对他们这些胡乱打人的行为同样是坚决反对的。在会上，总理和江青让我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卫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起去。
我带着解放军战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那里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做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我一到那里，在那里的头头们都已经知道我要过去了，他们确实是消息灵通，早都聚在门口等着我们了。起先有几个人还想上来阻止我进去，但马上就被跟我去的解放军战士制止了。战士们说，这是中央首长，你们谁不服从指令，我们奉命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一下，他们就不做声了，他们到处乱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别人抓起来。我叫他们把所有关着门的小房间都打开，我进去一看，真是惨无人道，里面被非法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在墙面上还有用活人身上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在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我赶忙让战士过去夺下了她手上的钢鞭。我上前问她，你为什么要打她？她说，她是坏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说，胡闹，哪怕她是个妓女，你也没有权力这样打地。我要解放军战士马上把这个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伤的人都送去医院，把其他所有被关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没收，结果装了满満的好几筐。
当时我还看到有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的人在一起，我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所以我又去了那里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看到我，紧张得不得了。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派出所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他说，是的。他们是按照市里的指示才这样做的。我问他，是市里的什么人给你们指示的？他说，听说是市里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派出所的一个同志还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也看不惯这些所调的“老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叫火葬场来车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烧掉了。査都没法査。
回来后我就向谢富治说了这事。谢富治说，这絶不是公安部的指示，是北京市自已布置下去的。万里当时是北京市负责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他们根本没有向公安部报告过此事，估计是“首都工作组”给他们下的命令。谢富治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之一。我间他，如果是“首都工作组”下的命令，那你也应该知道啊。谢富治说，那里全是军队的人说了算，他在那里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谢富治不同意他们乱抓人、乱抄家、乱打、乱杀，认为他们这种做法与历来的做法都不一样，都在瞎搞。可那些人都根本不听他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去多管他们的事，连开会都很少去参加。
我把没收的刑具直接带回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当场就向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汇报，所有看到这些东西的人都非常震惊和愤怒。起先江青看到我带去的这些血迹斑斑的刑具，就喊了起来，你带这些东西来干什么，拿下去。她这个人是见不得血的。不过她很快就说：他们这么做，不是想给文革抹黑吗？她的政治敏感性确实很强。叶群也明确表示林彪从来是反对打人的。可陈伯达这时却在一边说，革命嘛，总是会伴随着血腥味的。还引证说，这是高尔基说的。他还学着江青以前批评我的话，说我是不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没经过革命风浪，书呆子。所以9月以后我们继续去取缔这时已由这些“老红卫兵''为主体组成的“西纠”、“东纠”那些关人打人据点的时候，有时会叫上陈伯达一起去。他到现场去一看，那些残酷的场面使他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以后他反对“西纠”的“老红卫兵”暴行的时候比我还起动。
1966年的8月下句，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他们在大兴县的好几个公社里，把一些地富反坏右都抓起来拷打、审问。还以防止“阶级报复”为由进行斩草除根，把他们的妻室、子女，有些还是小孩子也集中起来。许多人当场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没死的，都被驱赶到一个大坑里，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去大兴。可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我们问当地的干部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都是些红卫兵模样的人来指挥当地的一些基干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调“红卫兵”的年龄都偏大了，看着不像是学生。而且他们说，在他们来之前，市里还有人打电话来作了关照 所以大兴县公安部门的人给提供了户籍材料，有的也有当地的警察带路。
那时候，康生的孙女张力在大兴县当团委干部，她是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那里的。王力认识她，我们就打电话叫她过来。张力告诉我们，事先确实是接到了上面的指示的。但具体是那个上级，她也不太清楚，因为别人对她进行了封锁，不跟她讲，开会也不让她参加。她说，她当时也没法出来说话，不然别人就会指责她阶级立场有问题。她还告诉我们，这件事，不止是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公社都这么干的。
我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凌晨四点多了。回来后我马上给我熟识的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了电话，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我们也向陈伯达作了汇报。陈伯达开始还不把它当回事，只说你们处理得对。我们对陈伯达说，你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我们只是个组员。出了这种事，如果主席追究起来，你的责任就大了。我说，这事你要出来讲话的，否则你将来是要负历史的责任的。他一听也吓坏了，第二天，他就出面讲了话，强烈地指责了这种法西斯暴行。
在亲自到现场调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后，我跟陈伯达说，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不然的话，还会出大事的。陈伯达让我来写。于是我去找了关锋和王力一起商量。关锋看问题比较尖鋭，他说，这事恐怕是有人在背后搞破坏，故意用打人、杀人来制造混乱。我说，可现在我们还找不到是谁在背后故意搞破坏的直接证据。关锋比我沉着，他说，我们不能光写打人的事情，我们得先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成绩，说一下红卫兵怎样意气风发 怎样破四旧立四新，做了很多工作。先写这一些，然后再说这里面也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一些所谓的“老红卫兵”等随意打人，甚至杀人的问题。而且他们是盲目地打人、杀人。同时在我们报告中也提到了抄家的问题。随便什么人，戴个红卫兵的袖章就可以去抄家，这怎么行呢？
在这个报告里，我们还特别提到了万里。因为从我们自己下去所了解到的，还有文革“快报组”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打人、 设人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万里等人从市里给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万里本来是彭真领导的北京旧市委的人，可他并没有随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为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我们把万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红卫兵”组织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单。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的情况在报告中写上了。
在这个报告的最后，关锋还提出，有些人是故意在破坏文革运动，他们是在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用打、砸、抢、抓、杀、 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
我们的报告是1966年8月26日写好，先送给陈伯达、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陈伯达就在上面签了名，上报给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主席把它批给了林彪、总理、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此外不知道是为什么，主席还特意把它批给了薄一波。为什么主席批给薄一波？这个问题我问过陈伯达。他说，主席有很多渠道了解运动情况，不仅万里卷进了这些事情，薄一渡也卷进去了。我又问，万里是彭真信任的人，应该是靠边了，为什么还在工作？陈伯达说，刘少奇、邓小平都信任万里，新市委恐怕仍在用他。
接着，8月29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席亲自找了总理、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去他那里开会。在会上，我们把“老红卫兵”的组织乱抓人、乱打人、乱抄家、乱杀人的事都具体地作了汇报。特别谈了在大兴县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这样布置过。谢富治也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毛主席郑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用文斗，不能用武斗。在不久前中央发布的“十六条”里就有这话（这话也是主席加的，但在文件里没有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会上决定由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的题目就引用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发表在了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以后，“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了。
接着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开会研究讨论，关锋把这些“老红卫兵”等组织的活动总结为是刘、邓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它实质上是刘、邓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关锋在理论上的确是有高度的。王力也很慷慨激昂他拍着桌子路它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文化革命的羊头，卖的是刘、邓路线的狗肉）。我则说他们实际上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股异己的力量。
在我和王力赶去大兴县的路上，我们看到在那里房屋的墙上，到处都涂上了红色的油漆，还有许多用红布拉出来的横幅标语，还到处树立着密密麻麻的红旗。我们间当地的干部，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在搞“红海洋”。这也是上面有人布置下来的。我跟王力说，这样搞法，如果再在全国一推广，那得浪费多少油漆和布料啊，而且这都是要让老百姓自已掏钱的 这不是又要增加群众的负担了吗？这种做法完全是形式主义，一点意思都没有。后来看到更多报告材料，“红海洋”在全国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我们就此事专门又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提到了下面有人大搞“红海洋”的事。主席对这类事非常重视，专门对此作出了批示，还让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制止搞“红海洋”。
3．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文革运动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与动向，周总理都是随时了解与掌握的。我去调查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是周总理也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决定的。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等等违反“十六条”规定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政策的现象，中央文革、毛主席都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制止的态度，周总理也是完全支持和拥护的。
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集中的中学。四中的高中学生孔丹，父母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对孔丹的情况也很了解与熟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孔丹作为中学生的唯一代表，被安排列席会议。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由孔丹、 陈小鲁等人适时牵头发起，在8月25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随后又有“东纠”、“海纠”成立。孔丹他们自认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他们要站出来执行政策，制止武门，维护秩序，要来纠察其它的红卫兵组织。“西纠”成立的时机与活动是与当时中央文车正在调査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毛主席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批示相呼应的。
西纠”发出的“通令”和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立场是以保护他们的“父辈老干部”的安全与秩序为出发点的，因而很快发展为对抗造反派红卫兵反对刘、邓路线对其追害的造反行动。孔丹组织领导了“西纠”队伍，阻挠、驱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上千师生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造反派师生到国防科委上访请愿，并为此与他们发生肢体冲突。
“西纠”造反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他们常以暴力手段来执行他们的任务，维护秩序”，军用皮带、钢鞭等是他们的惯用的打人工具。对他们所认定的斗争对象，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暴行，并将八万多所谓“黑六类”家庭赶出了北京。为此祸及这类家庭的子女以及反对他们这种行为一切干部、群众和红卫兵。他们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红色恐怖万岁！”以“西纠”为代表的、“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体的所谓“老红卫兵”，当时就已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民愤，到了“闻素、国”色变的程度。
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发表后，我们继续检査与执行制止暴力行为。这时的“老红卫兵”大多为“西纠”、“东纠”、“海纠”成员了。他们以“西纠”等名义，更狂热地私设“监狱”、“劳改营”，关押拷打他们随意认定的“敌人”、“坏人”。我和陈伯达、王力、关锋就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中学等“西纠''、“东纠”等组织活动猖獗的地方，一个一个地去进行取缔、关闭他们私设的“监牢”与“劳改营”，收缴凶器。我们去的时候，都有卫戍区军车开道，带着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去的。在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面前，那些“西纠”、“东纠”等组织的成员不敢作任何反抗。经过我们的坚决行动，北京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的歪风，基本被制止下来。
时至今天，“西纠”的许多成员竟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高唱赞歌，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有功，而对“西纠”与“老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却认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但他们同时又把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破坏行为归咎于毛主席的发动文革，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4．批判反动的“血统论”
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北京的中学流传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鬼见愁”。这是一个充满封建统治阶级“血统论”色彩的东西。它一出来就在学生中引起了一场范围很广的大辩论。
江青和陈伯达都去讲了话，否定了这个对联。当时他们还是想从思想工作入手，提出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这里所说的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是个含糊命题，可是连这个说法，那些人也都不接受。其实，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掌权，他们首先就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在工作组的时候，他们大都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工作组被撤走了，他们就要由自己来掌权了。然而这和文革的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官僚特权，你现在反而想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么他们仍然会变着法地镇压造反群众。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是所谓的“狗崽子”。即使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的学生，也不在他们的眼里的。
这些人当时大都还只是15、6岁的小孩子。有些话，都是他们的老子不敢讲，而由他们出来讲的。对这一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围绕这个对联的辩论中，出了一个人物，叫谭力夫。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能说会道。他又是贴大字报，又是到处发表演说，大肆鼓吹那套“血统论”。谭力夫的讲话得到了一些人的大力支持，他的讲话被迅速印发到了全国各地，农村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其传播的速度要比“中央文件”都要快。一些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委员。这说明当时在他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谭力夫的父亲过去在最高检察院当领导，原来是康生的部下。 所以康生就来跟我和关锋讲，看能不能把谭力夫给争取过来。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因为康生来打了招呼，我们也不打算怎么为难他，1966年11月，我们决定把言谭力夫找来谈话，想给他请一些道理。
我和关锋把他叫了来，就在中南海西门的接待室里跟他谈话。 他开始还以为我们挺重视他，所以上来就跟我们说了一大堆“血统论”的“真理性”。我打断他说，你这是在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知道吗？他一看情况不对，就争辩说我这是在给他扣大帽子，他说毛主席也没说他不对。我说江青同志传达的那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父母英雄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这个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他听了说：“江青改的对；联也是对的，两个对联可以并存。”我们就叫他回家去，好好地“闭门思过”。我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至于他后来怎么被抓起来的，我真的不清楚。
5．批判“出身论”
就在批判谭力夫的反动的“血统论”的过程中，北京有个年青工人叫遇罗克，他提出了一个“出身论”与“血统论”相对抗。这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讨论分析过遇罗克的观点，认为他完全否定了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和阶级分析的必要性，这就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了。毛主席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当时就决定由我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做了一个公开的讲话，批评遇罗克的观点。1967年4月，我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遇罗克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并可能因之而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当时只是对他的思想认识进行了批判，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人身限制。他后来被公安部门逮捕又被处以死刑，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在他被捕之前，我自己也早已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了。遇罗克的妹妹和国内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叫我交代遇罗克被迫害致死的经过，我实在无法交代。
当时是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的时期，所以类似像遇罗克这样发表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的人很多。在我们收到的大量的群众来信中，反映各种观点的都有，但对一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尽管是很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我一般都采取存而不报的方针，不作处理。那时有个叫陈里宁的，他确实是很早就反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八大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后来受到了迫害，被送进精神病院，所以当时有人根据病例和陈的笔记整理了新“狂人日记”。我当时是支持他的。但后来有人说，这个陈里宁对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并借此事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弄清问题，我只好叫小组办事组把他的事情交给公安部调査处理。
那时有群众在讨论“一分为二”观点时。有人提出：对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一分为二。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普遍真理，怎么可以一分为二呢？但也有人认为可以。结果后者被说成是攻击“毛泽东思想”。有些人还因受到群众检举而被公安部门抓了起来。不少人写信把这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我看了信之后，就去问陈伯达，他不表态；我又去问张春桥，他说这是个理论问题，一下子很难说清楚。我说，可不可以问问主席？他说，这个事也不好去问主席，你让主席怎么说。可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毕竟已经牵涉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了，你说人家这是反毛泽东思想，把人家给抓了起来，这不解决能行吗。我还是要去问问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于是，在一次主席召开的会议上，我就问主席，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普通性真理的东西，是不能一分为二的。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挨了批斗，有人还被公安局抓了起来。主席听了就说：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我昨天讲的话和今天讲的就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当然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谢富治知道了毛主席的态度后，立刻下令把所有因为这个问题而被抓的人全都放了。
6．“联动”的覆亡
1966年9月6日，在我们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在10月开始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 “首都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多数派。
“西纠”、“东纠”和“海纠”的队伍瓦解后，少数的老红卫兵因其父辈许多受到造反派组织的批判、冲击，从切身利益出发不满中央文革对造反派组织的支持，因而进一步走向与中央文革对立，与造反派组织对抗。1966年12月5日这部分“老红卫兵”又联合起来成立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就叫“联动”，发表宣言，要“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为反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毛主席的文革路线，同时继续乱打乱冲。
“首都三司”、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付“联动”是有办法的。他们的人比“联动”的人要多得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好多人围上去。“联动”的人讲又讲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以后再遇上了，也只好采取迴避政策， “联动”不能与“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争斗。可是，他们并不甘心。一次，北航附中的几个“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的时候，被人抓了，并把他们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把这几个人拘留了起来。于是“联动”的人就聚集起来冲公安部。他们把公安部办公室玻璃窗砸了，还把公安部的副部长都打了。
谢富治在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抓“联动”的，这些小家伙许多都是大干部的子弟，抓起来怎么弄呢？谢富治是何等聪明的人物，陈、谢大军说是一个兵团，实际上抵得上一个野战军。谢是这支大军的政委，是陈赓须臾不可少的好兄弟。谢富治办事是非常有经验的，头脑又这样清楚。可最后他还是被“联动”逼上了“梁山”。
“联动”实在太嚣张了，谢富治只能把他们中几个带头的抓起来关着，但在生活上是还给予了优待。可这样一来，“联动”就更不肯罢休了，他们接连几次发动自己的成员去冲击公安部。公安部越让步，他们越闹得厉害。谢富治就来找我商量，怎么弄呢？我说，这事恐怕总理也难办，真要办，那得请示主席和副统帅。但你撇开总理去找主席和林总，又不妥当。我想了半天，给他出了个主意，去找人民群众。 我说，斯大林不是有句名言嘛，“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去依靠‘安泰'（意思就是从群众那里汲取力量）”。你去发动群众啊。他说去哪里发动呢。我说，你先与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联紧，北京的街道干部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现在他们正在批判彭真的北京旧市委，他们充满了革命的热情。
马力和我是朋友，四清时我们在一个工作队，文革开始时我还出面保过他。所以，我打电话和他一说，他马上就把公安部附近街道的队伍组织起来了，他们一下子就动员了好多街道的里弄干部和积极分子来保卫公安部。因为“联动”分子身上都带着匕首等武器，所以那些街道来的老大爷、老大婚也拿着菜刀，擀面杖过来。一来就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那些“联动”分子也都是欺软怕硬的。他不怕警察，知道你警察不能抓他，又不能打他，所以他不怕。可是看到那么多老百姓过来那他们就只有逃了。后来他们也聪明了，知道群众过来要有一段时间，所以就到公安部去冲一下，看看“街道大军”差不多要来了就跑了。那公安部的人也有经验了，看到他们来闹，有的干警就换上了便衣，大叫“老百姓（街道的人）来了，来了”，把他们吓跑了。谢富治挺感谢我，说你这一招果然有效。
“联动”的倒行逆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民愤。12月16日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一次控诉联动的群众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大会是由“首都三司”组织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能参加的人，都出席了这个大会。会上群众揭发和控诉了“联动”的血腥的罪行，群情激奋。江青听了群众的掲发和控诉也非常气愤。地在会上发言的时候就间，究竟是谁在后面支持“联动”无法无天，乱打、乱杀、乱抄家的？这时下面就有人通条子上来，说是国务院的周荣鑫、雍文涛、许明。江青就当场点了周荣兴和雍文涛、许明这些人的名，叫周、雍站起来，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叫周荣鑫、雍文涛坐下去。会议一结束，江青就走了，也没说把他们俩怎样。这时，会议主持人就来问我对他们俩怎么处理，他们俩也都看着我。我说，让他们回家吧。
会后，许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和许明平时很熟，她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也是孔丹的母亲。国务院的群众来信、来访是由她负责的。而我是管党中央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的，所以我们平时在工作上经常有联手，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电话里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让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帮助她去跟江青去说明一下。在电话里她都哭了。她说，她儿子孔丹搞“西纠”的事，具体情况连他父亲孔原都不知道，总理更不知道。她说，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都给予了他们一些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但对他们所干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絶没有在背后指使。希望我能为她说说话。我相信她说的话，所以我对她说，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会为她说话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谢。
和许明通话的当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说，许明给我来电话了，她说她也不知道“西纠”、“联动”所干的那些事。我说，也许地说得是真的。她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还说，等她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请。
可是，在许明与我通话的第二天，总理告诉我们，许明自杀了。当时我的心为之惊动，也很哀伤。因为她工作实在、为人不错。这以后，对于许明的死，总理就再没有提起过。我知道他也是很哀伤的。 对许明为何自般，我想不应该是来自江青那天点名的压力。
文革运动初期，许明一直负责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受资反路线打压的师生，如地院李贵、清华的蒯大富都去那里上访投诉过工作组。 许明当时的态度应是支持维护工作组的。在蒯大富投诉后，传到清华的许明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依赖的。蒯大富在6月21日刘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8月又有支持血统论对联的老红卫兵在接待站批评陈伯达改对联，许明亦未态度鲜明地制止老红卫兵攻击陈伯达的行为。而在9月，孔丹为头的“西纠”，公开对抗反对地院束方红因批判工作组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上国防科委上访请愿的事，是否背后得到许明的支持？这些情况中央文革的简报都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有过态度鲜明的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江青点名会使许明联想到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其座力之大确实是她难以承受的。
7．江青“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
从1966年的年底开始，一些“联动”分子先后被公安部抓了。其中大多数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去的。有个已故将军的儿子，他父亲原来和谢富治是老战友，可是因为他儿子抄写了矛头直指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谢富治也把他关起来了。著名将军陈士渠的儿子也参加了“联动”，也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没有关他，把他交给了军队，让他们去处理。军队把他放回了家。 可陈士渠知道以后，亲自把他儿子送到公安部来。陈士渠是在井冈山时期参加了革命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还表扬他“大义灭亲”。后来董老（董必武）也为他的小儿子董良翻参加“联动”的事，向毛主席写了检讨。主席看了董老的信之后，就让公安部把所有被抓的“联动”统统放了。
在放他们的时候，主席叫总理、江青和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起去接见了他们。江青对他们讲了话，说，你们吃苦了，然后对他们谆谆教诲。当时被关的“联动”分子中的许多人都向江青表示认错。有的还当场喊口号，“感谢江青阿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服气，他们又怕自己的队伍被分化，就在那里唱起了毛主席写的诗，“我失骄杨君失柳”。江青也拿他们也没办法。随后，谢富治宣布了毛主席释放他们的指示，他们就喊毛主席万岁！ 然后就走了。
主席后来就跟江青说了战国时“触龙说赵太后”的典故。毛主席当时还说，如果弄得不好，这些干部子弟将来很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灾难。
毛主席随后又让江青去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将军们作了《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江青在讲话中就说了“触龙说赵太后”中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鼓励老干部要继续革命，也要教育子女继续革命，为人民立新功，不要吃老本。毛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真是炉火纯青，寓意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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