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我所知道的庐山会议的若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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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我所知道的庐山会议的若干情况

1．李井泉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2．彭德怀的“意见书”
3．李锐的掲发交代与庐山会议的转向
4．田家英叫我们从四川连夜撤回北京
5．关于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
6．庐山会议真正的教训

1、李井泉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田家英在庐山会议后告诉我，毛主席把我们送上去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生产真相的报告》看了好几遍，批示将它作为庐山会议的会议文件印发下去。关于我们种试验田的报告主席也认真看了。然后主席就把李井泉找来。毛主席找李井泉谈话时，田家英也在场。主席问李井泉，四川粮食食亩产究竟是多少斤。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说，有些地方一千多斤，有些地方两千多斤，平均是两千斤。主席就问他，那怎么田家英他们小组自己下去种田，才只有五百多斤？主席说着就把我们的报告给李井泉看。李井泉看了报告上写的粮食产后就说，这不可能。他们调查得不对。他们说的这些产量是假的，是受了下面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他说，我都亲自下去看过，的确是两千多斤。李井泉还说，一定是他底下的人因为他们是中央派去的，故意向他们瞒报了产量。田家英当场否认了他的说法。这样，当着主席的面，李井泉就跟田家英争了起来，李井泉说田家英是带着框框下去作调查的，这样做就是否定大跃进。还说田家英是不是故意想要拆他的台。主席就说：你看了他们写的报告，他们这都是自己下去亲自种的，亲自打的，而且还自己亲自去一斤一斤的秤出来的。你下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秤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主席就说，没有，那你怎么就否定人家呢？可李井泉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说法，他说，他要自己派人下去再作一次调查。
　　李井泉在当时的地方领导人中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在省、市领导中，就他和柯庆施两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见过他好多次，他一出来，那是前呼后拥，不得了的。我们的报告其实是说明了他向中央报告的产量是虚假的，这个他如何接受得了，这是牵涉到他政治地位和前途的事。而主席对他说的，看上去就几句话，但其实是分量很重的几句话。而且真正给李井泉打击大的还不是我们所报的粮食产量，而是由他自己树立起来的劳动模范罗世发所说的那些话。
　　李井泉立刻派了四川省的统战部长亲自去找罗世发，核实是不是跟我们说过这些话。平时罗世发去北京或其他地方开会，省里都是由统战部长去通知他的。李井泉就专派了这么一个罗世发最不敢顶撞的领导去找他核实情况。
　　统战部长不敢怠慢，立即带着人下去调查了。后来大丰公社的罗书记和周书记来北京看我的时候，把当时的经过情形告诉了我。统战部长先是去了大丰公社，他们一群人是开着好几辆汽车去的，声势浩大。然后他们又去了我种粮的那个小队，问队里的农民，戚本禹下来种田有没有那回事？产量是不是500多斤？农民告诉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种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称出来的粮食就是500多斤，600斤不到。随后统战部长就去找罗世发，他把我们写的报告念给他听。并不无暗示地说，戚本禹他们向毛主席报告的是不是真实的？戚本禹在报告里说，是你跟他说的，你的亩产最高只有八百多斤。你是真这么说的，还是他们记错了？
　　罗世发可真是了不起啊！他顶住了，他说了真话。罗世发对统战部长说：戚本禹他们没有欺骗毛主席，我是这么跟他讲的，亩产只有八百多斤就是我说的。罗世发当时在全国的农业战线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这一来就把这个亩产万斤粮的谎言给揭穿了，他的这句真话在当时真不知道解救了多少中国的老百姓啊！同时也解救了我。1986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头一个想去看的人就是罗世发。可惜那时他己过世了。我心中一直都默默地在想，后人真应该为他建一座铜像，以纪念这位敢讲真话的伟大的劳动模范。
　　统战部长也实事求是地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跟李井泉报告了。李井泉这才在毛主席面前认了错。
　　后来在“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李井泉还特地到会场上来找我，当面向我道了歉。

2、彭德怀的“意见书”

　　本来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纠正在大跃进中所出现的“左”的错误。毛主席采取的方法是让全党都冷静下来，通过认真的看书、学习和讨论，来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所以一开始，毛主席把这次庐山会议叫做开“神仙会”。毛主席自己就带头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而且还开了个书单给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起来学习，以引导全党一起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事实上，从1958年的秋天开始，毛主席就察觉到在大跃进中所表现出来的过左的错误倾向，并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来加以纠正。为了制止下面的干部对上隐瞒真相，对下逼迫群众讲假话的错误行为。毛主席甚至还用“党内通信”的方式，亲自给全国生产小队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写了一封信。我记得，我们在四川种试验田的时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来，在电话中把主席的信传达给了我们。田家英远亲自通过公社的有线广播，把主席的信念给了农民听。可是田家英的普通话不标准，农民反映说听不清楚。田家英就特地去挑选了一个公社广播台的女播音员来念，那位女播音员朗读得很好，后来田家英还想把她介绍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封信在当时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好多群众就把主席的信当作一个有力的武器，用来抵制上面领导的瞎指挥。但是，也有很多地方都不把主席的信对下面进行传达，封锁了主席的声音。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对李井泉的批评给会议的震动也很大。一些在大跃进中吹的厉害的领导人，像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都感到心虚了，因为他们都虚报过粮食产量。特别是吴芝圃，大跃进的时候他最能吹了，所以在会上都没有人愿意理他，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
　　但是主席对这些在大跃进中犯了左的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要通过读书学习，来提高他们的认识，让他们从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更好地工作。而不是要把他们都打下去。不但如此，主席还肯定了他们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毛主席说了：放假卫星当然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能把假卫星变成了真的卫星，那不就好了么。即使对在大跃进中说了很多过头话的刘少奇，邓小平，主席也没有对他们提出严厉的批评。只是说刘少奇说“共产主义”是“言不及义”。他让陈伯达他们专门编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书，供全党学习，以使全党真正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
　　可是一些在大跃进中反对搞“浮夸风”的，或者因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受到批评，甚至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这时候心里还是觉得愤愤不平。其实，这些人的力量也是挺大的，但就是没有人出来领头。像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在大跃进时，因为他没有怎么吹，被说成是插“白旗”的；而他临近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却靠着虚报粮食产量，是到处插了“红旗”的。可是到后来湖北的粮食出现了紧张，却开口要去向湖南借粮了。与田家英被派去四川农村作调查的同时，毛主席还派了陈伯达去福建，派了胡乔木去江苏的农村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两个都因批评当地领导搞浮夸、说假话而受到了当地领导的抵制和排斥，搞得很不愉快。然而这些人当中如果没有人出来挑头的话，那他们也只能在心里面觉得不满，发发牢骚而己。
　　就是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一通发言，就把那些对大跃进有意见的人都汇集起来了。彭德怀当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是很高的。虽然他不是政治局常委，但因为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使他的威望一下子升得很高。他在开庐山会议之前去苏联和东欧访问，赫鲁晓夫就把他称作是“国际英雄”，并且用接待元首的礼仪破格接待了他。可能当时在党内，除了毛主席，其他的人没有一个是在他的眼里的。而那个时候，毛主席已宣布退居二线，刘少奇刚当上国家主席不久。彭德怀又是主持军队工作的人。而且取代了粟裕当了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又是和他从“平江起义”开始就在一起的，关系特别好。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的表现就显得更加微妙了。后来毛主席中央常委会上当着面对彭德怀说，有很多同志担心，我死了以后，没有人能管得住你。这句话确是实话，并非虚言。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得到许多人的拥护和响应。但会议本来还是按照原定的议程，准备在通过相关决议以后闭幕。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看了信，就把信作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给了大会。
　　即便像彭德怀后来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信主要是针对着刘少奇的。但从信的内容来讲，实际上是埋着很多钉子的。他所用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是在发出进行路线斗争的信号。所以毛主席把它叫做是“下战书”。田家英后来告诉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是张闻天看后建议彭德怀加上去的。
　　在会议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时，张闻天黄克诚及不少同志又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表了支持彭德怀意见的发言，使得会上的分歧与斗争更加尖锐起来了。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中苏之间关系出现的变化。在庐山会议召开前，赫鲁晓夫贸然向中国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核潜艇基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抵制，使得赫鲁晓夫对毛主席大为不满。而彭德怀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却是很暧昧的。彭德怀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把解放军的服装一律改为了苏式的军服。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直是采取敌视和攻击的态度。但他对彭德怀却是大加赞扬，就是在举行庐山会议的期间，赫鲁晓夫正在美国访问，他在美国发表的演讲中也公开地赞扬了彭德怀。而就在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刚回来，苏联就宣布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停止在核领域与中国的合作。这显然是一种向中共施加压力的表示。此外与彭德怀一起去访问苏联的同志向毛主席反映，在访问期间，苏联曾撇开中方的翻译，而与彭德怀单独进行了会谈。这明显是不正常的。
　　庐山会议期间还有一件陈毅汇报的事。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期间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去见陈毅，并要求与他个别谈话，陈毅就把秘书都叫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司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一听，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苏共领导人是一直想分化中共上层，想支持反对派把毛主席搞掉的。后来贺龙访苏时，也企图策反贺龙，说他们一个元帅就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可以把毛主席搞掉。贺龙当场发脾气，并报告总理。总理立即向苏方提出抗议，不再出席会议，回国了。彭德怀后来被指责为“里通外国”，应该是事出有因的。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说，别的人都可以平反，就是彭德怀不能平反，因为彭德怀“里通外国”。文革运动中，我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阐述的主要思想就是批判珍妃对光绪皇帝说出的主张：借助外国人的力量八国联军，帮助光绪皇帝废掉慈禧，重掌政权。这种思想，也是现在国内一些人的想法。到今天我愈加理解了毛主席为什么这么重视对《清宫秘史》的批判。毛主席对外部势力时时企图寻找机会干涉中国内政是异常警惕的。
　　田家英后来还告诉我，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厄运，还与李锐在山上的表现有着很大的关系。

3、李锐的揭发交代与庐山会议的转向

　　庐山会议结束后，在会议期间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林克，告诉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庐山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岗的警卫战士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就是等他们这些人都进了屋子以后，就把屋子里面的灯都关上了，别人还以为里面没有人。等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人又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面走出来了。警卫战士把这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他们几点关的灯、几点开的灯、都有什么人进去、出来等等，都做了详细的值班记录。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不仅是公安部长，而且他还是中央的“防止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负责人。罗瑞卿看到了值班战士的记录，也觉得很奇怪。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前面的一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那些人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走出来。走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李锐。李锐这个人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却是老往后面看的。大概就跟小说里说的司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恰好同从小树林里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这一下就把李锐给吓坏了。以为他们的事情都已经被罗瑞卿发现了。
　　李锐就一个人连夜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见主席。见到主席以后，他把他们在一起开会所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在李锐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时候，林克都在场。
　　主席听了李锐的坦白交代以后，就马上找来罗瑞卿问了情况。然后就又把周小舟、周惠等人找来谈话。李锐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谈话，生怕他们说的要比他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补充的交代和揭发。把他们在一起说的，什么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等等的话都说了出来。李锐甚至还揭发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听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所以当李锐说他们是裴多菲倶乐部时，毛主席说，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是军事俱乐部。
　　前些年，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惠写的回忆录里，第一次把这件事说了出来。周惠所写的情况和当时林克跟我说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李锐所揭发和交代出来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一听，原来彭德怀他们不只是对大跃进中所发生的一些错误有意见，而是把矛头针对着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的。彭德怀是国防部长，黄克诚是总参谋长，问题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
　　会议马上从克服大跃进中的错误，转到了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这样一来，庐山会议就彻底转向了。不仅彭德怀等领头的几个人受到了批判。连田家英也在小组会上受到了批判。

4、田家英叫我们从四川连夜撤回北京

　　那还是在庐山会议期间，我还在四川农村。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秉忱在电话里对我说：国庆节快要到了，你们赶紧收拾一下马上回北京来参加筹备工作。而且还有别的重要任务，你们一天也不能耽搁，马上启程回北京。我说，这么急，火车票都不好买，怎么办？他说，你们说是中央的，还买不到火车票？我告诉他，火车站人挤人，票真的很难买。他说，那你们就坐软卧回来，坐软卧的钱就从他的工资里拿出来给我们。因为我当时只是个科长，按规定是不能坐软卧的。
　　我放下电话就马上通知了逄先知、李学谦。那时骆文惠己回她的四川老家探亲去了。然后我就连忙收拾行李，到公社要他们帮我把行李运到火车站。在火车站碰到了逄先知。李学谦却没能来得及过来，她说，最快也只得要明天才能走。我们也不能等她了。我们赶了当晚的火车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才知道原来是庐山出事了。陈秉忱告诉我，田家英打电话来，说他在庐山挨了批判。他怕你们继续留在四川，也会挨斗。所以叫你们赶紧撤回来。果然，后来大丰公社的周书记和罗书记到北京来看我也对我说过，幸好你们走得快，否则，庐山会议的精神一下来那你也是右倾了，你恐怕就走不了。像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记者就挨了整。罗书记和周书记都挨了斗，说他们是跟着田家英搞右倾的。可是后来也斗不下去了，因为我在那里种试验田，周书记、罗书记都没有直接参与。我去找罗世发谈话，周书记也就是带个路。最后是让周书记为给我带路的事写了检查。
　　田家英从庐山会议回到北京之后，就在我面前连声地大骂李锐，说他是小人，小人，卑鄙无耻的小人。胡乔木也说，李锐怎么可以把我们在私下里聊天所说的话，都断章取义地说出去呢。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宣布从此与李锐断绝往来。
　　李锐有记笔记的习惯，陈伯达一直担心李锐把他说过的话都记在笔记上。在文革的时候，他叫我去抄李锐的家，把他的笔记本抄出来。我说，由中央文革组织人去抄李锐的家怕不大合适。后来他就让叶群布置吴法宪，派人去抄了李锐的家。陈伯达拿到李锐的笔记本后，当即就把它撕得粉碎。

5、关于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

　　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这是为什么呢，主席让田家英带着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调查粮食产量，也让陈伯达，胡乔木下去搞调查了。他们一下去调查，就会发现问题，就要把真实情况汇报给主席。这就都要和地方领导发生冲突。田家英是因为把我在四川做的调查报告给了主席，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浮夸，使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评，从而得罪了“西南王”李井泉。李井泉那时当然会想：你田家英来四川调查，我对你那么好，什么会都请你参加，奉你若上宾，本来四川是工作上的模范，向国家交了多少粮，结果你一个调查报告，把四川说成是搞假的，这不是在主席那里捅我一刀吗？李井泉是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打击的。可想而知，这件事之后，李井泉对田家英的态度会怎样。田家英还骂了王任重搞浮夸风，当时各路诸侯中，李井泉，王任重是最厉害的，柯庆施也算一个。三个大诸侯，田家英得罪了两个，所以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胡乔木也是，他在湖南也是到处批评指责人家，日子当然也一样不好过。陈伯达在福建，也都是因为类似原因而不受地方领导欢迎的。他们这三个人拿李井泉、王任重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的，在彭德怀站出来挂帅反对李井泉他们，向浮夸派发起批判的时候，就都很自然地跑到彭德怀一边去了，但对于彭德怀的本意可能是并不知道的。
　　他们在“小会议”上到底说过毛主席哪些坏话，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当时，李井泉说田家英骂毛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田家英听到就很吃惊，他以为是李井泉瞎说，就问他“你怎么知道？”还辩白说“我没有”。李井泉就说是李锐说的。田家英这才知道李锐把什么都坦白了。李锐后来改口：“是我讲错了，不是田家英说的，是我说的”。李锐是看到情形不对了，想把事情都承担下来，但这时候谁也不相信他了。
　　说“铁托杀了许多反对他的人”，说“毛主席还不如斯大林，是和铁托是一样专制”。这个话应该是有的，因为有好几个材料相互印证，但到底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现在已经无法搞清楚了。其实主席没有杀过一个反对他的人，连王明这样的也没有杀。有人造谣说王明吃了药，遭人毒害，一大堆医生出来证明说那是胡说八道。张国焘看不起主席，张国焘要走人，主席连他的女儿也不为难，也送出去。张国焘要回来，主席也同意，只要他做一个检讨就可以，张国焘检讨也不愿意，就没有回来。所以，王明都骂说主席厉害。主席历来主张，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这方面，主席是最开明的，历史上也无人可比，怎么能把他和铁托相提并论？
　　田家英恨死李锐了，从庐山回来后，在我的面前大骂李锐是“小人、小人，无耻的小人”；说李锐上窜下跳，小会上讲的最多，却把什么都推给别人；说李锐向主席坦白，不讲他自己的，专讲别人的，还乱咬人，诬告。李锐说田家英在什么地方当面给主席说过“主席百年以后会留下骂名”这样的话。但是，就我对田家英的了解，田家英是绝对不敢这样讲的。他平时见了主席很害怕，很谨慎，哪来的胆量讲这样的话？李锐的这个话不可信。田家英和李锐一起背后骂主席，田家英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什么时候离开主席，就死给主席看。他这是发牢骚，发不指名的牢骚。陈伯达也恨李锐，说他当叛徙。胡乔木也骂李锐，因为李锐把他也出卖了。
　　前几年，周惠把李锐当年的表现都讲出来了，李锐反驳周惠。我可以作证，当时田家英他们都认为李锐这个人是小人。那些骂主席的话私下讲讲，就好比是对领导有意见，也就算了，大家都一样的。他到主席那里去坦白，就变性质了。我们是不敢讲的，事实上我们对主席很尊重，也不曾那样讲的。毛主席后来批判彭德怀，引用他们小组会上的几句话，有些不是彭德怀讲的，而是张闻天说的。张闻天在里面起的作用很大。据他们后来自己说，谁在小组会上讲话、讲什么、怎么讲，都是张闻天事先和他们打好招呼的。他们还说开会关灯是因为怕热。
　　不管他们三个到底说了什么，主席也没有让田家英写检查，也没把胡乔木、陈伯达如何。各个省市对他们三个攻击得很厉害，主席就说“他们都是我们的秀才”，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其实，当时根本不是这几个人的事。彭德怀军队里是有支持的，这几个大秘书和彭德怀搞在一起，要不把他们和彭德怀分开，就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当年曹操官渡之战后，从袁绍那里收缴了很多图书文册，其中有一部分是曹操军中和许都的人给袁绍的私密书信，是一些动摇分子在两军胜负未见分晓的时候，拉关系、留后路、甚至接洽投降的见证。就在那些写信人忐忑不安的时候，曹操出人意料把这些书信全部当众焚烧了，曹营军心、政心顿时安定。主席丝毫不输曹操，一句话就让几大秘书的事情过去了，那才是斗争的艺术、团结的艺术。所以，在庐山会议后，田家英回来给我们作报告，传达庐山会议指示精神，批判彭德怀就很激烈。那个报告记录我现在还有的。他说彭德怀怎么怎么反党，怎么怎么野心家，必须要把彭德怀打倒，要在党内批判。他讲得比主席在文革中说刘少奇的大字报还厉害。
　　应该遭到严重处理的是李锐，主席把李锐看透了，说他是蒋干。蒋干为曹操服务，被周瑜利用。主席的意思是说李锐是彭德怀派来的，结果给看穿了。这是听林克说的。主席连对李锐的处理都是宽大的，他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没有把李锐列入“军事俱乐部”里，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只给一个党内处分。主席一贯是这样，你坦白了，汇报了，承认错误了，他就从宽了。主席要是把李锐和彭德怀一样处理，那李锐就严重了。刘少奇说，他又不是中央委员，算不了什么。其实，不是中央委员，却是一个起了很坏作用的核心人物，有那么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也该严重处理。现在攻击毛主席最厉害的，而且篡改庐山会议事实真相最起劲的，居然也是这个李锐。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6、庐山会议真正的教训

　　庐山会议后，党内就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原来因为在大跃进中搞“浮夸风”、虚报产量而受到批评的一些人，这个时候也起劲地反起右来了。结果不但是一些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受到了批判，而且一些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正确意见的同志，也被说成是同情彭德怀的观点而受到了打击。当时胡乔木总结出了一句话，犯左的错误总比犯右的错误好。因为前者只是个方法问题，而后者则是立场问题。这在党内流行一时。
　　然而，实际上由大跃进时期搞的“共产风”，“浮夸风”所产生的一些严重后果，在1959年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了。由“虚报粮食产量”而导致的“高征购”使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断了粮。中央那时就已经在想方设法向断粮的地区回调粮食了。而所谓的“共产风”，搞“一平二调”也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紧接着连续三年的在全国大范围的自然灾害使得情况更加糟糕了。而苏联又在这个时候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并要中国向它归还因抗美援朝而向它所借的债务。全国进入了困难时期。
　　有好些人把所出现的困难的主要原因，说成是因为批判了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的背景的。试想，如果当时不批判彭德怀，而是完全采纳彭德怀的意见，那将会出现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恐怕党就会分裂，全国也将要陷入到一片混乱中去了。
　　把彭德怀说成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代表，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就说了，你彭德怀所提出的“意见”，有哪一点是超过了我们当时已经在进行着的对“左”的错误的纠正和批评呢？一点都没有。彭德怀只不过是要利用这些在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来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是，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的时候，也确实把“左”的错误的批判掩盖过去了，甚至是把“左”的错误说成正确的东西，使得这些错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造成了进一步的危害。这正是毛主席后来在文革的时候所讲的，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而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多次地重复地出现的。
　　1962年我在秘书室主编《群众反映》的时候，就曾根据当时群众来信中所反映的意见，整理了一个报告。报告的主题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事实上是严重干扰了党对在大跃进时所犯的“左”的错误的批评和纠正。所以彭德怀对后来出现的困难局面是负有很大的责任的。报告是给周总理的。总理看了以后，同意我在报告中说的意见，把我整理的报告批发了下去。在我现在还保留着的我的“日记残页”中，还记载着这件事情。只是报告的原文后来被抄走后就不知下落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大跃进期间带头搞“左”的东西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也是最起劲的人，到后来却渐渐地改变腔调了。他们把通过各种方法把彭德怀塑造成了一个“大义懔然”，“为民请命”的悲情人物。现在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毛主席的头上，作为否定毛主席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有关“庐山会议”的文章和书籍也不计其数了，可悲的是，其中大多数的文章和书籍，都是置历史事实和真实文献于不顾，竟然是把那个在庐山上有着拙劣表现的李锐的所谓的笔记当作了最权威的依据。
　　还有一个流行很广的传说是来自杨尚昆的日记，他说毛主席在让彭德怀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是在你这里。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毛主席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场合说过类似意思的话。而在彭德怀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主席曾经和他说过这个话。而且那个时侯，毛主席已经下定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了，正在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了，所以我认为是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我当时听到传达的是，主席对彭德怀说，我当初反对你是真心实意的，现在支持你出来工作也同样是真心实意的。这个话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所釆取的一贯的态度和做法的。它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和胆魄。这是其他的人所学不来的。
　　看来，虽然都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了，但在“庐山会议”这件历史事件上却还一直是云遮雾罩的，相信后代的历史学家是一定会还“庐山会议”真面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