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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工人
——1905年5月1日在面包工人联合会上的演说
〔秘鲁〕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
（1848—1918）秘鲁诗人、散文家。生于利马。他的作品具有批判的突出特点，抨击西班牙殖民主义传统，鼓吹反教权主义，并反对把印第安人看做劣等种族。他最初翻译席勒和海涅的诗，翻译德国哲学家的论著；后来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早期诗作。秘鲁在对智利的战争中打了败仗，他在讲演中一面鼓吹民族主义，一面也攻击造成这一失败的秘鲁独裁者。他在著作中谴责各种社会弊端和政治腐败现象。
《知识分子与工人》（1905年）这篇对面包工人工会的讲演，表明了他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关系、对群众运动中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对权利和义务的看法。《活页集》（1894年）是他最早的散文集，形象地记述了他所喜爱的维吉尔、雨果等作家的传记，令人耳目一新。他去世后，拉丁美洲的一些知名的作家和学者，都表示受过他的巨大影响。
一
先生们：
我们先把一位诗人的诗句的意思翻译出来，请诸位不要笑。“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大自然在阳光下打盹儿，犹如一位妇人在她情人的抚摩下酥软了。
“小伙子在驱赶着耕牛，气喘吁吁，汗如雨下；突然他站住了，对一位唱着歌儿走来的青年说道：
“——你真有福气！哼着曲儿过日子。可我呢，从日出到日落，忙着犁地种麦，累得要死。
“嗨，农夫，你错了！——青年诗人答道。——咱俩同样都在干活儿，彼此彼此；因为你是在大地上播种，我是在人们的心坎儿上播种。你的劳动和我的劳动都同样果实累累：麦粒儿滋养躯体，诗人的歌娱乐、滋养灵魂。”
这首诗告诉我们，在田野播种麦子和在脑海中传播思想都是做好事。从事脑力劳动的思想家同用双手劳动的工人之间，坐办公室的人同车间里的人之间是没有高低等级差别的，他们不应该分道扬镳、视为仇人，而应团结无间。
话又得说回来，难道存在完完全全的脑力劳动和彻彻底底的体力劳动吗？铁匠打锁，泥瓦匠在墙上抹灰浆，排字工人排字，木匠做家具，矿工挖矿，以至于和泥的工人，干活都要动脑筋思索。只有一种劳动是盲目、刻板的：机器的劳动。无论人在哪里干体力活，就少不了头脑的作用。所谓脑力劳动却相反：除了从事想象和思考的头脑紧张劳累以外，操作器官还会有肌肤的劳苦。画师运用画笔，雕刻师手拿錾刀，乐师弹奏乐器，写作者拿笔，他们都会感到劳累、疲乏，甚至连演说者讲话也劳累、疲乏。还有什么比祈祷和打坐更为刻板的呢？然而教士也会因跪拜和胳膊伸作十字状而力竭。
人类建造的工程由于我们人类付出了体力和精力而得以存在。某些铁路线上，每根枕木等于一条人命。我们在那些铁路上旅行时，应该想到，我们的车厢是在横卧于一系列尸体上的铁轨上行走；在参观博物馆和图书馆时也应该想到，我们是在穿越一种由不仅凝聚着作者的思想而且凝聚着他们生命的图画、塑像、书籍所组成的墓地。
你们（我们只是在向面包工人讲话）致力于和面、发酵、烧旺炉火。与此同时，很多不是做面包的人也在绞尽脑汁、挥动笔杆为实现雄伟的梦想而奋斗。他们就是记者。凌晨，油墨未干而又诱人的报纸出版时，香气扑鼻而馋人的面包也出炉了。此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是谁睡得舒坦呢？记者还是面包师？
当然罗，报纸是许多人的百科全书，它细水长流地提供知识，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它是无书者所拥有的书，是几乎没有文化或不愿看书者阅读的书。那么面包呢？它是营养或生命的象征，它不代表幸福，然而没有它便没有幸福。家里没有它，就黑暗笼罩，产生不和；它一来，就带来光明和安宁；儿童欣喜地迎接它，老人以满意的微笑迎接它。对肮脏、罪孽的肉类表示厌恶的素食者称颂它具有健身复元的功效。百万富翁在餐桌上可以不需要纯净的饮用水，却不能用别的东西代替面包，更不能拒面包于餐桌之外。无论在富商巨贾的府邸还是在乞丐穷汉的破窝里，面包都占头等重要的地位。古老的神话说，王后们亲自动手烤制面包，赐给饥饿的朝圣者；如今是庶民百姓做面包，在俄国老百性把面包作为殷勤待客的标态，献给御驾亲临镇上的沙皇们。尼古拉二世及其后辈暴君们却如此这般说：对此类进献应报之以鞭子、马刀和子弹。
如果记者炫耀他自己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他：肚子挨饿，就动不了脑筋；眼睛可以不看书，肚子却不能不吃饭。
二
我们主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或联合，但并不是企图让知识分子冒充工人的监护者或向导。我们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尚的思想，产生于等级制度：东方各大帝国就有人自以为有思考之权，而广大群众则只能长大了干活。
知识分子起启蒙作用，但不能充当向导。在大的社会危机中躯体执行头脑的思想时尤其如此。诚然，目下发动群众造反的思想来自思想家或隐士。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正义来自智慧，因为无知者既不认识自己的权利，也不认识别人的权利，以为宇宙规律归结为强权。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人类往往像牲口一般忍耐，受苦，却一声不吭。突然所有忍耐者听到了伟大的言论，便像虫子在黑暗的森林中朝阳光蜂拥扑去一般，纷纷奔向那救星。
思想家们最大的失误是，他们以为只有他们自己最正确，全世界必须按照他们规定的路走，走到他们嘱咐去的地方。革命来自上面，而行动来自下面。底层的被压迫者在表层光明的照耀下看到了正义，便奋起争取它，他们不会中途停顿，也不会为后果而却步。温和派和理论家们在考虑发展的形式、孜孜于方式方法的细枝末节时，广大群众把问题简化，把问题从朦胧的高度拉下来，置于实践之中。他们是学亚历山大大帝[1]的榜样：快刀斩乱麻。
一个革命者追求什么呢？影响群众，发动他们，唤醒他们，使他们行动起来。但结果是，人民一旦从沉睡中醒来，就不满足于起始的运动，而是发挥他们的潜力，继续前进，直到超出运动的推动者们所预期的范围。那些原以为在推动一堆毫无生气的东西的人，却遇上了一个生气勃勃、充满主动性的机体，遇上了渴望发光的另一些头脑，遇上了另一些想实现其法则的意志。这就产生了历史上很普遍的现象：发动革命的人貌似大胆、先进，而在火热的斗争中或在胜利的时刻却胆小、后退。路德[2]就是这样，当他看到他的学说引起法国农民暴动时，就吓得退缩了；法国革命者也是这样，他们相互残杀，因为他们中有的人继续前进，而另一些人却不愿前进或想后退了。几乎所有的革命者和改革者都像孩子：看到被他们呼喊出来的怪物，就瑟瑟发抖。有人说，人类在踏上征途时，先杀死自己的领路人；其实，人类倒不是以杀人祭祀开始征程的，但往往以处决人告终，因为朋友成为仇人，推动者变成了障碍。
所有成功了的革命都倾向于变成强权统治，所有取得了成功的革命者都会堕落为保守者。有什么样的思想在执行中不走样呢？有什么样的改革者在执政中不丧失威信呢？那些人（特指政治家们）说了不兑现，现实与老百姓的幻想不符。一场革命从它胜利之日起就开始丧失威信，而败坏革命声誉的正是那些头头。
革命一经发动，真正的革命者本应该步步紧跟。但是，要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修正自己，抛弃旧信念，吸收新信念；然而那些以未来的使者、终极真理的揭示者自命的人，在精神上对此总是很反感。由于我们老以为自己是青年，是新事物的宣告者，不愿意承认后来者因为在山上多爬了一步而看得更远，因而我们不知不觉地衰老了，不知不觉地落后了。我们几乎都是在绕着当做摇篮的棺材生活，或者是在成虫时就死了，既没有作茧也没有变成蛾子。我们就像那些水手，他们在大西洋上对哥伦布说：“咱们不要继续航行吧，因为那边什么东西也没有。”然而那边有美洲。
在谈知识分子与工人时，我们岔到革命问题上去了。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是在街垒烈火中飘扬的旗帜下思考，在我们的周围是那些迟早会发出争取社会权利的呼声的人，我们是在讲5月1日，这一天无愧为革命者盛大的节日。不光这里庆祝这个盛大节日，所有文明世界都在庆祝；这就向我们表明，人类不再为次要的问题骚动了，而是要求根本的变革。谁也不再希望议会中会产生穷人的幸福，也不再希望政府会撒下食物去填饱所有人的肚皮。议会办公室只有制定例外的法律，规定财产越少的人纳税越多；政府机器不是为国家谋利，而是为统治集团谋利。
政治是不足以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的，承认了这一点，关于政府形式和统治者的论战和斗争就退居次要地位，说得准确点，就消失了。然而社会问题，这个大问题依然存在，无产阶级将通过惟一有效的手段——革命——才能加以解决。但不是那种推翻总统或沙皇、变共和制为君主制或变专制制度为代议制政府的局部地方的革命，而是一场世界革命，是那种取消国界和民族、号召人类收回地球上一切财富及利益的革命。
三
在结束讲话之前，如果有必要把我们一整套思想总结成几句话，如果我们应该选一个正确指导我们坎坷的一生的光明标志，那我们就说：我们应该做公正的人。对人类要公正，对我们的人民要公正，对我们的家庭要公正，对我们自己也要公正，为我们的同类选择和品味其应享的一份幸福而做出贡献，同时也不放弃追求和享受我们自己的幸福。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真正属于他的部分；让我们把地球上属于我们的那份财产给我们自己吧。我们生到世上来了，就有了活下去的责任，这个责任给了我们以索取的权利，不仅索取必需的，而且索取舒适和愉快。可以把人生比做航海。如果地球是一艘船，我们就是旅客，我们要尽可能坐头等舱，获得新鲜的空气、良好的寝舱和良好的食物；而不甘心留在底舱，呼吸污浊的空气，睡在因潮湿而腐烂的木板上，吃那些享尽口福的人扔下的残羹剩饭。食品富足吗？那好，大家各取所需。食品短缺吗？那好，从船长到最低级的水手每人一份分而食之。
实行不必要的忍让和牺牲，是对我们自己不公正。当然，人类由于英雄们的忘我牺牲而迈上正义之路。那些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普通人，那些以仁爱之活水浇灌利己主义荒滩的普通人，比帝王将相更值得名垂青史而活在广大群众的心里。如果人能成仙，他就会不惜牺牲地去成仙。但是，牺牲必须是自愿的。权势者要老百姓牺牲而上天堂，而他们自己则占有整个地球，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该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取来，因为权势者们很难心甘情愿地给我们。每年8月4日[3]这一天，不过是走走过场：贵族们每放弃一个特权，马上要回两个；教士们今天不收什一税，明天就既要什一税又要实物税。古代罗马人挑选最具意义的东西作为财产所有权的象征：一支长矛。对这个象征必须这样解释：占有一件物品，不是靠正义，而是靠实力；占有者不讲什么道理，而是用刀枪刺杀；财产所有者的心具有铁的两种品质：坚硬和冰冷。据懂得希伯莱语的人说，该隐[4]的意思是第一个财产所有者。如果19 世纪的一位社会主义者把该隐看做世界上第一个财产的非法占有者和杀害兄弟的人，并因此而得出一个骇人的结论——财产即谋杀，那我们也不必对此感到奇怪。
那么好，如果有人动刀动枪不讲道理，别人该怎么办？既然不能否认各国有权起义推翻其恶劣政府，当然也应该给予人类以同样的权利来摆脱其无情的剥削者。这种给予在今天已形成普遍的信仰：理论上说，革命已经发动起来了，因为谁也不否认当今社会制度的不公道，谁都承认有必要为改善无产者的生活条件而实行改革（不是还有天主教社会主义吗？）。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没有斗争和流血，因为那些承认争取社会权益为合法的人，在涉及他们自己的利害时就寸土不让；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巧取豪夺。
然而很多人没有看到或佯装没有看到现代社会底层所发生的运动。对宗教信仰之泯灭，对爱国热忱之减退，对无产者之间不分种族、国别的团结，他们不以为意。他们听到了远方的呼叫，却不明白那是饥民们奋起争取面包的呼声；他们感到土地在震动，却不明白那是革命行进的步伐；他们在充满腐尸臭味的空气中呼吸，却不知道是他们自己和所有资产阶级世界在散发着腐尸气味。
明天，当无产者前仆后继地冲击旧社会城墙时，掠夺者和压迫者们将感到，对他们进行殊死决战的时刻到了。他们将动用军队，但是士兵们会成为起义者；他们将呼天喊地，但是他们的神仙将不闻不问。于是他们将逃进城堡和宫殿，以为有人会从什么地方救援他们。他们见救援不到，到处汹涌的却是起义浪潮，便面面相觑，顾影自怜（他们从不可怜别人），将一再惊慌地说：这是洪水猛兽！但是由无数声音汇成的一个雷鸣般的声音将答道：我们不是洪水猛兽，我们是正义的洪流。
（刘玉树 译）
来源：《拉丁美洲散文选》（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
[1] 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 ) ，马其顿国王，作战勇敢果断，曾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
[2] 马丁·路德（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创始人。
[3] 可能当时在秘鲁是个做慈善事情的日子。
[4] 基督教《圣经》中人物，曾杀害他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