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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台朗诵的十年
〔德〕埃利希·魏纳特
〔来源〕《世界文学》1959年第3期 总第69期；译者：德三
我怎样成为朗诵诗人
朗诵诗人这个名字既不美，也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诗人兼诵读者”这个名称比较明确，但是我觉得很容易使人想到文学晚会。
如果诗人具有创造性的朗诵才能，他总是他的诗歌的最好的解释者。只有他自己才能了解他的无法写出的内心的旋律。朗诵诗人比只用书面语言表达感情的诗人所起的作用更为强烈；朗诵诗人把平面的幻灯似的书面语言提高到生动活泼充满活力的朗诵语言。
1920年冬天我过着一种寂寞的生活。我在一所工艺美术学校教书，并且从事科学研究。1918年和1919年发生的事件虽然使我一度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德国工人忍受摧残蹂躏的冷漠态度——至少当时我这样觉得——几乎使我失去了对于巨大革命高潮的希望。这种悲观主义使我趋向中立，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在社交中我接触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当我看到他们懦怯的傲慢和欺骗故态复萌时，我感到憎恨。工人阶级的血迹还没有干，他们又公开地戴着反动派的徽章聚集起来了，我真想把这种爱国主义的外衣直到内裤全部剥下来，让全世界嘲笑他们。我作了几首诗，嘲笑了他们。有一首我还能记得（这大概是这类诗里的第一首），在诗中我刻划了一个与“血统和土地”[1]密切结合的中学教师。那首诗叫作《学究》；诗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是这样的：
在洮白河畔的卢登堡，
坐着一位学究；
他感觉的，是洁净，
他所想的，是系统。
他把严肃的黄油面包，
悠然自得地浸入杯中。
然后坐着四等列车，
奔向古德意志的黎明。 |
我在一些朋友面前朗读了这首诗。他们说，这首诗应该公开发表或当众朗诵。但是该怎么办呢？我和报社没有关系，我写了不少这样的诗，都放在抽屉里。我总希望能够公开朗诵这些诗，用这样的方式有助于嘲讽反动的败类。
我偶然得知，在莱比锡有一个政治兼文学性的小型歌舞剧场开业了。我就到莱比锡去，在“蒸馏器”（指小剧场）初次登台表演，效果还不错，我立即被长期聘用。几个月后我有了一群听众。但是这个小型歌舞剧场由于迎合市侩们的趣味而变质成为一个假激进的文学交易所。我就离开了。
此外，在莱比锡有几次机会，在无产阶级集会前进行朗诵。反应并不大。毫不奇怪，因为我讲的还是一种对工人陌生的语言。
1922年我听说，有人希望我到柏林一个小型文学歌舞剧场去表演。我就到柏林去。表演的地方是聚集着通货膨胀时期下流文人的阴暗的咖啡馆。虽然如此，我还是登台表演了。不久歌舞剧场的性质有了改变。伴舞的男子消失了，一些左倾激进派的观众出现了。舞台变成了政治讲坛。当我们认为完全征服了这个地方时，老板就禁止我登台朗诵。
在这个小型歌舞剧场我也认识了《红旗》[2]的编辑们。有一个编辑说：“你为什么不给《红旗》写一些象你在这里所朗诵的诗呢？”
“我对于写诗兴趣不大，”我回答他：“倒是更喜欢在群众的集会上进行朗诵!”
我手边什么也没有。但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给《红旗》写了一些诗。
起初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请我给他们的晚会朗诵。我在那里朗诵的诗中，也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例如描写1924年五一节的诗《有一次在五月》是以下边的一节结束的：
再一度举起庄严的火炬吧！
国防军也在旁边奏着音乐。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转身逃跑，
将来有一次在五月！ |
工人们大声喝采，工贼们也跟着笑。他们好象以为这种嘲骂是小剧场里诗人的一种特权，此外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后果。
可是他们此后请我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们一定感到有点不对头。最后一次是在一次晚会上，大厅里的人热烈地欢迎我朗诵《共和国旗手》这首诗。这是一首讽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诗。内容是这样的：
谁若指望着敌人的同情
讲话就不会太尖锐。
尽管战术上的冲淡，
还是大量地留下了思想的渣滓。
这足够维持日常的生活……。
纵使钢铁的老爷爷，
由于疏忽曲解宪法——
天啊，总统也会犯点错误[3]。
何况人们要尊敬老人
再加上对于客观的爱好。
他们的光头天天挨打，
可是他们的政策不会错误。
他们曾经把影子抛出
自己安分地躲在影子里
如今影子一天比一天长。
这是老兵的政策。
旗帜倒了，只要士兵站着。
他们用棉花裹着战戟，
用黑纱蒙着帽徽，
讲究战术，神气活现地走向毁灭。 |
我朗诵完，全场雷动。但此后他们再也不请我了。只有社会主义工人青年联盟还有几次设法请我，直到他们碰了钉子为止。
但是1924年我和共产党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当时皮斯卡托[4]和其他几个人创造了“红色杂剧”这种新的宣传形式。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我们每天晚上在大柏林另一个大厅里演出。在演出休息时，我就利用这个空隙，跳上舞台朗诵起来。我朗诵过一首诗：《这些我们不要忘记》，它的最后一节（攻击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是这样的：
他们在内阁里
垂涎民族的荣誉。
将军们和股东们
到处践踏你的自由！
他们鼓着大肚皮，
把大礼帽高高隆起，
一面哇哇乱叫！
一面祈祷上帝！
他们见机行事，
游玩作乐大吃大喝！
但是人家却把你扔进牢里！
这些我们不要忘记！
|
这个朗诵引起了热烈的反应。这时我才感到我施展了我的才能。在以后一次演出中，当我那首反对新战争的诗《人民站起来》的结尾的几句：
为什么不呢，将军老爷！
下一次我们也会来的！
可是我们的自由步枪，
那时一定目标明确地
向后射去！向后射去！ |
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时，我明白了我现在和将来该走哪条路。
不久所有的革命组织都请我去朗诵。
党开始肯定了这种朗诵的吸引观众的作用，后来也肯定了它的宣传和鼓动作用。我的朗诵最后成为许多群众大会的组成部分。
因为有人表达了愿望，只在集会上听我朗诵一刻钟或半小时不能满足，所以组织上就决定举行由我一个人演出的晚会，这就产生了所谓“魏纳特晚会”的形式。
1925年秋天我结束了第一次单独的旅行演出，那是在下西里西亚各处。成绩不错，虽然我感到我的朗诵，特别是我的讽刺，不象在柏林那样很好地被人了解。原因可能是由于这种宣传形式在柏林以外的地区还是很新颖和生疏的；其次，对省区地方理解力较差的人来说，我的语言还不够朴素和通俗。于是我就边演边学：第一，讲与无产阶级的用语接近的话（这一点也不意味着庸俗化）；第二，不断地把时常活跃在工人群众心中的现实的主题加以形象化。
当时我从我的无产阶级听众那儿学到的，比他们从我这儿学到的要多得多，这是我以后才特别明确的。我养成这种习惯，在朗诵时注意观察朗诵诗中个别章节所引起的反应。假如我在一个自以为会有特别效果的地方没有得到响应，那末我就知道：你说得不合适。于是我就改进。就这样，有一些诗多次反复朗诵之后，完全改了样。有时也出现这种情况，我干脆放弃了前次晚会上朗诵失败的某一部分，而用临时想到的几句诗补上。这些临时想到的诗句往往比那些仔细推敲的发生更大的效果，这就成了最后的定稿。
平常我很少有时间把我的诗写下来。一旦发生政治事件，就尽可能在当天晚上的朗诵诗中反映。我们把对于阶级敌人的措施的分析越快地带到大会上去，我们就更多地防止了意见中的混乱不清。要使我们的意见为群众所理解，我觉得诗，特别是讽剌兼分析的诗，比报告更具有一定的优点。诗能够用简短的形式表达当天的气氛，能够一目了然地简洁地描写主题，毫不含混地描写最主要的政治内容。这个优点对于那些很少受过政治训练的听众更为重要。朗诵时我尽可能以简单热情的话感动群众，并且我迅速地感动了他们。在陌生的地方，我不了解群众的理解水平，他们开始时的猜疑、冷淡的态度使我生怕达成不欢而散的结果，但我能够常常用三言两语就和听众接上了头，这很快地使他们和我一样热烈起来。在结束时我很少不是离开一个热情洋溢的大厅。
对于我的演出的约请越来越多。我常常有几星期之久在旅途中，纵横交错地从一个方言区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言区。有时很累人；比方说，我在但泽的一个晚会上演出，结朿后也不睡觉，马上乘夜班快车，为了第二天晚上准时到达莱茵区，然后，又马上从这儿乘夜班车，以便下一天晚上在上西里西亚演出。这样，近十年来我在台上出现运远超过了两千次；影响的范围从不来梅到克拉根浮尔特，从格莱魏茨到杜塞尔多夫，从琉瑟恩到但译。我尝到许多艰苦；但是它们被幸福的感觉所驱走，这种感觉鼓舞我，因为我感到处处都留下一些生动的力量，它使那些动摇的人积极起来。
自然，我的演出绝大部分是在大柏林进行的。在这儿我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是空闲的。有些日子我一天要在两个、三个、四个大会上演出，在特殊情况下，如五一、前线红色战士集会等等，甚至一天达到十二次之多。我在只有二十个听众的公开的支部会议上演出跟在几万人的群众大会上一样高兴。
对听众的影响
关于听众，我总是希望最好不是由具有阶级觉悟的同志组成的听众，因为那些强壮的人并不需要我的说教而产生力量。我感到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是深入到我们的宣传一向不易达到的那些社会阶层。
从许多我的报告完全出乎意外地发生影响的场合中，我只想举出一个例子：在萨尔斯堡——一个天主教的大资产阶级的城市，党组织为我的演出租用了一个疗养院大厅。我们期待着的几乎是一个空空的大厅，因为那儿只有少数几个党员同志。可是八点钟的时候大厅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我是多么惊讶啊。那儿混杂着无产者、农民、市民和公开敌对分子。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来捣乱的，或者是来破坏会场的。但结果是，终场时的喝采最后竟转变为兴奋激昂的群众示威，并且有二十七个听众主动申请加入奥地利共产党。
有一次在讨论会上提出了这样的异议，人们不必浪费这样多的精力去说服非无产阶级的人士。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意见。除了那些顽固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死敌之外，没有人会坏到使我们不能对他做工作。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同盟者。
我还记得在一个小城市里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警官带着一百多个警察占据了会场。演出的主持人对这种措施非常气愤，并且打算要求这批警察撤走。我对他说，这样做不好，我倒是很有兴趣让他们留在这里。我们不应当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警察中间做合法的鼓动。我使我的朗诵特别适合于警察的情况，很快地我就看到，我在警察中有怎样聚精会神的听众。但是我从他们脸上所看到的，警官也已本能地看出来了；他吆喝了一下，这批警察不得不离开会场。我看出，他们是多么不愿意这样做啊。
类似这次和警察打交道的事我经历过不少。甚至有几次是这样的，在没人注意的瞬间，警察们握着我的手说：“红色战线”[5]。
对阶级敌人的影响
如果说我给下边这一段以相当大的篇幅，详细地叙述国家这套镇压机器是怎样广泛地开动，来对付我的活动，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表明正确地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推翻统治阶级的斗争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敌人越是采取了根据现存法律都不能为他们辩解的报复手段，他们也就更能使我们确信，我们有足够的办法使他们惊慌失措。随着德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很快我也就或了警察当局特别注意监视的对象。
我第一次跟法庭打交道是在1927年；那是由于一首诗描写了“汉堡”巡洋舰的啤酒旅行，据说是这首诗侮辱了海军，于是我被判了罪。但这件事还不算有计划的迫害。
从1929年起，治安委员赛弗林[6]完全投靠资产阶级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那时就开始了阴谋和迫害。这种迫害一直继续到1933年，几乎全是社会民主党的国家干部干的，他们对这些事特别热心尽职，我不知道，这事是否出于偶然。
这些先生们还没有什么法律上的理由，干脆封住我的嘴或者把我禁闭起来。因此他们企图借助于他们的刑事官员，给我加上任何一个违法的罪名。狗腿子们紧紧跟踪着我，执行他们的任务。我于是经常接到警察总署政治部的找我谈活的通知。那儿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收到一些胡说八道的情报，说我曾发表过充满血腥味的演说。我想举其中一事为例。“您被控告了，”刑事警官向我吼叫着，“在安德力亚大厅的集会上，您讲过这样的话：‘崔基伯尔应该杀头，凯蔡辛斯基[7]并应该绞死，把他挂到柏林最大的钟里，用来敲钟’”，我不知道，还有些什么。这些奉命唯谨的狗腿子热衷于讨得欢心，以他们警察的幻想，搞得有些太过分。大半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次跟其他许多次一样，根本不能起诉。这种审问只落得当场出丑；因为没有一个听过我讲演的人，认为我曾说过这样的话。
因为所有的迫害都没有达到使我畏惧或屈服的目的，他们就企图采用更强硬的手段。
我曾为工人文化传播处灌了一套唱片，其中有《红色消防员》，一首无产阶级的圣诞节诗《新星》和一首保卫苏联的诗《秘密的进军》。就因为这三首诗，在1931年秋天，我突然被控告。
《新星》这首诗因为下面这几段而遭到攻击：
市民坐在蜡烛旁
布置得真正舒服。
牧师在教堂里
讲说伯利恒的星星。
按着基督徒的老习惯，
这市民今天没有怨恨。
他满怀人类之爱
鼓起肚皮在唱：
静静的夜，神圣的夜！
随后跟着是对唱：
在庭院的上空、寒冷的夜里，
静静地、缓缓地
一颗明亮的新星升起了。
它高悬在穷人的窗外
放出血红的光芒。
它的五角远远照耀着
贫穷、饥饿和黑暗。
它普照大地，
凡是穷孩子降生的地方。
对我们不是一个救世主降生了，
而是千百万个救世主在世界各地。
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出黑暗。
红星照耀在他们前面。
从此不再有富翁、饕餮者，
也不再有饥饿的人！
从此那虔诚的欺骗
永远完蛋！
从此爆发出镰刀和锤子的赞美诗，
光明颂：
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
这里他们控告我亵渎上帝，藐视教会和挑拨阶级仇恨。
在《红色消防员》这首诗里，检察官发现了如下的“罪状”：挑拨阶级仇恨，煽动暴行，号召纵火、爆破及谋杀。
最后第三首诗：《秘密的进军》揭穿了世界反苏战争的准备活动，检察官认为这首诗的最后的重叠句又是挑拨阶级仇恨和号召武装暴动的，重叠句是这样的：
工人们，农民们，拿起枪来！
把枪紧紧地握在手里！
打倒法西斯的匪军！
让全世界燃起熊熊烈火！
把你们胜利的红旗
插上每一个堡垒，每一座工厂！
让社会主义的世界共和国
从上次战争的灰烬里诞生！ |
在审讯时检察官发表了一番充满了仇恨的演说。他指出了这类“煽动文学”对公共秩序和国家生存所具有的危险性，可惜过去估计得过低了；如果说是有些东西适合于在“被煽动”的群众中制造必定会产生暴乱的情绪，那么就是这样的诗。关于这些个别的“罪状”，他所建议的惩罚，总起来是要我坐一年多监狱。
可是他很遗憾，法庭不得不免予起诉。因为搞清楚了，唱片和印刷品一样看待[8]，因此这全部事件是过时无效了。检察当局本来应该在半年前就进行这一工作。想用合法方式有一个时期摆脱开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煽动者”的希望是落空了。但是正在这时——那是1931年的秋天——公布要大量举办魏纳特晚会，于是各地的警察局长就企图用狡猾的手段，对我进行审查。柏林的凯蔡辛斯基首先开始这样做；只有在我事先把所有要朗诵的诗歌手稿给他审查的条件下，他才允许我在群众大会上朗诵。几天以后，莱比锡属于社会民主党的警察局长也提出了同样的无理要求。我让人对这些先生们说，就是在紧急条例中也没有预先审查这样的规定，我根本就不想把诗稿交给他们。不经审查，晚会被批准了；这次愚蠢的威吓阴谋失败了。在耶那、哥尼斯堡、伊尔滨等地他们都玩弄了同样的手段。我拒绝，但这次他们禁止我举行晚会。我猜想他们是得到了普鲁士内政部的支持。我并不是随随便便这样说，下面的事实将证明，我这样说不是没有理由的。
那就是这时柏林的总署开始向我发动进攻。在那些不属于政治集会范畴的文娱晚会、联欢会和杂剧演出中，都不允许我以一个发言者的身份出现。这种会是否被批准就以这个条件而定。
为了保证我不在任何情况、任何地点私自活动，大柏林每一次集会，每一次群众大会，哪怕是最小的会，都事先接到已经印好了的指示：“不允许作家魏纳特出席或发言，也不许参加讨论。如有违反，立即解散。”
但是由于我还能随处滑过那个铁栅栏，于是有一天下菩提树大街[9]的小独裁者便作出一个普遍的规定：他禁止我在全普鲁士朗诵！这就是说：他们违反一切根据宪法的和成文的法律（这些先生们经常抱怨别人破坏宪法）专门为我制定了一个特别法，这法律后来除了对我以外，没有对任何人使用过，因此它被称为魏纳特法。这个特别法从来没有宣布过；当局也从未通知过我本人说有这么一种法律存在。他们又采用了一种巧妙手段：尽管紧急条例可以有各种解释，一般地并不禁止我朗诵，当然个别情况例外。于是每次个别演出他们都加以禁止。所有的普鲁士的即使是最小的警察局也都被通知到了。
但是这还不够。他们还想出一个特别卑鄙的主意：先是允许我举行晚会，让同志们进行几天之久的宣传，也让我先到有关的地方去，以便在开演前一小时宣布禁演法令。七点钟在布累斯劳，有一个警官等着我，当我要走进大厅时，他通知我，我的演出批准刚刚撤消了，并且说，禁止任何另一个朗诵者朗诵我的诗，否则都有被捕的可能。这是个新的花招。我问他这是谁安排的，他回答，这是柏林来的电报。现在我当然知道这股风是从哪里吹来的。
紧接着禁演的铁栅栏的每一个洞都给堵住了；这种“临机应变”的禁令延续了整整七个月。
他们封住了我的嘴；但是却不能在所有的地方禁止别人朗诵我的诗。所以此后不再宣布“埃利希·魏纳特朗诵”，而是说“朗诵埃利希·魏纳特诗歌”。我坐在台上桌子旁边，由一个演员同志或者是我的妻子朗诵我的诗，我们以这种方式和禁令作斗争。一个短时期很顺利，因为他们当然不能禁止所有的朗诵者朗诵。可是最后他们干脆禁止朗诵我的诗。朗诵的同志们在这里又找到了一个办法。他们宣布：无名氏的诗！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大厅里欢腾起来，警察也无法干涉。
这种无耻的禁令传闻到了国外。罗曼·罗兰和其他一些人提出抗议。柏林举行了群众抗议大会。德国保卫作家委员会一致要求取消禁令。但是下菩提树大街民主自由的先生们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当党组织在警察总署申诉时，警察方面以如下狼狈不堪的论据为禁令进行辩解：
1．魏纳特被处罚过；
2．他的朗诵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公共的秩序和安全。
我立即给警察总署一个起誓的声明，至少第一个论据是不符合的，因为我没有被处罚过（我虽然被制罪，但是被赦免了）。结果是：凯蔡辛斯基先生（他大半过份热心，没有看到案卷里的赦免文件）通知检察署说我的起誓的声明是假的。等到我把文件交到审讯官以后，才停止了对我的处理。
1932年春天我终于收到凯蔡辛斯基的一封信，内容是他把禁令（也就是普遍的禁令！）取消了，并希望我不再用什么理由提出抗议。这真是个可怜的警察头脑！尽管他阿谀奉迎，不久他自己有理由提出抗议了；在7月20日他就滚蛋了。巴本首相对他不起了。[10]
在共和国继续迅速衰落期间，我的演出活动自然越来越困难。当我朗诵革命诗歌时，经常遭到监视着的官员们的禁止。尽管如此，我还是演出了一百多次，直到1933年2月希特勒上台为止。
1932年秋天对我还提出两次起诉。一次是由于刊登在工人画报上的一首诗，在这首诗里写一头牛保卫战争，其中有这样的一节：
屠夫阶层和牛的阶层
世界上任何时候都有。
他们被创造出来，
是为祖国去屠杀和被屠杀。
一旦屠夫展开他的旗帜，
我们牛必须懂得去死。
上天的意旨是这样，
在天意面前我们牛必须屈膝。
不，我们是自愿地去死！
他们的嘲笑我毫不在意！
我是一头老牌的牛，
并且忠实于我的屠夫！ |
这期工人画报出版后立即被没收了。理由是这首诗“侮辱”了国防军（！），“污蔑”保卫祖国的神圣思想，此外表现了作者一种很“卑劣下流”的思想。
另一个案子是与《毒气进攻之后》这首诗有关。诗是这样开始的：
黎明时起了狂风暴雨，
扫除最后的烟雾。
街道寂静。只有狂风暴雨。
教堂钟楼上的钟声，
还不断地哀祷上帝：
从九天之上，我来了！ |
接着描写了一个死的城市，城市躺满了被毒气毒死的尸体。诗是用这几行结尾的：
当夜幕降临在街道上，
最后嘶哑的幻想渐渐消逝。
钟声还不断地响着：
上帝所作的都是善良！ |
检察署长对我提出控告——你们猜是为了什么？——为了“亵渎”上帝。
幸而这两件“罪行”在1933年2月以前没有提出审理；否则在国家大转变时，我大有可能立刻落入新执政者的手中，被送进莫阿比特监狱。
我庆幸我在2月25日已经出发到瑞士作长期旅行演出去了，因而在国会纵火之夜他们拿着逮捕令敲打我柏林住宅的门时，只是扑了空。
重返前线
我在苏黎士和巴黎流亡了七个月，生活停顿了下来，并与革命鼓动活跃的潮流脱离了。在这段时期内我写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它们缺少血肉，一般的反映代替了热情。原因我是清楚的：同我自己一样，我的作品是连根悬挂在空中；它们缺少养料，我们都失掉了肥沃的土壤，也就是离开了阶级斗争。
1933年10月萨尔区[11]的同志问我是否愿意在那里演出。萨尔矿区的工人都渴望地等待着我。我热情地接受了这个要求。政府委员会准许我演出，但是又刁难我，规定我只能朗诵我作品中与政治无关的一部分。这种限制以后取消了，因为他们也明白，要求我不谈政治就等于让我沉默。
10月1日我到达了萨尔布列克，我听到有人怀疑，在法西斯恐怖政策和居民恐惧的情况下，这次旅行演出是否能得到成功。城市给人一种压抑的印象。城里直到屋顶都插满了卐字旗。小酒馆里传出德意志电台的刺耳的声音。
我必须乘火车到第一个演出的地方去。月台上是醉熏熏的希特勒万岁的咆哮。但是当我站在黑色煤矿区的大厅外面时，是多么出人意外啊！只七点钟大厅就挤满了人。我忽然站在德国无产阶级中间了。“红色战线”的呼声雷动，全场起立，高唱国际歌，这个晚上在爽朗的兴奋中度过。我们彼此了解。我又回到了前线。
第二天晚上，法西斯分子发出了警告。他们在大厅前的街上叫嚣，打破窗玻璃，并在晚会结束后纠集在街上进行袭击。
第三天晚上，警察变得神经过敏，怀有恶意了。在群众离开大厅时，就挑起了冲突。善于扯谎和煽动的希特勒报纸也开始攻击我。只要摘引几段就够了：
“在善意的伪装下，……朗诵诗歌，其中有几首使人不能容忍地谈的是性欲和恋爱问题，不顾在场的儿童竟朗诵出来，……反对今天的德国和它的政府。特别是一首关于尼禄皇帝的谣曲里……有一首诗用恶劣的煽动普遍地污辱了世界大战的士兵……嘲笑宗教……大约有五百个从萨尔区各地招集来的共产主义的党徒占满了大厅（他们的一些大厅就是这样占满的——作者）听众沸腾似的激动……在这里表现出来，有两个监察官员……受到大约五十个共产党员的胁迫……停止这个著名的工人诗人在萨尔区活动。”
这种煽动并没有失去对政府委员会的作用，这个政府委员会听任警察机关处理，是否允许我继续举行晚会。这正合乎法西斯官厅的胃口。他们当然要禁止。大厅前面聚集着激动的人群。政府进行了干涉，晚会又被批准了。
纳粹匪徒们于是企图使用暴力。在一个离德国边界不远的地方，他们得到从德国来的伙伴们的支持，纠集起来了。属于纳粹党的市长在十一点就让人把所有的路灯熄掉，显然是为了便于他们活动。当他们看到前线红色战士联盟的同志们警惕地放夜哨时，狗褪子们在天快亮时就偷偷地溜走了。
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他们靠近边境的一个根据地，他们企图进行一次突然袭击。在前线红色战士联盟的同志们从附近赶来保护之前，他们就占领了大厅和厅的周围。除了不引人注意地溜出大厅，到附近一个同志家里之外，我别无办法。通信员带来消息说，匪徒们占领了所有的要道和车站。在这天夜里要离开这个地方是不再可能了，但是他们所想的并没有成功。
在另一个已经挤满了八百人的大厅里，我正在朗诵的时候，突然有一群袭击的队伍叮叮当当地穿过大厅，并把我从台上带走。同志们给市长打通了电话；才搞清楚这些家伙是自作主张地出来行动的。
有些地方，法西斯分子占领了大厅，并且大声吵闹；有些地方，他们剌破了我们的汽车轮胎；在另一些地方，刑事检察官向检察署恶毒地控告我。以及诸如此类。
不管一切暴力和所有的反对，我仍然能够在萨尔区举行了六十次晚会。
自从国家社会党的希望破灭，尤其是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成以来，我们的文学鼓动在动摇和失败的人民阶层中获得了阵地。
为了枪杀反法西斯战士，褐衫队的头子把一些实弹手抢交给萨尔区的可怜的走狗，萨尔区所有的司法机关也把那些被收买的凶手们宣告无罪。但是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在成长着，将来有一天会箝制住这些狂暴的疯人。
一旦德国上空发出伟大的信号，我们将从最前线的战壕里，把革命高潮的旗帜带到我们流完了血的祖国的饥饿的阵地上。我们将重新站在台上！在红色柏林的中心！
1934年
（原载德国论坛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锤与笔》）
作家小传
艾利希·魏纳特（Erich Weinart）是20世纪德国进步诗坛上的伟大诗人之一，他的不平凡的一生是在无数次接连不断的战斗中度过的。魏纳特是共产党员，他的坚定的党性原则充分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他的诗不仅富有革命性、战斗性，形式也十分完美。由于魏纳特艺术创作上的独特成就，在德国他被公认接近人民的诗人，也是最热情的反法西斯战士。
魏纳特于1890年生在马格德堡，父亲是工程师。他幼年曾在一家机器厂当徒工，后因喜爱艺术和文学，进了马格德堡高等艺术学院，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入伍，因而看清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战后，他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24年入党。魏纳特在做党的宣传工作时，体会到朗诵是极有力的斗争武器，他经常写政治诗，并在群众集会上朗诵，因此被称为“朗诵诗人”。1930年魏纳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艾利希·魏纳特发言了》。1931年他去苏联访间回国后即遭受当局的迫害，不得不逃亡国外，可是他并未中止反对法西斯统治的斗争。1937年魏纳特参加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因受重伤而在野战病院休养，这时他开始写作散文、诗歌集《同志们》，直到1952年才写完。这本书揭露了德意法西斯侵略者和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的美、英、法统治阶级共同扼杀西班牙人民共和国的罪行，并描写了国际民主力量进行的英勇的反法西斯斗争。魏纳特曾因《同志们》和另一本散文集《斯大林格勒回忆录》获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印发的1952年度国家奖金一等奖。
魏纳特离开西班牙战场不久又参加了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在卫国战争期间他也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写出了大量诗体和散文体的传单。他的主要诗集《反对真正的敌人》和《告德国士兵》等就是这时期写成的。1943年，魏纳特当选为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主席，领导德国人民的反希特勒斗争。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魏纳特立即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并以高度的热情参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建工作。他在担任国民教育总署副署长这个繁重职务的同时，还不断地写作新诗歌和论文。1946年魏纳特患了重病，好几年一直卧床不起，在1953年逝世。魏纳特虽在病中，仍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工作着，整理出版了自己的许多作品，如：《世界史第二章》、《夜间呼声》、《插曲》和《同志们》等。
[1] “血统和土地”是当时德国沙文主义者、尤其是纳粹党所提出的口号。
[2] 当时德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3] 这里指的是当时总统兴登堡。
[4] 艾尔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德国戏剧家、导演。
[5] 当时徳国共产党党员见面时的敬礼。
[6]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曾担任过魏玛共和国的内政部长。
[7] 崔基伯尔和凯蔡辛斯基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先后担任过柏林的警察局长。
[8] 当时法律规定，如果要对违法的印刷品的作者进行起诉，以一年为限，过时无效。
[9] 下菩提树大街是柏林一条著名的街道，当时有许多政府机关设在这条街上。
[10] 巴本首相是一个更为反动的人物，他上台后，把凯蔡辛斯基革职了。
[11] 当时萨尔区由国际眹盟设立的一个委员会统治，纳粹政权还没有达到那里，但是纳粹的势力已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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