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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美国的无产阶级小说
〔美〕新泽西罗特格斯大学 芭芭拉·弗雷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何卫华 谢海燕 译
在美国文学史中，“无产阶级小说”这个名称用来指的是从1929年到1941年间写出的一百多部小说。冷战期间以及这之后几十年间，无产阶级小说被宣告在美学上已经完全破产，应被抛进文学史的垃圾箱之中。再后来，以后结构主义为理论支撑的对宏大叙事的憎恶，再加上身份政治，一直主导着学术界对“性别、种族和阶级”等问题的研究，这些左翼文本于是越来越被边缘化。因此，当前对无产阶级小说，更准确地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复兴感兴趣的学者们就得从头做起，首要的任务就是得从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上来厘清这一概念。
美国无产阶级小说的兴起与其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当时文学圈外发生着三件相互联系的大事：大萧条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红色苏联的出现及其对资本主义的巨大冲击；还有美国共产党（CPUSA）的发展壮大，先是通过约翰·里德俱乐部（John Reed Clubs），以及后来的美国作家同盟（League of American Writers）和美国作家代表大会（American Writers Congress）所召开的规模宏大的会议，这些事件对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很有必要注意这之前的文学文本和流派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是在它们的作用之下，无产阶级小说才有可能出现，有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后来的一些无产阶级作家对这些文本和流派的引征。在同样关注着压迫和抵抗的奴隶文学中，这些作品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叙述者的情感和政治历程使得他们最后都成长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主人公。这包括很多被称作自然主义的作品，如斯蒂芬·克兰（Stephen Crane）的《街头女郎玛琪》（1893）、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的《大路》（1891）、弗兰克· 诺里斯( Frank Norris）的《麦克提格》（1899），在对阶级社会中贫穷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这些作品表达出了一种悲观的命定论。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政治乌托邦以及恶托邦（dystopia），在爱德华· 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2001—1887》（1888）以及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铁蹄》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它们描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的美好幻境，同时也反映了这些梦想幻灭而招致的惨重代价。20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小说，如欧内斯特·普尔（Ernest Poole）的《海港》（1915），以及最为出名的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丛林》（1906），反映出阶级斗争的前线和中心移置到了工业化城市。《国际共产主义评论》和当时的《群众》为具有阶级意识的作品和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文化批判提供了论坛。
激进运动在1919年达到了高潮，尽管之后很快平息下来，但极大地鼓舞了很多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的政治意识。杂志如《解放者》以及后来取代它的《工人月刊》，继续着《群众》的未竟事业。非美激进主义的主要报纸包括《使者》和《改革者》，它们表明二战后的黑人不仅在文化上激进，同时在政治上也具有革命性。这类小说包括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巴比特》（1922）以及西奥多·德莱塞的《美国悲剧》（1925），在关注讽刺和心理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同时，强调了资本主义物化是使其主人公异化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些关于移民的小说，如塞缪尔·奥尼茨（Saniuel ornitz）的《腰，腹，颚》（1923），阿齐亚·叶齐尔斯卡（Anzia Yezierska）的《提供面包的人》（1925），在描述追求虚假美国梦的故事中，总是带有强烈的怀疑论倾向。哈莱姆文艺复兴发生于20年代，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包括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不是没有笑声》（1930），克劳德·麦凯( Claude McKay）的《班卓琴》（1929），以及吉恩·图玛（Jean Toomer）的实验小说《手杖》（1923），这些都被看做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奠基文本，强有力地控诉了种族暴力和阶级不平等。随后十年中，作家和知识分子越来越注意到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对于他们来说，兴旺繁荣的20年代压根就没有过。1927年，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与巴托洛梅奥·范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被处决，这对很多激进主义作家来说更是火上浇油，这其中就包括约翰·多斯·帕索斯，他被看做最为重要的无产阶级小说家。
强调同过去作品和传统的联系并非是出于义务，非得仪式性地回顾一下文学史，也不是要去质疑将无产阶级小说视为成熟于某个独特时期的独特类型的适宜性，而只是想要表明无产阶级小说不可能被搁置于时间真空之中。“自然主义”以及“哈莱姆文艺复兴”这些范畴从某些角度来说，作用不容低估，但它们忽视了经济和政治因素，并且武断地进行时期划分，这样就掩盖了贯穿于美国文学史中的一根“红线”，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 lle Hicks）在他1933年修订的文学史《伟大的传统》中强调了这一点。此外，显而易见，一些无产阶级小说家认为他们的作品和这些先前的文本和传统的路线是一致的。阿纳·邦特蒙普斯(Arna Bontcmps）的《黑色的雷霆》（1936）就是以保存在菲斯克大学的史料为基础的；理查德·莱特（Richard Wright）的《土生子》（1940）就是以德莱塞的《美国悲剧》中的犯罪与惩罚为蓝本写成的；迈克·高尔德（Mike Gold）的《没钱的犹太人》（1930）则借鉴了《丛林》和《腰，腹，颚》。
这种回顾让我们明白，无产阶级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内容和时间上都是连贯的。但是对其中心议题一直就争论不休，而且其中心议题即使在全盛期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无产阶级小说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1932年得到充分发展。作为主要的左派文化机关报，《新群众》开展的系列讨论质疑了这一文类存在的问题。无产阶级小说、激进小说以及革命小说之间有何差异？“无产阶级小说”这个名称指的是作者还是读者？是主题还是政治观点？尽管人们认为这四点在典型的无产阶级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其一种可操作性的定义在30年代形成定论，就是无产阶级小说是从反对资本主义的视角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其目的是在读者心中形成斗争性，甚至是革命的阶级意识。在1936年之后，当反法西斯主义取代了革命阶级斗争而成为共产党的战略重点时，“无产阶级小说”几乎从一些左派杂志如《新群众》和《党派评论》中消失。然而在30年代后期，最为多元、最有造诣的无产阶级小说出现了，这一点表明创作有效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小说这一挑战仍然在激励和鼓舞着这一时期的作家。
从一开始，无产阶级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来自国际特别是苏联的影响。高尔德1921年在《解放者》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艺术”的文章，号召美国艺术家和作家也像年轻的苏联一样发动一场无产阶级运动。20年代后期“拉普”(RAPP）理论家们的讨论，尤其是有关鼓励工人进行写作以及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言论，都发表在《新群众》上。沃尔特·卡蒙（Walt Carmon）以及后来的乔舒亚·库尼兹（Joshua Kunitz）负责使美国的激进分子能即时了解苏联的最新动向。一批美国作家向《国际文学》投稿，这本杂志由第三国际所支持的世界革命作家联盟创办。但是美国的无产阶级作家却受到不公正的斥责，说他们为苏联出版的一些“刊物”推波助澜。30年代的哈尔科夫会议形成了很多合理建议，但是大部分都被忽略。在30年代早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替代了无产阶级文学，美国作家对这一点一直都不理解。当时的一些文学大师如阿那托利·卢那察尔斯基、马克斯姆·高尔基、卢卡契的文章在20 世纪30年代频繁出现于美国的左派杂志上，但其分量明显不如美国国内的一些有影响力作家的作品，这其中包括高尔德、希克斯、约瑟夫·弗里曼（Joseph Freeman）。而在1936年出版的《美国无产阶级文学》是道地的美国作家成就的集中体现。
尽管在冷战时期，30年代文学激进主义总是被描述为一些单调乏味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无产阶级小说家对现代主义的精妙仍然无动于衷。事实上，30年代的作家也极为注重文学试验和创新。甚至那些选择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式进行写作的作家也不得不大量采用新的文学创作手法。当他们不能以熟悉的叙述方式表现左派政治时，他们的批评家可不会留情面。很多左派文学人士，包括批评家和小说家，都对运用一些高度实验性的小说形式来传达左派政治表现出极大兴趣。克莱拉·韦瑟瓦克斯（Clara Weatherwax）的《前进！前进！》（1935）运用了多视角和意识流的手法，在1935年《新群众》举行的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年度最佳无产阶级小说．左派作家和评论家并不怎么喜欢艾略特，他们将其斥为反动的唯美主义者，但是他们同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詹姆斯· 乔伊斯之间关系复杂，比照埃兹拉·庞德提出的“推陈出新”( making it new）这一标准来看，他们常常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现代主义的”。在二战之后，将现代主义等同于寂静主义的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本身就是冷战的产物，这同无产阶级文学激进分子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美国的无产阶级作家既没有听命于莫斯科，也没有投靠现代主义而成为“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美学口号的支持者，那么，他们也没有像通常所认为的“左派”那样形成团体。大多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批判艺术是宣传工具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新群众》、《党派评论》，以及约翰·里德俱乐部的报刊发表的关于文学和政治的讨论，就会发现如果说大多数美国的文学左派人士有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都认为美学应是认知的，而不是鼓动性的。大多数左派作家和评论家反对说教，而倾向于接受将政治和文本熔于一炉的文学创作手法。在有关小说美学的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编制”、“混合”和“合并”之类的词汇。当然，一定程度上，这种抱怨是针对那些老套、拙劣的作品。但是它们却传达了一种信息，大家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美学观点：作品应该是表现（show），而不是说教（tell）。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这些美学原则都可以追溯并和政治关联起来。文学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美学思想的接收，是同大的政治背景中的种种改良倾向以及美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分不开的。即使在激进主义如火如茶之时（可参阅威廉·福斯特1932年的《走向苏维埃美国》），关于改革和革命、选举政治和美国“民主传统”之间的关系，美国共产党向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出的信号总是相互矛盾。人民阵线年代，这些趋势甚嚣尘上，它们在1919年共产党形成时起就已存在。我们可以试着将政治命题同文学形式命题连接起来：正如左派组织者不应该过分地坚持革命，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要“从外部”带入共产主义观念，同样，文学文本不应该过分坚持通过宣讲、导师般的人物以及叙述的语态来对读者进行政治教育，文学人物的经验应该是“来自外部”。尽管文学激进主义者像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渴望一个没有阶级差别、平等的“更好的世界”，但是在实践中应该如何操作，他们有时也莫衷一是。
同时期的左派学说和实践还有两个特征同我们的讨论相关。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左派的批评者经常指责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之中忽略了对女性和有色人种的压迫。关于30年代的对“妇女问题”和“黑人问题”（用当时的话来讲）的记载颇为含混。左派人士经常将无产阶级刻画为阳刚、有男子气概的形象；共产党学说关于家庭妇女没有酬劳的劳动在理论论述上并不充分。但是，当时《新群众》有为女性专门设的栏目，刊载关于烹饪、养育小孩以及怎么应对丈夫之类的文章。而且，无论在《新群众》还是在专门以女性为对象的党机关报如《工人阶级妇女》，都强调女性参加阶级斗争，控制生育，提倡堕胎，大力提倡苏联式男女之间的新型关系和废除形式婚姻。
在反对种族歧视斗争方面，美国共产党态度明朗。毫无疑问，他们是美国30年代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中坚力量。他们大力宣传反对私刑和反对歧视黑人，以及支持小佃农运动，在党内部进行的反对“白人沙文主义”斗争中也是如此，这在1931年党内对哈莱姆看门人的“审判”事件上得到集中体现。在30年代早期，共产党领导了以反对歧视为目的的抗议活动，这在拉尔夫·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1952）中有所描述，确立了党在城市中的反种族主义路线。在全国黑人议会中，党起了主要领导作用，负责处理各种问题：组织生产、反对警察滥用暴力、要求救济、在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上将多种族工会主义提上日程等。以阶级为基础的多种族大联合，让白人和黑人联合起来进行战斗，很多年这一号召与要求南方黑人地带黑人进行自治的口号矛盾地共存。尽管共产党不断批评其“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支持培养“黑人民族意识”并且承认在黑人地带建设未来的“苏维埃美国”，尽管这是过渡性的，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肯定是“民主的”。不管是在美国阶级斗争的政治组织上还是在表现种族问题的无产阶级文学文本中，这种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之中的对于黑人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跨种族主义的暖昧态度，很快就引起激进行为并招致混乱．
关于无产阶级小说的学术研究经常采取以主题来进行分类的形式。无产阶级小说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当然，很多小说可以同时被归入到几种类型之中。
罢工小说。这一类型包括韦瑟瓦克斯的《前进！前进！》，罗伯特·坎特维尔（Robcrt Cantwell）的《富庶之地》（1934）——他还有一本以伐木工人为题材的小说，还有李恩·祖格斯密斯( Leane Zugsmith）的《将被记住的时光》（1936）——和奥巴赫( Ohrbach）的小说一样，其以纽约一家百货店工人运动为题材。约翰·斯坦贝克的《胜败未定》（1936）和《愤怒的葡萄》（1939）讲的都是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罢工时期的一些暴力事件。另外，一些早期的无产阶级小说讨论了1929年发生在北卡罗莱纳的加斯托尼亚的纺织工人罢工事件。在这次罢工之中，美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南方组织工人运动。关于加斯托尼亚罢工的小说还有：玛丽·西顿·福斯（Mary Heaton Vorse）的《罢工！》（1930），格雷士·伦普金（Grace Lumpkin）的《做自己的面包》（1932），威廉姆·罗林斯（William Rollins）的《前面的影子》（1934），菲尔丁·伯克( Fielding Burke）的《将家称作心》（1932），以及迈拉·佩奇( Myra Page）的《即将到来的风暴》（1932）。还有很多女性作家也描写过这次罢工事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埃拉·梅·薇金斯( Ella May Wigglns）。这位歌手同时还兼任当时工会领袖，她在这次罢工中扮演的角色极具传奇色彩，后遭警察杀害。
种族和反种族主义小说。这和关于加斯托尼亚罢工的小说有所重合，但这些小说主要关注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联合，包括加斯托尼亚系列小说，如伦普金的《该隐的记号》（1935），伯克的《滚下来的石头》（1935），理查德·莱特的《汤姆叔叔的孩子》（1940)（严格说来，这是一本故事集，而不是一本小说）中关于南方种族暴力的故事。威廉姆·阿塔韦（William Attaway）的《锻炉上的鲜血》( 1941）讲的是在1919年钢铁大罢工期间，非裔美国人被当作工贼的事倩。在20 世纪前30年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这次失败最为惨痛。在这一类型中，有三部重要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们将以往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同30年代联系在一起：居伊·恩朵尔的（Guy Endore）的《巴卜克》（1934）和阿纳·邦特蒙普斯的《暮鼓》(1939），这两部小说讲的都是海地人的革命，还有邦特蒙普斯的《黑色的雷霆》（1936），这部小说用小说的手法叙述了1800年由加百利·普洛瑟（Gabriel Prosser）领导的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次失败的奴隶暴动。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类型的很多小说中也有反种族主义情节，这是很多无产阶级作家的一个主要关注点。
“底层狗小说”，即关于缺乏阶级意识工人的小说。这一名称来自爱德华·达尔博格（Edward Dahlborg）1930年的小说，这是关于一位成为流氓无产阶级工人的小说，这一类型包括一些关于流浪汉和流徙者的小说，如尼尔森·阿尔格伦（Nelson Algren）的《靴子里的人》（1935）和汤姆·克罗默（Tom Kromer）的《无所期待》（1935）。特拉文（B . Traven）关于无根的水手和未来矿工的小说（包括《死亡之船》（1926）和《马德雷山脉的宝藏》（1928）是属于30年代之前的作品，但是也属于无产阶级小说这一类型。还有一些小说描写一些面对剥削，却甘愿充当工贼的工人（这包括路易斯· 科尔曼的《木材》（1931），詹姆斯·斯蒂尔的《运送装置者》（1935），或者将自己的异化转化为性攻击和种族暴力（如詹姆斯·法雷尔的《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莱特的《土生子》和《今天的上帝》。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无产阶级小说，它们的小说人物多是没有阶级意识的工人。
描写具有阶级意识、甚至是共产主义者主人公的小说。这些文本包括一系列主人公和事件。杰克·康洛伊（Jack Conroy）的《被剥夺者》（1933）是这类作品中的早期文本，描写一位年轻矿工逐渐成长为激进分子、左派领袖。迈拉·佩奇的《莫斯科的美国佬》（1935）用一种更具戏剧性的方式描写了安迪阶级意识的转变，一位失业的底特律工人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来到莫斯科，在一家拖拉机工厂工作，并最终决定留下来待在那里。阿格尼丝·斯梅德利（Agnes Srnedley）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1934）描写了一位年轻女性如何反抗阶级和性别压迫，经过一系列痛苦和磨难，终于在政治和情感上成熟起来。伊思多·施雷德（Isidor Schneider）的《来自必然的国度》（1935）同样以作者自己的生活为基础，记叙了一位性格温和的诗人如何成为一位激进分子。爱德华·纽豪斯（Edward Newhouse）的《你不能睡在这里》（1934）描写了一位住在纽约中央公园胡佛村庄的年轻记者的政治觉醒。艾伯特·马尔兹（Albert Maltz）的《潜流）(1940）以复杂的方式描述了一位共产党工会组织者如何被美国法西斯主义者绑架和谋杀。宽泛说来，这一类型还可以包括海明威著名的反法西斯小说《战地钟声》（1940），其背景是西班牙内战，讲述了一位年轻主人公在死亡阴影之中终于体悟到了人生真谛。
描写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小说。这类小说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对家庭的影响，这包括一系列的女性作家的作品。梅立德尔·苏伊( Meridel Le Sueue）的《女孩》（1978）和梯利·奥尔森（Tillie Olsen）的《约侬蒂欧：来自30年代》（1978)（这两本小说都写于30年代）描述了阶级剥削语境中工人阶级妇女的生活，涉及包括诸如流产和强奸等社会问题。高尔德的《没钱的犹太人》和托马斯·贝尔的《所有的新娘都是美丽的》（1936）描写的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法则”是如何在社会现实之中演绎的。康罗伊的《去赢取的世界》（1935）描述了两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弟兄，并将他们的生活进行对照，但是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却发现他们最终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约瑟芬·赫布斯特（JosePhine Herbst）的《金绳》三部曲（1933，1934，1939）追叙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几代人的生活，一方面探索了身份地位和政治抉择之间复杂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探讨了妻子和丈夫、父母和子女间的情感纠葛。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1930 , 1932 , 1936），以细节的方式描写了下层人士，也涉及其他类型中的各个方面，但是就划分目的来看，放在这一类别之中比归于其他类型要合适，因为它对在20 世纪前几十年中困扰着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种种虚假意识形态进行了全景式描述。
上述分类可以勾勒出无产阶级小说的内在主题，但是如果我们从叙述策略和方式，而不是从主题进行划分，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激进作家如何将左翼政治体现于小说之中。希克斯1934年在当时颇具声望的《新群众》上发表了题为“革命与小说”的系列文章，对无产阶级小说从形式上进行分类，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框架。对希克斯的分类稍做修正，我们可以将无产阶级小说分为四个大类：自传小说、教育小说、多主人公社会小说和集体小说。自传小说一般以第一人称讲述一个工人阶级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同时也是故事叙述者，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位主人公逐渐对主宰其生活的力量有了阶级意识。高尔德的《没钱的犹太人》有85％是自传性的，它描述了一位住在纽约下东区的犹太美国人如何成长为一位共产党员。在小说快要结尾处，麦克在公众场合听到一次革命演讲，从而影响了他的一生。这种顿悟，由于叙述者和故事人物的紧密结合而得到读者理解。在《大地的女儿》中，斯梅德利将马克思社会分析同对主体的心理分析结合在一起，她的主人公玛丽·罗杰斯的内心挣扎，由于这部小说的自传体性质使得这种内心斗争效果得到加强。在康洛伊的《被剥夺者》中，拉里·多诺凡决定放弃小资产阶级逃避路线，直面自已作为无产阶级的贫穷地位。这一决定同对他工作经历的现实主义描写是分不开的。在所有这些自传体小说中，主人公的成熟都与他们的阶级意识的获得分不开。尽管这一类型对真实的强调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一种经济工人主义，但这些作品在表现无产阶级自我觉醒和实现上是引人人胜的。
无产阶级教育小说（即关于个体成长历程的小说），也是聚焦于一个主人公，但完全是一种小说的形式：在所有无产阶级小说中，从传统角度来看，这是最具小说性的。其经常描述虚假意识是如何转变为阶级意识的，这种类型通常采用全知叙述方式，描绘一系列代表着不同政治倾向和立场的次要人物。佩奇的《莫斯科的美国佬》记叙了安迪的政治觉醒，他逐渐同正在通过发愤图强不断发展的新社会站到一起，这种转变同他对一位解放的“新式的苏维埃女性”愈来愈深的爱是分不开的．小说中描述了生产，即如何扩大产量、使劳动分工民主化的情节，同其中关于爱情的情节同时展开。伦普金关于加斯托尼亚罢工事件的小说《做自己的面包》，大致可以说是以烈士薇金斯的一生为基础，描写了一个从大山中走出来，来到工厂做工的女性波尼·麦克鲁尔的阶级觉醒，这部小说从微观的层面上描述了一个阶级的产生。拉·苏艾尔（Le Sueur）的小说《女孩》描写了明尼苏达州一个无名女招待，在准备生下自己私生子的同时，也在准备着进行一场阶级斗争。恩朵尔的《巴卜克》则讲述了一个非洲部落所发生的辩证性变化，从而坚定了当地居民杀死压迫者的决心：巴卜克自身的内在矛盾性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在通过主人公的意识觉醒来激励读者这一方面，这些无产阶级教育小说所产生的效果大相迥异。佩奇的小说在快要结尾时，由于过分依赖传统爱情故事，掩盖了内在的政治和经济矛盾性。伦普金的小说很少明确告诉读者波尼所处的宏观背景，反资本主义在每一页都得到了暗示，但是除了在快结尾时通过一个左派导师式人物有所表现之外，革命性政治在小说中基本上是完全缺场的。苏艾尔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几乎不怎么讲话的女主人公，并且将生孩子同改变世界联系在一起，其不妥之处在于将阶级意识苏醒生物化（biologizing），并且这点并不只局限于女性。相反，恩朵尔的小说在叙述海地人民革命时，叙述者不时地插入有关20 世纪的历史背景知识，这使得读者可以意识到该小说的现实意义。《莫斯科的美国人》对浪漫传统的依赖有所减少，但是并没有减损其主人公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影响力。尽管它们的叙述语气不尽相同，但是，所有文本都将读者的政治觉醒基本上同主人公的成长联系起来。在无产阶级教育小说中，读者对具有阶级意识的主人公的认同可以促使人们去质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这一制度认同私有制，而这正是这种小说形式产生的社会基础。
习惯上，我们并不认为莱特的《土生子》是一部无产阶级小说，但实际上是这种类型小说的一部力作：它展示了一些创造性写作技巧，这种技巧也可以被作者用在常规小说创作中，通过一个主人公来体现激进的政治观点。在这部小说中，莱特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才能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来了解比格·汤姆斯内心意识和行为产生的基础，同时比格自己都说不清那些操控自己命运的各种力量，在这一情况下，还得要使读者注意到他的思想变化。非裔美国作家必须“接受他们生活中的民族主义内涵，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鼓励它们，而是为了超越它们”。这是共产党路线中“黑人问题”的中心主题，莱特在1937年发表在《新挑战》中的一篇文章《黑人写作的蓝图》中阐述了这一点，这一必要性使得这种挑战更为复杂。莱特在这一方面是很成功的，因为首先，莱特表明了比格还不成熟的黑人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从接受希特勒到希望和城里黑人地带的居民融为一体。通过报纸上的那些标题和偷听到的谈话，我们可以了解比格思想局限性的外在物质原因：那些标题使用形容野兽的词汇来描写他，而那些谈话表现了南方其他黑人思想有着同样的局限性。共产党律师勃利斯·麦克斯的长篇演说，这可比《美国的悲剧》中的审判时的那一幕分析得更为透彻，它阐明了一个主题，那就是比格是“国中之国”的一分子。在他詹姆士式的前言“比格是怎样诞生的”中，莱特说如果把比格的异化同列宁和高尔基的异化相比较的话，比格的原型就是南方众多的黑人，他还指出，世界上有“成千上万”个比格· 汤姆斯，而且他们中还有很多都是白人。这种多层次的表现方式的效果在于这样一种逻辑：黑人民族主义首先被接受，然后再被超越．为了让读者能够了解如何才能将种族与阶级问题联系起来，我们没有必要将比格刻画为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的形象（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都坚持这样一句名言：“我为何杀人？为我所是。”）。
依赖一个主人公独立来进行政治教育，存在一些潜在的不足。鉴于此，很多无产阶级作家放弃了单个主人公模式，而转向多个主人公的社会小说，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样式描绘了一系列的代表众多阶级和意识形态立场的人物。在邦特蒙普斯的《黑色的雷霆》之中，描写了一系列人物，既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不仅表现出形式各异的勇气和恐惧，同时还围绕人权进行了哲学探讨。这一论争使20 世纪30年代的反对种族歧视运动的持续影响以一种微妙方式得到暗示。坎特维尔的《富庶之地》通过发生在木材场的罢工事件探讨了在那些维持木材场运作的工人之中进行自治的可能性。因此，这部小说也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现实中社会主义出现的可能性。阿塔韦的《锻炉上的鲜血》描述了莫斯三弟兄，这三弟兄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同周围环境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开始崭露头角的黑人无产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当然，阿塔韦的小说也有不足，就是将读者局限于作品人物意识之中，这一点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在1941年撰文进行了批评，认为阿塔韦不懂马克思的辩证法。但是作为一部多主人公社会小说，它避免了很多个人主义教育小说的缺陷，用这种方式来描述1919年钢铁大罢工，被证实极为成功。
在20 世纪30年代无产者小说中，集体小说也许是最成功的模式，当然也最具创造性．与社会小说类似，集体小说刻画了社会上各种类型的人，并且比社会小说更进一步，它把整个社会群体当作主人公。集体小说将集体的意义扩大，打破了“人物”的概念，创造出一种群体意识，个体的声音在其中开始变得模糊，在韦瑟瓦克斯的一部关于伐木工人的获奖小说中，工人们沉思着如何回应死于伐木的同伴，这种沉思成为一种集体声音。有时集体小说中心人物从头到尾都没见过面：在赫布斯特的《金绳》中，左翼记者维多利亚·琼斯和工会组织者史蒂夫·卡逊的道路从未交叉，他们素未谋面。读者只有自己弄明白为什么这些人物出现在同一部小说里，这样才可以让读者积极思考并构建整个社会结构，这是集体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作品语境更替突兀，从小说人物个体生活话语跳转到叙述者有关政治和历史的论断：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著名的插入章节有力地宣布了从“我”到“我们”的转变，这是早期集体小说试验的结果。集体小说还有一个特点是插入了一些纪实性材料：标题、传单、歌曲等，这就要求读者进行甄别，让读者明白，历史话语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尽管无产阶级教育小说也采用这一策略，如《土生子》，但它在集体小说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它在使读者明白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举足轻重。有多个主角的社会小说通常依赖传统的透明叙述表达其关于社会秩序的理念，而集体小说采用的更多的是“总体性批判”。即使作者希望读者将各个描写整个社会的点连接起来，读者也被暗示这一整体的性质实际上是个政治斗争问题。
多斯·帕索斯是对集体小说的能量挖掘得最为充分的作家，提到集体小说的起源和发展就得提到他的名字。他的《美国》三部曲试图将小说技法试验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代表了这种尝试取得的最高成就。这部小说通过政治左派观点，采用将未来主义、立体派、电影蒙太奇杂揉而成的风格，有力地记述了20世纪前20年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北纬42度》讲的大约是1900—1916年的事；《1919年》重点写1917—1919年的战争岁月；《赚大钱》写的是1920—1928年的事，预示了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大萧条。在这些时期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多斯·帕索斯的政治观点转变较大。《北纬42度》从其在20世纪20年代所持的那种自由的、波希米亚式的激进主义视角，描述了美国成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社会党战前活动以及一战等重大事件。在《1919年》中，作者政治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部作品描叙了战争杀戮以及凡尔赛和平会议上帝国主义的权力争夺，而作者此时的视角最接近于马克思主义。《赚大钱》记叙了劳动力压迫和日益增长的消费主义，表现了索恩斯坦·韦布纶（Thorstein Veblen）的讽刺精神，而此时作者立场更多的是专家政论而非马克思主义。
帕索斯的每部小说由四类相互交织的素材构成：小说叙事、人物肖像、新闻片、摄像机镜头。小说叙事有一系列人物：蓝领工人、媒体名人、左翼组织者、好莱坞影星。这些人物生活以缩影的形式体现了意识形态困惑、性商品化、“赚大钱”的诱惑，以及偶尔出现的激进政治对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的影响。有些角色只出现在一部小说中，有的在三部中都出现，有的人物生活交叉，有的孤独和边缘化。多斯·帕索斯与人物保持的距离及其嘲讽语气虽被指责为机械的和行为主义的，但他正是试图用他的一系列想象的社会典型人物，表达他对资本主义使人失去理解和爱的能力的深刻批判。
人物肖像表现为散文诗式的血泪故事，时而反讽，时而雄辩，涉及20 世纪一早期对文化、技术、政治有或好或坏的重大影响的男性（其中有一个叫伊莎多拉·邓肯的女性）。多斯·帕索斯的正面人物（尽管描写中总是有一丝嘲讽）包括尤金· 德布斯、卢瑟· 伯班克、韦斯利· 埃佛勒斯、乔·希尔、大比尔·海伍德、约翰·里德、伦道夫·布恩、“战斗的鲍勃”拉·弗里特、赖特兄弟、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邓肯和维布伦。他的反面人物，或至少是他所鄙视的人物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小基思、摩根家族、伍德罗·伍德罗、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塞缪尔·尹苏尔、亨利·福特、鲁道夫·瓦伦蒂诺。最引人注意的人物肖像是两个无名人物：埋在无名战士墓的一个美国人（戴着大礼帽的伪善的威尔逊给他带来了一束罂粟花）和一个流浪汉，也就是那个大萧条时期失业的搭便车的旅行者，《赚大钱》以这个美国梦的失败者的肖像结束。《赚大钱》是对伟人历史观的挑战，从阶级意识立场探索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把小说人物的生活与他们没有意识到的历史力量联系了起来。新闻片由一页到三页的报纸标题、广告语、演讲片段、流行歌曲片段组成，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宣扬的侵略主义、反对劳动阶级的宣传（失业者的暴乱）、有钱有名的生活、消费主义价值观、侵略主义，以及平常陈旧的谎言（如“列宁死了”）的讽刺，偶尔也包括左派报纸（“工人前进在德国国会大厦”，“老兵需要工作”）的片段。这种意识形态蒙太奇揭示了大量制造共识的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同时强调了形成并普及一种不同话语的重要性，通过这种话语可理解阶级斗争。
“摄像机镜头”是一些乔伊斯式不连贯的意识流冥想，代表着多斯·帕索斯自己逐渐成长为文本的作者。《北纬42度》某些段落讲的是作者优越但又悲伤孤独的童年。在《1919年》中，作者是一个战地救护车司机和预备役军人，见证了1919年的革命失败。在《赚大钱》中，摄像机镜头记叙了他作为一名立场不坚定的左翼记者，当他加入到营救萨科和范泽蒂的行动中时，才有了清楚的认识。在三部曲高潮部分著名的那段话中，他谴责了那些“使用我们祖先纯洁的话语而使之变得污秽不堪”的人并且宣称“好吧，我们属于两个不同民族”。作者希望读者能认同这种观点，但读者只有读完了前面的1500页才能有这种认识，因为只有通过具体的现象才能达到本质。要把握导致美国破裂的原因，就必须在不同层面上了解历史的辩证法。
多斯·帕索斯总是与左翼保持一定距离（即使在《1919年》中也是如此），《美国》中的许多教条式政治也招致许多左派人士的批评。他一系列的“代表”人物没有一个不是白人，而那些短暂出现的非裔人、亚裔人、西班牙裔人与那些带有种族歧视的模式一致。与其他一直在抨击美国现实的种族问题的白人左翼作家相比，多斯·帕索斯显得相当落后。尽管他的目标是资本主义扭曲性别身份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多数女性人物的作用仍显得不及男性。在多斯·帕索斯笔下，左翼领导者和组织者经常愤世嫉俗，特别在《赚大钱》中，他越来越倾向于将共产党人用漫画形式描述为“斯大林”式的斧头帮形象。即使在最充满激情的时候，多斯·帕索斯表达的更多的是对民族在被接管中遭背叛后的失望之情，而非致力于废除他透彻分析的阶级制度。尽管《美国》表现的政治设想和论断与无产阶级小说的激进思想相去甚远，但《美国》从整体上辩证地把握了美国历史，强烈地意识到了话语在历史叙述中所起的霸权和反霸权作用。《美国》三部曲代表了美国激进主义文学的高峰，让－保尔· 萨特因此在1940年说：“多斯· 帕索斯是我们时代最好的作家。”
并不是所有的20 世纪30年代的小说家都加入到了无产阶级小说创作之中，但许多不支持激进文学的作家作品都对这种文学的主题和技法作出了反应，这也证明了这种文学的影响力。纳赛尼尔·维斯特（Nathanael West）的《凉爽的一百万》主要是戏仿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叙事，其中不走运的主人公莱缪尔·比德金被塑造为一个典型的没有阶级意识的人物，他被肢解，逐渐地失去了四肢和器官，这是对“底层狗”的无产阶级小说传统的超现实嘲弄。卓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他们的眼睛在看着上帝》的主题之一就是对无产阶级主义的一种民间挑战。在第二部中，珍妮和剃凯克在“粪肥”上愉快地劳动，尽情享受着和他们一起劳动的巴哈马人的音乐，这样的描写实际上是反驳同时期的无产阶级小说中对剥削和受苦的强调。威廉·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可以看作是对无产阶级主题进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大萧条有关的乔·克里斯托姆和莉娜·格罗夫流动的生存方式的原型被重新铸造，废奴主义者的后代乔安娜·博顿与斯格特波罗的外部煽动者有暗中的联系。在《押沙龙，押沙龙！》（1936）中，托马斯·苏彭从山上到了平原上的奴隶制种植园里，这部分的描写有点像古典悲剧，同时也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观点的力度。即使那些远离美国作家大会的作家也受到了当时激进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无产阶级小说的影响，他们可能抵制这种小说，但不可能置若罔闻。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无产阶级小说在二战后并没有消失。冷战早期的小说，如切斯特·海姆斯（Chester Himes）的《孤独的征讨》（1947）和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与这种潮流相反，亚历山大·萨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的《伟大的中士》(1948）对共产主义同盟的组织者表达了深切同情。战后，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笔耕不辍，他的小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继续了文学史中的这根“红线”。杜鲁门·尼尔森（Truman Nelson）、劳埃德·布朗（Lloyd Brown）、哈里特·阿洛（Harriet Arnow）在麦卡锡主义高压下仍然出版了一些左翼小说。冷战压力导致许多左翼作家转向科幻小说，弗雷德里克·博尔（Fr ederik Pohl）和西里尔· 科恩布鲁斯（Cyril Kornbluth）写的《太空商人》（1952）表现了早期的激进未来主义倾向，这一直延续到当前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等作家的作品中。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 Walker）的小说《大赦年》（1966）和约翰· 奥利弗· 科琳思（John Oliver Killens）的小说《年轻的血》( 1982）用高度的阶级意识考察了美国黑人的经历。关于劳工冲突和罢工的小说仍然围绕着阶级斗争展开，如约翰·尼古斯（John Nichols）的《豆田战役》（1976），丹妮斯·贾蒂娜（Denise Giardina）的《暴风雨天堂》（1987）。尽管“后工业”话语在评论家和社会学家中占统治地位，多克托洛（E.L. Dodorow）、多萝西·阿里逊（Dorothy Allison）、巴巴拉·金斯弗（Barbara Kingsolver）、拉塞尔·班克斯（Russell Banks）、马吉·匹尔斯（Marge Piercy）、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等当代作家仍创造性地探索了与大萧条时期活跃的无产阶级作家类似的主题。可以断言，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在产生矛盾和冲突，小说家就会通过不断的革新，以新的形式继续创作出被称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