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凯西的自传（王佐良）

论奥凯西的自传

王佐良

　　说起来真是使人惊奇：旭恩·奥凯西在写了许多卓越的剧本之后，又在1939年他59岁的时候出版了一册散文作品，在一个新的文学领域里开始了新的征服。

　　这本书叫《我敲门》，是他的自传的第—册。接着，《门厅里的图画》、《窗下的鼓声》、《英尼希法伦，再见！》、《玫瑰与王冠》相继出版，等到《夕照与晚星》在1954年问世，这部巨著终于完成了。它长达二千页，前后写了十五年，叙述的事实从1880年直到1953年，一个当代伟大的戏剧家的生平大事大都收在此中了，而我们读者又通过他认识了他来往过的朋友，交战过的对手，接触过的智愚贤不肖诸色人等，他们的时代，社会，阶级。

　　阶级？一部自传牵涉到了阶级？确实是这样；只不过不是空泛地谈论阶级，而是有一种强烈的工人阶级的意识贯穿了—切，渗透了—切。

　　读一个爱尔兰作家的自传，我们总不免首先要问他怎样看待爱尔兰。这个美丽而又多难的国家，多少世纪以来一直给英国人占领着，正当奥凯西的壮年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风暴时期。反英斗争激烈起来，1916年爆发了复活节起义，出现了多少英雄人物，曾经使得诗人叶芝写下了有名的诗行：

　　　　一切变了，完全变了：
　　　　惊人的美已经产生。

　　奥凯西经历了这—切，但他在自传里一再讽刺地指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惊人的美流产了。他让我们看清：从头起，在爱尔兰反英的行列里，有两个阶级，两支武装队伍，两种作战策略。资产阶级当中，多的是高谈阔论的浮夸人物，而且从头起就想溶化亦即消灭完全由工会会员组成的公民军；作为公民军的书记，奥凯西曾经尽了他的力量保持自己军队成分的纯洁，主张采取游击战术，要求工会领导人康诺利更多注意政治和群众工作，将运动和起义的领导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然而这一些却没有能够实现；康诺利英勇就义之后，右翼工人贵族篡夺了强大的运输工会的领导权，诱使部分工人只去关心生活的提高，等到独立之后爱尔兰发生内战，眼看在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纠纷当中，爱尔兰人在残杀着爱尔兰人，而工会组织却一言不发了。

　　在内战的枪弹横飞的时候，奥凯西也曾再度向工会进言。他写了一个独幕剧，“讽刺了内战的双方，”谴责了工会官僚，指出工会只追求饭碗是如何的愚蠢和自私，而他俩应该做的则是：挺身站在对阵的两军之间，厉声高呼：‘你们谁敢先开枪！’”（《英尼希法伦，再见！》，151页）^[1]然而这又岂是能够责望于工会官僚如奥勃莱恩之流的！他们早已背弃了吉姆·拉金所领导的在1913年坚持了八个月的都伯林运输工人大罢工的战斗传统了。

　　如今拉金困在美国的牢狱里，康诺利已经牺牲，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得势，天主教会比以前更加猖獗，忠实于拉金所曾挥舞过的战斗的红旗的奥凯西痛定思痛，作了这样的判断：

惊人的美……并未在爱尔兰产生。复活节起义的事业已经被庸俗的资产阶级出卖了。他们把公共利益、公共事业的观念踩在脚下，正在忙忙碌碌地将逃跑了的敌人所丢弃的特权、专利捡拾起来，挂在自己身上，而当时打败敌人的那些可亲的好人则已长眠地下了。（同书，220—221页）

资产阶级政治人物之中，不论是自由邦派，或是以特伐莱拉为首的共和国派，一律都怕一个东西，这就是奥凯西所称为“人民起来反对贫穷”的社会主义运动。

　　然而“惊人的美”在世界上毕竟还是有的。奥凯西在都伯林穷巷的阴雾里抬起头来，眼光从爱尔兰移向世界的另一方，看见了闪耀在俄罗斯大地上的红星。他强调：“惊人的美在那里产生了！”而且行文至此，他忽然舍散文而写起诗来：

　　　　晨星，人民的希望，照耀我们！……
　　　　红星，照耀我们所有的人！

仅仅是词章么？决不！现代的爱尔兰产生了不少有才华的作家，然而他们的眼光往往囿手爱尔兰一隅——如果他们偶而看向外面世界而不专注内心的话；因此爱尔兰文学虽有许多艺术上的优点，却又不免有点窄狭。奥凯西则始终搜寻外面世界里劳动人民的动静起伏，到了晚年，还追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足迹，欢呼“革命的火焰出现在中国的河谷和中国的山岭！”（《夕照与晚星》，278页）1917年以后，对于这样一个有心人，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新社会更叫他兴奋了。从头起，他就将爱尔兰和苏联看成同一为自由的斗争的两处战埸；等到苏联遭受白卫军的进攻，他更是

怀着一颗激动的心注视着高尔察克从东方进攻，邓尼金从南方进攻，一直攻到邓尼金宣告他能够在天气好的夜晚，透过玻璃窗看见一些人紧闭着嘴唇在收拾东西，准备撤出莫斯科。报纸上充满了赤色狂人死亡和败走的消息。接着，突然之间，报纸沉默了。于是旭恩知道红旗还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高高飘扬着。（《英尼希法伦，再见！》，318页）

　　这个时候，他正热恋着一个美丽的姑娘，虽然他没敢同那位胆小怕事的小姐——后来，他们因为志趣不同，终于分手了——谈到布尔什维克种种。自己的心里却已清楚听到了共产主义的号角。奥凯西自称是“爱尔兰最早听到这号角”的一人，并且曾经这样地介绍他自己：

旭恩是一个相当粗鲁、爱讲话的无产者，熟悉共产主义，有着一个革命者的天性（同书，23l页）

　　他不怕宣告自己的政治信仰，一再提到：“是的，在政治上旭恩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同书，315页），别人也知道他这一点，连诗人叶芝也终于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突然问他：“奥凯西，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么？”（《玫瑰与王冠》，148页）这一问问出了大道理，奥凯西对这个银发诗人宣传起共产主义来。这一次会见写得特别精采：一个是现代爱尔兰以至整个西方世界资产阶级最大的诗人，参加过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在爱尔兰的文艺复兴里建立过功勋，然而骄傲，贵族气质，看不起“群氓”，现在垂垂老矣，不断地咳嗽着：另一个是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有力的戏剧家，来自都伯林的贫民区，经受过大罢工和无数次同警察搏斗的锻炼，做过吉姆·拉金的助手和爱尔兰公民军的书记，现在向这位白发老诗人满怀信心地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温和地然而坚定地告诉他正是他所轻视的“乌合之众”将是最优秀的文化的制造者和享用者。这里何尝只是两个爱尔兰大作家在一个冬天下午的遇合，这里是两个时代、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面对面地较量了一番。美丽的文字，令人神往的场合，充满了诗情和智慧的谈吐——然而给予这一段文字以思想的深度的，却是这一戏剧性的较量。

　　为什么旭恩能够这样早就接受共产主义？如果我们问他，他会立刻反问：接受？不是一个接受问题，朋友！当然，在准备复活节起义的激动日子里，他曾经——

靠着邮政局门前的柱子读着，读着名叫《共产党宣言》的新的教义问答，它的最大的训诫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周围的叫喊、动荡和苦难之中；他听见了新的鼓声，新的号角，以及千百万人脚步的行进声。（《窗下的鼓声》，386页）

但是，更重要的，却是生活的铁锤将共产主义一锤一捶打进他的骨髓、他的灵魂的。自传第三册《窗下的鼓声》（1946）一开始，我们就看见廿五岁的旭恩同一群壮工在铁路旁边挖土，在修一条支道。以前他做商行、报纸分销处等等地方的小伙计时，也是经常从事体力劳动，从十四岁起就运送包裹，稍大一点常推手车，好几次由于饥饿无力，央了路人帮忙才能把车推到目的地。但是正经用铁锹洋镐干重活，却是一个新的艰难的考验。经过多少天的全身酸痛，加上同伴们的指点，他终于练出了一身好肌肉：身体灵活起来，臂膀有力了，腿也站得稳了，挖、掘、推、扛样样都成了，最后能够一个肩膀托一百斤飞步上楼而面不改色。这时候，他每天的生活是：

除了星期天之外，每早五点起床，经过一天用镐、铲、斧、锤的辛苦劳动之后，傍晚六点回家；然后晚上七点又出去为爱尔兰传统文化联盟或共和兄弟会工作，比白天更为吃力，一直到钟鸣十二下才回来……（同书，92—93页）

　　这样的一个体力劳动者当然有他特别的骄傲却价值标准。对于资产阶级说来，他几乎是生来就有反骨。在别人向新婚的老板道贺的时候，他偏要冷言冷语，说了一句不吉利的话，这样就丢掉了第一个职业；在别人去领工资时照例向账房老爷脱帽致敬的出纳窗口，他不但戴帽如故，而且质问账房为什么有这个臭规矩，这样就丢掉了第二个职业。……他不妥协，不奉承，不作违心之论，他浑身都是刺，无怪资产阶级人士见了他总感到十分不舒服。等他写了几个剧本之后，有了新的交往，好几次被邀到文艺沙龙式的客厅里去了，但是这位“阴沟里来的戏剧家”很快就憎厌了资产阶级文人结成小集团、互相吹捧或诋毁的一套，很快就看穿了盘踞在爱尔兰文坛的一些“上帝”、“半神”、“出色人物”的真相，尤其是象A．E．（乔治·洛索尔）那样装腔作势的哲学和艺术“天才”：

他到处跑来跑去，讲呀，讲呀，讲政治，精神，艺术，哲学，农业，讲得成了一个话筒，但是对于农业他就象一只刚生的小鸡那样无知，他自以为知道的一些都来自他家里所藏的几本书。他的手里从来不曾拿过镰刀、铡刀，长叉，犁头；他从来不曾从穗上摘过一粒麦子，或牵一匹马去河边饮过水，他的靴子从未沾过牛棚的泥，他的粗胖的手指从未碰过母牛的奶头。（《英尼希法伦，再见！》，288—289页）

对于这种没有做过一天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奥凯西有着所有体力劳动者都感到的鄙视。

　　但是如果对于这类文人他止于揭发，那么对于教会他就大肆攻击了。天主教会里的统治集团是爱尔兰最黑暗、最反动的势力。他们表面上就是上帝与君主分治，“凯撒的事由凯撒去管”，事实上他们从得势以后，本身是最大的地主，一直同世俗的统治阶层进行着最密切的合作。奥凯西在他的自传里用了大量的篇幅写出他们怎样推倒十九世纪末年的爱国领袖派耐尔，帮助英帝国主义镇压爱尔兰人民；写出他们怎样特别敌视进步的工人力量，在1913年千方百计地帮助资产阶级破坏吉姆·拉金所领导的大罢工。他们禁书，其中就有奥凯西自传的几个分册；他们谴责新的剧本，沁孤、叶芝等人都受过他们的气，奥凯西的几个剧本不得在爱尔兰上演，直到1958年，他们还在禁止他专为都伯林戏剧节写的新剧《耐特神父的鼓声》（1960年出版）。他们不仅不容异端，就是对于自己内部比较正直的教士也是竭尽摧残压迫之能事；奥凯西用了整整两章来写两个神学博士怎样在这种压迫下伤心死去，一个因为主张将爱尔兰文列为正式课程，就被撤去原任的大学校长职位；另一个因为提出一个政权到了一定时期可以变成非法，而人民起来推翻它却成为合法的学就就遭受教会不断的谴责，在神学院坐了四十年的冷板凳。

　　这样的一个都伯林！一个由这些人物统治着的都伯林！气闷呵！气闷呵！“对于任何人，都伯林都是太气闷了。它的所有街道都伸向一个广场，在那里可以碰上所有的人，可以同谁都握手，拍肩，举杯互祝健康。真是一团和气！但有一个保留——那就是：如果有谁想要创造一点好的东西，他就会被人当街拦住，打伤，然后给丢在路旁死去，得不到教会任何仪式的卫护。”（《英尼希法伦，再见！》，387页）

　　于是这个工人作家将几件简单的东西塞进一个手提皮箱，坐上船，向更广大的天地驶去。

　　他到英国，到美国，得到普通观众的赞誉，也遭遇了不少挫折，一些剧本得不着上演的机会，经济始终不宽裕，但是他坚持着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立场，痛斥反共反苏的毒虫如奥威尔等（晕！——上传者注）），批判现代派反动文人如艾略特，嘲笑剑桥大学的保守教授，表扬麦克达亚密特的诗作，同肖伯纳讨论戏剧艺术，在冷战的年代里歌颂莫斯科为“圣城”，写信给中国的《文艺报》赞扬表达红军长征的英雄气概的《万水千山》……斗争继续着，只是阵地更广阔了。

　　但是他没有忘怀爱尔兰。他继续在剧本里揭露当权的爱尔兰主教，法西斯分子，警察头子，工贼，继续歌颂都伯林的正直、勤劳、幽默、有急智的劳动人民，比以前更大胆地用诗的色彩和政治理想的亮光去对照压迫势力的丑恶，让人人都看见他俩怎样象肃杀的严霜，要摧毁大地上的—切生机！

　　要知道这个有着巨大摧毁力的工人作家又是最富于柔情的诗人。资产阶级发现他最不好惹，劳动人民则在他身上寻到最富于同情心、最有风趣的伴侣。他最憎厌都怕林的贫民区，用了可怕地强烈的文字写出在那些墙壁滴水、老鼠横行的阴暗角落里生活只是一种慢慢腐烂的过程，然而他是怀着对贫巷居民的深切的同情心来写的；在他的笔下，他们虽然生活困苦，却仍然生气勃勃，有着严峻的是非之感，一看到有钱人总是拿最尖刻、最俏皮的讽刺话像小刀似地投掷过去。他的勤劳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奥凯西写只有穷人才真肯帮助穷人，而穷人当中的母子之爱则尤其是真挚动人了；苏珊．奥凯西了解儿子，从不向他唠叨；她在他小时唱歌给他听，为他朗读司各脱和狄更斯的故事；她在丈夫死后勇敢地担当起一家的生活；她不懂政治，然而由于“她的勇敢，由于她那不事声张然而任何力量也压抑不了的坚韧，由于她同困苦的、往往是残酷的生活所进行的无畏的、生气勃勃的战斗”，她成为“社会主义的灵魂”；于是在她死后，旭恩拿一块大红布披在她的棺木上，让它作为伴送这位工人阶级母亲到坟墓去的工人阶级的红旗。

　　另一方面，没有人比这些困居穷巷的劳动人民更盼望一个美好的日子，更喜欢明丽的春天，更爱花，儿童的笑，明亮的色彩，流动的旋律，美好的形体，以及用动人的语言捕捉了这一切的文学。奥凯西讨厌喜欢引经据典的读书人，但是他比任何读书人都更爱好莎士比亚，济慈，雪莱，狄更斯，密尔顿。自传里有许多动人的章节写他怎样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省下钱来到旧书店去买诗集，文集，有一次他还鼓起胆子偷了一本密尔顿诗集；这样得来的书都是读得烂熟的，而一个作家能遇到这样一个纯真、深入、同情的读者也真是幸福不过了。在春天的夜晚，他陪伴着一位美丽的姑娘，用他那时而洪亮时而温柔的声音背诵着密尔顿的诗行，让这位十七世纪伟大诗人的想象力将两颗年轻的心点燃得通红一片。我们又看他背诵莎士比亚的戏剧，十三四岁就同他哥哥阿起合演《理查三世》中的某些片断。演剧之外，他又学画；他从小就有严重的目疾，但是这却只使他更加爱好霓虹似的颜色板；直到老年，奥凯西还是一见一块漂亮的头巾和一张姣好的人脸就要从眼睛里闪出喜悦的光来。他不怕在文章里尽量画出鲜艳的色彩，他又最善于写美人，写爱情……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他的剧本或自傅里，尽管写的是可怕的贫民区里的几乎不见天日的阴暗生活，我们读了却没有一种抑郁之感。作者强烈的信心感染了我们。这信心贯穿了他的剧本，在自传里更有直接的表白。有一次，在格列高里夫人家里作客，旭恩听她朗读一个所谓工人剧本，叫做《会唱歌的囚徒》，不觉勃然大怒了，忘了对主人应有的礼貌，高声喊道：

——别念了，女人！……工八运动不是一曲走向牢狱的哀歌。我们的确是在爬一座高山，高得要命，陡得可怕，还得穿过火焰，打下狠毒的反抗。所有爬得最高的人都摔下来死了；爬到中间的，大多数人也摔下来死了；还在下面爬的，也有许多人会摔下来死去；可是就在他们下面是看不清的广大人群，这群人一定会循着他们死去的同志所踏出来的路，一直登达峰顶！（《英尼希法伦，再见！》，184页）

格列高里夫人是旭恩所敬重的人，但是遇到有关工人阶级斗争前途的问题，只要一言不合，旭恩就象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似地怒吼起来了。

　　这样一个工人作家的自传当然不同于英美每年在出版的成百上千的一般自传，但是它不仅仅以内容胜，它的艺术成就一样是十分巨大的。

　　象在他的剧本里一样，奥凯西用了一种有力而美丽的新技巧来写他这不平凡的一生。

　　这部自传采取了小说的形式。他舍弃了通常的“我…我…我…”，而用了第三人称的“约翰”（前二册）、“旭恩”。这一更动给了他许多方便，使他不至局限于自传主人公本人亲闻目睹，而可以象普通小说那样写时代，写别人，写群众场面，把画面扩大了，也使背景深远了。

　　全书的轮廓是简单、清楚的，读者所追随的主要是旭恩的成长，有些与他有关的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则独立成章，例如歌颂吉姆．拉金的《爱尔兰的普鲁米修斯》一章。章与章间并无不必要的联结，手法有似现代电影；出现的镜头集中首要事件，聚光灯照在一个目标上，于是旭恩的心境和他所处的时与地都由于获得特别的光亮而增加了戏剧性。

　　但是每章之内，却有一种层积式的复杂写法。叙述常是同时在几个平面上进行的。以名为《战友俩》的一章为例，它以旭恩遇见一位上校开始，这位上校原是旭恩的熟友，现在在自由邦的军队里显赫起来了。他们在公园的草地上谈话，旭恩一边谈着，一边心想上校的新制服并不能盖住他的莽撞糊涂。这时候一个青年骑着自行车轻快地唱着情歌而来，到军营门口停住，一只脚踮在街沿上身子未下车就拿出一个黑东西向军营掷去。一声爆炸。青年骑车狂奔。上校和二个便衣侦探跳上自行车跟踪猛追。在紧张的追逐进行中间，旭恩仍旧坐在草地上，眼睛转向池塘里的一对雌雄鸭子。鸭子在戏水。这两条线索交叉进行。最后上校等三人终于在郊外荒地土墙边追上了青年，发现他原是旧日抗英时的战友。双方开口说话了，青年流着汗，恳求作为战俘看待。上校将手枪对准他的嘴巴，咒骂了一句，就扳动枪机。这一边，旭恩看见一个羞红了脸的少妇赶紧带着在池旁看鸭子的小孩走开，原来那公鸭终于追上了雌鸭，双双钻入水草深处去了。

　　我们读着，并不感到作者手法的新奇，只觉得这点处理的意味深长。一边是日常生活在阳光下照旧进行，孩子的笑，草地的柔软，水里光影的流动，爱情，婚姻，传种接代；另一边则是昔日的战友变成了今天的敌人，造成了无意义的残酷的死亡。旭恩坐在草地上，几乎是一言不发，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心情。这样的写法使得内容丰富起来，深刻起来。

　　使作品意境深远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典型的奥凯西手法。他向来喜欢混合悲喜剧，在剧本里如此，在自传里也如此。就在写他母亲逝世的一章里，我们也看见这种情形。葬礼正待开始，而运棺的人忽然不走了，坚持非先付脚钱不可，结果旭恩不得不临时跑到杂货店去兑他的支票。好容易把脚钱付了，等到跳上马车，马车夫却又不肯走了，原因是他认为在出殡时车子只载一个穷小子是件极不体面的事。人生！人生！一位辛勤一生的工人母亲去世了，而这些铁石心肠的小市民还在吵着芝麻大的小事！

　　不仅混合悲喜剧，而且混合叙事和评论，动作和心情，背景和中心情节，也混合时间上的今与昔，地点上的远和近。混合即是对照，有助于深化，扩大，戏剧化。奥凯西之所以能够混合和对照，是因为他有两种本领：一是他几乎各体都精，二是他转折自如。他下的都是硬功夫，大事件、大场面、大人物、曲折复杂的经过他都是一一细叙，从不回避，取巧；然而表面上看起来，他似乎写得极为自由随便，象是想到什么就谈什么。

　　这样的运用自如意味着对于语言的完全掌握。一个作家还有不掌握语言的？事突上，各人的本领不—，有许多现代英美作家便显得语言灰色，缺乏生气。在奥凯西看来，这些人不懂得，也不配，亲近英语。“英语虽历时久远，仍然是活泼，勇敢，有力的；对于能使用、尊重、爱好英语的人，英语是会发光传热的，而且尽管有时得之不易，她还常是甜蜜温柔，如美丽姑娘的香吻，到口就化。”（《夕照与晚星》，291页）。他自己就对她采取了一个情人的态度，爱抚她，怜惜她，但又大胆鼓动她，要将她的全部力量，色彩，风趣，她的全部的优点和潜力唤出来，表现第一，生动第一，决不让语法、词章的成规束缚住她。她甚至是狂放的，她的根子长在都伯林贫民区，有着劳动人民口语照例有的力量，生动，机智，锋利。奥凯西传达都伯林贫民的快速、讽刺的对话的能力是无人能及的，在自传里同在剧本里一样出色。他又大量创造新词，尤其是拟声调、或将成语等等略加更动，使其带上新的锋芒；他特别擅长模仿，尤其会模仿口吻、语气，而模仿了只是为了取笑，揭露，谴责，例如叶芝写的“惊人的美已经产生”一行诗，奥凯西曾在各种场台用不同声调重复过，目的则都在表明叶芝的结论下早了下错了。

　　讽刺的大手笔！然而伴着出现的，却是诗。这诗不仅仅见于通常所谓美丽描写，虽然在这方面奥凯西又是当今英语作家中第一人；也不只是抒情调子，虽然确有一种动人的抒情调子贯穿了他的全部自传；单单说他善于捕捉氛围也不足以道其全貌，虽然没有谁能比他更富于感染力地传达街头工人如火如茶的斗争热情，英军搜查时的恐怖空气和对搜查者的愤怒决心，内战枪声里的沉痛情绪，一个姑娘的温存，一个冬天下午一间屋子里的温暖和亲切；他的诗是这一切，但是另外还得加上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明天的向往，一个坚韧的工人斗士的乐观和信心，正是这个可以统称为革命理想的成分溶化了、集中了奥凯西的—切其他优点。然而它又毫不抽象，它在历史的特定的时刻出现在具体的地方：1913年拉金在红旗下领着工人封锁都伯林所有的码头，1916年一个长胡子的军官在都伯林邮政总局门口宣读爱尔兰共和国的第一个公告，阿贝戏院在狭隘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纷纷向台上扔石子的情况下演出一个工人写的有着爆炸性的讽刺力的剧本，代表两种世界观的两个爱尔兰大作家谈着十七世纪诗剧和共产主义……回过去多少年，揭开第二册自傅《门厅里的图画》的一章，它又出现在都伯林城黎莽河边的落日里：一个十九岁的小伙计推着一辆装满杂志、报纸的小车沿着码头慢慢走，他看见斜阳如血，屋顶似金，徘徊在码头边的穷汉忽然坚毅如铜象，而几个凭栏看水上船只来往的姑娘全变成了天仙；这一瞥震撼了他，他把车放下，看着，看着，默默对自己发起誓来：

　　他决心要坚强起来，要在众人之中昂起头来，要像一个男子汉那样有所作为；他决不向后看，他鄙视那些专靠讨好强有力者而活的残废东西，他决不忙着举手触帽致敬；他要活得朴素硬朗，决不停下来去捡那些一碰就碎的奖品；他的珍宝将是简朴的东西……

　　小车还要前行；小车还要停下；小伙子走进码头边的另一空场，看见一位姑娘向他招手，还要在手接风琴声里卷入一场狂舞。但是够了，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使他有力而美丽，使他追求新技巧而不变成现代派，使他在《给我红玫瑰》中用散文写了成功的现代诗剧——它的第三幕正是描写了黎菲河边的这段经历——又使他在这本自传里创造了第一流的传记文学，行将为当代和将来的文学史家所歌颂。

^[1] 引文页数悉照各书的纽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