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47）
第三章 劳工运动与美国大革命
在美国大革命时期中，工人们已经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英国的对美政策，并推进他们自己在美洲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
美国大革命乃是两个同时进行着的伟大运动达到最高发展的表现：一是使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暴戾的帝国统治的运动；另一运动则是要对美洲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进行民主的改革。由于全体工人、大部分农民和一部分农业及商业贵族团结起来以击败共同的敌人，大革命终于胜利了。
大革命的时代背景
敌人所持的经济武器即是英帝国的商务政策，根据这个政策，美国殖民地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替英国的制造业者、商人和地主们增加财富。殖民地人口所生产的商品是只能运送到英国去的，至少也要先送到英国然后才可以转运到不属于英国的海口去。进口的货物也只能是在英国生产的或至少是先经过英国然后再运到殖民地来的商品。这一殖民区的羊毛、棉纱或毛织品不能输到那一殖民区“或任何别的地方去”，帽子及钢铁生产品也是不能出口的。殖民区的人民不能自己兴办切钢或轧钢厂，不能修建铸铁厂或熔铁炉。一七六三年以后，一切殖民地人口不得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居住。一七六四年的“货币法令”更剥夺了他们使用法定纸币和建立殖民地铸币厂及土地银行的权利[1]。
自然，殖民地人民常常能够利用非法的生产和走私的办法去打破种种这一类的限制。但一七六三年以后，由于英国商人的叫苦，法令的强制执行和检查更为加紧，情形便越来越困难了。一七六五年，波士顿会有人悲痛地说：“殖民地的任何人那怕他只是生产了一颗钮扣，一片马蹄铁或一枚平头钉，也决不能不引起英国某些满身煤烟的钢铁老板或神气活现的钮扣商人们狂喊大叫地说，他老爷的威严遭到美国共和党流氓们无比的损伤和侮辱了，他受到他们的欺骗和抢夺了。”[2]
美洲的一切阶级——除英王的家臣外——无不遭受到这一切限制的折磨。一七六三年的公告[3]粉碎了南部农场主想要以投机方式到西部地区去大捞一把的好梦；同时也打破了渴求土地的农民及城市商人们向边陲地区流徙避难的希望。加之于殖民地商业的种种限制，损害了商人的利益，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特别是减低了海员和造船厂工人的工资，因而造成了大量失业的结果。工人们，因为这一切限制阻塞了他们变成独立生产者的道路，感到惊惶不安。纸币的被禁用，加重了欠债人的负担并严重地妨碍了商人们自己之间的交易。总之一句话，“聚在威斯敏斯特[4]的一小撮英国资本家是比几百万美国人的需要更重大得多的”[5]。
危害美洲经济自由的各种限制既然如此之多，而它们竟仍没有能够使一切殖民地人口联合起来，反抗英国的殖民政策，是因为这些限制只在不同的时候损害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在一七六三年以后施行的其他一些暴戾的政策却在这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一七六五年，规定美洲境内任何一纸有法律效用的文契，任何新闻纸或商务报刊都必须付税的“印花税法案”，一七七四年授权东印度公司使其垄断全部茶叶贸易的“茶叶法案”，以及因为将英国茶叶倾倒入海，作为惩罚而进行封闭波士顿港口的各种法令——这一切措施才使得殖民地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在无比的愤怒中联合起来进行反抗了。很多在美洲的人民现在已认识到如果英国国会可以在这里征印花税，它将来也可以在这里征人头税、土地税、以及如一七六五年印行的一本小册子上所说的“日光税、空气使用税、以至埋葬死人的坟地税”的[6]。
殖民地人民用请愿、示威游行及不进口协议等办法对英国政府的各种高压政策进行斗争。“只有付税义务没有政治权利的政治制度是暴君政治”，“天赋人权”以及“自由人权、自由财产权”等都是他们进行斗争时的民主口号。
同英帝国的种种争端，渐渐使人民大众头脑中充满了争取自由的情绪，他们一方面要脱离殖民地贵族的各种压迫，一方面要脱离英国的统治。一句话，美洲必须摆脱一切“外来的或本洲的寡头政治制度”[7]。
但在殖民地统治阶级中很多人看来，美洲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所讲的那些“平等原则”和“民主思想”，是比英国的暴政所加于美洲的什么“印花税法案”或“茶叶法案”更为可怕得多了。因此，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在美洲殖民地与英帝国对立起来的整整二十年的时间中，他们总是在想尽方法使得美洲人民的斗争不至于危害到他们自己的利益。但在一切保守的办法不能再起作用的时候，他们便起来制止人民的运动了。州长摩利斯为维护殖民地的贵族政治会写道：
“无知的民众已经开始思想，开始算计了……我现在已经看到，恐怖而战栗地看到，如果我们同英国的争端再继续下去，我们就将要在一群暴徒的统治下去讨生活了。因此，为了一切人的利益，我们必须尽力想法与我们的父母国重归和好。”
[8]
自由之子
到了一七六五年的后半年，反抗大不列颠这一斗争的指挥工作才不完全是掌握在那些一直控制着殖民地美洲政治生活的、保守的商人和种植园主的手里了。大城市中的技术工人和一切劳动者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战斗组织，这种组织清除了那些首鼠两端的保守分子，带动了那些步伐迟缓的稳健分子，并从无数方面推进了美国革命，直到在一次革命战争中把英帝国在美洲的统治彻底推翻。他们有时候自称为取缔派；在宾夕法尼亚，却被称为联合派，而在康涅狄克州又有人称他们为“团结党人”。但大家通常叫他们“自由之子”[9]。
这些革命团体中的主要成员是手工业主、技工、短工劳动者、大木工、木器工人、印刷工人、造船工人、铁匠、鞋钉工人、制绳工人、海员、泥水匠、以及别的一些城市里的下层阶级中的成分，他们的名字是很少在任何历史书籍中被提到过的[10]。来自商界和自由职业界的一些人则在“自由之子”的组织中担任了领导的职务。麻萨诸塞州的塞米尔·亚当姆斯和南卡罗来纳的克利斯多佛·加德斯登，纽约州的约翰·兰木及罗得岛的斯蒂芬·霍布金斯都是当时极出色的领导人物。同时劳工阶级是同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律师，种植园主或商人们经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进行工作的。如皮革工人耶宾莱泽·梅金塔西及一个主要由技工和一般工人组成的俱乐部“北极会”的领导人保罗·瑞弗尔便经常在波士顿同塞米尔·亚当姆斯商谈各种问题，技工威廉·约翰逊则同查里士顿的克利斯多佛·加德斯登经常一起合作。
在他们的领导下，“自由之子”们举行了反抗英帝国高压政策的示威运动，争取到废除了印花税法案，实行了不进口协议，并抵制了英国茶叶的进口。他们强迫那些被派卖印花的官员们自行辞职，并威胁一些别的人逃出市区；他们威逼那些不遵守不进口协议的商人当众道歉；他们对那些一意孤行而危害革命利益的人予以涂油黏毛的处罚[11]。
在自由的敌人的口中，“自由之子”则永远被称为“暴民”，“苏格兰、爱尔兰及外国浪人们组成的乌合之众”，“罪犯们的子孙”，“制造分裂变乱的一群下流的捣蛋分子”[12]。但在塞米尔·亚当姆斯看来，他们和他们的同盟军农民阶级[13]乃是“每一个人类社会的力量的泉源”，同时，正是依靠着这“被称为工匠和农夫的两种可尊敬的人群”他才能够实际推行了不进口运动。塞米尔·亚当姆斯会说，“最后来挽救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的”，毫无疑间，乃是城市劳工和乡村农民的“坚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个革命领导人约瑟夫·华伦博士，当他在一七七四年六月提到关于执行不进口协议的问题时，也对工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了同样的信任，他写道：“我怕纽约方面是不会以很热烈的心肠来帮助我们的，但是要完全抛弃我们，他们也许又会觉得那未免太可耻了；至少，如果纽约的商人们打算要把我们出卖掉，纽约的工人却一定会起来破坏那笔交易的。”[14]
在英王党人敌视的目光下，“自由之子”，手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抱定宁肯“浴血苦斗”也不愿再忍受暴君统治的决心，排成战斗的行列浩浩荡荡地向各公共会议场行进，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自由之树的徽章。在小旅馆和酒店中，他们定期举行每周一次的学习会，在那里有人给不识字的同志们大声宣读最近的报纸和一些小册子或传单[15]。到了举行歌唱的节日，他们便高声唱着革命的歌曲，警告那些贵族们，他们是敢于从本国以及英国的暴政下争取自由的。其中有一曲歌是：
起来吧，自由的儿女们，
让千万颗心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我们的口号是：“我们敢于自由地活着”，
为了这个我们什么都不畏惧！
压迫的锁链必须被粉碎，
过了今天，良机一去不复回；
让我们用行动来证实我们的口号，
从今天把奴隶制彻底摧毁！
[16]
有时，妇女们也参加了这个大合唱，因为“自由之子”已经在美洲找到了第一个作为自己帮手的妇女组织—“自由女儿”。这些妇女拒绝以茶作饮料，更因为她们也都起来抵制英国货物，使得不进口协议收到良好效果。她们在“宁穿本地布制衣，莫把自由抛弃”的口号下，推广土产布料的销路。有一次在“自由女儿”的集会上，忽然来了一个男人，他竟对革命大加诋毁，妇女群众马上就把他捉住，脱光了他的上身，但因一时找不到黑油和鸡毛，她们便在他身上涂满了糖蜜，黏满了鲜花上的花须[17]。
有人指责“自由女儿”的行为是违反上帝意志的，因为上帝规定女人只应该永远坐在家里。但“自由之子”却是极欢迎她们的帮助的。他们高兴地喊着：“有这么多的妇女站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可以使每一个英王党人在我们面前抖成一团。”[18]
印花税法案取消后，“自由之子”仍继续进行它的组织工作。纽约市的“自由之子”并曾派遣代表到其他地方去帮助那里的同志组织分会。然后把所有这些组织联合起来便成立了“自由之子”联合会。此外在波士顿及查里士顿也在进行着同样的活动[19]。
这些先进组织的成立，不仅第一次实现了美洲各殖民区间有效的联盟，并帮助推进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一七六八年，英国军队在波士顿驻扎的时候，政府当局发出命令要工人们去替他们修建兵营。虽然由于不进口协议的执行，很多木工和泥瓦工失业了，他们却仍拒绝参加这个修建工作。额外赏金和高额工资也丝毫不能动摇他们的决心。他们是如此的“顽强”以致戒基将军只得派人到纽约去另找工匠。但就在这时候，保罗·瑞弗尔也被派单骑兼程向纽约进发了，他要到那里去寻求纽约“自由之子”会中的木工和泥瓦工的支援。在听完保罗·瑞弗尔的报告之后，那里的工人立刻作出决定永不为“本国的敌人”工作[20]。
爱尔兰的都伯林城接着也成立了“自由之子”的组织。他们在精神上及经济上都会给美洲人民以多方面的支持，他们为“全世界自由之子”干杯、祝福，他们并召集了很多爱尔兰的自由主义者和急进分子前来参加华盛顿的军队作战。甚至一部分英格兰的工人也激励美国的自由儿郎们说：“只要你们坚持下去，你们就一定能够保障你们自己的自由，同时也保障了英格兰人民的自由。”[21]
“自由之子”对于这种国际问的关怀是极表欢迎的。后来，伦敦的“宪政会”汇款来馈赠在康科德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们的子女及家属，这件事也更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决心。英国的纺织工人、海员、成衣工人及矿工们更鼓励“自由之子”坚决进行不进门协议运动，并且说，即使英国工人会因为失掉了美国市场而失业，而处于“饥饿状态”中，也决不要因此中止。是以戒基将军在其一七六八年的一个报告中说：“在伦敦和都伯林两地所发生的叛乱和暴动事件的消息……传到美洲那些党徒们的耳朵里后，他们都认为这是极有利于他们的独立阴谋的。”[22]
政治行动
这一切国内和国际间的友善关系在后来对于美洲的工人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同样对他们有很大帮助的是大革命时期他们在各种政治活动中所获得的经验。由于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对于殖民地政府是完全没有控制力量的。但到了英国王朝所派遣的合法政府开始垮台而超法律的委员会与议会控制的时期开始时，工人们却要叫那些保守分子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力量了。费列得尔菲亚一个技工于一七七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宾州日报”上所写的话可以说正反映了那时全国各地的他的工人弟兄们的情绪。他写道：
“从来，无论参议员、政府委员或税务官等等的选举，都是由一班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提出人选，决定候选人名单，而工人们要想插在里面说一声赞成或者不赞成都是不许可的。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忍耐很久了，但那些大人先生们却一向认为理所当然地说，那些工匠们（虽然他们在数量上是最大的一群人，特别是在本国）有什么权利要来过间这一切；那也就是说，事实上，他们是完全没有替自己说话为自己思想的权利的。是什么理由使得我们不能具有别人一样的选举权和被选权呢？……我想，选举出一两个人来让他们去代表在全人口中占极大数目的工人群众，是绝对必要的。”
一七七三年，当纽约保守的商人们组织五十一委员会企图以之控制革命的潮流时，技术工人立即单独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技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委员都是“自由之子”的老辈，因此，他们也就要尽他们作为父辈的责任，尽全力进行推翻国内外“老牌敌人”的斗争。他们举行会议募款“救济波士顿的穷苦人民”，因为波士顿海港已被英国封锁了；他们严格执行不进口协议；组织通讯联络委员会；鼓动木工及泥瓦工拒绝参加修建波士顿峡口工事的工作，并强迫商人们拒绝利用他们的船只去装运英国的军队和给养。他们重新提出“自由之子”曾为之进行过斗争的问题：“给过去一直被摈弃在选举之外的一切阶级以同等的权利”，并改变口选的办法为票选[23]。
胜利终于得到了。选举的限制改变为只要有正式住所一项，因此大部分工人都有了选举权。“技工委员会”所提出的召开美洲大陆会议的要求，最后得到了各方面的同意。但保守派却还企图要控制一切，他们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是提出大陆会议的代表必须完全由五十一人委员会中选出的建议。技工们的回答是很简单的，他们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全部候选人名单。最后，由商界和技工两方面各派代表来进行商谈，才算得到了协议。为使彼此能够团结起来，当商人们同意在一个更广大的百人委员会中，与工人进行联合的时候，技工委员会也同意撤回自己的候选人名单。
这种向联合的道路推进的活动，在别的殖民区也同样在进行着。查里士顿的技术工人对于原来由商人们发动的不进口协议的条款极为不满，因为那个协议忽略了某些工人们所最不能容忍的问题。比如说，他们的要求是要禁止任何拿来作为技术工人出租的奴隶进口的。在原来的协议拟定了四天以后，技工们在自由之树下开会了，他们对原协议提出了两条修正，一是规定不许有任何奴隶进入本殖民区，另一条则是不从流动商人手中购买任何由英国运来的商品。查里士顿的商人却又修改了技工们的提议，要想展延禁止奴隶买卖的时间。对这一点技工们完全拒绝接受，他们同小种植园主联合起来对商人施以压力。这些种植园主乃命令他们的经理人不要从那些拒绝接受技工修正案的商人们那里买任何货物，也不卖任何东西给他们。结果，商人们请求召开一个技工、种植园主和商人三方面有同等代表权的联合委员会来重新起草不进口协议。这样，一个包括十三个商人、十三个种植园主及十三个技术工人的联合委员会终于成立了，并以此为基础联合实施了一个共同的不进口协议[24][25]。
在这个时期，查里士顿的技工们已选出了自己的议会代表。一七六八年十月一日“波士顿新闻”刊载了一条寄自查里士顿的新闻：“本市技工领袖多人会在制绳厂附近田野中之树荫下集会，闻将选出六位先生代表本市居民以参加即将开幕的州议会。”当波士顿的技工们一读到这条消息时，他们就马上把自己的队伍开进了本市的会议厅，也不管它什么法律上规定的对他们的选举权的限制，他们整个儿把政府的政权接收过来了。一七七〇年有一个贵族写道，“波士顿的商人们，在他们的市会议上已经完全没有决定任何问题的权利了，市会议现在已是完全操纵在一群属于人民中最下层的暴徒的手中。”美洲关税委员会更补充说，“在那些会议上，是人类社会中最下层的工匠，以最大的自由在讨论着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26]
一七七〇年以后，其他城市和市镇上的技术工人们都起来遵循着查里士顿技工们所走过的道路前进。一七七二年费列得尔菲亚的爱国会成立了，该会宗旨是保障“属于我们及我们后代的正当权利和特权，使其无论在这里或在大西洋的彼岸，都不能受到任何的侵犯或破坏”[27]。两年以后，该会更名为费列得尔菲亚技工协会，同时和偏僻地区的农人们联合起来。
一七七六年，一个超法律的州会议在宾夕法尼亚召开了“其明确的目标为成立一个……完全由人民授权的新政府”。本殖民区的一切居民，凡年满二十一岁，在其所在城或郡负担赋税，居住已达一年以上时间，并愿宣誓支持革命事业者，均有权选举制宪代表会议的代表。从这个工人和农民都有充分代表性的会议中，终于产生了当时最民主的宪法。这个宪法保证了人民的言论和信仰自由，增强了偏僻地区在政府中的代表性，并允许一切担负赋税的居民均有权参加选举，参加政府中的各项工作。反动分子称这个文件为“一群愚昧不堪的人的暴民政治纲领”，费列得尔菲亚的詹姆斯·艾伦先生更哭丧着脸说：“整个的权利是都操纵在联合派手里了……”[28]
每一殖民区的保守派都悲痛地感到，革命运动把“水底深处的沉渣全翻搅到最高的水面上来了”[29]。乔治亚的州长更满眼含着泪说，在塞凡那，“教区委员会的委员完全是一班最下层阶级的人民，主要是些木匠、鞋匠、铁匠们……”[30]一个反动的宾夕法尼亚人约瑟夫·盖罗维更以下面的一联诗句来表示他的愤怒：
人民群众是以极严前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些攻击的。南卡罗来纳州查里士顿城的一个牧师，因为他狂妄地说，“工匠和那一班乡下佬根本没有权利谈论政治，更不能过间英王陛下及众议院的议员们决定作或可能要作的任何决定”，乃被主教会予以开除教籍处分。罗得岛纽波特的“水星报”于一七七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曾站在人民的立场公开说，“这一切说明……工匠和乡下佬用人们所用的含侮辱性的称号乃是英王、参、众两院议员及教士们的真正的唯一的主人……”
走向独立的道路
保守派的主意是想依靠国会中缓和派的力量，阻止美洲人民的斗争，使它不要变成为流血惨剧，但工人们却完全不这样想，他们知道，英国的统治阶级已经下决心要维持他们在美洲的统治，即使有必要—如国会中一个议员会威胁着说的——“放火烧毁他们的森林”，也是在所不惜的[33]。为了革命的事业，工人中已有人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一七七〇年三月二日就有五个人在波士顿旷场上被英国军队枪毙了。在这次波士顿惨案中被害者的姓名是：一个从奴隶制下逃出来的黑人海员克瑞斯巴斯·阿塔克司，制绳工人塞米尔·格瑞，青年海员詹姆斯·克尔德维尔，技工帕吹克·卡耳和木器工学徒山姆·马费瑞克。最后五个人同埋在一个坟墓里[34]。
在这次惨案发生后，技工们坚强地武装起来准备对付一切不可避免的冲突。他们组织地方自卫队，收集大量的枪械和军火，并在“自由之子”的集会上进行作战的训练。在英军驻扎最多的地方波士顿，技工们组织了一个极其复杂细密的侦察网以“窥察英军的动态并收集关于英王党活动的各种情报”。
不久，他们得到了戒基将军打算要把朴次茅斯所存军火运走的消息，保罗·瑞弗尔，作为侦察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马上骑着马彻夜奔驰将这个消息通知了朴次茅斯的“自由兄郎”们。结果他们是在邻近市镇和村庄里的技工和农人的帮助之下，在英国人还没有到达以前便已把全部的军火搬走了。又过了一些时间，这位波士顿的技工又一次骑上快马了，这一次乃是在通知塞米尔·亚当姆斯和约翰·韩苛克，戒基将军打算要逮捕他们，所以他要设法把他们送到较安全的地方去。最后，侦察委员更搜集到了一个极端重要的情报。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的夜晚，侦察人员发现有八百个红外衣[35]全副战斗武装，离开了自己的营房，向波士顿北郊距城十八英里的康科德进发，他们的目的是要到那里去抢劫爱国主义分子的军火库。基督教教堂的灯塔立刻闪灼着向乡区发出信号，保罗·瑞弗尔便束装上马开始了他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奔驰。英军在走近勒克星敦的时候，便遭遇到当地义勇队的狙击，一到康科德，在“自由之子”所领导下的自卫队更与他们正式交战了。最后英军撤退了，但留下了将近三百名死、伤和被俘的兵士，而美洲人则只损失了约九十名。
五天后一个星期日，波士顿的一个技工以色列·毕瑟尔，骑着他疲惫的战马来到纽约城，在这里散播关于康科德及勒克星敦的各种消息。于是纽约市的小商人、技术工人和普通劳动者马上打破了本市的军火库，搬走了所有的军器并将大约六百枝步枪立刻分发给大家。这样武装起来以后，“自由儿郎”们很快成立了一个自愿兵团，并掌握了本市的政权。他们接收了当地的海关和一切公立仓库，卸下了两船预备送交波士顿英军的物资。几个星期以后，“自由之子”领导下的民兵和预备坐船到波士顿的一部分英军发生了冲突，结果他们劝说一部分兵士逃散了，其余的都被留下。
“响彻全球的炮声”在其他殖民区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在乔治亚州的塞凡那，“自由之子”打破了那里的火药库，拿到了六百磅火药，此外从一只停泊在港口的英国船上也抢到很多枪枝和一些火药，于是他们开始组织了一个团的军力。会员耶宾勒泽尔·麦克卡西被捕入狱了，“自由儿郎”们马上打破监狱把他放出来，并排成战斗的行列在街头示威。在费列得尔菲亚的技术工人和开明的商人成立了一个“军事联盟”。在新泽西的纽亚克，“自由之子”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一致决议他们“将在这个空前的危机中，毫不犹豫地付出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以支持争取“美洲自由的事业。”[36]
革命和战争已经摆在全体人民的面前了。但在几乎一年的时间内，它所采取的形式还只是武装要求纠正过去的一切错误措施。工人们完全明白他们必须从战斗中去取得自由，但保守派却还在相信有和解的可能。因为保守派在美洲大陆会议中仍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压低了要求脱离英国统治的呼声，反向英王保证说，美洲人根本没有“意思要独立”。工人们则托付他们的州议会和大陆会议中的代表要他们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克利斯多佛·加德斯登更在南卡罗来纳的州议会上发表谈话说，当他在会上提出要求，希望本议会公开宣称，它不但要为自由努力，而且还要为美洲的独立而努力的时候，他是代表着查里士顿全体工人的意志的[37]。当加德斯登被工人选为代表参加大陆会议以后，一七七六年二月十日他在会上高声诵读了一本小册子“常识”中的一段话，这本小册子乃是一个管做过鞋匠、胸衣制造工、做过职员、并在布厂里做过工的工人所写的；“争辩讨论的时期已经过去。武力，这最后的手段，必须用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汤姆·潘恩更以生动的辞句和无可反驳的雄辩证明了：殖民地人口决不可能一方面忠心于乔治三世而同时又能获得自己的自由。他更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希望说，独立的结果，将是一个民主形式的政府的出现，将是把美洲变成为一个“全人类的收容所”，一个“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避难处”。“我们的前面有无穷的希望和无尽的鼓舞，要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建立起来一种最高贵最纯洁的政治制度。而我们相信我们是完全有力量来重新改造这个世界的”[38]。
但也有很多人是不愿把这个世界重新改造的。“我们不要独立。我们不要什么革命”，北卡罗来纳参加美洲大陆会议的商人代表约瑟夫·休士就曾这样喊叫着说，独立将产生一个“共和制的暴政——一切可能存在的暴政中最坏最邪恶的一种政体”[39]。
一七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纽约的技工委员会要求纽约代表投票赞成独立。但保守派占统治地位的州议院不但拒绝向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传达这种要求，更于六月十一日通知那些代表说，他们根本没有代表本州说话的权利。可是在这个时候，弗吉尼亚的里查·亨利·李已经在会上提出了他的著名的议案：“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区，现在已经是、也应该是自由和独立的州郡”。马上，大会委派了起草“独立宜言”的委员会，在砖瓦匠格瑞福的家里，汤姆斯·杰斐逊草拟了这伟大的革命文献。
“独立宣言”的消息一传出来，工人们真是欢喜若狂。但在某些殖民区里，也只有工人们在那里感到高兴。爱德华·麦克格芮茅骨写道：“在南卡罗来纳，只有一派人是全心全意忠于这个事业的，那就是克利斯多佛·加德斯登所领导的，全由普通人民组成的老自由之树党……”[40]
很显然，如果技工们和一般劳动者不会遭受到种种阻挠，与英国的分裂是一定会更早实现的。但在一七七〇年以后，富有的种植园主、律师和商人却完全掌握了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并逐渐把技工们安放到不重要的位置上去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主要依靠农业的国家里，技工、机匠和一般劳动者在数量上比农民要少得多，在影响.上也远不及商人和种植园主。在革命运动的最初阶段，城市的下层阶级所以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是因为在城市中，较之道路崎岖、交通困难的乡村，组织工作要容易进行得多。但在革命斗争的其他各个时期中，技工和一般工人们虽然能够对于那些保守分子起一种推动的作用，但他们始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一定的时间内来领导整个的革命运动。
然而，无论如何，今天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祖先们已经得到的成就是不容轻视的。他们曾作为“运动的矛头，使美洲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并在美洲建立了更广泛的民主政治”，他们组成了“当时伟大的示威运动中的广大群众以及这些运动的核心组织；此外，更是完全依靠着他们的力量，请愿书的辗转传递签名，传单的散发，和英国军队进行的武装斗争以及将英国茶叶倾倒入海等等工作，才有了实现的可能”[41]。要是没有他们，大革命一定会归于流产。
独立战争
他们的革命热情更在独立战争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上尉裴多克领导的波士顿炮兵连是完全由技术工人组成的，很多美洲军队中的军官就是从这个单位中产生出来的。宾夕法尼亚第十一团的两个连中有五十七个士兵会把自己的职业登记下来，其中只有七个人是神话和诗篇中的“开上战场的农民”，其余则完全是各行业的工人和普通劳动者。此外还有很多人，他们的工作都是极关紧要，对于革命的胜利也都有其极重要的贡献的。他们供给了革命所需的劳动力——他们是喂养牲畜的牧人，是铁匠，是枪炮匠以及其他数十种不同行业的技术工人。他们，正如有一个命令会说，“在情况需要的时候，要充当进攻或防守的士兵，同时还要充当技术工人”[42]。
很多合同雇工也参加了革命军，他们的老板们可以从政府得到一部分钱以补偿合同未满的一段时间的工作。宾夕法尼亚州兰加斯德郡参加军队的合同雇工是如此之多，以致一七八一年本郡的财务当局拒绝再向老板们付款，“因为这项经费所需比全郡的税收数日都更大了”[43]。后来，由大陆会议通过了一条法案，凡参军的合同雇工均应立即无条件恢复自由人身份。
自由的和奴隶身份的黑色工人在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一般没有得到适当的重视。在战争爆发以前，因为不允许他们参加反对大不列颠的热潮，很多奴隶都跑到英国方面去，英国人答应他们在服满兵役后可以恢复自由。为制止这种情况，很多州政府当局才向奴隶们提出，凡参加独立军作战的都可以获得自由。一七七八年到一七七九年间罗得岛给华盛顿送去了一团黑人兵士。从麻萨诸塞的七十二个市镇，从宾夕法尼亚，都有不少黑人参加在混合营里作战。有一个英国的雇佣军官会在日记中写道，在美洲军队中“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团，里面没有大批的黑人，那些黑人有些是极能干、极强壮和极勇敢的家伙”[44]。黑人兵士萨勒姆·普尔，曾由十四个军官署名专案向麻萨诸塞州州议院呈述他的功绩，他们说他在邦刻山一次战役中“表现自己完全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军官，同时又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兵士”。他们接着说，“在这个黑人身上，看到他是一个智勇兼备的兵士”。麻萨诸塞州对于一个假扮男装在独立军麻州第四团中充当了十七个月兵士的黑人妇女德波娜·茄勒特也表示了极高的崇敬。她得到由本州发给的三十四英镑的奖金以表扬她的“女英雄主义的卓越事绩”[45]。
美国的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是一枝忍受着饥饿、寒冷和各种挫折但仍然坚持着向胜利前进的军队。华盛顿对于在铁炉谷时褴褛不堪的独立军的动人的描述，充分地表露出我们的革命祖先真是一种特殊材料做成的：
“士兵们没有足够遮体的衣服，睡眼时没有军毡，走路时没有鞋袜，从他们两脚上流下的血迹可看出他们行进的方面，粮食是经常没有，但他们仍然在冰天雪地中前进着。圣诞节到了，他们在离敌人一天的行程的地方驻扎下来，那里，在他们自己动手修建以前，是没有半问房屋或一个茅棚可以蔽体的，但他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这一切，这种坚韧和服从的表现，在我看来，在整个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46]
华盛顿的军队在铁炉谷所遭遇到的这种困苦并不完全是由英国的封锁造成的。名誉上负担军队给养的商人及制造商们的“贪婪和对金钱的无婴的饥渴”倒是造成这一切的最大原因。华盛顿写道，“投机商人、各式各样的罪恶的守财奴和股票商们”，才真正是“扼杀我们的事业的凶手”[47]。这些发战争财的魔鬼，安稳地坐在自己的家里，化钱雇几个人上前线去替他打仗，当技工们、农人们和上层阶级中的爱国分子都为自己的国家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时候，他们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同政府签订购货合同，通过货币上的投机和土地的买卖积累无尽的财富。
在后方，对于“扼杀我们事业的凶手”的愤怒情绪是同样日益增长的。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三百。约翰·亚当姆斯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姆斯于一七七七年四月写道，现在到处“可以听到反对商人、反对垄断者等的呼声，据说他们已经制造出一个影响到很多人的大灾荒”[48]。人民群众要求各州和各个市镇的政府当局控制物价，并实行定量分配的办法，这个要求首先在康涅狄克州得到实现。一七七六年该州州政府通过一个法案规定了各种商品的价格和一定的工资标准，该法案的序文并对那些垄断商人们予以严酷的斥责[49]。马上，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及新英格兰的各州都先后通过了规定工资、限制物价的法令并对于商品分配进行管制。如果没有强制执行的机构，仅靠法令来控制物价是决不可能的。老板们很容易在工资标准方面遵守法律规定，而在物价方面完全置法令于不顾。工人们看到自己完全成了“一种无厌的财富欲”下的牺牲品，真是愤怒已极。一七七九年一月费列得尔菲亚的海员为要增加工资举行罢工了。但结果竟遭到军队的镇压，而罢工工人也被关进了监牢。不满情绪越来越增长，有些工人更完全气馁了。他们感到他们所流的血“只不过是为了让一种寡头政治的统治去代替另一种寡头政治的统治，而两者在压迫人民和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方面是毫无二致的”[50]。但这种情绪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下层各阶级决定用它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来执行控制物价的法令了。在麻萨诸塞州的柏味力，女工们打进了商人们的仓库，强迫他们按照法定的价格出卖他们的商品。
在这个问题上，费列得尔菲亚城所采取的办法乃是最有效的办法。宾夕法尼亚州在一七七八年十月就通过了一个限制物价的法令，但到一七七九年夏天这个法令仍然没有能够执行。那年夏天，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一个法令执行委员会产生了，大会对这个委员会所给的原则性的指示是“武器是拿在我们手里的，我们也知道如何去使用这些武器，在这个法令没有贯彻执行以前，我们决不放下它们”。于是这个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新的物价表，并警告商人们说，任何人如果敢于违反这个物价表上的规定，决将予以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惊之下，垄断商人们才只得规规矩矩地服从，物价也因此下落了。当汤姆·潘恩和检查委员会找到罗伯特·摩利斯的家里，没收了他的一船面粉的时候，这位富豪的费列得尔菲亚商人和金融家却埋怨说，“不容许一个人照他自己的意思，根据他本人认为合适的条件去处理属于他自己所有的财产，那实在是完全违背自由原则的”[51]。
英国人以及为他们服务的美洲的英王党叛徒们极力希望把人民大众的愤恨情绪转向革命运动。他们向工人们说，只要他们一抛弃革命事业，他们马上“就会得到永恒的荣誉和立刻兑现的报酬，以代替他们现在所面临的茫茫的前途和无穷的困苦”。但只有极少数的工人因此投降了。同时，由海员、钟表匠、成衣匠和鞋匠所组成的巴尔的摩独立党俱乐部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了。一七七七年他们命令一个属于英王党的印刷商人威廉·郭大德，“于午前离开本市并于三天之内离开本州”，否则他即将是“无数群众的愤怒下的牺牲品”[52]。
英军司令克林顿听说宾夕法尼亚第十一团因为“几乎有十二个月没有见到一元纸币的兵饷”，马上要哗变了，于是他一方面派人传去一些极富于诱惑性的消息，一方面并派遣了几个代表去和他们进行谈判。但这些代表可真是时运不佳。他们中有几个竞被士兵们捉住给绞死了。为要给那些怀疑宾夕法尼亚工人对革命的忠诚的人们一个教训，他们的尸体被悬挂在野风中达五灭之久[53]。
胜利
一七八一年康瓦里斯的投降[54]及紧接着成立的“和平协定”并没有给美洲的劳工阶级带来安乐的岁月。但美国大革命确是本国人民大众在走向自由的长途上大踏步前进的开始。需要从斗争中去争取的东西是还很多的。废除奴隶制度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但这个制度现在还依然存在。麻萨诸塞州于一七八〇年取消奴隶制，同年，宾夕法尼亚也通过了一个逐步解放奴隶的法案。罗得岛更提出了一个需要再来一次革命才能实现的原则：
“既然美洲的居民一般都正从事于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斗争，而人身自由更应当视为最重要的一项，每一个自己急切希望享受自由生活的人，是应该极愿意让别的人也都能够得到人身自由的……”
[55]
大革命有效地摧毁了合同雇工制。以千计的合同雇工因为参加军队得到了自由，新的合同雇工的入口已几乎完全停止。一七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纽约市民举行的群众会一致要求取消“过去在专横的英国政府的统治下，可以不受任何干涉地在本州一直进行着的买卖白色人口的活动”，因为这种买卖是和“本国人民在欢欣鼓舞中建立起来的自由理想”完全违背的[56]。
大革命开放了原由一七六三年公告划在居住范围外的大片的土地。虽然首先得到利益的仍是一些投机商人；彭恩氏、斐尔费克斯氏、格阮菲尔氏等家族及其他英王党人的大批地产全部都落入极少数的几个垄断商人的手里了，但边境上各区域人口的大量增加也说明一般人民还是得到了一些利益的。
各州的宪法可以说是把革命的胜利果实纪录下来了。虽然大多数的宪法仍然是维护富人们的利益，但保障民主进步确已在一切宪法中成为基本法则。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等原则差不多在所有各州宪法的民权条例一篇中都明文规定下来。有好些州，取消了国教教堂，信仰自由得到了保障；口选的方式被禁止了；长子继承和限嗣继承等使大量土地永远为少数家庭占有的封建制度取消了。最后，人民选举代表参加特别的制宪会议并批准宪法草案的权利，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得到承认。
大革命把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从英国商务政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发展了美洲商业，使本国工业有了发展的可能。这些情况转过来更产生了新的美国劳工运动，这一运动在其此后的斗争中则将实现那些为美洲的自由而牺牲的机匠、技术工人和一般劳动者们所留下的未完的愿望。
在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美洲的劳工阶级更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通过“自由之子”的组织，它认识到集体行动和集体斗争的重要价值。通过通讯联络委员会的活动，它认识到同其他城市和其他国土的工人必须保持密切联系的重大意义。由于参加了市会议、州议会以至大陆会议的工作，它了解到应如何为了全体人民共同的目标去和自己的同盟者进行合作。更重要的是，对于美国劳工运动思想意识的形成，大革命也起了极重大的作用。下面一段话是很有代表意义的。这是一八三六年六月费列得尔菲亚制鞋工雇工协会对于鞋厂老板们的一个回答，那些老板会警告雇工们说，他们将再不雇用任何会参加了任何工人组织的鞋匠了：
“我们说我们愿意参加什么样的一个组织，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祖先——那些在一七七六年为保卫平等权利和平等待遇，荣誉地用自己的鲜血浇遍了这片土地的辛苦勤劳的老工人们遗留给我们的权利，因此我们，他们的后代子孙，是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干涉的享受这种以我们祖先的血换来的这份遣产的。”
[57]
多少世代以后，人们对于七月四日的纪念是同一八八六年以后纪念“五一”一样热烈的。这一天的整个活动是游行、宴会、开庆祝会和表演各种表现工人阶级要求的戏目。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曾于一八四四年七月四日为福尔河的纪念会作了一支歌：
我们又一次欢迎你的来临，
你——曾给我们带来独立的日子！
那曾经烘暖了我们祖先的自由的火焰，
今天还熊熊地燃烧在他们的子孙的心间。
歌唱吧！让宁静的碧天发出回响！
自由的朋友们已集会在此间，
对敌人的打击是要沉重的，
我们要叫自由的敌人战抖，乞怜。、
今天，让我们在彼此的面前宣誓，
我们要为劳动的人民战斗到底，
在这个战斗中我们不要用刀枪剑戟，
我们的武器是真理
[58]。
伟大的革命口号——生活、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组成了劳工阶级所提出的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工作条件等要求的具体内容。他们的革命祖先们所付出的牺牲则更激动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及四十年代的工人们，使他们要求更多的分得一份由他们的劳力所产生出来的财富。
[1] 一九三一年四月“新英格葡季刊”(New England Quarterly), 第四卷，第二四○——二六六页。寇蒂斯·奈脱尔司(Curtis P. Nettels):*一六九○——一七二○年殖民地制造业的威胁”(The Menace ofColonial Manufacturing 1690—1720);又克莱命斯·艾尔弗特Cla--rence V. Alvord):“密士西比流域与英国政治”(The MississippiValley in British Politics), 一九一七年克里夫兰版，第一卷，第八八——九九页。
[2] 约翰·密勒(John C. Miller):“美国革命的起源”(Origins of theAmerican Revolution), 第二三页。
[3] 即上文禁止殖民地人口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移民的命令。该命令为英王乔治三世于一七六三年十月七日发出。——译者
[4] 英国伦敦国会所在地，此处即指英国国会。——译者
[5] 寇蒂斯·奈脱尔司：“美国文明的根源”(Root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一九三八年纽约版，第一七——二二页。
[6] 摩西·泰勒(Moses C. Tyler):“美国革命文学史(一七六三——七八三年)”(Literary History of the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3)，一八九七年纽约版，第一卷，第一○○——○一页。
[7] 麻州殖民会社“从刊”(Publica--tions),第十九卷,一九一六-----九一七年，第二五九頁，查理·安德魯(Charles M. Andrews):“波士顿商人与不进口运动”(Boston Mer-chants and the Non-Importation??Movement).
[8] 杰尔德·斯巴克司(Jared Sparks):“摩利斯州长生平”(Life of Gou-verneur Morris),一八三二年波士顿版，第一卷，第二五页。又 H·C·凡·沙克(H. C. Van Schaack):“彼得·凡·沙克的生平”(Life ofPeter Van Schaack),一八四二年纽约版，第四七页。
[9] 有时某些特殊行业的工人通过自己单独的组织去进行活动，但这些组织却仍同“自由之子”发生联系。如纽约市的海员则大半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海神之子”进行各种革命活动的。（见纽约历史学会一七七三年十二月二日公报，该报曾载有海员汤姆，波林“致敬爱的同餐诸君”的一封信，他呼吁“海神之子”们起来制止英国茶叶在纽约进口，不然，这一件事将“最后渭灭我们的一切自由权利的”。）
[10] 一九三二年一月“北卡罗来纳州历史评论"(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第九卷, 第五〇——五四页。又菲利浦·戴維生(PhilpDavidson):“自由之子和顽固人”(Sons of Liberty and StampMen).
[11] 一七六五年十一月七日“纽约公报” (New York Gazette);又爱默逊·泰勒(Emerson Taylor):“保罗·瑞弗尔传”(Paul Revere), 一九≡〇年纽约版，第七○页。又里查·摩利斯(Richard B. Morris)編:“美国革命时代”(The Era of theAmerican Revolution), 一九三九年纽约版，第二七二——二七三页。赫勃脫·毛萊士(Herbert M. Mo-rais):“纽约自由之子”(The Sonsof Liberty in New York);又C.C·琼斯(C. C. Jones):“乔治亚州史*(History of Georgia), 一八八三年波士顿版，第六一至一一一页。又“康州历史学会文集”(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第十八卷(一九二○年版)中“菲区文稿”(Fitch Papers),第三八四——三八五页。
[12] 波士顿通讯委员会(Boston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手稿,第六卷，第四七二——四七三页，存纽约公共图书馆手稿室；又威廉·克特(William Cutter): “依士雷尔·澄特偷生平”(Life of IsraelPutnam), 一八六一年纽约版, 第一三三頁。又一九三三年三月“新英格兰季刊”(New England Quar-terly),第六卷, 第九八一三○页。R·S·朗雷 (R. S. Longley):“革命时期麻州的暴民活动”(MobActivities in Revolutionary Ma-ssachusetts); 又伊利莎白·梅·勃莱克(Elizabeth May Blake):“纽约城对印花稅法案的反对”(Oppo-sition to the Stamp Act in NewYork City),第三八页(一九三六年叙拉古斯大学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13] 在有些殖民区里，在“自由之子”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技工、机匠及普通劳动者们曾企图和偏僻区城农民中的急进分子结成联盟。例如波士顿的“自由男儿”就曾和全区的农村急进分子取得联系，因而保证在很多市镇和村庄里通过了反印花税法案的决议。但在纽约，虽然农民是极愿与工人合作的，那里的“自由之子”却没有作任何的努力去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关于该问题的分析，可参看欧尔文·马克：“一七——一七七五年殖民地时期纽约的农村矛盾”，一九四〇年纽约版，第一三五、一三八、一四八及一五二页。
[14] 詹姆斯·霍斯默(James K. Hos~??mer)：“汤姆斯·郝特琴生的生平”(The Life of Thomas Hutchin-son)，一八九六年波士顿版，第二三八页；又一九四○年十月“中美”(Mid-America),第二十二卷,第二五二頁;查理·麦泽尔(Charles M.Metzer):“宣传和美国革命”(Pro-paganda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又约翰·密勒(John C.Miller):“山姆·亚当姆斯传”(SamAdams), 第三○二页；又R·弗劳星漠(R. Frothingham):“约瑟夫·华伦的一生及其时代”(Lifeand Times of Joseph Warren),一八六五年波士顿版，第一三七页。
[15] 一九四○年一月“宾州历史和传记杂志”(Pennsylvania Magazine ofHistory and Biography), 第六十四卷，第三○页；又 H·L·卡尔金(H. L. Calkin):“美国革命时期的流行读物和舆论”(Pamphlets and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又一七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南卡罗来纳公报”(South Carolina Gazette)。
[16] “一支新歌——献給美洲的‘自由之子’(一七六八年)”,(A New Song——Address'd to the Sons of Li-berty on the Continent of Ame-rica, 1768), 存宾夕法尼亚的历史学社图书馆；又一七六六年一月六日“纽约公报”(New York Gaze-tte)。
[17] 本生·罗新(Benson J. Lossing):“革命战場图片集”(Pictorial Field-Book of the Revolution) 一八六○年纽约版，第一卷，第四八二页。一八九四年“美”(American Historical Register),第一卷,第二九——三六页; R·J·柏尔克(R. J. Burker): “自由女兒”(The Daughters of Liberty);又一七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波士頓新聞"(Boston Chronicle)。
[18] 约翰·密勒：“美国革命的起源”(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第三四四页; 又一七六六年四月四日由波士顿发出出的信的手稿，存罗得岛历史协会。
[19] W·W·维尔拉得(W. W. Willard)編:“论美国革命的书信集”(Letters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九二五年波士顿版，第二五页。
[20] 阿瑟·施列兴格(Arthur M. Sch-lesinger):“殖民期商人和美國革命”(Colonial Merchants and theAmerican Revolution),一九一八年纽约版，第三八二——三八七页。又约翰翰·密勒：“山姆·亚当姆斯传”，第二九九页。
[21] 里查·摩利斯(Richard B. Morris)??編:“美國革命时代”(The Era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第三三七——三三九页所载迈克尔·克劳斯 (Michael Kraus):“十八世纪美国与爱尔兰革命运动”(Ame-rica and the Irish RevolutionaryMovement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一文; 又见维尔拉得书第一二一页、二一六页；又一七七五年三月十二日“纽波得水星报”(New-port Mercury)。
[22] “威廉马利季刊”(William and??Mary Quarterly),第二集,第四十卷,第九四页；格利恩·史密斯(GlennC. Smith):“不進口协会的时代”(An Era of Non-Importation As-sociations)一文; 又“戒基通讯集”(Gage Correspondence).第一卷,第一九七页 。
[23] 前引培克书，第二八页。
[24] 前引塞勒斯书，第二○五——二○九页。
[25] 一七七〇年，纽约一技工写道：“真是没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更荒唐更岂有此理的了，我们的商界大老板们竟喊叫着说，关于英国商品人口的问题，按工们是没有权利表示任何意见的。”（见一七七〇年五月十日后，由布鲁塔斯签名的一份公报，稿存纽约公共图书馆珍本室。）
[26] 伊瑟·福尔勃斯(Esther Forbes):“保罗·瑞弗尔和他的时代”(Paul Revere and the World He LivedIn)，一九四二年波士顿版，第一八七页:又迈理尔·杰森(Merrill Jen-sen):“联邦问题论文集”(The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一九四〇年威士康辛州麦迪生版，第四五页;又L·H·吉浦生(L. H. Gipson):“杰瑞·英节索尔传”(Jared Inger-soll), 一九二○年纽约版, 第二七〇頁。
[27] 菲利浦·戴维生(Philip Davidson):“宣传和美国革命(一七六三——一七八三年)”(Propaganda and the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3)，一九四一年北卡罗来纳州，卡波山城版，第七七页。
[28] “宾州历史和传记杂志”(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Biography), 一八八五年版, 第九卷，第一九六页；一八九七年版，第二十一卷，第四七八页；又一九三八年版，第六十二卷，第三○六页
[29] 转自克劳德·凡·泰恩(ClaudeVan Tyne): “美国革命中的保皇党”(Loyalists in the AmericanRevolution), 一九○二年纽约版四二页
[30] “乔治亚历史史学社文集”(Georgia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一八七三年塞凡那版，第三卷，第二二八页。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詹姆斯·赖特州长(James Wright)致达特末斯助爵(Lord Dartmouth)一信。
[31] 来喀古士为纪元前七世纪的斯巴达立法家，梭伦为纪元前七世纪古雅典的立法家。——译者
[32] 转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加拿大历史评论nadian Historical Re-view),第十二卷,第二六七页，查理·密列特(Charles F. Millett):“独立宣言前夕的英王党帝国主义”(Tory Imperialism on the Eve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33] 克劳德·凡·泰恩：“独立战争的起源”(The Causes of the War forIndependence), 一九二二年纽约版，三九四——三五九页
[34] 英国兵士常以低微工资担任部分时间的工作，因而引起波士顿工人对英军的反抗心理，是此次波士顿惨案所以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见里查·摩利斯：“早期美国的政府与劳工问题”，第一九〇—一九一页。）
[35] 英国军队的俗称。—译者
[36] “美国革命时期的纽约城……原始记录”(New York City during theAmerican Revolution……Origin-al Papers),第五四——五五页(马利纳斯·維勒特上校[Colonel . Ma-rinus Willet's]的叙述); 又约翰·亚当姆斯(John Adams):“寄妻信函”(Letters Addressed to HisWife)，一八四一年波士顿版，第一卷，第四二页。又唐纳德·凯麦尔(Donald L. Kemmerer):“到自由之路：新泽西殖民地争取自治的斗争”(Pathway to Freedom: TheStruggle for Self- Government inColonial NewJersey), 一九四○年新泽西州普麟斯吞版，第三二七页。
[37] 华星吞·福特 (Worthington C.Ford)编:“大陆会谈报”(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一九○四—一九三七年华盛顿版，第一卷，第八六——八九页。又爱德华·麦克可芮第 (Edward Mc-Crady)：“革命时期南卡罗来纳史(一七七五——一七八○年)”(His~tory of South Carolina in theRevolution, 1775---1780), 一九○一年纽约版，第二七○页。
[38] 菲利浦·方纳(Philip S. Foner)編:“汤姆斯·裴因全集”(The Com-plet 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一九四五年纽约第一卷，第三○——三一页
[39] “新泽西州档案”(New Jersey Archives),第十卷,第一七九页;又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美国革命女儿们雑志”(Magazine of the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五十五卷，第六一七页；约翰·费兹派特立克(John C. Fitzpatrick):“革命战争通信及安全委员会”(The 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 and Safety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40] 前引麦可芮第书第三九——四○页
[41] 一九四二年“科学和社会”(Scienceand Society)夏季号,第六卷,第二三六頁,赫勃脱·毛莱士(HerbertM. Morais):“工人民主与美国革命”(Artisan Democracy and theAmerican Revolution)。
[42] 卡尔·凡·道伦(Carl Van Doren):“一月兵变”(Mutiny in January)一九四三年纽约版，第四三页。又斯梯尔林(Sterling)手稿, 第四册,第六二頁，一七七六年三月四日存纽约历史学会。
[43] “宾州档案”(Pennsylvania Archi-ves)，一八五三年费列得尔菲重版，第一集，第八卷，第七三○页。
[44] 一九一六年四月“黑人历史”(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第一卷,第一一九——一二八页； W·B·哈特格勒夫(W. B. Hartgrove):“美国革命中的黑人士兵”(The NegroSoldier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45] 赫伯特·耶浦斯克尔(Herbert Aptheker):“美国革命中的黑人”(TheNegro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一九四○年纽约版, 第三四——四一页。
[46] 菲利浦·方纳(Philip S. Foner)编:“乔治·华盛顿选集”(George Wa-shington: Selections from hisWritings), 一九四四年纽约版,第一六——一七页。
[47] 同上书，第五九一一六○页。
[48] 查理·佛朗西斯·亚当姆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编:“美国革命时期纽约·亚当姆斯夫妇通信集”(Familiar Letters of John Adamsand His Wife Abigail Adams,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八七六年纽约版，第三六五页。
[49] C·J·雀德雷(C. J. Hoadley)编:“康涅狄克公务记录”(Public Re-cords of Connecticut), 一八九四年康涅狄克州哈特福特版，第一卷，第六二页。
[50] 罗伯特·伯仑豪斯(Robert L.Brunhaus):“宾夕法尼亚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inPennsylvania),一九四三年费列得尔菲亚版，第七○——七一页。
[51] G·H·伯莱登(G. H. Bryden)编:“凱撒·罗德尼来往信件集”(Let-ters to and from Caeser Rod-ney)，一九三三年费列得尔菲亚版，第三○三頁。又依利亚斯·欧伯霍茨尔(Elias P. Oberholtzer):“罗伯特·摩利斯”(Robert Morris),一九○三年纽约版，第五一——五六页。又前引伯仑豪斯善，第七一百及以下数页。
[52] 前引伯仑豪斯害，第五八页；又尤金·林克(Eugene P. Link):“民主共和党会社(一七九〇—一一八〇〇年)”(Democratic-RepublicanSocieties, 1790—1800), 一九四二年纽约版，第二六页。
[53] 前引卡尔·凡·道伦书， 第二一三——二一四页。
[54] 查理·康瓦里斯（Cornwallis）侯爵为英国政治家和军事将倾，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他在弗吉尼亚州的约克镇向美洲军投降。——译者
[55] E·R·透汭(E. R. Turner):“宾州的黑人”(The Negro In Penn-sylvania),一九一一年华盛顿版,第九二页。
[56] 一七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独立日报"(Independent Journal); 又前引麦克科尔梅克书，第七六页；又“宾州历史”(Pennsylvania History)，一九四○年版，第七卷，第一三六頁, 威廉·密勒(William Mi--ller)：“美国革命对合同劳役的影响”(The Effects of the AmericanRevolution on Indentured Ser-vitude)。
[57] 一八三六年六月十一日“全国劳工”(National Laborer)。
[58] 一八四四年七月六日“福尔河技工”(Fall River Mechanic)。
感谢 东方红 录入、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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