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张德彝的《三述奇》一书中有关巴黎公社的记载的述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1988）

一、对《三述奇》中有关巴黎公社的记录的书评
二、对《三述奇》中有关燹后巴黎的记载的述评
三、对《三述奇》一书的再评价

一、对《三述奇》中有关巴黎公社的记录的述评

　　张德彝的《三述奇》一书的问世，为我们了解晚清时期中国人对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观感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该书以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作者从1871年1月25日到12月10日近一年时间内随同崇厚使法的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所涉内容很广，全书洋洋十四万言，但其中有关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记载只有万余言。如果考虑到作者在公社起义后的第二天就离开巴黎，直到公社失败后才回来的话，那么这些记载作为对巴黎公社本身的目击记的价值是有限的。具有较大的目击记价值的部分是作者在凡尔赛时期和回到燹后巴黎所见所闻的记载。但是，这本书毕竟包含了迄今为止发现的一份罕见的中国人有关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见闻录，它反映了当时一位中国年青官员对于巴黎公社这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的观感，这就使它具有异乎寻常的史料价值。
　　张德彝的《三述奇》中有关普法战争的记载已经介绍过了，下面着重介绍他关于巴黎公社的见闻。
　　张德彝是在1871年3月17日（同治十年正月廿七日）早晨来到巴黎的。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到巴黎是为了替使团物色寓所。那天正是巴黎公社起义的前一天，他没有投宿旅馆，因为“当时巴黎初定，旅舍大半歇业，虽开，亦恐内藏‘红头’。”^[64]出于对巴黎革命者的一种本能的畏惧，他决定到朋友那里去借宿。
　　张德彝在安顿下来以后，便积极去找房子，从3月17日下午到3月18日下午，一直忙于这件事情，以至没有注意到周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日下午看定了房子，傍晚应邀到法国友人家里吃晚饭，大约10点以后才回寓所。看来是在当晚听到起义的消息，而且一路上“民勇争斗，终夜喧阗”这种气氛也使他感到担心，于是连忙写信禀报崇厚，请他暂时还留在波尔多，等巴黎情况稳定以后再来。可见，张德彝在3月18日这天虽然在巴黎，但并不象有的评介文章所描述的那样，目击了起义的过程，这从他在日记中用“闻……”这种表述方式也可看出。尽管如此，在他的3月18日和19日这两天的日记中，仍生动地记录了3月18日起义的概况，留下了中国人关于巴黎公社的最早的一份记录。

　　3月18日的日记上写道：“二十八日戊午，晴……闻是日会堂公议，出示逐散巴里各乡民勇；又各营派兵四万，携带火器，前往北卫（伯利维尔）、比述梦（梭蒙高地）、苇莱（拉一维勒特）暨纲马山下（蒙马特尔）四路，拟取回大炮四百余门，因此四处皆系乡勇看守。官兵到时，乡勇阻其前进。将军出令施放火器，众兵抗而不遵，倒戈相向。将军无法，暂令收兵，叛勇犹追逐不已，枪毙官兵数十人。武官被擒二员，一名腊公塔（勒康特），一名雷猛多（克列芒·托马），亦皆以枪毙之。戌正，叛勇下山，欲来巴里。一路民勇争斗，终夜喧阗。”^[65]

　　这篇日记大致上记录下3月18日起义爆发的过程，虽然其中个别情节失实，在夺炮与护炮的斗争上也是按照梯也尔政府的说法，把梯也尔企图夺走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说成是“取回”。然而我们毕竟可以从中看出梯也尔政府的目的在于“逐散”国民自卫军才采取这次军事行动，可以看出这次行动如何由于遭到国民自卫军的奋起反击和政府军士兵的“倒戈相向”而宣告失败，以及起义者扩大其战果的情况。
　　在3月19日的日记上，记录下起义者已占领巴黎并接管军政大权以及梯也尔政府逃往凡尔赛的消息：“闻昨夜叛勇已入巴里，至王宫左万洞坊（万多姆广场）之铜柱下，约千万人，哗然鼓噪，声言将吏、兵二部大僚，并民勇将军、巴里提督、按察司皆改用其党。各官畏惧，皆避往卫洒（凡尔赛）等处，巴里遂无主矣。叛勇行令，官兵皆倒举火枪，以示无与战意。人心惶恐，畏其抢夺杀害。富者已经他徙，贫者无以自卫……。”^[66]在这篇日记里，作者凭藉自己的洞察力并用自己的语言来勾划这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很有意思的。
　　作者对这场革命的意义当然是毫无了解，想到的只是“恐大难无可避居，即拟出巴里。”^[67]他当机立断，于3月19日离开巴黎回波尔多，在这同一天的日记里，记录下他离开巴黎时的情景，如邮局电报局不开门，“江北各巷口皆以车轮石木堆筑炮台（指街垒），行人往来有暗号，不可遽往”，以及他奔赴车站时目击“沿途老幼男女拥挤喧哗，络绎不绝”^[68]，等等。
　　张德彝于3月20日回到波尔多，在那里又住了10天。在这期间，他没有放过对3月22日在巴黎发生的旺多姆广场事件进行记录，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闻是日有巴里良民数千，于午正至万洞坊民勇将军衙门，与其头目商议平定之事。‘红头’不允，即时枪毙人民数十，众皆惊散。此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各街口皆塞大炮，门户难开，人多逃逸。”^[69]不难看到，此则记述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其来源无非是反动报刊的恶意宣传。
　　在《三述奇》出版后的一些评介文章，一般都把张德彝关于3月18日起义的记述作为重点来介绍。然而，若从目击记的角度来衡量，《三述奇》的价值恰好不在于作者记录了其他目击者早已记录过的史实，而在于记述了一些看来很琐碎，但却是作者亲自目击、同时其他目击者很少注意到的事情。由于张德彝在法国内战期间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凡尔赛，直到五月流血周后才回到巴黎。因此，他在凡尔赛期间和公社失败后在巴黎的观感，在他的记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德彝于3月30日抵凡尔赛，当时梯也尔政府经过一段喘息时间后，正准备向巴黎公社进行反扑。张德彝从下火车开始，便对那种进攻之前调兵遣将的紧张气氛有所感受，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晚兵马云集，人语喧哗。因官兵不与叛勇战，故调水师来此，蓝衣草帽，不甚整齐。”^[70]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梯也尔原有军队的士气很成问题，因此不得不想方设法进行补充。
　　次日则记：“闻近日‘红头’固守巴黎，兵难进攻。”^[71]4月1日（农历二月十二日），也就是凡尔赛军队向巴黎西北郊库尔贝瓦等地发动进攻的前夕，张德彝记述道：“午初一刻，雨止微晴。忽闻有千军万马经过楼下，其声辘辘。不闻号令，但见旌旗蔽日，电掣云驰，使地震摇，惊心动目。”^[72]
　　4月2日（农历二月十三日），对于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的情况没有记载，反而记载了公社向凡尔赛进军的消息：“本日午刻，有‘红头’二千西出巴里，过思安江（塞纳河），欲往大炮台取炮。中途至古瓦庄（库尔贝瓦），遇一名医丁吉业者，出与讲和。不意‘红头’有一童子名吴爱文者，将丁刺死。据云，被伊刺死者，此为第五人。其桀骜凶悍，殆亦秉于天性者欤？后官兵截战，‘红头’始为败回”。^[73]4月3日又记：“午初，过马步队共四千余人，行动稍觉整齐。卫洒（凡尔赛）通城所用甘水，皆由他处灌入。闻是日叛勇三路出巴里，折断水道。官军迎至鸥泗地方对阵，而得伊斯义（伊西）炮台，叛勇败退。”^[74]从这些记录中，看不出4月2日至3日这次战役的来龙去脉。
　　4月4日，公社被俘的战士被押解到凡尔赛，作者目击了押解的情景：“闻昨夜官军与‘红头’大战而胜，被俘者一千二百余名。是日经过，见每十‘红头’缚以一绳，有官兵二十名，举枪以护之。”^[75]
　　在4月8日（农历二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对4月6日晨凡尔赛军两个旅袭击讷伊，旅长阵亡一事作了补记：“前日在纳里（讷伊）一役，官兵追之过桥，叛勇所备炸炮未得施放；不料官兵炮子误触，彼此各伤数百人。提督阵亡二员，一名斐斯旺，一名杜其良。”^[76]
　　我们知道，张德彝在很大程度上是抱着猎奇的心理去记录周围的事物的，他的记忆力很好，手也很勤，只要是他感到新鲜的事情，他就有闻必录。巴黎公社本身并不是他要记录的主要对象，有些事情他只是作为在法国的见闻记录下来。因此，在他的日记里，有些琐碎的事情，他倒记得非常详细。这些记述，看来繁琐，但却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罕见的史料。他对于上述凡尔赛军的两个阵亡将领的殡仪的记述，便是一例，在一连几天的日记里他都记了这件事：
　　4月10日（农历二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早，有阵亡之二提督出殡，前有神甫与圣徒三十余人，左右官兵百余名，后则伯理玺天德递尔率文武大僚数十员，及仕宦男女百余名。二棺平行舁入东首大礼拜堂停厝。神甫诵经，四面跪者男女三四百人，各随神甫祝祷，忽而叩头，忽而俯首欲泣。其惨痛之情，询足令人哀感也。”^[77]
　　4月12日的日记：“晚，由外部递到阵亡二提督之讣，内云：‘前日出殡，未曾知照各国公使，今定于翌午在大礼拜堂诵经超度，恳请光临为幸。’”^[78]
　　4月13日的日记详细记录了追悼会的细节：“二十四日甲申，阴。巳正，随星使乘车行里许，抵大礼拜堂。外立马步队千余名。堂高九丈，阔八丈，深十四丈，内外横有黑布帘幔，中立一十字，上悬耶稣木像。两旁立瓷烛十二只，高各五尺。上下左右燃灯千余盏，插国旗数十杆。台上设香案，右坐主教马比喇，头戴白缎帽，形如山字，身着白袍，上罩青绒金边十字披肩，足登白花鞋。又教师六七名，头戴黑帽形如凸字，亦系白衣，黑十字披肩未缘金边，著黑皮鞋。台下红椅三行，坐本国大员，如避尔、发福尔等。后长凳数行，坐各国公使以及外客，再则小学生数十。木阑外设假木柩二，上覆黑帐，四围列白蜡长四五尺者百余只。前列亡者之甲胄刀剑，再后列乐兵四百余名。楼上设有风琴大瑟。左右石阑外，立本地男女无数。初则奏乐唪经。其主教时而免冠，时而看经，其立坐无暇晷，观者皆随之。余人时而递书，时而呈帽，皆跪进。又皆北向十字，忽而请安，忽而问讯。其中亦有着黑衫白披肩者，皆教徒也。有三教徒以金壶、金盘、白布巾各一，跪而进水于主教。主教坐而浣其左手前二指，后步于十字架前拈香。其合掌膜拜，如僧道礼。又以提炉焚檀，绕台三匝，阖室生香。回台后，教徒跪进黑布鞋、紫地金花氅。更衣毕，有二对高烛、一炉木香前导，主教步于柩前。后一乌衣人戴毡帽者，手举银镭，长约六尺。奏乐念经一通，其礼乃毕，宛然一出戏也。又，第三次祷告天主前时，门外马步队鼓噪一阵，以助其威，以赞其忠，闻者罔不惨然。归时沿路男女拥挤，寸步难移。”^[79]
　　张德彝显然是出于对法国的风俗习惯的好奇，用看一轴好戏般的注意力，才把这种场面描绘得一清二楚。当然，张德彝能看到这种隆重的殡仪排场，很属不易，因为死者的军阶高。至于普通士兵的出殡，张德彝在4月9日的日记中也记下一笔：“见二殡，一官送，一车载，送者无多，盖皆阵亡之兵也。”^[80]
　　可以用来跟张德彝的描述进行鲜明对照的，是巴黎公社委员阿尔努对于公社将士的出殡场面的生动的追忆：“所有的死者都一律用黑色的灵车，毫无别的装饰，只有一束红旗，车的四角挂着长长的黑纱。队列的前面走着鼓手，他们也披着黑纱，隔一段时间发出一阵致哀的鼓声。后面的军乐队奏着进行曲，其中由乐队指挥谱写的那几首曲子尤为动人心弦，既悲痛又充满着坚韧的决心，随着便是一长列灵柩，有时多达二三十具。如遇牺牲特别严重，死的人太多时，较大的灵车上就一个压一个地装四至六具棺材，灵车两侧走着一行与死者同一连队的国民自卫军，他们倒背着枪，枪口朝下。跟在灵车后面的是死者的妻子、儿女和双亲，然后是区里的公社委员，或政府机关的代表，以及没有轮到在前线值班的各级军官，亲友，工人代表以及一连武装战士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长长的队伍缓缓地在默默致哀的人群中行进，尽管这种场面在各区每天出现，甚至一天出现多次，但是，人群并未因此而麻木不仁。大部分死者都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因此，队伍要经过巴士底狱广场，绕自由柱一周，所有的人都脱帽致哀，战鼓声咚咚作响。”^[81]
　　把张德彝的记述跟阿尔努的记述进行对比，可以从又一个侧面看出革命的巴黎与反革命的凡尔赛的社会风貌是何等不同！
　　然而，总的看来，张德彝在凡尔赛期间所作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记述都比较简略，也不系统。他记录了“‘红头’在巴里捉获主教神甫百名下狱”（4月7日），记录了巴黎公社的兵力（4月8日），记录了东布罗夫斯基将军为公社效劳的消息（4月16日），记录了梯也尔企图通过内奸打开巴黎城门而“不意谋泄”的消息（5月5日），记录了巴黎拉普弹药厂爆炸的消息（5月18日），等等。^[82]这些记录，有的比较准确，有的则纯属捕风捉影的讹传，下面我们略举数例说明。
　　在估计巴黎公社的兵力时，张德彝的记录是：“巴里共有‘红头’四万七千，枪炮六万余具，颇属利害。”^[83]把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的兵力估计为四万七千，这个数字是相当准确的。我们知道，关于公社时期巴黎国民自卫军的统计数字是非常紊乱的，原因可能是提供这些数字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军事委员会，往往倾向于夸大部队的人数。巴黎国民自卫军号称30万之众，这是从第一次围城以来沿用的数字，水份是很大的。到1871年5月初，公社军事委员会公布了国民自卫军各军团兵员情况表，列明国民自卫军总数为190425人。^[84]这也是一个大大夸大了的数字，目的大概是为了迷惑敌人。根据苏联历史学家凯尔任策夫的统计，公社的兵员在整个作战时期的总数约为4—5万人。^[85]这个根据大量史料核实出来的数字，与张德彝的记述相近。而张的记述无非来自凡尔赛有关渠道，这说明凡尔赛方面对于巴黎的实际兵力早已了如指掌。
　　记述错讹之处，也屡有所见，如5月12日记述的“闻是日‘叛勇’之首乘气球逃去”^[86]，便是一例。对波兰革命军事家东布罗夫斯基的记述是：“闻现在‘红头’党中，有法人戴色里者，本系元帅亢贝达（甘必大）营勇将。因德法已和，稍有觖望，竟改名为邓波斯纪（东布罗夫斯基），投入‘叛勇’营中，参谋一切，可谓始终异辙者欤”。^[87]这种介绍是欠准确的。
　　有意思的是，张德彝在5月7日的日记中，还记述了一则中国人企图协助巴黎公社的传闻：“闻茹良现在巴里，欲仿华文造字，教‘红头党’，以异于法国民会，未详确否”。^[88]从内容来看，这则传闻是很离奇的。以中国文字如何能够用来改造法文呢？再说，即使能够改动几个字，把它们传授给公社社员，以便区别于国民公会，这种作法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法兰西发生内战，双方连文字都要分家吗？究竟是茹良这个人想入非非呢？还是根本就不存在此事呢？现在谁也说不好，因为张德彝也只是听说，并加上“未详确否”一语，以表怀疑。然而，我们倒不妨从他这则记载中提出一个问题，在当时旅居巴黎的中国侨民当中，是否也会有人同情和支持巴黎公社？
　　另外，张德彝还记述了当时法国社会的若干畸形现象，如乞讨现象和下等人“衣服蓝缕，多生虱蚤”之类不讲究卫生的现象。他未能把这种下层人民的困苦现象跟阶级状况联系起来考察，而是基于一种民族意识而发出“如是则洋人之笑华人不洁者，其亦未之深思耶？”^[89]的议论。
　　从5月初开始，张德彝便听到火器之声昼夜不绝，还看到“过兵有百万之多”、“每晨夕过牛千头”等等^[90]，这些见闻都生动地反映了凡尔赛军加紧进攻巴黎的迹象。他在5月21日（农历四月三日）得知凡尔赛军进入巴黎的消息，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写道：“闻巴里城已克服。缘德知法久战，所费不赀，恐赔款不能如期以偿，故协助速克之。”^[91]这里点出了德国政府跟梯也尔政府勾结起来镇压巴黎公社的事实。
　　五月流血周期间，张德彝仍住在凡尔赛，夜间遥望巴黎，“烈焰飞腾，炮声不绝”。他虽然没有亲自目击街垒战，然而在5月24、25日（农历四月六、七日）这两天的日记里，却记录了使团翻译庆霭堂同该团两名外籍随员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巴黎观战的情况：“庆霭堂同殷伯尔与薄郎乘车往看巴里，……闻其将入巴里时，他国人因城池新克，多有争观者。彼时枪炮频发，以致义国（意大利）副使误中炮子而亡。故巴里下令，虽有文凭亦不得出入往来。庆霭堂等乘车至其王墓前马队营，见枪炮子飞腾遍城，其急如矢，其密如星，遂避于义大利街之阁朗店，……店多受伤官兵，食用皆无。又值叛勇焚其王宫与兵、户二署，其轰击声彻夜不止”。^[92]
　　张德彝一行于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四日）才最后从凡尔赛迁到巴黎，但在搬迁前也曾因事进出过巴黎。在这期间，公社俘虏陆续被押解到凡尔赛，张德彝逐一记下押来的公社俘虏的批数、人数、性别、表情等等，偶而也发表一些评论和感想。他从5月23日到6月6日，共记下10批^[93]，下面列举其中几段记载。

　　5月23日（农历四月五日）：“未刻，见有兵万余人，随行鼓乐而归，虽列队而步伐不齐，更有持面包饮红酒者。其被获叛勇二万余人，女皆载以大车，男皆携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蓬头垢面，情殊可怜。其始无非迫胁之穷民，未必皆强暴性成而甘于作乱；今俱伏罪受刑，睹之不禁恻然。”这是张德彝对押解到凡尔赛的头一批俘虏的观感，应当指出，他对这些被俘“叛勇”所表露出来的恻隐之心，跟王韬认为公社社员该杀的那种言论^[94]比较起来，还是有区别的。顺便指出，据当时公社的参加者利沙加勒记载，把公社俘虏押往凡尔赛是从5月24日开始的^[95]，这个日期比张德彝的记载要晚一天。
　　5月30日（农历四月十二日）记：“晚，见马步兵解送被胁之‘红头’万余人上火轮车，皆流于阿斐利加。其余党恶作乱者，皆黑布蒙头，以枪毙之。闻‘红头’不独法国武官，间有他国人乘乱随入者。”
　　6月2日（农历四月十五日）：“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这则日记和其他几则日记中都提到公社妇女的英勇气概。尽管作者对于凡尔赛政府诬指公社妇女为“纵火犯”的谣言深信不疑，然而对于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与勇气不得不表示惊讶：“女则有造火药者，有缝布袋装沙石以筑土城与炮台者，有能文工书草露布者，竟有荷戈而骁勇倍于男者，奇甚。”（5月18日即农历三月廿九日日记）
　　6月3日（农历四月十六日）：“晚，又解过‘叛勇’二千五百余人，有吸烟者，有唱曲者，盖虽被擒，以示无忧惧也。可知天下风气，大抵相同”。
　　6月6日（农历四月十九日）：“未正，由楼下解去叛勇一千八百人。妇女有百余人，虽被赭衣，而气象轩昂，无一毫袅娜态”。

　　以上这些材料是张德彝据其目睹而记载的，也许除了若干数字以外，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可见，即使在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思想比较开通的官吏的笔下，公社先烈们的那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气节，仍然可以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

二、对《三述奇》中有关燹后巴黎的记载的述评

　　张德彝在日记中还对燹后巴黎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这部分材料对于了解巴黎在内战中所遭受的破坏和都市生活的恢复情况，都是很有帮助的。
　　张德彝于6月3日进入巴黎市区，并记录下沿途所见：“午初，随星使乘车北行，迤东三十九里（指华里）抵巴里。路过贤路义（圣路易）大桥，见其断处接以木板，厚皆盈尺，长六七丈。桥之东，楼房百区，鲜有存者。入巴里之西南班都门，路皆拆毁。叛勇在各巷口多筑土石墙、几案墙。又有木筐墙，系以荆柳编筐，内盛零碎什物，堆累成台；炮子虽入，含而不出。……申初，复乘车少游，见王宫左鄙一带，空墙矗立，红焰犹存。官后埃及石柱下之铁阑，曲弯折毁，其四角石台亦被轰坏。宫旁立伍力（里沃利）街之市廛楼房长约里许者，率皆焚毁，乱石堆积如山。腊佩巷（和平街）前，万洞坊之铭胜铜柱（旺多姆圆柱），被炮击碎，铜块纷飞。马达兰礼拜堂前罗雅弄之铺户，焚毁无一存者。凯歌路北之石牌楼，被炮子穿成巨孔。有叛勇所掘之河，筑以石壁，将浸水之毡布覆于其上，以御枪炮。瓦砾遍城，可怜焦土”。^[96]
　　这一段日记，生动地描述了内战甫息之后巴黎的市容，随着张德彝此后几个月在巴黎游览观光，留下类似的记述颇多。^[97]以下略举数例：

　　6月12日（农历四月廿五日）记：“出马业门（麦奥门），见高楼烧毁无数，地下铁道全行拆坏。至柏路旺园（布伦森林），欲入游观，被守兵所阻”。
　　6月21日（农历五月四日）记述了旺多姆圆柱的破坏与修复情况及个人感触：“随星使乘车至……。途次，见万洞坊之铭胜柱已被叛勇打坏。所有烂铜，皆以车载去重修。是柱系其先王拿破仑第一战胜他国，将所获之铜炮改铸者也，高九丈，周四丈，上下雕刻各国旗帜炮位，甚为精巧。不意败坏至此，有不令人生感耶？其余被焚之石土灰烬，皆扫除清理，以待重修。闻现募匠役已有五万余人，大兴土木，剋日完工，自必焕然一新也。”
　　6月25日（农历五月八日）记述了到文新森林游览所见，途中“出万三（文新）门，过贤门岱（圣芒代）囿。树皆锯去，一望无际”，又看到“‘红头’曾聚于此”的炮台与火药局，“四围墙头铺有沙石口袋，高约数尺，以御枪炮。”随后还看了看公社社员曾进行过顽强抵抗的王位广场和圣安东街：“至十字街名托仑坊（王位广场），中立二石柱，高二丈余，柱顶各立一人，皆古时名士遗像。过此即前贤安敦弄（圣安东街），有兵房一所，极大，楼高四层，叛勇曾经栖止，故被炮子打坏数间”。
　　7月16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记述了偶而看到在动物园里关押着公社伤员：“游万性园。园尚未开，绕至贤贝那街，欲隔阑窥之。适有兵开栅引入，见木房收养受伤之男女叛勇有数百名，卧以木床，覆以棉褥。”
　　7月31日（农历六月十四日）记述了被烧毁后土伊勒里宫的情况：“临街左右高台，仍有木房两行，花木尚未修齐，池虽有水不见畅旺，树多有被锯而去者。宫之正门，阑以木板，禁止行人。其东北二面，红墙独立，一木无存。其西南二面，虽未被焚，而窗壁摧残，金玉皆为瓦砾矣。”他回想起同治丁卯年（1867年）游览该宫时给他留下的“极其崇饰”、“晶莹耀目”、“陈设华美”、“古董纷披”等印象，不由得感叹道：“一旦遭此兵灾，比咸阳之一炬。凡物盛衰，各有其遇，至事过境迁，岂不增人欷歔感慨耶！”

　　从张德彝的记载来看，巴黎的市容和都市生活恢复的进度还是相当快的。他在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四日）迁入巴黎那天的日记上写道：“现在法京底定不过三五日，而街市已修理整齐，房楼已刷扫洁净，道途不平者已垫之，花木损坏者已易之。初平大乱，渐复旧观，功令之迅速，人力之勤奋，于此可见”。6月24日（农历五月七日）又记：“此时巴里城内扼要之地，繁华之区，一律修饰整洁。至凯歌路左右之小戏场，法名‘加非商当’，译‘商当’者，歌也，加非馆兼歌曲也，现皆开演。及小儿之竹马秋千，亦多设列者。唯近日仍大索‘红头’余党”。6月29日（农历五月十二日）记：“凯歌路（叶利赛大道）之马戏园开”。7月1日（农历五月十四日）再去游览上次被守兵挡驾而没有看成的布伦森林时，印象是“曲径崇岩，层楼复阁，近日修理，轮奂一新。”7月27日（农历六月十日）跟崇厚一道逛罗亚尔宫附近市场，见“各廛罗列货物，尤多于前，如钟表镯簪，枪刀书画，衣冠宝石，瓷铁玻璃等，巧夺天工，真假难辨”。当晚房店“马逼”园开幕，又记述了游园的情况：“入内，一天星斗，万盏灯光。当中跳舞亭，乐声大作，清妙可听。四壁花木，路径曲弯，真水假山，相映成趣。……妓女结群，轻盈绰约，宛如仙子临凡。而纨袴子弟之往来追随者，亦举国若狂也。”由此可见，镇压公社战士的枪声犹在耳际，巴黎已经还原了它的有钱人的天堂的面目。
　　凡尔赛政府进入巴黎以后，梯也尔仍然顾不上处理天津教案事。张德彝等除观光游览外，间而也随同崇厚参加一些外交活动，在这方面张德彝记录了两件事，一是参加达尔布瓦大主教的丧礼，二是参加了梯也尔为庆祝镇压巴黎起义而举行的阅兵大典。
　　他在6月7日（农历四月二十日）日记上记录了参加达尔布瓦大主教丧礼的场面：“……入那欧他达木礼拜堂（巴黎圣母院）。堂高十数丈，宽十丈，深二十余丈，白石建造，中立天主十字。对面楼顶，设大小风琴各一，四壁挂以黑布，上缝白布十字。椅皆罩以黑布。楼上女子数百。楼下前三面坐各国公使、民会百官暨土户绅民等万余人。凡民会中者，皆胸挂小法旗。堂中设假木棺三，覆以黑帛，四角燃烛。右边木阑内有教徒二十余人，鼓琴拉笳，朗诵其经，声韵清亮，如聆梵音。后则神甫拈香诵经，未正始毕。”^[98]尽管达尔布瓦大主教的丧礼相当隆重，但这段记载却比较简略，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有关丧礼的细节在4月13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已详加记载，在这里也就无奇可述了。
　　6月29日（农历五月十二日）所记参加阅兵大典，则较详尽：“未正，随星使乘双马车行十八九里，入柏路旺园赛马厂，一路车马拥挤，几无隙地。其被邀之人，皆有凭票。台之上下，共坐二万余人。中坐统领童耳暨各部院会堂大僚，次则各国公使。
　　台前横有铁阑，各将弁群立中央，皆银盔红靠，黑裤马缨。遥望马步队，甲胄射目，旌旗蔽空。入座未久，忽闻放炮数声，前后马步，共过六万，号称十万，每队三千。俟兵过，帅则归立于中。每队后有炮三十门，骡驮十余，箱车八辆，皆为载受伤兵将者，末有军器车十辆。三千大阅后，帅与各将齐立台前，举刀向鼻以行礼，众皆击掌称贺，亦有免冠者。是日鼓乐喧天，声如雷电，亦奋武扬威之意也。酉正回寓，沿途男女观者如堵。”^[99]
　　张德彝所目击的胜利者耀武扬威这一历史场面，标志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暂时遭到挫折。公社被搞垮了，斗争要延期，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已经出现。当然，张德彝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切的。
　　《三述奇》中除了对事实见闻的记述以外，张德彝所发表的个人感想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一位中国年青官员对这个伟大历史事件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诚然，在对巴黎公社的认识上，张德彝的某些看法要比他同时代的人（譬如说王韬）来得开明，但也很有限。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一名官员，由于其阶级立场的局限性，张德彝从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出发来对待巴黎公社，这是很自然的。总的说来，他对巴黎公社的认识是颠倒的。
　　首先，他把巴黎公社看成是一场象中国农民造反那样的叛乱。据他看来，公社的产生仅仅在于国民自卫军生活没有出路，因而铤而走险。他写道：“夫乡勇之叛，由于德法已和。盖和局既成，勇必遣撤，撤则穷无所归，衣食何赖？因而铤而走险，弄兵演池”。^[100]事实上，公社的产生有着深刻的阶级矛盾的根源，这种矛盾在普法战争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空前尖锐起来，国民自卫军的生活问题只不过是使矛盾激化的一个因素而已。
　　正是由于把公社起义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乡勇”的衣食无着，铤而走险，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把公社社员视同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故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厦，食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101]他的这种观点，早在3月19日（农历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谈到起义者占领巴黎时就有所流露：“人心惶恐，畏其抢夺杀害。富者已经他徙，贫者无以自卫”。^[102]后来在5月18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又记：“自‘红头’反后，贫民不得脱逃，遂有投入逆党者，有被胁逼入者。”^[103]
　　因此，张德彝希望能够早日平定这场“叛乱”，这在4月8日（农历二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就有所流露：“所幸者，现在‘红头’内乱，互相杀伤，并下其头目伍阿喜（阿西）于狱，想不日可平也。”^[104]
　　以上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三述奇》中有关巴黎公社的记录。这样我们就不难对这部分材料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了。

三、对《三述奇》一书的再评价

　　在上面的介绍过程中，已经对该书的某些方面进行了评价。下面我着重就以往发表的评介文章中对该书的两个基本估价问题提出商榷。
　　（一）《三述奇》是为巴黎公社留一信史吗？
　　《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一书的编者序中，认为张德彝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结合，“就使他这个同治年间的中国人，居然为天隔地远的巴黎公社留下了一部信史”。作为论证，编者引用了普·利沙加勒著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所附大事年表中所记3月18日这一天大事，跟《三述奇》中同日与次日的记载进行对照，从而得出结论说：《三述奇》的记述，“不仅与信史完全相符，更可贵的是补充了很多只有亲历者才能知道的细节。”^[105]
　　这种评价本身及其论证方式，都难以苟同。
　　我们知道，《三述奇》一书关于巴黎公社本身的记载不多，也不系统，记载也不尽可信，再加上作者的固有的阶级偏见，谈不上是一部巴黎公社的信史。
　　至于用被马克思誉为“第一部真实的公社史”^[106]的利沙加勒的著作来进行论证，那是很不恰当的。因为，第一，若把两种著作进行对比来论证它们都具有同等价值，那就必须把两者进行总的对比，而不是抽出个别段落进行局部对比。第二，即使是进行局部对比，那么《三述奇》中关于3月18日和19日这两天的记载，就应当跟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中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进行对比，而不是跟所附《大事年表》进行对比，何况这份《大事年表》并非出自利沙加勒之手，而是德文译者特劳特·费格尔所附加。第三，利沙加勒是法国的进步新闻记者，张德彝则是中国外交官员；利沙加勒是巴黎公社的热情拥护者和积极参加者，张德彝是这个事件的旁观者；利沙加勒是抱着把公社所从事的崇高事业如实地公诸于世的信念来写巴黎公社史，而张德彝则是抱着猎奇的动机来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凡此种种，都决定了不能把两者的著作相提并论。
　　（二）《三述奇》的问世，其意义是不是“否定了‘中国人没有直接观察并记述过巴黎公社’的结论”？
　　一些评介文章认为，《三述奇》作为现在所知唯一的中国人写的巴黎公社目击记，它推翻了这样一个历史结论，即“中国人没有直接观察并记述过巴黎公社”。
　　应当指出，这种评价是不正确的。因为关于中国人是否直接记述过巴黎公社的问题，在中外史学界从来没有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过并引起争议，因而更谈不到有过什么“结论”了。我们知道，关于崇厚一行曾在巴黎公社时期到法国并曾目击内战一些场面的事实，在王韬的《普法战记》中早已提及，也是史学家们所熟知的。
　　那么，怎么会得出上述评价呢？
　　最早作出这种评价的是《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一书的编者序，当中有这样一段话：

　　“据《巴黎公社与中国》作者陈叔平研究，1871年中国对巴黎公社这件大事的报道，仅有外国人所办的《中国教会新报》和王韬所编的《普法战纪》，抄摘了几条欧洲报纸上关于‘法京民变’、‘巴黎乱事’的新闻。以致当代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热夫人，在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论文和讲演中，宣称中国在1927年以前，几乎未见到任何巴黎公社的反映。（均见北京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研究·巴黎公社专辑》，1981年3月出版）。事实果真如此吗？否！……《三述奇》……作为现在所知唯一的中国人写的巴黎公社目击记，它否定了‘中国人没有直接观察并记述巴黎公社’的结论。这当然是张德彝本人始料所不及的”。^[107]

　　所谓“中国人没有直接观察并记述过巴黎公社的结论”，似乎便由此而来。
　　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我在《巴黎公社与中国》一文中是这样写的：“我们注意到法国史学家玛丽一克莱尔·贝尔热夫人对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反映的见解。据她看来，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反映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927年广州公社，另一次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而在这两次之间几十年内，几乎看不到任何纪念巴黎公社的痕迹。应当指出，贝尔热夫人的这种见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此外，她就这个问题发表的一些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108]可见，这里并不牵涉到中国人是否直接观察并记述过巴黎公社的所谓“结论”的问题，而只是涉及到1927年至1966年之间“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反映”的问题。因此，今后在评价《三述奇》的意义时，不宜再那样提。
　　我认为，张德彝的《三述奇》的发现，确实是填补了史料上的一个空白，留下了中国人关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见闻与观感，其中也提供了一些新鲜的史料，这对于研究中法两国交往的历史和巴黎公社史来说，是很有帮助的。这份珍贵史料的问世，应当归功于张氏后人的热心捐献，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工作人员的精心保存，以及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工作人员为发掘此书而付出的辛勤劳动。然而，我们在评介这本书时，必须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过份地渲染，不但无助于提高作品的价值，反而使人看不清它的真正的价值所在。

^[64]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四，第二页〔130页〕。

^[65]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四，第三至四页〔132页〕。

^[66]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四，第四页〔132页〕。

^[67]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四，第四页〔132页〕。

^[68] 同上，第四至五页〔132—133页〕。

^[69] 同上，第六页〔134页〕。

^[70]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四，第九页〔137—138页〕。张德彝在观察过往军队时，很注意军容。他对凡尔赛军队的军容一般评价不高。他在5月4日（农历三月十五日）的日记中有个总的评价：“近日昼夜过兵有百万之多，其狼狈不堪者，数居其半”。（同上，第二十九页〔154页〕）。

^[71] 同上，第十页〔138页〕。

^[72] 同上。

^[73] 同上。

^[74]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四，第十至十一页〔138—139页〕。

^[75] 同上，第十至十一页〔139页〕。

^[76] 同上，第十三页〔141页〕。斐斯旺即贝松（Bess。n）将军，杜其良应为佩索（Pech。t）将军。

^[77]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四，第十三至十四页〔141页〕。

^[78] 同上，第十五页〔143页〕。

^[79]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四，第十五至十六页〔143—144〕。

^[80] 同上，第十三页〔141页〕。

^[81] 阿·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291页。

^[82] 参看《三述奇》稿本，卷四，第十二、十三、十八至十九、二十九等页〔140、141、145—146、154等页〕。

^[83] 同上，第十三页〔141页〕。

^[84] 见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见第244号文件。

^[85] 一凯尔任策天：《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92—393页。

^[86]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四，第三十一页〔156页〕。

^[87] 同上，第十八至十九页〔145—146页〕。

^[88] 同上，第二十九页〔155页〕。

^[89]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四，第十页〔138页〕。

^[90] 同上，第三十、三十一等页〔155、156等页〕。

^[91]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五，第二页〔167页〕

^[92] 同上，第三至四页〔168—169页〕。

^[93]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五，第二至十页〔168—174页〕。

^[94] 王韬在《法国志略》中，公然认为公社社员被镇压是由于他们“叛上妄行、作事残忍”而“自取”的。见该书卷七。但即使王韬也不赞同凡尔赛分子的滥捕滥杀。

^[95] 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962年中文版，第386页。

^[96]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五，第八至九页〔172—173页〕。

^[97] 见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五，第十四、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九等页；卷六，第二、四、五、八、九、十、十二、十三等页；卷七，第十一、十二、十八、二十一等页〔177、182、183—184、187—189、190—191、192—194、195、197、201—202、203—204、207、209、210、248、252—253、255等页〕。

^[98]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五，第十一页〔175页〕。

^[99]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五，第二十四页〔186页〕。

^[100]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五，第七至八页〔171—172页〕。

^[101]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五，第七至八页〔171—172页〕。

^[102]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四，第四页〔132页〕。

^[103]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五，第一页〔166页〕。应当指出，上面提到的他对被俘公社社员所流露的同情，正是基于这种认为他们是“被胁逼”而“作乱”的观点。

^[104]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四，第十三页〔141页〕。

^[105] 以上参看《随使法国记（三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页。

^[10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88页。

^[107] 见该书第5一7页。

^[108] 《法国史通讯》（巴黎公社专辑），法国史研究会1981年8月编印，第37页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