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与他的时代（2016）

序章 朝向资本主义地理学


“早期社会主义”问题
社会主义研究的现在
从时间到空间
面向根源性社会主义
本书构成


第一节 “早期社会主义”问题


　　本书尝试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通过与其他思想、运动的关联与对比，勾勒出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之历史。早期社会主义在本书中意味着，从明治后期到日本共产党成立（1922年）为止的这一时期内，在日本所开展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运动。在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是第一场有意识的对抗资本主义的运动，至今仍受到诸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既有研究有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将早期社会主义定位为迈向马克思主义之“前史”[1]。这就导致了对早期社会主义本身的理论潜力一直未曾展开充分的探讨[2]。既有研究的途径是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作为标准，对早期社会主义进行评价，然后突然指出其先驱性与不成熟之处[3]。有别于此，本书尝试将早期社会主义重新阐释为对抗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或者说，本书所尝试的是，参考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各种批判（这些批判常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重新解读早期社会主义，以此再次确认日本具有丰富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与运动[4]。不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随之引发的普遍暴力，时至今日，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把握与批判性分析，仍是紧要的学术课题。本书将回归日本的资本主义批判谱系之“根源”，并在此对各种思想与运动的政治意义展开探讨，由此对上述学术要求做一回应。
　　对早期社会主义的定义存在过多暧昧，这一问题在既有研究中也屡次被指出。[5]英语圈中的early socialist（早期社会主义者）一词，时常用来指代罗伯特·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19世纪早期的utopian socialism（“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这一认识，承袭自恩格斯在其1880年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做的概念规定。[6]但是，将早期社会主义限定为19世纪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时间划分，本身就存在问题。其中所体现的欧洲中心主义，使得包括日本在内的欧洲以外地区、周边地区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之意义得不到足够的认识。资本主义从开始之初就是一场全球性运动，那么其对抗运动也必然在全球展开。[7]要从全球角度把握资本主义的动态性，就必须从全球角度重新理解资本主义对抗运动的意义。对于“早期”的时间划分，也需要从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变化的角度做出新的探讨。
　　本书将时间划分的下限设定在俄国革命爆发至1922年日本共产党创立时期，将此前所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作为早期社会主义进行考察。[8]其中不仅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多种社会主义，还包括各种版本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这些具有五彩斑斓思想内容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们之所以可以被归入单一范畴内，源于他们所体现出的对现存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与超越的共同意志。而俄国革命作为促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事件，可以被定为“早期”社会主义的分界点。对于俄国革命的成功给当时的工人运动带来的世界性影响以及其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因为这一“成功”，俄国革命的经验被标准化，针对共产主义左翼运动建立起了全球性威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资本主义所开展的批判、对脱离资本主义所开展的运动的想象力。[9]俄国革命的“成功”，似乎给“资本主义的终结”相关论争，大致打上了终结符。通过列宁得以体系化、由共产党所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被接受为“正确答案”。于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按是否“知道”正确答案被一分为二，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运动相关的历史经验，也参照“正确答案”进行整理。然而，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早已分崩离析的现在，我们手上已经没了“正确答案”。因此，被之前视为“正确答案”的思想、运动所否定或者边缘化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思想，有必要对其加以重新审视，探讨其思想的可能性。本书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从接受“现存马克思圭义”的规定之前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想中，探索批判与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要将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思想与行动，解读为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则必须先明确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所指的问题。至今为止，资本主义一般被理解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由市场调节的阶级关系为特征的经济体系。本书中的资本主义概念，则参照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诠释，即“看似非人格的、具有客观性质的历史性特殊社会相互依存形态”。[10]这一重新诠释，不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关于近代社会内部剥削与统治形态的理论，而是尝试将其作为对近代性的本质自身做批判性解释的社会理论进行解读。本书受到普殊同对于马克思的重新诠释所启发，将早期社会主义解读为对资本主义近代的批判。因此，所涉及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反而有必要将他们的所有活动，作为对他们所实际生存的日本近代的批判，重新进行系统性解释。所探讨的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文本、活动，不仅包括狭义的经济领域，也包括其他各种主题，因为站在对近代的批判立场上看，两者具有同等重要性。他们在文学、语言等方面所做的实践，原本被视为非社会主义的活动，但从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即对近代批判的立场出发，则有可能将之纳入问题范畴之中，同时，也有必要积极开展这样的尝试。
　　本书并非是从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所做准备的角度，而是从批判资本主义近代性本质这一假设角度出发，探寻早期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因此，资本主义的抵抗者、批判者的谱系，也绝不会仅限于自认社会主义者的人群。哪怕是既不自认，也不被认作社会主义者，也不能排除其对资本主义有透彻的理解与批判的可能。从对近代的批判立场出发，则有可能将接近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领域，比如自由主义者、亚洲主义者的思想与行动，联系社会主义进行探讨，也有必要积极开展相关尝试。通过与这些“非”社会主义者对近代的批判进行对比、重叠，早期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也会更加明朗。本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积极探讨了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及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亚洲主义者们的思想与行动。
　　至今为止，资本主义一直被视为经济问题，因而常被认为是从过去到未来的一条直线中的一个阶段。但把资本主义重新定义为近代特殊的社会相互依存形态时，面前就会出现极富起伏与明暗、无穷尽的广阔空间。对于我们所有现代人而言，无论好恶与否，都是这一空间的居民。这是历史的、特殊的空间。因一定的时代与场所而成立，之后作为“近代”，拥有了覆盖全世界的扩张力与强度。这也是动态的空间。在再生产与重组的反复中，不断改变着物理风景与其间居民的生活。[11]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相互依存关系，编织出了这一多变而又广阔的空间，那么，“地形图”就是对生存在这一空间的每个人人生轨迹的总结。[12]
　　早期社会主义者，是日本最早在“资本主义”这一新领域开始自发探索的人。他们积极推开了这一领域的大门，又被其变化所愚弄，却始终摸索着探究、抵抗与克服之道。追溯他们的每一步与每一次跌倒所形成的轨迹，我们就能获得黎明期资本主义的“地形图”。他们所做探索的痕迹，绝不仅止于狭义的经济领域，更包括语言与科学、文学与家庭、国家与个人、主体与身体等主题，其视野所及范围也不仅限于日本，还包括曾经的社会主义先进地区欧美，以及亚洲，殖民地，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为何他们一定要探究这些领域？在这些地方，他们与什么狭路相逢？又是怎样解决的？本书将针对早期社会主义者所做探索的相关记录，结合他们的喜怒哀乐，一起进行解读。

第二节 社会主义研究的现在


　　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曾一度渲染“社会主义的终结”之说。从（苏联的）新思维到柏林墙的倒塌，国际局势的动荡贯穿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终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新保守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崛起，不断侵蚀着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的福利国家之合法性。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中庆祝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这一时代精神的象征。而值得关注的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指的是自由民主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13]
　　在日本国内的日常生活中，左翼运动的衰退让人实际感受到了上述“社会主义的终结”。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大学校园内学生运动的退潮。在伴随1945年的战败而来的民主化进程中，日本的大学一直是左翼运动的主要舞台。然而20世纪80年代，或许会被记忆为大学与运动之间解除彼此联系的时代。[14]日本的大学与运动彼此结合的历史，本可以追溯到“学生”作为具有相当分量的存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明治后期。[15]自认精英的自我意识所带来的主观上的使命感，对经济的不满、对未来的不安所引起的与现有体制之间客观上的距离感，驱使着学生们去构思与实现替代性的社会。“大学”这一场所在社会中所具有的特权性与异质性，孕育并不断生产出“学生”这一政治行为体。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校园所失去的，正是作为“大学”所具有的特权性与异质性，以及“学生”这一主体所应有的形态。
　　“社会主义的退场”（无论是从宏观的全球性世界秩序层次，还是从微观的日本的日常生活层次）贯穿了20世写80年代，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相关学术研究。一言以蔽之，开始了从政治志向向实证志向的范式转换。社会主义自明治后期被引入日本以来，一直与以“革命”为最终目的的运动密不可分。社会主义研究，经历了被严厉镇压的二战前时期，又经历了承担复活及加强民主主义重任的二战后时期，必然会与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密不可分。[16]因此即便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研究，也被期许为，且理所当然地一直是有助实现理解“正确的”社会主义这一目标的。政治与社会主义研究之间所存在的这种理所当然的直接联系，也因“社会主义的退场”而解除。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失去了魅力，社会主义研究也随之开始倾向于独立为实证性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17]
　　但是，进入本世纪后，新自由主义的推进所带来的社会变动，最终导致“贫困问题”又回到了社会问题的核心位置。结果，曾几乎被宣称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的“社会主义”，又一次逐渐回归到追求社会改革的思想与运动的中心。社会运动的强力回归极具象征性地表现出上述趋势。从1999年西雅图的反WTO大规模抗议运动，到2012年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一回归日益明显。[18]在日本，从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坚持开展的反核运动，以及2015年8月反对安保法案制定而不断高涨的抗议运动中，可以确认到上述回归。[19]针对全球资本主义，新的反抗运动正在兴起与发展。这也引发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的关心，要求建构可以应对这一新情况的新型批判理论，也要求建构可以为新理论服务的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在此意义上，需要在新的理论观点下，系统化至今所积累的社会主义相关实证研究。基于对此问题的关注，本书也将尝试将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历史，作为现在的历史进行重新审视。

第三节 从时间到空间


　　多数研究者将之后发展的（或者说应该发展的）社会主义或者民主主义，比照实际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运动，测定两者之间的差距，再对早期社会主义展开评价。早期社会主义的内容因其论者不同而多姿多彩，却被定位为走向更为“完美”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途中所出现的思想与运动。因此，虽然对相关人士的热情与先驱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却把指出他们的不成熟与理论的混乱视为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付诸实践。随着“社会主义的退场”，我们也失去了本已拥有的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这一“正确答案”的信赖。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与原社会主义各国在之后的实际情况，揭示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结果也只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先驱。既然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终结”，武断为“社会主义的终结”，作为其“前史”的早期社会主义也必然会被推向历史的彼端。所以，我们要再次邂逅社会主义，就免不了对之前围绕社会主义所展开的时序阶段论进行批判性探讨。[20]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社会主义的退场”，其反面是今天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扩张。美国社会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主张在一个制度框架内——其特点是强有力的私人所有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使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得以无所制约地发挥，进而最大程度地增加人类财富与个人幸福的政治经济实践”。哈维认为，为应对发达国家日益显著的“内嵌型自由主义”危机，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登上了历史舞台。[21]“内嵌型自由主义”是指在国际上推进自由贸易，在国内标榜为福利国家的“调整性、缓冲性、限制性的各种制度”体系。为防止20世纪30年代的毁灭性危机再次到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体制与国际关系进行了重组，在这一过程中，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其合法性。在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渗透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性”理解，与“内嵌型自由主义”的演变进程相互联动中，发生了“社会主义的退场”。[22]
　　随着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展开，资本主义的一些相关常识也不免坍塌。社会主义之所以被按照阶段论划分出“早期”，进行探讨，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其批判对象资本主义自身具有一定的发展阶段。而2000年以后资本主义所暴露出来的新现实，则在深刻怀疑中推翻了资本主义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常识”。对照当年《蟹工船》所描述的二战前日本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认识、讨论今天派遣劳动者们所处的劳动条件之恶劣，这点同样清晰可见。[23]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以“落后于时代”而拒绝这种认识方式。因为其中包含着从不均衡多样性发展这一空间维度，而非从发展阶段这一时间维度，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的认识萌芽。
　　在此尝试对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不均新发展》相关讨论做一介绍。史密斯在其著作中，提醒应对资本之“手”重新塑造的地理空间上的剧烈变化予以关注，并尝试建构“资本主义地理学”这一新的理论框架，以恰当理解这一现象。“资本主义地理学”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扩展到地理领域所建构起来的新的认识立脚点。有别于传统的与社会隔离的对空间的资本家式理解，史密斯将自然、空间的组成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进行探讨，并置于与历史建构起的体系整体之间的关联中进行理解。换言之，这是对相比历史感受性缺乏地理感受性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的深化尝试。[24]史密斯认为剧烈的地理空间变化是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产物。史密斯将不均衡发展视为资本的结构性内在矛盾的表现。这一矛盾也是资本主义特有结构的体现，即使生产水平与条件同时差异化与均衡化。
　　极力肯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大文明化作用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众所周知，马克思与恩格斯是这样论述资本主义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5]这简单明了地点出了：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一场巨大变革，将人类从各种传统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近代空间中，让作为拥有劳动力的个人获得重新定位；另一方面，资本要产生剩余价值、不断产出高利润，就必须持续对现有环境进行投资。于是，建起了最适合资本主义的平滑空间，其领域也不断扩大。同时，资本为追求更高的利润又不得不流动。于是曾经一度均衡化的空间，无法永远维持下去，伴随资本的变动，又再次面临差异化的压力。资本不断流动，使得空间不断经历差异化—均衡化、均衡化—差异化，致使不均衡发展的光景经常可见。[26]曾经的发展中地区诞生了物质丰富的巨大城市，与此同时，曾经的发达国家内却存在着贫民窟、黑人社区，这些不均衡发展的具体表现，是今日随处可见的风景。[27]

第四节 面向根源性社会主义


　　不均衡发展问题的结构给予我们的启发是，因卷入资本主义体系而引起的生活大变动，并非是“早期”社会主义所独有的一次性历史现象，必须将其视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复出现的永无止境的过程。每一次资本的新投入、被撤回，都将极大地改变当地人的生活。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反复出现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瓦解了既有的品行、风俗、习惯，让人沦落为新层次上孤立的劳动力商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每次都在重复资本主义确立时期的原始积累过程。[28]不均衡发展带来的后果，是《蟹工船》这样应已逝去的往昔亡灵，又一次飘荡在已有所发展的资本主义中。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不仅引起了社会主义的后退，也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自身进行的重新探讨。对于资本主义阶段论的重新探讨，必然又会引起对社会主义阶段论的重新探讨。“早期”社会主义者所控告的各种资本主义问题，绝非是“不成熟”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如果将其视作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反复的根本性结构，那么早期社会主义者们对此开展批判、探索对策的思想与运动，也将获得不断被重复的根源。今天在构思如何对抗资本主义时，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运动与思想也是无可取代的遗产清单，必须将其从历史的忘却中抢救而出。
　　早期社会主义的地理学，通过回溯最初尝试抵抗资本主义的那些人所进行的各种实践，尝试探索出能动态把握与克服资本主义体系的方法。早期社会主义的地理学式研究，相对于基于阶段论认识的既有早期社会主义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不按照理论“正确”标准来分析早期社会主义，而是将包括“失败”在内的实践整体作为分析对象。这是受目前我们不拥有驾驭资本主义体系的“正确答案”这一自觉启发所得出的方法。早期社会主义者最初的疑问——资本主义是否有“终结”，如果有，那么又会如何到来？——经过“社会主义的终结”，再次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也只能回到与早期社会主义者们一样不拥有“正确答案”的原点，再次努力尝试解答这一问题。
　　第二，不把早期社会主义视为已完结的理论体系，而是在与其他各种思想、运动的联动中开展分析。在早期社会主义者们开始思考与活动的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弊端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心。与之相对抗的思想、运动，也以各种形式展开。有必要将至今都未必被视为社会主义的这些多姿多彩的运动、思想，重新认识为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在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异质性与共通性上探讨其意义。为了明确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意义与扩展，不仅要将它们的实践置于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关系中进行把握，更有必要明确其与同时代所发生的类似亚洲主义等其他种类的抵抗思想、运动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状况。另一方面，有必要在与资本主义理念的紧张关系中理解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实际状况。明治国家所实现的资本主义，如果正如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过的那样，是“封建”残余色彩浓郁的“后发国”资本主义的话，那么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理念模式，作为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抵抗思想，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29]此处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日本的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在此意义上，亚洲主义的地理学、自由主义的地理学，与早期社会主义的地理学具有同样意义，必须加以构思与实践。在与其他地理学的关联性中，早期社会主义的地理学在资本主义地理学中应占据的领域，也将更为清晰可见。
　　第三，不将早期社会主义框死在民族国家领域中，而是将帝国与殖民地也包含其中，也即对其测绘将涵盖全球与本地空间，如果资本的运动跨境展开，那么早期社会主义作为其抵抗思想、运动，也必须在跨境扩张中加以理解。还需揭示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微观，“中心与边缘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变化。事实上，早期社会主义者参与的战线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一边摸索着实现日本革命的途径，一边积极参与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为工厂组建工会所开展的斗争等。早期社会主义的地理学里并不存在任何先验性理论，可以将上述民族的、全球的、本地的各条战线中某一项特权化。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些战线同时存在这一事实，以及弄清早期社会主义者们在这些多重战线上，是怎样战斗的，又是怎么失败的。因为正是在他们战斗过、失败过的地方，烙下了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印记。

第五节 本书构成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鸟瞰图”，尝试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角度，对早期社会主义者们活动的领域做结构性探讨。被称为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人们，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中居于怎样的地位，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有些什么值得认可的意义？在第一部分，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对既有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重新诠释，以及与同时代亚洲主义思想的对比，结合与亢进的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关系，刻画出早期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
　　在第一章中，尝试在对有关早期社会主义的既有解释框架进行批判性探讨基础上，对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提出新的解释框架。既往研究都把日本的社会主义历史描述为阶段论式的发展史。其内容的大致脉络如下：明治时期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有所介绍，到大正时期发展为无政府主义色彩浓郁的工人运动，其后随着俄国革命，看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确立。针对上述阶段发展论，本章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明治后期几乎同时进入日本，并长期共存。如果社会主义曾是反映美国、西欧这些资本主义先进地区现实的社会理论的话，那么无政府主义则是主要基于后发国俄罗斯现实的社会理论。因此，不应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共存这一早期社会主义的特质，理解为理论不成熟、混乱，反而应给予正面评价。因为它忠实反映了明治后期的日本社会，在留有浓厚的封建农村社会性质的同时，急速推进工业化的多层性。
　　在第二章中，试图通过对亚洲主义思想与运动，以及相关研究史的探讨，明确其中所包含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意义。既有研究中，亚洲主义一般都被归入“右翼”思想谱系中，极少有与早期社会主义这一“左翼”思想之源相联系展开讨论的。然而，亚洲主义与早期社会主义都源自自由民权运动，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人员上都有紧密的关系。从思想上看，亚洲主义者所表达出的批判近代的感情之强烈，常常超过早期社会主义者。在本章中将展开以下论述：对资本主义近代的批判或者厌恶，是将那些人推向“亚洲”这一特定空间的原动力，而讽刺的是，他们所做的那些对于近代的批判，结果却为向亚洲推广日本帝国主义开辟了道路。
　　第三章则以“大逆事件”与安重根事件这两大“恐怖主义”事件为线索，考察早期社会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既有研究在讨论早期社会主义时，多强调其特质是《平民新闻》“非战论”所象征的和平主义。但是，在讨论这一和平主义时，经常忽视“大逆事件”为何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这与该事件主要被当做由政府构陷的权力犯罪问题不无关系。本章基于平民社的“对话”这一方法论所孕育的“暴力哲学”的不断深化的角度，分析“大逆事件”的发生过程。在此基础上，结合此前一年所发生的安重根暗杀伊藤博文事件，探讨其思想意义。在国民化的暴力与殖民地化的暴力的层层重叠下，社会主义运动与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之间所发生过的团结一致与错身而过，也将在此得以明确。
　　第二部分“踏破记录”所关注的是大杉荣的思想与行动。大杉荣是将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多样性与可能性推到极致的人物。通过大杉，尝试从行为者的角度，从微观层次重新审视第一部分所揭示的早期社会主义相关结构性问题。在日本历史上，大杉是最著名的活动家之一，记录其个人、行为的相关文献不胜枚举。然而，对其思想所做的分析却不多。而且相关探讨也多是将其限定在狭义的无政府主义问题框架内展开。通过以下各章节，试图证明大杉的思想行为，包括那些乍一看与无政府主义无关的思想、行为，其实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批判与抵抗。
　　第四章中，将以“话语”问题为线索，探讨在大杉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口吃”所造就的独特语言感觉及其所具有的意义。《自传》描述了大杉的童年至青年时期，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少年从军人梦想受挫，到在身为“社会主义者”中找到自己人生目的的过程，而“口吃”则被认定为其所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口吃”原本多被视为个人“疾病”问题，本章中则将分析“口吃”与将“口吃”疾病化、作为矫正对象的军队性或者说国民性语言实践的成立与功能之间的关联，进而揭示大杉的“口吃”性语言实践，本身就是对当时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所谓近代民族主义的根本性批判。
　　第五章则通过“科学”这一关键词，阐明大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于同时代社会主义理论所具有的批判性意义。大杉在其思想形成期，曾经历了长期的牢狱生活，其狱中书简详细再现了当时所阅读书目的内容。通过这一书单，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事实跃然而出。大杉对于“科学”的认识与关心，逐渐超过了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认识与关心。在本章中，将以大杉的读书倾向变化为纵轴，以“大逆事件”的勃发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停滞这一历史背景为横轴，论证大杉的科学论，是向社会主义运动复权的理论准备。
　　第六章将从大杉的角度，对给早期社会主义画下句号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进行重新解读，揭示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史含义。1922年，围绕日本的工会组织论引起了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大杉在中途，以调查俄国革命后发生的乌克兰农民叛乱的实际情况为名，“脱离”了日本。对于大杉的这一行为，既有研究中常常主张，不应理解为大杉冲动个性的表现，而应理解为其敏锐地察觉到了在资本主义形成期越发显著的国家之暴力性。本章中则主张，大杉对于发展自龚普洛维奇[30]、拉岑霍费尔[31]等的种族斗争学说的“征服史观”彦生共鸣的原因就在于其对国家暴力的关心。与之共同存在的，还有大杉对生产手段的提升下得以发展的意识形态性社会统治的关心。资本主义本应经历所谓“形式隶属”与“实际隶属”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大杉的这一思想与行动，则忠实地反映了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程在地区与全球空间，实际上同时展开的样态。
　　第三部分则选取了早期社会主义的中心人物幸德秋水与堺利彦，以及早期社会主义周边非常独特的活跃分子石川啄木，考察文学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每一章都以时间认识为主题，因此本书将这一部分命名为，“时间地图”。既有研究中，也有各种形式的对于早期社会主义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探讨。因为多数早期社会主义者自身就是小说家、诗人等文学家。然而，相关探讨把文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研究区分得一清二楚。对他们文学作品的分析，建立在这是有别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个人感情表露之立场上。与之相对，本书则认为文学与社会主义是有机连接的单一理论领域，尝试把他们的文学作品本身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表现加以分析。而围绕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时间与空间主题所展开的社会主义理论，其错综复杂的发展轨迹，也将由此浮现。
　　在第七章中，明确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对于言文一致运动[32]的态度与彼此之间的差异，进而分析其与两者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的内在之间的关联。幸德与堺是一起创立平民社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盟友，也都是著名文学家。但是他们的文章却具有不同的风格，极具象征性地体现了他们对于明治后期日本文坛所开展的一大工程——言文一致运动的不同态度。堺对于言文一致的精神有深深的共鸣，其自身也是这一运动的实践者。而幸德最终都未能做到让自己的文体与言文一致体相统一。本章中，将分析堺与幸德之间的上述差异是对时间与空间的认识论上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也显示了两者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内在上所存在的差异。
　　第八章则关注一般被视为抒情诗人的石川啄木。通过对比分析石川的小说论与短歌论，联系其独特的“时间”感觉，分析石川的短歌为何也是优秀的社会主义性表达行为。众所周知，啄木立志要成为小说家，并为此认真地不断努力过。但他的努力最终没有结果，反而写出了大量的短歌。他曾自嘲地把短歌这一挫折的象征称为“可悲的玩具”，却又留下了可以追查其“失败”原因的、令人兴味盎然的若干小说论、短歌论。通过这些论稿可以看到，石川认为自身所生活的明治后期日本社会中，同时存在着小说的时间与短歌的时间这样不同的时间性。小说的时间象征着“均质、透明”的近代民族主义时间，而短歌的时间，所体现的却是民众们所生活的、因资本主义发展而被迫碎片化的现实。

　　从地理学角度，重读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文本时，我时常不由深深感慨。他们正处于人的孤立化与商品化不断推进的巨大社会变动中，却仍沉迷于建构起新的共同性的梦想，并为此赌上了自己的一切。驱使他们投入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动机，不是财富分配政策，也并非对历史的进化论性理解，而是对人能作为人彼此相交这一共同性的期待。资本主义结构造成人的孤立化、商品化，所以更需要建构起某种共同性的形式。而他们把这种共同性的形式，命名为“社会”。对他们所编织出的各色共性形式，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历史性把握，也关系到当下所展开的，对抗导致人的孤立化与商品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探索新联系的实践。



[1] 在二战前，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是被允许的。获得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系列中的第4册，可称得上是当时研究的集大成者。这一册是相关资料解说，其中细川嘉六在论述日本社会主义历史时，分了“至明治二十八九年”、“明治三十年至大正三年”、“大正四年至昭和二年”三个时间段。对于琪“发展阶段”的论述为：“第一阶段是自由民权论者、耶稣教徒、人道主义者等激进的知识阶级有志之士所推动的大众启蒙运动期；第二阶段是劳动大众开始从知识阶级有志之士的运动中独立，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确立、面对大众与大众前卫党之间关系的确立问题，进行暗中摸索的苦恼时期；第三阶段是最终决定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上述关系问题的斗争时期”（细川嘉六：《日本社会主义文献解说》，岩波书店，1932年，第3-4页）。把日本社会主义的思想史视作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史以及后者对前者取得胜利的观点，在二战后受到承袭（渡部义通、盐田庄兵卫编：《日本社会主义文献解说》，大月书店，1958年）。松泽弘阳则通过知识社会学方法，刷新了原有研究，联系二战后的民主主义，重新探索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意义（松泽弘阳：《日本社会主义的思想》，筑摩书房，1973年）。

[2] 一方面，既有研究聚焦的是原本的社会主义中心人物，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研究者们提出搞清各地社会主义运动网络的重要性，研究也由此有所发展（桥本哲哉：《研究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的意义》，载《金泽大学经济学部论集》第4卷第2号，1984年；桥本哲哉：《地方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载《金泽大学经济论集》第21号，1984年；松本卫士：《长野县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史》，弘隆社，1987；山泉进编：《社会主义事史》，社会评论社，1990年，等等）。以日本与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联动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也与之并行展开（大原慧：《幸德秋水的思想与“大逆事件”》，青木书店，1977年；西川正雄：《早期社会主义与万国社会党》，未来社，1985年；西川正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社会主义者们》，岩波书店，1989年；山泉：《社会主义事史》；本杰明·米德尔顿：《幸德秋水与对帝国主义的根本性批判》，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第12号，1999年）。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后，对日本早期社会主义与亚洲关系的研究有了一定进展（嵯峨隆：《大杉荣与中国》，载《教养论业》第108号，1998年；李京锡：《亚洲主义的昂扬与分歧》，载《早稻田政治公法研究》第69号，2002年；川上哲正：《社会民主党创立者们与中国》，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第13号，2000年；川上哲正：《堺利彦与山川均所见之中国》，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第14号，2001年；《大杉荣所见之中国》，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第15号，2002年；《石川三四郎所见之中国》，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第18号，2005年，等等）。近年也出现了从女性主义角度对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所开展的批判性研究（关口澄子：《管野须贺再考》，白泽社，2014年）。本书参考上述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的发展，试图再次回归中心人物的思想，重新挖掘其现代意义。

[3]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以苏联为中心，属于东方阵营的各国之历史经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也参考自后文出现的莫伊舍·普殊同的提法。

[4] “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由拉克劳和莫菲的研究而普及。他们将之定义为，“对照现代各种问题，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带来的“对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拉克劳和莫菲：《民主主义革命》，筑摩书店，2012年，第14页）。Laclau, E , Mouffe, C.（2001）：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5] 桥本哲哉：《研究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的意义》；山泉进：《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的动向》，载《政治思想学会会报》第11号，2001年1月；山泉进：《社会主义事始》。

[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岩波书店，1966年。

[7] 在做这一问题设定时，本书受到了哈里·哈鲁图尼安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的极大启发。Harootunian, Harry D.（2015） 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8] 关于早期社会主义的“时间上的结束期”，曾经最为有力的观点是以1911年发生的 “大逆事件”为节点，因为社会主义影响力由此下降（桥本哲哉：《研究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的意义》）。但是荻野富士夫则将之定义为“从产业革命时期转向确立垄断资本的时期所出现的，以改革资本主义为目标，追求自由、平等与社会进步的各种思想群”，“时间上则是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二十几年”（荻野富士夫：《早期社会主义思想论》，不二出版社，1991年，第27页）。前者将“大逆事件”这一特殊的日本经验作为时间划分节点，而荻野的研究理念，使得对早期社会主义的定义也适用于日本以外地区。本书采取的时间划分，基本参考荻野的看法。

[9] 关于这一点，前述拉克劳和莫菲认为“列宁主义的持续性理论效果……以令人震惊的的方式缩减了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领域”（拉克劳和莫菲：《民主主义革命》，第12页）

[10] 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支配——马克思理论的新地平线》，筑摩书房， 2012年，第23页。Postone, Moishe,（1995）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关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展开，公认的源头是葛兰西的理论（拉克劳和莫菲：《民主主义革命》，第17页）。此后的发展可参见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青木书店，2000 年。Lefebvre, H.（1991）The Production of Spacer, Wiley-Blackwell］，大卫·哈维的《后现代主义的条件》［青木书店，1999年。Harvey, D.（1990）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m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Wiley-Blackwell] 等。

[12] 关于从不均衡发展与去领域化—再领域化这一空间视角重新解读日本思想，受到了哈里·哈鲁图尼安对二战时期日本思想史研究的问题设定很大的启发。哈里·哈鲁图尼安：《近代的超克——战争时期日本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上、下）（岩波书店，2007年）。

[13] “过去几年中，广受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是自由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政体的合法性……自由民主主义战胜了传统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最近的共产主义这些与之敌对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主义其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上），三笠书房，2005年，第13页。Fukuyama, F.（1992）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ee Press.

[14] 关于这一点，极具启示意义的是，在武内清根据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学生的意识调查所编写出版的《校园生活的现在》一书中，完全找不到学生运动这一独立要素。该书指出，“社会参与”的意愿，相比以每个大学的自治会为单位的“学生运动”，更多表现为兴趣小组、社团活动，以及大学外的NPO等（武内清编：《校园生活的现在》，玉川大学出版部，2003年，第163页）。此外，片桐新自根据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学生的意识调查结果，将这一性质变化总结为：“具有重视协调性、、与他人同步的生活方式，不希望发生社会大变动等共同价值观。就这一点看，这些年轻人比大学斗争时代的学生们好处理得多。”（片桐新自：《不稳定社会中的年轻人们》，世界思想社，2009年，第2页）小熊英二在其对3·11东日本大地震后所开展的反核社会运动的编著中，对于上述主要行为体的变化，这样分析：“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能够参与运动的时间上自由的阶层，是学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则是结束育儿的主妇、领养老金的老人。2012年（首相）官邸前发生的事态，则以肉眼可见的形式展现出非正规雇用的扩大、弹性工作制的普及、晚婚化与少子化等变化”（小熊英二：《阻止核电的人们——从3·11到官邸前》，文艺春秋，2013年，第241页）。

[15] 这些学生运动的开端，是以1901年左右开始越发明显的，学生们对于足尾矿毒问题的积极参与为标志（齐藤英子编、菊池茂：《谷中村问题与学生运动》，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7年）。此外，从大正时期到昭和时期的学生运动，则参考建设者同盟史刊行委员会编的《早稻田大学建设者同盟的历史》（日本社会党中央本部机关报局，1979年）、亨利·史密斯的《新人会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二战后的学生运动，所参考的近年成果有小熊英二的《1968）（上、下），（新曜社，2009年）、安藤丈将的《新左派运动与市民社会》（世界思想社，2013年）等。

[16] 细川嘉六：《日本社会主义文献解说》；渡部义道、盐田庄兵卫编，《日本社会主义文献解说》。

[17] 在此方面，山泉进的一系列研究尤其值得大书一笔。山泉把坚持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的传统作为自身课题，组建了早期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坚持发行研究杂志《早期社会主义研究》。山泉在1990年出版的早期社会主义选集《社会主义事始》中，提出了“吵吵嚷嚷、一点点多数”与“实时主义”两种编辑方针，宣告与此前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性正确”的社会主义研究保持距离。他希望让读者注意到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珍惜人与人之间交往之心”“自由精神”。该书意识到了“社会主义是与真理相连的一条细线这一信条正在崩塌”的现实，于是把“复兴实像”作为编辑该书的首要课题。这一编辑方针也集中体现了在20世纪80年代后，早期社会主义研究所关心的问题。社会主义退潮后，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围绕更为扩散的主题，不断积累历史实证（山泉进：《编者前言》，载《社会主义事始》）。

[18] 大卫·格雷伯：《新无政府主义者们》，载《现代思想》第32卷第6号，2004年5月。Graeber, D.（2002）“The New Anarchists”New Left Review 13。《民主项目》（航思社，2015 年）。Graeber, D.（2014）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 Penguin Books.大卫·哈维：《反叛城市》（作品社，2013年）。Harvey, D,（2013）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Verso.

[19] 小熊英二：《阻止核电的人们——从3·11到官邸前》；Seald's编：《Seald's这才是民主主义！》，大月书店，2015年。

[20] 从这一角度，重新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积累的早期社会主义实证研究时，我注意到这些研究并不光是超越既有社会主义，对建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做了各种探索。将那些看似无意识、碎片化的积累，再次比照今日之社会情况，有意识地探讨其实现可能性，这是现在的早期社会主义研究应该承担的一大理论课题。比如前述山泉的研究，可以表述为对于“地域”与“海外”网络的关切，这也是其《社会主义事始》第2章与第3章的题目。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论的“直线”隐喻，体现出原本被关注的只有“时间”流动，而“网络”这一术语则体现出对“空间”扩张以及多样性的关注。山泉所尝试的是将认识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维度，从“时间”转换为“空间”。

[21] 参照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作品社，2007年）的序言以及第一章的讨论。Harvey, D.（2007）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 [编者按：本书中译本名为《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22] 哈维对于允许新自由主义发展的现有左翼运动做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哈维认为这既不能认识，也不能介人，更不能克服追求个人自由与追求社会公正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而二战后日本在所谓的“五五年体制”下所实践的“自由民主主义”中，又有多少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内嵌型自由主义”要素，这本身就是需要慎重讨论的重要理论课题。对于这一问题，可以参照渡边治：《日本的新自由主义——哈维〈关于新自由主义）》（哈维：《新自由主义》附录所收）。

[23] 雨宫处凛、糊泽健、白井聪：《〈蟹工船〉在膨胀》，载《昴》第36卷8号，2014年8月。关于当下日本严重的劳动问题、贫困问题，有中野麻美的优秀实证研究《劳动倾销》（岩波书店，2006年）、汤浅诚的《反贫困——脱离“滑梯社会”》（岩波书店，2008年）。

[24] Smith N.（2008）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p. 2-4.

[25]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岩波书店，1951年，第44页。

[26] Brenner, N.（1999）“Beyond state-centrism? Space, territoriality, and geographical scale in globalization studies.”Theory and Society, 28 (1).

[27] 关于这一点，堤未果的一系列美国社会论具有启示意义。堤未果：《贫困大国美国》，岩波书店，2008年；《贫困大国美国II》，岩波书店，2010年；《（株）贫困大国美国》，岩波书店，2013年。

[28] 大卫·哈维：《《资本论)入门》，作品社，2011年，第458页。Harvey,D.（2010）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erso.

[29] 在所谓讲座派的历史分析中，这一历史认识色彩浓重。可参照《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岩波书店，1932-1933年）中所收录论文。

[30] 路德维希·龚普洛维奇（Ludwig Gumpiowicz，1838-1909），奥地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

[31] 古斯塔夫·拉岑霍费尔（Gustav Ratzenhofer，1842-1904），奥匈帝国陆军元帅、军事法理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著有《政治的性质及目的》（1893）、《社会学知识：社会生活的实证哲学》(1898)。——译者

[32] “言文一致”指近代日语中将口语和书面文言体统一起来使用的一种文体，亦指日本近代为推广使用这一文体而开展的运动。——译者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