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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之行(地方通讯)

作者:唐德 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本文是解放战争初期,关于上海崇明地区社会生活的一篇通讯。对不了解抗战胜利后民国情况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只知道过去有个“富庶的江南”,岁月静好的女子撑着油纸伞在青石板街上走。本文内容会给他们/她们泼点冷水。蒋政府的苛捐杂税,美国军舰和美国商品的横行,盗匪猖獗,商人如何用市场手段让自耕农、佃农纷纷破产……
  本通讯多数内容,都比较实在,值得一读。但结尾一段讲“北岸解放区”的,就很让我恶心。
  中共以清算汉奸的名义,打击部分地主,推动分地、退租,在本文作者笔下一无是处,被说成是“极权法令”,同时在革命意义上“毫不彻底”。文中又说农民没分到合适的地,生产完全没恢复,又说大批青年逃离共产党控制区,一团漆黑。
  那么,这些说辞是否有可能是真的呢:农民完全没分到合适的地,生产被破坏了,青年外逃?在一时一地的那个“北岸”解放区,可能有真实的成分。但任何事都不会孤立发生。分地一旦发生,农民就会爆发高度热情,对当地的解放区政权,形成强大影响,而不会逆来顺受。土改后,当地社会生活剧烈重组,生产一时有影响是可能的,但要具体分析。青年外逃,什么样的青年?正在被清算血债的地主子弟及其帮凶,听信传言害怕被株连的地主穷亲戚,或是为了家庭之需,去大城市打工赚现钱的一般农民,都有可能。
  再指出一点:文中用了“保甲制度”一词,形容“江北岸解放区”的社会管理规则。那一片解放区有没有可能真的建立了严酷森然的人身束缚制度?不排除这个可能。但只要当地开展了阶级斗争(清算地主是最真实的阶级斗争),农民与其他大众就不会是逆来顺受的状态,与当地政权,也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当地的党干部以及新四军,真的只靠枪杆子,无视本阶级的压力,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什么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上,中共解放区政权的脱产工作人员大多是当地的社会改造运动积极分子,另外,还有大量不脱产、半脱产的群众组织积极分子,他们对解放区政权也有巨大影响。电视剧“潜伏”的女主翠萍,就是这样一个半脱产的地方军事组织领导者,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性。
  不能忽视的是,解放区农民也会跟参加新四军的子弟保持联系,这种联系的本质,是社会改造性质的阶级运动,与自己创造的武力之间的精神联系,有助于双方保持对本阶级的忠诚。
  要害不在于“北岸解放区”在土改中是否做错了某些事,而是要从阶级斗争的逻辑,去分析这场正在展开的阶级清算,会有什么后果。但本文作者更像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有力抨击黑暗现实,而对可能动摇秩序的活动,本能地感到排斥。
  关于解放区的这段描写,对中共的社会改造实践充满厌恶,对社会改造进程可能的震荡,急不可耐地渲染(诅咒?),反映出的心态“他们那一派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这一派是好的”,在今天也颇有启示意义。

(李星)



崇明之行(地方通讯)



  “抗战胜利”转眼快要一年了!惯住在上海的人,真是“得天独厚”:不仅未曾遭到战火很大的损害,而且又像“盟邦”特别受宠,扶持,很快就恢复了——甚而超过了——战前的“繁华”;自然,并不是每一个上海人会给这表面里的繁华所熏醉的,现实的遭遇在促人深省,接踵而来的打击又逼使人们去重新考虑这次“胜利”的因果。狂欢、热望,早变成了梦一般的幻灭;怨尤、诅咒,已翻译成为果敢的行动。罢工、失业、关厂、粮仓、粮荒、贪污、渎职……这些惊人的节目不但愈演愈烈,而事实上早已遍及了每一个中国战后的都市。笔者这次偶然因事到乡下一行,并不是故意逃避都市这种闷人的空气,只也乐得利用这个机会,转移视线去观光一下胜利后的农村,看看这占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领域,到底又是怎样走上建国繁荣的道路?
  此行的目的地是崇明,这个浮躺在长江口的带形孤岛,也感谢在她周围的浅滩和地势,否则早在一世纪前也许就代替了香港的命运;可是也正为了这个缘故,使她停留在闭关前的状态。从上海到崇明的直径距离只有三四十公里,但用时代的尺度去衡量却要相差两三个世纪了。这一百年来她就活像一个失职的司官,呆站门前,老让外客在她的“祖国”横冲直闯,此去彼来,为所欲为,胜利后崇明虽不像别的地方一样:鸿福无量,源源得到“救济”或“施舍”,但比之湘桂灾区和内战波及的地域那又幸运多了;本来像这样平凡的地方也难怪引起人们的注意,即笔者这次造访也并不存有任何“器重”的成分。不过,我相信从一个好的地方里去目睹这一切乡村的事情,给读者报道多少真却的材料,那似乎又是不无裨益的。

浦江依旧 景象全非


  下午二时三十五分,闵行轮在外滩起锚。
  一年不回溯江游览,一切景象都悬殊多了!的确,这一向被人称为“敌人窝”的黄浦江,现在已没有像敌伪时代那般的肃杀萧条;最少,表面上已发现了无限的生气:代替“红膏药”徽章沿江点缀着的是红蓝相间的美丽花旗,“盟邦”军舰绵亘不绝地布满了江心,活像一条蛇阵,虎视眈眈的细心看着这块十里洋场,登陆汽艇就和路上的吉普卡一样横行无忌,高兴时也常愿意和这古老大国的小木船开开玩笑,教你啼笑皆非。此外白渡桥到杨树浦和浦东的每一个码头都泊满了洋船,几乎没有空隔。起重机辛劳的装卸着那各式各样的恩品!从活动房屋、曳引机、到鞋油头腊,真是应有尽有,无美不备,难怪市面洋货堆积如山!可是人心到底不足,最近又有些人怨天怨地,甚至马路上也不难发觉“抵制美货”的粉笔标语,难道一九零五年的旧剧又会重演一次?这却耐人寻味。

玻璃皮带 打开话盒


  船渐渐远离了市郊,海风轻轻的吹拂着,使人分外兴奋。站在舱面的每个人带着一种特异的心情看完了这幅浦江的景色以后,都半憎半羡的发出了感叹,长舌的便唠叨不绝的大发议论,话题从玻璃皮带一直说到了工业危机,有些显然在摆弄知识,尽情稍外,一部分却真实的反映了大众的见解。
  “为什么美国货像潮水一般涌进来呢?”
  “这样下去将造就怎样的结局?”
  “难道政府就此熟视无睹吗?”
  谈话逻辑又是也渐渐代入了问题的焦点,船舱里居然就这般展开了一幕真正的民主的讨论,在平庸而又纷乱的争议中,有时人们自己也夺得了正确的答案;长期的战争虽然破坏了人民的生活,但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智慧,不过我却回味着另一位妇人的这一句话:“尽管洋货便宜,乡下人可买不起!”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客观意见。不知要想独占中国市场的大国,又可会认真思量过着一层没有?

盗匪猖獗 行旅为艰


  靠了码头已是下午六时三刻,从南门江到目的地的X镇还得要跑二十多里的路;听说早班船已有汽车接送,但到了这个时候唯一可以代步的只有靠独轮的木车了,沿着破烂的公路推到东门城口,一位神气十足的守兵赶过来执行了严格的检查,原来崇明是通到北沙(指苏北启动、海门一带)的一条通路,共产党人也常来往其间,而且不久以前就搜查了一批军火,难怪这情景比沦陷时期紧张多了。旅客好容易被检查完毕,小车继续在弯曲的阡陌上推进,不到数里光景,推车人蓦地里把车子放下,问我身上有什么贵重物品,这一下可教我摸不着头脑,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个素称太平的地方近日也不太平了。来往客商常常被洗劫一光,不幸的还牺牲了性命,打家劫舍,时有所闻。而且绑架之风也日渐猖獗,索价亦颇辣手。(最近滨镇附近又被绑架了一位姓邱的小地主,困了九天,后来听说是八百多万才把肉票赎出)老百姓手无寸铁,只好束手待缚,惟命是从。本来这种情形在扩大的破产农村区域中,实已司空见惯,无足为奇,但在胜利以后这几个月中,崇明也“突飞猛进”的发展到这种程度,可就出人意外。
  在过去一度长期的居留生活中,我便深深感觉着崇明的人民正如它的地势一样,具有一种平坦柔和的品性,以致在长期的打击中他们从不会引起过什么的“越轨行动”,然而最近急转直下的发展中平无立锥的人铤而走险,愈闹愈凶了,谁能保证在继续煎迫的环境下,将来不会像湘西一样,酿成公开的反抗呢?

豁免田赋 有名无实


  其实盗匪猖獗不但证明了农村破产的深度,同时也反映出这里治安的真相,本来当日本投降的初期,崇明也别和其他地方一样,曾经一度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最先共产党确实准备在这里捷足先登:进占了县城;新开河和几个重镇,建立起临时的“政权”并公开宣布过再次“落地生根”的。待得去年十月孙云达的队伍开到此地把他们的武力逼至北沙以后,才算完成了这次政权的交替。
  不过,政府是光复了,凯旋军也两次三番欢迎而又奖赏过了,然而人民除了重新负担起更大的负担以外,几乎就不知道“胜利”究竟带给了他们一些什么。无疑,国民党政府为了体恤沦陷区人民八年来的苦况,曾公布了三十五年度田赋免征的法令,但就在这短短不及一年中,崇明的农民就支付了四五次巨大的募捐:像赏金、辅助费、特货、军米……凭借“胜利徽章”的统治者是不难想出更美丽的名目来的。至于军队驻扎的临时补给,所谓柴油捐,像这乡里每个月每甲就摊派到一百二十斤的柴,油还未议定。最近新县长(按孙云达以后的是陈光成,现在战后的第三任县长是郭成协)上台后他显然要好好的整顿一下县政的,所以最近保甲经费又开始征收了。当笔者探问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一位老伯伯不由自主的向我感叹道:“年轻的先生,我告诉你,风水虽然轮流转,花样到底也难翻新,老实说,除了那张更不值钱的老法币外,几乎什么都和日敌汉奸时代一样,甚至凯旋军里也常可以看到相同的面孔,自然咯,标记番号更是改过了!”他们每一个都很担心的向我问起关于田赋征收的消息,并且表示:“如果真的像安徽那样每亩征收四斗半,那我就索性把这仅有的几亩献给国家!”
  怪不得内地好些地方田地真的荒着没有人愿意去耕种。

棉花朵朵 破衣难裹


  由于地质和技术的种种限制,崇明除了很少的区域种稻外,其余大都种植艰难,其中尤以黄豆、高粱、麦、苞栗为主。因此在过去的日子里人们一般就以麦和苞栗代饭。棉花产量也不算少,每年就大批的运销到上海去,不过自从崇明那两片有名的纱厂——大通和富安——开设以后,这里的花纱价格几乎完全为之操作,他一面和农村的高利贷联合,利用农民青黄不接的紧张关头,大量放债,同时当棉花收获的时候又把市价尽情压低,等到吸收得七七八八时,价钱又突飞猛进的上涨了,农民只好无奈地忍受这种明显的剥削。胜利后这情形不但没有丝毫的改善,而且听说中纺公司建立以来,现在更明显而且有计划的发展着。在城镇上人们临时可以看到那些衣衫褴褛身体裸露着的贫妇,谁能说是这里竟是一个产棉的地方!

五谷登场 家乏余粮


  在两天悠闲的乡村生活中我们也作了一个简单而最现实的统计,凭此也可以知道一些乡村生产的实际情况。此地普通的说,都以每“百步”作为田亩计算的单位(计每亩折合二百五十步)现在就拿这几项主要的农产从他们的工本,收获来看它的损益吧:按(一)麦——每百步约收四斗,依目前市价法币八千元,需要肥料计豆饼二十五斤,合法币五千元,如扣除了柴草以最低限度四工人计算,则连同伙食合共四千元,对比除了损失种子外每百步种麦要亏损一千元。(二)栗苞——每百步约收七斗,值一万四千元,需肥料豆饼五十斤计一万元,连工价四千元侥幸出入相抵,种子牺牲。(三)黄豆——每百步约收三斗值一万元,无需肥料,柴草和人工相抵,再扣种子二斤半一千元外,可得益九千元。(四)棉花——每百步约收二十五斤,札去棉花实得净棉(俗称称花衣)十斤,值一万三千元,无需肥料,扣除了棉籽和柴草外约需工价六千元,对比得益七千元。(五)稻田——每百步约可收获一百二十斤,碾成百米六斗值三万元,需肥料豆饼五十斤计一万元,全部人工(包括肥田、车水、稻、收稻、打稻……)四千元,扣除秧种二千元,也许可以赚到四千元。
  看了上面这简朴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费尽全年的岁月,辛苦耕耘,结果即便不蚀本也不过换来几千元的代价。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第一,这些数字都是根据丰收的标准和最低限度的开支来计算;第二,这里面显然还没把生产工具成本算进去;第三,所有募捐和租税,也未列入,可是即按这种情形已经证明农民的生活陷入怎样的绝境,如果不幸再遇着:风雨不调,蝗虫损害,战争破坏,生老病死等种种的“意外”的打击,那么一种更悲惨的情形时不能想象的了。

伤心惨目 谁的罪恶


  在这种严重的情形下,虽然一部分保有祖田数亩的自耕农,目前暂时还可勉强维持,但一个周期性的灾难也逼着他们把土地一块块的变卖。这甚至造成广大的中农层也在迅速的走向破产。至于那些租地自耕的佃农,他们大多以无法继续缴纳每步四斗的“地质”(按即地租,崇明现已流行实物地租,通例每百步黄豆二斗苞栗二斗)也急激地转入了贫农的队伍。那些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便广泛的一天天在增加,他们渐渐间转向农奴世纪的生活。一部分流为盗贼,一部分赶到上海,又空空的跑回乡下。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更可以看到几个显着的现象:一方面是农民对于自己的生活愈来愈怀疑,由于无利可图的农村生产将日渐的低落;一方面也由于这普遍的贫困,购买力薄弱,他们对于上海贩过来的日用品只能投射以羡慕的目光;有些家庭甚至翻出从前的火石出来敲打,因为买不起一百二十元一盒的洋火;最离奇而又凄惨的是乡间近日还流行着一种残害婴儿的风气,光在我们亲戚口中,便可以听到四五种同样悲惨的事件,或者以制奶制饭使一条幼弱的生命慢慢饿死,或者干脆采用更棘手的办法。本来,人们过去一贯用着一种最苛刻的勤苦、吝啬、(他们所达到的程度是一般上海人所难以置信的)来抵抗他们的命运,如今命运又逼使他们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了。生存?人道?这十字架究竟应该由谁来肩负?

内战纷纭 生无宁日


  洞察了农村的真实处境以后,我开始探讨人民对于内战的看法,也许在喧闹纠纷的时局中这里到还聆听到一些珍贵的启示。经过了两日的走访和各方面征询可以把他们的意见概括如下:(一)兵凶战危,打仗是人民最害怕的,但当政的人偏偏高兴用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来做赌博,有什么办法;(二)民国以来,事实上我们就没有过一日的安乐,中央政府如果是一个好的政府,恐怕共产党现在就不会这样出风头;(三)共产党反复无常,既冲突又合作,既开火又谈判,不顾民心,雷厉风行,也非好路道;(四)讲也讲不好,打也打不通,国家大事,老百姓谁敢过问。总之命有注定,生无宁日。
  有时你还可以听到一些出人意料的大胆谈论,在这“民主时代”里笔者也未便一一把它抄录下来的,那只好向读者抱歉了。

分田倒租 白费功夫


  最后我希望通过他们谈听一些关于“新解放区”的状况,因为这里隔江北岸可以说是共产党的世界,据说在苏北好些县份(并不是完全一律),跟着什么“三资运动”以后,还实行了所谓“分田”、“倒租”与严厉的民兵、保甲制度。一部分所谓“汉奸嫌疑”的地主的田地全部“充公”了,或者仅许保留一小部分,同时该地主还得向政府缴纳历年的租务,没有田地的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参加“新解放区”的“新生运动”,壮丁一律编为“民兵”,人民行动须受严格的保甲制度和绝对的规则管制……这些,乍看起来无疑好像是公正的锄奸工作,而且似乎也接近“土地革命”。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强制执行的极权法令,和毫不彻底的从上至下的应急改革,因此农民也分毫没有合理的分配到土地,他们只简单的被迫变成了新政治的顺民,而且在从事内战的前提下被迫被驱赶到水深火热的地步。结果地主们一部分屈服了,而土地始终不能恢复正常的生产,一般人民在严峻的鞭笞下无可奈何的、惶恐的参加工作,大批青年却不惜用种种方法冒着生命危险以求逃出虎穴,但共产党却把这个大白于世的事实解释为:人民战斗精神不够。
  共产党在这里也得不到人民的同情。崇明人用一种疑惑的眼光看向江南、江北注视着,他们相信“日脚”绝不会这样长此下去。
  其实三日来农村的生活倒不觉得悠闲,我夹着不安的心重回到了上海。

一九四六,七,七 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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