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 1947年第15期    相关链接:郑超麟

从劝工大楼血案得来的教训

作者:舒严〔郑超麟〕 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录入者吴朗按:录入者“阴暗”的推测:民主派对工人群众的力量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但为了自己的利益,刻意压制工人参与政治罢了,而其在野身份,亦无从许诺经济利益,只能装作看不见。

  李星按:本文是王凡西领导的托派刊物《新旗》的一篇文章,作者郑超麟,笔名舒严。本文提及的劝工血案,是解放战争初期,上海地下党影响下的一次群众行动,通过部分百货店员工组织反对美国商品倾销的宣传,抨击美蒋勾结,结果遭到蒋帮特务的围殴,一名参与行动的店员积极分子梁仁达当场遇害。
  本文所说的“总工会”,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上海拼凑的工会机关,主要由帮会分子、特务机关操纵。所谓“民主派”,即资产阶级主流反对派,全国解放后,被称为“民主人士”或民主党派。
  本文有趣的点:
  1.作者指出南京政府能容忍工人为了改善生活而行动,但不容忍工人为了其它目的,包括自己的结社会议出版自由,而行动。
  2.作者指出,“民主反对派”对工人生活的改善,是漠视的,甚至反对工人加工资。作者在文章中认为原因是民主派不了解工人的力量,没有看到工人能够动摇国民党的独裁秩序。
  录入者认为民主派其实很清楚工人的力量,只是不想让工人搅和进来罢了。这一点我完全赞同。录入者认为民主派在野,无从许诺经济好处。这一点我不同意。
  四十年代的民主派中坚力量都是体面人,与工商界亲如一家,对工人的套路,熟的不能再熟了。他们宁可受国民党的监狱暗杀,也不愿让工人更积极的行动,因为无论工人行动的公开旗号是什么,只要积极了,他们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距离他们最近的老板要工资,要待遇,要清理老账。至少有这个危险。无论在朝在野,民主派都不愿意冒这个险。
  那么,作者为何要说民主派不懂工人的力量呢?我瞎猜一下:作者的目的不是劝说民主派“深入工人群众”,而是提醒追随民主派的大众,比如学生,想动摇国民党统治,就去跟工人结合。这种绕了一个弯子的做法,是否明智?在那个时刻,托派的影响太小了,无论说话怎样耐心、婉转,效果都差不多。但处在那个山雨欲来的时代,郑超麟这种人,总是希望能更好的推动大众反抗,于是难免想到如何注意说话的方法……


  本刊上期出版后即发生劝工大楼血案,当时报纸杂志写了许多抗议和哀悼的文章,三月份本刊因故不能出版,以致来不及参加抗议和哀悼,现在四月份本刊出版时舆论界已经没有人提起这件血案了。此时我们再来为血案说几句话,似乎是多余的。
  可是我们还是要说几句话,因为这几句话是一切抗议和哀悼的文章中未曾说过,而又是一些颇重要的话。
  梁仁达烈士预定出殡前一日,吴国桢市长下令禁止出殡,为了害怕出殡时双方会发生冲突;因为,据他说,治丧委员会虽能动员五万学生和店员,但总工会也能动员十万工人。当时”文汇报“曾从这几句有名的话做出结论,来证明梁仁达究竟是谁打死的。可是”文汇报“及其他刊物都未曾注意到吴国桢这里是把工人和学生(及店员)对立起来,更未曾从这对立做出什么结论。
  不错,我们应当说,在劝工大楼血案中并没有工人和学生的对立,”总工会“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那天即使出殡,至多只能动员几百个或几千个”护工队“罢了,决不能动员十万工人。这一切都不错,但是吴国桢说话中为什么能把工人和学生对立起来呢?凶手们为什么能够造成一种印象,仿佛站在治丧委员会一边的,即站在民主一边的,是学生和百货商店店员,而站在敌对一边的,即站在反民主一边的,则是各工厂各产业的工人呢?
  因为,直到现在为止,各工厂各产业的工人群众,虽然不是站在反民主一边,也不会站在反民主一边,但他们也还未曾站在民主一边,他们尚未曾表示其政治意见。工人群众自从上次革命失败,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以后,至今尚未重新踏入政治舞台。舞台面上留下这个空隙,所以反民主派才能穿上工人衣服,扮演工人角色。
  中国工人未能在政治上发言,主要当然是为了那些反民主派压迫得太厉害。抗战胜利以后,学生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固然也是受压迫的,但比起工人来,还有相当的自由,还能出版刊物,开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叫喊口号。至于工人,则完全没有这些政治权利了。工人可以提出经济要求,人们大体上也允许工人照生活指数计算工资,虽然市政府制造的生活指数本身就有问题。可是工人不能提出政治要求,不能在政治上有所表示。社会局,总工会,特务机关,那些工运专家,那些工人”领袖“,有时抵不过群众压力,也会以伪善的方式去帮助工人经济斗争的,但绝对禁止工人政治斗争。他们帮助工人经济斗争,其目的正是为了更能控制工人,更能阻止民主派和革命者到工人群众中来领导工人作政治斗争呀!反民主派明白,只要城市工人在政治上沉默,则无论其他阶级如何叫嚣,甚至内战,他们仍可高枕无忧的。在如此压迫之下,工人群众没有政治发言,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可是,这里,民主派是否全无责任呢?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民主派,恰恰与反民主派相反,并不认识工人群众的力量,并不明白:若无城市工人参加而且领导,则他们追求的民主是永无实现之日的。某某民主派刊物公然说建国的两个支柱是农民和学生,公然在封面上画着拿镰刀的农民和拿自来水笔的学生搭手前进。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工人位置。胜利之后,人们把工人运动交付于朱学范领导的劳动协会,只限于替劳动协会做点下层工作。胜利之后,人们忘记了替工人提出切身利益和要求。请问从收复失土以来的一年半当中,民主运动替工人提出了什么要求呢?给予了工人什么利益呢?即以劝工大楼血案而论,”爱用国货“”抵制美货“,除了说中国资本家发财,工人生活也能好些以外,还有什么好处给工人吗?某某民主派刊物甚至公然反对增加工人工资。
  这一年半的民主运动,仅在学生圈子内打转,至多到了文化较高生活较好的职员和百货等从业员,而未能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可见民主派本身也是不能辞其咎的。
  怪工人站在反民主一边,与学生和店员对立起来,——这话自然是胡说。但若怪工人沉默,不积极起来参加民主运动,——那是民主派自己应当首先反省的。
  我们向梁仁达烈士及那日被殴受伤诸君致敬。我们站在他们一边,向一切反民主势力作战。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经过此次教训能够觉悟:民主运动如果不深入工人群众中去,是没有力量的,但要深入工人群众,则此民主运动首先就应当提出工人利益和要求。工人参加了和领导了民主运动,一切反民主派就无从假借工人名义,造成工人和学生对立之印象了。



感谢 吴朗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