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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政府”问题答客问（上）
作者：三男〔王凡西〕 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李星按：本文作者三男，即王凡西。本文的背景是解放战争全面展开，蒋军有系统的进攻解放区，同时大量损失有生力量。在国统区，建立联合政府终结内战的呼声很高。本文从工人阶级的角度，解释了何为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的“联合政府”，深入浅出，把道理讲的清清楚楚。当然，本文也附和了40年代第四国际的一些标准判断，比如美国主导的战后世界将彻底消灭民主主义传统。第四国际的这一判断，被历史事实打脸了。第四国际的这一判断，简单说，就是把资产阶级的选票政治看的太重要了，而有意无意地认为资本是“民主之敌”，历史证明资本的灵活性超过任何激进分子的想象。
问：因为中共提倡，民盟赞成，现在中国的最大多数进步人士，都认为要解决目前中国的僵局，唯一办法是由各党各派成立联合政府，代替目前的一党政府。独有你们反对，究竟为的什么？
答：这问题似简单而复杂，我们不妨从从容容打各方面来谈。第一点应该指出的：各党各派之所以赞成，我们之所以反对，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是妥协主义的与改良主义的政党，我们却是奉行革命主义的。
问：为什么赞成联合政府便是妥协主义与改良主义，反对联合政府便是革命主义呢？现在国民党不是连联合政府都不赞成吗？如果国民党被逼成立联合政府，如果革命党愿意参加进去，凭政府内外的群众压力，使反动者逐步退让，终且失却一切地位，同时革命党就利用政权，一步一步实现出革命政纲来，不是一样地达到革命目的，而且是更安全地达到了吗？
答：你这种想法是完全误解了国家的本质，你把国家或政权看成了一种超阶级的东西，看成了一个简单的工具，谁拿到手谁就能利用的一个工具。同时，你又简单地把政权看成为几个部长的位置。据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同时国家的力量是包括着政府，军队，警察，以及一切经济与文化的制度的。所以政权或国家不是一种与阶级斗争无关，成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工具。它是一种工具，但它是操在统治阶级手里，由此调度着国家中的一切力量，用以镇压一切被统治阶级，因而与统治阶级无法分开的一种庞大复杂的工具。被统治者为要推翻统治者，如果不以变更几个个人的地位为限，而欲根本变更社会制度的，那就不能简单地把这工具从统治者手里抢过来应用就算。必先推翻这统治，必先彻底打碎这工具——这架旧式官僚剥削的工具，然后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由被统治者治理旧统治者的国家工具。
所以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再加上列宁的发挥，特别给我们指出了一点，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被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加以摧毁，然后再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国家。一切妥协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仅仅因为忘记了这一个教训，以为不经过革命，但由和平改良，议会斗争，最后经过联合政府，无产阶级是可以获得政权，而且可以使资产阶级的国家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终且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使国家根本消灭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修正派（第二国际诸党），二者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意见不同，实际上发生了两个不同的结果：前者完成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后者则断送了无数次的革命，现在堕落成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了。
第二国际所属那些妥协派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把你的疑问答覆清楚了，要想用联合政府的策略，使资产阶级的国家逐步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是一种反动的幻想了。
问：不错，历史确实给了我们这样的说明，要建立社会主义性的工人国家，非先用暴力革命来摧毁资本主义的官僚国家不可，列宁信守这学说而得到成功，妥协派则因排拒了这学说而失败而堕落。但我觉得，如果把「联合政府」当成一个策略，配合在整个的革命战略之中，不是有利而无害的吗？至少，我们不能一概排斥的吧？因为我觉得，妥协派之失败与堕落并非由于「联合政府」，而由于他们整个的妥协政策。所以我认为，联合政府这口号的本身并不能决定它是革命的抑是妥协的性质，问题在于究竟是革命党抑是妥协党在应用这个口号。
答：你把联合政府这策略与妥协政策分开来是不对的。实际上，联合政府口号只是妥协政策的最高表现，是妥协派在国家问题或政权问题上所取的态度。所以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不管它主观上是如何想要取得政权，以便实行社会主义，只叫它在政权问题上采取了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态度，那末它的整个政策或战略都是妥协主义的了，也就是说，它再也不会领导工人阶级执掌政权，更谈不到实行社会主义了。
问：为什么？
答：因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既然必须在群众的暴力革命中被摧毁，那末革命党的任务，它的任务中的任务，就在于依据阶级斗争的精神，去组织群众（主要是工人阶级），教育群众，领导群众，使他们发生极其明确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者生出不可调和的阶级仇恨，对现存的社会制度采取毫不妥协的敌对态度。只有这样，在各种有利条件凑合的时候，革命党才能率领群众起来，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权。可是联合政府这政策呢？如果能有一点作用的话，只能瘫痪工农大众的阶级觉悟，促成他们对政府和平转变的幻想，松懈他们从事暴力革命的决心。所以列宁对于「联合政府」口号，下过一个十分正确的定义：这是资本家政府，在「地位不稳的时候」，用以「迷糊，分散并最后克服工人阶级的一种方法」。这是一个陷阱。一个工人政党，不管你主观上如何革命，一旦落入这个陷阱，你便自然而然不能革命了。
问：你的话很有道理，不过我还嫌空洞。原则上说，联合政府会迷糊阶级意识是对的，但是事实往往不这样简单。革命党部分取得政权总比毫无政权好些，革命党拿取了部分政权，利用这个工具，不更好可以去教育工人群众，更可以发展阶级斗争吗？所以，我觉得，联合政府的优点可以克服它的缺点。
答：你这话才是空洞而不合实际哩，而且是十足的唯心的。首先，你应该知道，「最雄辩的是事实」本身。革命党以身作则，自己和资产阶级联合了组织政府，这样一来，凭你用多么动人的论据，多么激烈的宣传，也不能叫群众相信「阶级间的绝对不能调和」了。其次，革命党如果推派代表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时候，如果整个的社会制度还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是贵族的，那末这几位「取得了部分政权」的革命党的大臣或部长们，不仅不能利用这点子政权来「教育群众」，「发展斗争」，而且突然间踏进了最舒适最优美的上流社会的生活，立刻会腐败了，屈服了，不管他们是何等样的出身，这时候也会软绵绵地坍下来，自居于绅士与政治家之列，特别卖力地来帮助统治阶级镇压反抗起来的被压迫阶级。英国的麦唐纳先生与目前艾德礼或贝文先生，将这点特别表演得透彻无比。总之，不由一次彻底的社会革命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来一次天翻地覆的改变，那末几个革命党人的参加政府，不是自甘堕落，便是被逼做了俘虏。
问：你这话如果把整个局势假定为平静无事，当然是对的；可是平静的局势决不会发生联合政府。一个国家需要组成联合政府，总表示那国家已发生了革命或半革命，换句话说，革命党人参加政府，只是革命与反革命形成了相持局面的一种结果，这时候，革命势力已经很大，但尚不足以取得全部政权，而部分政权却已经能够取得了，群众逼他们走上政权，革命党于是接受了部分政权，这时候，群众决不会将取得部分而非全部解释作妥协，同时参加政府的代表，也决不敢自己堕落，对资产阶级投降。这是把斗争扩大到政府内部，从此上下配合，不是更容易推进革命，夺取全部政权，因而完成革命吗？
答：你这话似是而实非。资产阶级，或一般的统治阶级，需要其他阶级的政党，尤其是工人政党的代表来参加政府，当然是被逼出此。这是对的，我和你同意。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的要点在于：到了这个时候，对于革命的利益说，革命党应该接受联合政府呢，还是应该拒绝它？这是个实际意义较多于理论意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妨用事实而不用论据来说明它。列宁说：「资本家们……鉴于政府地位不稳，便藉助于一种方法，这方法自从一八四八年以来的数十年中，资本家们是一再实行的……这就是所谓「联合内阁」，由资产阶级分子与社会主义叛徒混合组织的。在某些国家，其中政治自由与民主政制曾经和工人的革命运动同时存在过的，例如在英法，资本家利用这个骗术得最成功。」（见「革命诸问题」）这里的话说得很明白：自从一八四八年以来，欧洲的资本家政府每当不稳的时候，总是拿「联合政府」这个骗术来欺骗革命民众，每次都利用得很成功。为此，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社会主义者」和资本家成立了「联合政府」的时候，列宁大声疾呼，叫布尔雪维克派绝对不要受这个欺骗，要对群众说：不要给临时政府以半点信任，继续发动群众革命，继续激起群众对「革命的联合政府」的仇视，由此积蓄革命力量，等到十月底，便举行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完成了革命。现在让我们假定一下：如果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接受了联合政府，与克伦斯基共同执政，譬如说，列宁分得了劳工部长一席，那末群众还是会对克伦斯基政府发生幻想，因而停止革命呢，还是会对列宁也参加的联合政府发生继长增高的敌视，因而推进革命呢？不过是前一情形，十月革命因此也决不会产生的了。
所以问题是极清楚的，如果当革命与反革命的相持局面促成了联合政府，总只有使革命停顿，受骗；而绝不会使革命继续前进，使群众格外清醒的。一部分革命党人加入了政府，反革命与革命双方都有意无意造成一种印象：「革命已经成功了」，未完成的工作以后只叫交给「革命政府」去办好了，这样，革命群众的努力自然松弛下来，静待革命新贵们和资产阶级代表在内阁会议的客厅中，客客气气去解决一切革命任务，而实际呢，那个被逼组成了联合政府的统治阶级，正利用着这个节日的升平气象，步步加紧在暗地里布置力量，部署反攻；慢慢地，等到革命党人的信用逐渐破产（一定会破产的，因为这些新贵事实上只是旧统治者的装饰品），群众的反叛热情逐渐冷却，或者，下层群众的不满已被引导去主要反对妥协领袖的时候，他们便实行反攻了，一脚踢开了「联合政府」，用赤裸裸的独裁来镇压迷惘的革命群众，连带也打击那些「新贵」。
这一切都不是我凭空设想，近百年来西方的革命史，已经以太多次数，太多代价告诉过我们。
问：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已解决了他们的历史任务，所以他们是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妥协派想和这样的资产阶级去组织「联合政府」，也许会酿成如你所说的坏结局；不过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这里的资产阶级还不是十足的统治者，它一方面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受着封建旧势力的压迫，所以它还是可以起革命作用，至少也可以起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的这一个进步作用，决定了中国「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进步性，甚至必需性。
答：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要补充一点。我说近百年的西方革命史给了我们许多关于「联合政府」的反证。我这话没有说完全。因为在东方，尤其在中国，你所说的落后的中国，正有过一个最好的例子。那便是一九二七年夏季的武汉政府，这是一个「联合政府」。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和代表工农的共产党组织起来的。结果怎么样呢？为了这个「联合」，共产党压制了工人斗争，自动缴了湖北总工会的械，同时遏止了两湖深刻的农民土地革命，以此加强了反革命的力量，促成了宁汉合作，断送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这不是一个很新鲜的史例，证明出「联合政府」在中国也不能起什么进步作用吗？
一九二七年的武汉联合政府，就是以「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作根据的。那时候的第三国际，由史大林一系控制着，已逐渐失去列宁时代的革命精神，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回到了第二国际的立场，所以它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就是叫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拥护国民党；共产党人信奉三民主义，不打出独立的旗帜，在革命进程中不提出苏维埃，命令共产党人加入国民政府，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这个「革命性」的来源，则就是你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的内外夹攻」。
历史替我们证明得清清楚楚，一九二七年的联合政府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灾害！
其实在当时，第三国际中的另一派，继承着十月革命的列宁传统的，以托洛次基为首的左派反对派，早就及时地指出过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所谓革命性是靠不住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之间，即使在理论上有矛盾之处，但事实上却有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所以他们只当工农大众简单做着政治上苦力绝未起来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时候，才肯对帝国主义与落后势力表示一点革命姿态，等到工农斗争一兴起，自觉的程度一提高，因而相当妨碍一点资产阶级的利益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面貌便立即露出来了，立即与帝国主义及落后势力构成了三位一体，而且自居于先锋与领班之列。根据了这一见识，当时的第三国际左派反对派便主张了一条不同的革命路线：退出国民党，共产党绝对独立；组织苏维埃，退出国民政府。
现在我们事后想想，如果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左派反对派的路线，即使中国革命仍旧不成功，也决不会一败至此的。
史大林们要等到工农大众成千成万被杀死在血泊之中后，才宣布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没有「革命性」了，这是愚蠢的，但还可以原谅，因为能凭理论的力量来预见的人毕竟占着少数。到了一九三六年左右，因为国民党资产阶级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比较强硬态度，史大林派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又有革命性了，因而又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那才是不可原谅的。中国资产阶级诚然迄今仍未解决其历史任务，即：民族独立与土地革命，可是它已经和西欧先进国的同类们一样地反动了，而且已经是国家的十足统治者了。它与其说受着帝国主义与落后势力的压迫，倒毋宁说它的存在是靠着帝国主义的保育与落后势力的支持的，因此，它非但再不能解决什么历史任务，而且成为解决这些任务的主要妨碍者了。我们怎么可以向它提议组织联合政府，企图解决国家问题呢？
问：这一层我给你说服了。不过还有疑问。在先进国家，工人阶级数量多，力量大，能够单独组织政府；可是我们中国，据粗疏的统计说，全国的产业工人连同家属也只共二百四十五万左右，约占中国全国总人口的二百分之一，这比数是太小了，力量也太小了，它非但没有力量单独组织工人政府，而且也无力领导城乡贫民组织工农政府。因此，我觉得，共产党与民主同盟主张由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工人共同联合组织政府，总不失是实际的有效办法。
答：我们，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曾主张单独由中国的少数产业工人专政。我们从来主张的，乃是中国必须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与城乡广大贫民的政府。如果你弄清楚这一点，那就请你先从数量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工人，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与贫民，加上乡村中的中农，佃农与雇农，这数目可不小呢；我们毫不需要夸大，他们已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了。这样一个庞大力量，如果组织起来，在正确的领导之下，难道不能建立一个最坚强的革命政府吗？你自然会如此说：如果组织得起来当然是好的，可是工人阶级力量小，无法把这个庞大力量结合起来，更如何谈得到领导呢？你若这样想，那是因为简单停留在数量的估计上了。社会阶级机构的力量，其结合以及其相互关系，那是由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来决定的。无产阶级是否能够领导广大的城乡贫民在他后面，以便建立工农政府，不是由无产阶级的绝对力量来决定，倒是由广大的城乡贫民，尤其是乡村贫民的地位来决定，再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者对未解决的民族民主任务的态度来决定。这个意思如果用更明白的话来讲，那就是：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有多少，并非能否建立工农政府的唯一条件：落后国家的工人当然比先进国家的为少，但因这些国家中没有完成民主任务（民族独立亦为民主任务之一），又因为资产阶级非但不能解决这些任务，而且因种种斗争的结果，成了解决此种任务的妨碍者，所以无产阶级的斗争。能够和城乡广大贫民的争独立与争土地的斗争结成一条战线，形成决定性的力量，能够建立不但打倒帝国主义与地主，而且能打倒资本家的一种政权，就是社会主义性的工农政府。这样一来，落后国家弱小的工人阶级，反而可以比先进国家的远较强大的工人阶级，更早地走上政权了。说明这个关系的一种学说，就是不断革命论。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便是这一学说的历史证验。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失败，正是因为第三国际的史大林派否定了这个学说，因而妨碍了不断革命的事实上展开。
问：照你说，落后国家的特殊阶级关系，反而使无产阶级能够与广大的劳苦群众相结合，而且能够领导他们建立政权；这层道理，我无法反驳；不过问题的另一种看法，我总觉得也不能不加以考虑，那就是中共与民盟的一种看法：因为中国落后，无产阶级力量小，同时资产阶级，至少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是对现存制度不满的；所以为要打开中国目前无出路的现状，由工人起，经过农民以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直到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一条联合战线，组成联合政府，总不失是一个现实办法。我又觉得，从这个办法再进一步，由联合政府变成工农政府，这是一条顺路，捷径，至少是稳坦的道路。
答：你这话又回到我们谈过的地方去了。譬如关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由联合政府和平发展至工农政府等等。这些问题，我不再答覆了。此地我只想给你解释一点，就是：为要补救无产阶级数量上的弱点，应该对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政策？中共说，应该和资产阶级合作，联合，要这样才能解决国家的当前的问题。其实我们稍加考虑，便可以发现这路线的叛变性了。这里我们不谈历史。我只要问，中国的城乡贫民大众，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还是矛盾的？中国的城市贫民，如手工业者，店员，苦力以及一般的薪给者，是否和资产阶级在利益上一致呢？他们如果一旦起来了，想谋得自己地位的改善，第一个和他们发生利益冲突的是谁呢？不是那些厂主，店东，债主，即一般的资产阶级吗？再看乡村方面，那些贫农，即雇农与佃农，如想改善自己的地位，不是首先要和富农，地主，高利贷者乃至乡镇行商的利益相冲突吗？中国的地主，不是大多数就是高利贷者与商人吗？换句话说，中国地主与资产阶级是大多血肉相连的。那末我现在要请教了，工人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资产阶级与城乡贫民大众之间，如何调和其利益呢？联合前者必须失去后者，联合后者则必须失去前者，两者是不可得兼的，——可是，目前中共的联合政府政策，正是要把水与火联合起来，使他们共存共荣哩，结果，自然不必说，是水浇灭了火，帮资产阶级镇压了工农大众。
问：那末，依你说，工人阶级联合了并领导了城乡贫民大众，可以建立工农政权；但中国是如此的落后，中国目前所患是「寡」而非「不均」。难道竟可以妄想建设社会主义吗？
答：你这问题虽然与我们所讨论的联合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我很愿意答覆你。我们说，落后国家的工人革命，配合了城乡贫民的斗争比先进国的工人阶级反倒可以较先走上政权，这绝对不是等于说：落后国家的经济条件比先进国家的更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不错，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甚至，无产阶级为掌握政权而斗争，此事本身就已经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了，但它完全不等于，也完全不保证，这个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关起门来，在一国范围内，以一国的生产力为基础，实行建设社会主义以至于成功。这不但是幻想，而且是反动的幻想。夺取政权，一国的工人国家配合了另一些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是可以的，十月革命正是如此夺取的，可是建设社会主义，像俄国那样，尤其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却决非一国之力所能成就，这是个国际任务。必须在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影响与帮助之下，方才可以成功。中国如果建立了工农政权，一定会给美国，日本，乃至苏联的无产阶级以甚大的革命推动，（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多半也是在日本或美国革命的影响之下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回过来可以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联邦一员的条件下，才是可以思议的。
问：你这样说，我倒更觉得联合政府的必要了。
答：这话从何说起？
问：因为照你说，中国即使工农政府成立也还是谈不到社会主义的建设，那不是白费力气吗？为什么不可以舍远取近，与资产阶级联合，共同发展资本主义，提高生产力，以便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呢？
答：答覆你这问题之前，我先要说清楚一个误会。我说即使中国成立了工农政府也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国工农政府即使成立也是无事可做，或无事能做；不是的，中国的工农政府能够解决许多问题，而且只有这个政府，能够解决中国当前的一切难题，其中主要的是：民族独立与土地革命。此外，这个政府还能像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一样，采取许多社会主义性的办法，如生产交通工具，银行以及土地等等之收归国有，藉以保证国家之走向社会主义；不过要使社会主义建设完成，那无论从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看，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达到的。因此，国际主义的革命者认为：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若得某些有利条件的配合，首先得到了政权，则主要应该把它看成为发展世界革命的工具，而非自足的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工具。列宁与托洛次基是前一见解的代表，而史大林则是后者的发明者。目前苏联的堕落，以及苏维埃官僚对于世界革命所犯的种种错误与罪恶，不少也就是这一见解造成的。
做过了这点说明，我可以答覆你提出的问题了。照中国史大林主义者的说法，中国的现统治者，即那些买办，官僚，地主，资本家，是连中国的资本主义都不能发展的，他们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这话没有说错；不过他们又说：如果由共产党，与国民党组织了联合政府，便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可以造成「富强而幸福的新中国」，那就大错特错了。错在那里？错在他们认不清时代。我们现在所生息的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是帝国主义打完了它第二次大战的时代。在这时代里，超帝国主义的倾向与社会主义的倾向这两个主流在互斗着。美帝国主义代表着第一个倾向，另一方面的各国无产阶级则不自觉地，少数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则自觉地代表着后一主流。中间的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则动摇于二者之间，它以各国的民主派与苏联的官僚派及各国的史大林派为代表。在这时代里，超帝国主义的倾向是如此的强烈，它要吞并全世界，组织全世界，要把全世界置于华尔街的统治之下，。在这个时代里，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负担者，即各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及时地觉悟到自己的使命，起来为整个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由此推倒帝国主义，摧毁资本主义，因而阻止美国那个超帝国主义倾向的前进，那末这个倾向在不久将来，就将掀起一次新的人类大屠杀，它将不但消灭苏联，而且要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英法等，成为自己的殖民地或附庸；它不但将消灭所谓「新民主主义」，而且也要消灭旧民主主义的一切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说，目前整个人类的命运置于这样的抉择中：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第三次大战，或者是世界社会主义联邦，或者是超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中国能否自立于这个总抉择之外呢？是否可以靠「联合政府」的力量，造成一个既不做美帝殖民地又不做社会主义联邦之一的「富强而幸福的新中国」呢？请你想想好了，那个老帝国主义的盟主，大英帝国，现在也挣扎于殖民地命运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我们这落后的中国，反而能造成奇迹，说只叫组织了「联合政府」便可以缔造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所以我们认为，要提高中国的生产力，中国已无法经由资本主义的方法，而必须采取社会主义的途径，为此，中国必须建立工农政府，不是联合政府。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