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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窃国大盗袁世凯
作者：舒严〔郑超麟〕 来源：《新旗》1946年第5期
李星按：本文是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书评。关于袁世凯，有协作者曾感慨“现在中国人大概还很少明白袁世凯也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而在40年代，这个问题已经被讨论过了。
值得一说的是，本文作者也沿袭了当时的某些主流看法，所谓袁派人杀宋教仁，又所谓孙文坚决倒袁是“革命性”的体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宋案的复杂，袁起码不是刺杀事件的唯一卷入方。而孙文的倒袁，也与“革命性”关系不大，而更多体现了无原则权力之争，而袁恰好代表了中国资本主义在民初还能达到的政治整合状态。
无论如何，本文还是值得一读。它为21世纪工人阶级“回头看”资本主义演进史，提供了有益参考。而陈的有关著作，也是值得一读的，它代表了20世纪革命阵营对清末民初政治生活的主流看法，无论对错，都需要了解。
陈伯达著，一九四五年九月写成，香港丘引社出版，无出版年月。
陈伯达先生这本新著拉我们后退到一个时代去，这时代距离今天不过一世代（三十年）长久，但在青年人看来，好像同八股文，辫子，小脚，鼻烟壶一般，属于一去不返的时代，应当放进历史博物馆去了。现在这本书拉我们到那个时代去，或宁可说把那个时代从历史博物馆拉出来，放在我们面前。根据陈伯达先生的分析和判断，青年人可以明白那个时代还不能放进历史博物馆去的，它还活着，还有无穷无尽的线索与我们这个时代相连，还可以在这个时代找到它的影子。
这就是陈伯达先生百忙中著作和出版这本书的用意。他恐怕读者不明白他的用意，所以封面书名旁边还添写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八个字。
我们很赞成陈伯达先生这种研究历史的态度，即他不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他仍是为现实而研究历史，他首先在历史当中研究那与现今最相像的时代，为了有所借鉴，帮助现今问题的解决，避免重覆过去的错误。一般说来，人类对于过去历史发生兴趣，不是为了解决现今问题，又是为了甚么呢？
但是历史固可借鉴，历史也永不重覆的。袁世凯时代和现今时代之间，固然有许多共同点，但其根本性质则是完全不同的，这本书的大缺点就是过于注重「袁世凯在政治上的一切，其权术，其手段，其政策，其口号」（见第八一页），而忽略了做这一切的社会基础，因此有许多极重要的教训未能抽取出来。
陈伯达先生认为袁世凯时代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今的中国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袁世凯时代是大地主大买办的统治，现今也是大地主大买办的统治。这是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认识。我们姑退一步承认这个认识是对的，但著者也应当告诉我们：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三十年前的和现今的究竟有甚么不同？同是大地主大买办的统治，三十年前的和现今的究竟又有甚么不同？我们既然不能说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完全没有变化，就应当把这不同指出来，可是翻遍全书，我们找不到著者在这一点上有甚么说明。
事实上，这相隔三十年的两个时代，社会性质和统治阶级二者之差别都是很明显的。即使一九二七年以前的时代是大地主大买办统治，那么那年以后的时代就是大资产阶级统治了（或大资产阶级领导地主买办的统治）；即使那年以前，中国是「封建残余占优势的」半殖民地社会，那么那年以后，中国就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半殖民地社会了。
书中有一句自相矛盾的话，著者说：一九二七年以后，「大资产阶级背叛了大革命，依靠了帝国主义，把无量数的人民纳在血海里面，建立了新军阀的朝代——大地主大买办统治的新时代。」（第八一页）大资产阶级背叛了大革命，这是事实；但以后既然大资产阶级未曾放弃其统治权，则至少应当说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买办联合统治，为甚么只说「大地主大买办统治」呢？大资产阶级到那里去了呢？难道它现在还是受压迫的，能革命的么？可见，先定一个公式，即认为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性质和统治阶级没有改变的公式，然后强纳历史事实于此公式之中，往往要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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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根据我们的认识，袁世凯时代和现今时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统治阶级大不相同，但这并无害于三十年前的时代能为现今所借鉴。实在说，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时代与现今相较有这么多的共同点了。共同的，不在静态方面，即社会性质，统治阶级等等方面，而在动态方面，即阶级斗争形势方面。
袁世凯时代是封建残余势力（或前资本主义势力）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旧势力一天比一天趋于衰落，但新兴阶级羽毛尚未丰满，不能代替它的位置，斗争双方相持着，于是军队取得「仲裁权」，或「公断权」，或「最后决定权」（随你的便），于是武装的仆人坐到大堂上来以一家之主自命了。
现今时代则是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更新兴的无产阶级及乡村农民大众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一九二七年的胜利并不能完全巩固它的地位，同时无产阶级以世界革命军队一分支资格也时时有崛起可能，现在又开始对政治发言了。斗争双方相持着，于是军队又取得「仲裁权」等等，于是武装的仆人又坐到大堂上来了。
从这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派生出许许多多的共同点，不仅权术，手段，政策，口号等等是相同的，连风气，习惯，思想，道德，甚至代表者的性格也有许多相同地方。这一切互相联系构成一个系统，只要有某些因素出现，其他的因素或多或少也要出现的。
这种系统，我们不主张称之为「袁世凯主义」，因为这也是舶来品，西洋早已有之了。
这就是有名的邦那帕特主义（Bonapartism），或称拿破仑主义。它的诞生地是在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国——法兰西。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的大革命重重打击了封建贵族，但对外和对内两重战争也削弱了资产阶级，使之不能稳定其统治，于是拿破仑•邦那帕特Napoleon Bonaparte起来，做执政，做统领，做皇帝，为各阶级间的大仲裁者。资产阶级暂时把一切权力托付给他，以便到相当稳定时候推翻他。一八四八年法国又起了革命，较急进的资产阶级代替较保守的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可是跟在屁股后面，无产阶级也起来了，它也要政权。六月屠杀中无产阶级虽然惨败了，但资产阶级政权仍旧稳定不下来。于是路易•邦那帕特Louis Bonaparte起来，做总统，做皇帝。九十多年后，现在，贝当的政制和戴高乐的政制，就是邦那帕特主义的翻版呀！
不仅法国有这产物哩，外国也有。俾斯麦的政制就是德国版的邦那帕特主义。克伦斯基企图在俄国翻印一个俄国版的邦那帕特主义，可是在列宁坚决的领导之下，无产阶级使他的企图不能成功了。
袁世凯时代，我们有第一版的中国邦那帕特主义；现今则有着第二版。袁世凯是叔叔，现今则是侄儿了。邦那帕特主义虽相同，但其基础是完全不同的。
邦那帕特主义既然是从互相斗争的阶级相持不决之中产生出来的，那么要消灭这个政制，除了代表进步的阶级及其政党采取更坚决的立场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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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先生研究了袁世凯之后虽然抽取了若干有益的教训，但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即「联合政府」的教训。他好像有意隐瞒这个明如日月的历史事实，他只提到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和第三任内阁总理赵秉钧加入国民党，而未曾提起真正的国民党员与袁世凯党羽组成「联合政府」这件事情。他反而把民国初年的国民党说做在野党。但事实上那时国民党并非在野党。袁世凯底下第一任内阁，即使总理唐绍仪是不久之前才加入同盟会的。但教育部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司法总长王宠惠四人是同盟会的老干部。参议院中国民党员占据多数。各省都督（今称「主席」）又有十个是国民党员。在此情形之下怎能称国民党为在野党呢？第三任内阁，总理和国务员，都填了加入国民党志愿书。正式国会选举，国民党员占据了多数，于是前任农林总长宋教仁要入京组织责任内阁了。就在离开上海那日被袁世凯派刺客杀死。
这就是国民党在袁世凯底下组织「联合政府」的经验！十分悲惨失败的经验！当时国民党最有远见的党魁孙文似乎是不赞成这「联合政府」路线的。夏含华编的「中国国民党之史的发展」中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总理孙先生颇不以为然，不问党事，协理黎元洪亦仅挂名，事实上党务集于宋教仁一人之手。」但无论如何，经过此次「联合政府」失败之后，孙文就坚决反对一切与北洋军阀组织「联合政府」之企图了。段祺瑞执政时代，北洋军阀势力已经衰落，似乎「联合政府」比在袁世凯时代更能实行些，但孙文严厉禁止自己的党员参加「善后会议」，禁止自己的党员接受段祺瑞奉献的总长位置。孙文根据中国经验深知欲完成革命，必须新创一个政府以代替北洋军阀政府，必须把北洋军阀政府整个粉碎，而不能利用它，不能混进它的内部来扩大自己力量。结果就是这样做了。他死后，他的诸继承人，至少在这一点是遵守它的教训的。
我们希望这个教训能成为今后中国一切革命者的教训。
马克思经过巴黎公盟经验曾写信给德国友人，说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粉碎资产阶级的政治军事机构，而不能利用这个机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发挥马克思这个教训。他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始终反对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组织「联合政府」。结果才有十月革命的成功。
马克思和列宁只说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利用资产阶级政治机构，他们并没有说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利用封建的政治机构。事实上，确有许多资产阶级政党与封建贵族组织「联合政府」而得到成功的。但在中国特殊情形之下，革命领袖孙文已经觉悟，连资产阶级革命，中国也不能利用旧的机构了。倘使反对满州皇朝和袁世凯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那么现今的革命就改变了性质。袁世凯时代已经不可组织「联合政府」了，何况现今？陈伯达先生没有抽取这个教训，我们认为是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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