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五章 中世纪的世界
（公元650—1500年）
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它最先出现在15世纪，但源头可以追溯到悠远的过去。就其本身而言，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需要完整的一章来讲述。但在开始讲述之前，我们必须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资本主义不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孕育出来？
在本章中，我们回顾一下从大约公元650年到1500年，中东、印度、中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美洲大陆的事件。这些区域中的所有文明，都有伟大的文化成就，但无一例外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如同在上古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中世纪欧洲之外的诸帝国，依旧在强有力的统治阶级掌控之下，他们有能力对剩余产品实行垄断性控制，并将其转移到非生产性花销方面。技术革新成果被用于战争而不是生产，民众的创造力不是被压制，就是变得迟钝。正因为如此，从大约1500年开始，当亚洲、非洲和美洲社会遭遇正处于扩张之中的欧洲商业资本的巨大力量时，它们就会很自然地屈服于欧洲人的“火枪、细菌和钢铁”。
阿巴斯革命
阿拉伯的征服战争，最终让阿拉伯统治者及他们的随从勇士控制了从大西洋延伸到阿富汗的广大领土。拜占庭帝国的叙利亚，萨珊王朝的伊拉克，西哥特王国的西班牙，财富都被阿拉伯统治者继承。权力和财富的如此积累，使一个植根于沙漠部落和驼队贸易的社会秩序无法实现稳定。
在穆罕默德死去不久，在第一个哈里发阿布·巴克尔的领导下，伊斯兰帝国维持了统一。但第二任哈里发乌玛尔，却被暗杀于公元644年，第三任，奥斯曼在656年，及第四任阿里，在661年。
公元658到661年的危机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经过一场全方位内战，阿里被推翻。他们不仅被谋杀，而且19年之后，其子侯赛因依然如此。在王朝斗争中胜出的是穆阿维叶，在阿里遇刺的这一年，他建立了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倭玛亚王朝。
这些明显被掩盖的事情是重要的：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女婿，而穆阿维叶是被刺杀的哈里发奥斯曼的堂兄弟，而后者一度是穆罕默德的至交。伊斯兰的政治宗教精英分裂了。这个裂缝从来没有愈合。从奥斯曼和穆阿维叶到今天的逊尼派穆斯林，从阿里和侯赛因到今天的什叶派，有一个直接的传承。倭玛亚哈里发们想要享受帝国的果实。阿里和侯赛因的追随者希望保持早期伊斯兰教的纯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阶级分裂，而逊尼-什叶之间的分歧，直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某些这样的特征。
在一个世纪之内，倭玛亚王朝维护着它的权力，将帝国团结在一起，并且掠夺旧文明的财富和技艺。阿拉伯世界享有丰富灌溉的农业，精致的城市工艺品，一个强有力的金融体系，以及学术、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一个繁荣传统。相比之下，西方世界却生活在“黑暗时代”。
两大矛盾慢慢破坏着倭玛亚王朝，最终令其解体。首先，阿拉伯世界的地理，包含了好几种不同的经济单元，其中的统治阶级只会对自身的快速发展有兴趣。距离限制了倭玛亚执政者的效率。在大马士革的军队，怎么能够指望它去控制巴格达、开罗、突尼斯和菲斯？
第二，倭玛亚王朝代表的是阿拉伯武士贵族的利益。他们已经实行了最初的伊斯兰征服，接着定居在叙利亚的古代诸城市。统治精英修建宫殿，并在建筑和奢侈品上一掷千金。他们得到了阿拉伯普通民众的支持，这些人定居在建有要塞的城镇，免交租税，并且由交来的战利品和贡品的津贴供养。倭玛亚统治阶级人数少，又是寄生性的，它依靠的是一个军事揩油者的狭窄基础。
不过，经济还是繁荣的。旧帝国之间的战争毁灭了农田，破坏了贸易，并且耗尽了税收和人力。而伊斯兰圣战意味着农业和贸易继续繁荣。因衰败而被掏空的古代城镇转变成商业动力站，而商人和工匠阶层数量增加、财富增长，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这就是一个新革命历史的社会根源。
许多人转向了伊斯兰教，这给倭玛亚王朝制造了一个财政问题，因为穆斯林是免交租税的。这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是创建了一个二等穆斯林的新分类：新的皈依者被定名为“麦瓦利”，并被排除在阿拉伯人特权之外。在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中，一个社会进步的障碍建立起来了。
在8世纪中期，阿拉伯人是一个小型军事贵族集团，依靠一个规模日益扩大的、以城市为基础的穆斯林商人和工匠群体供养。后者为什叶派这样伊斯兰持不同政见者，更为激进的哈瓦利吉派，以及多种多样的救世主弥赛亚（引导者），迅速提供了听众。没有一支持不同政见者的力量强大到足以破坏倭玛亚国家政权。起决定作用的是阿拉伯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出来的机会主义分子。
阿布—L—阿巴斯，一个穆罕默德家族的后代，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支持者的地下网络，将自己置于众多持不同政见者团体的领袖地位，并接着发动了一次旨在推翻执政王朝的叛乱。倭玛亚政权失败了，一个新的阿巴斯王朝在公元750年建立，首都是巴格达。权力转移到了一个基础更加广泛、更加包容，由官员、商人，以及伊斯兰学者和教士组成的城市精英那里。阿拉伯的种族出身和武士地位失去了大部分重要性。农业、贸易和城镇继续发展。
即使这样，早期伊斯兰帝国的两大矛盾很快被重新提出，并且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城镇是伊斯兰活动的中心，但它们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和独立的，城镇精英专注于农业、贸易、工艺品生产、宗教仪式，以及秩序的维持。他们的关注是小范围的。
另一方面，阿拉伯哈里发们遭受边缘地区分离势力威胁，遭受不满的精英派系的政变打击，也遭受被剥削的农村大众中的宗教宗派主义者及其团体自下而上的暴动困扰。因此，早期伊斯兰国家被迫在社会之上运转，成为一种仅仅是积累必要的军事资源以维持执政王朝的机制。一道宽广的缺口，将中东社会大众与统治他们的早期伊斯兰国家隔离。
通过修建宫殿和进行奢侈消费，倭玛亚王朝已经将自己与民间社会分开了。而阿巴斯王朝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为了使自己摆脱巴格达城市精英的支配，他们在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马拉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新宫城。第一座宫殿建于公元836-842年间，比中世纪欧洲的任何宫殿都要大得多。然而在以后40年里，他们又了修建了另外两座同样规模的宫殿。
当阿巴斯国家取代旧阿拉伯部落，供养了一支新的雇佣军——其人员主要是来自中亚的土耳其人——并在萨马拉驻扎时，它就进一步偏离轨道了。
王室和军队靠税收，特别是对非穆斯林的征收来维持。同时，伊斯兰社会的部落和城镇，发展了强烈的地方认同和意识形态。尽管伊斯兰教在整个阿拉伯统治下的世界创造了一种单一的、包罗万象的忠诚，国家和社会并没有任何强大的纽带。这一点解释了阿巴斯国家的不稳定性。
在9世纪和10世纪期间，伊斯兰帝国的联合解体了：阿巴斯哈里发很快面对着一个在开罗敌对的法蒂玛王朝，一个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倭玛亚王朝，以及其地方许多独立和半独立的小统治者。它们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增加了国家政权的成本，耗尽了政府资源，并进一步弱化了早期的伊斯兰统治者。在11世纪，阿巴斯王权事实上解体了。哈里发的塞尔柱土耳其雇佣军，因为中亚的兵员而巩固，并因为皈依伊斯兰教而合法化，他们为自己抢取政权。
一个国家能被自己的雇佣军所篡夺，这是其缺少社会根基的一种尺度。在全部人口中，大部分被向宫殿、士兵和王朝战事支付的税收拖垮，几乎对任何政权都没有热情。而且，这个帝国依旧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拼凑体，因此政治紧张很容易转变成基于种族和宗教差异的抵抗。
到了11世纪末期，中东是一个由弱小和不受欢迎政权统治的分裂区域。因为这样，它将付出一个可怕的代价，1095年11月，当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莱蒙发表讲话，对西方封建精英发出呼吁，去“立即对你们在东方的兄弟伸出援手”时，十字军东侵即将开始。
印度教、佛教与笈多帝国
在印度，孔雀王朝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的衰落与笈多王朝在公元4世纪的崛起之间，相隔了大半个千年。其间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更改了帝国的基础。
农业得到了繁荣：谷物有了更多品种，灌溉技术得到系统应用，农业村社的组织和管理水平也提高了。村庄是一个关键管理单元。它包括了村民的住宅、他们的小块土地、灌溉设施（主要是储水箱或水井）、牲畜围场、荒地、村庄公用地、村子周围的树林，通过村子的溪流、村庙及其土地、墓地，以及他们自己湿的（浇灌过的）和干的可耕地。地方事务的管理，是由一个村庄委员会，一个村法庭和临时性的村民大会来管理。
贸易同样扩展了。印度商人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这个市场的一方连接着阿拉伯、西亚和地中海，另一方沟通了中国和东南亚。纺织品、金属制品、宝石、香料、盐和异域动物，都属于交易的商品之列。当时的职业有陶工、织工、金属工匠、建筑师、工程师、砖瓦工，以及从谷物到象牙，从事所有能想象得到的可交易商品的商人。硬币得到了大量铸造。银行业务和货币借贷成了常见举措。港口和城镇繁荣了。正如乡村社区已经高度组织化，商人和工匠同样如此。行会、公司和协会制定工作规则，控制产出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并为其成员提供福利和安全保障。
商业的发展，既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又为其高僧提供了大批听众。精英——与王朝相关的统治者、土地所有者、僧侣和士兵——的宗教印度教，支撑着一个基于种姓和国家，本质上静态和守旧的社会秩序。它是一个被分成互相竞争的政治组织、阶级分化和崇尚武力的社会的宗教。相比之下，商业打通了社会壁垒，分解了社会差异，并创造了新的社会实体。商业的需要与种姓和国家的需要是抵触的。在佛教中，商业精神找到了其思想表达。
佛陀（释迦牟尼）是一个名叫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3一公元前483）的印度武士王子，他与自己的种姓脱离关系，经历了一场复杂的宗教体验，随后用余生传播一种新哲学。其教义的精华是：当一个人接受了自然和社会的秩序，认识到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来得到一种心智上的精神平和时，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就会出现。
佛教的激进，在于它的普适主义，以及相对轻视财产、等级和地位这样一些现实特征。它享受一种有目的的、正直的，并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生活方式。与所有伟大的宗教一样，在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接触之后，佛教的原始教义后来也被腐蚀。但它不仅对商人、工匠和市民，而且对古代和中世纪印度主要信奉印度教的精英的阶级压迫者，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吸引力。
村庄、城市行会，以及印度教和佛教寺庙，都为印度民间社会提供了一种孔雀王朝时期所缺少的形式和物质。这种有时被称为古典时期（约公元300-700年）的新社会经济秩序，塑造和限制了建于其上的笈多王朝。
这个帝国由三个连续的武士国王所创建：钱德拉.笈多（约公元320—335年）、沙摩陀罗-笈多（约公元335—375年）和钱德拉·笈多二世（约公元375-415年）。像孔雀王朝一样，它发源于富饶的恒河河谷，首都在巴特那，从那里它首先席卷了整个北方平原，接着占据了中部的德干高原，最终又侵占了南部。
笈多王朝的政策是寄生的。国家的底层结构是一个占有土地和贡赋征收的混合体。许多官员依靠土地获得收益：他们从事行政或者军事服务，以换回自己的庄园作为报答。这经常是免税得到的。另一方面，村庄农民要付相当于产出量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地租。这些剩余产品支撑着笈多帝国的军事扩张。当然从农民的视角来看，这完全是浪费开支。
另一方面，民间社会的力量意味着国家的剩余积累是有限的。在笈多王朝统治下，地方上的王公和酋长们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政府官员作为封建庄园主行使职责。农民们有自己的村民委员会和大会，商人和工匠有他们的行会和庙宇。因此，笈多王朝的中央集体是不完全的。皇帝统治的底层建筑是不牢的，国家积累的动脉阻塞了。因此，在压力之下，笈多军国主义的甲壳很容易粉碎。
笈多王朝的庞大疆域只维持了一个世纪。接着，在公元6世纪，这个帝国解体了，相当快速。将印度统一于一个帝国王朝的第二次尝试，如同第一次那样脆弱和短命。崩溃的催化剂是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匈奴——的入侵，它们从中亚沿着传统的入侵线路进入印度西北部，通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河河谷。但是，笈多王朝解体如此迅速的事实，暴露了它缺少根基。
印度再一次分裂成不同的政治实体。在1000年时间里，它依然是一个敌对力量不断变换的拼图，冲突是永久的，开战是经常性的。在此期间，相互争夺的王朝国家，以及村庄、产品和商业的世界，很少发生联系。国家浮在社会之上，寄生其间，攫取剩余产品，但还是会解体。军事竞争迫使各国进行积累，并使他们富有侵略性。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积累达到充足的军事实力，能够击败他们的敌人并建立一个新帝国。土地所有者、商人和村民的抵抗力是强大的。
另一方面，军事基础设施的负担压迫着民间组织。贸易下降，发展的步伐也在放缓，这是社会的“封建化”。种姓制度是稳定的。精英文化变得神秘和墨守成规。村庄变得内视和保守。时间的周期理论为印度主要宗教所接受，表现出一种历史现实。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以及各方需求的矛盾，使印度次大陆陷入一个经济僵局。
中国历史的旋转门
秦帝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大事。青铜器时代的商王朝（公元前1523-公元前1027）仅仅统治了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铁器时代的周朝（公元前1027一公元前221）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帝国。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3一公元前221），当9个或10个独立的国家为争取权力而竞争时，任何表面上统一的假象都不复存在。因此，秦国的国王始皇帝——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和最凶残的征服者之一，其主要业绩，就是第一次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始皇帝在公元前210年去世之后，他建立的这个王朝并没有长期存在；但中华帝国在一个或另一个王朝统治下，总是反复地重建。在印度，帝国体制是偶然的，而常态则是分裂成众多竞争的政体。而在中国，公元前221年之后，情况正好相反。为什么会是这样？
印度和中国都是混合的封建纳贡体制。在国内，统治精英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其收入部分来源于占有土地的租税，部分取自国家的薪水超过税收的部分。但在每一种情况下，平衡方式是不同的。在印度，相对于地方统治者、地主和商人，帝国政府处于弱势，因此在压力之下，帝国很容易崩溃。孔雀（约公元前321一公元前180）、笈多（约公元320—550）和莫卧尔（1526—1707）帝国是被长期“战国时代”分隔的帝国插曲。在中国历史上，是帝国王朝的更替主导着历史进程：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20）、隋（581—618）、唐（618—907）、宋（960—1126）、元（1279一1368）、明（1368—1644）、清（1644—1912）。在1800年之前的两个千年中，印度只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统一的，而中国则有四分之三；这是个根本性的不同。
在中国，中央帝国政府是一个极为残忍、强大及成功的征服者。这产生了三个后果。第一，它更加安全，因此军事扩张倾向更少。第二，它拥有很大一部分可支配剩余，而军事需要却是适度的，因此能够在公共工程上投入以提高生产率并进一步提高课税基础。第三，其他社会力量无法挑战它的权威，它趋向于变得过度剥削。
中国幸运地拥有许多可通航河流。它们被巨大的运河连接起来，创造了一个8万公里长的水运网络。这使得中国无论是内陆贸易还是海外贸易，都敞开了大门，使商人们很容易接近广阔的市场。这也反过来刺激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一系列技术革新的推动下，造船业繁荣了。中国人造出了大到可以运载1000人的轮船。中国11世纪的铁产量甚至比英国18世纪的还多。中国人拥有火力比欧洲人早240年，拥有印刷书籍早500年，制造瓷器早700年。
中世纪的中国造就了大都市。宋朝的首都开封，占地规模是同期巴黎的12倍。当伦敦人口还明显低于10万时，杭州城住有至少150万人口，并且可能多达400万。
城镇可以是巨大的，但它们不能进化成独立的权力中心，而且依旧被中央政府官员所支配。唐朝首都长安是当时帝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是个有100万人的庞大贸易城市，但这种特质却因其帝国宫殿和政府机构而黯然失色。而其100个左右筑墙的居住里坊，分布在一个长方形网格里，在夜晚就被封闭。
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并不追求权力。他们渴望个人发展，并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进入排外的官僚阶层，成为有知识的国家官员，社会地位优越的官僚精英的一分子，来实现目标。反过来，官员们渴望拥有庄园。中国统治阶级的社会理想是乡绅官员，而非商业资产阶级。这是中央集权国家支配民间社会的一个考量。
法家和儒家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同样证明了国家的力量。法家主张国家的正常运转是共同利益的基础，而政府官员因此就成为共同利益的化身。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理论太粗糙。有什么能够保证管理机构不会腐败和能力不足？中国哲学家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提供了一个答案。作为战国时期[1]鲁国一个贵族的儿子，后来成为了这个国家的重要官员和哲学家，孔子教育学生尊重传统和社会秩序，但是也强调诚实、尽责和自我控制的重要性。
[1] 译者注：原书如此，应该是春秋时期。
然而，和其他地方一样，一个帝国社会的矛盾和压迫成就了更为激进的哲学。道家主张从一个被过度的贪婪、暴力和奢侈污染的世界中后退。和谐与满足取决于保持相互对抗的力量间的阴阳平衡。佛教同样有影响力，最终在中国比在印度有了更多转变。为了使社会阶级服从，似乎提供更丰富的社会援助，胜过自满的政府官员苍白的意识形态动员。在北方的谷地或者中部平原的稻田中，农民的生活只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苦难差事。国家官员和当地地主拿走了一半的产量。安全的边际几乎为零。一次歉收意味着百万人的饥饿。
长城，数千公里长的运河体系，紫禁城，巨大的筑墙城市——所有一切都依赖于对农民的剥削。既然农民没有组织，他们的声音无人倾听，在中国乡村的深处，他们的痛苦在积聚。中国历史不时被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所打断。秦、汉、唐、元、明和清都被民众起义推翻。
起义是经常的，尽管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当一个王朝事实上开始了起义，它这样做就成为更广泛危机的一部分。有时候还涉及外国入侵。它总是被官员、地主或商人集团积极反抗。但是，只有农民革命，提供了典型的主要破坏力量。
农民起义是破坏，而不是建设。被贫困和欺压推到了绝望境地的农民，可以形成一个民兵组织，去推翻征税者。但他们很快就会分散到自己的各个村庄。作为一个阶级，分散到纵横交错的乡村土地上，奉献于他们的家庭和农田，基本上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并与之隔离，他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设想创造一个新的国家替代前朝。因此，农民雄心的极限，不过是用一个“好”皇帝代替一个“坏”的。而且缺乏能够领导革命城市阶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无产阶级，农民暴动不能走得更远。
政治革命不能带来社会转型，仅能用一个王朝代替另一个。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历史是一个旋转门。在与另一个世界接触，使之屈服于一系列足以颠覆整个帝国体制的冲击之前，一切都不会改变。直到20世纪，改变才得以发生。
非洲：牧牛人、铁器商与贸易国家
欧亚大陆是一个自东向西延伸超过9600公里的巨大通道，在上千年时间里，人员和观念一直沿着这条通道及其若干分支流动。因为欧洲大陆东西排列，其单一的气候带形成了许多通路。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大草原，几乎不间断地从中欧的喀尔巴阡山区延伸到了太平洋。沿着这条巨大的走廊，雅利安人、匈奴人、突厥人纷至沓来，并把希腊人、凯尔特人、哥特人和斯拉夫人排挤到了小路上。
商人、入侵者和殖民者，沿着欧亚大陆的众多通道传播思想。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由于气候带的同一性，在一个地区起作用的观念，也会在另一地区有效。农业革命所有重要的驯养物：大麦、小麦和稻米；牛、绵羊、山羊、猪和鸡，都可以迁移。
非洲则不是这样。非洲自北向南，跨度达到6500公里。正因为这样，它穿越了巨大的障碍，以及好几个气候带：从北向南，有海滨平原，沙漠，热带草原，热带雨林，热带草原，沙漠，然后又是海滨平原。
沙漠和森林是活动的障碍，而且不适合农民耕作。这里同样滋生疾病，特别是苍蝇携带的病菌，它是依靠人类和动物的血液为生的。而且，因为非洲动物群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并没有一种抵抗疾病能力强的牵引动物，强壮到可以拉犁的程度。地理条件决定了非洲的发展将会和欧洲大陆不同。这里限制条件更多，机会更少。像罗马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一样，非洲人能够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建筑师和工程师；但自然条件的限制，使他们无法建立伟大的帝国文明。
农业的发展缓慢而零碎。亚撒哈拉[1]非洲没有与尼罗河谷或者美索不达米亚类似的区域，没有印度河或者恒河，黄河或者长江，没有能够维持一个帝国的产粮区。另一方面，撒哈拉的古代雕刻，描绘了赶着牲畜群和驾着二轮战车——从北方引入——的人。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联结西非和地中海的泛撒哈拉贸易线路开始了它的转变。亚撒哈拉非洲用黄金、铁、奴隶、盐和象牙进行交易，所有货物在地中海的需求都增加了。冶铁知识和家畜饲养方法，沿返回的贸易路线传给了黑非洲。
[1] 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即黑非洲。
在发展中的西非，尼日尔河是商品和观念诲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传播线路。它自西向东流淌，在整个区域画出了一笨拙巨大的曲线，穿过热带草原和森林到达海滨。而其许多较大的支流，把这条河哺育的文化影响力，深入地扩散到了西非内陆。
尼日尔河沿岸的铁、牲畜和贸易，是古尼日利亚（大约公元前500一公元200）诺克文化的基础。早在公元前450年前后，这里就有了冶铁业。而非洲工匠们很快就成了传播新技术和新规范的先锋。同时，非洲制陶匠在制作真人大小的陶俑头时，展示出了巧夺天工的技巧。
地中海文明继续充当西非发展的间接催化剂，当对高价值商品的需求量增加时，大量剩余就会积累起来。这样首先就为贸易城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随后催生了贸易国家。
杰内——基诺，公元400到800年的一座重要贸易城市，位于尼日尔河的岛屿上，其周围被由圆柱块围成的周长两公里的砖墙环绕。城内到处是圆形或者方形的泥砖房屋。杰内——基诺是加纳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国是一个贸易国家，控制着尼日尔河三角洲，在其最强盛的时候，在西非横跨800公里。阿拉伯人称之为“黄金之地”。
非洲别处的其他区域，也创造出了自己的文明。在大约公元前900年到公元325年，库施或麦洛维控制着大部分上尼罗河流域（今苏丹）并保持独立，抵制着埃及、希腊化国家[1]和罗马的威胁。库施最终被阿比西尼亚吞并。红海上的贸易小国阿克苏姆，从公元50年前后，发展成为非洲海角地带重要区域强国。后来，尽管被阿拉伯人控制，阿比西尼亚能够作为被包围在满是穆斯林的区域的一个早期基督教国家而幸存，并以其非常壮观的、凿岩而成的教堂而闻名。
[1] 译者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其帝国分裂为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希腊化国家，主要有托勒密王国、塞琉西王朝和马其顿王朝等。
但西非是这座大陆的文化发电机。铁器和牲畜正是从这里通过贸易传遍了整个大洲。传播的代理人是操班图语的移民。在公元500年之后的500年中，他们的民间运动进入了东非洲和大湖地区[2]，接着在随后的500年中，又深入到了非洲南部。
[2] 是指环绕维多利亚湖、坦嘎尼喀湖和基伍湖等湖泊的周边地区和邻近地区，面积达700多万平方公里。
古代和中世纪的非洲国家是被称为“组合的及不均衡发展”的极端实例。捕猎一采集者、牲畜放养者，以及刀耕火种的耕作者同时存在。因为非洲的地理条件，防止了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占据支配地位。而且，在对外贸易的影响下，非洲直接从石器时代飞跃到了铁器时代，并没有铜器时代作为过渡。
在8到12世纪之间，阿拉伯的影响传播开来。阿拉伯人与西非开展贸易，既从北向南穿过撒哈拉沙漠，又自东向西穿过大草原带。因为与阿拉伯人的贸易，像廷巴克图这样的城市走向了繁荣。阿拉伯人也沿着西非海岸建立了一系列贸易定居点，如基尔瓦。
再一次，非洲为应对外部冲击而作出响应，又一次，这个响应显示了其民众的创造性与活力。在1200到1750年间，一系列贸易国家——马里、豪萨、贝宁、加涅姆——博尔努、桑海、阿坎/阿善堤等——在西非起起落落。同时在非洲中东部，沿海贸易提供的刺激，产生了大津巴布韦文明。
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贝宁文明生产了最高水准的铜制品，其著名的青铜头像令人回忆起了诺克陶瓦雕像[1]。它们在今天被承认是中世纪艺术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大津巴布韦以其建筑闻名。大围场是那个时代亚撒哈拉非洲规模最大的建筑，包括一座大约250米长、5米厚和10米高的墙。
[1] 译者注：1931年在尼日利亚诺克村发现的赤陶雕塑。
大津巴布韦统治者的财富基于畜牧业及金、铁、铜和锡的贸易。这个模式与贝宁及其他西非国家是一样的。地域条件限制了可以从农业获得的剩余。整个非洲的许多城市革命，都依靠贸易。
从公元前1000年，直到公元15世纪以后欧洲人的到来，非洲社会发展的主线取决于他人的活动。地理条件迫使非洲处于依赖状态。
新世界的帝国：玛雅、阿兹特克与印加
250万年前，原始人类首先在非洲出现。20万年前，近代人类产生，但可能直到1.5万年前，他们才踏上了美洲。
非洲是最古老的大陆。美洲是最年轻的。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美洲的文明拥有同样的关键特征，两者都以类似的方式受到地理条件限制。
美洲从北向南延伸了几乎1.6万公里，穿过所有的气候带。因此，在美洲某一个地方有效的生产方式，在另一个地方经常就不起作用。不同的生态系统要求不同的生存战略，因此文化交换在不同气候带之间的价值，不如其在同一气候带内部。
美洲天生具有丰富的植物物种——玉米、土豆、南瓜、豆角和树菁，
但可供驯养的动物不多。欧亚大陆有牛、绵羊、山羊、猪、鸡、水牛、马、骡、驴和骆驼的野生始祖。这些动物提供了肉、奶、羊毛、皮革、牵引和运输。相比之下，美洲只有无峰驼、火鸡和几内亚猪。
在一个关键方面，非洲和美洲是不同的。非洲并没有与欧洲大陆隔断，因此其文明在埃及、罗马和阿拉伯商人的影响下发展。至关重要的是，非洲从欧亚大陆得到了牲畜和铁，而他们自己的金属产品和其他商品，事实上是对外部需求的一个回应。美洲则得不到这样的文化捐助。它被隔绝在知识和技术的全球交换之外，而这种交换，正是劳动生产率能得到最大发展的原因。因此，美洲人没有车轮，没有铁，也没有犁。
这些制约条件，限制了北美文明的发展。当欧洲人到来之时，大多数北美人要么是上旧石器时代的捕猎一采集者，要么是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锄耕者。西南部普韦布洛农夫的原生城市文明（700—1350），以及密西西北中部的高地寺庙建筑者（700—1450）已经灭绝。
另一方面，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欧洲人邂逅了当时存在的文明，它们既充分城市化，又代表了古老的传统——墨西哥的奥梅克、玛雅、托尔铁克和阿兹特克文明（前1200一公元1521）；以及秘鲁的查文、纳斯卡、莫切、奇穆和印加文明（前900—公元1532）。
美洲文明完全独立于欧亚大陆而发展的事实，是人类普遍的生物同一性的终极证明：所有“人种”都同样拥有文化创造力。另一方面，美洲文明面对的是苛刻限制。它的技术是石器时代的。金、银和铜仅用于装饰。它的农业方法属于早期新石器时代，而且因为生产力低下，剩余稀少，美洲文明有野蛮倾向。成功的积累通常需要极度的剥削和暴力。
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的玛雅文明，从大约公元前300年持续到公元900年。它被分割成相互竞争的城邦，由世袭王朝统治，国王们认为他们自己就是神明。玛雅人建立了非凡的仪式中心。中心由石制金字塔环绕的广场组成，广场上有宫殿、庙宇和祭坛。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革命发生在古典玛雅时期（约300—800），当时像提卡尔这样的仪式中心，扩张成了超过5万居民的丛林城市。
建筑、雕塑和绘画都得到了发展。黑曜石和翡翠被用于品质目标。书写、天文观察和日历计算都发展了。但是，支撑着这些文化发展的，并不是农夫的需要，而是统治阶级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艺术和科学服务于好战的神王和神权政体。神王们发动战争，部分原因是得到向玛雅神做祭品的俘虏。美术作品描绘了受害者在玛雅贵族面前被折磨的情形。尽管有了精耕农业，包括在梯田上培育玉米、豆角、南瓜、尖辣椒和块根植物，玛雅的技术是原始的。没有犁或者动物化肥，土壤枯竭必定是个经常性的问题。
冲破困难，一个新石器早期经济引起了一场城市革命，以及一个王室城邦的网络。但玛雅国王和教士是寄生的，吞噬了宝贵的剩余产品并将其浪费在战争、金字塔修建以及使他们存在合法化的宗教神秘仪式上。像其他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一样，玛雅文明最终因为自身重量而崩溃，精英和国家的成本始终沉重地压制着这个体系的经济基础。
一波波从北方入侵的野蛮人，进入了玛雅人灭绝后留下的地缘政治空间。从公元950年到1170年，托尔铁克人最终确立了在墨西哥中部的支配地位。其后又经历了另一段分裂和战争时期。从这个混乱中浮现的阿兹特克文明，继承了前一时代的特点。它似乎是原始技术和帝国野心之间矛盾的一个异常残酷的结果（我们必须小心，因为为我们提供大部分信息的西班牙人，对于土著文明怀有深刻的敌意）。
1325年，阿兹特克人在特诺奇蒂特兰建立了首都和礼仪中心。在1428到1519年间，他们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帝国。阿兹特克帝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有一个武士和祭司组成的统治阶级和一支庞大的职业军队。他们似乎没有吸收属民或发展生产力的打算。贡物——黄金、棉花、绿松石、羽毛、香，以及数量庞大的食物——被运送到特诺奇蒂特兰。大批战俘也被带到这里，在大神庙前作为祭品。他们的心脏被挖出，作为向阿兹特克太阳神的奉献，尸体则被丢在台阶之下。
阿兹特克帝国是一个粗糙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它的残忍和低普及率用一个极端的形式，表现在一个基于早期新石器时代技术的城市革命的局限性上。剥削比率，以及维持它的必要恐怖，与其可用剩余不足相称。阿兹特克帝国的暴力及其属民的穷困，是一个简单矛盾的两个方面。
公元1197年，秘鲁的印加帝国开始发展。这比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帝国早两个世纪。但它与后者同时达到最高阶段——在公元1493——1525年——并分享了后者的一些本质特征。印加帝国是一个集权化的军事专制，有一支庞大的职业军队，以及一个企图控制每个属民日常生活的行政官僚队伍。帝国的核心是巨大的纪念综合体，例如位于库斯科的首都，捍卫它的位于沙克沙华孟的堡垒，以及位于马丘比丘的礼仪中心。
印加人控制了一个大约3200公里长、515公里宽的区域，由一个海岸平原、高山和茂密森林的混合体组成。他们建设了一个道路网，总长度在4万公里左右，包括许多的隧道、桥梁和堤道，并在一天行程的间隔内有官方客栈。
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都是异常的。在墨西哥中部和秘鲁的安第斯山麓，古代帝国，连同它们的统治精英、职业军队和纪念综合体，都是在一个石器时代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的。统治阶级惊人的浪费支出需要无情地提取盈余。因此，帝国统治依靠恐怖。阿兹特克和印加统治者被他们的属民痛恨，叛乱层出不穷。
因此，当西班牙人在16世纪早期到来时，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崩溃了。这不单纯是一个更先进社会秩序的更高级军事技术的作用：它同样是因为，人民大众要么欢迎他们主人的失败，要么干脆积极加入到摧毁他们的战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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