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 第十四章 工人阶级的组织 一、革命的工联主义自从最早的时期，工资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时候，他们就组织了各种团体来反对雇主，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这些团体，不管它叫做什么，不论它是象十四世纪的大会社那样的全国性的组织，抑或是象雇工行会（这些是工资劳动者即帮工组成的行会。参看本书第四章第一节——作者注）那样的地方性的手艺团体，基本上都是工会。所以当着十八世纪末产业工人感到要组织起来过团体的生活的时候，他们自发地采取了工会的组织形式，而鼓舞工人阶级早期斗争的，可以称为革命的工团主义。 工人们斗争的武器是现成的。尽管工人的组织在十八世纪还不能取得合法的地位，但是我们仍旧可以看出他们的许多活动。1718年德文和萨默塞特的一个禁止非法结社的布告称道：“许多梳毛工人和纺织工人，……竟敢非法使用一个共同的印章并且冒充法人团体，制定某些规章或细则，并非法阴谋实行这些规章或细则，借以决定谁有权经营这行业，每人同时可以用何种和若干学徒和帮工……当雇主们不愿遵从此类伪立的规章和无理要求而使许多上述阴谋者陷于失业的时候，他们就用金钱养活失业者，直到这些人能找到工作为止，以此迫使雇主由于缺乏其他工人而不得不再雇他们”。 又有，1754年诺里季的三百名毛织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退到离城三英里的小山上，盖起了茅屋，在那里受到同业工人的捐款资助，他们住了六个星期。1721年，伦敦的成衣业帮工已经有了一个强大而永久性的工会。在十八世纪初，我们又听到诺丁汉织袜业的工人有联合捣毁织袜机的事情。 在不成文法的所谓阴谋和“妨碍商业行为”等借口之下，这些组织常易遭到控告；而且这些组织已由1726年的议会法令明确宣布在羊毛工业中是非法的。但是在产业革命和大规模的工厂工业发生以前，这些组织还不得不是地方性的，并且通常是很小的手艺人的组织，虽然深为雇主所厌恶，但尚未察觉其对国家或整个社会组织的威胁。这些手艺人的组织，除了在特别紧急的时期而外，通常可以允许存在，不被干涉，因为当时的法律条文已足以使他们的活动局限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工业革命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使广大的和势不可当的联合成为可能。当着工业上的不满与政治上的雅各宾主义相结合的时候，统治阶级吓慌了，连忙采取更激烈的行动，终于在1799年和1800年通过了结社条例。这些条例都是皮特和他那貌似神圣的朋友维尔柏福斯制定的。维尔柏福斯以同情黑奴而著名，但这并不妨碍他带头作英国的每一个暴行的辩护人和支持者，从雇用奸细奥里佛的事件或非法拘押贫苦的犯人于冷浴场监狱，直到彼得卢惨案和停止人身保护法令为止，他几乎是无所不为的。 1799年的条例，在1800年曾略加修改，规定任何结社，不论是否能证明犯有阴谋或妨碍商业等罪行，都是非法的。在理论上，这个条例对雇主和工人同样适用，但是工人被告发的成千上万，却没有一个案件是检举雇主的。通常执行这些条例的官吏本人就是违犯这些条例的雇主。此外，根据旧的不成文法而告发工人的案件也仍然是很多的。 这个条例通常并不要求那些古老的旧式手艺团体遵行，但是也有几件臭名昭著的案件，例如1810年的《泰晤士报》排字工人案或1819年的马车工匠案。受这个条例的影响最大的是纺织工人。普累斯写道：“棉纺织厂的工人的痛苦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他们被吸引入社，被出卖，被检举，被定罪，被判刑，并遭受严厉处罚，他们的生活已降低并陷于最不幸的状况之中”。 到1800年，工人们早先在若干纺织业部门享有较高工资的情况已成过去，他们的工资在二十年间不断下降。结社条例虽严，但是不能阻止工人组织工会；诚然，工人阶级历史上的光辉事迹，莫过于他们反抗结社条例的情形，但是结社条例毕竟阻止了工会组织而使它不能有成功的机会。罢工曾经遍及各地，而且坚持下去了，但结果总是大批工人被捕，组织被破坏，工人在罢工失败以后工资再度减低了。1815年太恩河和韦尔河上海员为反对船舶不配备足够的船员而进行的长期罢工事件反映着当时的斗争的特点。这次的罢工只有在调遣军队以后才被镇压下去。它充分说明了船舶业主的不守信用和欺诈行为。船舶业主是罪恶昭彰的，甚至西德默思勋爵派去的内务部的代表对这件事也感到愤慨。 1824年普累斯和其他的议员使议会通过了废除结社条例的法案，他们迅速而沉静地通过了这个法案，以至雇主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第二年，雇主们通过了一个修正法案，它虽不否认工会的正式存在是合法的，但却把工会可能进行的每一项活动都视为非法的。 尽管如此，这比起1824年以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于是前所未闻的工会组织活动和罢工立即爆发起来了。1824年8月兰开夏的纺织工人集会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曼彻斯特的染业工人为了增加工资而进行了罢工。达勒姆和伦敦的造船工人，布莱德福的梳毛工人和纺织工人都进行了罢工。这个时期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狄克·彭德林曾领导道勒斯和默瑟尔的制铁工人对义勇骑兵队和正规军队作游击战，这个斗争在1831年彭德林被捕就义以后，才告结束。1826年兰开夏的工人大批地捣毁了纺织机，经常地发生着罢工工人们和军队之间的冲突，在这一整年兰开夏几乎是完全处于继续不断的罢工状态之中。 英国第一个出色的工会领袖约翰·杜赫蒂就出现在兰开夏。早在工会非法活动的时期他即已得到锻炼，终于成为棉纺工人所信任的领袖。1824年前后的失败经验使他确信有联合各地方组织而组成一个团结一致的工会的必要，他成了1829年在马恩岛举行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纺织工人会议里的主脑人物，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联合王国总工会。不管它的名称如何，这只不过是棉纺工人的工会而已，但在1830年杜赫蒂成为全国劳工保护协会的秘书。 这是第一个联合工会或工会联合会，和仅仅为了某一个部门的工人的需要的组织不同。它的目的是团结整个工人阶级。会员的数目实际上达到十万人，而它的周刊，虽然因为重税而卖到7 辨士一份，但销售数却达到三千份。 全国劳工保护协会不久即解散了，它的原因至今还不很清楚。工人运动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是在1833年所成立的建筑工人工会，这个工会主要是由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周围的几个手艺工会组织成的，不久会员即达四万人左右。1834年年初，这个工会合并于新成立的组织，即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 在这里，一个大工会的思想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的章程里明确地叙述了它的目的：“虽然，工会的计划首先在于提高工人的工资，或防止工资的下降，和减少劳动时间，但是工会的主要的和最终的目的乃是确立劳动的和人道的至上权利，它的办法是制定一些措施，有效地防止社会上一部分无知、懒惰和无用的人们过分控制我们的劳动果实，而这些人是凭着他们目前占有的万恶的金钱制度来控制的；因此，工会会员应该利用一切机会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以建立另外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只有社会上一部分真正有用和有才能的人方能掌握社会上各种事业的领导权，并且在这种制度之下，正当的勤劳和德行将得到公正的荣誉和报酬，而罪恶和懒惰亦将得到应受的鄙弃和贫乏”。 在这个宣言中，有两点是明显的：首先是一种自发的和革命的阶级意识，其次是罗伯特·欧文的杂乱的劝善观点。这两种倾向是矛盾的，由于这种原因，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终于自趋灭亡了。1817年前后，欧文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和合作的概念，不过他的社会主义乃是一种忽视阶级关系，以正义和公道等抽象的概念为基础，沉溺于改良通货，理想的共和国，和建立几乎是奇迹般的太平盛世等等想入非非的计划。欧文的空想虽有其怪诞的成分，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他的伟大的积极的成就。他是第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认识到一件事实，即人性只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改变社会就是改变人类本身。单是这一点就是了不起的；更重要的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改变社会的关键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这种见解使他在创造工联主义、发展合作运动以及在争取工厂改革的运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到了1834年，欧文盛名正高，于是工会运动中工人阶级的领袖们欢迎他作个同盟者。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的力量在于1832年选举制度改革法以后，人民群众的深刻的觉醒，他们深信议会和政治行动对他们并没有用处，只有用工业的组织和罢工的行动才能达到他们的社会的目标。欧文和人民群众一样厌恶议会，但是他却主张把罢工放在从属地位，而首先是建立合作企业，用这种合作企业来逐渐地和平地代替资本主义。 在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成立以前，欧文的理论已使建筑工会以重资建立生产协会，并在伯明翰建筑一座建筑工会生产协会大厦。他坚持不应严厉地批评雇主，他虽然主张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总罢工，但仅仅认为这是一个启示性的行动而不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 当着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已经遭遇到重大的困难的时候，欧文和莫利逊和其他左翼领袖之间发生的争执不久即使工会的力量削弱了。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在开始的时候，成绩是惊人的。几个星期之内，它的会员发展到五十万人。它从建筑工会和其他入会的团体接办了几次罢工，其中包括德比的罢工和一次使兰开夏的大部分瘫痪了十六个星期的大罢工。在德比的罢工中，雇主竟向工会会员提出要他们具结签押“保证书”的要求，要他们具结脱离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并不再参加工会活动。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一成立之后，到处都爆发了罢工，这些罢工对该联合会提出的财力要求，使它无法应付，同时使政府吓得以为革命就在眼前。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多塞特的托尔普德尔的六个农业工人，因为非法令人宣誓的罪名而被捕的事件，引起了全国范围的重视。尽管人们大举抗议，这些人被匆匆地审讯并被判处流刑。至少有十万人参加了伦敦郊外的国王十字路的示威游行，而这是一次有意造成的一个工会团结力量的大检阅。这个运动没有立即收到效果，不过到1836年，六个人的流刑都被赦免了，他们后来都回到了故乡。 同时，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愈益不能克服由于它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组织上的困难。德比的罢工以失败而结束了，但是一批新的罢工却代之而起了。欧文和左翼领袖们之间的争执愈益激烈，以至欧文为了阻止他的反对派发表意见而停闭了工会出版的期刊。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的衰落也和它的发展同样迅速，1834年8月它已经只剩下一个外壳了，于是代表会议决定把它解散。莫利逊鉴于工会已无成事的希望，当时已辞去执行委员会的职务，他在一年之后，在非常穷困的境况中去世了。 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的解散并不意味着工联主义的终结，甚至不意味它暂时的停止。地方性的和各部门的工会继续存在着，其中大多数会员人数大减，目标也缩小了，而这是企图大规模地扩大组织和这种企图所引起的天真想法的结束。从前似乎以为只要宣布一个总罢工，资本主义的堡垒就会自行倒塌。这样，便把总罢工说成是斗争的终结而不是展开斗争的一种手段。 单就革命的工联主义来说是失败了．而追随着一个资产阶级旧政党的政治运动，甚至更加无效。下一个阶段所出现的乃是一种从工人阶级的群众中间发展起来的政治运动。工人们并没有因为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的失败而气馁，仅仅在它被解散以后二年，宪章运动的第一个信号就开始出现了。虽然，宪章派也曾经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不过他们所犯的完全是在一种较高的政治水平上的错误。 二、宪章派宪章主义的堡垒如同工联主义的堡垒一样，也在工业发达的北方，但是它最初是在伦敦的富于思想的、急进的工匠中间发展起来的。伦敦市区靠近议会，它的工匠生意比较兴隆，其中有许多人从事于奢侈品行业，他们惯于讨论政治而没有政治行动，因此，伦敦或许是最有利于这种种子生根的土壤。这种种子一旦移植于北方较为肥沃的上地和较为凛冽的空气中，说也奇怪，它就生长成一种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优秀的洛维特再度受到普累斯的影响，他在他所帮助培养的棘手的怪物面前，也和其他人一样惊惶失措。 1836年6月伦敦工人协会组织起来了。它是一个政治的和教育的团体，为的是吸收“工人阶级中有才智有影响的部分”。在观点方面，它是属于激进派和欧文派的，如果1837年初发生的危机没有重新提出改革议会的要求，这个协会的活动也许会静悄悄地、不为人注意地起到有限的作用。2月间，伦敦工人协会拟定了一封递给议会的请愿书，它体现了后来被称为“人民宪章”的六项要求。这六项要求是； 设立平等的选举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 确定男子普选权； 议会每年选举一次； 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规定议员薪傣。 这些要求获得了千千万万的产业工人热烈的拥护，他们认为这些要求是解除他们的难以忍受的经济痛苦的手段。恩格斯宣称：这六条“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恩格断：《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7页——译者注）他又写道：“宪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最多只能促使宪法做某些修改的‘六条’，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已经是万事俱备，但它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主义者现在明确地喊出的口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23-524页） 1838年春季，那六条被拟成一个议会法案的形式，在历史上成为真正宪章的就是这个草案。在全国各地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它得到拥护：格拉斯哥集会的群众达二十万人，纽卡斯尔八万人，利兹二十五万人，曼彻斯特三十万人。在所有这些群众大会上，群众一致拥护宪章，不久并制定了争取宪章得到承认的策略。这些策略是：举行一次规模巨大的示威运动，向议会递送请愿书（政治性的请愿乃是一种久经公认的鼓动方法。威尔克斯派曾经大量地用过这种请愿书，1815年反谷物法运动中更大规模地用过它——作者注），召集全国会议（因为这个名称与法国革命有关，所以故意选用了），以及如果议会拒绝了请愿书，就举行政治性的总罢工即“神圣月”。 当这个运动扩展到伦敦以外的时候，它的性质改变了，它的领袖中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通常将宪章派区分为“道德派”和“暴力派”，这虽然部分地是正确的并且是当时的通称，但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更确切地说，宪章派又可分成三派。洛维特和他的伦敦的党徒，以及伯明翰激进的银行家阿特乌德所领导的另一群人组成右派。他们分别代表他们本区的略为富裕的工匠和小生产者，他们主要地关心纯粹政治方面的宪章运动。随着宪章派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他们愈益倾向于采用教育和劝说等和平的方法来争取宪章。 其次，是围绕在有魄力的菲格斯·奥康瑙尔周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派。奥康瑙尔自始就得到了北方的大多数的产业工人、矿工和破产以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手工业工人的支持。尽管他有许多的错误和缺点，他始终得到了这种支持。不过当他号召他们为宪章和为美好的生活而斗争的时候，他的所谓美好生活却是独立生产者的生活。奥康瑙尔是爱尔兰人，1798年起义的一个领袖的侄儿，深受爱尔兰革命传统的教养，而这种传统与英格兰的革命传统迥异，而且并不是都能适合于英国的情况的。他是一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刚毅有力，很有头脑，不过他的见解是混乱的，他的号召最能迎合工人阶级中憎恨工业主义的．合理，因为当时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人离开土地不过一二代，这种心理是普遍存在的。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他虽然也信口谈论武装起义，不过他并不了解如何进行武装起义，或武装起义的目的是什么。 宪章派的左翼比右派和中间派更不明确。通常它并没有以鲜明的立场出面，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它通常不得不支持奥康瑙尔。左派的领袖们，如早期的布朗太尔·欧布林，后期的乔治·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都从来没有象奥康瑙尔享有那样高的声望。欧布林深受欧文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和合作的思想影响，但是他在关于阶级斗争的明确理解方面却远远超过欧文。他所以能够这样，主要的是受了托马斯·霍吉斯金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欧布林以工人有权利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产物为其思想基础，于是宣布和那些使工人陷于穷困的资本家作斗争。他树立了一般的关于历史发展的阶级分析和特殊的关于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阶级分析，借以证明他自己的论点。从这里再进一步，就说明一个新的“社会”革命的需要。他提出的这些观点中包括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关于法律的作用和关于新警察和军队等等的深入的研究。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博得了宪章主义的权威的称号。哈尼和琼斯都是比较年青的人，而琼斯参加宪章运动时，这个运动已在衰落之中了。哈尼是一个富于情感并且有强烈的盲目崇拜英雄人物倾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交谈中论到哈尼时，常称他为“跟着大家欢呼的公民”——作者注）。实际上，他的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在宪章主义与海外的革命运动的联系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哈尼和琼斯二人的观点有许多是和马克思的观点相同的，当着马克思在1848年以后移居于英国的时期，两人和马克思都有密切的交往。 宪章主义的混乱和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力量在于，当着工人阶级在欧洲仍是跟在工业资产阶级后面缓步而行的时候，英国的工人却能在1838年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而出现，并且已经认识到工业资产阶级是他们的主要敌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法国也是直到十年以后才认识到的，而且还仅只局限于在巴黎和几个最大城市的工人中间。 1838年10月宪章派举行选举，选出了出席第一届全国会议的代表。这一年的冬季开始了向议会递送请愿书的签名运动，1839年2月全国会议在伦敦开会，而这次会议上右派代表占多数。当哈尼提出如果请愿书被拒绝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时，大多数人竟拒绝讨论这个间题、会议由于右派和左派之间的屡次争吵，迁延达数月之久，而在这个时期，各地却似乎在准备武装起义。7月间政府镇压宪章运动，禁止群众集会，逮捕了许多人。7月4日，一队特别从伦敦调来的警察，残酷地袭击了伯明翰斗牛场的宪章会议。工人们重新振作起来，把警察逐出斗牛场，直到几天之后，伯明翰的秩序才恢复起来。关于伯明翰暴行事件的消息迅速地传出来了，于是在格拉斯哥、纽卡斯尔、散德兰和若干兰开夏的市镇都发生了流血的冲突。 7月5日洛维特被捕。7月12日一百二十八万人签名（当时选民的总数仅为八十三万九千人——作者注）的请愿书被拒绝了。全国会议不得不就两种办法进行决择，即是承认失败或决定采取行动。他们半心半意地试图号召总罢工，但当发现没有实行这种决定的组织的时候，又撤消了总罢工的决定。全国会议终于9月14日解散。接着，立即又有许多人被捕，宪章运动开始衰落，而在南威尔士的起义的失败却加速了它的衰落。这次起义是整个宪章运动史中最不清楚的事件。它究竟是广泛的武装起义计划的一个部分，还是当地的自发的暴动，或甚至仅仅是企图用武力从蒙默思监狱里救出宪章派的领袖亨利·文森特的事件，迄今仍不能确定。但是有一点似乎至少可以确定，即如果这次起义成功，其他各处也将继续发生同样的起义。 事实是这样，在1839年n月3日（星期日）夜间，在约翰·弗罗斯特领导之下的部分人备有武器的几千名矿工，冒着倾盆大雨，向纽波特前进。其他应当和他们汇合的支队却没有到达，当这个为雨水浸透了衣服和疲乏不堪的队伍进入纽波特的时候，即遭到埋伏在西门旅社内的军队的袭击。结果有十人被打死，大约五十人受伤。其余的人旋即溃散，弗罗斯特和其他领袖均被捕，并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为流刑。 这一事件给予政府以求之不得的可乘之机。在几个月之内，大约有四百五十人被捕，其中包括奥康瑙尔、欧布林和几乎全部著名的人物。当1840年上半年这个运动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的时候，看来好象是没有首领的和完全被破坏的了。后来，随着领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狱，这个运动才慢慢地复兴起来。在这次复兴中，最重要的事件乃是7月间形成的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时候，任何全国性的党派都是非法的，所以这个运动只有地方组织而没有真正的中央领导或协调的力量。尽管是非法的，全国宪章派协会却是在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真正的政党，它有一个由选举而产生的执行部，有缴纳会费的会员，并且有四百个左右的地方组织。1842年它已有会员四万人，通过这个组织，整个运动的活动和影响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右派已因第一届全国会议的失败而威信扫地，洛维特在不久以后即退出了这个运动。全国宪章派协会大大地消除了宪章运动中的一个主要缺点，而现在则在努力克服另一缺点，即在各个工会里建立宪章派的小组以克服宪章派与工会的隔离。这种尝试只是部分地收到了效果。 1841年8月奥康瑙尔被释放，旋即做了起草第二次请愿书的各项准备工作。这个文件和第一个完全不同，第一个请愿书的措辞恭谨，它的要求纯粹是政治性的。而第二个请愿书则率直地对比了富人的奢侈和人民大众的贫困，它包括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并制定工厂的立法。宪章派的机关报《北极星报》的销售额达五万份，这个运动在它反对反谷物法同盟的斗争中，取得了有益的政治教育。 在1838年这个凶年以后略为缓和的经济危机，突然地转剧了，使千千万万人陷于失业，工人的工资也普遍削减了。宪章运动如燎原之火迅速地传播开来，在第二个请愿书上签名的有三百三十一万五千余人，即占英国的成年男子总数一半以上。尽管如此，1842年5月议会仍傲慢地拒绝接受请愿书。下一步怎么办的难题再一次发生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象全国会议一样犹豫不决，不过工人们的自发的行动代替他们做了决定。反对削减工资的罢工斗争在兰开夏各地都爆发起来了，8月间，在曼彻斯特的一次工会的会议上，由绝大多数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我们严肃而诚挚地相信，增加社会的苦痛，使生产阶级的大多数人筋疲力尽的各种祸害，全是由于阶级的立法而产生的；而补救现在的触目惊心的苦难和普遍的贫困的唯一办法，乃是立即并不加修改地通过这个称做人民宪章的文件，使之成为法律。
全国宪章派协会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只好承认罢工，而罢工运动已经在兰开夏、约克郡和中部各郡迅速地蔓延开来。但在伦敦和南方却没有响应。政府调遣了军队进驻于罢工地区，9月间在镇压与饥饿交相煎迫之下，罢工工人被迫复工。罢工工人中被捕者达一千五百人以上，到了年底，这个运动又再度缩小了。1843年至1846年间的商业复兴，拯救了政府当局。本会议劝告所有各行各业的人民从现在起立即停止工作，直到上述文件成为本国法律的时候为止。” 宪章运动衰落以后，奥康瑙尔已没有重要的对手，便致力于宏大而古怪的建立一连串的土地新村的计划。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小商人都入了股，奥康瑙尔用股金买了二个庄园地产，并分给了选定的新村移民，而选定移民的标准显然不是根据他们的农耕技术而是根据他们的政治信仰的。他希望用第一批地产所得的利润再买地产，这样便可以继续不断地把计划扩大到无限。从经济方面看来，这种计划是荒谬的，自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而且这种计划把本来可以用在较好的地方的力量浪费了，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使那处于低潮的运动维持着直到1846年的经济危机时期（这次的危机，与爱尔兰的大饥荒相伴而来），使宪章运动进入它的第三个活动时期。这个时期宪章运动复兴的征兆是奥康瑙尔在1847年当选为诺丁汉的议会议员。 从表面看来，这一次的复兴具有1839年和1842年两次运动的一切活力。有着同样的示威游行，同样的革命热情，同样可怕的贫困和饥饿的背景。不过在实际上却有着深刻的差别。就业的工人在遭受1842年的失败以后，尚未完全复原；同时由于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他们已经平静下来。因此，这次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失业工人。1848年4月格拉斯哥发生了几次严重的抢粮暴动，死伤了许多人。政府则小题大做，作了各种军事上的准备，从上等和中等阶级中间募集了大批的特种警察。 宪章派机械地采用了递请愿书和召开全国会议等陈腐的旧策略，就无异于自认力量薄弱，而当全国会议开会的时候，不得不讨论请愿书必遭拒绝的间题。年青的领袖琼斯和雷诺兹坚决主张立即发动武装起义。而较老的领袖奥康瑙尔和欧布林以当前的形势和前几年的作比较，正确地断定，武装起义不会得到充分的支持使它获得任何成功的机会。甚至整个欧洲各地发生的许多次革命的刺激，也不能使这个运动达到已往所达到的水平。 奥康瑙尔自称这次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达五百万人，但当递送请愿书的时候，发现请愿书上的签名人数仅有一百九十七万五千人，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假造的。群众大会原定在4月10日递送请愿书的时候举行，由于政府调动军队而使大会的规模缩小了，政府虽然明知不会发生革命，但却仍旧调动军队来对付这种“革命”。大约有三万人聚集在肯宁顿公有地上，奥康瑙尔乃决定放弃他的进逼威斯敏斯特的计划。 从此以后，宪章运动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衰落的历史。奥康瑙尔的土地公司陷于破产而不得不结束，1852年他成了精神错乱的病人。1853年以后宪章派协会决定不再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结束。而全国宪章协会却捱1858年左右。 宪章运动的失败一部分是由于领导上和策略上的缺点而导致的。这些缺点本身反映了工人阶级是新兴的和不成熟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产阶级仍是一个向前发展的上升的阶级，对社会进步仍有积极的贡献，而且还有力量作出较大的让步以避免起义。这个时代的苦难，与其说是那不可救药的腐朽的征兆，无宁说在性质上是那正在加剧的病痛。 虽然也许很少人意识到，但英国在1848年正处于长期的商业扩张和繁荣的边缘。即使这种繁荣很少落到工人的身上，但是他们的生活还有改进的余地，使他们不去考虑革命。在政治方面，1848年以后的二十年和宪章运动的十年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不再企图创立一个大的、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政治活动成为更带有地方性的，或则局限于某些目前的实际问题，但是诚如我们在叙述维多利亚时代的激进主义时所指出的，政治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在今天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在当时却还不这样明显，因此，我们可以了解马克思在1858年怎样抱着似乎绝望的心情而写的话：“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44-345页。原作者误为马克思的话了——译者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积极的贡献是在其他的领域，在工联和合作事业等方面，而这种真正贡献的价值有时是被低估了的。 三、“新模范”早在老的革命的工联主义发展成为辉煌的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和1842年的“神圣月”以前，一种新组织的最初的活动已经可以辨认出来了。1848年以后，当着争取在政治上取得胜利的希望破灭以后，“新模范”工会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它是在较狭窄但较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全国工会联合会（1845-50）又是和以前的工联组织一样徒劳无功地失败以后，人们放弃了组织一个联合工会的企图。甚至在这里也有显著的不同。全国工会联合会在更多的方面具有一种联合组织的性质，它和许多地方的小工会联系起来了；它的政策是谨慎的，在可能避免罢工的时候就避免罢工。 然而“新模范”并不是各业联合工会而是一个同业工会，是一个行业的工人的全国性组织。“新模范”工会几乎全是由熟练工人组织成的。在政策和见解方面，这些工会代表着熟练技工的观点，他们早已成立了他们的地方工会和俱乐部，洛维特和宪章派的道德派的群众都是从这些熟练技工中吸收来的。 他们的态度早在1835年伦敦排字工人工会的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书中就明白表示出来了。 “不幸所有以前组成的工会，几乎全是靠强迫宣誓和武力取得成功的。……我们深愿伦敦排字工人给英国的工匠们树立一种较为光明而又较为良好的榜样；当我们与敌人斗争的时候，应该抛弃凭狡猾和暴力所得的援助，而只用真理和理性两种不可抵抗的武器。”
他们认为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只受供求律的支配。1849年铅玻璃工人宣称：“劳工缺乏乃是基本的原则之一。……这仅是一个供求的问题。”在达勒姆矿工中的一位工会运动的先驱托米·蓝姆塞在他的得意的信条中强调地表示出同样的思想： “青年们团结起来，改善你们的生活。
结果形成一种反对罢工，而代之以用限制学徒人数，阻止加班工作，以及甚至津贴工人迁移等方法，来减少劳动力的供给的趋势。当时有代表性的口号是： “遵守规则，留住男工。”当鸡蛋缺乏的时候，鸡蛋是珍贵的； 当工人缺乏的时候，工人是珍贵的。” 这就是1850年前后全国各地的工会的发展原则。这些工会厉行排外，往往是世袭的，专为劳工贵族服务，而对于本组织以外的人民群众则漠不关心（然而，在有些场合之下，他们对于卷入争执而经济不充裕的工会曾予以大力资助——作者注），但是，在这些工会的组织范围以内，他们却发挥了团结一致的精神，使各个工会在遭受了最大的失败以后，不仅继续生存而且会员人数也几乎没有损失。这些工会给英国工人运动带来了工作方法和注重组织工作的繁琐事务，而没有这些，就很少能有具永久性价值的成就。这些工会使工联主义第一次成为盈千累万的工人的日常生活中正常而有规则的一部分。 这些新的工会募集了大量的捐款，通常每周一先令或一先令以上，它除了解决工会与雇主的纷争以外，还具有其他的作用。它通常支付疾病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和失业补助金，而工会组织的最大危险乃是这种工会变成了仅仅是互助的团体，它的真正目的却完全被埋没了，它的政策变得谨慎到懦怯的程度。这确实是许多新模范工会所遭到的命运，并且导致了八十和九十年代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工联的兴起。这些新工会的另一种较为有益的活动乃是帮助工会会员进行自学，这个早在1840年即已开始的工作，导致了一种重要的、有价值的争取独立的工人阶级教育的运动。早期的工会组织工作大部分是由热心的志愿工作者在业余时间做的，或则是由象欧文那样的中等阶级的同情者来做的。而现在则必须有专门做这种工作的专职人员。这虽然也有它的危险性，不过一个全国性的永久组织，没有专职人员是不行的。 第一个新模范工会是1851年成立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它是由许多技术工会合并而成的，这些技术工会中最有力量的乃是蒸汽机业、机器业和磨谷厂职工共济会。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乃是其他的技术工会的模范。它的会员有一万一千名，比起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拥有的五十万会员和各种短期的棉纺工人组织和矿工组织聚集的几万人，看来是小的。不过，这是永久性的会员，所缴付的会费每周达五百镑，乃是协会的前所未有的收入。这时期的其他许多工会中力量最大的是铸铁工会和石匠工会，各拥有会员四千至五千人。 旧工会与新工会的区别，很快就在1852年1月开始的关于加班问题的三个月的斗争中表现出来了。雇主企图用老一套的方法破坏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拒绝雇用不肯具结放弃工会会员资格保证书的工人。这种方法在德比罢工和许多其他的场合都曾发生效果。但是，雇主们在这一次是失败了，尽管混合机器工人协会遭受了挫折，它在斗争结束的时候仅仅比斗争开始的时候少了二千个会员，并且在三年之内即恢复了一切损失而发展起来了。 以后的十年中间，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成为广泛地模仿的榜样了。兰开夏棉纺织工人于1853年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组织，石匠工会和铸铁工会的会员增加了一倍；而1860年建立的混合木工协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在会员人数和力量方面不久就是仅次于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了。混合木工协会乃是1859年伦敦的一次顽强的罢工斗争的直接结果，这次罢工使工人们感到需要一种更为强大的组织。 1860年前后，这些工会发展出一个非正式中央领导机构，通常称作“联会”。它是由伦敦各工会的领导机构的现任职员组成的；这些人的工作使他们经常互相接触，而且他们在工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具有共同的见解。联会的核心成员中包括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和混合木工协会的阿兰和阿普耳加思，铸铁工会的盖尔，和瓦匠工会的柯尔生。联会的核心成员中第五个人，乔治·奥哲尔与其他人不同。他虽然仅属于一个小的熟练鞋匠工会，但他是伦敦各业工会理事会的书记，在激进分子中颇有影响，所以他在核心中是居于重要地位的成员。他是这个团体的政治家，也是这个团体向较为广大的群众做报告时的代言人。 联会从开始的时候便关心政治，但是它的所谓政治，其意义与宪章派所了解的不同。联会的成员无意领导一个独立的阶级的运动，但却在工会的范围之内运用它的影响，对现存的政党施加压力。他们参加了1866年至1867年的改革运动，并且在反对象主仆法案那样的暴政的运动中做了有益的工作。他们刚好比自由党左一点；因为他们缺乏明确的政治哲学，所以常常陷于最为露骨的机会主义。唯其如此，他们有一个时期能和第一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欧洲各国的革命家合作，而在另一个时期却和布莱特以及自由党分子合作。他们的职业政策，诚如韦伯夫妇所说的：“仅限于为每个工人获得最好的雇主所自愿承诺的劳动条件。” 尽管如此，纵令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求妥协，追求体面”，但他们基本上是诚实而有才干的人，有真正的组织才能。假如没有他们的那种埋头实干，工会运动绝不能达到它所达到的程度．同样，假如他们的工作方法后来没有被超越，他们的学说没有被抛弃，工会运动也绝不能达到它所达到的程度。 甚至在联会的影响达到它的最高点的时候，工人中间就有反对联会和它的政策的。许多部门的工人，特别是在北方，包括矿工和纺织工人在内，都不是按照“新模范”而组织起来的。这些工业部门的工会通常战斗性比较强，会员增减不定，变动较大；它们和那以伦敦为主要基地的联会抗衡，并迈开了走向全国性组织的初步，而这个组织终于发展成为工联代表大会。在这个斗争中，北方工人曾得到《蜂房报》编辑乔治·波特的极为宝贵的支持，而《蜂房报》乃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工会报纸。波特所领导的组织，即伦敦工人联合会，于1867年在伦敦召开了各个工会的会议，会议虽曾受到联会的抵制，但这个会议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抵制一直保持到1872年，虽然在这一时期又举行过三次全国性的会议。而在1872年联会决定参加会议，并且和全国矿业工会领袖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和北方的许多工会中的右派分子结成联盟，竟能驱逐他们的旧敌波特而取得这个运动的控制权。 我们不可能选择这几次会议中的任何一次当作“第一次”工联代表大会。重要的是，工联代表大会和其他许多工人阶级的团体一样，是从实际需要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则是组织起来以反对有害于工联运动的立法和促进有助于工联运动的立法。它在发展中，特别组织工人反对所谓惩治阴谋法案的实施；因为这些法案的实施势将使合法的工会活动完全停止，并引起一种运动，终于使工会处于一种稳固的合法基础之上。1874年英国大选的时候，工联领袖第一次离开自由党和托利党独立地出来竞选，可是按个人来说他们仍旧只是激进派分子。但是，这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模范”本身现在已经变成过时的东西了；需要一个新的“新工联主义”来代替它。可敬的技工会是在垄断时代成长起来的，而垄断时代现正接近结束；他们所不关心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日益贫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关于这些变化的结果，将在下一节叙述，这里我们必须先叙述与“新模范”的兴起相应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的运动，即合作社的发展。 早期的合作社主要的是工人团体企图打破磨坊主的垄断，为供给社员廉价的面粉而组织起来的。例如1795年成立的赫尔反磨坊会社和1817年成立的德文波特联合磨坊即是。不久，即进入欧文派的革命的乌托邦主义的高涨时期，于是合作社大受欢迎，被视为和平地替代资本主义的锁钥。1829年时关于布莱顿会社的目的，是这样的：“他们按照批发价格购买日常消费品……将差额或利润归之于公积金（因为这些合作社的基本规则是永远不分任何资金，而是让资金积累起来，直到它足以雇用一切社员为止）。” 这些合作社通常希望建立象欧文在苏格兰的奥比斯顿所建立的那样的合作新村。在三十年代，几十个这样的合作新村成立了，但随后又都瓦解了。 “新模范”的合作社乃是一种罗奇代尔先锋队的合作社，于1844年开始按购买量付给红利。合作运动逐渐摆脱它所受的乌托邦主义的影响（而乌托邦主义的痕迹在用语上仍存在着，某些从事合作运动的人们仍用“合作共和国”一辞），而合作社开始作为一种严格的商业成功地建立起来了，它按时价出售货物给社员并且把它的利润作为股息分配给社员。六十年代成立了批发合作社，供给零售合作社所销售的商品，而在七十年代合作社实际上已在自己的工厂中生产商品。从此以后，合作运动在贸易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几乎是没有中断的。在这个运动中千千万万的工人学会了如何组织和管理大型的商业企业，并且确切地证明经营管理的才能不仅限于资产阶级，工人也同样能够组织和管理这些企业。 四、社会主义与不熟练工人的组织英国资本主义的地位的改变，以及其他国家的发展的影响，联合起来形成了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的战斗性的复活。英国工人运动对于海外的发展经常是很敏感的，而且往往表现出一种慷慨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法国革命所造成的反响固然不用说了，宪章派首先组织了“民主派兄弟协会”，它就是第一国际的一个先驱。民主派兄弟协会创立于1846年，它的创立主要是由于哈尼的努力，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活动继续到1854年前后，它在一个伟大的欧洲革命的时代，使英国的工人运动和其他各地的革命运动事件保持了联系。这是它所起的光荣的作用。 后来，1861年发生了美国的南北战争，接着，1864年第一国际正式成立。第一国际在以后的十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之下，成为全欧洲工人阶级的一切最先进的阶层的指导力量。在英国，由于种种原因，第一国际得到了许多工联领袖（包括联会会员）的支持，但是它并没有能够使他们抛却体面和狭隘的行业偏见。后来第一国际在英国消逝了，而在组织上没有留下直接的果实，但在法国和德国则留下了年青而壮健的社会主义政党。到了1880年，这些政党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了。 普法战争以后，出现了一个短期的经济复原的繁荣，这在煤矿业和铁工业方面尤为显著。数以百计的新矿井开凿出来了，矿工的工资一时突然增涨起来。普法战争的终结激起了法国和德国在工业上的巨大发展，并且正在这个时候，美国也从南北战争的影响下复原了。由于这些原因，英国的工业垄断所遭受的打击日益巨大。1875年由繁荣转入了严重的危机，以后在1880年和1884年又产生了危机。而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现象，是这些危机以后的恢复不及本世纪中叶那样迅速和完全。英国的工业仍在继续不断地发展中，但是它的困难比以前更多了，它的发展的速度也比以前缓慢了（参看本书第十六章第一节——作者注）。 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在伦敦特别显著。1866年前后，伦敦造船工业迁到太恩河和克莱德河畔，造成了普遍的贫困，同时，有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即是伦敦残存的小规模的工业本比别处为多，而这些小规模工业的逐渐衰落也使这个地区破产。伦敦东区住有几十万船坞工人，都是不熟练的和偶然得到工作的工人，失业现象在他们中间发展到惊人的程度，而且即使是在他们就业的时候，他们的工资也是极端微薄的。因此，伦敦成了新运动的中心和主要支柱，而不象以前那样是以北方的工业区为运动中心了。 这种变化的最早反应是在知识分子和少数较有思想的工人中间。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在1880年前后销行很广，注意力显然集中在土地私有间题上，但是间接地却集中在私有制度问题上面。1881年恩格斯在伦敦各业工会理事会新办的刊物《劳动标准报》上写了一系列的社论，尖锐地论述了工联主义和工人阶级政治的关系上的基本问题。在以后的一切事件中，恩格斯默默无闻地在幕后工作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是难以估计的。 1881年一个想树立政党的富有的投机家海德门创办了民主联盟，1884年这个联盟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它所宣传的是一种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与许多虚伪的谬论相结合的东西。同样，社会民主联盟也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其中除了一些不足称道的海德门的党徒而外，有许多聪明正直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例如汤姆·曼，约翰·伯恩斯，威廉·莫里斯和爱琳娜·艾威林等等。海德门的独裁和无耻的作风发展到1885年酿成大选中的卑鄙行为，可以说达到了顶点——当时竟有三个所谓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在托利党的经费支持之下进行竞选，不久就使社会民主联盟信用扫地。甚至早在1885年以前，莫里斯和其他一些人即脱离社会民主联盟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同盟，不过这个组织是在无政府主义集团的影响下组成的，在激烈的内部争吵以后便瓦解了。1884年也是费边社诞生的一年，费边社提倡一种“改良的”和“英国式的”社会主义，主张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渗入统治阶级及其机关，以代替阶级斗争。费边社本身始终是一个小团体；但是工党领袖中的右派却热烈地抓住了费边社的思想，从理论上为他们的机会主义辩护。 所有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团体都仍旧是一些孤立的宗派，而且如果不发动群众运动，它们就不会起什么作用。群众运动是在1886年至1887年的冬季，在伦敦东区从失业工人中开始的，但是它的发展，却由于社会民主联盟把它当作自吹自擂的法宝这一策略而受到了阻碍。1887年11月13日，即有名的“流血星期日”，警察使用极其残暴的手段，驱散了一个示威游行。结果社会主义的和激进派的力量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运动中集中起来了，而在这个运动中与警察也发生了多次的冲突（关于这些事件，参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消息》一书的第十七章，“变化是怎样来的”，其里斯是这些事件的一个积极参加者——作者注）。同时，在许多激进派的俱乐部里进行着持续而有成效的宣传工作，而当时大多数有政治觉悟的工人都属于这些俱乐部。 到了1887年，外郡的情况也都在变动中，凯尔·哈第开始在后来成为苏格兰工党的团体里工作，而一个劳工选举组织也在太恩河畔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1888年工人运动有了奇迹式的飞跃发展，运动是通过那排山倒海的潜伏势力爆发出来的，爆发的地点是在伦敦东头，这里住着千千万万的工人而他们从来没有组织起来过，并且被认为是不可能组织起来的。 5月间，白朗特一梅火柴工厂的女工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之下，成功地进行了罢工斗争。接着，威尔·梭恩在伯恩斯，汤姆·曼和艾威林夫妇的帮助之下，组织了一个煤气工人的工会。在几个月之内，这个工会即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会，以至煤气公司被迫把工人的工作时间从十二小时减为八小时，并且工资每日增加六辨士。煤气工人和普通劳动者工会作为这次斗争胜利的结果而巩固地建立起来了；在“新”工会中，吸取了技工会的一切最好的教训，同时却避免了它的狭隘性和妥协的态度的，以煤气工人和普通劳动者工会为第一个。 当着1889年伯恩斯和汤姆·曼（他们两个人实际上都是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会员）所领导的码头工人大罢工继煤气工人的胜利而展开的时候，不熟练的工人开始涌进各个工会。一年之内有二十万人组织起来了。1888年矿工联合会也已经建立起来，它把一些最近有相当进展的地方性的旧工会都联合起来了。矿工联合会的政策是规订最低工资和一个法定的工作时间限度，反对以前占优势的“工资随物价涨落而增减”的制度；所以到1893年，它的会员数目从三万六千人发展到二十万人以上。 这一切与其说是因为有社会民主联盟而发生，倒不如说尽管有社会民主联盟，而这一切仍都发生了；社会民主联盟仍旧处于群众运动之外，甚至因为这个运动没有直认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而加以藐视。在矿工联合会里积极工作的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如伯恩斯，汤姆·曼都是以个人的身分而工作的，而且他们常常被视为放弃社会主义的原则而受到攻击。这种态度当时并没有能够阻止群众前进，但终久是个不幸。这些在理论上是先进的少数的所谓“社会主义者”们始终仍是一个宗派，放弃了对群众运动的领导而拱手让给了各式各样的野心家。而且，几个富于战斗性的工联领袖，例如伯恩斯和梭恩，不久就感染了他们所接触的旧的工联领导人中间的机会主义。伯恩斯是全国闻名的第一个加入自由党内阁的工联领袖。英国工人运动中理论与实践从来没有结合起来，而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发生正确的行动；因此，工人运动的两个方面都不得不因为有这种缺陷而受到重大的损失。 然而，新工联主义尽管在政治上缺乏明确的目标，但是它标志着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恩格斯在1889年曾以喜悦的心情，为技工会“顽固的弟兄们”的进步而欢呼： “人们把自己的目前要求本身仅仅看成是暂时的，虽然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所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可是，有关这种最终目的的模糊观念在他们中间已经很深，足以使他们仅仅在那些公开的社会主义者中间选择自己的领袖。”（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15页——校订者注）新旧工联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铁路工会在它1890年成立的时候即宣称：“这个工会是一个战斗的工会，将不为任何疾病补助或福利基金问题所牵累。”新工联从开始的时候便采取了一种收取低额会费并广泛地吸收会员的政策，以代替收取高额会费并实行关门主义的政策。妇女第一次被接纳了，煤气工人们还把他们的工会组织扩充到了爱尔兰。恩格斯在1892年刊印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新版的时候，把这个群众运动看做是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征兆：“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蔽（指伦敦东头——译者注）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所谓‘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 卷，第324-325 页——译者注） 新工联运动不久即显出了它的力量，在1890年利物浦的工联代表大会上，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以后，新工联获得了重大的胜利。在这个大会上，对于将实施法定的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列入议程的要求，旧工联领袖们用好象是最革命的论点进行了一番异乎寻常的辩论，后来这个要求还是以一百九十三票对一百五十五票通过了。这次表决的重要性清楚地说明了工联运动再一次被卷入了政治行动。在1893年初，召开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团体的会议，并在会上建立了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照旧顽固地拒绝合作，结果，这个新的政党——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权，首先落在凯尔·哈第之手，后来则落在那些最危险的费边社分子和伪装的自由党分子如斯诺登和拉姆齐·麦克唐纳等人之手。 1900年工党（最初称为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的时候，社会民主联盟又重复它的错误，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工党是由工联代表大会取得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的支持而组成的。最初，工党并没有得到很多的支持。1900年大选时提出的所有的议员候选人，在竞选中都失败了，1901年工党所属的各支部的党员总数仅及四十六万九千人。以后发生了有名的塔夫河谷罢工案，和报纸上进行的一场猛烈反对工联的运动。工党党员数目激增至将近一百万人，在几次补充选举中还得到了轰动一时的胜利。在1906年的选举以后，有二十九名工党党员当选为下议院的议员（参看本书第十六章第三节——作者注）。 独立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现在确实是建立起来了，而这个政党的形成乃是工人们百年来努力和牺牲的结果；但是，这个政党依然处于那些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甘愿走自由党路线的领导者之下。虽然如此，工党确实是工人的群众运动的表现；它的一般党员从来没有完全为资产阶级的影响所压倒，而这种影响却腐蚀了它的领导。在英国工党内部曾经常展开反对这种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列宁在1908年赞成英国工党申请加入第二国际的时候宣称：“它（工党）是英国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走向自觉的阶级政策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第一步。”（列宁：《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 卷，第208 页——校订者注） 列宁并且在一篇论第二国际关于接受英国工党的决定的论文里说：英国工联“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尽管它们走得不敏捷、不彻底、不直接，但毕竟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迅速传播，社会主义在英国又在成为群众运动，大不列颠的社会革命日益迫近，这一点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列宁：《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载《劝宁全集》中文版第15 卷，第211 页——校订者注） 从1900年前后起，在工人的激剧增长起来的战斗性的压力之下，这个社会主义反对派在工党内部有了迅速的发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这种发展，一时反动派的势力比以前更加巩固了。 五、土地战争和爱尔兰的民族斗争1801年的爱尔兰合并条例是爱尔兰统一党的起义（参看第十一章第五节——作者注）被镇压以后的自然结果。爱尔兰的议会虽然腐败和缺乏代表性，但是一个设于都柏林的爱尔兰议会仍是革命的民族主义可能集合的中心，所以这个议会必须铲除。皮特委托卡斯尔里处理这一件合他心意的事情，英国政府花费了一百万镑，进行贿赂，收买爱尔兰议会中的多数派，当时组成爱尔兰议会的新教绅士们竟然被说服，由他们自己表决，取消议会。英国政府许诺在合并条例实行以后，将取消剥夺天主教徒的权利的种种法令，但是这个诺言并没有实现。 然而继合并条例之后，却制定了一系列的强制条例，企图镇压那些继续不断地爆发的农民反对苛重的地租、什一税和各种赋税的起义斗争。爱尔兰的农民们结成了秘密组织如白衫会和绿带药会等等，进行非正规的战争。各种苛税，特别是什一税只有用武力才能征收。战争，象有十二人被杀的拉司考马克之役是经常发生的。任何镇压不能摧毁这种由于人民的极端贫困而引起的起义斗争，但是英国的武力所不能完成的事情，爱尔兰本民族的上层阶级在丹尼尔·奥康奈尔的指导之下，却把它完成了。 约翰·密奇尔论到奥康奈尔时说，“他是仅次于英国政府的、爱尔兰人民所曾有过的最大的敌人”。他抓住了自发的农民起义而予以集中领导，并且把农民的起义歪曲成为一种扩充资产阶级政权的武器。他在神甫们的帮助之下，组织了天主教协会，这个协会立即取得了确实无疑的比农民斗争更大的影响。协会倾其全力来争取“天主教徒的解放”，而奥康奈尔的所谓“天主教徒的解放”系指天主教的绅士们有权利充任威斯敏斯特议会议员而言。 1829年奥康奈尔达到了他的所谓争取“天主教徒的解放”的目的，但由于四十先令的选举条件被废除了，爱尔兰的选民数目由二十万人降低到二万六千人。小上地经营者时选举权既这样地废除了，驱逐他们离开土地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扫除了，因为迄今为止，任何地主的政治势力都是依靠着他的选举人的数目而定，而选举人多是他的佃户，必能听从他的指示来投票。在这次胜利以后，奥康奈尔发动一个废除爱尔兰合并条例的运动，但是他却小心谨慎地把这个运动限制在不使群众采取有效的行动的范围之内。 对于英国统治阶级说来，爱尔兰之所以重要乃是由于它是廉价的粮食的来源；在最近的一百五十年间，无论对爱尔兰的剥削采取何种形式，这一直是它的本质。随着英国制造工业的发展，爱尔兰变成了它的粮食生产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物价高涨时期，地租也惊人地飞涨起来；农民租种的耕地的面积也划分得极为细小。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爱尔兰是唯一在谷物法的规定下可以自由输出谷物到英国的地方；并且谷物虽然跌价，地主的收益并不受什么影响，因为谷价低落只是意味着农民必须生产更多的小麦来缴付地租。农民经常被迫离开土地，地主虽然征收苛重的地租，但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还是容易找到新的佃户的。 1835年，爱尔兰救贫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指出，全爱尔兰的农产物的总值为三千六百万镑。其中有一千万镑成了地租，二千万镑成了赋税、什一税以及经纪人和商人的利润，其余不到六百万镑属于实际的生产者即小土地经营者和农业工人。农民种植小麦以缴付地租，种植马铃薯则供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食用。这些事实就给1845年至1850年猛烈发生的大饥荒提供了基本的背景。一切正统派的历史学家对于爱尔兰大饥荒的事实，曾经大大地歪曲。其实，就寻常的饥荒一词的含义而言，并没有发生真正的饥荒，而只有一种作物——马铃薯——歉收而已。当时流行的谚语是：“上帝降下了马铃薯枯萎病，而英国却造成了饥荒。”1847年，当爱尔兰儿十万人民死于饥饿和因饥饿引起的伤寒症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价值一千七百万镑的粮食，在英国军队保护之下，由爱尔兰运输出口。在这些年份里死亡的一百五十万人，并不是由于饥饿而死的，乃是为地租和利润迫害而死的。 青年爱尔兰运动已经代替了奥康奈尔的天主教协会，这运动中的最优秀的领袖都主张用武力夺取土地，拒绝缴纳一切地租和什一税。正如托恩曾指望与革命的法国结为同盟一样，约翰·密奇尔和詹姆斯·芬丹·拉勒也策划着与英国的宪章派联合起义。起义尚未发动，即因密奇尔和拉勒的被捕而受到阻碍，于是起义的领导权转入地主斯密司·奥布林之手，而他并不是领导农民起义来反对自己的阶级的人。他和他的党徒虽不足以阻止起义，但是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使起义成为地方性的而没有成功的希望。饥荒使人民的体格陷于衰弱，这也许是1848年的起义所以失败的部分原因。 以后的一个世代是非常困苦的时代，是整批的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而迁移到美国和加拿大去的时代。谷物法废除以后，爱尔兰的小麦失去了它在英国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于是畜牧业逐渐地代替了小麦的种植。爱尔兰的人口自1841年的八百十七万人降至1891年的四百七十万人，同时粮食的种植面积也由三百万英亩降为一百五十万英亩。小土地经营者被赶走，他们的小块土地被并成大牧场；所以，人口纵令减少了，而在使用土地问题上农民所受的压力并没有减轻。 同时兰开夏的机器制造的工业产品也在这个时期排除了爱尔兰的小手工业纺工和织工，而这个过程英国早在一个世代以前即已完成了。从1841年到1881年爱尔兰纺织业工人的数目自六十九万六千人降至十三万人。爱尔兰的工业除了在贝尔法斯特附近的以外始终是落后的，而在贝尔法斯特附近的造船和织麻等工业几乎完全是英国资本经营的。英国统治阶级中的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之所以始终如此坚决地阻止地方自治条例应用到这个地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以后的两大运动，即芬尼亚运动和土地同盟运动，就是针对着农民被逐而发动的。芬尼亚社受着以詹姆斯·斯蒂芬斯为首的一批流亡在巴黎的革命者的影响和鼓舞，它是1857年在基尔肯尼建立起来的；据说斯蒂芬斯曾与秘密的布朗基党和欧洲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直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前，芬尼亚社还没有显出它的重要性，而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成千上万的爱尔兰移民都在战争中立了功勋。在这个战争以后，这些老兵中有许多愿意把他们的军事技能为爱尔兰服务。芬尼亚社不久就壮大起来，而且它的领袖还与第一国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有几人可能还是第一国际的成员（恩格斯这时住在曼彻斯特，这个城市是爱尔兰移民的中心，他经常和芬尼亚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作者注）。爱尔兰人民起义的计划再度被人出卖给英国政府，于是起义的领袖又遭逮捕。人民起义没有领袖即不能成功，当1867年起义达到成熟程度的时候，立即被扑灭了。 芬尼亚社是一个从农民的不满情绪汲取力量的政治组织；土地同盟是1879年为了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它只是逐渐地才被牵入政治行动。它的策略是采取抵制的方式作为武器反对地主驱逐农民，土地同盟的盟员宣誓： “决不租用或占用我们邻人因不缴不合理的地租而被逐出的农场，决不参加这种农场的播种或收获作物或其他任何活动；并且把凡是做这些事的人视为公敌。”这个抵制运动不久即发展成为全爱尔兰的反对地主和英国政府的抵抗运动。 与土地同盟的斗争密切关联的，是在政治上争取爱尔兰自治的斗争。爱尔兰自治党已于1872年成立，并且在1874年的大选中获得了全盘的胜利。第二年，巴内尔当选为米司区的议会议员，而且在两年里他已经被公认为爱尔兰自治党的领袖了。巴内尔本人虽然是一个地主，但是深切地感到爱尔兰人民所受的压迫和痛苦，并且冷静地决心牺牲一切来制止这种暴虐的统治。他迅速地看到土地同盟是将土地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于是他就和土地同盟的领袖迈克尔·达维特结成密切的联盟，虽然，他是否和达维特抱着相同的见解，以为土地斗争可以作为一种过渡的阶段而转向武装起义，仍属疑问。1879年的饥荒以及因此而发生的贫困和许多农民被逐的事件，使巴内尔和达维特在爱尔兰的政治和经济的斗争中成为不可抗拒的领袖；来自天主教僧侣、惊惶失措的地主，甚至爱尔兰自治党中间的“温和派”的每一指责，只是在农民中间提高他们的威望，因为农民认为他们是唯一能把农民从毁灭中救出的力量。 这时英国政府十分惊惶，于是在1881年格莱斯顿通过了他的强制条例，使任何有援助土地同盟嫌疑的人可以不经审判而被监禁和拘留。达维特和土地同盟的大部分领袖都被捕了，不久巴内尔也被捕了，他被送往达维特等所在的基耳梅嫩监狱。在狱外，这运动开始有了衰落的征兆。一方面，有一部分农民对于1881年土地条例中地主的让步，己感到满意，另一方面，群众的斗争现在缺乏任何集中的领导，逐渐分散成为个别的恐怖行动。姑且不论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巴内尔决定这是退却的时候了，他在基耳梅嫩监狱时即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依照协议爱尔兰人民应停止采取暴烈的和非法的手段反对政府，而英国政府则应颁布一次大赦并以法律来制止地主驱逐农民。1882年5月，巴内尔被释放。几天之后，新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来都柏林履行协议，在菲尼克斯公园被暗杀，于是这个协议也撕毁了。巴内尔从来就不相信恐怖主义的办法，而现在则日益转而致力于地方自治运动，即是在英帝国之内的爱尔兰自治运动。他凭着那精通议会斗争策略的才能，成功地组成了二个有纪律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议员集团。他的工作基于这样的假定：这种议员集团的力量足以引起重大的注意，在自由党和托利党势均力敌的时候，便有可能从中取得决定权，索取巨大的让步作为他们援助一方的代价。这些策略，在他的领导之下确曾取得胜利；不过在爱尔兰自治党分裂以后，天主教、地主和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无廉耻的联盟却把巴内尔逐出了领导的地位，他们把爱尔兰民族党引入越陷越深的机会主义之中，直到1914年的一天，他们的领袖约翰·雷德蒙在下议院向英国政府保证：一旦开战，爱尔兰必支持英国。这个保证就宣判了巴内尔的党的死刑。 1881年的土地条例是一个运用得很巧妙的对土地同盟的打击。这个条例规定设立专门的仲裁所确定十五年间的地租，在这期间地主不得驱逐佃户。这个条例的目的在于拯救土地斗争威胁下的地主使之免于灭亡，同时铲除土地同盟的活动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土地条例基本上是成功的，因为农民急于想抓住可以避免被逐的任何希望。在这个条例以后，接着颁布了一系列的土地购买条例，根据这些条例，佃户可以用分年付款的办法购买田地。这样，地主得到一笔由国家贷款而得来的数目较小但却是稳妥的收入，农民则缴付这笔贷款的利息以代替地租，假如土地同盟能够继续它的活动则这种地租是完全可以免缴的。奥康瑙尔当时还是个很年青的革命家，他总结这个条例的目的时说：“格莱斯顿的政策是要固定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而土地同盟的政策则是要废除这种关系，粉碎地主制度。” 最后，格莱斯顿企图用1886年的爱尔兰自治法案消灭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他遭到以伯明翰的政客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自由党中间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反抗，终于失败，于是又重新出现了一个在托利党哲学家巴尔福统治之下的强制时期。第二个爱尔兰自治法案则于1893年为英国议会上议院所否决。 整个的爱尔兰历史，自从1778年组织爱尔兰义勇军起至今天为止，乃是农民和工人继续不断地为摆脱英国对他们的剥削，为争取自由而斗争462 的悲壮的历史，也是爱尔兰的上层和中等阶级领袖经常地出卖这种斗争的历史，因为这种斗争除了反对外来的剥削者而外，到相当时候势必同样地要反对本地的剥削者。尤其是爱尔兰的地主从佃农身上榨取大量地租，把它们大半消费或投资于英国，他们仇视自己的佃户甚于仇视英国人。今天，爱尔兰整个局势正如1791年爱尔兰统一党公布它的宣言的时候一样。爱尔兰统一党的宣言里声称：“当贵族势力高涨的时候，人民就后退，当人民力量高涨的时候，贵族深怕落后，就混进我们的队伍，爬上去成为懦怯的领袖或背信弃义的帮凶。”爱尔兰整个局势的关键存在于对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中：“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将是什么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