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辉格党的英国
一、农业
农业不但是十八世纪英国非常重要的产业，而且这时在农业技术和组织上、在农村人口的阶级分布上发生的变化，也造成产业革命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由自给农业变为资本主义农业既是经过一串事件而后完成的漫长过程，那末，一我们要叙述产业革命，就必须从这一串事件说起。这些事件发生于产业革命以前，并且在整个产业革命期间继续存在。
从1685年起，当粮价不超过四十八先令的时候，就是说，除饥荒的年岁外，出口的小麦每夸特可得五先令的奖金。十七世纪的最后七年少晴多雨，麦价已超过四十八先令，但由1700年至1765年，麦价较低并且相对地稳定，平均约为三十五先令，并且极少时候高过四十先令或降落到低于三十先令。输出是相当多的并且数量日增：
| 1697-1705 输出1,160,000夸特 1706-1725 输出5,480,000夸特 1726-1745 愉出7,080,000夸特 1746-1765 输出9,515,000夸特 |
这种稳定的出口市场，再加以大量输出麦芽和大麦以及供应伦敦的民食，使农业有外销的出路，这种出路经常刺激着技术的改进。农人有了稳定的市场，就不再“在丰收在望时”有被迫自缢之感。在东部和东南部各郡，效果特为显著，这几郡所用的方法大异于东中部各郡仍未圈起的麦田上的方法。内地东部各郡没有充足的陆路运输，因而那里的出产不易于运到市场出卖。到了后来，运河修成了，新市场因约克那、中部产煤铁地区和兰开夏等邻近区域的工业化而开辟出来，圈地运动始盛行于内地各郡。
农业虽在十七世纪有些进步，但直到1688年的革命，进步才迅速进展起来。这次革命保证了稳定的并且正在扩大的市场，使英国与荷兰那种远较进步的技术发生更密切的接触。于是一百年来认为是稀有的植物如芜菁和人工栽培的牧草如苜蓿等才开始较大规模的种植。这些作物一旦输入，人们就放弃旧日两次谷类作物和一次休耕的轮种法，而采用每四年中种植谷类、根菜类和牧草各一次那种比较科学的轮种法。为了由新农作物取得充分的代价，人们采用深耕细作的方法，破土更深，并除去地上的杂草。
在牛羊的饲养工作上，也有同样显著的效果。到这时为止，牛羊所以受人重视，主要是因为剪取羊毛和用作拖拉负重的牲畜。有了这种情形，再加每年秋季因缺少饲料而屠宰大多数的牛，而留下的牛在整个冬季总是饿得半死，那末，科学的畜牧业就不可能。现在，不必减少谷类的出产，就能全冬喂养牲畜。饲养绵羊从前是与耕作不相容的，现在成为农耕业正常过程中有价值的副业。牛不再在休耕地上随便牧放，而在棚里饲养。1710年在斯密士菲尔德出卖的羊平均重量为二十八磅，牛平均重量为三百七十磅。到1795年，羊平均重量为八十磅，牛为八百磅。
新的饲养法又反过来影响了谷类的栽培。现在由于把羊依次圈在有牧草和块根作物的地里饲养，又由于牛和猪是在农家庭院里喂肥了的，所以初次有了丰富的肥料供应。这样，农业一个部门的每一进步，造成其他部门再进一步的可能。当肉类的需要随着人口增加而增加的时候，人们见公牛不适用于时尚的深耕，渐渐用马代牛来耕田。农具和机器也有所改进，以与其他方面的进步相适应。到了十九世纪初期，一种全部用铁造成的犁已成为完全通用的农具。早在1730年，塔尔就在实验一架条播机，到十八世纪的八十年代，这种机器始渐具有它的现代形式。
这一切改革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只有应用大量的资本才能做到。这些改革与那时仍实行于约占全国一半地区的原始公地制完全不相容，又与那时一些地区内代替了公地制的小规模自耕农业也几乎不相容。新方法的首倡者都是殷实的人，主要是经营大地产的富裕地主，如杰思罗·塔尔、唐森勋爵、柯克和带头改良羊种的贝克维尔。因此，技术革命引起改变英国农村全部结构的社会革命，并且与社会革命平行发展，
早期圈地的目的在变耕地为牧羊场［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三节——作者注］，十八世纪圈地的目的则在变共耕的公地为大块相连的农场，即能实行新的比较科学的混合农业而有利的农场。此外，许多当时没耕种的公地，即村民保有某种牧放牛羊或砍柴取草皮等长期存在的权利的土地，以及其他原来纯是荒地的土地，现在都被圈起来了。
在英国的其他部分，那些作佃户的小农民渐渐被逐出土地，或者因地租四倍、五倍或甚至十倍于常例而破产。用新法经营的土地可以设法支付这种高涨的地租，但对于农场和资本太小而不能成功地采用新法的人们，这是无益的。许多小自由持有农（freeholders）也因为不能与他们较富的邻人的最新方法相竞争而被迫变卖全部财产。沉重的田赋，尤其在1688年以后，给地主一种刺激，使他们把田产租给耕种二百英亩以上而自行修理的佃户，这种办法的结果是，租有地普遍合并，小佃农被排挤出去。
在这时期，一百英亩以下的农场有显著的减少，而三百英亩以上的农场则有显著的增加，并且据计算，在1740年到1788年之间，农场的数目减少了四万以上。这个过程早在1740年以前即已开始，到1788年以后仍在加速地进行着。议会通过的圈地法令的数目就可以约略表明这运动的发展情况，不过在本世纪初期，有许多土地未得法令许可就被圈起来了。自1717年至1727年，这种法令共十五件，自1728年至1760年共二百二十六件，自1761年至1796年共一千四百八十二件，而自1797年至1820年的拿破仑战争时期则共为一千七百二十七件。根据这些法令被圈的土地共有四百万英亩以上。
圈地运动始于诺福克和埃塞克斯，到本世纪末叶开始对中部各郡发生严重影响之时，就达到极盛的程度。自1760年前后起，整个局势起了变化。由于人口的增加，当各国都没有大量剩余粮食的时候，英国由输出国变为输入国。粮价急遮上涨，并且开始发生猛烈的波动。自1764年至1850年，小麦价格每夸特只有四次在40先令以下，而有许多年，尤其在1800年至1813年间，小麦价格每夸特竟超过一百先令。十八世纪经营农业的人固然获得厚利，而现在经营农业的人则可以发大财，却也可以破产。当战争切断来自欧洲的粮食供应来源的时候，粮价波动得更加猛烈了，于是种小麦成为一种赌博，只是拥有充分资财的人能有生存的希望。这种情况既吸引资本家投资于地产，又比以前更加削弱小农的地位。要取得圈地许可，规定必须有本区五分之四的占有土地的农户的同意，而这些农户所占用上地的价值也必须达到五分之四。而土地占有者照例大半是一两个大地主的佃户，这种同意就很容易取得，并且一般说来，不正当的压力和贿赂是随意应用的手段。暴力和欺诈是圈地运动的特色，在莫尔时代如此，在十八世纪也是如此。
取得了圈地许可之后，，就在土地占有者中间实行重分土地。甚至这种重分办得相当好的时候，也常伴随着相当程度的苦难。无契佃户（tenents at will）可能丧失其世代耕种的土地，并且往往如此。公簿持有农（copy holders）和租借农（lease holders）时常有人劝告他们尽卖其土地，又因为他们难于筹得巨款来支付圈地的法律手续费和为新农场建立界栅的费用，所以更愿全部出卖。甚至自由持有农也同样受害，以至圈地就造成土地占有权和所有权的非常集中。因此，法国两位史家雷诺尔和佛勒斯总结圈地的结果说：
“议会一通过圈地法令，重分土地的工作就由一个强大的委员会立刻实行，这个委员会在殷富地主的影响之下，所谓重分实际上等于没收。分给每一小业主的份地，其价值通常远不及从他手里夺去的那块地。”
在实际等于强制出卖的情形下，农民得来的款项通常数目太小，即使他们知道如何善用此款，把它用在任何其他事业上，也不能有所成就。少数人，尤其兰开夏和约克郡的人，成为成功的工厂主，但绝大多数则很快就用尽他们的金钱，然后无论在田地上或新兴工业城市中，都降到雇佣工人的地位。第三阶级——茅舍农（cottagers）——的权利更受到无情的侵害。他们很少有人能证明，他们在乡村公地上惯享的权利有任何法律的根据，更少有人因为丧失了这些权利而得到适量的赔偿。这个阶级的人原来全部都赖兼营几种职业来谋生，既从事家庭工业，又饲养少数牲畜或家禽，又经常或偶尔作雇工，现在觉着不得不完全依靠其中最后一条活路，因为圈地时代也正是新工厂的竞争正在摧毁家庭工业的时代。恩勒勋爵在他所著《英国农业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用了将近三页的篇幅，列举当时灭亡了的地方工业和家庭工业。自十八世纪中叶前后起，由于农业技术的改进，劳动力的节约开始成为可能。工资比物价跌得快。许多地方的农舍被拆毁或任其坍塌，在英国大半的农村中，人口既形减少，大多数人的生活程度又降低。到了十八世纪的晚期，不但人口总数增加，而且人口有从一地迁到他地的显著移动。我们没有可靠的数字可用，但人口增加比曾经设想的为小，而人口移动比曾经设想的为大，这一点至少似乎是确实的。
农业革命具有三个远超过农业本身范围的结果。第一，这个革命增加了土地的产量，因而使英国能供给新城市庞大工业人口的食粮。
第二，这个革命造成了一个雇工后备军，他们现在完全脱离了与土地的任何联系，他们是没有乡土或财产牵挂的人。这个革命准备了一支自由劳动者的队伍，他们与上章所略述的那种自由资本积累相应，而在大规模商品生产终于成为可能的时候，这种劳动与这种资本的结合就是产业革命的实质。
第三，工业品的大大扩充的国内市场创立起来了。自给农业的农人从事于家庭工业，与外界相隔绝，可以消费很多而买进的东西很少。这种农人现在已经演变为工人，通常被迫大减其消费，可是他所消费的每一物品都必须由购买而来。只有以可靠的国内市场为坚固基础，大规模的输出工业才能建立起来。
二、燃料，铁和运输
十八世纪初年，英国遭到更加严重的燃料缺乏。一百年前，燃料的缺乏曾引起煤矿业的大大增长，以至伦敦主要靠煤为家用燃料，其他大城市虽不如伦敦用煤之多，但也是如此，并且整系列的新工业已经完全在用煤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尽管这样，英国的木材资源的消耗仍然很快。几百年来，大森林一直被破坏，树木被砍伐，土地被开垦。补种树木的事做得极少。家用木柴始成为稀罕昂贵的东西，同时制铁工业有陷于消灭的危险。一切冶炼工业都用木炭，所用的方法又非常简陋，以至生产一吨铁，需要用许多吨木柴。苏塞克斯林区的木材首先告罄。炼铁工业迁到希罗普郡的林区和丁恩森林，两处的森林都已呈衰竭的迹象。爱尔兰的树木不久也被砍伐殆尽［参看本书第九章第一节——作者注］。有人屡次努力想在新英格兰建立大规模的炼铁工业，但在这里，航海条例成为工业发展的障碍。在英国本土，铁的生产一年比一年衰落，于是英国越来越依赖瑞典和俄罗斯的供应。
同时，用煤做为燃料来炼铁的试验正在进行。自中世纪很早的时候起，煤已经在家庭之中和若干工业上使用了，并且在纽卡斯尔附近，在苏格兰和其他有煤层接近地面并且水路运输畅通之处，已开采了大批的煤矿。这种太恩河流域的煤曾大量运到伦敦来。
甚至在内战以前，就有用煤炼铁的尝试，但到十八世纪中叶燃料供应十分紧张的时候，用煤炼铁才成为商业上可能的事。达比和1760年在卡朗（Carron）设立有名工厂的罗巴克，都做出许多改进，这些改进指明了，不但用焦煤炼铁可以实行，而且只要用充分强大的风力除去硫磺和其他杂质，焦煤就是一种远比木炭经济而有效的燃料。1765年，制铁工业在默瑟尔建立了新中心，从此以后，鼓风炉的数目和尺寸逐年都有增加。1740年，生铁产量仅一万七千三百五十吨，到1788年，增加到六万八千三百吨，到1796年，又增加到十二万五千零七十九吨。
没有煤就不能有现代的科学冶炼业，而现代冶炼业则是大规模工业的技术关键。没有现代冶炼业，就不能建造纺织和其他工业所需要的复杂精细的机器，也不能建造强大而精确的足为工业动力之源的蒸汽机。铁不久就用在种种新用途上：1779年，在塞文河上建筑了第一座铁桥，1790年，造成了第一只铁甲船。铁的品质和纯度的提高，与工具制造的日益精确同时并进。到本世纪末年，具有滑动台架和刨子的旋床发明了，因此，工程师才能在一英寸之内划分出越来越小的度数。没有这些发展，就不会有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复杂精密机器，并且这些发展也为机器互换零件作了准备，而互换零件就是半世纪以后真正大量生产的特色。然而英国的工业，正因为它只是个开创者，其进展大部是依照经验得来的规矩而进行的，在标准化和大量生产的方法上总是落后于美国工业的。
除了象制钉一类的较轻部门外，铁工业从来没有以家庭工业作为它的基础。苏塞克斯和中部各郡的铁业老板都是运用巨大资本的富翁，所以这个工业能迅速进展而没有多少组织上的改变。到了本世纪末叶，英国是个大输出国，甚至已开始从瑞典和西班牙输入高等矿砂而用本国采掘的煤来冶炼。这种工业所以——举例来说——在南威尔士沿海有那样的坚固基础，其原因就在子此。煤矿业也有迅速的发展。新矿井在南威尔士、苏格兰、兰开夏和约克郡开辟出来，产量由1700年的二百六十万吨增加到1790年的七百六十万吨，又增加到1795年的一千万吨以上。这种工业向来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许多贵族和大地主也是煤矿主。例如，以开运河著名的布黎纪瓦特公爵也因实行实物工资制掠夺了沃斯利矿工的一大部分工资而著名，同时朗斯代尔和伦敦德里等家族则与十八世纪的人一样，习惯于把他们的采煤工人看做一种奴隶。
然而煤与木柴相比，有一个严重的缺点：木柴在全国各地有相当平均的分布，煤矿床则集中于少数几郡。许多地方如南威尔士和中部各郡虽有煤铁相邻的矿床，也只能部分抵消这种缺点。因此，只要内地交通停滞在十八世纪初期那种原始状态，煤就决不能有效地代替木柴。首先推动改良运输，尤其推动开凿运河的力量，就是煤矿的开采和重工业的萌芽。
1700年，英国很少有一年四季能行车辆的道路。较轻的货物可以装入马背上的驮篮用马来运，但笨重的货品所需的运输费用太大，就不能使它运输了。由曼彻斯特运煤到利物浦，每吨运费为四十先令。甚至在一些重要中心之间修建了较好道路以后，陆路运输仍是昂贵。
1759年，布黎纪瓦特公爵雇用布林德利，从他的沃斯利煤矿到曼彻斯特之间，开凿了一条长达十一英里的运河。这件事非常成功，运河完工的时候，曼彻斯特的煤价恰好跌落了一半。两年以后，运河延长到朗科恩，使曼彻斯特与海相通。次一投机事业是使这条运河通到特伦特河和陶业，因为陶业区需要德文和康沃尔的粘上以及东盎格利亚的隧石等分量沉重的原料，而且陶器体积太大，又太易于损坏，不适于陆路运输。运河修成以后，运费减到原来运费的四分之一，于是陶器工业和柴郡盐矿床的采掘都大为扩充。
不久，可与十九世纪的大规模修建铁路相比的真正开凿运河的狂热传遍全国，很快地全国就布满了一个水路网。
仅仅四年（1790-1794）的工夫，颁发了不下于八十一道修造运河的法令。英国整个内地以前被迫自产自销其必需品的大半，现在开放通商了。中部各郡的小麦、煤、陶器和铁货有了现成通海的道路，特别是煤现在不难运到全国各地。即使在十八世纪之末和十九世纪之初陆路有普遍的改进，沉重而不易腐败的货物主要仍赖运河而分配于各地，直到四、五十年以后铁路公司有意破坏运河运输之时为止。
只要道路的修理是由沿路村庄临时的强迫劳动，即教区管事偶尔组织的劳动来负担，道路就很少改进。十八世纪初年，养路制度改变了，沿大路设立税卡，以征收通行税，这样一来，养路费就由过路的车马来支付。1745年詹姆斯党起事以后，政府修筑了几条军用道路，但发展仍很不平衡。有些地方的通行税卡负责人能胜其任，道路就好。过去几英里，如果税卡的负责人腐化失职——这在当时并不是不常见的——相应地道路就很坏。再向前走，道路或许仍由教区劳工保养着，因而几乎不能通行。小路和支路自中世纪以来丝毫没有改变。
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在驿车盛行和马卡丹创始科学筑路工程［即所谓“马路”——录入者注］以后，道路才有了普遍的改进。不久以后，道路的发展与运河的发展一样，也因为有了铁路而停顿，在汽车通用以前，一直没有进步。
虽则按今天的标准，1800年前后的道路是恶劣的，但在十九世纪已大有改进，虽则运河在运货方面较为重要，但现在能在英国各地间保持的迅速而畅达的交通和正式邮政制度的建立，都能使工厂主和他们的市场接触更为密切，这是促使工业进步的一个大的刺激。
三、纺织业；斯品汉姆兰的实验
在十五和十六两世纪，羊毛工业发展到半资本主义的阶段，呢绒商人成为手工业者的实际雇主，这种情况上文都已略加论述了［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一节——作者注］。我们已提到，这种发展在十六世纪后半遭到阻碍，并且由于没有机器，市场受有限制，资本积累不足等原因，，不能成长为一种真正的工厂制度和大量生产法。从十六到十八世纪，这种工业一直在停滞状态中，范围扩大了，而其结构和组织却没有根本的变化。
从几方面看来，确实有倒退的倾向。这种工业的旧中心，呢绒商人势力最强的东盎格利亚和西部，都停滞不进，而在约克郡西区，织造业是在纯粹家庭工业基础上重新开始的，倒有极迅速的进步。两种地区的不同可以用十八世纪将到中叶时对待凯氏飞梭的态度来表明。飞梭价格并不昂贵，独立织工也可购置，但当有人想在东盎格利亚采用飞梭的时候，就遇到激烈的反对，其理由是飞梭会使工人失业，并且全部利润都为呢绒商人所得。在约克郡西区，家庭织工都欢迎飞梭，因为它使他们的收入大为增加。
尽管这样，这种工业的稳步发展，尤其它的输出业的稳步发展，必定在相当的时候发生作用。马西在1764年写道，在查理二世时代，每年输出呢绒的价值“不大超过一百万镑，到1699年就几乎达到三百万镑，从这个巨额起（虽然它也偶有涨落），我们毛织品每年出口的价值已渐增到近年来的十足四百万镑。”在这个增加额里，约克郡西区占有相当的一份。约克郡西区织造的“宽幅毛呢”由1726年的二万六千六百七十一匹增加到1750年的六万零九百六十四匹，同时，每匹的长度也几乎增加了一倍，从三十五码增加到六十码左右。羊毛工业的进展虽然显著，决定性的进步却不在羊毛工业而在较新较集中和自始即较饶资本主义性质的棉工业。棉工业只是经过艰难困苦，同视棉工业为死敌的羊毛业集团作了长期斗争以后，才建立起来的。精美的棉织品是由印度输入的，一时很是流行，直到1700年，议会的一道法令禁止了印度棉织品的输入，理由是“棉货必然为本国的大害，因为它消耗国家的财富……夺去人民的工作，因而本国许多工厂主成为他们本教区非常大的累赘和负担。”
印度棉织品输入的被禁促使在英国本国制造代用品，不过经过一个长时期之后，才能制成不用亚麻或羊毛为经线而足够结实的棉纱来织成布匹。起初，心怀嫉妒的毛织厂主坚决主张限制棉织业，因而这个新工业大受阻碍，但棉布又便宜又轻巧而又新奇，所以能很快销售出去。正因为这个新工业是人为地培植的，它既依赖从海外输入的原料，又不得不随机应变，随时准备采用新方法以击败攻击和克服技术上的困难，所以它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首先受到了十八世纪末期那些发明的益处。
棉工业自始就以兰开夏为中心，此地有经线所需要的羊毛和适于纺棉纱的潮湿气候。一切纺织工业都严格划分为纺纱和织布两个主要部门，棉工业也是这样。织布业利润较大，较为繁荣。纺纱是个缓慢而辛苦的过程，纺纱者要供给织布者以充分的纱，永远是件困难的事。凯氏飞梭使织布的速度增加一倍，于是完全打破两部门之间的平衡，造成长期的棉纱缺乏和改进纺纱方法的迫切需要。
1764年，布拉克本一个名叫哈格里沃斯的织工造成了他的“珍妮”纺纱机。几年以后，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这机器不但纺纱较快，而且生产品质较为良好的纱，以至能不掺杂羊毛或亚麻而织成棉布。克朗普顿的“缪尔”纺纱机兼有以上两种机器的优点。约在同时，惠特尼的轧棉机简化了从籽棉取下可用的皮棉的方法，因而增加了原料的供给，于是在美国产棉各州里，种植园的奴隶大为增加了。
这样，织布和纺纱之间的平衡又遭破坏，这次有利于纺纱。从此以后，每一部门都发生一连串能补其不足而有余的技术进展，刺激其他部门的进步，因而造成永久的不平衡。卡特赖特的动力织机经过十年的试验以后为霍罗克斯等人所完成，使织工又能追过纺工，同时，关于梳毛和印印花布也有典型的发明。
飞梭和珍妮纺纱机仅是手摇织机和纺轮的改良形式，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和以后发明的机器则不然，‘它们需要来自外面的动力，起初是水力。因此，这些机器必非家庭手工业者的力量所能及，于是工厂即刻设立起来，先是有大批纺工而后又有大批织工聚集在工厂里面为雇主所支付的工资而劳动，雇主们不但拥有工作用的原料，而且占有所使用的工具和进行工作的地方。
到了1788年，这种水力工厂共有一百四十三个，兰开夏的丰富水力使工业和人口在这里有更进一步的集中。1785年，蒸汽机首先用来发动纺纱机，于是比较难于操纵和不大可靠的水力很快就不受人欢迎了。大煤矿床的发现使这种工业仍留在兰开夏，到了十八世纪之末，棉业资本家都成为“蒸汽工厂狂”了。工业原来密切依赖它所需要的河流，应用蒸汽做为动力的来源之后，工业就摆脱了对河流的依赖性。任何新地方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有工厂和整个城市在那里出现。蒸汽的应用也不只限于纺织工业；蒸汽已有相当时期用在矿井的排水工作，现在开始成为需要动力的一切工业的主要动力。这又给采煤和冶金等工业一个新的大刺激，对于运输系统提出新的要求，于是为了满足这种要求，把蒸汽动力直接用来行驶列车和船舶。
一个见证人在1833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上描述这些工厂所吸收的各种来源不同的新工人，他说：“很多人是从农业地区来的，有许多来自威尔士，又有许多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人民为了高工资而舍弃其他职业，来做纺纱工人。我记得，有些是鞋匠离开本业来学纺纱，有些是成衣匠，有些是煤矿工人，但农人离开本业而学纺纱的人数更多。那时很少织工离开本业来学纺纱，但因织工能把幼年儿女送入纺纱厂，而送入织布厂就要年龄大些，所以尽早把他们送到纺纱厂。”新招工人的主要来源是非常明显的；产业革命得以完成，实有赖于儿童的劳动，有赖于失业手工业者的劳动，有赖于受英国统治而处于饥饿线上的爱尔兰人的劳动，尤其有赖于由圈地运动在英国大部所造成的广大灾区里逃出来的新农村无产阶级的劳动。至于产业工人在城市中的情况和命运，则将在后面一章加以叙述。
直到1790年前后，机器生产几乎全限于棉工业和兰开夏地方。它的影响因此只限于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它所雇用的人远多于它所排挤出去的人。但当机器开始应用到羊毛纺织业的时候，就没有一郡不受影响了。又因为这个冲击之来是圈地运动正盛之时，也是乡村工人已被剥夺了许多惯有的收入来源之时，所以造成不幸的后果。正当千千万万的人空前地被迫全靠工资为生的时候，物价却远比工资涨得快。手工业的纺工和织工不是陷于失业，就是被迫与机器作绝望的竞争，这个竞争造成绵延一代以上的说不尽的苦难，然后家庭工业终于覆没。
1795年，小麦每夸特价七十五先令，农业工人的工资大概平均每周八先令，很明显，一个人跟他一家除非得有额外的贴补，就不能靠这项工资生活。工人自己当然怀着这种看法，而且几乎在英国各郡都有夺取面包的骚动来表示这种看法。这种骚动非常有秩序；有一点抢掠，但远为普遍的却是夺取一批食物而后减价出卖。其实这种骚动就是按人民认为公道的水准规定物价的粗暴办法，但尽管如此，它们仍引起了恐慌。
政府当局是没有切合实际的办法来规定物价的，他们面前摆着两条可能的路线。一条是恢复十六世纪那种已废的法律，以生活费为基础来规定工资率。从雇主的观点看，另一条路显然较为满意，这就是由救贫税来补助工资的不足。这个政策已在许多地方采用，然后在1795年5月6日，伯克郡的官吏在斯品汉姆兰举行了一个有名的会议。他们在会议上决定，当一加仑面包卖一先令的时候，“每一贫穷而勤勉的人”，应由“他自己或家属的劳动或由救贫税的津贴取得”赡养金，他本人得三先令，家属每人得一先令六辨士。这种津贴应随着面包涨价而增加。这种标准被普遍采用，以至伯克郡官吏的决定获得了“斯品汉姆兰条例”的名称，在广大地区内被认为有法律的效力。
效果不久就表现出来了。在十八世纪中叶，救贫税的开支平均约七十万镑，在1790年约二百万镑，到了1800年就加到将近四百万镑，以后又加到将近七百万镑。自1810年到1834年，它的开支在六百万镑以下的只有六年。
在十八世纪时，救贫法制度所根据的原则是，一个人应在他出生的教区而不应在他处受救济。实际上这就是说，一切穷人都被看做可能的乞丐，都有可能成为救贫税所负担救济的人，应受遣送回籍的处理。这种制度与十八世纪那种静态的文明相适合，却与产业革命所特有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完全不合。斯品汉姆兰制度使乞丐破费纳税人的钱但对雇主阶级有利，因此给旧的救贫法以致命的打击。
1720年前后，一个很普遍的设立救贫院的运动即已开始。在许多地方，这事的结果是立刻把救贫税减少一半。1732年出版的《大不列颠救贫院报告书》载着很多实例，其中梅德斯通一例是典型的，足以代表其余的救贫院。报告书先说明，许多贫民仍在救贫院以外得到赡养，但尽管如此，救贫税却从一千镑左右减到五百三十镑，然后进一步说：“救贫院的优点不仅在于贫民赡养费不及花在他们每周津贴上的费用的一半，而且在于很多懒惰的人不愿忍受救贫院的拘束和劳苦，而甘愿抛掉假面具，用自己的勤劳养活自己。这在梅德斯通非常显著，以至当我们这救贫院竣工而发出通告说，一切来要求每周津贴的人应被送到救贫院的时候，来向管理员要求津贴的就不过是登记贫民的一半了。如果本城的贫民一概须住在救贫院里，我相信我们每年至多用三百五十镑就很可以养他们。”
救贫院里一大部分的贫民，尤其儿童，都受到纺纱织布等等的职业训练。以后这些乞丐学徒成千累万地被运到兰开夏的工厂，他们在工厂里完全没有保障，所以成为棉业厂主手里理想的人类材料。厂主对于他们的虐待最后成为工厂立法的出发点。
无论伯克郡的官吏（有些史家把他们当作多情的慈善家，事实看来远非如此）用意何在，斯品汉姆兰条例实际不过是低工资的一种补助，结果是工人们整批地趋于赤贫，最后，作为一种反作用，酿成1834年条例的“救贫法牢狱”［参看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作者注］。农业家和雇主晓得工资有救贫税的补助，到处削减工资。有许多地区，全体工人都赤贫化了，教区当局向农业家挨户送工人，直到有人出点价钱雇用他们为止。其他教区拿工人的劳动力去拍卖。这制度显然对于最大的雇主最为有利，他们能把工资总额的一部分转嫁于少用或不用劳工的纳税人。
最受重压的是那些已遭到重大困难的小农人。他们之中经过圈地运动而幸存的人，并没有与他们较富的邻人共享由战争状态得来的利益。例如，他们主要是依赖牛和乳品的，但这些物品价格的上涨远不及谷物。现在竟要求他们缴纳重税，以贴补其成功的竞争者应付的工资之不足，于是他们有许多人因这个新负担而破产。
斯品汉姆兰制度的另一效果是刺激人口的增加；尽管存在着普遍的穷困和工厂中生命受到任意糟塌，人口仍迅速增加。小农人口有趋于相对稳定的倾向，因为家庭人口太多就不免过度分散执有的地产，又因为青年人往往把结婚迟延到自己有一个农场之时。圈地运动解除了这种限制。结婚远较以前为早，因为工人们即使等待也不见得有可能期望情况好转。现在在斯品汉姆兰的标准之下，儿童实是一个收入来源，有些地方把一两个私生子看成一种嫁妆，有一两个私生子的青年妇女就比较容易找到丈夫。
工厂的发达也在工业区产生同样的结果。在工业区，工资常常很低，以至需要把幼小的儿童尽早地送去做工。机器不久就发展到不需要成年男子的程度，于是他们中间盛行着失业，同时妇女尤其是儿童往往做过多的工作，受残酷的剥削。父母不送儿女到工厂去做工就不能请得救济，这是屡见不鲜的。纺纱业最初以其高工资吸收其他职业的工人，而这种时期事实上是很短暂的。
当时由于工业和农业生产中的革命所造成的特殊苦难，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增加和物价高涨，又因两个外在的因素而加重。第一，从1789年到1802年，由于气候的条件，发生了差不多连年的非常歉收。第二，产业革命的主要时期——由1793年到1815年——正是欧洲空前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时期。如果说：英国加入这些战争时是个农业国，而当这些战争结束时，它却以一个工业国出现，这话也不为太过。
四、法国革命
1789年5月5日，法国的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开会时，欧洲人能领会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寥寥无儿。将近十年以来，法国似乎落到第二个西班牙的地位。预算不平衡，国库破产，陆海军将帅不称职，军饷不按时发放，农民长期负担过重的租税并且因连年歉收而遭到饥谨——这些就是召集自1614年以来未曾开会的会议的背景和原因。
不久，第三等级对王室和贵族发生激烈冲突，被迫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在这方面，第三等级得到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的有力支持。别墅被攻下和焚毁，大地产被分割。7月14日，巴黎的人民攻陷巴士底狱。10月间，他们出城到凡尔赛，把国王实际上当作俘虏带回巴黎。在外国观察家看来，这些事件一概证实了他们的最初印象，即法国正陷于无政府状态，可以不必看作是一个欧洲强国。奥地利、俄罗斯和普鲁士摆脱了西方之患，就转而进行瓜分波兰的称心如意的工作。他们只是逐渐才体会到，一个新势力，一种用传统的防御所无法应付的新威胁正从混乱中勃然兴起。这种感觉最先在英国表现出来。英国资产阶级的势力在一世纪以前的革命时期已臻巩固，所以只有在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阶层对法国革命没有同情。在国外，这个革命也许有一天树立起一个商业和工业上的对手；在国内，一场新革命只能引起最好搁置起来的问题，唤起迄今被成功地制伏着的各阶级。当法国革命日益激烈和得人心的时候，他们更加恐慌。雅各宾主义的意义就是攻击特权，而在英国，特权与其说属于贵族，不如说属于资产阶级。这个革命把欧洲每一国家都分成两个阵营，但在英国的两个阵营界线的划分却与欧洲一切其他国家不同。在英国，资产阶级的较高阶层位在此线之上，在其他各国，则位在此线之下。
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的原因，英国的利益起初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因此，英国是实际参加反革命战争的最后国家之一，然而一旦卷入漩涡，它就是最坚决的要将战争贯彻到底的国家。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正是原属辉格党的伯克，在他那富于幻想但是娓娓动听的《法国革命观感录》里发出警告。这本观感录在英国和海外甚至法国的统治阶级中间非常流行，法国的贵族阶级就是受到观感录的鼓励而从事愚看的抵抗。强大的“帝王公会”开始联合起来支援法国的君主政治，于是在1791年，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发表皮尔尼茨宣言，他们在宣言中号召欧洲各国“与上述帝王共同采取他们力所能及的最有效的方法扶助法国的国王，使他能完全自由地奠立一个既合于君主的权力而又合于法国人民的幸福的君主政治的基础。”
这个宣言大部分是虚张声势，但法国人民无法了解真象，于是他们见奥国皇帝与成千累万已离法国而今从事于反革命阴谋的贵族（内有路易十六世的诸弟）经常勾结，就更加恐慌。欧洲君主干涉法国革命的意愿随着革命思想在他们自己臣民中的传播继长增高。在英国，托马斯·倍恩的《人权论》比它所答复的伯克的《观感录》更加轰动一时。
然而若把1792年的战争仅看作反动国家对于革命的法国的攻击，那就错了。“自由、平等、博爱”是个爆发性的口号，具有普遍的号召力，因而使它易于传播到境外，法国人也自视为一个普遍解放运动的先锋队。无论在代表上层中等阶级的吉伦特派中间和代表下层中等阶级和工匠的雅各宾派中间，革命战争的思想都迅速得势。两派都非常愿意接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挑战，而实行宣战的却是吉伦特派，他们不但希望把革命影响推广到法国境外，而且希望改善他们的地位以进行对雅各宾派的国内斗争。然而战争在当时已不可避免，却是毫无疑义的。开战之前，法国政府发出宣言，保证援助一切反抗其压迫者而起义的民族。以后他们解释这话的意义说，这仅适用于“以武力取得自由之后需要共和国援助的民族。”
在初期几次失败以后，法国军队涌入比利时。比利时曾起而反抗奥地利的统治，准备欢迎法国军队。这个起义两年前才被平定。法国征服了比利时，宣布废弃与此地有关的商务条约，于是使革命的法国与英国的利益直接冲突。1793年初，, 51 英国加入战争，与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和皮埃蒙特结成“第一次反法联盟”。
开战以前，英国受法国革命影响而兴起的急进派和共和派运动已遭到屠杀和严酷的法律制裁。托利党的党徒得到官吏默许，焚掠伯明翰等地急进派和反国教者的家宅。科学家普利斯特列也在遭难者之列。辉格党不久就陷于分裂，大多数投归皮特和反动派，只有在福克斯领导之下的少数人坚持他们的改革要求。这个集团虽小，却在历史上关系重大，因为它上继十八世纪的辉格党而下开十九世纪的自由党，它是滑铁卢之战以后加入自由党的那些新力量所环绕的核心。
福克斯和他的同党都是贵族。第一个明确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通讯会”，也起于这个时期。这个组织的正式纲领只是普遍选举权和每年一选的议会，但它的社员多半是共和派和倍恩的信徒。倍恩曾在独立战争中替美洲人作战，他曾帮助草拟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他热烈拥护当时的新思想，认为政治是全体平民大众的事而不仅是统治寡头的事。只有能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政府才是可以容忍的，任何经不起这种考验的政府就应该推翻，如果必要，用革命来推翻。他那明自而合于论理的对于法国革命原理的说明，立即得到有知识的工人的注意，通讯会的社员就是由这种工人队伍中吸收来的。这个运动的弱点在于它的局限性。它主要限于伦敦，限于构成上层工人阶级的职工和技工。它在北方的工业城市没有根基。北方的工业城市充满了苦难和不满，但拥挤在这里的被剥夺的农民和破产的家庭手工业工人还没有从事政治思想或政治活动的能力。他们的反抗采取凶猛的暴行和破坏的方式，并且统治阶级不止一次把这种暴行引向以急进派为目标，例如在曼彻斯特和博耳顿。只是到了末尾，到了皮特的镇压正从事扑灭这个运动的时候，这个运动才与新的工业无产阶级发生接触，而这种接触已来得太晚，不能立刻发生效果。
1794年，皮特停止了人身保护令，急忙在议会通过禁止举行公众集会的法律。人身保护令继续停止了八年之久。甚至在此以前，《人权论》就被严禁，倍恩只有逃到法国，才免于受审。他在法国和美国度过余年。通讯会和其他急进派的组织都被宣告为违法，鞋匠托玛斯·哈第和霍恩·杜克以及该社其它领袖同以叛逆罪被审讯。伦敦一个陪审团判决他们无罪，虽是政府的失败，却不能阻止继续的镇压，也不能挽救通讯会被毁灭。在此后的数年间，虽则急进的意见已不可能公开发表，但频繁的罢工、抢粮暴动和破坏机器暴动使政府常处于恐怖状态。兵士以前住在民房和旅馆里，现在政府建筑了满布全国的兵营网，以防止人民与兵士接触。工业地区几乎被当作占领军手里的被征服的地区。军队被随意调用来镇压乱事，即使这样，也常常发觉是不可靠的，因为军队同情所奉命攻击的群众。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对法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创立了一支新队伍，即由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里召集来的一支骑兵部队，名为义勇骑兵（yeo-manry）。就军事观点看来，义勇骑兵是完全无用的，但它是个阶级队伍，并且是有意造成的阶级队伍，以镇压“雅各宾主义”为其主要目的。他们以狂热的心情和无穷的残暴来追求这个目的，以致无人不痛恨他们。
在苏格兰，急进主义有较为强烈的发展，镇压也较早较严。民友社不但包括工人，也包括许多中等阶级的人，1792年12月，民友社在爱丁堡开全国会议时，有一百六十名委员代表八十个分社。1793年8月，它的一个领袖托玛斯·米尔以谋乱的罪名，受到一个串通了的陪审团和声名狼藉的法官布拉克斯菲尔德的审判。这次审讯的精神见于布拉克斯菲尔德对一位陪审员的话，“来吧，帮我们绞杀一个该死的恶棍”，又见于皮特以后的评论，他说，如果法官不行使职权来“即刻惩办这种大胆的罪犯和扑灭这样危害国家的理论”，法官就“有大罪”。米尔被判十四年的流刑。后来一只美国船把他从博特尼湾救出，载到法国，他在法国劝督政府派兵侵苏格兰。
在若干同样的审判以后，这运动被迫采用较为明确的起义形式，但有一个名叫苏格兰统一党的、以爱尔兰的同样组织为基础的团体，这个团体始终不大，到了1798年，它与伦敦的通讯会一同被禁。
政府和统治阶级的反雅各宾狂因法军不断胜利而更加激烈。从1793年6、7月到1794年6、7月——就是说，到推翻雅各宾党的“热月9日”——诚然是法国革命的英雄时代。热月以后，督政府掌握政权，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最不名誉的阶层，即土地投机者，扰乱通货者和舞弊的军需承办商。然而革命也留下许多永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封建大地产分裂了，一切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束缚打破了。这就给拿破仑法典——为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作的完美的法律体制——打开了道路。土地问题的解决使任何反对波旁王室和贵族复辟的政府有一个坚固的基础。
1796年，沃尔夫·托恩说“共和国存在于军队中。”革命确实创造出一支无敌于欧洲的军队。黎德尔·哈特上尉说过，革命“激励了法国的国民军队，使他们自由发挥个人的战术、见识和创造力，以补偿因革命而不能做到的严格操练。这种新的流动战术有个虽简单但是很重要的关键，即法国人现在行军作战，都用每分钟一百二十步的快步伐，而他们的敌人却固守传统的七十步。”
再说，这个年青的共和国是贫穷的，不能以惯例的大辎重队和笨重配备供给军队。军队的给养不得不依靠他们行军所经过的地方，因而他们不得不经常而迅速地移动，把自己分成较小的自足的单位。他们采取适合实际情况的战略方法，所以能把弱点化为力量的源泉。
当时欧洲的一切军队都用横列队形，共和军见这种队形必须靠严格操练，无法做到，于是抛弃了它，采用纵列队形。有一种战术随着纵列队形发展出来，即一个担任掩护的狙击兵大队在纵队之前活动，以扰乱敌人的行列。为了达到同样目的，炮队也被调到主力前面。用来对欧洲专制国家那种非自愿的征集来的兵作战，这些战术是无敌的。
加尔诺和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就在于正确认识他们手中工具的长处和短处。他们不强使法国军队符合正统的范型，却灼见它的本质，让它达到自己的完美地步。拿破仑几次最大胜利的基础几乎全在于实际交战以前的迅速运动，和对于精细选择的一个要害处加以沉重而坚决的打击。只是在革命动力衰减以后，他才失去机动性，才渐渐依赖单纯的密集队形而不依赖行动中的密集队形。他的兵法最后凝固定成一种教条，与它原来所代替的教条一样僵化了。
法国的海军始终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一部分是因为热情不能代替船上的纪律，另一部分是因为旧海军最优秀的新兵大半是从诺曼底和布列顿的渔港招募来的，而在革命时期，这些渔港一直在教士和反动势力控制之下。自1794年6月1日豪威的胜利起，英国总保持着海军的优势，很少遇到反抗。在战争开始时，英国有战舰一百五十八艘对法国的八十艘。到1802年，战舰的数目是二百零二艘对三十九艘，特腊法耳加［今译特拉法加——录入者注］一战以后，是二百五十艘对十九艘。这时候，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舰队合起来共九十二艘。法国的海军占显著的劣势，法国所以集中一切努力于陆地作战而不浪费资源于那种徒劳无功的海上争衡，就是因为这个原故。
五、拿破仑战争
自1793年成立第一次反法联盟起，英国就领导种种反对法国的联合。其他国家有时改变立场，或者时而加入战争时而退出战争，但除了1802年亚眠条约以后的短时间外，英国总是继续不断地作战，直到1814年占领巴黎。英国主要的力量泉源就在于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这种组织使商业和工业甚至在战争状态之下也能有所增长，并且能筹措出巨款而不至于破产。
皮特的战时财政只是把十八世纪一贯实行的财政加以扩充：对于生活必需品课沉重而日增的税，募集巨额的国债，对于准备起兵反杭拿破仑的欧洲国家给与共五千万镑的津贴。据估计，一个每周挣十先令的工人要拿一半缴纳间接税。岁入不断地增加，从1792年的一千八百九十万镑加到1815年的七千一百九十万镑，而这两年国债的利息则为九百四十七万镑和三千零四十五万八千镑。募集国债的折扣很大，只就皮特当政期间加在国债上的三亿三千四百万镑而论，政府仅收到现金二亿镑左右。
这种战时财政的效果，除减少劳动大众的实际工资和力促物价上涨外，就是加强财政家和靠红利为生的阶级，并且大大增加银行和信贷活动的范围和数量。这样造成的新财阀逐渐成为地主，成为托利党的柱石。贵族增多了；十七年间，皮特封了九十五个英格兰贵族和七十七个爱尔兰贵族。科贝特在1802年写道，“旧贵族和绅士，除去很少的例外，已被排出一切的公职。一伙商人、工厂主、银行家、贷款经纪人和承包商已篡夺他们的地位。”他又在1804年写道，“在皮特先生的手下人和亲信中间，不道德的行为和假道德的言论常奇怪地混在一起：他们在整个上午是经纪人，而下午则是美以美派教徒。”
然而皮特所能支配的财富却阻不住他的联盟被法军打得落花流水。1795年，当法军侵入佛兰德和荷兰，在敦刻尔克把约克公爵（可能是自古以来统率英军最无能的将军）打得大败以后，第一次反法联盟瓦解了。西印度群岛对于伦敦市向来是密切相关的，这里吸住了英国陆军的大半。三年间英军在西印度的损失有八万人，战争毫无结果。
这次远征与往日的惯例一样，所不同者，派这样大一批装备不足的队伍到热带去，却是前所未有的。1797年，法军征服意大利，迫使奥地利退出战争。现在英国的孤立与1792年法国的孤立不相上下。如果拿破仑没有在战略上犯了他首次最致命的错误，这次战争可能就会结束。他的错误是决定通过埃及和东方而不通过爱尔兰来打击英国，从这个决定看来，可见革命的现实主义已如何严重地为夸张的帝国主义计划所代替。在这时候，法兰西共和国还没有僵化为军事独裁制，长期战争逼使它向被占领国人民所提的要求还没有使他们丧失同情心，如果在这时取得胜利，很可能转变欧洲史后来的全部过程。
爱尔兰所受法国革命的影响或许更甚于任何其他的欧洲国家。在沃尔夫·托恩的领导之下，爱尔兰统一党已把爱尔兰独立的要求与倍恩的急进共和主义结合起来。托恩至少是深明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的。他在义勇军被叛卖以后当然不信任贵族和中等阶级，而求助于“社会中那个广大而可敬的阶级——无产的人们。”爱尔兰统一党不久就领导整个的民族运动，他们有一个时期做到消除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敌对，使双方联合起来反抗英国以及爱尔兰统治阶级中的亲英派。
起义的准备急速推进，1796年，托恩往法国劝督政府派远征军到爱尔兰与该地的起义军合作。他必须力抗那已在拿破仑脑中蠢动的东征偏见，而法国虽准备一万五千人的军队，侵爱尔兰的计划却只是没有诚意的计划。本年年底，当法国舰队离开布勒斯特而开往芒斯特沿海的时候，恶劣的天气加上军事的错误使他们不能在班特里湾登岸。
这样，一个机会失掉了，但在1797年夏季，第二个机会来到。这次荷兰被选为远征的基地，而英国的整个北海舰队则因诺尔兵变而瘫痪了一月有余。由于办理不善，远征军直到兵变被扑灭以后［诺尔兵变是继本年初期斯皮特海德成功的兵变而起的。两次兵变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但两次都是由于当时舰队中的低薪晌、不按期发晌、伙食恶劣和残酷条件而激起的。而水兵中有许多爱尔兰人，他们一定曾指望过这次兵变有利于他们的事业——作者注］才准备妥当，而兵变的消息只是在完事的时候才达到大陆。这时，谨慎的荷兰统帅不肯开船。而法国将军只有欧什一人了解到爱尔兰的重要，欧什一死，有效干涉的希望就归于消失。
爱尔兰人等候援助已有两年之久，而今显然没有援助到来，英国当局就以激起农民无望的起义为政策。驻爱尔兰的英国统帅拉尔夫·艾勃克隆比爵士亲口宣称，“哥萨克人或喀尔马克人所能犯的罪恶和暴行，在这里没有一样不曾做过。”1798年3月，由于一个告密者的帮助，政府竟逮捕了若干领袖，于是宣告爱尔兰全境在叛乱状态中，适用军法管理。爱尔兰统一党必须在两条路中选择一个，或者没有法国援助而起事，或者遭到零碎的宰割。最后，他们定5月22日为起事之期，但爱德华·菲兹吉拉德勋爵等领袖又被捕去，因而造成混乱局面。再者，政府灵活地兼用恐怖和投合阶级利益的手段，使许多支持起义的上等和中等阶级的人投归政府方面，于是起义一旦发生，就带有极重的农民起义性质。
南部有效的起义主要在韦克斯福德和威克洛。北部在新教徒领导之下，安特里姆和道恩的人于6月7日发动。在这两个地区，都有几次有限的初步胜利，但在总的情形之下，起义是没有希望的。经过一些苦战之后，起义遭到很残酷的镇压，以至爱尔兰完全慑服，到8月间一小队法军真正登陆时，他们发见起义已成过去，不能再收集任何支援，后来他们被包围，不得不投降。不久，托恩在海战中被俘，自杀于监狱中。1803年，罗伯特·埃米特所领导的第二次起义也被扑灭。
爱尔兰的起义仍在进行的时候，拿破仑已向埃及扬帆驶去。他的舰队在尼罗河一战（1798年8月）的覆没，切断他的队伍与本国的联络，把他们陷在任何胜利也无法使他们脱身的处境。拿破仑既不在场，皮特就与俄罗斯和奥地利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一支俄国军队把法国人逐出北意大利，而波旁王族的那不勒斯王也借纳尔逊所率舰队之助在南方发动一次反革命。在秋季，拿破仑不顾他军队的命运，潜行回国。他以雾月十八日（即11月9日）的政变推翻了督政府，自立为第一执政。他后来决定宣布自己为皇帝，所改变的不过是名称而已。当时战争明确地进入第二时期。起初，法国军队是解放军，受他们所征服各国中等阶级和下等阶级的欢迎。他们把资产阶级革命带到意大利、瑞士、莱茵兰和低地国家。近来出版的一部马克思传描述特里尔发生的典型反应：“特里尔的居民热烈欢迎法国人。法国革命解除了农民的封建束缚，给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机关，使知识分子摆脱僧侣的监护。特里尔的人民正如美因兹的人民一样，也环绕着‘自由之树，跳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雅各宾俱乐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还有许多体面的公民得意洋洋地回想他们过去的雅各宾生活。”
这些年所做的事有些确实是有永久益处的，但各被占领国的人民不久就发现，他们至多只许有第二等的革命，他们的利益永远从属于法国的利益，“解放”的代价是重税和他们的子弟被征去补充法国队伍的缺额。为了使拿破仑政权在国内继续稳固，战争是必要的，或者说似乎是必要的，可是要进行战争，就只有日甚一日地剥削那些“解放了的”地区，于是战争进行得愈长久，就必须“解放”和剥削愈多的地区。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无法避免的矛盾。再者，军队起初只因不得已而采用的就地筹饷的办法，后来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源泉，但这种办法在政治上总是个弱点。
结果，原来欢迎法国人并且为他们所唤起而达到政治成熟的阶级渐渐疏远法国人。他们的历史就是贝多芬的历史，贝多芬原想把他的《英雄交响曲》献给拿破仑，以后又改变他的计划。法国人既打破封建制度的外壳，结束了欧洲十八世纪所特有的麻痹奇症，于是创造出一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反抗它的创造者。
然而在1799年，拿破仑还面临着许多年的胜利前景，这种估计又因各国君主的无能而延期，因为新的民族主义即使不愿，也不得不通过这些君主表现出来。经过一场短促而精采的战役，拿破仑重占意大利，1800年年底，他在马伦戈粉碎了第二次反法联盟。此后几年间只余英国单独作战，并且没有重要的陆战，拿破仑把时间用在编纂《拿破仑法典》，创立一个近代的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亚眠条约各方都认为仅是暂时休战的条约，使战争从1802年至1803年停止。这个条约让法国控制荷兰和整个的莱茵河西岸。
战争再起的时候，西班牙和荷兰都是拿破仑的同盟国。法国军队驻营于布伦，如果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能够集中起来掩护法军渡海，法军就准备由海道侵入英国。这个计划究竟是否要认真实行，从来没有人确实断定过。1805年3月，土伦的舰队逸出封锁线，向西印度群岛驶去，纳尔逊加以追赶。布勒斯特的舰队图逃不成，于是土伦的舰队折回，与西班牙的舰队在加的斯相会合。10月间，两个舰队都在特腊法耳加覆没。
然而在特腊法耳加战役以前，侵英计划就已经放弃了。皮特用给予空前巨额补助费的诺言，已说服了奥地利和俄罗斯参加第三次反法联盟，法国军队已横越欧洲迎击新的敌人。认为特腊法耳加一战使英国未遭进攻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实际情况是：这个战役使英国的海军在战争的余年中毫无疑问地保持了优势地位。
在特腊法耳加之战的前夕，拿破仑在多瑙河上的乌耳姆击破一支奥国军队。不久以后，他就进入维也纳，在12月2日，大破奥俄联军于奥斯特利茨。皮特死在1806年1月间，把英国留给他的走狗卡斯尔里、西德默斯、埃尔顿和拍西瓦尔去统治［在这些人之中，有几个人的性格描写见雪莱的《乱世假面具》（Mask of Anarchy），这是一篇有感于彼得卢屠杀而作的诗——作者注］。这时候，普鲁士王如果参加第三次反法联盟，或许可以发挥作用，但他独独拒绝参加，到10月间，他才迫于德意志人高涨的爱国情绪而参加战事，在耶拿一败涂地。在六年间，奥地利和普鲁士都不能算欧洲的强国，而俄国沙皇在1807年再败于弗里德兰之后，也同法国讲和。拿破仑现在所统治的帝国包括北意大利、亚得里亚海东岸、莱茵河以西一切地方连同荷兰和自科隆到卢卑克那一大片的北德意志土地。西班牙、那不勒斯、波兰以及全部中德意志和南德意志都成为附庸国。拿破仑最后就毁于俄罗斯和西班牙这两个最偏僻最落后的欧洲国家的手里。在其他地方有强大的中等阶级使法国人较易得胜，而这两国则都没有。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在一个时期内联合着统治欧洲，但拿破仑不愿给亚历山大以平等的待遇，亚历山大也不肯居于从属地位。拿破仑对英国既没有丝毫其他办法，于是试用全欧禁止英国货的手段来打击英国。英国报之以封锁，虽则禁令和封锁都不完全有效，却发生一种紧张状态，在这种紧张状态之下，法国和俄国和其他北欧国家的联盟土崩瓦解了。
但在此以前，一百年来受英国政府控制的葡萄牙，已拒绝承认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因此，法国派遣一支军队去防止葡萄牙与英国通商。同时，拿破仑使他的兄弟约瑟夫为西班牙王，企图把他对西班牙的间接控制变为直接统治。这事立刻引起普遍的反抗。这次证明了西班牙人是欧洲最恶劣的正规军，却是欧洲最优良的游击队：他们的军队每在一处露面，必被击破，但人民的战争却继续下去，迫使拿破仑集结愈来愈多的兵力于西班牙。1808年，阿瑟·威尔斯里爵士，即以后的威灵顿公爵，奉派率领一个小部队去保卫葡萄牙并帮助和鼓动西班牙人起义。现在法军在这个半岛上的约有三十万人，但很少能集中五分之一以上的军队来攻威灵顿，其余的则在西班牙全国各处从事于小规模战斗。法军每次努力集中，都使得大块地方成为游击队自由出入的区域，以致在这种正规战和非正规战交相影响的情况下，法国人束手无策。至于这六年间的战役详情，有前进有退却，有战斗，却不大重要。1811年，在拿破仑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军队冒险进攻俄国的时候，威灵顿竟能采取攻势，一步一步地把法国人逐出半岛。
1811年，拿破仑为了攻俄罗斯，聚集了将近五十万人的大军——其中既有法国人，也有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大军进到莫斯科及其以后的狼狈败退，使欧洲的战火又复燃烧起来。德意志起兵反抗这位战败的皇帝，法国人终于发现，他们面临的敌人已不是国王们征募来的军队，而是武装起来的各国人民。虽然拿破仑迅速地又集结了一支与他所损失的几乎相等的军队，却于1813年10月在来比锡的决战中大败。尽管这样，他仍拒绝了一个以莱茵河为界的和议，于是在1814年4月，联盟军攻入巴黎，波旁王室复辟，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然后英国、俄国、奥国和普鲁士就在维也纳会议席上来争夺战利品。1815年，他们的讨论因为拿破仑突然回国和以他在滑铁卢战败为结束的百日战役而中断。
维也纳会议达成的协议，其主要之点是专制政体的恢复和所谓“正统原则”的胜利。这个原则只在其偶然违反奥国、俄国或普鲁士的利益之处才被置于度外：因此，波兰、威尼斯、萨克森和其他小国都为其较强的邻国所吞并或瓜分。
革命象法兰西一样，遭到敌视，反动派的胜利则有神圣同盟为保证，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这同盟里约定彼此互助以对抗民主起义的恐怖。神圣同盟被用为国际行动的借口以干涉意大利、德意志和他处的起义。然而梅特涅和亚历山大都不能恢复欧洲原来那种神圣的麻痹状态，除稍稍延缓革命所发动的进程外也不能有其他作用，而神圣同盟经过1830年的革命就不存在了。
在法国，波旁王室的复辟并不等于恢复乡村中的贵族特权或废止拿破仑法典。在德意志，虽则普鲁士的势力扩张到莱茵兰，但法国占领时所造成的社会变化依然无恙。七拼八凑的德意志各邦被拉拢在一起，组成德意志联邦，这个联邦有奥国和普鲁士参加，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两国争夺中欧霸权的战场。
英国所分到的战利品主要的都是在欧洲以外。也许是出于无意，由于取得了一些战略关键地点，树立了帝国的大规模扩充的基础，这些地点是马耳他岛、毛里求斯、锡兰岛、赫耳果兰岛和好望角，当时好望角只有少数荷兰农人居住，并且只因是个往印度去的中途站而受重视。英国资产阶级于战争结束后，准备巩固他们工厂制造品在全世界的垄断贸易，并开创一个从前想象不到的发展的时期。然而和平最初的结果却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经济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