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封建主义的成长
一、英吉利人的征服
从407年君士坦丁率兵离境，到597年奥古斯丁在肯特登陆——不但带来基督教而且使不列颠再接触欧洲大事的主流——这一段时期差不多全是空白。当时的记载今已不存，只有僧人吉尔达斯“关于不列颠的灭亡”的忧伤论文尚在，他写作之时虽早在560年，这书却很少涉及历史。侵入者本身的传说，在很久以后，经比德（约731年）笔记下来，又有载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始于900年以前不久）中的，都是混乱，残缺，往往是错误的。就是考古学的证据也嫌不足，因为侵入者文化水平不高，除了他们葬地有一点东西外，他们早年的居留地毫无遗迹可寻。可是我们暂时只能根据这种证据，辅之以文献和批判地应用历史地理学，对英吉利人入侵的经过和特点辑成一段说明。
侵入者大部来自日耳曼人最落后最原始的部落，原住在易北河口附近的海岸和丹麦南部。这些部落，亦即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在语言和风俗上极相近似，所以两部落之间是否有真正的区别，现在还是疑间。第三个入侵的部落，相传名为朱特人，大概是由下莱茵兰来的法兰克人部落。罗马人在帝国的末期曾在这些部落中间招募辅助军，并且朱特部定居之地是肯特和怀特岛，两处的墓地都证明这民族的文化水平高于其他入侵者，都表示这民族曾与罗马文明发生过某种接触，即使只是间接的接触。因此，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一种传说，即朱特部先应某一不列颠酋长的邀请以同盟资格入境，而后逐出他们的主人。只有在肯特一地，我们可以看出罗马人居留地和农业的模糊遗迹。肯特确有与英格兰他部迥然不同的社会史，由小规模个体农民农业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农业。
一般说来，入侵者的社会组织仍是部落的，类似第一章所述克尔特人的社会组织。此后，为方便起见，我们要用英吉利人这个名称称呼全体入侵者，但这个名词当然是几世纪后才通用的。英吉利人与其说是畜牧民族，不如说是农业民族，就在他们进入不列颠以前，他们的部落组织已在迅速瓦解。当时有巨大的迁徙运动横扫欧洲，使各亲族有的散居各处，有的混合起来。到了第四世纪，王权制度已在日耳曼确立。一个与农民有别并且高于农民的职业战士阶级也出现了，农民日益以耕种土地为满足，只要允许他们安居乐业便可。亲族团体渐失其重要性，代之而起的一方面是聚在一个酋长左右而与他结成私人关系的战士集团，另一方面是纯属地方单位的村庄。
部落组织的瓦解因入侵而速度大增。最初侵掠不列颠沿海的大概是小队战士，其结果是使战士集团在财富和威望上超过了在家耕种的农人。在第五世纪，侵掠变为近似民族移徙的行动。入侵者有时可能在沿海一带建立独立的小居留地，但是可以肯定，主要的侵入者是一大队或可能两大队的战士，如871年几乎攻占英格兰的丹麦人一般。这种队伍不但可能由战士和农人组成，而且大概还夹杂着相当数量的妇女和儿童，如常见于丹麦人队伍的情形。队伍之后，大概有更多的农夫和他们的家属随之而来，但无论如何，入侵的先锋是有优良装备和训练的战士。
侵入以后形成的各居留地形色繁多，表示大队侵入者那种混杂的，过渡的性质。在一个地方，一个亲族团体定居下来，按大体平等的方式分配土地。在另一地方，一个战士带着一群手下人住下来，在第三个地方，也许还有一些不列颠人存在，被迫沦为奴隶（留下来的人往往原来就已经是奴隶了）。侵入造成杂乱的移徙和不断的战争，主要的结果就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一再混淆，成为变化无穷的组合，既削弱了亲族的组织，又加强了军事的组织。由于同样的原因，国王的权力也大有增加，到了本期之末，国王起而提出一种当时还很模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囿于公民权限制的要求，即作土地的唯一的最高的主宰。
英吉利人入主不列颠的详细情形今已一失而不可复得，但重新描绘出大致的轮廓甚至举出几个大约的年代，却是可能的。朱特人已在上文提过了。传说他们在450年前后来到不列颠，大概是正确的。关于盎格鲁人，直到五世纪末他们占据东北沿海一带和英格兰中部各郡大部的时候，我们才有确定的知识。我们可以猜想，他们的到达地点大概在恒比尔河口，特伦特河和乌兹河是他们进入内地的途径。
在450至500年之间的某一时期，大队撒克逊人取道沃希湾而入英格兰。他们驾着吃水很浅的长船上溯大乌兹河，驶过沼泽地，在剑桥附近某地上岸。他们由此地再向西南沿伊克尼尔德大路前进，闯入中部地区的东部和太晤士河流域。吉尔达斯用似乎惊惶失措的言辞，来描写入侵后所发生的破坏惨状。许多年间，英格兰全境遭受蹂踱。一切残余的罗马文明都被毁灭，不列颠人被杀死，被奴役，或被驱逐到西部。
约在500年时，入侵一度停顿，这可能就在农人开始把土地分成小块从事耕种，让战士们独自进行战斗的时候。吉尔达斯说到一个叫做安布罗西阿斯·奥雷连的人，这在一个非常暖昧不明的时期是唯一颇近真实的名字。他纠合散漫的不列颠人，率领他们打了一连串的胜仗。其中最后一战是巴顿山之战。据吉尔达斯说，这次战役发生在他降生的那一年，大概在516年前后。就在这时或稍后，有一批不列颠人迁入阿莫里克，规模很大，那地方因此而得到今日的名称不列塔尼，并且至今还保存着克尔特人的特征。
以后到了第六世纪，英吉利人又复前进。撒克逊人在格洛斯特郡的笛倭姆获得胜利，因而到达布里斯托尔湾。613年，切斯特一战使麦西亚人得以出入于爱尔兰海。不列颠人被截成三段，被圈入德文和康沃尔（西威尔士）山区、威尔士本部和坎伯兰（斯特腊思克莱德）。在这里，他们的平定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威尔士还支撑下去，到中世纪已过多年而后止。
到了这时，英吉利人已定居下来，成为若干小王国，它们的疆界随着无穷的战争的胜败，时而推前，时而退后。罗马的道路网仍未破坏，这些战争，无疑地与最初的侵入无异，也得到这些道路网的便利。这些王国之中有几国的名称仍保存在英国现代的郡名中，另外几个王国则完全消失，连名称也不知道。到第六世纪末年，有七个王国出现［即“七国时代”。——录入者注］。在北方，有诺森伯里亚［Northumbria——录入者注］，它的疆土从福思河伸展到恒比尔河。它的两部分，即与约克郡相当的德伊勒和介在提兹河与福思河之间的伯尼希亚，似乎有时分为两国。东盎格利亚王国［East Anglia。——录入者注］占有诺福克、萨福克和一部分的剑桥郡。埃塞克斯王国［Essex。——录入者注］、肯特王国［Kent。——录入者注］和苏塞克斯王国［Sussex。——录入者注］大致与近代同名的郡区相当。威塞克斯王国［Wessex。——录入者注］在太晤士河以南和苏塞克斯以西，西界渐渐伸入萨默塞特。麦西亚王国［Mercia。——录入者注］占有中部各郡的大半，但科茨沃耳德地区是麦西亚王国与威塞克斯王国长期争夺之地。
英吉利人对被征服的土人关系如何，是史家喜欢争论的问题。一方面，有人主张说不列颠人几乎全被消灭，另一方面，有人主张说很小一群入主的英吉利人定居在土人大众里。定论至今还没有得到，但我们可以提出某些线索。第一，全部人口突然减少。市镇无一不遭毁灭，长久没人居住。伦敦也许是一个局部的例外，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它那时继续有人居住，它却是道路系统的中心，商业一旦再兴，它必然成为商业的集中地，并且它不久就以一个颇为重要的地方重新出现了。除了市镇被毁外，耕地也大为减少。罗马人所开辟的森林地带大半荒废，英吉利人早年的居住地都分布在沿河两岸，并且丛集在一两处特别富庶的地方，如肯特和太晤士河流域。由于杀戮或迁移，不列颠必定失去相当众多的农村人口，这一推测是有道理的。
第二，语言上的证据也说明入侵者是以少数定居下来的见解不能成立。在高卢，法兰克人处于少数民族地位，所以盛行被征服者的语言。在英国，除了在西部外，很少克尔特语汇和地名。若与相似的丹麦人入侵相比，可见由海外来的入侵者是能够大量定居下来，形成他们自足的公社的。可是甚至在英吉利人定居最多的东部，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认为不列颠人尽被消灭。古英国法律规定威尔士人可以与英吉利人杂居的条款，把这看成当然之事。在今日的萨福克，在两千年来经过罗马人、英吉利人、丹麦人和诺曼人的入侵以后，牧人呼唤羊群时仍用威尔士语的“到这儿来“。多英吉利人带妇女而来，但妇女当然远不如男子众多，所以他们必定自始就常有与不列颠人互通婚姻的事。
或者最合理的结论是，在东部，居民绝大多数是英吉利人，残存在这些地方的不列颠人都沦为奴隶。愈往西去，人口中不列颠人所占的比例也就愈大。威塞克斯法律甚至容许威尔士地主的存在，这些地主有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可以得到相当于英吉利地主所得的二分之一的“维尔给尔特”［参看第一章第二节。——原注］。可是残余的不列颠人大半是下层阶级的人，是乡村的人而不是城市的人。这部分人正是受罗马化影响最少的，并且他们与英吉利人在文化上相距最近。
二、村 杜
从最早的时候起，英吉利人的居住区就表现出显著的双重性，这是他们由部落组织到我们必须开始称为封建组织的过渡状况所产生的。一方面，我们有部落所特具的形式，即“海得”。另一方面又有与亲族组织无关的，纯粹地方性质的村社。自英吉利人征服至诺曼人征服的国内历史就是村社和其中的社会阶级的发展和发展方向的历史。
在英格兰的各地除肯特外，海得与以前的圭利一样，也是一个通常农户所领有的土地。大体说来，海得的意义可以说是八头牛的耕犁所能耕种的土地额。可是，海得这个单位究竟包含有若千英亩，却不易查考。在东英格兰，一百二十英亩算一个海得似乎是个常例，但在其他地区，这单位所包括的土地可少到四十英亩。可是圭利既是社会的单位，又是经济的单位，英吉利人的经济单位却是村社而不是海得。通常的村社是一座稍大的、密集的村庄，显然异于克尔特人那种往往只有一户或互为近亲的几户的小村。克尔特人的村庄常与圭利相一致，圭利总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在它自己的疆界内是完整无缺的。一份海得分为许多块，每块一英亩，散布在村社公共土地的全部范围之内。
村社的这些土地分成两三块，是按严格的轮种法经营的。如果有三块土地，一块在秋天种小麦、裸麦和冬大麦，另一块在春天种燕麦、蚕豆、豌豆或春大麦，而第三块则为休耕地。在盛行两田制的地方，一块地种庄稼，另一块地休耕。田地没有围篙，各块地只用一条不犁的、带草皮的窄窄土埂分隔开来。收获以后，整个范围的田地都变成村社所有牛羊的公共牧场。除掉他那零零碎碎散在公共土地各处的一百二十块田以外，海得的领有者在公共草场和村社荒地上还有某种习惯上的权利。荒地常是范围广大的，一个村社往往只是位于一大片林地或灌木地中间的一块开垦地。荒地的主要价值在它的木材以及喂猪用的椈实［现在的写法似乎是“榉实”——录入者注］和橡子。所以一份海得实在是尽一驾耕犁的力量所能耕种的土地，再加以在公共草场上和村社荒地上的某种明确规定的权利。
海得自始就不被看作一户的领有地而被看作一户之长的领有地。它还不是私有的财产，不能出卖，它的使用受到种种习惯的限制，可是它已含有土地私有制的萌芽。我们已见英吉利人的入侵有助于加强那与部落组织相对的军事组织，海得自始就是一种军事上的领地，带有战时出一名全副武装的人参加军队的义务。在理论上，领有海得的人仍是个自由战士。但当战争频繁的时候，海得是不够养一个战士的，于是除海得的领有者自由农民外，又有了职业战士的子孙“武士”，他受国王的赐予或自行割据而有大得多的领地，他的领地普通不下五份海得（600英亩），并且往往远多于此。在特别危急之时，自由农民仍可入伍当兵，但在平时，战争是武士及其私人随从的事。在这里，打仗的人和耕田的人开始粗略的分工，封建制度的根基就在于此。
很短时期以后，武士就取得对邻近的弱者的控制。时局不靖，国家的中央政权又在幼稚时期，农人常服劳役或以产物交地租，以换取武士及其部队的保护。在自由农民的行列中，开始发生了急速的社会分化。有些人发迹了，变成武士，较多的人败落了，一个自由人通常执有的土地越来越小。海得既以八牛犁为基础，容易分割，只要不超过八份就行。在后期撒克逊时代，一个农民普通的领地不是海得即八牛地而是两牛地（三十英亩）或一牛地（十五英亩）。除此以外，又出现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他们领有的土地小得多，由两英亩到五英亩。这些地不是也不能是公共土地的一部分，因为面积太小，不够喂养一头参加公社耕地的牛。这些田地常是由荒地割下来的，用锄镐或轻犁来耕种。领有这种土地的人，即以后见于《土地调查册》名为“边农”和“棚户”的人，常兼做村中的工匠、铁匠、车匠等，或者在武士那日益扩大的领地上工作，挣些工资以补助生活。我们若想找出近代无产阶级的祖先，就要到他们中间去寻。
到相当时期，海得这个名词全失其真正一份土地的意义，在诺曼人征服以前的几世纪中，它出现时，大半当作用在课税和行政上的名词。同样，我们还有零星证据说明氏族划分也渐渐消失了，到了900年左右以后，为真户所代替。在阿尔弗烈德王时，百户首先出现于威塞克斯，继任的君主把这制度推广到全国。
可能早在公元 600年时，武士即已开始逐渐转化为封建领主，自由农民也已开始逐渐转化成为农奴，土地私有制渐有定形，明确的社会阶级开始到处兴起。同时，由于用武力来吞并和分割不列颠，又由于在以战争为常事的时期国王因作军事领袖而有长久的重要性，所以国家发展起来，英吉利人在日耳曼故土所拥有的散漫部落组织就为国家所代替。这种以牺牲其余的人而由少数人获得特权为特色的过程，实是社会能从部落阶段向前发展的唯一道路，虽然它是残酷的，也必须认为它基本上是进步的。基督教的传入使这一趋势加速进行，并得到精确的合法形式。除战士与农人之间已有的分工外，基督教又加上第三个专业活动，即教士和有学识的人的活动。
三、基督教
威尔士人虽然固守他们在罗马占领时期所学得的基督教，可是劝化英吉利人改教的运动却不来自威尔士。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仇恨太深，不容他们有正常的来往，威尔士人的态度是，英吉利人只是上帝因为他们有罪而加在他们身上的惩罚。基督教先由罗马，稍后又由爱尔兰经过艾欧讷岛传到英格兰。第七世纪的英国历史中充满这种皈依、各对立教派的冲突和罗马式基督教的最后胜利的事实。
在教皇大格雷高里［Sanctus Gregorius Papa I，又称Gregorius Magnus——，中国大陆世俗译称为“格里高利一世”或“大格里高利”，大陆天主教界译称“圣额我略一世”或“大额我略”，香港天主教界译称“圣国瑞一世”， 罗马人，590-604年间在位——录入者注］的治下，发生了显著的宗教复兴，跟着来了旺盛的传教热忱，奥古斯丁由他派遣来到英国，于597年在肯特登岸。他见肯特王埃则尔伯特与一位基督徒女子结了婚，并且很乐意接受洗礼。肯特王皈依以后，埃塞克斯王和东盎格利亚王也跟着皈依。625年，诺森伯里亚王爱德文娶了一位肯特公主，第一任约克主教波莱访斯同她一齐北行。根据记载，皈依更加迅速，在爱德文受洗礼以后，据说波莱讷斯一连费了二十六天的工夫，替皈依者们在格伦河里行洗礼。随后在斯韦耳河和特伦特河举行了同样的仪式。
新宗教获得一场有名无实的胜利。这宗教没有真正感动了大众，到了633年爱德文在希思菲耳德为麦西亚王彭达所击败而被杀以后，诺森伯里亚的复归原教甚至比皈依新教更为迅速。宗教仍然是而且长期是国王按政策或信仰来决定而人民追随其后的事情。
次年，一位新王奥兹沃尔德即位于诺森伯里亚。他是艾欧讷的爱尔兰人僧侣们抚养大的。与他同来的有爱丹，后者创立了北英格兰基督教的真正发源地林第斯法恩修道院，并且又着手向诺森伯里亚人传教。克尔特式的基督教以其单纯的虔诚和缺乏中央集权制，更能深深感动北方那些粗放的农人武士。到了下一世纪，诺森伯里亚有一位诗人写到基督说：
“这位少年英雄
就是全能的上帝，
既强健而又勇猛，”
就是全能的上帝，
既强健而又勇猛，”
所以初期诺森伯里亚的基督教是一种独特的混合物，一方面含有过去崇拜英雄的异教成份，另一方面含有爱尔兰基督教徒那较为温和但仍崇拜英雄的信仰。结果，这种宗教大异于那来自罗马而继续在南英格兰缓缓进展的宗教，即令人畏惧和注重组织的宗教。642年奥兹沃尔德为彭达所击败而被杀的时候，诺森伯里亚仍信奉基督教，以后不过二十年，麦西亚也皈依了。同时，威塞克斯也慢慢接受新教，只有苏塞克斯为罗姆尼沼泽区和安德拉兹维耳德大森林所阻隔，仍奉异教。
664年，罗马基督教徒和克尔特基督教徒相会于惠特比，来解决他们的争端。浮现在表面上的是些琐碎间题，如复活节的日期问题和教士剃发的定式问题等，但所牵涉的问题却远多于此。克尔特基督教既发展在未被征服的爱尔兰，所以它适应部落的形态。它的组织是取修道院的形式，一座修道院不过是一群同住在一簇茅屋内的隐修士。它没有土地，土地仍是全部落的公产。它从没有过任何地方的或教区的组织，它的主教只是游方的传教士，对于教友他只有极模糊的权力。
罗马基督教继承了一切残余的罗马纪律和中央集权，继承了罗马法及其确定的所有权和对于奴隶制度的承认，继承了一种仔细分级的教士官阶制度。再者，这种基督教已寄托在一种细密的地域组织，即主教区和乡教区。距英国最近并且对英国影响最大的罗马基督教国是法国，而正是在法国，封建主义有最大的发展。所以罗马在惠特比宗教会议上的胜利就是封建主义及其所包含的一切的胜利。
罗马基督教的一切优点和缺点，都由威尔弗雷德集其大成，他先在惠特比显露头角，然后作约克的大主教。他是个好活动而长于外交的人，维护自己教会的威望，并且因为他是教会的代表，所以也维护他自己的威望，在此后几世纪那些负有盛名的大教士政治家中，他是最早的一个。他不断地进行阴谋，修建礼拜堂，训诫国王，积聚了大宗财宝，临死时令人把它们摆在面前。比起那一连几星期靠一把生葱头活命的、或整天站在深可齐颈的海水中作祷告的林第斯法恩苦修者卡恩伯特，则大不相同，可是未来却属于威尔弗雷德的宗教而不属于卡恩伯特的宗教。
因为新宗教的教士是唯一有文化的阶级，所以他们成为一个永久的官僚集团，不难使比较迟钝的国王和武士听从他们的意见。在财产问题上尤其如此。他们习惯于成文的证书和处分产业的遗嘱，不久就着手破坏那业已削弱的公社权利。这种过程，我们可以在与民有土地并行发展的册封地制度中去探求。顾名思义，民有土地是依惯有权利即公民权利而掌握的土地。这种土地虽然不是公有的财产，但个人也不能要求它的绝对所有权，而只有在村社体制之内的领有权。册封地是用册籍或土地执照赐给一个贵人的土地。它在两方面加强贵人的地位：在经济方面，他能因此把民有土地（就是说，一切其他土地）对国王所应负担的种种徭役据为己有；在法律方面，他对于土地获得了非常牢固的权利，只有在国王法庭或“贤人会议”上才可以对这种权利提出异议。另一方面，亲族的权利仍然不小。阿尔弗烈德的法律说，册封土地如为“最初取得地产之人”和“给予土地之人”所禁止，则不能传给继承人亲族以外的人。最初的土地执照是为教会团体而作，但它们的利益一旦为人所见，显贵们便日益追求并且取得这种土地执照。
一切方法，从祈祷免除地狱的恐怖起到公然假造文书止［此处文句不甚通顺——录入者注］，都被教会用来取得土地。教会所受的赠地每增加到一个阶段，大地主日增的势力、他们在国家机器上所发挥的支配力也就更加巩固一次。主教和他的从人或一个修道院团体，代表一大群必须受人供养以保其受自天命的地位的人，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当然不免转向农民，把农民们按庄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这事上，世俗地主也不落后，所以赠地于教会与奴化农民同时并进。
另一方面，教会创造了一个有文化的阶级，鼓励贸易和对欧洲较密切的接触，并且就国内而言，它这种包括全国的机关具有统一和集中的趋势，在这几点上，教会是个强大的进步力量。从信奉基督教到诺曼人（北欧人）的入侵，这两世纪是缓慢而坚实的物质进步的时期。石头始又用于建筑，如果说这种石头大部取自罗马时代的荒废城市和别墅甚至大路，这主要由于英格兰较进步的部分缺乏适用的建筑石料。例如，威尔弗雷德在黑克森所建的礼拜堂就是从罗马长城取石料来建造的。世俗的住宅，甚至武士和国王的住宅仍系木制。这些住宅即使粗糙，却也常是宽敞而匀称的，虽说比起诺曼人入主以后上层阶级的城堡和庄园来，这些住宅未免相形见绌，然而，撒克逊农民的住宅大概还远胜于木材渐少之时封建农奴所住的编笆为顶的土房。金属器的制造术和抄本书的装饰术都达到了高度水准，并且一种不凡的学术程度也见于一些最好的修道院，尤其见于诺森伯里亚的修道院。当时欧洲学术界的泰斗，英国头一位史家，也是属于最大的英国史家之列的比德，就生活和工作于耶罗修道院。
这时代的政治史是一连串斗争的历史，居主导地位的首先是肯特，其次是诺森伯里亚和麦西亚，最后是威塞克斯。这些斗争胜负无常，大部要看国王个人的本领如何而定。肯特的埃则尔伯特，诺森伯里亚的爱德文和奥斯威，麦西亚的彭达和奥发以及威塞克斯的爱格伯特都大有助于他们本国的暂时胜利。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即使只是模糊地看出来——发生作用的一般原因。
肯特所以早握霸权，是因为侵入此地的法兰克人开头在文化上占优势，并且不断与欧陆相接触。肯特的衰微是因为它面积狭小：又因为它不能控制伦敦和太晤士河下游。诺森伯里亚的盛时就是克尔特教会输入的高等文化广布于全国之时，或许也与它的人民在北方寒冷的草原上不失其勇武性格有关。它的衰微是由于扩张的野心太大，既想北入苏格兰，又想南入麦西亚。它也苦于不能完全融合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德伊勒和伯尼希亚，苦于这两部分常起内争。
麦西亚勃兴的原因比较不清楚，但其中最重要的可追终是肥沃的中部平原发展出众多而繁荣的人口，他们又由战胜威尔士而获得战争经验。它的缺点是没有优良的天然疆界，因而易受四面的攻击，有遭到长期战争的危险。对比之下，威塞克斯有优良的疆界，并且在西南上有一块腹地，它的大小足供扩张之用而不足为患。威塞克斯有广大的肥沃土地。到了第八世纪末年查理大帝的法兰克帝国正在英吉利海峡对面达到全盛之时，威塞克斯开始和它发生有价值的接触。
公元800年以后不久，威塞克斯在爱格伯特治下，渐渐赶过它的敌国，但结局仍在未定之时，诺曼人的入侵使时局有了新的转变。在这些次入侵中，首当其冲的是麦西亚和诺森伯里亚，两国不久就遭蹂蹦，使威塞克斯摆脱了旧的敌手，但又面对一个更可怕的新敌人。
四、诺曼人（北欧人）
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述，793年6月18日，“异教徒可耻地用掳掠屠杀，毁坏了上帝的林第斯法恩礼拜堂”。这个短短的记载开始了几乎绵延三百年的灾难和战争的实录，在这期间，半个英国受到破坏，斯堪的纳维亚的风俗和人民在英国留下无法消除的痕迹。我们常不加区别地称侵入者为丹麦人或诺曼人，这两种主要牵涉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极相近似，他们的行动又互相关联，所以我们有时不能确定所叙述的究竟是哪种人。他们的大军确常是复合性质，但大致说来，侵入英格兰的是丹麦人，侵入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是挪威人。这两种人，虽在有些方面不如英吉利人开化，却已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技巧，因而成为最厉害的敌人。在他们公元600年前后的葬地中发现了大铁斧，而他们发展的关键就是这种大铁斧。用这种大斧，他们就能开发丹麦的林地，又能迅速向北伸张到挪威沿海那条山海之间的狭窄低地。这些地区是贫瘠的，至少是逼窄的，到了700年时，它们拥有的人口几乎已达到它们所仅能供养的数目。但大铁斧不但使诺曼人能砍伐林木，也使他们能打造北方所未曾有过的适于航海的大船。不久以后，他们就乘这种船作大规模的航行，次一步就是在无人居住的设得兰群岛和法罗群岛设殖民地。最初的移民是和平的农人，但在第八世纪告终的时候，这些岛屿始用为海上行劫的基地。
就在一次海盗行劫的时候，林第斯法恩遭到劫掠，但就整个英格兰而言，这是一件孤立的事。我们一把握住诺曼人做事所遵的简单原则，他们的行动便不难了解。虽则准备打仗，他们所期望的却不是战斗而是打劫，他们的劫掠总指向那能遇最少抵抗而得最多掳获品的地点。在公元800年，这地点是爱尔兰。爱尔兰未为罗马人和英吉利人所侵入，它的文明灿烂华美，不亚于皮萨罗时代秘鲁国印加人的文明，它的无力防御也几乎与之相等。我们必须记住古时爱尔兰是西欧主要的产金国家。虽则常有内部的部落战争，爱尔兰那些讲究礼节的、墨守成规的武士不是凶猛而狡猾的诺曼人的对手。
第九世纪头几年，诺曼人专从事于掳掠爱尔兰。此地既被抢得精光，不能再给外寇满意的酬劳，长船便向南驶去，查理大帝的帝国本来是庞大而笨重的，现在又陷于不可收拾的混乱，它的破碎山河就成为诺曼长船所向的目标。他们劫掠巴黎，蹂蹦法兰西的大块地方。他们又从事更有野心的航行，在这些航程中，罗马城本身于846年遭到包围。
在此以前，英格兰即已渐为丹麦舰队所注意。838年，一大群丹麦人为爱格伯特所击退，但尽管遭到挫败，每年仍有新的部众到来。842年，伦敦被焚。850-851年的冬季，侵掠者竟不照例回国，而在桑尼特过冬。自此以后，劫掠更加大胆，到了866年，一支大军登陆，真的企图攻占和定居。由军事观点看来，他们差不多在各方面都占优势。在斯堪的纳维亚，瑞典的矿床自史前时代以来，就已为人所采掘，铁向来是丰富的。诺曼人有前几世代掳掠来的东西，因而能备办当时所有最精良的武器和甲胄。他们带着大斧和长剑，戴着铁盔和盾牌，并且在海盗和职业兵中间，锁子甲并非罕见之物。
他们也发展了新的战术。他们知道如何迅速行动，在海上驾驶多桨的每只载到一百人的长船，在陆上每一靠岸便围捕当地所有的马匹，使自己成为最早的能骑马步兵。在战斗中，他们懂得把船员的团结性和野蛮部众的灵活性打成一片。他们也懂得建造有木栅的坚固堡垒，如果打了败仗，便退到堡垒里面，以抗追击。
比较起来，英国人武器欠佳，民军大众只有长矛和皮甲。甚至为数较小的武士们也渐堕落为地主，在长期战事中不一定永远可靠，而行动迟缓的民军则只能一战，一战以后便不能再用。在阿尔弗烈德建立舰队以前，奇袭的机会总属于侵入者方面。阿尔弗烈德的军事天才、他那取法于敌而胜敌一筹的能力，是击败丹麦人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主要原因是斯堪的纳维亚民族的社会组织不发达，因而他们不能作大规模的持久努力。他们的大军一遇到意外顽强的抵抗就有四分五裂之势，每一小头目带领手下人到别处去寻较易到手的掠夺对象。
可是866年春季在东盎格利亚登陆的大军似乎很不可侮。次年，他们骑马北上，在约克城下大战，击破诺森伯里亚的兵，以后三年的时光用来劫掠和荡平麦西亚和东盎格利亚，未遇抵抗。在后来久以“战争年”著名的871年之初，丹麦人步四百年前撒克逊人的后尘，顺伊克尼尔德大路而下，在里丁筑了一座营垒，这在战略上是攻威塞克斯最良的基地。他们在阿希道恩被击破，退守营垒，得免灭亡，以后八战都不分胜负。在这些战斗期间，阿尔弗烈德继他的哥哥为王，到了本年之末，丹麦人与他相约停战。以后四年间，丹麦人的入侵经历了一个新阶段，在这阶段丹麦人在诺森伯里亚和东盎格利亚建立了几个独立的王国，瓜分了这两处的土地。
876年，丹麦人的增援由海外到来，他们对威塞克斯重取攻势，经两年的拚命战斗以后，阿尔弗烈德在契普访姆遭袭击，不得不避入萨默塞特的沼泽。他突然出现，在伊吞顿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逼迫丹麦人媾和。自此以后，英格兰分为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若由利河上溯到它的源头，沿沃特林大道到切斯特划一条线，则丹麦区在这条线以北和以东，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在这条线以南和以西。十五年以后，丹麦人又企图略取土地，结果更是轻而易举地被人击败。此后，诺曼人又复转向北法兰西那些防御不固的地方，在下一世纪的开头几年，罗洛就割据这块地方建立了诺曼底公国。
关于这些次入侵在文化上和物质上的破坏，我们无论加以怎样高的估计，也不为过。“英国人的学术衰落得这样厉害，”阿尔弗烈德哀叹着说，“以至在恒比尔河这边很少能懂得教仪和把一封信由拉丁文译成英文的人，并且我想在恒比尔河以北也没有许多人能做这事。不，我不记得我即位的时候，太晤士河以南有过这样的人。”在另一方面的相似景象，见于阿尔弗烈德的法律，这法律所定各种罪的赎金（维尔给尔特）平均只等于二百年前埃则尔伯特法律所规定的半数，这明白显示出一个国家已丧失其动产。阿尔弗烈德成为英国史上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就在于他为挽救英格兰衰落而做的有成效的努力，他的军事天才还是次要的原因。
他的第一任务就是保卫国土不受侵犯。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下令建造优于丹麦船的船只：“足有差不多两个丹麦船的长度，不但较快较稳，而且较高。”更有永久重要性的是他那设防市邑的制度，这些市邑由有训练的常备兵戍守，能抵抗小规模的攻势，或作民军集合的中心。这些市邑是英国最早的城市，在使英国人脱离纯粹乡村生活上起了重大的作用。阿尔弗烈德的防御措施使人民大众能安居乐业，于是一切原始农业民族那种非凡的复原力有了充分发生作用的机会。
阿尔弗烈德鼓励学者从欧陆甚至从威尔士来英国，他在中年的时候，自学阅读和写作拉丁文和英文，这是查理大帝始终没有做到的事。他热心追求当代所有最高的知识，若在学术较为发达的时代，大概会得到一种真正科学的观点。他常在病中，从没有长时间的安宁，他的事业范围却非常广大，他死后国内长期的太平可以证明这种事业的彻底性。说到他的后遍司，爱德华、阿塞尔斯坦、爱德蒙和爱德加尔都是有能力的武人和政治家。公元900年至975年可记的事是收复丹麦区，但这地方虽承认英王的最高权力，却仍保持其斯堪的纳维亚的特性。这两个民族在语言和制度上的相似足以使他们相处得相当良好，到第十世纪，他们中间的差别多已绝迹。
我们迄今总强调丹麦人入侵的纯粹破坏方面，但实际说来，这只是一面之辞。就某些方面而言，丹麦人的文化高于英国人。上文已提到他们用铁较多，他们是把大斧介绍到英国的人。我们已看到，古英国的居留地只限于遮盖最肥美的农业土地的密林以外的窄狭地带。到了《土地调查册》显示出英国农村生活的全貌时，我们看到村镇已星罗棋布于全国。现有村庄的起源大多数都可以追溯到那时期。一个合理的推测是，丹麦大斧的输入给砍伐森林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使人能充分开发英国最肥饶的农业区。再者，与留守家园的撒克逊人相比，丹麦人是经商而城居的民族。他们进入英格兰的时候，已漫游远方。英国人对于罗马人及其一切事业，仍抱着迷信畏惧的态度，而这些航行过地中海、见过拜占廷大城市的人们，却已没有英国人那样的迷信畏惧了。丹麦人不但是海盗，也是商人，在他们中间，商业算是正当的职业。“如果一个商人兴旺－起来，以至能用自己的财力三次渡海，以后便很配做个武士，”—一条古法律这样说［这是一条撒克逊法津，但诺曼人比撒克逊人还要重视商业。——作者注］。我们因此知道，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阶级与英国人的阶级都基于财富和社会地位，而不基于血统或世袭的权利。丹麦人的入侵处处造成城市的建设和贸易的增加，到了诺曼征服英国的时候，城市和贸易都已有可观的规模。
五、撒克逊英国的结束
阿尔弗烈德死后约一百年，英国人的文化和制度渐有明显的衰退。这时部落组织实际已经完全崩溃，相伴而来的是封建主义的发展。但是那时的英国社会发展靠其自身的动力似乎就不能超出某一限度。或许那时的停顿是暂时现象，随后还可能有个熏新发展时期，但是事实上两次外族入侵断绝了这种时机，所以现在在这一点上作揣测是无益的。那两次入侵是斯佛英和卡纽特部下的丹麦人和后来的诺曼人。
在第十世纪期间，在英格兰形成统一王国的过程中，创立了分郡组织。郡常以阿尔弗烈德的或丹麦人的市邑为中心。从前的小王国可以由一个中心来治理，现在却没有一个足以统摄全国的机构，并且，虽然郡守治理一郡，在理论上向国王负责，但中央所实行的真正监督实际上是薄弱的。郡守之上有方伯，管辖往往略与一个古国相当的几郡。郡守仍是一个官吏，以后成为国家组织的主要环节，但方伯则与欧陆国家的伯爵或公爵一样，不久就成为半独立的地方权贵。在短短的卡纽特帝国时期，当英格兰只是一个大整体的一部分的时候，方伯的权势大增。在方伯权势增加的同时，采用了丹麦称号“伯爵”。
在司法方面，也沿着封建主义方向大步发展，把国王的权力委托于个别有权势的人们。只要当地没有很强大的地主反抗法庭的判决，旧制的郡法庭、百户法庭和村镇法庭还可以发生相当的效力。一旦有了强大的半封建领主，旧式法庭的权威就削弱了，于是授予这些领主自开法庭之权，以补旧法庭的不足，并且一部分代替它们。为了由罚款得到收入，人们热烈营求这种权利。新法庭新旧法并用，既沿用旧日的水火神判法，也用较新可是仍属森严的公证昭雪法，即被告带着一批准备发誓证明他无罪的邻人到庭，所带人数要看他被控的罪过而定。私人法庭永远是封建制度一个最明确的标志，到了诺曼征服的时候，已在英格兰根深蒂固。
另一件事是，庄园所特有的奴隶化的农民，这时除了在丹麦区外，也成了常例。丹麦人的入侵确有一个奇怪的双重结果。在丹麦区本身，农夫的农奴化遇到阻碍，同时在英国的撒克逊区，农奴化却加速进行。有一本名为《爱尔佛里克的会话》，写于公元1000年之前，是给温契斯特修道院学校学生做课本用的，在这本书上令人注意的是，典型的农夫被认为是不自由的。
“你说说，农夫，你怎样做工？”教师间。
“啊，先生，我工作很辛苦。我天亮就出去，把牛赶到田里，把它们套在犁上；不管冬天怎样冷，我害怕主人，不敢留在家里，我每天先把犁铧和犁刀扎在犁上，然后要犁一英亩或更多的地。”
“你一天还做些什么？”
“还有很多事。我须把牛食桶装满，给牛饮水，把牛粪运出去。”
“啊，这真是苦工。”
“是的，这是苦的，因为我不自由。”
“啊，先生，我工作很辛苦。我天亮就出去，把牛赶到田里，把它们套在犁上；不管冬天怎样冷，我害怕主人，不敢留在家里，我每天先把犁铧和犁刀扎在犁上，然后要犁一英亩或更多的地。”
“你一天还做些什么？”
“还有很多事。我须把牛食桶装满，给牛饮水，把牛粪运出去。”
“啊，这真是苦工。”
“是的，这是苦的，因为我不自由。”
自由人和农奴这两个名词使现代人心里迷惑，因为在封建时代，这两个名词有特殊意义的用法。只有与土地领有权相联系，这两个名词才能了解。一个没有土地的人无所谓自由与不自由，因为他不算数［当然，他可以是个奴隶，但如果那样，他就是一种财产而不是人——作者注］。自由人是以服兵役或其他算做正当的劳役为条件而领有土地，或纳货币地租的人。农奴是以在领主土地上服农业劳役为条件而领有土地的人。他被束缚于土地上，而自由人则能离开他的土地到别处去，或甚至有时如俗语所说，带着他的土地，委身于另一领主。在一个无地就是最大不幸的时代，束缚于土地上一事并不如今日看起来那样可怕。农奴有他们自己的权利，甚至在不能依法执行的场合，也有习惯把这种权利确定起来。诺曼征服的结果之一是在较高的社会等级上划分农奴和自由人的界线（在撒克逊的英格兰这条界线很模糊），而把这条线下面的人一概降到完全奴隶的水平。
到了第十世纪晚期，斯佛英设法把丹麦和挪威统一在他的治下，于是率兵重侵英国。在前次诺曼人入侵和这次重侵英格兰中间这段时间，他们主要是侵掠北法兰西，但一旦在诺曼底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公国，攻势的中心就转移到他处。英国的殷富和衰落必为丹麦人所熟知，因此它又复成为最有利的目标。这些新攻势都是按照一个奇怪的商业性计划组织的，始而侵掠，继而提出以付款为退兵条件的要求。这种行动每两年重演一次。
这种款项名为“丹麦金”，自991年至1014年之间，英国共付丹麦金七次，总计十五万八千镑，若以今日的货币计算，至少等于一千万镑，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当1018年卡纽特登王位，发饷遣散他的军队时，又勒索了最后一次丹麦金八万二千五百镑。由这笔丹麦金，发展出最早的定期课税。在卡纽特和诺曼诸王之下，课税按期征收，成为一种财产税的基础，这财产税是一切国王的预算的重要部分，直到斯图亚特时代为止。课税产生的社会效果也同样深远，因为它是加在农夫身上的绝重负担，迫使农夫日益迅速地陷于奴隶地位。课税也相应地增加地方权贵的势力，权贵们奉命负责收税，并且利用这个职权作为新的手段来加强他们的权势，作土地和耕地者的领主。从此以后，封建制度的准则，即“没有无领主的人”和“没有无领主的土地”，可以完全适用于英国了。
这些次的侵入另有一个特色，即伦敦市民在组织抵抗上居于领导地位。当昏君埃则尔莱德的中央政府惨遭覆灭的时候，伦敦仍屹然不动。伦敦之大已非英国其他城市所能比拟，现在开始在历史上成为一个几乎独立的政治势力。它的重性这样大，以至如我们所知，在1016年，麦西亚的民军“若没有伦敦市民的支援”，便不肯去攻丹麦人。一年又一年，丹麦人由它的城下被击退，只是到了别处抵抗实际告终以后，伦敦才投降。它的殷富可以由一件事来判断，即1018年征收大笔丹麦金的时候，伦敦一处须付银一万零五百镑，占全国所付的总数八分之一强。
1018年，斯佛英的儿子卡纽特即英国王位，兼为挪威和丹麦的国王。从当时的情形看来，似乎英国的未来要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而不与法兰西联系在一起。但是北方民族的社会结构仍大部是部落的，因而不足为一个长久帝国的基础。暂时达到的统一，太多依赖个人，他一去世，统一就完了。以后北方民族的势力与法兰西人的封建制度配合起来，才能向一个长久的国家政权迈进。
卡纽特在位时另一个发展是组成一小队受过高度训练的、有晌给的职业兵，即侍卫队。封建制度内常有一种趋势反复出现，即封建和半封建的武人阶级（骑士或武士）演变为地主，并且渐不愿服兵役。所以卡纽特在位时组织侍卫队，极似百年战争时用职业佣兵来代替封建骑士。卡纽特时还有一事可记，即戈德温家族由微贱出身，发迹到实际控制——除丹麦区外——整个英国的地位。
卡纽特死后，他的儿子们不能保持他的领域的完整，于是戈德温家族能恢复英国旧王统，未遇抵抗。新王信士爱德华是个敬神的呆子，曾在诺曼底的流亡生活中度过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回国时，带来一群诺曼僧侣和贵族，把最好最富庶的主教区和土地都给了他们。他在位时的历史是诺曼人在朝势力和戈德温家族权力不断斗争的历史。诺曼人所以不难做到入主英国，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他们已经渗入英国。
戈德温家族终于得胜，树立了对于国王的完全支配权，与不久以前法国加贝家族对查理大帝后裔所行的支配权相似。现在全英国分为六大伯国，其中三个为戈德温家族所据有。到了1066年1月，爱德华死去，贤人会议（这团体的性质有点象条顿民族的议事会，更象封建制度的谘议会）宣告戈德温的长子哈罗德为国王。诺曼底公爵威廉也要求王位，并且开始集合一支军队来实行他的要求。
诺曼之征服英国可看作诺曼人末次的集合作战，也可视为第一次的十字军。虽然威廉是个封建诸侯，他的军队却不是封建的军队，而是以土地和掳掠相许而从四面八方纠集来的队伍。为了自保，他苦心经营了一申联盟，其中有一个与教皇的联盟，它成为后来许多要求和争执的根据。他的军队不大——大约在一万二千人上下——可是却受过英国所没有的战术的训练。英人从丹麦人学得用马迅速地从一地到一地，但作战时仍是徒步结成密集阵，以惯用的盾牌为掩护。他们主要的武器是大斧。诺曼人用重甲骑兵与弩手的巧妙结合来作战，因而能从远处打破敌人的行列，而后冲入敌阵做一决战。盾牌的掩护一经击破，骑兵就能发挥追击的效力，使敌人无法重整旗鼓。这是威廉得胜的军事原因，而其政治原因则在于他能坚强控制他的臣下。相反，在哈罗德方面，则有麦西亚和诺森伯里亚两伯爵对他采取悍然抗命的态度。
1066年的整个夏季，哈罗德在苏塞克斯等候诺曼人的登陆。到了9月初，民军不能再忍耐下去，他们坚决要求回家。几天以后，哈罗德听说与他同名的挪威王已在北方登陆，攻陷约克。他率领侍卫队，急速驰马北上，在9月25日击溃侵略军于斯坦福德桥。到了10月1日，他得知威廉已在佩文西登陆。一星期以内，他回到伦敦，停留几天等候民军集合，然后向南行去，在巴特尔地方下临威廉营垒的自奎岭上据地布阵。就战术而言，哈罗德迅速而果敢的行动是很巧妙的，他的侍卫队确是个很好的战斗组织。就战略而言，他若能在伦敦多候几时，才是善策。他既不久候，就只有一部分民军来得及集合起来；侍卫队是唯一可靠的能抗诺曼骑兵的部队，可是他们经过苦战取得了一次胜利，又经过在当时历史上几乎独一无二的两次行军，已疲惫不堪。
然而诺曼人的新战术使他们几乎操必胜之权，并且一战就足以决定英国将来几世纪的前途。叙述英国各代国王的战事时素有一种几乎成为必要的公式，《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就用公式化的辞句和似乎用来强调这事的决定意义的非常简短的叙述，记载这一战：
“消息传到哈罗德王那里，他于是聚集大军，以他为中心在‘老苹果树’集合，他的人马还未到齐，威廉就出其不意地来攻他。尽管这样，哈罗德王仍率领愿意相随的人们很英勇地抵抗威廉，于是发生了一场双方都遭受损失的大屠杀。被杀的有哈罗德王和他的弟弟们，辽夫温和格尔斯两位伯爵，还有许多贵人；法国人占据了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