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第九章 民族共产主义 一在本质上，各国共产主义都是一样的；但在各个国家，表现的程度与方式却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可以说有各种共产主义制度，也可以说那只是一个制度的不同形式。 这种存在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同，最主要的是各国历史背景不同的结果，斯大林曾想用武力来消灭这不同，但徒劳无功。例如，就甚至最肤浅的观察也可以告诉我们，现今苏联的官僚制度与沙皇制度不是没有连带关系的，如恩格斯所说，沙皇制度下的官吏们是个“特殊阶级”。这种情形，在南斯拉夫的政府中，也可以说大体相同。共产党既在不同的国家内得势，他们便面临不同的文化与技术水平，及不同的社会关系，并面临各国不同的知识分子。这种不同更有不同的特殊发展。因为共产党的得势，其一般原因大抵相同，又因他们要对共同的内外敌人从事斗争，所以各国的共产党人，立即不得不联合奋斗，并且采取同一的意识形态作为根据。像共产主义的其他一切一样，一度曾是革命家的事业的国际共产主义，后来竟转变为共产党官僚的共同地盘，而各自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互相斗争。过去的国际无产阶级，因此成了空话与空洞的教条，在这些官僚的背后，只有防卫得很好的赤裸裸的国家与国际的利益、个人的野心，以及各国共产党寡头们的计划。 权力与财产的性质，相同的世界观以及一致的意识形态，不免使各共产党国家看来彼此相同。但若把各共产党国家在程度与方式上的不同一笔抹煞，或者认为不足重视，那却错了。共产主义实现的程度、形式，或其目的正是每个共产党国家的一个特定条件，其意义完全与共产主义本质相等。所以不论任何类型的共产主义，不管它和其他形式如何彼此相同，都不免是民族共产主义。他为了保全自己必须适应国情。 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中，政府与财产的形式，像其思想一样，很少不同，或者根本没有不同。因为它具有相同的性质——极权——所以不会有多大的不同。但是他们希望获胜并继续存在，那末各国共产党人就得使其权力在程度和方式上，适应各个国家的条件。 因此，各共产党国家不同的程度，大抵与各国共产党在取得权力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独立程度相等。具体说来，只有苏联，中国及南斯拉夫三国的共产党人是独立地完成革命的，也就是说以自己的方式与速度取得政权，而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三个国家都是独立的共产党国家，甚至当南斯拉夫处于苏联最强烈的影响之下时——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即在所谓“兄弟的爱”与“永恒的友谊”的笼罩下，仍保其独立。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讲中，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透露，斯大林与中国政府之间好容易才避免冲突。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并非孤立事件，不过是最为严重而首先发生而已。对于其他共产党国家，苏联则用“武装的教士”——军队——强迫推行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中，其发展方式和程度上的不同尚未达到南斯拉夫与中国的阶段。但是这些国家的统治官僚，一旦集合力量变成独立的集团，并且一旦他们知道服从与抄袭苏联的结果将削弱自己，他们便想努力“效法”南斯拉夫，即谋独立发展。我们知道东欧各共产党国家之所以成为苏联附庸，并不是因为由此可以得利，而是因为力量太弱小、无法阻止。所以只要他们一旦势力强大，或者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们就会提出迫切要求，谋求独立，借以保护“他们自己的人民”免受苏联的支配。 共产主义革命既在一国取得胜利，一个新阶级就起而当权。他们尽管是将其“利益”附属于他国的同一阶级，却不甘以其辛苦获得的“特权”仅因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而让与他人。 那些以自己力量取得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必然要走上单独的特殊发展的道路。与其他共产党国家，尤其与最重要而最富有帝国主义性的苏联之间的分裂，便接着发生。在革命得胜国家中的统治官僚集团，早已在武装斗争中有了独立地位，并且早已尝到了权力在握与财产“国有化”的甜味。就哲学意义来说，他们已了解到、察觉到自身的本质，“自己的国家”与自己的权力，而以此为根据要求平等了。 但这并不是说这牵涉到一场一场冲突只发生在两个官僚组织之间。冲突还涉及臣属国家中的革命分子，因为他们通常并不愿意遭受支配，他们认为，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如教条中所述的那样十全十美。同时，一国的群众，他们生来渴望独立，也不能对此种冲突坐视而无动于衷。总之，这对国家是有利的：从此可以不纳贡于外国政府；本国政府不再希望也不准抄袭外国方法，因此政府所受的压力也就变小了。这类冲突也引入外国的势力，引起其他情况和运动。但是冲突的性质与其基本势力，是一直不变的。在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之间，不论是纷争以前，纷争期间或纷争以后，他们都不改变原来的态度。真的，他们借以保障垄断权力的不同程度与方式的共产主义，使他们彼此都否认对方阵地中存在社会主义。到他们把纷争解决以后，又再互相承认对方的国家内存在社会主义，并感到倘若要保存那些在本质上一致、并对彼此都极重要的东西，那末，彼此的差别是应该互相尊重的。 东欧共产党附庸国家的政府能够、并且事实上必须声明它们摆脱苏联而独立。无人可以断言，这种独立的要求将发展到何种程度，也无法断言将产生什么样的不和，其结果有赖于许多不可预知的国内外形势。但各国共产党的官僚集团势必要求有更完全的权力，那是不容怀疑的。这可由斯大林时代东欧国家反铁托过程来证明，这还可以由波兰与匈牙利最近尖锐地出现和流行的坦然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证明。这是苏联中央政府所最感困难的，因为甚至它自己在苏维埃各共和国内所设立的政府中，如乌克兰，高加索，都有民族主义存在，而那些在东欧各国所设立的政府中则更为强烈。苏联之所以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在经济上将东欧国家加以同化，是民族主义在所有这些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种民族独立的要求不消说必然具有很大的动力。只有以外面的压力，或者以共产党人方面对“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畏惧可加以阻止或压服，但决不能根本消除。反之，它们的力量将继续增长。 今后各共产党国家间的关系将采取何种形式，我们不能预言。尽管不同的共产党国家间的合作能在短时期内彼此合并或组成联邦，而彼此间的冲突仍可能造成战争。苏联与南斯拉夫间的公开武装冲突之所以不致发生，并不是由于彼此都是“社会主义”，而是由于斯大林没有兴趣去冒一场不可预卜规模大小的冲突的险。共产党国家间将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仍须视寻常影响政治事件的所有那些因素而定。以“民族的”或“统一的”形式出现的各国共产党官僚的利益，和以国家为基础的有增无已的独立趋向，目前将对共产党国家间的关系发生重大作用。 二民族共产主义的观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时才有意义。因为当时的苏联帝国主义，不但表现于对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对共产党国家也是如此。到苏联与南斯拉夫发生冲突，这一观念才显得突出。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的提出“集体领导”以否定斯大林的方法，也许可以缓和苏联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不过却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苏联的行动，不仅与共产主义有关，同时还与大俄罗斯——苏维埃——国家的帝国主义有关。这一帝国主义可以改变其形式与手段，但它却不能消失，这比其他共产党国家要求独立的愿望还难消失。 其他共产党国家有同样的趋向。他们也企图根据他们的力量与条件，用各种方法变成帝国主义。 在苏联外交政策的发展上就有两个帝国主义阶段。初期的政策，几乎完全是通过在其他国家的革命宣传，而扩张其势力。那时在最高级领袖的政策上，即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如对于高加索的政策。但我以为，把这一革命阶段绝对地看作是帝国主义阶段，并没有充分理由，因为当时是防卫重于侵略。 倘若我们不把革命阶段的政策看作帝国主义阶段，那末大体说来，苏联帝国主义的开始，当在斯大林胜利时期，即起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工业化与新阶级的权力确立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这一变化已明白显出，当时斯大林政府已能有所行动，而放弃了和平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阶段的政策。并且，这还可以在外交政策的转变中看出来，如以不讲是非和冷酷的莫洛托夫代替活泼风趣而相当有原则的李维诺夫，便是明证。 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基本原因，完全隐藏于新阶级的剥削与专制的性质中。为了这一阶级本身可以显出它有帝国主义性质，它有必要达到一定的力量，而在适当的时机有所表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联已具有此种力量，而战争又使帝国主义的兼并有充分发挥的机会。例如波罗的海各小国，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大国的安全并无必要，在现代战争中尤其如此。这些小国也无力从事侵略，且曾为苏联的盟国，但是对于大俄罗斯共产党官僚贪得无厌的食欲来说，它们却是一口肥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一直是苏联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到大战时，它却与统治苏联的官僚利益发生了冲突。因此，共产国际的组织就失去了必要。共产国际的真正解散虽是在大战的第二阶段与西方国家结成同盟的时候，但根据季米特洛夫的说法，这个念头早在波罗的海各国被征服后、与希特勒合作的时期就有了。 由东欧与法国和意大利各国的共产党组成的共产党情报局，本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建立的，其目的在于保障苏联在附庸国的控制力，并加强其在西欧的势力。过去的共产国际，虽由莫斯科绝对控制，但至少在形式上还代表所有的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情报局比过去的共产国际更坏。共产党情报局是在苏联的真正而明显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与南斯拉夫的冲突显出情报局是用来使那些因国内民族共产主义的成长而开始衰弱的共产党国家及共产党听命于苏联政府的。斯大林死后，共产党情报局终于解散了。甚至苏联想避免重大而危险的争论，接受了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纵然不说这就是民族共产主义。 这种组织的变化大有其深远的经济与政治的原因。因为东欧的共产党势力薄弱，而苏联的经济力量又不够强大，所以苏联政府要想降服东欧各国，就不得不用行政的方法；纵令没有斯大林的横暴与专制，也是必须如此。苏联帝国主义必须以政治、警察及军事的方法，来弥补其经济上与其他方面的弱点。军事形式的帝国主义只是比旧式沙皇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更先进的一个阶段，这与苏联的内部机构也是相称的，苏联的内部机构就是以集大权于一人的警察与行政机构起主要作用。斯大林主义就是 个人的共产党独裁与军事帝国主义的混合物。 苏联帝国主义的形式发展为下列几种：设立股份公司，以政治压力使物价低于世界市场，从而吸收东欧各国的出口货，形成人为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对附庸国家与附庸党派的一切政治行动加以控制；把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祖国”传统的爱转变为对苏维埃国家、斯大林、及苏维埃措施的膜拜。 但是结果怎样呢？ 苏联统治阶级内部因此完成了一个变化。就另一意义说，东 欧各国也有同样的变化；新的民族官僚集团既渴望能日益巩固 其权力与财产关系，但同时由于苏联政府强霸的压力，他们已陷入困难。他们初时虽为了取得权力而否认民族特性，但是现在要想使其权力更有发展，这一行动却反成了阻碍。此外，在苏联政府方面，已不可能继续施行过度和危险的斯大林主义的武力镇压与孤立的外交政策，同时在这普遍的殖民地运动的时期，也不可能使欧洲各国处于耻辱的奴役之下。 南斯拉夫的领袖们曾被苏联领袖们诬栽为希特勒党徒及美国间谍，那只是因为他们要保卫其依据自己的道路以建立并巩固共产主义制度的权利；但是，经过了长期的摇摆不定的争论，苏联领袖们不得不表示让步。于是铁托变成了当代共产主义中最重要的人物。民族共产主义的原则现在正式受到了承认。但是，正因为如此，南斯拉夫也不再是共产主义革新的唯一创始者，南斯拉夫的革命现在消沉了，从此开始和平而常规的统治。但它与昨天的敌人并没有更亲密，并且两者间的争论也未终止。这只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如今，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已进入了以经济与政治为主的阶段。这可由当前的事实看出来。 现在，民族共产主义已是共产主义的普遍现象。所有共产主义运动——除了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共产主义的反对目标一一在不同程度上都受民族共产主义的支配。在以前，即斯大林得势的时候，苏联的共产主义也是民族共产主义。当时俄国共产主义，除了把国际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外，已放弃国际主义。现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却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中的新现实，纵或它的承认并不十分明确。 因为内部的变化，苏联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改变其对外面世界的态度。过去对东欧各国，着重在政治上的控制，现在逐渐进而谋求经济上结合成一体。这一政策是通过重要经济部门的共同计划去完成的，当地的共产党政府因为自感内在外在力量都还薄弱，所以多对此自动表示赞同。 但是，因为其中含有基本的矛盾，这样的情形到底不能维持长久。一方面，共产主义的民族形式日趋强大；而在另一方面，苏联帝国主义却并未削弱。现在苏联政府与东欧各国、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政府，正以协议与合作的方法来设法解决那些影响他们本质的相互间问题，即谋求保存权力与财产所有权的既定形式。但即使在财产所有权方面可能采取合作，在权力方面却不可能如此。虽然进一步与苏联一体化的条件已具备，但使东欧共产党各国政府走向独立的那些条件却发展更快。苏联既未放弃它在这些国家里的权威，而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并未放弃其要想达到类似南斯拉夫的独立的要求。至于能独立到什么程度，那就要看国际与国内力量的情形了。 过去苏联对于共产主义的民族形式曾切齿反对，现在的表示承认自含有巨大意义，同时对于苏联帝国主义也藏有重大的危机。 这项行动包含某种程度的讨论自由；这也就是意识形态的独立。当前共产主义中若干异端的命运，不仅是倚靠莫斯科的宽容，还得要靠他们自己国家的潜力。在“志愿的”与“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要求保持自己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影响，而与莫斯科分离的趋向到底不是可以遏阻的。 现在莫斯科本身就已不是往日的莫斯科了。他失去了对新思想的垄断权，也没有规定唯一可行的“路线”的道义上的权利。自从否定了斯大林后，它就不再是共产主义世界意识形态的中心了。如今，莫斯科的伟大共产主义帝国，及其伟大思想的时代已告终结，现在是平庸的共产党官僚统治的开始。 “集体领导”想不到在共产主义内外有许多的困难及失败。那末怎么办呢？斯大林帝国主义是太危险了，更糟的是竟无效能。在斯大林统治下，不仅人民，甚至共产党人也表不满，而且这是在国际局势十分紧张的时候发生的。 共产主义思想的世界中心现已不再存在了，并且处于全部解体的过程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受到不可救药的损害，竟毫无挽救的可能。但是，就像从斯大林独裁转变到“集体领导”并未改变苏联制度本身的性质一样，民族共产主义虽然增加了离开莫斯科而获得自由的可能，却也不能改变其本质，这种本质便是思想的完全控制与垄断，以及由共产党官僚之专享所有权。诚然，压迫已有缓和，对于财产的垄断也采取较慢的步骤，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但是民族共产主义仍不想，也不能改变成共产主义以外的制度，并且还有一种势力自动地拉它去接近其发源地的苏联。民族共产主义的命运是不可能同那些跟它联系在一起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分开的。 共产主义之作适应各个国家特定情况的修正，对于苏联帝国主义，尤其是斯大林时代的帝国主义，是一大危害，但对整个共产主义或其本质来说，却并不然。相反地，在共产主义得势的地方，这种变化能够影响其方向，甚至加强其势力，使它能为外面所接受。总之，民族共产主义是与非教条主义一致的，那就是说，是与共产主义发展中之反斯大林主义阶段一致的。事实上，民族共产主义是这个阶段的基本形式。 三民族共产主义并不能改变各国之间当前国际关系及工人运动的性质。但它在这些关系中的作用可能有很大的意义。例如，作为民族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的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对于苏联帝国主义的削弱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主义的失势，都有过非常重大的作用。要求改变的动机，如正发生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尤其可在各国本身找到。首先是在南斯拉夫以南斯拉夫的方式出现；也是最先在这里完成改变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以及民族共产主义的形式与斯大林相冲突，实际上这是在共产主义的发展中斯大林死后的新阶段的发端。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对于共产主义本身的改变有很大的影响，但对于国际关系或非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却不曾有根本影响。 有人以为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将能向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或能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桥梁，那是没有根据的。对于这一问题，在南斯拉夫的领袖中间意见就不一致。当苏联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的时期，他们很希望能与社会民主党人亲善。但是到了1956年与莫斯科握手言和的时期，铁托宣布共产党情报局和社会党国际都不必要，虽然社会党国际在共产党情报局猛烈攻击南斯拉夫时曾为南斯拉夫作无私地辩护。南斯拉夫的领袖们一味实行所谓积极共处政策（这项政策大体与他们当时的利益相符合），于是他们便宣称这两个组织，即共产党情报局与社会党国际都“偏于极端”，只因为那是两个集团的产物。 南斯拉夫的领袖们不仅将其愿望与现实混为一事，并且也把一时的利益与深远的历史性的及社会主义的分歧混在一起。 无论如何，共产党情报局是斯大林为建立东欧军事集团而产生的。而社会党国际活动多在西欧国家组织中，其与西方集团或大西洋公约有连带关系，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纵无西方集团，社会党国际也是存在的。社会党国际主要是发达的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在这些国家里有政治民主和类似的各种关系。 军事的联盟与集团只是暂时的现象，但西方的社会主义与东方的共产主义却是比较长久而基本的趋向。 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截然不同，这不仅是在原则上不同的结果（这方面无关紧要），而且是两个适相反对的经济及知识力量的结果。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开会的时候，马尔托夫与列宁间的冲突所涉及的有关于党员资格的问题，有关于中央集权的多少与党的纪律问题；杜次溪(Deutscher)正确地称它为历史上最大分裂的开始，其意义的重大实非当时创议人所能预料。自此以后，不仅形成了两种运动，还形成了两个社会制度。 除非两种运动的性质或造成两者之间不同的条件能够有所改变，则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分裂是无法缝合的。半世纪来，两者之间虽也有一时的和个别的妥协，但大体说来，他们的不同只有增加，他们的性质只有更趋独特。今日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已不止是两个运动，且是两个世界了。 脱离莫斯科的民族共产主义，虽然可使这个裂痕较为和缓而不趋于恶化，但要缝合却不可能。例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只是表面而非真实，只有客气而无诚意，所以两方面都不能获得切实重要的结果。 为了完全不同的理由，甚至西方与亚洲的社会民主党间也不能联合一致。他们在本质上，原则上，都无多大的不同；所不同者是在实践方面。 为了国家的立场，亚洲的社会党仍然得与西欧的社会党分立。即使西欧社会党人也反对殖民主义（虽然他们并未居于领导地位），只因他们属于发达的国家，他们总是对不发达国家维持剥削者的立场。亚洲社会民主党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可说是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社会主义运动队伍中的不同。它们彼此之间的具体形式必须严格划分，但就今日所能推断的说，它们在本质上的接近是明显而必然的。 四与南斯拉夫类似的民族共产主义，其在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中，是能有重大国际意义的。并且，其意义的重大也许竟超过真正执政的共产党。最主要的例如法国与意大利的共产党，就有这种情形，因为两国的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占有极大多数；再加上在亚洲的几个共产党，于是它们就成了非共产主义世界中仅有的几个意义重大的共产党。 但直到现在，民族共产主义在这些共产党中尚未显出重大的意义与影响。然而，这是不可避免的，最后，它们必将使这些共产党发生深远而根本的变化。 这些共产党必须与社会民主党人竞争，因为后者能越过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与活动，去打动不满的群众跟他们走。这不是非共产主义世界中共产党终于脱离莫斯科的唯一原因。莫斯科及其他执政的共产党常有出于意外的倒行逆施，也许是次要的原因。这些倒行逆施的事使这些和其他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感到“良心上的危机”，因为他们常常被迫唾弃以往所赞美的一切而突然改变其路线。无论是反对派的宣传或行政上的压力，都不能从根本上阻止非共产主义世界中各国共产党的转变。 这些党派所以与莫斯科分离的基本原因，可能在它们所活动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性质中找到。如果很显然——看来是可能的——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能通过议会方式而改善其他位，并改变其社会制度本身，该阶级便将不顾它的革命传统与其他传统，而放弃共产主义。只有少数共产党教条主义者会把这工人离心之事淡然置之；而各该国认真的政治领袖们就将竭力设法避免，甚至不惜削弱其对莫斯科的关系。 在这些国家中，因议会选举，曾使共产党获得了许多选票，但这却不能代表共产党的真实力量。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满与失望的表示。尽管现在还有许多群众坚决追随共产党领袖，但有一天他们看清楚，领袖们是在为了官僚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及与莫斯科的联系，而牺牲其国家的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实际前途时，他们就会轻易离弃这些共产党领袖。 自然，这些都只是假定。但是，即在今天，这些共产党已感到处境困难了。倘若他们真想成为议会主义的信徒，那末他们的领袖就得放弃其反议会的性质，或者改变而为民族共产主义；这样一来，由于它们既未当权，他们的党就不免发生分裂。 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领袖，他们正被迫以民族共产主义的观念与形式来作试验。他们不得不如此做是由于下列的因素：以民主方式来改造社会与改善工人的地位的可能正日见增加；莫斯科打倒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大转变终于破坏了意识形态中心；受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西方正在深广而经久的社会与军事基础上趋向统一；由于西方集团武力的增强，使得苏军提供“兄弟援助”的机会愈来愈少；非有另一次世界大战，新的共产党革命是无可能了。同时，害怕终于会变成议会主义，害怕与莫斯科破裂，使这些领袖做不出任何真正有意义的事。并且东西两方间日趋深刻的社会差异发生着无情的作用。因此聪明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感到惶惑了，坚强的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在动摇了。党的内外生活都正开始给他们提供另一条道路。 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中强调，如今议会政治可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其用意即在便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因势制宜，鼓动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形成“人民阵线”。从他的言论看，由于导致共产主义加强的那些变化和世界的和平局势，他以为这类办法是切合实际的。所以他默认，在发达的国家中，共产主义的革命显然已无可能，并且，共产主义要在现形势下再事扩张，势必要冒引起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因此，苏联今日的政策已降为维持现状，共产主义也退化到以新方式逐渐巩固其新地位。 但在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中，实际上已开始有危机。倘若他们改变成为民族共产主义，那就冒着放弃其本质的危险；倘若不作改变，那末就有失去其党徒拥护的危险。于是在这些共产党中，代表共产主义精神的领袖们，为了要脱出这个矛盾的困境，便只好用狡猾巧诈手段和蛮不讲理的方法。他们也许不可能阻止党的转向与分裂，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与显然导致新关系的国内外的真正发展趋势冲突。 共产党国家以外的民族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弃绝共产主义本身，或使共产党解体。在今日非共产党国家中，这样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不过，显然只能采取与共产主义本身分裂的路线。因此，在这些共产党中的民族共产主义早晚将得到胜利，但必须艰难而迟缓地，经历不断的变动。 即令民族共产主义有意于激励共产主义与增强其性质，但在没有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中，它实际上是侵蚀共产主义的异端外道。民族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矛盾的。它的性质与苏维埃共产主义相同，但它想脱离出来，而变成自己国家的东西。实际上，民族共产主义是衰落的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