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第一章 起源 一虽然在西欧近代工业发展以前，现代共产主义还处于潜伏未动状态，但推溯其根源，却由来已久。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观念为“物质的第一性”和“变化的实在性”，这两个观念借自现代共产主义萌芽前不久的思想家们。但随着共产主义的日渐得势，这两种基本观念却反而愈来愈不占重要地位。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得势，现在要想按照它自己的观念来改造世界，而且渐渐不想改变它自己了。 辩证法与唯物论，即世界的演变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是古典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基础。然而这些基本观念，却并非创自共产主义理论家，如马克思、恩格斯等。他们不过利用这些观念编织成为一个整体，于是无意中就成了新世界观的基础。 “物质的第一性”这一观念乃借自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早期的思想家，包括古希腊的德模克利特在内，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一观念。至于由矛盾对立面的斗争而引起的“变化的实在性”这一观念，即所谓辩证观，则系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而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曾以不同的方式表示过这种观念。 马克思思想与在它以前的同类理论家之间的不同，我不想，在此详加论述。我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黑格尔提出“变化的实在性”时，他仍然保留一个不变的最高规律，即“绝对观念”。分析到最后，如黑格尔所示，在人类意志之外，仍有些不变的规律在主宰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本身。 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尽管重视“变化的实在性”，但仍然认为客观或物质世界的规律是不变的，而且与人类无关。马克思断定他能发见主宰生活和社会的基本规律，正如达尔文发见主宰生物的规律一样。无论如何，马克思确信阐明一些社会规律，尤其是关于这些规律如何在工业资本主义初期发生作用的问题。 这一事实纵然确实无误，我们也不能只凭这一点就认为现代共产主义者所扬言的马克思发见了所有的社会规律之说是正确的。并且，更不能像以法国的拉马克和英国的达尔文的发现为根据来繁殖家畜那样，认为根据他们的意图来改造社会的办法是正确的。人类社会到底与动物或无生物不能相提并论。人类社会是由不断作有意识活动的个人与团体合成的，它是一直在生长与变化着的。 在当代共产主义的自吹自擂中是含有专制主义种子的。当代的共产主义者虽未把共产主义视为唯一而绝对的科学，但至少被认为是基于辩证唯物论的最高科学。这种自负的根源，我们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虽然马克思自己并未料到。 诚然，当代的共产主义并不否定客观或不变的规律的存在。但一经得势，它对于人类社会及个人的行动，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它所用以建立权力的方法，与其理论所指示者不同。 共产主义者从只有他们知道主宰社会的规律的大前提开始，推得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力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错误。 黑格尔曾说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是他的 “绝对”观念的化身。同样，共产党人则以为他们代表了客观的社会要求。但共产党人与黑格尔却另有不同之处，这也正是共产党人与君主专制的不同。专制君主自视之高并不及共产党人，其自观之绝对也不如共产党人。 二黑格尔大概曾为从他的发见所可能得出的结论而感到不安。举例说，如果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那末他自己的思想以及他所要求保存的社会又将怎样呢？因为他是一个由皇室任命的教授，自然不敢公开主张应该根据他的哲学来改造社会了。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情形不同。在年青的时候，他曾积极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他从黑格尔的思想所引出的结论走向极端。整个欧洲为了到达新的、更高的阶段，不是在作流血的阶级斗争吗？根据马克思的解释，这不但表示黑格尔理论的正确，并且因为科学已迅速发现客观的规律，包括可实施于社会的规律在内，所以哲学的体系就失去其意义，无所用之了。 当时在科学上，哲学家康德的实证主义，曾作为研究方法而取得优势，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如斯密、李嘉图等，也正大行其道，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划时代的规律日有发见，近代工业正依据科学技术开辟其出路。这时候，资本主义年青时期的伤痕，一方面显示其本身的苦难，另一方面也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开始。显然，这是科学统治的开始，甚至支配到社会，同时，这也是要求消灭资本主义所有权观念的开始，因为，它已被视为人类幸福与自由的最后阻碍。 得出一个伟大结论的时机已经成熟。马克思的勇气和知识都足以表这出这个结论，但是他却没有可以凭依的社会力量。 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就科学家而言，他确有重要的发现，尤其是对于社会学。就思想家而言，他使现代史上最初发生于欧洲、现在传布于亚洲的最巨大和最重要的政治运动有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但是，正由于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他并没有想到建造一个包含一切的哲学或意识形态的体系，有一次，他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伟大的科学天才，使他比前辈的社会学家如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傅立叶要优越得多。而且因他并不主张有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或自己的哲学体系，所以使他显得比他的后继者优越。这些后继人物大多都是理论家，科学家的成分极少，如普列汉诺夫、拉布留拉(Labriola)、列宁、考茨基和斯大林。他们主要的愿望便是想根据马克思的观念建立一种体系，尤其是那些缺乏哲学素养而更没有哲学的天才的人更作如此想法。后来，这些马克思的后继者便有以马克思的学说作为固定而包含一切的世界观的趋势，并自以为对马克思的全部工作的继续应负厥责，而且认为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完整的了。科学逐渐让位于宣传，结果则宣传逐渐以科学的姿态出现。 在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认为不需要有什么哲学。他的最亲密的朋友恩格斯曾说，由于科学的发展，哲学已经死亡。马克思的论文并不都是具有独创性。所谓科学的哲学已成了当时的一般风尚，在康德实证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出现以后，尤其如此。 所以对于马克思之不需要有什么哲学并且不认为有建立一种哲学的可能，我们是不难理解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倒是，为什么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却要把他的思想造成无所不包的体系，成为一种独特的新哲学。他们虽然不承认有任何哲学的需要，但在实际上他们造出自己的教条，以此为“最科学的”或“唯一科学的”体系。在举世热心于科学，并因科学而使日常生活和工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他们不得不是唯物论者，并自以为是“唯一”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的“唯一”代表，在他们代表了一个社会阶层之后更是如此，但事实上这一社会阶层是与当代一切被接受的思想相冲突的。 马克思的思想是受到当时的科学气氛、他个人对科学的倾向，以及他要使工人运动多少具有一个科学基础的革命愿望的影响的。马克思的门徒所受到的是另一种环境和另一种动机的影响，于是马克思的意见便变成了教条。 倘若欧洲工人运动的政治需要不要求有完整的新的意识形态，那末，尽管马克思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科学和学术地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就将被遗忘，就将被当作不是特别深刻而有创造性的学说而被舍弃。 马克思哲学的力量，不在于他的科学要素，而在于它与群众运动的联系，尤其是它的着重于社会变化的客观性。马克思学说一再地说，现存世界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只是因为它不得不变化，因为它本身含有与它自己相矛盾和使它本身毁灭的种子，而且工人阶级需要这种变化，也有力量影响其发生。由于这个哲学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扩大了，于是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就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这个哲学是万能的，至少在方法上如此。在并无同样情形存在的国家中，如英国和美国，其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虽然颇有势力，但这一哲学的影响与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 作为一种科学来说，马克思的哲学并不重要，因为它主要是根据黑格尔的哲学和唯物思想。但作为新的、被压迫的阶段的思想，尤其是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而论，它有划时代的作用，最初在欧洲，以后在俄国和亚洲，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制度的基础。 三马克思认为，通过两个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可以取资本主义社会而代之。他之所以认为有此可能，显然是因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贫富的悬殊日甚，形成社会上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这个社会又常常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分析到最后，可见马克思学说的产生是由于工业革命，或工业无产阶级要求改善其生活的斗争。伴同工业革命而来的群众的极端贫苦与凄惨对于马克思的影响极大，这不是偶然的。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许多重要而动人的记述。作为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特征的连续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当时的贫困现象与人口的迅速增加，显然使马克思相信只有革命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不过他并不认为所有各国必将发生革命，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传统的那些国家。他在一次谈话中曾列举荷兰、英国和美国作为例证。但就整个马克思的思想来说，却使人觉得他的基本信念乃是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相信革命，宣传革命，他是一个革命家。 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本是有条件的，并不是适用于全世界的，但到了列宁手中，却被说成为绝对而普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可能是他最独断的著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原则，而且与马克思所认为的关于在有些国家可以避免革命的意见显然不同。列宁说，英国已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可以避免革命的国家，因为在第一次大战时，英国已成为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此英国的工人阶级除了革命以外，已无可选择。列宁的错误，不但是在于他不知道“英国的军国主义”只是一种暂时的、战时的发展现象，并且他更没有预见到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他也不了解英国工会运动的性质。列宁过分重视他自己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的科学思想，而对于比较高度工业化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潜能及其客观的社会作用却极少注意。列宁虽然表面上否认，但实际上他却自以为他的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是可以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 根据马克思的假定及其关于这一问题的结论，革命当首先发生于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认为，在革命成功后，即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水平比既有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更高。这是容易理解的。马克思虽排除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但是他却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儿。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但将为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所代替，并且还要为人类自由的更高形式所取代，社会民主党人发展了这一论点，他们有理由自认为是马克思的继承者。在这方面，他们与那些把马克思的思想当作自己思想的源泉，即认为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党人有同样的权利。但是这两派马克思的信徒，即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在援引马克思理论作为他们的思想基础时，却只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他们引用马克思的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实际行动，而这种行动却起源于已经改变了的不同的社会。并且，他们虽然都是依据马克思的理论，但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与共产党的运动却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但在政治与经济的进步难以展开以及工人阶级社会力量微弱的国家中，就逐渐有从马克思学说中推出一种体系和教条的需要。而且，在经济力量与社会关系还没有够得上推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如在俄国以及后来在中国，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采用和加以教条化就更为迅速而完全。那里的工人运动，其重点尤在革命。在这些国家中，马克思主义日趋强盛，到了革命的党派获得胜利以后，便成为压倒一切的理论。 在像德国这一类国家，那里政治经济的进步程度使革命成为不必要，则马克思学说的民主与改良部分就此革命部分更占优势。工人运动也在反教条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趋向的影响下着重于改良。 在前面一种情况下，工人运动与马克思的关系加强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在后面一种情况下，工人运动与马克思的关系则减弱了。 社会的变化与理论的发展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激烈的派别对立。大体说来，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变化是与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观点的变化相一致的，因为他们各用其党派的见解来相对地解释实际情况，也就是说，他们的见解常常是不完全而有偏见的。 例如俄国的列宁和德国的伯恩斯坦就是两个极端，而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各种不同的变化，以及工人运动的各种不同的“实在性”，都通过这两个极端反映了出来。 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不复存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告死亡，或正在死亡之中；在东方，则由于共产主义统治的建立，马克思的辩证观与唯物论只剩了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渣滓，并且不过是用以巩固权力，维护暴虐并侵害人类的良知。尽管在东方各国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被舍弃，但它被当作严格的教条使用并且日益有力在东方，它已不止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新的政府，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社会制度了。 尽管马克思使其弟子们有这种发展的动力，但他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发展，并且也并不希望有这样的发展。历史已经背弃这位大师，也背弃了其他那些企图解释历史规律的人们。 然而自马克思以来，社会发展的性质是怎样的呢？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工业革命已经开始的国家，如英国、德国和美国，公司组织及垄断企业已经开始成立。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一发展臻于极盛。霍布孙(Hobson)、希法亭(Hilfer-ding)等曾对这一发展作过科学的分析。列宁根据他们的著作作了政治的分析，写成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事实证明，其所述大多却不正确。 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日趋贫困的理论，本是根据上面这些国家的社会现象所作的推论，但日后并未实现。不过正如塞东—华生(Hugh Seton-Watson)在他所著《从列宁到马林科夫》（弗雷德里克·阿·普雷格 Frederick A. Praeger 出版公司，纽约1953年版。）一书中所说，这种贫困现象，在东欧农业国家却大体无误。因此，马克思在西方的地位至多不过是一个历史学家和学者，而在东欧却等于一个新时代的先知。他的学说具有动人的力量，仿佛一种新的宗教。 根据现今法国作家莫洛亚(Andre Maurois)所著《英国史》的南斯拉夫版所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提供的西欧的情形是这样的： “当1844年恩格斯访问曼彻斯特的时候，他看到有三十五万工人聚居在潮湿污秽而摇摇欲坠的房屋中。他们呼吸着一种类似水与煤相混合的空气。在矿场中，他看到半裸的妇女，她们的生活有如最下等的拖车子的牲畜。儿童们整天在黑暗的隧道中过活，他们被雇担任开关原始式的通风设备，以及其他困难的工作。在花边工场中，剥削甚至及于四岁的儿童，其工作实际上等于并无报酬。”
恩格斯还活到能看见与此完全不同的英国的情形，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俄国、巴尔干以及亚洲和非洲还见到比这更为可怕、更为贫困无望的现象。技术的改进使西方国家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发生了广大而具体的变化。它促使垄断组织的形成，而且使世界被划分成了先进国家和垄断组织的势力范围。这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的由来。 因为这些先进国家的生产迅速增加，并且取得了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所以工人阶级的物质地位大为不同。要求进行改革、改善物质生活的斗争，以及要求政府采用议会形式，成为此革命理论更实际有用的东西。所以在这些地方，革命就被视为无意义而不切实际了。 在尚未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在俄国，其情形完全不同。他们感到陷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倘若不起而实行工业化，那就无法再继续在历史舞台上积极活动，而成为先进国家与垄断组织的俘虏，结果趋于灭亡。但是本国的资本，与代表此资本的阶级及政党，又力量薄弱，不足以解决迅速工业化的问题。因此，在这些国家中，革命就成了必要，成了国家的重大需要。而只有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或代表这个阶级的革命政党，可以担当这个任务。 其原因是，这里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即每一人类社会及其所属的每一个人都想要增加生产，使之完善，但在他们努力的时候，却不免与其他团体及个人发生冲突，于是为了生存就彼此发生斗争。在生产日趋增加与扩张的时候，常遇到自然的和社会的阻碍，如个人的、政治的、法律的以及国际的习惯与关系等。由于必须克服这些阻碍，所以，社会——当时代表社会生产力量的某群人——必须消除、改变或毁灭存在于其内外的各种阻碍。阶级、政党、政治制度及政治观点都反映着运动和停滞这种连续不断的状态。 没有一个团体或国家故意让生产落后到使它足以威胁到生存。因为落后的意义便是灭亡。人决没有自甘灭亡的，他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以克服那些阻碍其经济生产与生存的困难。 环境、物质条件及知识的水平可以决定使生产发展和扩大的方法、力量和手段，从而也是左右其社会后果的决定性因素。无论如何，发展和扩大生产的需要，不管他们标榜何种思想旗号或社会力量，并不只凭个人，因为人们需要生存，社会和国家为了达到他们所求取的目的，就有必要寻求当时认为最适合的领袖与思想。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就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从工业发达的西方移植到工业落后的东方，如俄国与中国。这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正在东方和西方发展的时候。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运动首先是统一和集中于第二国际，最后乃分裂为改良的社会民主党与革命的共产党，后来发生了俄国的革命，组织了第三国际。 在那些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所以发生共产主义革命，是有特殊的民族理由的。原来，早在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于十九世纪末叶以前，革命运动在半封建的饿国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而且，又有国际的、经济的、政治的迫切而特殊的具体原因要求革命，基本原因——对工业化的迫切需要——在发生革命的所有各国，如俄国、中国和南斯拉夫等都是普遍存在的。 在马克思以后，欧洲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但是唯物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思想上，具有相当程度的排它性，这可以说在历史上是必然的。反对它们的有旧社会一切势力的联合，如教会、学校、私有财产、政府，更重要的还有欧洲各国在面对欧洲大陆上不断发生的战争威胁下早就发展出来的巨大的权力机构。 无论是谁，要想把世界作根本的改变，首先就必须对世界从根本上“正确无误”地加以解说。任何新的运动在思想上必然是排它的，尤其是在只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如果运动一旦成功，那末这种成功的事实更使这种思想和信念增强。虽然“冒险的”议会手段与罢工的成功，使改良主义的趋向在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的势力增强了，但俄国的工人非经流血的清算，就不能使其地位有丝毫改善，所以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进行武力革命，以免于绝望与饿死。 但东欧的其他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它们并没有根据这一规则行事，至少是波、捷、匈三国。它们并未经过革命，共产主义制度乃是苏联军队强加于它们的。它们甚至也并未迫切要求进行工业改革，至少是并未要求用共产党的方法，因为有些国家已经达到改革了。总之，在这些国家中，革命乃由外国刺刀与武力机关从外面及上面加在它们身上的。除了工业最为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外，在其余几国中，共产主义运动的势力是微弱的。直到苏联在大战时期进行直接干涉及1948年2月发生的政变以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运动及类似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和议会社会主义运动。因为共产党在这些国家中势力微弱，所以共产主义的实质与形式乃不得不与苏联相同。苏联把它的制度加在它们身上，当地的共产党也欣然接受。它们的共产主义势力愈弱，它们就愈加要模仿（甚至包括形式）苏联“老大哥”的极权主义的俄式共产主义。 至于像共产主义运动势力较大的法国和意大利，因在工业方面要努力赶上其他工业发达的国家，于是就遭遇到社会上的困难问题。但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过民主和工业革命，他们的共产主义运动就与俄国、南斯拉夫及中国大不相同。所以，在法国和意大利没有革命的机会。因为他们生活在政治民主的环境中，即使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不能完全除去对议会政治的幻想。于是对于革命的前途，他们只好多仰赖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援助，而不能靠自己的革命势力。他们的党徒以为他们的领导人是为了克服贫困而奋斗，就天真地相信党所斗争的目标是更广大更真实的民主。 现代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随现代工业的创始而发生的。在工业发展已达到其基本目标的国家中，共产主义便告死亡或被消灭了。共产主义只在工业不发展的国家得以发展滋长。 共产主义在落后国家的历史任务已经决定了革命的道路与性质，并且必促其实现。 |